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十四宋欧阳守道撰记

译韶州相江书院记 自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人。这是亲眼见过圣人的人的话。此前尚且没有这样的人，后来谁又能同他并列呢？然而鲁国是孔子的父母之国，许多弟子曾在他的门下学习。他去世后，鲁君只作了一篇诔文便停止了。门人守丧三年后回到阙里，孔门的教化从此寂寥了。鲁国附近的齐国，是孔子过去周游聘问的地方；最先得到孟子传承的人来到这里做官，也曾称说仲尼来回答齐王。然而孟子自身没有长期留居，道也没有得到推行，本来不能指望齐君推究其学说的源流，并在孔子教化经过的地方表彰先圣。孔子的道能够取信于万世，可是在相距还不遥远的时候，齐、鲁却把它看得微不足道。他的学说能够以空言幸存，依靠的只是门人与孟子罢了。这样说来，孔子怎么能算自有人类以来最伟大的人呢？这也只是要看时间长久之后的结果。后来普遍祭祀孔子，把他比作社稷，在郡县普遍建立学校，他成为巍巍然万世唯一的人。当时亲眼见过圣人的人的话，到这时才更加可信。又过了一千五百年，我宋濂溪先生周元公出现了，他所著的书只有《太极图》和《通书》四十章。《通书》也只是推阐说明《太极图》的意义。二程年轻时拜他为师。到了朱文公继起，才推求二程的言论，发现它们与《太极图》《通书》相合，于是相信二程确实得到了师承传授。于是《太极图》《通书》的传承更加光大，读书人尊崇它们，几乎与《易》《论语》等经典相等。天子特意在朝廷表彰它们，从此周元公的家乡以及他曾经出仕的地方，都奉祀他、建立书院。这是孔子在齐鲁从未得到过的待遇，多么盛大啊！我私下曾对此感到疑惑。熙宁年间，周元公在南方，二程在北方；周元公于癸丑年去世，二程难道竟然没有听说过他吗？此后十四五年间，二程的道理在下得到门人信服，在上得到君主和宰相信服，但从朝廷到四方，竟然没有人知道周元公的师道。后来洛学再次遭受厄难，而讥毁却没有波及周元公，这还算幸运，大概正因为他在熙宁、元祐年间尚未显扬。如今学者得到《太极图》和《通书》来学习，大概是在中兴以后才渐渐兴起，而在近三四十年达到最盛。孔子在一千多年后才得到普遍祭祀和各地立学，周元公的祠堂、书院则在近一百多年间才出现。以这百余年观察，那么熙宁、元祐时的人所不能完全了解的事情，也必定要等到今天才充分显明。隐晦长久之后重新显现，近远又各有时机，难道都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岭南韶州是文献之邦，刑狱使者的官署设在那里，也是周元公曾经任职的地方。从前长沙愚斋杨公持使节在相江、麓峰山脚下建造书院，中间是祠堂，两旁居住着学生。后来人们多次增建扩展，又建立先圣殿，并从朝廷得到赐额。过了十九年，杨公哥哥的儿子谦仲父接替他持使节来到这里，又把书院扩大，规模比以前增加了一倍；至于规制的端正，韶州士人认为它具备太学的体制。谦仲父以前亲手创建道州濂溪书院，先帝亲自书写六个大字加以表彰，如今又在韶州建造这所书院，以完成愚斋公的志愿，几乎像是一家人的事业：父亲打下基础，儿子建成堂宇。道州像鲁国，韶州像齐国，两所书院都出自同一个人的努力，可见他们对斯文是多么拳拳用心。我从前和谦仲父同朝，韶州士人也有与我通信的，来信请求说：“周元公从前出使本部，主持漕运两年，只在这里停留八个月便离开；在未离开时，巡视所属州县，没有一个月空闲，留在本州的日子很少；所著的《太极图》《通书》又还没有问世，所以当时亲自接受他的教诲，还不如今天听闻他的学说。二位杨先生惠及后学实在深厚，希望您记述书院大成的情形，并借此教诲我们。”我不敢推辞，于是答复说：“《太极图》《通书》固然是周元公义理学说的极致，然而二程以他为师时，我私下认为，他们当时所讲所闻的只是大意，著作是否已经成书还未可知。后来又相隔遥远，彼此无法听闻，不像孔门弟子终身侍奉孔子那样。因此伊川说，明道十五六岁时听到周茂叔谈论道理，慨然产生求道的志向；但还不知道求道的要领，在诸家学说之间出入，对老氏、佛教广泛涉猎了将近十年，后来回头从六经中求取，才真正知道并深切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周元公固然曾启发、指示了端绪，却还要慢慢等待二程自己获得领悟。亲自从周元公那里受学，尚且说不知道要领；等到有所获得时，是靠求取六经的努力，然后才与周元公的学说完全吻合，没有丝毫差别。大概六经中存在圣人的本心，也是周元公学说的源头。二程顺着周元公学说的源头去学习，于是便和周元公得到同样的领悟。如今周元公的《太极图》《通书》遍布天下，文章极其简约，家家传习，人人诵读；但仍有像二程这样的人，自己说还不知道其中的要领，难道还要向学习十年、接受过传授的人那样再从六经中求取吗？一定要这样，然后才能自己获得领悟；自己获得领悟之后，才会相信周元公确实是自己的老师。否则没有比《太极图》《通书》更重要的东西了。既然它们已经流传诵读，所忧虑的只是领悟能否由自己获得。以周元公为老师，却仍退而从六经中求取的，是二程。若有人只从周元公的图书中看见他，说：‘我已经知道了，六经可以不必再求了。’ 唉，这正是二程所不敢做的事。我正在为自己有这种忧惧，哪里还能仿效一斑来增益相江书院的士人呢？只能恭敬地为书院记下年月罢了。愚斋公名大异，最初在淳祐丁未年创建书院；谦仲父名允恭，在景定甲子年重新修建书院。第二年，咸淳改元；秋八月，庐陵欧阳某记。

译白鹭洲书院山长新居记 皇帝在位第三十九年，下诏规定吏部授予书院山长一职的人，一律比照州学教授。严陵黄君嘉担任白鹭洲书院山长，听到诏令后欣喜雀跃地说：“皇上对斯文的嘉惠实在深厚啊！从前山长还没有成为正式官员时，各地多由教授兼任。自前年开始列入吏部职位，提出建议的大臣没有见到教化的根本，却请求把授予文学的权力作为入仕资格，于是书院的地位更加轻了。如今任命下达，原来轻微的职位突然变得重要，我怎敢不尽心履行职责，以仰承皇上乐于培养人才的德意？然而这所书院可以容纳几百名学生，我忝居山长，却只能借用私人房屋安置学生；有人在闲暇时来拜访我，连坐席都无处铺设。私人房屋不能长久借用，后来接替我的人又不知道应当住在哪里。仅仅这种简陋状况，尚且不值得别人前来，哪里还谈得上同州学教授相等？于是把情况报告郡府，在城内东南得到一块地，出了便门走几十步，渡过一苇便可到洲上。木材、瓦石以及各种工役所需的费用，经过多方筹划，逐铢积累、逐寸积聚，又用俸禄的余款相助，建造门、廊、堂、房以及几处便坐，几个月便建成了。房屋高敞明亮、宽阔洁净，内外整齐，再没有缺欠；剩下的钱力还足以置办器用，也都坚固精良，可以支撑长久使用。可是书院用来供养士人的资费，还没有积蓄下来。”黄君大概任职刚满一个月，便准备离任；他的心愿只是希望从今以后山长有房屋可以居住，实际待遇和州学教授完全相同，以符合皇上用恩宠提高这一官职地位的本意。因此他竭尽力量办理此事，就像营造自己的家业一样。有人把京师新进士中应当注授教授的人传告说：“白鹭洲书院山长的新居建成了，我愿意替黄君任职。” 又说：“与其做其他郡的教授，哪里比得上做白鹭洲书院山长呢？”这是因为有先后次序的差别。黄君心中感到快意，于是请我作文，作为记述。我私下想，古代庠序学校的教育，从国都到乡党，大概是划定地域使百姓居住，各有其所以聚集的地方，利用聚集之处来教导他们。周代衰败、正道丧失之后，民众分散，于是先知先觉的人开始在门下教化自己的门徒；而这些门徒本来仍在国都、乡党以及各种仕宦聘问往来的国家中，并没有隐居深山，众人远道跟随他们，像后世所说住在某处的逸人高士那样。大概当时的君主虽然不再修治学校，但如果有孔子、孟子这样的人，仍能提出谁是好学弟子的询问，使大夫和国人产生尊崇效法的心意，还没有同上位者完全隔绝、互不相闻。世道又更加衰败，诗书礼乐不在国都而在民间，于是山中的教育兴起。然而其中高明的，便转而成为藏身避世的归宿，离开了彰明德性、亲近百姓、成就自己并成就万物的学问。只有如今所谓书院不是这样。大概自五代末斯文坠落之后，到先朝尚未下诏要求郡县都建立学校之前，岩穴中的士人相互讲习授受；而当时朝廷本来已经授予其中一些人官职，又赐给他们书籍放在山中，用来光荣宠信他们。后来大儒相继出现，把孔孟的事业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又有了超出公家学校制度之外的书院。五峰胡先生竭力推辞朝廷的征召，自请担任岳麓山长。从此以后，“山长”这个称号，人们认为若不是有真实德行和纯正学问的人，就没有谁适合担任。近些年来，书院接连兴起，天子常常亲自挥笔写下御札颁赐；到了现在，又像这样优厚地对待书院的官员。大概方圆千里的地方，教授只有一人，郡中士人把他当作宾客对待，不敢把他视为同僚。如今山长才和教授并列为两种职位。像我们庐陵，士人多达两三万人，带着书来游学的，不是在州学，便是在书院。书院中设立住所来授徒、担任主持的人，竟是由朝廷任命的官员，这是前代没有过的事。三代国都和乡党的学校，与隐居山林的士人没有关系；后世山中的教育，也不是出于上位者的主张，而如今两者兼有。我们宋朝的文风，至此最为兴盛了。有人说，学校以“教授”为官名，而书院只称“山长”，不能说没有一点差别。我认为不是这样。昌黎韩公说，老师是用来传道、授业、解惑的，所以“教授”这个名称，人人都知道是老师。然而孔子教人，从未把自己当作老师。子路按年龄次序坐在孔子之后，孔子还说：“只不过我比你们年长一天罢了，不要因为我年长就把我当老师。”这样看来，连“长者”的身份也不自居了。所以《史记·弟子列传》中，每个人都写明比孔子小若干岁；孟子对门徒说话时，也常常自称长者。“长”本来就是对年少者说的，把门人看作父兄看待子弟一样。正因为有这样亲近他们的心意，所以教导容易被接受。如果说“我是传授师道的人”，哪里知道我的年龄究竟生在你之前还是之后呢？这对于求学者来说，是尊敬老师的道理；可是作为老师的人，难道敢说道确实在我这里吗？我过去曾在古心先生那里侍学，那是书院刚建立的那一年。当时还没有山长，先生亲自给诸生讲授，神色舒展，时而欢笑，从容地和他们相处在水竹之间，完全忘了自己是太守古贤侯，大概是有意成就后进，所以使他们如此亲近自己，这就是所谓像父兄对待子弟一样。如今山长防成黄君每天铺设席位等待诸生，他亲近学生的程度，比在虎皮座上横放经书讲学时又更加深厚了。我恭敬地为您写下这个意思，使我们同道之士都能体会它，彼此亲近，也把它告诉后世的人。君字亨父，是宝祐四年进士，清贫自守，很有操守，担任这个职务十分合适；大概虽然已经做官，却还没有改变在山中的乐趣。

译《六香吟屋记》龙泉郡君中立给轩室命名，而在房舍旁分别种植竹、桂、梅、兰、莲、菊，取名为“六香吟屋”。每天在其中吟咏；“立轩”和“吟屋”，命名的用意却有不同。而吟咏与学习相妨，和您交游的人大概没有不对此感到疑惑的。乙卯年夏天，您把几十篇诗给我看，并请求说：“这些作品，不过是我一点点向往乡里的情怀，未能隐藏在五言、七言诗句之中；倘若有一处契合您的心意，轩或屋，愿意劳烦您为其中一处写篇记。”我读过之后很喜欢它们，又仔细观察您的气度容貌，详细听取您的议论，知道您是志趣高雅、喜好修养品德的人。于是为您说道：“世人所说的诗人，他们的品格最不相同，其中自然也有才华美好的人。然而嗜好诗歌的癖好，有时竟达到这种地步，把它作为自己一生的满足，放弃本来可以学习孔孟之道的身心，而把全部力量用在汉、魏、晋、唐那些文人的笔墨范围之内。这本来是稍有志向的人所感叹、怜悯的；可是他们自称讲学，往往只是高声标榜，实际行动却跟不上。对于六经的文章和儒家先贤的训诫，摘取一两句，张贴在书斋、学塾、轩窗之间，让称赞自己的人用它来代替自己的姓名。东南的士人，像这样的人数也数不清了。然而人才日渐衰落，观察世道的人对此深感忧虑。算到今天，科举以外，士人所做的事情尤其不同：不属于这一类，便属于那一类。以您的高雅志趣和修养品德的愿望，难道没有看见这种情形而感到不快吗？”但是我从细微处观察您，您大概是把心思用在内在修养上的人。您给轩命名，应该是有所愿望、有所作为，并不像那些人只把它用来代替姓名而已。我想为您写这篇记，可是古今圣贤的格言都已经具备，我又有什么见识，竟敢再添缀呢？只有所谓“六香吟屋”这件事，可以和您谈一谈。您常常吟咏，吟咏和学习相妨，难怪有人因此怀疑您。如今如果舍弃吟咏而专心学习，那么这座屋子就更加没有虚设了。从前的美人和贞士，很少有不以芳香洁净的草木来比拟自己的。这六种草木，不只是为了吟咏而设置的。而“吟”又何必一定指写诗呢？韩退之说：“口中不断吟诵六艺的文章。”朱子说：“整肃衣襟，端正坐着，缓缓观看，低声吟诵。”吟，本来就是读书的意思。在这芳洁之处读书，如果有所心得，环视周围的草木，仿佛它们和我一样欣喜；把兴致寄托在这里，间或写一首诗，又有什么不可以？只是不要专门以吟诗的人自称罢了。唉！您也曾经就这六种事物被您选取的意义思考过吗？人难道没有不如那些草木的地方吗？好恶本来就是人的情感，那么喜好善、厌恶恶，就可以用鼻子辨别香臭来比喻，推知人心所共同具有的感受。品德修养在自身，并没有可以用气味闻到的实体。然而书中厌恶污秽的品德，厌恶腥臭的名声；说到彰明德行，却说“只有馨香”。为什么呢？因为善恶积累到极点，都将像熏蒸一样向上下四方散发出去。所以说声名远播、声誉广大，是从声音方面说；“见面盎背”之类，是从颜色神态方面说；这里又从气味方面说，它们都是所谓藏在内里而无法掩盖的东西。您读书之余，起身抚玩庭院中的这六种香草木，我把自身放在六香之间。它们因为有香气而成为我所喜爱的对象，怎么敢说它们没有知觉、对我没有好恶呢？它们是草木，说它们有知觉当然不对；然而若能喜爱它们，就仿佛有知觉了。知道喜爱它们，却不知道自己也应当被喜爱，是不可以的。不能使自己像这六种香草木一样受到喜爱，也是不可以的。知道自爱，并且使那些喜爱我的人也像我喜爱它们一样喜爱我，难道是向人献媚吗？不过是因为自身有值得喜爱的实际罢了。《诗经》说：“喜爱这美好的德行，中立，你要勉励自己。” 《三勿堂记》万安的赖渊甫君给他的堂命名为“三勿”。长乐的陈舜卿君为他书写了匾额，并把这件事告诉我，请我写记。我问取这个名称的意义是什么。他说：“这是孟子教人养气的说法：一定要有所作为，却不要忘记；不要助长它。”我说：“对。孟子确实说了三句话，但他所说的道理其实只有两方面。‘一定要有所作为’，所以不要忘记；‘不要预期它’，所以不要助长它。因此说，所说的道理只有两方面罢了。况且孟子拿放弃禾苗和拔苗助长作比喻，并不是放弃就是拔苗，也不是拔苗就是放弃，难道竟有三种说法吗？”我将根据这个比喻来进一步说明：农夫经营田地，终年辛勤劳作，都是在做应做的事，不敢一天忘记自己的职责。虽然如此，庄稼每天生长成熟，是上天的作用。即使有神农、后稷，也不能今天播种、明天收获。如今如果我焦急地天天盼望它成熟来解除饥饿，就一定会成为宋国那个拔苗助长的人。所以不去做事就是忘记，而预期它立即成熟就是助长。想避免这两种弊病，难道不就是所说的培养并深入思考吗？既然说是培养，哪里有忘记了还能称作培养的？哪里有助长了还能称作培养的？所谓培养，就是经常使生机连续不断，不快不慢，不过度也不不足，以顺遂它自然的规律。上天对于万物，春天使它萌生，夏天使它生长，也是这样。阳气以生育、成长、滋养万物为职责，祥和的风、甘美的雨，顺应时令而来，这就是所谓的培养。假如得到适当的滋养，没有什么东西不生长；否则，不是干旱，就是水涝，失去滋养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我曾说，义理之学人人都可以从事、求取。常言本身就有最高的道理；如今谈养气而为它作许多解释，反而会更加显得支离破碎。不如深深体会“养”这一个字，懂得什么叫养，即使没有“勿忘、勿助长”的训释，也自然能够领会了。然而我看孟子这一章，写出他自己所体会到的道理，把它称为浩然之气，充塞在天地之间，这个说法十分奇特。前代儒者认为这是前代圣人没有发明的道理。实在说来，所谓浩然之气，大概是人人共同具有的；正因为人人具有，所以才可以培养。如果本来没有，又凭什么培养呢？人在还没有惭愧羞耻之前，即使是普通人也无不具有浩然之气，只是没有孟子那样能够认识它并且说清楚罢了。一旦产生惭愧，即使平日被称为贤人君子，到这时也会内心不安，脸色局促。所以善于观察浩然之气本体的人，要从它反过来的状态来观察，这就是浩然之气空竭的时候。我不让它空竭，这就叫作培养而不损害它。孟子说：“这种气是由不断积累义而产生的，不是偶然行义而取得的。行为有使内心不满足的地方，气就会衰竭。”知道是这样，义就一定要完全做到，不能只偶尔袭取一次；内心就一定要安定，不能让任何一件事使它衰竭。这是我每天饮食起居般日常的事情，应当经常保存这种念头，不要忘记。还没有达到涵养纯熟的境地，不必急迫浅躁；有时常常留下悔恨和忧虑来扰乱内心，或者故意矜持做作而驰骛于外，这就是不要助长。赖君已经根据孟子原文所说的三个“勿”，所以把“三勿”题在堂上，这正是他的志向。志向确立，气就会随之而来。我把孟子本意中“三者其实有二”的道理告诉他，和他相互勉励。君将来如果做到义没有一件不尽，心没有一件不安，成为一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人，然后就会相信自己所谓的浩然之气确实如此，也相信孟子没有欺骗我。于是写下这篇堂记。

译《翠微亭记》我已经替宋瑞写了《碧落堂记》。堂的右边有一座山峰陡峭挺立，平坦处有亭子的遗址，宋瑞得到了这块地方。郡人说：“这就是所谓的翠微。”所以把它和碧落堂一同题名于此。这个郡的翠微亭废弃了四十年，如今也恢复了。山的中腰叫作翠微，是说从山下仰望高处，苍翠浑然一色，到这里所能看见的只是微小的一部分。直径百围的大树在山上，从平地看去还不满一拱一把。鸿鹄高飞，连低飞的雀鸟都怀疑自己能够飞过它。君子把志向高举在浮云之上，不求迎合卑下平庸的见解。他们看不见我，那么我反而尊贵了。即使是君子，又何必把这些放在心上？既不能挥手辞谢众人，也不能逐一牵着他们的手，使他们和自己一同前进。老子说：“聚拢它却不能得到，称作微。”这座山过去本来就曾有仙人。我知道仙人修道，是收敛自身，使它更加幽微。翠绿的树荫遍布山岭，白云往来其间，怎么知道仙人不会时时来到这里呢？宋瑞暂且留下来等待他。同日记下。《舜祠记》【僧了敬建】求学的人都说，先王之道衰落以后，佛教的学说才传入中国，于是争相竭力排斥它。我认为，佛出生在最西边的地方，距离中国不知有几万里，而他的教法竟能传到这里，也实在非常奇异。先王兴盛的时候，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西方，其疆域像邠、岐一带，本来已经说是逼近西戎了；然而《虞书》只说“外达四海，光照天下”，西方最远的地方也只说“传播到流沙”。“流沙”这个名称，在《诗经》《尚书》中不再出现。所以说：“后世若有作者，只有虞帝不可企及。”何况后世，即使是我们先王衣冠礼乐所在的地方，尚且还会被教化成夷狄，那么流沙以外的地方，哪里还会知道曾经受到上古盛德的教化呢？我们不能把教化传播到那里，而他们经过多次翻译传来的言论却能在我们的境内流行，作为中国人，难道不可以反躬自省吗？这正是用他们的排斥来反过来警戒自己。假如盛德都像舜那样，那么流沙本来就在我们的教化范围之内。历代延续得越久，德化应当传播得越远；他们的教法能够传来，我们的教法本来也能够传去。中国的三纲五常，难道偏偏不能传入佛教所在的西方吗？他们还借助佛教的教义，抛弃君臣、父子关系以及一切天然的亲情，衣服和容貌也不同于华夏。我们这里有人听说后便仿效他们，既不能禁止，又贪图出售僧人度牒而准许这种行为；那么即使全天下的人都成为佛教徒，我又能责怪谁呢？庐陵所属的属县万安有一座寺院，名叫永福寺；有个和尚名叫了敬，是本县刘氏的儿子。他削发出家多年，熟读佛教经典，然而我们儒家的《诗经》《尚书》始终没有忘在心里。他在乡里常和有名望的士人交游，也时常把诗文给我看。我读他的作品，看到他的志趣十分端正。他的父亲还在世，立志奉养父亲，却受教义牵累，不能返回俗世。一天，他感慨地对我说：“我所居住的寺院名叫韶山，相传舜南巡时曾到这里，奏响九成之乐，不知道是否确实？寺院后面有一块高洁的地方还没有建房，我想在那里修建舜祠，您看怎么样？”我说：“可悲啊，你的想法太荒谬了！然而舜是前代帝王，不是民间可以私自祭祀的，何况你还属于异教呢？”了敬说：“我私下也对此感到疑惑。然而曾听说舜拥有天下却不把天下放在心上，哪里还会知道自己是帝王呢？如今只是因为他是万世圣人，颜回、孟子都允许学者把他作为老师，我在这里就像见到了万世圣人。前代帝王的祠庙遍布天下，并不只有一处；它们当初如果不是民间私自建立的，又是谁建立的？况且我们的教法中有向梁武帝行礼的说法，把梁武帝作为宗师；他也是前代帝王，世人却没有责怪我们。假如有人责怪我祭祀舜，我退让听从就是了，哪里敢固执呢？”我不再追问修建舜祠是否可以，所想问的是舜南巡到这里并奏乐，这个传说可信吗？不可信吗？我说：“舜南巡到衡山，这是史书所记载的。这个地方距离衡山很远，未必真是这样。如今越过山岭向南，也有韶石、舜峰，于是便用它们来命名州郡。往往是远方的人仰慕盛德，才把这些名称附会到山川之间。即使韶乐后来流传到陈国，又传到齐国，我的老师孔子还曾听到过它。当舜在世时，这种音乐传遍天下；说这个地方曾经奏过韶乐，谁能说一定不对呢？况且王者的遗迹在春秋时代已经衰微，乐工本来就曾经离散，四处逃亡。如果不是盛世的音乐自然传播到这里，又怎么知道衰世以后没有人带着乐器来到这里？至于流入河中、流入海中的乐器，又何必一定说是舜亲自在这里演奏的呢？”了敬说：“这样说来，那么我修建祠屋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了敬的志向值得赞许，我把这些话写下来留给他；等他建成之后，希望他求取石刻，用来作为祠记。《巽斋文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防斋文集》卷十五，《宋》，欧阳守道撰写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