巽斋文集卷十四

译《知非斋记》前任太守、丰城人李侯，把自己居住并读书的房屋题名为“知非”，并写信给我，让我为它作记，说：“我年轻时读书，很有四方游历和建功立业的志向；出仕做官已经三十年了。我切实遵守圣贤的训诫，把它作为处理事务、与人交往的准则：把事情反省于自己的内心，若心中安定，就去做；若心中不安，就不敢去做。然而我不知道，我所谓的是非，竟是世人所谓的错误；我自信不改，以至于触犯世人的耻笑，并且不过是区区一个书生，天子却把百姓和土地交给我治理，我竟没有一两件善政，能够向上慰藉天子日夜忧民的心意。既然已经知道自己不能胜任，便请求解下印绶离去，但事情没有决定，最终还是自己陷入罗网、机关和陷阱而无处躲避。当这个时候，我这条性命即使死九次也不值得再顾惜；可是作为臣子到了这种地步，就是辜负君主和亲人，那么即使苟且偷生、暂时喘息，也不知道上天为什么还覆盖我、大地为什么还容纳我。如今我年满五十，幸而天子宽宥，没有杀我；可是将来的日子还有几天可以补救过错呢？我仍想借用古人‘知非’这句话给我的书斋命名，早晚观看它，以羞愧、痛心和悔恨自警。艾子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吗？”我答复侯说：“侯如果确实从‘知非’这句话中有所取法，那么侯所知道的，是别人不能代替您知道的。是非之心，人人都有。用自己的心来省察自己的身心，从事于克制和治理自身的学问，就譬如善于养生的人，四肢百骸稍有疾病痛苦，都能自己觉察到它产生的根源，因而治疗通常很容易。疾病在自己的身体，却去询问别人；那个人如果没有真正能够察脉观色的明察，又怎么能知道我的病真正在哪里呢？虽然如此，承蒙侯向我询问，我不能不有所告诫。请问侯所说的‘非’是什么呢？是确实自己发现它不对，还是因为别人所做的被认为不对，自己也就说它不对呢？古代贤人圣人从来没有不接受直言的：听到怨恨辱骂就惶恐，反省自己的德行；听到别人告知自己有过错就高兴。然而如果对方指责我却不合乎正确的道理，那么圣贤也有可能不接受。那种指责会夺走我们的自信，何况如今的事情，侯似乎又受到恐惧忧患的牵累。忧患和恐惧不能没有，也不可以没有；但是到了虚心观察道理的时候，应当像清澈而静止的水一样，一丝一毫的尘芥都不留下，然后才能把最细微的地方全部照察清楚。侯正处在恐惧忧患之中，却用‘知非’自称，这就像水正在摇动，便急忙拿它来照影一样。万一忧患恐惧使您稍微失去操守，那么错误的事情未必能认识，所认识的也未必真是错误；以后产生的差错，或许会比以前更加严重。”}], 愿侯在这件事上端正内心，安静地观察它。上天给人的是善，并没有把恶给人；因此人应当做君子，不应当做小人，能够得到正确的是非判断，我就是没有辜负上天；失去正确的是非判断，我就是辜负上天。即使众人都说我错了，而实际上我仍是上天所赋予的君子；即使众人都不说我错，而实际上我却是上天所赋予的小人。是非的极致，在于明确分辨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而是非的区别，只有我的内心能够独自知道。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光明，使我能够成为这一种人而不成为另一种人。既然如此，人只是不可以失去是非之心。人如果稍微失去是非之心，就不是侍奉上天的方法。天所主宰的道理只有一个：做上天所赋予的君子来侍奉君主，我没有欺骗上天；做上天所赋予的小人来侍奉君主，我就是欺骗上天。侯如果确实在这件事上向内自我衡量，那么正确的是非判断就会卓然不失，不会把本来错误的当作正确，也不会把本来正确的当作错误。侯是知道天命并且敬畏它的人；早晚战战兢兢，仿佛上帝就在您面前。用这样来报答圣天子完全宽宥您的恩德，或许差不多可以了吧？我浅陋无闻，却承蒙侯下令让我写作；倘若认为这些话是对的，就请把它刻写在书斋墙壁上。

译《雩都县重修主簿廨记》主管雩都县事务的主簿刘季明，用自己的钱修缮了官署，并写信请我作记，说：“这件事很小，不值得记载。但抬头想一想，我是朝廷的官员，登记录入王民，核查王朝的赋税，怎么敢说主簿是卑微的官职呢？如今官廨仅存的部分破败得厉害，破败的地方已经拆掉了。我住在这里，必定要满一千天才离任；经过这么久，上面增加了漏雨，旁边增加了倾斜，这仅存的部分也将要拆除了。它一旦全部毁尽，后来难道就没有人担任这个官职了吗？我用自己的钱修缮它，并不是因为这钱不该由公家出；假使公款容易取得，前人就不会把这样破败的官署交给我了。我不可以把更加破败的官署交给后人，您为什么不替我记下这件事，使后来的人知道它曾经这样破败，也知道修缮它是多么困难呢？”我答复他说：“如今各地的主簿，似乎没有什么职掌；可是只等几天交接，谁还会有心思治理这座官廨呢？只有知道自己有这个职务的人才会如此。我请问主簿的职责是什么？主簿是为输纳赋税的百姓设置的。有本县输纳赋税的百姓，然后才有这个官职。本县输纳赋税的百姓，有的居住在城郭，有的在乡里，有的在大山深谷之间，而他们的户籍名数都记录在簿册上。主掌这些事务的人，不可能早晚逐一见到每个人，却要知道他们的姓名户数，仿佛他们一直在眼前。古人敬重百姓，看见他们的姓名就如同看见本人；所以成周时代，接受民户数目，用来规划国家用度，并据此升降官员；这些簿册收藏在天府，记录的是国中都鄙、郊野的户数。诸侯各自敬重本国的百姓，大概也和这相类似。郡县制度建立以后，天下每一名百姓、每一项赋税，都由天子任命的官员主管。如今县里的簿册上写着：某县某乡原来管辖多少户，新收多少户，原定税租多少，开垦、减免多少；这些户数有增加也有减少，正是国家用度增减的根源。县里把簿册申报州，州再退还给县，于是编成账册，申报给转运司；转运司编成账册，申报给户部；再由户部把它登记上报天府。这件事和古人是否同样重视，我不知道；但主簿所知道的，是簿册正在编造的时候，我本来就参与其中。主簿是卑微的官职，坐在不能遮蔽风雨的官廨里，自己不推辞，却难道唯独不想到簿册所登记的户口，正是先王所敬重的吗？人有珍贵器物而非常爱惜它，就会用丝绳缠束它，用柜箱收藏它；负责看守掌管的人也借此享有房屋的安适。如今我主管这些簿册，正堂却容不下自己，廊屋也容不下属吏，难道还要在这样的地方，每天查看原有户数和新收户数，计算赋税收入吗？唉，这也就是在保护百姓户数了。孔子在车上对背负户籍版册的人行礼，那版册是由别人背着的，先圣一见到便行礼，何况官署明明号称主管这些簿册，而簿册又经常进入眼中呢？这样看来，重新修建这座官廨，就像是用房屋覆盖这些户籍名数；用房屋覆盖这些户籍名数，也就是用房屋覆盖这些百姓。” 这样或许可以说是懂得孔子对背负版册者行礼的心意了。请采用这篇文字，您意下如何？后来您的来信又到了，说：“您的话写得多么美啊！”这又一次警醒了我，并希望把它刻在石上，于是我写下这篇文字留给您。官廨外门以内，厦屋以及出入、游息的场所，从前没有而如今新建的占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则因旧有建筑而大加修缮。君去年代理县丞，通往大路的两座门，其中一座属于县丞官署，是您余力所及而修建的。您进行这项工程，县令赵侯也有所帮助，因此很快就聚集力量完成了。君名锋，是我的同郡人；赵侯名若僖，是晋江人。宝祐三年四月甲申，庐陵欧阳某记。《吉州龙泉县丞廨记》县设置县丞这一职位已经很久了。龙泉县的县丞在绍兴年间被裁省，到绍定年间又恢复。裁省时由主簿兼任，恢复时又由兼任主簿的主簿兼任县丞，居住在主簿官廨中办理县丞事务。既然兼任主簿的县丞本来应当有官廨，却仍住在主簿官廨；主簿官廨又破败得非常严重，无法居住，而从恢复至今，长久破败却没有创建新的官廨，这是什么缘故？县令只知道有县令，不知道有县丞，如今各地都是这样。不只是县令不知道有县丞，县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县丞。什么叫作不知道呢？县里的事情本来都应当过问，他却只担心被说成侵夺县令的职权。大体上把善于避让权势当作贤能，县丞自己也这样处置自己。县令以此为有利，县丞若不这样自处，县令就直接认为他是在侵犯自己。韩退之记载蓝田县的厅壁时，已经说过这种情形；如此看来，县丞不像县丞，也已经很久了。县丞被裁省时没有官廨，县丞恢复后仍然没有官廨，唉，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豫章人熊达生担任县丞满一个月时，所居住的主簿官廨有一天倒塌了。熊君说：‘我是县丞，县丞官廨应当从我开始建。’于是测量土地，在这里购买木材，召集工匠建造门、墙、廊、东西便厅、正堂、房室，规模宏大而制度相称，外观高耸而闲居安适。从前主簿官廨的西面，到这时改在南面；主簿官廨原来有正堂，堂前有小厅。熊君说：‘我的职务共有两项，这座建筑也不可以废弃。’于是又用余力修缮它的东边。总共用了一千缗钱，其中大半是熊君的俸禄。我写信来请求我作记，我替他写道：“古今时代不同，封建和郡县的制度不同，但治理百姓的道理是一样的。县虽然统属于郡，方圆百里的县仍像子男之国；小国一定有大夫，县也一定有佐贰官。因为怕侵犯长官而自我嫌疑，那么大夫对于国君，难道也会这样自我嫌疑吗？还是应当彼此辅助、共同成就事情呢？县丞是八品官，由天子任命；天子任命我做县丞，我却自己嫌疑会侵犯长官，这对于长官来说是献媚偷安，对于自己来说只是逃避责任罢了。况且长官本来就有处理大事的负担，县丞只是接受小事的试用，怎么知道他没有集中众人意见、扩大忠诚有益的心意呢？为什么要一概把他看作只喜欢专断、厌恶别人逼近自己呢？大夫对于国君，尚且称作君臣；县令、县丞并肩而立，县丞在县中也是尊贵的。居住的房屋便于闲居休息，暂且不说那些用来壮大观瞻的地方，单是规模制度也应当比县令官署低一等；这不是说要用来抬高自己的尊大，而是要使百姓逐渐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他们的君长。县令有时被召入朝，有时上府，有时回家，那么百里之内的百姓全都属于我们的责任，这样才能镇抚百姓，使政务顺利。如今百姓非常轻视县丞；百姓既然轻视县丞，县丞自己卑下，就没有办法提高县的威重。因此，您新建县丞官廨，十分适合龙泉，尤其适合县丞职位刚刚恢复的时候。郡太守西堂范公应铃，确实曾向朝廷请求说：‘龙泉外邻猺峒，内则遮蔽万安、太和；有县丞来辅助县令，对一郡大有利益。’ 范公的请求就是这样。可是县丞职位恢复以后，已经二十七年，县丞仍然没有官廨。唉，这项工程难道可以不办吗？您家与范公同族，同郡；而范公当初首先选拔的县令熊大经，正是熊君的弟弟的儿子。儒学和吏治，您从范公那里听闻，在家中学习，已经很熟悉了。您来到这里，善于履行职责，施行政令已经五个多月。您公正廉明、聪敏敏捷，深受百姓称誉，所以我乐意为此写记。宝祐四年三月朔日，迪功郎、新任赣州司户参军欧阳某记。

译《经训堂记》庐陵欧阳氏，天下人称为“欧乡”，族人非常繁盛，旁支分布在长江以西的几个郡；然而唐肃宗、代宗以前，都是从长沙迁出的。如今长沙的族人少了，庐陵与其他郡相比仍然繁盛，是过去没有迁走的族人。又有从庐陵重新迁回长沙的人，大概是江湖地区广大，支脉延伸到庐陵，士人过多，带着书籍常到几个郡寄居求学；从外地看长沙江乡，他们往往都受到宾客礼遇，有的于是定居在那里，所以如今两郡的欧阳族人无法全部辨别。我也是庐陵族人。宝祐癸丑年夏四月，我才来到长沙，在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讲书君，名新，字仲齐，因为年高而笃实好学，在同辈中受到推重；见我来到这里非常高兴，多次拿讲学的作品给我看，我心中十分敬重他。我问他的先世次序，他说：‘也是庐陵族人，迁到宜春，又迁到浏阳，如今又迁到这里。几代以来只有一卷书相传，所以迁徙起来很轻便。’然而我有一件事请求您：‘从我的先祖以来，就以“经训”给堂命名；后来家族屡次迁徙，却不敢丢失先人的志向。如今我年老了，又每天把这件事告诫子孙，希望他们能够继承。请您替我记下它。’我茫然思考这件事：世代次序虽然无法完全知道，但同姓的人都称为宗族；宗族世代守护经训，是美好的事情。对于这座堂，我难道能够不写几句话吗？我恭敬地答应了君的请求，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写作。适逢年终回去，君派他的儿子必泰送我到醴陵门外，我临别时对他说：‘回去告诉令尊，明年春天三月，我就来偿还这项承诺。’到达之后，比原定日期早了半个月，我首先去拜访君，君却已经去世了。我哭着尽了一次哀悼，问道：‘竟然只差前后半个月啊！’唉，我感念古人挂剑的情义，难道忍心忘记君吗？经训堂，是君从父祖那里接受，又传给子孙的；君请我写话留给子孙，这该怎么办呢？君去世已经过了一个秋天，而我又将要回去，于是写下这篇记。过去，太史公谈将要死时，对他的儿子司马迁说：‘我们先祖是周室的太史，自唐尧、虞舜以来，世代掌管天官，难道要在我这里断绝吗？我死以后，你再做太史，以完成我的志愿。’司马迁哭泣着记下这件事，后来竭尽全力考订论述，至死不改变，终于从黄帝写到获麟，完成了一家之言。从重黎到司马谈、司马迁，延续了百代之久。父子之间相互告诫，尚且以唐尧、虞舜以来世代掌管的事业相称，古人唯恐先业坠失，就是如此。后世风俗衰败，远远谈论姓氏，有时反而招来讥笑侮辱，不知道这是数典忘祖。周天王曾感念他的陪臣，孔子年轻时，孟僖子嘱咐他的儿子说：‘你是圣人的后代，一定要前去学习礼。’ 大概文献的传承，上面总有承接它的来源。作为后代的人想到这一点，就会认识自己的身份，敬重自己的身份，于是世代继承祖业，哪里只是为了接近祭祀祢祖曾高呢？即使相隔百代也可以如此。欧阳氏的世代源远流长。自汉朝兴起，先圣的书籍刚刚出现，孔壁藏书的后代便凭借经学成为世家，立于学官，在宫禁殿堂讲授，父子祖孙相继传于儒林。汉朝衰落以后，这种文化中间断绝。唐武德、贞观年间重新兴起，欧阳询任率更令，处在诸位儒者之间，他的文艺也在当时卓然出众，名声流传后世。到了文忠公欧阳修出生，遇到圣明的时代，卓然成为儒学宗师；既以精粹的经学辅佐天子实现太平，又有孙石的学问、曾苏的文章来扶助倡导，这一切都依赖文忠公，士人直到今天仍受到他的恩惠。大概从周朝衰落直到今天，天下总共有三次治理兴盛；每一次兴盛，欧阳氏都必定以文学著名，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大致情形可以看见。唉，上天难道特意用这种文化来厚待欧阳氏吗？为什么经过千百年，祖先的事业幸运地没有坠落？文忠公曾经刻碑记载世系，上推到汉、唐，祖源都出自一脉；我往来江湖，又高兴地看到以学业成为士人的人很多，那么为这座堂作记，难道只是徒然吗？昌黎韩文公教他的儿子说：‘文章难道不以经训为贵吗？’ 于是菑畬公才说出这样的话，世人却疑惑并非难他。不过，能够谈论经训，菑畬公所说的经学也确实不同于一般人的说法。“训”，就是亲自接受圣人的教训。父祖有训诫，师保有训诫，训诫十分尊贵，不可以忘记。世世代代的子孙读经时，即使没有师保，也应当像面对父母一样，专心听从教诫，只遵从经书；这样，君请我作记的用意就不会消失。

译《重建临江太守彭公祠堂记》有宋宝祐三年，岁在乙卯，临江重建前任太守彭公的祠堂。彭公名合，字子从，官至朝请大夫，屡次追赠特进，是庐陵人。他任临江太守，始于绍兴十七年，任满两期才离去。在这一百年间，担任太守的将近四五十人，没有一个比得上彭公。我不敢说谁能够和彭公相比，难道是没有人才吗？只是郡人唯独思念彭公。祠堂两次毁坏又两次重建，从今天往后再过一百年、直到后世永远不厌弃，都可以看出这种思念。临江人向老人传述旧事说：“彭公还没有担任太守时，曾做清江县主簿，郡里委托他征收秋苗钱，彭公用斗斛给百姓计量，自己用标准衡量。邻州瑞州的若干胥吏怨恨我们，说：‘难道不能替他们的百姓做主吗？’郡守便把这件事申诉给监司。等到彭公担任太守，恰好有宽免赋税的诏令，旧有赋税都免除；但是倚阁暂缓征收的名目，省部催促的仍然很多，彭公把这些情况上报，连同一并免除。接连几年发生旱灾，他又上报请求减免新赋的大半，于是打开义仓，买进客商贩运的粮食来救活饥民。漕司正急切催缴每月桩积的钱，彭公写信告知，又请求他们提供资助。清江县原来管辖四个乡，加上一个从新淦拨来的吏员所管的乡，共有五个；其中四乡在秋苗耗损之外还被加征耗损一份，其他地方则没有这样。彭公说：‘怎么能让它们偏偏承受这种祸害？要追查贫困弊病的根源，是因为从前有关官员编造簿册，把它附加在正额之中，后人没有察觉，又再次加征，百姓因此大为困苦。’他又把这件事上报，得到诏令，按照规定减免了四乡的赋税，直到今天仍然享受他的恩惠。郡中经历兵火之后，士人参加科举，成绩比太平时期差，举额损失了十二人；彭公勉励劝告士人努力应试，又把情况上报，原来的名额才恢复。当时东南地区大体安定，天子留意民生，彭公凭一郡之力多次上奏请求，废止有害的措施、推行有利的政令，只恨一天的时间不够。至于断狱听讼，他一定考虑到风俗教化，曾经说：‘治理百姓的人，应当一心以文翁、黄霸、卓茂、鲁恭为榜样，使百姓有所观感，从而兴起礼义廉耻的风俗。’如今在他的遗文中看见这些话，确实是温厚君子的言论。彭公凭这些事情在百姓中留下了德行。我看到彭公去世时，魏国张忠献公为他悲哀哭泣，认为彭公的才干适合用来治理天下，只是所能施展的范围太小。将来国史姑且把彭公载入循吏传，凭魏公的许可作证。临江百姓的去思之情、老人们的传述，都是真实记录。虽然如此，临江人所知道的是彭公在临江的政绩，彭公在临江的政务自然如此。彭公离开临江后，任永州通判，再离开广西而任湖南，最后以尚书郎总管六路赋税，所到之处都有善政，这些并不是临江人所能知道的。如今我为彭公祠作记，如果把所有事情牵连起来写，一定写不完，所以只记下一两件大的节操，使看见彭公画像的人，也同时看见他的为人。彭公自绍兴初年改任官秩以后，曾因治理县邑成绩最好而受到皇帝知遇，天子亲自在屏风上记录他的姓名；他却独自不肯稍微屈意迎合。当权的是秦桧，他轻视彭公。其他人往往只用十天半月就取得显要地位，彭公在一二十年间，大半时间都在奉祠、等待任次，淡然处之。守永州时，魏公被贬居住在那里。秦桧晚年窥伺被贬官员的一举一动，后来越发严厉，稍微与他们交往就可能招来不可预测的灾祸。彭公全然不顾这些，特意为魏公建造房屋，方便他奉养亲人。休假或节日时，必定带着酒食慰劳他。魏公也多次带着子孙和彭公交游，刻石记载胜景，流传于远近。湖南帅臣以及监司中，有人接受秦桧的密令，图谋陷害魏公；彭公任守此地，正像蛇虎摇动毒牙、磨利牙齿必然要扑向的地方，幸而没有和魏公一起被吞噬。彭公不但没有躲避这些人，反而更加亲近魏公，使魏公危险的处境借此稍微安定了两年多。难道上天是特意让彭公为魏公占据一块安全之地吗？否则，秦桧难道会忧虑没有人去守永州吗？后来彭公在乙亥年六月离开永州，而秦桧在这一年十月去世。假使秦桧没有死，针对魏公的无根之狱已经编织起来，那么彭公又哪里有幸免的道理呢？”}], 大概欧阳公不只是厚待魏公，对于秦桧想杀害的李庄简、胡忠简等诸公，也都厚待。天全诸公，也使欧阳公一并保全。欧阳公不怕灾祸，灾祸也没有殃及他，这足以作为对世间君子的劝勉。欧阳公晚年才持节纳禄，想要挂冠归隐的意思，常常表露在言语中。魏公父子多次写信劝止，朝廷想借重欧阳公任用他，奏疏送上去总是不被听从。他在湖南时，前任执政官担任潭州知州，刚到任便折断三十二名盗贼的脚，这些人都罪不至死，而且案件尚未审理完毕。欧阳公说：“这不是杀人吗？国家法律中没有这样的规定，难道因为大臣出任帅臣，就可以滥施刑罚来逞威，损害我这个宪臣吗？”他把这件事看成什么了？欧阳公立即写好奏疏自我弹劾，他就是这样毫不屈服、毫不回避。唉，临江的善政，不过是欧阳公事业余绪，难道会没有根本来源吗？孔子说刚强坚毅、质朴少言接近仁，欧阳公正是这样，所以能够直遂本心，用来救济人民、惠利万物。世上从没有柔弱圆滑、巧言谄媚、欲望很多而容易惊惧的人，却能把福泽流布当世、把声望树立于后世。我出生在欧阳公之后，还来得及见到各位老人的遗墨；自胡忠简以来，像周文忠、杨文节都把欧阳公视为前辈，称为巨人。元夫唯独遗憾欧阳公的事迹还没有让后生晚辈完全熟悉，所以写下这些，也足以留给本邦君子，使那些贤能之人被后人仰慕、被后人追思，难道还会有止境吗？这样美好的德行，永远不会止息。祠堂建在封溪上面，位于威惠庙吴聂侯神像的右边。年代久远，遗迹已经陈旧，希望将来还会有人据此验证我的文章，并把祠堂重新修整一新。十二月甲子朔，迪功郎、新任赣州司户参军欧阳某记。

译《袁州慈化院刻漏记》宜春郡南泉山慈化院的僧人道果制作刻漏，请我庐陵欧阳某某写记。我答应了，但当时正值盛暑，不能提笔。僧人五次前来请求，态度更加勤恳。一次座上恰好有别的客人，我问道果：“你的寺院制作刻漏，是为什么呢？”现在的刻漏，从宫禁内部的天子居处，到外面的朝廷各部门，以及各道、州、县的治所，没有没有的，都是为了按时听理政务。天刚亮便梳头戴冠，清晨临朝视政，一直到天黑才入内休息，不敢白白浪费一寸光阴。即使夜半未到、长夜未尽，也顾不得安枕休息的舒适，这是临政者的事情，是挈壶氏的职务，所以不能荒废。你们这些人昼夜所做的事情，也很简单。黄昏和清晨以钟声作为时刻标志，既然已经足够，又何必还要刻漏呢？鸡刚开始鸣叫，大家便洗脸漱口，穿好衣冠、佩戴齐整，到父母那里去，这是士人家庭的礼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农夫经营田业的规律。早晚昼夜的时刻，本来不必家家都置有刻漏。然而你们的事情自有常规，并没有必须赶在什么时刻之前完成的事；你们舍弃父母而出家从释，并没有早晚定省的严格要求；吃粥、击鼓、食斋饭，听到声音便进食，并没有耕种收获的劳苦，那又为什么要制作刻漏呢？”僧人笑着回答：“确实没有什么事情需要用到它。不过您这样一问，倒使我明白了刻漏作为器物的意义。” 刻漏固然是一种器物，但我从前曾误入其中的道理，因此制作它来给我的弟子看，仅此而已。难道真是说昏明早晚无法辨别，所以需要它吗？”客人于是请他说说其中的道理。僧人说：“制作在我，领悟在别人，哪里用得着把话说得太直呢？虽然如此，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您。从子时到亥时叫作时，从一到一百叫作刻，把它们分开计算的，是天还是人？无声无息地运行的是天，至于知道时和刻的区别，就是人的巧智。把一天分为十二时，十二时各分为八刻，八刻不能正好满一百，又分为‘初’，这些全都是人实际分出来的，天又参与了什么呢？然而天无声无息地运行，竟没有一刻的差错；人虽然聪明，测量计算却常常失之于极细微之处，这是为什么呢？人分出的只是时刻，难道不能凭心意制定出来，却又为什么要取信于这种器物中的水？水哪里知道时如何成为刻，刻又如何成为一刻或一百刻呢？然而浮箭升降有固定规律，是什么使它如此？您也知道吗？人正因为有巧智，所以会有差错；水正因为没有情感，所以可靠。天无声无息地运行，水升降流注，二者都没有情感。唉，谁说有情而无情的东西呢？有情与无情的道理，天已经不远了。您难道不该向我提问吗？” “您还是去问水吧。”我高兴地站起来说：“我不能写这篇记，但你的话也可以写下来。我就替你写下这些。”于是作记。《存存斋记》安成萧次膺，给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存”，并把这件事告诉东山先生杨公。杨公又增加一个字，题作“存存”，并替他书写匾额。二十多年后，萧君请我写文章作记，并问我说：“您说‘存存’，与‘存’有什么不同呢？”我根据自己的见解回答：“操持而保存，是人的功夫；存存，是天道。您有志于‘存’，杨公却用‘存存’来告诫您，难道是说‘存’之上还有一个所谓的‘存’吗？”请让我说明“存存”的含义：“存存”就像“生生”。天下万物，生就必然有死，存在就必然有消亡。如果存在必然消亡，如果依附于形体，就没有不归于毁坏的；所以不说生死，而说‘生生’，不说存亡，而说‘存存’，难道不是指那种不毁坏、不消亡的东西吗？但谁能认识它呢？圣人指示给人说：‘生生之谓易’，又说‘成性存存’。‘生生’的生，不是与死相对；‘存存’的存，也不是与亡相对。认识《易经》所说的‘生生’，就知道性所说的‘存存’了。水在地中，不是因为挖井才有，也不是因为废井才无，所以说‘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日月在天空中，不因人看见它才显现，也不因人看不见它便隐藏，所以说‘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这就是‘存’的道理。朱、吕二位先生编纂《近思录》，开头一卷先向人说明道体，然后才谈到各种为学之事。既然如此，从事于操存的人，如果不先明白‘存存’的本体，那么即使说是在操存，岂不是只从外面袭取，把竭力控制、勉强持守当作本领吗？您每天处在这间斋室中，思考道义，一切都出于成就本性，把它看作自己固有的、理所当然的、片刻不能离弃的东西，那么对于杨公用来告诫您的道理，自然已经能在言意之外有所领会了。于是作记。《巽斋文集》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十六，宋欧阳守道撰写的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