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十六宋欧阳守道撰记

译《灵佑庙记》敕赐灵佑庙威显善利灵应英烈王，姓康，名保裔，是宋朝初年北方边境的名将。他的父亲名再遇，跟随太祖征讨泽潞，死在太行山下。乡民在他死去的地方建庙祭祀。康王在后周时就已有战功，进入本朝后，连续守卫数州，最后因彰显国节，任高阳关都部署。契丹入侵时，防御使王廷召奉朝廷诏命，从中山分兵前往迎击，并来请求援军。康王率兵赶去，天已经晚了，约定第二天早晨交战。这天晚上，王廷召逃跑了。第二天，敌骑兵把康王包围了好几层，左右部下请他换上普通铠甲逃走。康王说：“面临危难不能苟且求免，这正是我效死之日。”于是大声呼喊决战，交战数十合，箭用尽了，就用弩射击，杀伤敌人很多，最终战死。事情传到朝廷，真宗震动悲悼，下优诏追赠他为侍中。康王有母亲，已经八十四岁，真宗立即派内司宾前去慰问，封为陈国太夫人。他的妻子薛氏先已去世，追封为河东郡夫人。他的儿子继英由供奉官授任六宅使、顺州刺史；继彬、继明、继宗以及孙辈，也全都加授优厚官秩。诸子感动哭泣，叩头谢恩，伏在地上不能起身。皇上悲悯地慰劳他们，又回头对左右说，康王父子两代都战死疆场，感叹惋惜之事见于国史。咸平三年距今淳祐戊申已经二百五十年了，但这件事仍显赫得如同前一天发生。康王是洛阳人，死在河间。大江以南，马蹄没有到过那里，但南渡以后，他的威灵却显著于这片土地。难道是因为他一生以身殉国，死后仍有余忠吗？中原既经历靖康之难，人的谋划又不善，收复故土遥遥无期，那么他的英魂毅魄，本来就会看着衣冠所在之处而依附它吗？朝廷怀柔诸神，所在郡县有人请求以康王的封号封神，都立即当天答复批准。从康王本人直到他的父母、妻子、儿女，诏书一封接一封，所施恩典极其丰厚。以死勤王、尽职国事所得到的报答，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唉，这是多么盛大啊！这并不是因为只想用祸福来惊动世人。庐陵所属各县都有康王的别庙，远近人士每年按时赶来聚集，没有谁敢安闲自得。然而他们祭祀神灵，往往只知道畏惧而不知道敬重，制造妖言、沿袭讹传，日益增多，甚至专门用主管疫病来作为他的徽号，似乎完全不知道康王一生的事迹。江南巫鬼之风自古如此，康王又不幸凭借自己凛然不磨的忠节，竟被列入伯强那一类鬼神之中，祭祀亵慢，完全没有馨香诚意。有人甚至像戴着刑具、穿着赭衣的囚犯，自称是被拘禁的罪人；巫师掌握权力，禁忌和命令都出自其口，若有人敢说一句话证明这种说法不合理，巫师一党便战战兢兢地互相恐吓，仿佛灾祸马上就要降临。这些人有什么罪过？神明难道愿意这样树立威势吗？推究事情的根源，大概是学士大夫没有考察、相信方册典籍中的记载和言论。康王一生的事迹因此使愚昧百姓震慑于妖言讹传，却没有人能够制止。我私下曾这样议论：人与神本来是一回事。《易经》说推究事物的起始而反观其终结，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凝聚成为万物，游魂散化而形成变化，所以知道鬼神的情状。鬼神不容易认识。我姑且把生死、万物变化看作一回事来观察，那么如今不可测度的神灵，正是过去与我们同类的人。人活着时，感动天地、感应鬼神，只在一念之间；等到死后，超越太清、役使万物变化，也只在一念之间。康王以战死之身，不使先人的烈名在家中坠落，所以是孝子；不使先烈在国家中失色，所以是忠臣。这一念纯正，上帝便临察于他，因此授予神职，使他主宰下界，抵御灾害，广泛庇护活着的人。如今他虽然幽隐在冥漠之中，这一念难道与生前有什么不同吗？况且康王为人谨慎厚道、谦逊退让，喜好礼仪、尊崇儒学；等到舍身殉义时，却卓然挺立到这种程度。这与前史所称的张巡、段秀实有什么不同？有见识的人，请试着从这里思考，就还可以想见他盛德的形貌。否则，那种阴森威猛、惨烈可怖的气象，本来就是绘画之士借来震慑流俗的东西；辗转附会，荒怪妄诞，还有什么做不到呢？如今这样祭祀神灵，也可以说是一国之人都像得了狂病。诬蔑康王到了极点，我想康王也会厌恶这种做法。神气和志意有所发动，不得不借助人的手来实现；平息邪说、端正人心，是拥有人民和社稷者的职责。豫章李侯某奉诏镇守本郡，偶尔因民事向神明祈祷，话一说出，神明便随即响应，如回声应答。他曾与郡人欧阳某从容谈论说：‘古人治理政事，同时治理神事和人事，从未像后世那样把二者分成两件事。’后来听说这里有康王庙，而祭祀不合礼法，情况更加严重，便深为慨叹，哀悼康王的节义被蒙昧，也哀悼这里的人被蒙蔽，正如前面所说。于是制止这些事情，命我在祠堂下面写记，以表彰这一举动，使它符合神明的心意。我拜手稽首，已经把国史所载刻在石上，最后说道：‘贤能的太守施恩于本邦，已经做到极点了！流俗却不容易明白。这个地方的儒生居住者占十之三，坚守正道而不动摇，教化风俗而不被风俗同化，难道不正是对这些人的期望吗？那些怪物和邪神，是违背常理的东西，只有明白天道的人才不会迷惑；瘟疫、疥疮、恶疾，是气失其正，只有学问达到知命境界的人才不会害怕，更何况只是害怕妄庸之人呢？既然按道理本来没有这些事，更何况康王的忠孝，是凡有良知的人共同敬重的，即使不稍微用祸福来惊动这些人，也必将祭祀他百世。’ 进入这座庙的人，应当敬仰他的高尚风范，仰慕他的德行并遵循实行；这样才算有办法取悦神明，也符合我国崇尚明正祭祀、昭示后世的诏意，才不会……吉祥之道若不遵行，便会获罪于上天；违背民间常伦和神明之道，就无法在天地之间逃脱。我的文章写得不好，无法阐明康王的盛德。只是想到贤太守开释流俗的用意，首先把这件事告诉本邦有识之士，再传到民间乡里，使百姓的迷惑和恐惧从此有所痊愈吗？否则，不仅不能救治，反而还要助长这种无须负责的说法吗？那也就不该再责怪你们了。六月某日谨记。

译《欧阳监丞祠堂记》靖康、建炎年间，庐陵郡为国事而死的有两个人：欧阳公死在燕山，忠襄公死在金陵。都是战死，但死法有不同。杨公死于守城，欧阳公死于出使。死于城池，按旧例可以立即在他死去的地方建祠；死于出使，按旧例就没有地方可以建祠。不仅没有地方可以建祠，连他居住的乡里也没有祭祀他。这是一个很大的典章缺失，经过一百一十六年，他的从孙文龙才在慧灯寺旁找到土地，建起屋宇，率领族人祭祀他。他写信给我，希望我能写篇记。有人对我说：‘欧阳公真的是死于出使吗？把使命送到敌国，却没有依从我们以死守义的道理。’欧阳公出发时，我国是有充分理由的。敌人的气焰正盛，京师正危急，三镇虽然是天下根本，也不敢吝惜。想以此缓解灾祸，并且为日后谋划。欧阳公奉命割让土地，是可以的。到了以后，他看到军民坚决守城，不肯投降。欧阳公知道人心还没有解开，于是改变原来的说辞，告诉他们：‘朝廷是被奸臣误导才到了这一步，如果要以忠义报国，我已经准备好死了。’敌人大怒，拘捕并杀了他。说他违背使命而死，并不是死于使命。义与对我说：‘欧阳公能够这样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当初在崇政殿向渊圣皇帝询问时，并不是已经决定要放弃土地；欧阳公也极力说不可以，并且说：‘即使战败丢失土地，将来我军夺回来，也不过是直接把它送给敌人。’ 后来曲时宰既诋毁他的说法，又强行推行割地之策。这很像汉代遗使狄山登障的故事，只是那件事不是汉武帝亲自提出，而是张汤提出的。假使欧阳公最终真的完成使命而没有死，难道那是他的本心吗？当他在城下慷慨激昂、痛哭流涕来勉励守城者时，心中只看见国家之心，看不见所谓使命。这是时宰的命令，不是君父的命令；是君父的命令，也不是宗庙社稷的命令。臣下从君主那里接受命令，君主又从宗庙社稷那里接受命令。若趾高气扬地出境，把土地举手送给别人，还说‘有使命在’，我真为宗庙社稷感到恐惧。假使人人都这样，一介小吏也能办到，又何必需要知道义理的士大夫呢？古语说：‘做人臣而不通晓《春秋》的义理，固守常规而不知道合宜，遇到变故而不知道权变。’所以说：‘大夫出境，如果有可以安定国家社稷的事情，就可以专断处理。’当时如果人心都如此，各处都坚守而不肯割地，那么这样缓解灾祸，难道不胜过割地吗？何况土地本来就不可割让，这不是我前面说过的吗？先前的话违逆时宰的意旨，这是第一条该死；明知不可为，却顾念不得已而来做这件事，这是第二条该死；坚守城池使敌人无法攻下，是什么人如今动摇他，使他背弃国家归附敌人？我又是什么人？这是第三条该死。死了也就是死了，只希望万一还能保全我国的土地。义没有固定的名称，关键在于忠；忠不在于拘守小节，最终归结为为国。欧阳公能够这样死，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欧阳公名珣，字全美，是本郡永和人。崇宁五年考中进士乙科，历任忠州教授、杭州盐官县知县，罢职后起用为南军司录，经监司推荐入京。遇到国难并出使时，官阶为朝请郎，加授将作监丞。欧阳公有一个儿子叫衮，早夭，没有后嗣。绍兴年间，皇上表彰欧阳公的大节，授予他的女婿临江曾敏官职。曾敏后来在乡里荐福寺为欧阳公建立祠堂。如今的塑像，是文龙依据寺中记载塑成的。祠堂已经建成，还打算在左右修建屋舍，让子孙在那里读书，同时奉祀欧阳公。因此故乡崇尚义举的人出力相助，州府也可以补足其不足，这正可以看出人心。唉，欧阳公死在什么地方？他的塑像就在这里。欧阳公的后代是谁？欧阳公世世代代都有祠堂。如今祠堂所在的地方道路通达、面向大江，停车系舟，回头瞻望而徘徊的人，还应当想起一句话：谁能没有一死呢？

译《庐陵贡士庄记》庐陵县贡士庄，是郡太守豫章李侯某应本县人刘君某的请求所建的。全郡每三年贡士六十八人，而庐陵县取中人数最多。凡是向太学、漕司申报举荐的，以及因前次考试而获免试的，都送交春官，通常不少于一百人。其他县各自都有贡士庄，唯独庐陵没有。到了这一年，获得米三千斛有余，郡博士和县令一同查看收入，到了期限便把米换成钱，察看各人的情况，分发路费给他们。已经上报姓名，聚集在集英殿应对时，也照这样办理；有的参加国子监考试，被选为诸生，也照这样办理，只是各有等级。士人们都庆贺这件事出乎意料，于是请我作记，我不能推辞。我向李侯请问其中缘故，原来是刘君的儿子芮在宣溪得到了一块田地，王氏的外甥馆还没有多久便因丧妻而亡，便把田地抵押给他。对于精通文法的人，这块田地究竟应归刘家，还是应归王家呢？有人说：“应归刘家。”芮说：“算了，我怎么能占有这块田呢？”刘君也说：“算了，我怎么能让我的儿子占有这块田呢？”于是李侯便告诉芮说：“你安心食用俸禄，专心学习进士业，也知道士人的贫困吗？士人能够成为贡士，当然是荣耀的；然而一出门便惘然不安，忧虑在道路上受困而贫穷。如今听说郡中有贤能的太守，节省用度而且十分爱护士人；郡博士为成为诸生和贡士的人建造贡士庄，太守拿出自己本来应得的财物交给学校使用，你何不把这块田归还给郡里呢？” 芮说：“谨遵您的教诲。”刘君把这件事报告给李侯，李侯说：“刘君真贤明，这件事已经可以有，却又不可……”刘君真贤明。于是又在郡学东面建造贡士庄，专门接待户籍属于庐陵的士人，建造若干房屋，制定规约，刻在石上，立在廊下。士人们感念刘君的恩德，刘君说：“这不是我的功劳，是郡里的功劳；是郡里倡导，我来响应。”士人们说：“确实如此！如果没有太守，刘君怎么会倡导？如果没有刘君，太守又怎么会得到协助？”我有幸在郡里听到了这件事的大概，又听说刘君对士人所说的话，便写下这篇辞说：汉代自从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请求后，便要求各列侯、郡守和二千石官员每年从吏民中贡举贤能者各二人。后来，吏民中有明白世务、熟习经术的人，县里便按次供给粮食，命他们随计吏一同赴京。汉代对待士人确实很优厚，曾经还想按照这种办法来求取周代的制度。周制每三年大比，乡大夫考察人的德行和道艺，举荐贤者、能者，以礼接待他们。诸侯每年向天子贡士，六乡的士人从自己家中到乡大夫的庭院，登名于天府，由官府派往朝廷；他们往来所需的资费供给，应当比汉代更优厚，只是没有流传下来的记载。至于从诸侯国贡上的士人，路途相隔又不是王畿以内可比，为什么从未听说有像汉代所谓“续食”的制度呢？我的看法是，汉代没有固定制度，所以说诏令下达以后才开始制定法令；周代有固定制度，所以不必等到举行宾兴、每年贡士以后才为他们安排供给。考察周代的宾礼，规定得十分详细：凡是诸侯国的使臣任职期满回国，或派臣下向天子请命，他们入朝时都采用宾礼；贤能之士被举荐，也称为宾兴。周代强盛时，诸侯国的馆舍都修整齐备；在六乡地区，便用郊外和乡里的积贮来接待宾客：每十里有庐舍，三十里有客舍，五十里有市集，从饮食到其他物资全都备办。郑司农用汉代制度来解释说：“庐，就像今天供候宿的地方，也像今天的亭；大概汉代所谓县次，其中县是总称，而次就是候或亭。”这样看来，汉代也只是仿效周代而已；否则，怎么会用礼接待士人，却不把沿途接待宾客的制度用来接待他们呢？唐代最重视进士科，州刺史资助遣送士人的情况，今天已经不能全部看到；然而到了唐末，镇南节度使不过是一个武夫，仍然能够依照每年举荐乡贡士人的旧例，资助他们的斋粮和行装，使士人不远千里前往他的府第。由此推想，便可以知道唐代盛时的情形了。士人从乡里和本国被贡举给上级官府，官府供给他们路费，汉代和唐代都是如此，即使周代也是如此。江西是士人的渊薮，过去不远千里前往镇南节度府的，就是这一带的士人。我们庐陵又是这片渊薮中最深、这片森林中最茂盛的地方，出产士人极多；可是对他们续供粮食、资助行装，却连汉唐的旧例都还没有实行。这是每三年奉诏贡士的人所应当考虑的事。李侯首先开创了这件事，刘君又不约而同地响应，二人的意气相互感通，本来就应当如此。有人说：“李侯分掌铜虎符，治理一郡，身在地方，心却无不在王室。如今国事繁重，调度供给每天都接续不上，太守对内安抚百姓，对外应付粮饷运输，早晚勤劳不息，没有余力顾及其他。刘君不占有自己的田地而把它归还郡里，已经很贤明了；体察太守的心意，把田产用于最急迫的地方，不是更加贤明吗？为什么贡士庄的资助竟如此急切呢？”我回答说：“确实是这样吗？堂堂天朝，从公卿大夫到士人，都应当议论并勤勉地顾念国家体统；你的说法真是奇怪。郡里为国家贡举士人，即使特意从府库中拿出钱财资助他们上路，谁能说不可以呢？何况这块田本来就是刘氏所得，而且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来资助贡士的呢？”你说如今是多事之时，请允许我把道理说明白。王猛是偏远地方的臣子，在兵革纷乱之中，防止人才被埋没，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出来；从长安到各州的亭驿，都备有供旅人取用的物资，英才俊彦云集，国人都歌颂这件事。那是什么时代呢？可是当时仍然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如今世道崇尚文治，每次选取士人，便命郡守亲自劝驾；郡守有土地而治理地方，并不是替天子办事，却激发士气，使他们困顿在道路上，无法到朝廷任职，反而说这件事不急，应当先谋划其他事情，那也是不明白轻重先后应有的次序，更不是对待李侯应有的态度。既然已经驳倒了提出异议的人，便把这些话详细刻在石上。李侯说：“我听说刘君喜爱士人，而且勇于行义。如今他惠顾同乡士人，脸上没有一点自矜的神色；那么我这个太守又有什么功德呢？不过，士人取得一个名次、考中一科，哪怕最细微的一点，哪一样不是天子的赐予？太守和刘君都可以说没有功德。于是连同这些话一起记下，告知后人。某年某月某日，某记。”

译《复斋记》。从前孔子读《诗经》，读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时，感叹作诗的人爱好仁德到了极深的程度，竟忘记了自己已经年老，不知道年岁所剩不多。孔子凭什么知道这个人是这样呢？正是从他仰慕仁德的心情来看，他每天勤勉不懈，一定要以求仁来终其一生，所以孔子对这句话深有体会。复斋罗君请求我为他的书斋作记，这时罗君已经八十五岁了。我想，凭罗君这样的高龄，假如他不闭门谢客、不停止打扫庭院，肯把金玉般的言语赐给后辈，那么后生小子能够听到他的一句话，本来就是我的愿望。可是他为什么反而来请求我作记呢？我推辞谢绝了很久，但罗君多次请求，始终没有停止，最后说：“我或许还能等到看见你的这篇记，那将使我更加惭愧。”这大概是在反复吟咏孔子读《诗经》的故事。唉，这不正是他借此来教诲我这个后生小子的缘故吗？不过，我曾经对今天谈论“复”的人有所疑惑，他们大多认为“复”是人欲与天理彼此消长交替的时刻。但我观察天地之心，却并不是这样。天地不断生成万物的本心，叫作仁；人生下来便得到它，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本心。大化运行，昼夜、寒暑循环不息，过去的不断过去，将来的不断接续，本来没有间断。人按照它消长进退的节律来区分，于是今天的终结就是明天的开始；今年的终结就是下一年的开始。在这里，就有所谓“复”。《易经》说：“复，或许可以看见天地的本心吧？”意思是说，天地的本心在深密地运行，人有不能窥见的地方，只有在这个时刻，万物生生不息的机理最为明显，所以可以由此看见它。这就是所谓的仁，难道是已经“复”了才有仁，尚未“复”时就常常没有仁吗？如今如果把“复”说成人欲与天理消长交替的时刻，那也就不同于天地的本心了。一天有十二个时辰，一年有十二个月；十二个时辰和十二个月中，各有一个时辰或一个月处在“复”的位置，成为静与动交会之处。若从天地本心的完整总体来说，元、亨、利、贞大概没有一刻不是如此。圣人是为了那些不知道这个道理的人，才让他们在“复”的时候观察它；如果他们知道这个道理，那么元、亨、利、贞全都是天地的本心，又为什么只说“复”呢？那些把“复”说成人欲与天理消长交替的人，对于元、亨、利、贞又要怎样相配呢？白天结束便是夜晚，一年的秋天接着冬天，难道要因此认为天地有不仁的时候吗？有人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人和天地应当没有不相似的地方。”那么人有不仁，又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一天之中，容许有阴霾；一年之中，容许有乖戾的气候。这些并不是阴阳正常规律本来就有的。人的不仁，难道也是人的本性本来就有的吗？”天地之“复”，是根据夜与旦、冬与春的开端来说的，不是根据阴霾散去而天色开明、乖戾之气消失而恢复正常来说的。把人欲与天理消长交替，比作阴霾散去而天色开明、乖戾之气消失而恢复正常，还可以；若把它比作夜与旦、冬与春以及静与动的开端，那么我对这个道理早已深信不疑。不知道复斋认为怎么样？复斋已经老了，但年岁有壮年和老年之分，心却没有今昔之别。孟子说：“所谓大人，就是不失去婴儿本心的人。”复斋从少年壮年直到今天，经历了许多事变，然而他喜爱仁德的心，本来就是人生来所具有的，终身没有停止。我年龄只及他的一半，哪里足以了解您呢？但从他的斋名的意义推想，已经足以符合孔子所说的“《诗经》中所歌咏的爱好仁德的人”了。如今给书斋命名的人，往往不沿袭前人的名称，只是特意标新立异，也不一定都能因名而践行其实际意义。可是“斋”这个名称，前人反复使用过，大儒先生为此作记的也很多。罗君并非不知道这些，却不厌弃沿袭旧名，正是因为他有真正的见识。因此我恭敬地为他作记。书写匾额的人，是前任太守丰城李侯某。李侯努力学习，笃实行事，尊敬并结交前代贤哲，而且一向非常敬重罗君；由此便可以知道罗君是怎样的人了。罗君是乡先生归愚子罗泌的儿子，名苹，字华叔。某年某月某日，某记。

译《青云峰书院记》。曲江是岭南著名的郡，山川所孕育的人才大多秀美出众。百姓自张子寿显达于开元年间以来，安道在庆历年间鸣名于世；文献代代相承，一直到今天。学习进士业的人，都有仰慕前代贤人的志向，寻求老师、结交朋友，奔走到千百里以外，有的多年以后才回到家中。江湖之间有人用自己所学来教授门徒，曲江士人一定在其中，而每年到我们庐陵来求学的人尤其多。他们大多纯朴诚实，写作文章时，轻浮巧丽有所不足，而质朴充实却有余。我很喜爱他们身上保留的古代遗风；如果能让他们遇到名师和良友，用古道相互诱导扶助，那么他们的成就应当会大大超过常人。然而近年以来，士人的风气日益趋于低下，号称前辈的人，有的也不过是传授和学习科场文章，竟茫然不知讲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幸而考取科举，便自以为取得一第如同从囊中取物，不再增进自己尚未具备的学问。后学仿效他们，凡是书肆所售、称为时文的书，便空着钱袋买回去，好像得到至宝；而圣贤的格言和重要训诫，以及先儒孜孜不倦、切实讲说以启发人心的著作，反而被弃置一旁，认为那不是举子每日用功之余所能顾及的。我们乡里的士人尚且免不了染上这种弊病，其他郡来求学的人，又有什么可责怪的呢？这样做只是使他们不远千里而来，不但没有得到益处，反而受到损害。我脱去布衣出仕将近六年，回想半生的学习功力没有什么成就，常常发愤叹息，于是设塾于私家，想着和两三个志同道合的人专心学习本来应当学习的东西。然而，来求学的人把科举功名当作目标，那么也只会在时文这种眼下急需使用的文章上向我求取；我靠笔砚代替耕作谋生，仍然不能摆脱这点微末的旧本领。他们已经不是相互促进，而是相互沿袭，我内心没有不悲痛惭愧的。丙午年，邹君某和他的弟弟某确实前来求学。邹君是曲江属县仁化县人，锐意求学。可惜我和他相处只有几个月，还来不及把我的见解告诉他。邹君将要回去，请求我说：“我家有一所青云峰书院，因所在地而命名。青云峰下面是龙骨岭，书院背靠龙骨岭，枕临青云峰。前面有一条水，环抱书院向东流，叫作斗水。伯父喜爱这里幽静优美的景色，便在此建屋，作为几个儿子藏修、游息的地方；我的父亲又共同完成此事，在其中购买田地，收取每年的收入，专门用来供给游学者的书籍费用。希望您为它作记，并且幸而教导我求学的大道理，使我早晚亲眼看到这篇文章而不忘记您的教诲。”于是我告诉他说：“凡是我希望和朋友共同学习的，并不是如今所谓举子文章那一类东西。所谓学习，就是凭借圣贤的书，探求圣贤的本心，从而成为圣贤所归向的人。举子文章不过是寻求前代显达者的准绳和尺度，学习前代显达者的文章，以求得到他们的科第罢了。阅读圣贤的书，探求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的道理，还有什么能够阻挡呢？我知道你喜爱学习，只遗憾几个月之间还没有机会把这些话告诉你；如今将要分别，难道忍心吝惜言语吗？你的书院以山命名，那座山高耸秀美、峭拔挺立的形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但看见它的名字，便知道它不会只是小土丘。你回去后在高耸秀美、峭拔挺立的山下藏修、游息，地方偏僻，人的声息寂静，景物和内心相会，能不有所感悟吗？《诗经》说：“高山仰止。”高山为什么值得仰望呢？因为人本来就贵在能够自我提升。孔子登上东山，便觉得鲁国小；登上泰山，便觉得天下小，为什么呢？处在高处，所看到的范围就广大。人不能自我提升，就会陷入污下；看不到广大境界，就会安于浅陋。你走吧，我没有什么再要告诉你的了。你回去看见这座山峰，再问它的道理。邹君又请求说：“山峰以青云为名，考中科举的人把它看作祥瑞。我们兄弟在这里学习，认为上天通达顺利的道路就在这里。挂起这个名称，也用来激发和策励求学的心志，您看怎么样？” 我说：“小土堆和低矮的土山不能产生云，能够产生云的山，必定是形势分明、积累得高大而厚重。求学也是这样：积累义理来涵养自己的浩然之气，这种气充塞天地，天下的事情便没有什么不足以担当。古代君子退处自我涵养，不求闻名显达；一旦被任用，天下便蒙受他的恩泽，为什么呢？因为他平日隐藏得深，蓄积得厚。”你走吧，我没有什么再要告诉你的了。你回去看见这座山峰上的云，再问它的道理。”邹君说：“是，是。”于是我把这些话按次序写成记。

译《嘉莲亭记》。辛亥年秋八月初一日，我跟随两三个朋友到永水北岸的古潭之上，拜访友人胡君伯雨。主人还没有出来，我趁着清晨的凉意，径直到了溪水东面的园子。溪水旁边，原来曾经引水筑成池塘；到这时又筑起一座小亭，工匠正在治理水道。我问工匠：“为什么要建亭子？”工匠说：“为了表彰嘉莲。”今年夏天，莲花一根茎上开了两朵花的情形出现过两次，如今都已经结实了。他指给我看，两个朋友请问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呢？”濂溪先生所说的“洁净挺立，亭亭玉立，不牵蔓、不旁生”的莲花，如今竟在这里出现了这种奇异现象吗？我说：“你们没有读过我家六一公所写的《许子春园亭记》吗？”六一公说，他看见子春家中三代人都孝顺友爱，园中的草木将会出现连理和骈枝，禽鸟将在其中飞翔聚集，将不争夺巢穴而栖息，也不选择雏鸟而哺养。许氏园中并没有真的出现这种祥瑞，六一公只是根据许家的孝悌之意来推想罢了。如今确实出现了这种祥瑞，这难道会是偶然的吗？至于伯雨有这座园子，我还不必谈这两朵花是不是祥瑞；大体说来，伯雨大概正是以此为乐。孟子说过：“贤者然后能够享受这种快乐，不贤的人即使拥有这些也不会快乐。”如今各种动植物，都足以使人触目而生发感慨，使人油然而生父子兄弟之间的天然亲情，这就是《诗经》所谓的兴。草木欣欣向荣，鸟兽和谐鸣叫；如果人的胸中没有生机来感受这些，又怎么知道外在环境值得快乐呢？君子的快乐之所以可贵，是因为他的胸中充满浩然之气，和天地一起处在春天；所以眼前森然呈现的万物，正是充盈在我心中的生机。每当我和伯雨在这座园子里徜徉，看见园中万物所具有的生机大多与人相同，从伯雨眉宇之间显露的神情观察，便心里知道伯雨是有所快乐的。两个朋友问道：“人心所感到的最大快乐，究竟是什么？以什么为乐呢？”没有什么快乐能超过尽到人伦本分：父子之间孝慈，兄弟之间悌友，并且把这种道理推展开来，没有什么不以此为准则。如果这些本分没有尽到，我怎么能没有忧愁？如果这些本分已经尽到，我为什么不能快乐？快乐便会使万物不断生长，这种生长的道理哪里可以停止呢？天地万物和我的本心原本是一体。我知道伯雨胸中的情形，却不能把它全部告诉你们；你们想要以我的话为证吗？我对伯雨的了解还不如对莲花的了解；莲花只是植物，却一再为伯雨呈现祥瑞，好像特意有这样的心意。天地间和谐之气的汇聚、秀美之气的孕育，是谁造成的呢？这样看来，从《诗经》《尚书》以来所说的理气感通之说，哪里可以欺骗我们呢？”话将说完时，伯雨的几个儿子和他的几个父辈、兄弟一同来到，询问我这番话的始末。我也自认为这番话，胡氏子孙应当共同听到。我又把这些话详细告诉他们，并让他们转告伯雨，把它刻在石上。这一年是淳祐十一年，欧阳某记。《逸老堂记》。禾川胜溪仙台下面有一位隐逸的老人，姓张，他用“天逸”给自己的堂屋命名。有人问我堂名是什么意思，我说：“天逸。”又问：“是说张君年老以后才获得安逸吗？”我说：“上天不能使人安逸。”又问：“是说张君年老以后才安逸吗？”我说：“劳苦和安逸并不以壮年、老年为界限。为什么说上天不能使人安逸呢？因为上天虽然给人以安逸的条件，人却自己使自己劳苦，上天怎么能使他安逸呢？血气旺盛时，人放纵自己的雄心，忙乱不止，一刻也不能休息，上天怎么能使他安逸？等到年老而稍稍停止劳作，也只是因为血气衰弱罢了。为什么说劳苦和安逸不分壮老呢？因为本来就有年轻而安逸的人，这是由于他们有所见识；也有年老而更加劳苦的人，他们应该戒除贪得，却没有戒除。人的精神是有限的，而富贵等身外之物以及世人彼此羡慕追逐的事却无穷无尽。用有限的精神沉溺于无穷的追求，于是又有未老先衰的人了。可是他们最终又能成就什么呢？所以说：上天不能使人安逸，劳苦和安逸不分壮老。唉，我看世上这样的人太多了。姑且试着打个比方：天地之间，耸立的成为山，流动的成为川，从天地开辟直到今天一直如此。想登高吗，山就在那里；想临深吗，川就在那里。如今却要筑台来求高，凿池来求深。台难道还能比山更高吗？池难道还能比川更深吗？然而世人往往这样做，都是不懂得使自己安逸的人。我不在台池上寻求登临的快乐，而在上天所造的山川中寻求登临的快乐，那么到哪里去还能不安逸呢？所以，凡是使我劳苦的事情，全都不是上天造成的。我虽然正值壮年，却知道这个道理，也已经很久了。如今张君年过九十，听说他视力清明、听力灵敏，读书如同后生一样，这难道不是因为他有所收获才这样吗？《尚书》说：“实行德行，内心安逸，日益美善。”所谓德，就是内心有所获得而感到满足。最大的满足就在自己心中，又还要求什么呢？无论壮年还是老年都能安逸，每天都看见自己日益美善。这就叫康宁，这就叫“攸好德”。康宁而且长寿。张君字伯英，我大概认识他的孙子肖玉。《巽斋文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十七，宋欧阳守道撰写的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