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巽斋文集》卷十七宋欧阳守道撰记

译《螺山灵泉院记》环绕庐陵方圆十里的地方，佛寺集中在西南一带，东北却特别少。出了东门，沿着江东岸到达吉水，有一座高高耸立的螺山，那里只有灵泉院。佛寺彼此相望，有人认为这是百姓的祸害。至于相隔极远的地方，有山却无人供养，茂密的树林中有泉却无人疏通，清澈的溪流被樵夫牧人困扰，水被田间沟渠污染；想得到片刻清凉、饮一口甘泉都不可得，更何况希望登山临水游览观赏，获得耳目上的清美情趣呢？这样看来，佛寺偶尔出现在村落炊烟之外，也正是好事者所感到快意的。所谓螺山，山形曲折宛如螺壳，挖地不到一尺，便常常能得到无数金色螺壳，大的仅如珠子，但形状却胜过真的螺壳。山南有一口井，深不到四尺，水清洁、甘甜而寒凉，冬夏都不会枯竭。泉旁有塔，塔旁有寺，这就是灵泉院。我有空时多次到那里去，认识了主持僧人元鉴。元鉴请我说：“本寺的创建，相传始于东晋升平年间，从今天往上追溯。元鉴的老师是妙心，妙心的老师是惟本，惟本的老师是宗海。四代相传，一直把修造庄严作为职责。大概重新建造佛殿，是宗海的事；重建法堂，是惟本的事；砌筑道路、修建山门和定光佛殿，是妙心与元鉴的事。如今又度化了四名弟子。假使我的弟子对我也像我对先师一样，破损的加以修葺，缺少的加以增建，那么这座寺院连同这座山、这眼泉水，就终于应当成为城东北一带的胜景了。然而寺院从创建到现在连一块碑也没有，幸而请您为我写篇记，并且把它告诉后人。”我笑着说：“寺院难道要依靠碑刻才能长久吗？”升平是东晋穆帝末年的年号。升平元年岁在丁巳，到五年结束。从元年到现在宝祐四年丙辰，共经历四十个丁巳，大约九百年了。九百年而基址仍旧，天地之间像这样的地方能有多少呢？大概上自天子的离宫，其次是王侯的别墅，直到雄藩巨镇的游观之所、交通要道的馆驿，计算它们占据山水胜景的优越、房屋楼阁的华丽，建造之初的用心，难道不都是想把它们留传无穷吗？而且那些记述和题咏，出自名家之手的有多少呢？可是遗迹能够保存下来的，百处中没有一两处。凭吊古迹的人在黍稷荆棘之间访求，却往往找不到；即使侥幸在乡野之人那里找到石刻，也常常在礁石、渔梁、砺石和樵夫斧砍的损坏中断裂磨灭了。土木建筑和文字记载都如此不足以凭恃。所谓小小的寺院，在那些盛大华美的建筑面前，谁还会把它相提并论呢？可是它为什么能保存到今天呢？因为它处在不值得争夺的地方。天下最宝贵的东西，没有比世人不争夺的更大。世人不争的东西，世外之人往往能够得到并独自占有它。那些地方有记述题咏，却不能挽救它们迅速毁坏；这里没有一块碑，却不妨碍它长久保存，原本就是如此。元鉴说：“您的话说得好，正合于我们佛教的道理。虽然如此，我早已准备好石头等待您了，希望您就把这些话写下来，使凡是读到它的人都怅惘长叹，对于得失稍有警醒。舍弃贪爱、离开痴迷，或许会因为您的话而做到吗？那么这一番话的功德，就胜过我修造庄严寺院百千万亿分了。”我说：“好。”这就是《螺山灵泉院记》。《圆通阁记》佛教的道理，儒者很难谈论。一个人说佛教的话，众人便讥笑并排斥他，于是置之不问。佛经亿万卷都在那里，从前先儒的眼力往往已经涉及它们了。即使先儒的眼力还没有看到的地方，众人却只知讥笑排斥，恐怕是因为自己并不了解其中的道理，所以不如共同探究佛教与儒学相合或相违的极致，再用公正的态度来判断。从前我听先儒说，西方之气厚重，所以产生异人；又说佛经远远胜过《庄子》，大概早就想取来长久阅读了。只恨佛门弟子虚妄地增益他们老师的说法，使篇帙繁多来迷惑世俗。今年春天，僧人法荣建成了圆通阁，请我写文记述。我想到“圆通”二字的意义：“圆”就是没有滞碍，“通”就是没有阻塞，这种说法并没有违背我们儒家的道理，于是取出所谓《首楞严经》来阅读。读完后感叹说：他们师徒之间反复辨难，差之毫厘也必定要辨明，这也不是随便说说的，为什么要仓促地否定它呢？经中所称的阿难，本是释迦氏的弟弟，仰慕兄长的学说而学习。兄弟之间谈论圆通，当时在会的人各自说出所得，共有二十五人；其中观世音独自推究其根本，实际上是从“闻”入手。观世音讲出关于闻的道理后，那二十五人没有不茫然自失的。所谓“闻”，是把声音作为尘境，把听闻作为本性。声音这种尘境有生起和灭去，听闻之性却没有存在或消亡。称为本来之闻，称为听闻复归，称为自己听闻，称为反闻。收敛它便成为凝静寂然，扩展它便成为光明。因此向上可以与诸佛相合，与诸佛同具慈爱的力量；向下可以与众生相合，与众生同具悲悯仰望之情。说法虽然奇异虚幻，但它所归结的寂静与感通的大旨，也可以看见了。他们又认为，听闻并不依赖形体而建立，所以不必等到出生才存在，也不随死亡而消亡。这正是佛之所以成为佛，而也是我们儒者不屑多说的地方。然而先贤仍说过一句话：“能够体察形体虽聚而神知至死不亡的人，可以和他谈论本性。”这又难道因为佛曾经说过，就不肯同意吗？这样看来，没有感应的是本性的实体，能够感应的是本性的神妙；顺着有感应去寻求无感应，大虚空的至静境界就清楚地呈现在眼前了。假使佛教不知道这个道理，本来没有什么可谈；佛教如果知道这个道理，那么它岂不是也足以验证这一道理与儒家相同吗？不过，他们所得的是不依赖形体而建立，而他们所失的也正在于不依赖形体而建立。既然说不依赖形体而建立，便把身体指为幻妄，什么事也不去做，那就大大不合道理了。法荣是佛教徒，我也还没有时间同他把这些话全部说尽。唉，法荣能够建成圆通阁，那么你认为你老师所说的“圆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阁中供奉着观世音像，你庄严地侍奉他；你认为观世音既然已经得到他所得到的境界，难道不是志意坚定、精心思考，不能忘记这一道理吗？唉，何必问这些呢？我正因此有更深的感慨。阁在永乐寺，寺在梅山，山在庐陵县儒行乡，我的三代祖先坟墓都与它相邻。据说主持这座寺院的人，是本铨，法荣的弟子。

译《容安书院记》安成王君贵珏把自己的居室题名为“容安”，并写信请我作记。信中说：“我的本意并不是取陶靖节‘容膝易安’的意思。我得到您的信，整整思考了一天，也不能明白。大概在典籍中寻找两个字连用的例子，除此之外没有别的。王君难道另有所本，只是我不知道吗？我将再写信询问它的出处。又想到这样往返会增添许多事情，姑且顺着自己的意思说一说，以完成您的托付。陶靖节所说‘容膝易安’，本来是无所求的意思。我又从东坡苏公那里得到一句话：‘人所站立的地方，脚以外都是无用之地，却不能废弃。’所以忧虑如果不在千里之外，就在席子和几案之下了。苏公特别强调长远的忧虑，但其中也包含安危的道理。他的话很值得玩味啊！我准备借此来谈论。我的‘容’的说法，不是靖节所说的容纳膝盖，也不是东坡所说的容纳双足，但东坡的意思接近我想说的。所谓‘容’，是我希望它有余地。仅有尺寸之地，自以为最安稳，却没有余地来使容纳宽舒，那么所谓安稳也就危险了。所以您存心坦荡平易，待人和善随和，用来使别人获利的事情，也正是使自己获利的事情。左边是悬崖，右边是岸壁，前面是机关，后面是陷阱，把人置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自己却立在尺寸之地上，这样的安稳究竟在哪里呢？秦穆公说他的心胸宽厚舒缓，因为有包容之量，所以能够保全子孙和百姓，这难道不是有益吗！不能包容的人，不能保全自己的子孙和百姓，也只能说危险了！这就是存心、待物有宽狭以及由此产生安危的分别。我请以此作为王君堂屋的记。虽然，能够包容就安稳，不能包容就危险，这固然如此；但我还有话要进献给王君：秦誓所说的包容，是指不能容忍别人有才能、有美德和圣明之处。善恶摆在面前，却毫无分别，只说我宽大地包容它们，那是不可以的。对于人的不善，君子本来就有对待它的方法。有人帽子戴得不端正，便瞪着眼离开他，这是心胸狭窄。有人在我身旁袒胸露体，难道还能使我失去恭敬吗？心胸狭窄的弊病，不过是憎恨别人不行善；不恭敬的弊病，却是已经把别人当作人，却又不按人的类别来对待他，这怎么可以呢？君子对于别人没有不能包容的，即使别人不善也包容他。但他包容别人，是要使那人进入自己的包容范围，熟悉自己的诱导教化，其中包含着忠厚恻隐之心。等到对方都进入善的境界，对方也就都处在安稳之中了。否则，包容也会有弊病，那还有什么安稳可言呢？请您仔细思考。《登云庄记》乙丑年初冬，我和两三个人到郊野去，遇到满路运送官租的人。我先到一户田舍休息，地上还留有一些粮粒，一个童子正在扫拾，大概这里就是交租人的住处。墙壁上有一首诗：“云啊云啊，变化神奇。灵云啊，卷起地下的黄土，飞到天上青空。仙人乘着云，天高不过五尺，借给我清凉的云荫覆盖赤色的土地。云间逍遥自在，人间却苦。年年困苦的时候，盼望您降雨。”我问童子是谁题写的诗，他回答：“庐陵县有登云庄的田地，我祖父和乡邻耕种它，这首诗是我祖父作的。”我问：“你也懂得这首诗吗？”童子不回答，只抬头望着云彩歌唱，声音婉转悠扬。我被他感动，回头对两三个人说：“记住，这正是我们这类人的话。”后来，县令鄱阳熊侯来拜访我，谈到登云庄，我把所见到的诗告诉了他。他惊叹说：“这些话虽然俚俗，含义却深长。他所希望得到的庇护百姓的君子，难道只是浅薄地希望降雨吗？”我震龙初次掌管这个县时，知道县学有贡士庄，按市场计量计算田租，共有八十七斛。那是在嘉熙年间，前任县令永嘉项公模创设的，谢公子强稍稍增加了它的规模，已经很美好了。田少时我便动心说：“假使任满三年，我离任时的力量还可以扩充它。” 于是把细小的收入积累起来，得到一千多缗钱，用来购买田地，每年又收租九十八斛多。一位道士献出屯田二十解，看他的心意没有别的，而且数目也很少，于是收下并附在其中。郡国供养贡士，是县里按照汉代办法继续供给粮食。如今士人来自邻近州县，却没有人肯体恤我们。做县令的自己把这点心意寄托在这里，但米又重而不便携带，于是换成钱储藏。士人将要出发时，打开新旧两庄三年的储藏，分给他们作为路费。那些被贡送到乡试、漕试、胄监的士人，曾经贡送过而再次参加春官考试的士人，以及参加阶对的士人，所分的数目各有差等；凡是曾在本县学登记过的，给得更优厚。学宫前廊负责收支，今年春天已经发过一次路费。现在把新庄命名为登云，以区别于前庄，同时表示相互期望。然而我想，那个田舍老人已经知道这层意思了。因此我向熊侯请教：“士人接受侯的赏赐很丰厚，但米换成钱，每年的价格没有固定。米价低时钱少，米价高时钱多。替贡士筹划路费，是希望米价高而钱多吗？还是宁可米价低而钱少呢？”熊侯长叹说：“我本来已经把这件事告诉过县学的士人了。去年百姓缺粮，县里没有仓粮可以发放，只有这两座庄的粮食。不能把这点东西暂时拿来给士人作路费，而想赶快借这点东西来救济百姓。在这里救济百姓，就没有办法在那里给士人作路费，于是看当时的适宜情况，暂且减去一半发放。减得少而施舍的范围也就缩小了。”官吏还在犹豫，便告诉我说：“这样一来，明年得到路费的士人恐怕会减少。”我看不上这些官吏，便对县学的士人说：“今年替我积存钱财，明年接受这份路费的必定是各位。各位得志以后，应当把恩泽施加给百姓；而且将来出仕，难道会把每一文钱都用来作防桂、炊玉的费用吗？请把我在新丰喝一杯酒后剩下的东西，分给那些翳桑之人一顿饱饭，我相信你们会同我有同样的心意。路费虽然只相当于丰年时的一半，但与丰收之年相比仍然有余。我们这些人难道会庆幸米价昂贵吗？”大家都高兴地说：“诸位学生如果侥幸考中入仕，减少自己的所得来使百姓受益是可以的。哪里有把公家的赏赐妄自估量为己有，还计较多少的道理？这样一来，士人与百姓双方都获利，事情自然能够相互维持而没有弊害。请从今天起永远作为后来的制度。”我祝贺赞叹说：“诸位都是有志之士、仁人。上天的心意最为仁厚，诸位这样的志向正合乎天心。高科及第不是诸位还会是谁呢？”这就是我去年用两座庄平抑粮价的开始。请您替我记下这件事。”于是我为此写道：“士人的用心，常常像他们用来回答熊侯的心意一样，这样才不辜负登云庄这个名称的意义。我们这些田舍老人，确实对这些人寄予希望。咸淳元年十月丙寅日，邑人欧阳某记。

译《吉州吉水县存济庄记》我看到郡县在灾荒年间下令劝导富户出售粮食，哪一次不令人叹息呢？积存的粮食最终归于出售，富裕而仁厚的人也不必劝导；官府办理荒政大多没有完备措施，而劝粜却成为第一策略。在尚未实行这项法令之前，贫民拿钱买粮，还有可以购买的粮食；富户观察时势提高粮价，也还有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命令一发布，情形马上改变了。富户并非全都一样，所谓很富裕的人固然要劝其出售，即使只是勉强能够自给的人家，也包括在内。他们生计微薄，计算人口供食之后还有一点余粮，没有不拿来换钱的；即使想等待高价，也不能等待。官府召集并告谕他们说：‘你们出售若干粮食，若在某月某日违犯我的命令，就治你们的罪。’回家后彼此告诫说：‘我虽然有米，现在却不能自己出售了。’如果自己把米卖光，后来无法响应官府的命令，那又怎么办？昨天还出售，今天却关闭粮仓，实在是不得已。又有人名义上算作富户，实际上没有余米，按实情申诉而官府不相信。即使相信了，也告谕他说：‘你米粮不足，却有多余的钱，怎么能免除呢？’他接受命令退下，赶忙到积存粮食的人家去买粮替官府备办，不敢落在别人后面。转相买粮、争先恐后，积米的人掌握着提高粮价的权力来要挟买粮者，晚上看见的价格与早晨已经不同了。大体说来，这种命令通常在冬春交替时实行，六七十天以后便结束。命令尚未实行期间，官府和富户都忙乱不安，贫民却遭受停止售粮和提高粮价两重祸害，而这两种祸害都是官府催逼造成的。到了出售粮食的日期，价格更加高涨，再也降不下来，即使强行裁抑也没有用。又有的地方执行得仓促，立即要求办成，把任务摊派给贫弱之家，使他们无法承受；一切听任吏役办理，于是奸诈欺骗层出不穷。唉，这能叫荒政吗？所谓劝粜，古代从未听说过。我听说过劝分，现在却下诏劝粜，把它叫作劝分。那么劝分应该怎样做呢？回答说：“仁厚啊！国家办理劝分，向来有好的办法。除正常赋税按十分取一以外，再按十分取一，称为义米。这就是说，富户无论丰年歉年，年年都分出粮食；无论仁与不仁，人人都分出粮食。没有劝导的名义，却有分施的实际。正赋十万，贮存在义仓里，已经不能说不多了。而且并非每年都常常发放，只有发生饥荒后才发放，只给贫民而不收价钱。给粮的人是谁？这些粮食取自富户，是富户给予的。主持百姓的官员不推究设置义仓的本意，有时却收取粮价，那么富户本来是为了分施恩惠，官府却把它同正常赋税一样据为己有，这还叫什么义米呢？” 年成饥荒时，又用劝粜来充作劝分，富户难道能够不对官府有怨言吗？何况劝粜的祸害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又不是更加不利于贫民吗？唉，为什么不返回根本呢！三山人陈升担任吉水县令时，连年遭逢歉收，曾经按照惯例劝导出售粮食，亲眼看到了它的祸害，慨然说：“义仓不是县里能够专擅使用的；假使县里可以专擅使用，我劝导富户出售，是为了我的百姓，日后若能由我专用，我就自己分给他们而不收粮价。约略计算一下，假使我每天分出一斛，那么每天吃二升粮的饥民可以供养五十人；有一千斛，就能使五万人饱餐一天。我恨自己的力量达不到这样，但万一幸而本县还没有达到需要救济五万人的地步，我姑且先开这个头，后来有君子能够因我的作为而增益它，救济百姓就确实没有什么困难了。”正好有县里可以买到的田地，于是又节省费用买来更多田地，每年收租可以达到四百斛。假使每天救济二万人，一天就会用尽；如果每天减少十分之九的人数，十天也会用尽。至于如果上天帮助本县，家家大致能够供给，人人大致能够吃饱，需要救济的人少，那么粮食能支撑一个月也未可知。又幸而丰年多、歉年少，几年以后才发放一次，那么得到救济的人就会更多。现在施济的范围固然还不广，于是把这座庄命名为“存济庄”，用来寄托他的心意。县里的士人和百姓都请我写记，说：“陈君所谓存济庄，是要把东西施加给人，必定确实能够救济到人吧？”我说：“自己没有病，却把药施给别人，病人因此痊愈，施药者也因此身体康健；自己不喝酒，却拿酒给别人喝，使别人醉意舒适。侯看见有人在面前挨饿，便吃不下饭；饥饿的人吃饱了，侯也觉得饭菜甘美。这是内心感到快慰，却不把功德显露在脸上的事情。”写这篇记并非侯的本意，虽然如此，我想谈论劝粜的祸害，已经很久了。若不是侯的这个举动使我郁积的意见得以发泄，后来的读者如果对这篇文章有所感触，能够最终像侯所希望的那样，因这座庄而增益它吗？哪里只是吉水贤能的大夫，凡是做县令的，都一定会仿效而这样做吧！咸淳四年正月元日，承事郎、主簿、华州云台观欧阳某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元日〕 《龙须山旃檀林记》龙须山法云禅寺有一座堂，名叫旃檀林，在佛殿西面，用来接待从远方来的僧众。景定三年春，主持山寺的朴庵绍月拆除旧堂、重新建造，嘱托我写记。我听说旃檀是异国的名贵香木，佛经中多次称说它。经中说：“用红色旃檀木建造各种高大、宽广、庄严美好的殿堂，让成百上千的比丘居住其中。”这是说这种香木可以用来建造僧人的居所。在诸佛中也有称为旃檀香如来的名号，是取其修行和品行清洁，与这种香木相同，所以用来命名。拿《楚辞》来印证，就是以香草比喻君子，把君子置于桂木栋梁、兰木椽子的房屋中，也是同一个意思。佛教所说的这些其实也是寓言罢了。佛舍弃王位，甘愿处在寂寞无人的境地，难道还会被宫室的华美牵累内心吗？然而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无知的人只懂得它关于庄严供养的说法，建造寺院、供奉僧人，极尽奢侈，使中国得到许多这种木材，也一定会全都用来建造他们所谓的殿堂。农夫百姓连蓬草茅屋都不足以遮蔽自己，王公大人却没有什么能使他们动心，唯独供奉僧人时毫不吝惜。僧人安居在华美的屋宇中，也好像本来就该如此。唉，佛最初的本意，果真是这样吗？喜爱洁净、厌恶污秽，是人们共同的居处之道，用来安身，达到洁净也就够了。至于斋戒、熏香、沐浴，使外表和内心都清净无污，那么佛用来教导弟子的道理，也如同我们儒家所说的洁净自身；光明美德的馨香，果然在内而不在外。绍月对我说：“草木尚且相互喜爱，因为气味相同；我们这些林下之人自称为苾刍，而用旃檀林来供奉客人，对来客的期望是很深厚的。来的人众多如林，都是与我气质相同的人，不要把他们区别开来。和善人相处，时间久了就会和他们一起受到感化。”我于是感慨而有所感触。这座山上有我的祖坟，我扫墓之后，进入方丈室拜见这位老人，每次都觉得他的清谈意味深长。从今以后又应当时时来到这座堂，希望能够遇到那些从远方来的人，看看这位老人所结交的朋友。

译《潭州湘阴县学记》湘阴是长沙所属的县，处在整个楚地南部偏僻遥远的地方。我们的夫子孔子周游天下，楚国的国君也曾有意聘请他，却被子西阻止。狂人接舆唱着歌从孔子身边走过，说：“凤凰啊凤凰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衰微了呢！”在那个时候，楚国在天下诸国中几乎已经拥有南方全部地域，可是先圣的教化却不能在它的国中实行，更何况如今所谓的湘阴呢？从湘阴望向楚国都城还相隔千百里，哪里知道东方鲁国有我们的夫子呢？然而楚国自有豪杰之士，如陈良，在百年以后仍然尊崇仰慕夫子的道；而湘阴又有汨罗江在这里。屈平为忠而死，县里的人至今还能指认他的死处。君子读《离骚》而为他悲哀，认为假使屈平曾在北方学习，他所坚持的操行应当会更合乎中庸。那么，孔子在世时，虽然圣人的教化不能在这里实行，但这里的土地和人民即使距离圣人已有千年，也同样可以成为颜回、曾参一类的人，也同样可以成为子游、子夏一类的人，同样可以成为洙泗之间的弟子。宋朝兴起，天下统一，庆历年间下诏各郡县都设立学校。湘阴县学创建于元祐年间，迁建于崇宁年间，淳熙年间恢复，景定五年赵侯与纵又重新修建。原来的县学靠近江边，水涝可以波及，而且地基狭窄，夹在馆驿和民居之间，房屋朽坏倾斜，不修理就会毁坏，所以全部拆除，改建并加高，使它拓展得更加宽广。赵侯有不能不做这件事的原因。学校建成后，祭祀器物也全部更新，都依照礼制。近年县里有了主持学校事务的官员，由朝廷任命，赵侯又勘察合适的地方，为他修建居所。道的兴盛和衰败，连先圣也不能完全决定。《子衿》讽刺郑国，《泮水》歌颂鲁国，删定《诗经》时都保留下来，这个用意本来是劝勉和警戒后人。然而当时孔门的高才弟子出仕、担任地方官的也不止一人，弦歌之声却出了武城便听不到了。难道那些弟子所到之处，都把教化看成不急迫的事吗？明王没有兴起，天下没有人尊奉夫子，更何况门人把自己听到的道理施行到政事中去呢？我知道他们会因为迂阔而受到讥笑。因此，有志向却不能实现的人很多。如今方圆百里的地方，没有不设立学校的；像赵侯这样做，湘阴用两年的力量投入这件事，以便惠及本县优秀的百姓，使他们有安定的居所来诵读学习先圣的教诲。古代那些求学于孔门的人，哪里能做到今天所做的事呢？唉，这固然是一时的事情，却也在于办事的人。国家能够下诏让郡县都设学校，却不能使所有治理郡县的人都留心学校。庸俗的官吏如果只保留学校的名义，春秋两季不得不祭祀先圣先师，一年到头不得不尽【缺】给诸生发放廪粮，也就只有这样罢了。纲常若没有学校就不能彰明，风俗教化若没有学校就不能敦厚，暴乱若没有学校就不能止息，刑罚若没有学校就不能清明。国家因为有学校而使乡里安定，因为有学校而使人们和顺亲睦，使那些弱不胜衣、循循遵守规矩的士人谈论《诗》《书》、讲说道义；他们在闲暇中所做的事，世道也暗中依赖它而得到好处。大概我们宋朝三百多年来从中取得成效，已经很久了。这正是赵侯急切要做的事，有识之士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成为先圣所说的“即使有粮食，我怎么能够吃到它呢”。这项工程购买材料、雇佣工匠，费用非常多，迁移驿馆和改建民居的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赵侯用自己的俸禄资助它，主动让出土地的人和出力的人，也都被赵侯的义举所感动。工程完成后，赵侯写信来请我作记，说：“您何不写几句话留给湘阴的士人呢？”唉，我本来就是最迂阔的人，又能说些什么呢？只是希望湘阴的士人深切思考：这里距离圣人的时代和圣人的居处，是那样久远而遥远。如今学校的宫墙仿佛就在眼前，诵读声彼此相闻，好像和孔门诸子并列侍立，聆听圣人博文约礼的教诲；这正是圣朝道德教化的恩泽，也是贤能大夫治理县邑、懂得事情本末先后所带来的恩惠。世道的升降有什么一定呢？只有人心和天理最终可以依靠。赵侯任期届满要离去了，而这所学校刚刚建新，希望其中的学者又能推广所学来美善乡里。这样将看到县里人人都有士君子的品行，人才由此产生，能够实行道义而兼善天下；子女孝顺、臣下忠诚，使我们的国家长久强盛，难道不会有从这所学校出来的人吗？我和赵侯共同期待着这一点。赵侯寄居福州，在戊戌年考中进士，如今官为宣教郎。这一年秋季八月十九日庚申，庐陵欧阳某记。《巽斋文集》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