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语集卷三十一

译《未央宫记》丞相酂侯臣何冒死拜了两拜上言：皇帝陛下！陛下率领天下义兵诛讨无道的秦朝，在西方定都关中，以根本控制枝叶，天下真是大幸。京师是中原诸夏的父母，应当使四方诸侯知道有所取法。如今咸阳遭到项氏残酷毁灭之后，堂殿都已毁坏。栎阳的长乐宫沿袭秦朝旧制，虽然一时还能勉强使用，却不是合乎法度的宫殿。臣不胜大愿，冒死请求陛下诏令有关官署测量长安的土地，营建天子的宫殿，命名为未央，为汉家建立万世无穷的基业。臣何冒死拜了两拜以闻。皇帝下制说：可以。尚书令下令御史和将作官署，依照地图，遵奉诏书办事；丞相裁量处置适宜的事务。太卜占筮，全部得吉。高祖七年初，在长安开始营建宫殿，借龙首山修筑高出地面的前殿，东西五十丈，南北十五丈，高三丈五尺。殿北面营建宣室殿，作为帝王处理政务的正殿。掖庭宫在宫内，设有渐台供登临眺望。曲台殿、石渠、天禄、麒麟三阁，收藏前代典籍和名臣的功勋著述。承明殿的廊庑，是文人儒士著书作文的地方。织室、暴室、凌室，是织造文绣、染炼绢帛、收藏冰块的处所。宫外四周排列着值宿的廊舍，用巡逻道路环绕。” 宫墙设有两座阙门，正北端的门叫玄武阙，东面的是苍龙阙。四面设置公车司马，主管接收四方上奏的章表。又建立太仓、武库，用来储藏国家财物、严密防备兵器。宫城周长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削平山地来修筑台殿，不借助夯土筑墙，因此高出长安城。那年二月，皇上从平城回来，看到长安宫室壮丽，愤怒地说：“天下纷乱，百姓劳苦了好几年，成败还不可知，为什么宫室建造得如此过分？”丞相萧何说：“天下尚未安定，正好可以趁此机会完成宫室。天子以四海为家，宫室不壮丽就无法显示威严，而且不能给后世留下超过它的机会。”皇上很高兴，立即从栎阳迁都长安。高祖九年十月，未央宫建成。皇上在前殿朝见诸侯王，设酒宴，皇上为太上皇祝寿说：“起初，父亲常常认为我不如仲能够经营产业；如今我的产业同仲相比，谁的更多？”殿上众人都高呼万岁。自古帝王兴建都邑，没有不为子孙制定长久深远的规划的。因此，要把长远的基业留给后人，没有比节俭更好的。禹定都安邑，汤营建亳，都沿用先王居住的地方。周文王、周武王营建丰、镐，周公营建洛邑；他们开始时无不降低宫室规模，谨守法度。到了后世，瑶台琼室便兴建起来了。” 况且富足并不需要等到后来才使人骄奢，人情本来就喜好安逸奢侈，骄奢往往产生于安逸之中，这是情势使然。以节俭为法，弊端尚且会流于奢侈；以奢侈向人炫示，却说子孙不会超过自己，丞相的谋划难道不是太疏漏了吗？难道不是太疏漏了吗？又曾听先生长者说：汉高祖和项羽都是楚人。汉朝起初定都洛阳，高祖五年夏天，皇上感念留侯张良、奉春君刘敬的劝说，当天便驾车前往关中，居住在栎阳。同年秋天讨伐燕王荼，六年擒取楚王韩信，七年征讨韩王信；皇上都曾巡幸关东，到达洛阳。当初，项羽烧毁秦朝宫室后，有人劝他在关中称王，项王见秦宫室都已烧毁残破，心里想向东归去。高祖虽然住在关中，却说自己像离乡游子一样思念故乡，说我死后即使魂魄也还会乐于思念沛县，可见他的心没有一天不在东方。酂侯建造宫室宏大奢侈，借着这个理由来成就迁都的计划，难道几乎只是托辞来决定迁都吗？即使如此，仍然令人遗憾。假使萧何稍微懂得古今的法度，能够继承先王而通达变通，以安定高祖的志意，使高祖乐于听从善言，让后世知道取法的准则，岂不就可以避免奢侈的弊端了吗？况且高祖作为汉太祖，尚且说出夸大宫室的话，为什么依照法度建宫反而又穷奢极侈？子孙将从哪里取得制度准则呢？” 后来孝武帝重新营建宫殿，孝成帝兴建昭阳宫，土木建筑覆以金饰，珍珠装饰的柱子和椽子又加上文采雕镂，增高到极近云汉，深掘到泉壤，奢侈超过天下，远远胜过古代，使上面的财用耗尽，使下面的人力困竭。这同孝文皇帝爱惜百金的费用、停止营建露台相比，差得太远了。当初未央宫世世代代增修扩建，共有台殿四十三座、池十三处、山六座；其中外朝有台殿三十二座、池十二处、山五座。其余在后宫门闼内外，总共九十五处；而掖庭还有月影台、云光、九华、鸣鸾三殿、开襟阁、临池观，都不在簿籍之内。成帝又增加后宫八区，建为内殿十四宫；城垣扩展后达到二十八里，宫馆更加繁盛，而汉朝的基业也衰败了。《诗经》说：‘商邑整齐壮盛，成为四方的准则。’高祖做到了这一点。又说：‘为子孙留下长远的谋划，以安乐辅助后代。’孝文皇帝接近于此道。臣愚昧，学识不足以通达古今的志意，只因担任太史，主管著述，才敢仿效《周书》所载‘营建明堂、作都洛邑’之事，谨冒死把未央宫兴建治理的始末记述如下。” 未央宫【又称紫微宫】殿【前殿、宣室、麒麟、温室、金华、承明、武台、寿成、万岁、广明、清凉、永延、寿安、平就、宣德、东明、飞雨、通光、曲台、白虎、四车、宣明、长年、见德、延年、玉堂、含章、神仙、昆德、神明、高门、温调、龙兴、敬法、朱雀】以上三十五座殿在外朝【按：《汉宫殿疏》说温室在长乐宫；《汉宫阙记》及班固《西都赋》说在未央宫；《三辅黄图》说未央、长乐二宫都有温室、玉堂；《汉书》又说玉堂在建章宫；《三辅黄图》说未央宫、建章宫都有玉堂，而建章宫的玉堂本来就在内殿】【椒房、昭阳、飞翔、增城、合欢、兰林、披香、凤凰、鸳鸾、安处、常宁、茝若、椒风、发越、蕙草、钩弋】以上十六座殿在后宫掖庭【按：钩弋殿与钩弋宫名称相同。《三辅黄图》说宫别在直门南；成帝又在后宫设置八区，后来增加到十四殿，而椒房、钩弋二殿不在数目之中，详情不明】堂【朱鸟画堂】室【非同寻常的暴室】阁【宣室、石渠、麒麟、天禄、增盘】台【玉台、果台、钩弋、通灵、兰台、渐台】观【甲观】山【东山、西山都有台】田【弄田】仓【太仓】门【四面公车、司马、金马、青琐、作室、阊阖】阙【玄武、苍龙、白虎、峣阙、属车】库【武库】府【灵奎、内府】署【内谒者、宦者、钩盾、虎威、章沟】狱【掖庭】厩【未央、承华、路軨、长乐、骑马、大马】圈【彘圈、虎圈】以上是从传记和史籍中杂见的未央宫室，附记于此。已经亡佚的就缺略不载；那些制度不足取法的，也都简略而不记述。

译《岐阳石鼓记》【有序】岐阳石鼓共十面，在凤翔天兴山的山坳中。唐代郑余庆任凤翔节度使时，把它们移置到文宣王庙。唐朝衰亡时遗失了一面鼓。皇祐四年，司马待制池任凤翔知州，派向傅师到外面寻找。偶然来到田舍，看见用作舂粱的石臼上有文字，仔细察看，原来就是石鼓。向傅师已经把石鼓换成了别的石臼，于是十面石鼓又完整了。文字刻在鼓身之间，都是大篆。唐代书法绘画方面的资料尚且完备，从杜甫、韩愈、韦应物等人开始，大概已经感叹其中并非没有缺笔断画。到如今历经四百年，文字磨灭已经超过一半。还能辨认的字，十面鼓总共四百四十九字，其中重字十六个，总计四百六十五字。丙鼓五句：【左骖旛旛，右骖騝騝，我以跻于原，麋豕子疑孔字庶，麀鹿雉▯】；丁鼓二句：【銮车华敕，贞弓孔硕】；戊鼓八句：【□鲤处之，君子渔之，有▯有▯，其翊孔庶，其渔维何，维鱮维鲤，何以贯之，维杨及栁】；辛鼓十句：【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我车既好，我马既▯，君子员猎，员猎员逰，麀鹿速速，君子之求也，▯弓兹以时，我其特其来】；癸鼓二句：【载西载北，勿奄勿伐】。总共只有一百一十一字可以读懂，其余字形高古，文义严密，又多有磨损剥蚀，无法训释理解。考察唐贞观年间吏部侍郎苏朂的记载、元和年间吏部侍郎韩愈的记载、天宝年间工部员外郎杜甫的记载、苏州刺史韦应物的歌、近乐学士史太的《太平寰宇记》、欧阳修政修的《集古目录》、梅都官询、苏侍读轼、苏黄门辙，以及诗王学士巩的手记，他们都说石鼓文字是史籀书，属于周宣王时代的遗物。唐代善于书法的人，如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都称赞它的书法古朴奇妙。韦应物认为，李斯峄山、之罘的刻字同它相比相差悬远；欧阳公也说，这种书法不是史籀不能写成，只是因为文字刻得细、刻痕浅，流传年代久远罢了。自汉代以来，博古好奇之士对此都大略不加论述，而且《隋志》也没有著录，这有三点可疑。又有人说，韦应物称它是宣王把文王的鼓刻上文字；韩愈却说是宣王自作铭文为可信，欧阳公难道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吗？刻文埋没之后又被发现的事很多，摹拓的人既然多，石鼓损坏得也快。王学士说石鼓因为是顽石，所以能够独自长久保存；然而从唐代到今天还不到六百年，讹误残缺已经一半。说石鼓是唐代伪造的，可以不必怀疑。‘皇矣’诗写文王居住在岐山南面，如今石鼓恰在岐山之下；‘车攻’列于《小雅》，也是宣王的诗，因此认为石鼓出于这两位君王，并不是毫无根据。”},{ 我认为，考察文献、观览古事，应当取其中最接近事实的说法来遵从。狩猎而整治军备，是周代的政事和礼制，确实如此。至于当时君王非常盛大的举动，如禹有涂山之会，启有钧台之享，因为事情只在当代特别显著，所以可以特意记载。成王在岐阳举行的搜猎，也是这样的事情。把功绩铭刻在金石上，是古代铭记事功的做法，确实如此。欧阳说韦意失去了要旨，也就是说宣王恢复成王的政令，并为此制作铭鼓罢了。我既然已经为此作了论说，又特意追记如下。礼制重视制作礼器，礼器可以刻铭。所谓铭，就是自我命名；把先祖美好的德行刻铭在彝器上，使它流传后世、遗留给后代，这是孝子孝孙的事情。人没有谁不具备美善之处，铭文称述他的美善，把道义表达尽，把孝心发挥到极致。只有贤者才能作铭，铭文必定与所铭之事相称。岐阳的搜猎，大概就是周礼盛大的体现吧？从前周王文王、武王继承夏、商而拥有天下，成王年幼，承续二王未竟的事业，三监和淮夷却反叛了。成王已经践灭奄国，回到丰、镐，于是大规模在岐阳举行搜猎。他召集六卿等职事之臣，会合诸侯，编成六师，考察礼服制度，选阅车辆和徒众。这是把百姓纳入轨范法则，使人不忘武备，是礼制中重大的事项。重大礼制的完备，是从成王开始的。鼎上有夏代的铭文，盘上有商代的铭文，几、杖、研、席等物也都有铭文，这是周代的做法。先王就是借此彰明德行、垂示训诫的。石鼓用来铭刻先王之道，是宣王复兴古制的遗迹。大搜之礼，每年讲习一次，既不烦扰百姓，又能完成事务。君王执掌路鼓，诸侯执掌贲鼓，军将执掌晋鼓，师帅执掌提鼓，旅帅执掌鼙鼓，长官执掌铙，两司马执掌铎，公司马执掌镯，这些都是用来辨别等级威仪、严明节制的。用艾和兰作为防界，竖立旃旗作为辕门，用葛布覆盖质地制成【缺字】，必须有人看守，不可逾越。设置茒蕝，立起望表；蛮夷只负责守护火炬，不参加盟誓，这是为了尊重华夏。崇尚仁义、轻视勇力，是用来表明所喜爱和所厌恶的。射箭、驾车的节度，以及捕获禽兽后的献礼，都以礼来施行，以义来完成。大搜所作的准备，就是礼。礼制完备后把它铭刻在鼓上，是用来象征这些事情。鼓在五声中本身没有固定的声调，但五声不能不因鼓而调和；为鼓作铭，是崇尚它的调和作用。坚硬的石头没有文饰，是担心石面剥落的缘故。十是满数。不显露而成为德行，有所闻而成为声名；这是先王的规范，也是后王的法则。因此，要记载功勋、使声名长存，没有比铭更好的；要贯通古今、辨明名物，没有比篆书更详尽的。空茫而没有联属，混沌而没有形状；各种事物明白彰显，天籁由此应和，这就是铭诗的显著功效。游龙仿佛攫取长天，日、月、星辰从上方照临，光辉浩荡，万物全都显明，这是篆书笔画的精工。若不是宣王，就无法铭刻成王的功烈；若不是史籀，就无法贯通宣王的志意；一举之中，两者都得到实现。难道只有石鼓才是这样的吗？君子说：完备礼制的，大概只有成王吧？他能够阐明文王之道，成就武王的征伐，以周公为辅相，以史佚掌管礼仪，利用农闲讲习政事，使各项制度都得到修治和施行。《诗》说：“上天有成命，文王、武王二位先王承受了它。” 成王不敢安逸，早晚谋划、巩固上天所授的使命，继续发扬光明，竭尽他的心力，于是使天下安定。君子说：善于继承先王事业的，大概只有宣王吧？他收拾汾王遗留下来的事业，遵循成王的旧制。修整礼制、车辆和马匹，备办器械，在东都防备诸侯，又借田猎来选练车辆和徒众。天下因君王教化而喜悦，周室的中兴于是再次实现。《诗》说：“庄严而盛大，适宜作君，适宜作王。不出差错，不忘旧制，一切遵循原有的典章。”史【缺字】贯通九代的典籍，阐明一王之法，损益取舍而形成一家之学，用来统一天下的文字。宣王的心意，成王的法式，都铭刻在鼓和石上，把法则垂示给后世。四方都能通晓，无穷无尽地传述，可以说上下古今都明察无遗了。《诗》说：“凤凰飞翔，羽翼翩翩，也飞集在那里停留。和美众多的王室吉士，只有君子使他们取悦于天子。”又说：“凤凰飞翔，羽翼翩翩，也飞翔直上高天。和美众多的王室善人，只有君子使他们取悦于庶民。”

译《钦崇豆记》这件钦崇豆，已经失去它的来历。口径五寸，深一寸半，首部高三寸，足部高度不详。豆上有边栏铭文十五字，都是古文，大概是商代器物。商汤讨伐夏朝、接受天命以后，制定礼器，于是制作了豆。所以铭文说：‘帝钦崇元祀，作豆佳旅其典神天于永。’‘帝’是商王的别号；‘祀’是用年份称呼；‘旅’是古代祭祀的名称。‘钦崇’是警戒之辞。我的祖先曾任左相，汤的诰命说：‘敬重天道，永远保有天命。’如今铭文中也有这些意思。制作器物必定先冶炼金属，而此器又经过镌刻雕镂；从这几方面验证，必定是商汤的器物。传说汤的盘铭说：‘德行日日更新’，而这里说‘钦崇典神天于永’，是日常起居的警戒之语，用来相互警醒君臣。观察古人立言，没有一句不以道为根本。人如果见到器物才想到敬畏，那么敬畏之心若不是本来就有，又从哪里产生呢？唉，器物的得失，确实有并非偶然的。商汤拥有天下，我的祖先确实在旁辅佐他，与他同功，担任阿衡。到现在三千多年，豆器隐没之后又重新出现，竟归到我家。过去邵伯在周朝，是王室的贤臣罢了；他处理一时的诉讼，尚且使人们在甘棠树下休息而不忍砍伐它。” 何况这是商代遗留下来的器物，上面刻有我祖先的话；即使它的器足没有完整保存，难道不可以作为家中的珍宝吗？后代子孙看见器物而思念先人，不要忘记你们祖先的忠诚勤勉，也不要背弃铭文中警戒的意义，那么这件器物分明就是家族的典宝，也就没有辱没祖先。绍兴强圉赤奋若二十七年冬，辜月二十二日甲甲，商左相的末代孙秀宣在延陵得到此豆，谨以斋戒虔敬之心作此记。《记汉尚方剑》汉代尚方剑的铭文说：‘阳朔元年二月甲辰，尚方铁工臣某制作。’绍兴壬申年，我主管荆州机密事务。当时园丁整治竹简地，发现一柄玉装剑具，归还了它的主人。我怀疑剑还在，秘密派人寻找访查，果然找到了它。考察‘阳朔’是汉成帝的年号，尚方是汉代掌管制造的官署。汉代的制度，常常在月食时铸剑，供天子佩用。当时的器物大多用小篆刻铭，而这把剑锻炼制成后，铭文全是隶书，这是值得怀疑的一点。然而，汉代灵器鲍氏镫的铭文全是西汉隶书刻本；这篇铭文的字法高古，而且剑匣不生锈，不是今人所能伪造的。王莽曾解下剑和玉璏，赐给新都侯；由此可以证明玉装剑具是汉代侯王通常佩用的东西。朱云借成帝的尚方斩马剑，要杀佞臣张禹，也可以想见当时尚方所造之剑的锋利。这把剑虽然未必是成帝亲自佩用的，也必定属于斩马剑一类。我当初买到这把剑，因为同僚李子都的父亲刚正而喜好古学，知道汉隶，便请他来鉴定查看。子都弹剑叹道：‘这把剑可以在陆地上斩牛马；至于安昌侯那样的人，鄙陋庸俗，哪里配让我的刀刃沾上他的血呢！’如今屈指已经十七年，子都已隔在黄泉。我抚摸宝剑，心中黯然；看见几案间使用的铜雀台甬瓦旧砚，也是子都遗赠的，眼泪沾湿胸襟，于是拾取他留下的话写成这篇记。” 《新作祭器记》国家的制度中，县一级广泛举行的祭祀有六项，春秋按时举行的祭祀有两项，一年总共七次祭祀。孔子在庙中，社稷、风师、雨师、雷师在坛上，勾芒氏各自有祭位；这些都著入法令，由县令县长主持，斋戒洁净来祭祀神灵，感应迅速如回声。俎豆、尊罍等祭器必须有所盛装，向神明交接也必须合乎礼法。自从兵戈扰乱以来，礼制相继衰败，鄂县祭祀神灵，不过勉强保存器物而已，声音、仪容和礼仪文物都不再合乎旧章。君子认为，以礼教化百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孔子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说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说钟鼓吗？’玉帛、钟鼓这些器物，难道就是礼乐的根本吗？礼乐的真实情感，正在这里可以体现。舍弃这一点来观察礼乐，我就无法理解了。因此，豆笾、簠簋的使用，果然不能空缺；应当准备祭品、供给财物，振兴修复散失的礼典，考究古文、制作器物，使之合乎法令、符合图式，铭刻在俎器上，并为此作记。铭辞说：‘伟大的皇帝绍兴三十一年某月甲子，武昌长臣昧末区东薛某恭敬地明察辅佐，虔诚办理祭祀事务，遵循国家典制，在这个下邑制作祭神礼器：洗一件，尊一件，罍一件，都各有勺；簠簋十件，笾二十件，豆二十六件，爵二十件，坫十二件，俎六件，盘二件，罋四件，篚四件。用来盛放美好的祭品，献享祭祀，愿长久成为你们后人的无疆常典，使后人谨慎守持祭祀。’ 又在中秋祭奠先师孔子，用以充实庭中的祭品，履行春秋祭祀之礼，并遍及群祀；俎豆排列有序，斟酒献祭各有仪式，我不敢说知道神灵是否来临享用。祭祀神灵如同神灵就在面前，大概可以因此防备疏忽吧？周文公的颂诗说：‘笾豆摆列整齐。’孔子说：‘俎豆祭祀的事务，我曾经听说过；军队作战的事情，我没有学过。’古代君子在宗庙朝堂上修明礼制，而德教施加于百姓，天下之下没有人不心悦诚服。后世万代考察古代遗留下来的礼法，不敢有一天废弃它，难道还有别的道理吗？其中的宗旨必定有所寄托，君子由此观察礼制，礼大概就不会超出这一范围了。”

译《吴太皇帝庙迁造记》当今皇帝即位的第一年，诏令中书、枢密院，任命太尉、殿前马步军都指挥使成闵为京西湖北路招抚使，让他选择地势便利之处设置镇戍守备。太尉成闵上奏说：‘武昌是吴孙氏的都城和防地，处在江流中央，位于光州、蔡州的交通要冲，实在是江浙之外的屏障。这里水草丰足，便于运输，驻军应当有可以凭据的地方。臣认为派军队出戍此地，应当任用游奕军统制军马王公述。他出身世代将门，深沉果断而有谋略，可以担任重任，请让他的军队先行戍守武昌。’事情上报后，皇帝召见问对，在某殿赐他就座，从容讨论防务，所议合乎圣旨，于是厚加赏赐遣送他。此时我暂代武昌县令，在灌婴旧垒处排列营垒。营垒南面有安乐宫旧址，就把它作为射场。场地中间有吴太帝祠，长久废弃无人修治，只剩一间蜗居般的小屋，庙宇面貌倾颓。王公喜好学习，通晓古今，常常慨然怀有廓清中原的志向，于是整饬士马、磨砺戈兵，必定亲自带头，不怕劳苦，士卒也安于他的治理。军队纪律因和睦而严整，后来他把功劳归于神灵，说：‘这里是吴国旧日的营垒，我沿用旧址，军队因此安定。难道是太帝神灵暗中扶助我等后来者，还是因为安排防务得当才这样呢？’ 况且人喝一口水、吃一顿饭，都应当知道它的来源；想到那个人，尚且爱护他留下的树木，难道可以居住在他的土地上，却不知道是谁开始经营的吗？况且神祠在我们的射场中，飞箭每天都从它右边飞过，即使对神灵没有射击，神灵对此能安心吗？于是就在宫殿北墙寻找明亮干燥的地方，把神灵奉安在那里。祠屋虽然只有一丈见方，但栋宇深邃严整，从一层台阶、一扇窗户，到奉祀神灵的器具，没有不亲自料理的，务求坚固长久。又建造下舍供祝官居住，让他负责洒扫事务，说：‘这样可以维持几十年。至于扩充面积、修缮增建、使之更加壮大，就要等待后人了。’寝庙建成后，王公嘱托我为它题写匾额，并且记述此事。我考察祭祀之法，凡是以法施惠于百姓的人就应当祭祀；太帝治理经营这座都城，成为后世遵行的成法，而且他的功业确实惠及武昌百姓，在武昌祭祀他合乎祭典。王公不忘太帝的功烈，我由此知道他侍奉君上必定忠诚；看新庙的规模，又知道他的器度宏大深远，私下庆幸朝廷任用寄托得人，是因为太尉公善于识人。于是勉强提笔，又把铭文刻在石上。铭文说：袁山苍苍，楚江环绕回旋。神灵安居于此啊，熊罴之士擂鼓击鼙。经营洛师，有前代的规制啊；宫宇光明盛大，祠庙肃穆庄严。精诚感通至极啊，椒酒蔗浆，牲牢肥美，黍稷芳香。永远无穷无尽啊。《忠显王庙复薛夫人像记》我读五代杂说，看到周世宗知道刘卫王能关弓命中目标，便把座位移开来承受这一箭，认为他有英明君主的谋略。刘卫王知道天命有所归属，以至于投弓折断箭矢，而气势丝毫没有受挫，显现出忠臣的义节。薛夫人割舍爱子，不让刘氏家门受到玷污，最终斩断亲子之情而成全大义。多么笃实啊，士君子的操行；贤德与义节相互参合，并行而不相违背。远望牧野、首山那样的盛事，谁说衰乱时代没有贤人呢？当初刘卫王在寿春为节义而死，周世宗追下诏书褒奖，有话说：‘姓名忠于所事之主，坚守气节而无亏损，前代名臣中，又有谁可比？朕此次南伐，因有你而获益很多。’又恢复寿春为忠正军，说：‘用来彰明你的气节。’南唐元宗尊崇宠爱他，封爵并祭奠他说：‘神灵如果有知，是接受我的命令，还是享用周朝的恩惠呢？’那天夜里梦见刘王在庭下拜见，仿佛奉诏而来。唉！刘王的忠诚昭然可见。周世宗本是他的仇敌，却为他褒扬称美，神色也为之动容；元宗是他的君主，直到死都知道他的忠诚。贤与不肖相差之大，中间不止相差万倍。这正是仁人志士为此发出‘无人知晓’的感叹的原因。五代距今已经很远，故老也没有留存；只有刘王守城勤勉任事的许多事迹散佚了。至于他死于任所的壮烈，周朝典籍确实大书特书，即使同日月争辉也可以。” 至于薛夫人的美德，姓氏却不为世人所知；野史中的记载虽然清楚，因此知道她的人很少。我曾说，天性中的亲爱之情，在古代壮士烈士身上，有时即使大义也不能完全夺去；霍将军在这件事上的忠断，不能不令人遗憾。夫人亲自断绝亲情之处，处理得宽裕有度；她向军门申明命令，用以严格闺门之制，退下后又穿上丧服，没有失去母子之间最深的感情。士君子的中庸之道，薛夫人确实做到了。她的姓名不显扬于当世，难道不令人悲伤吗？我曾追寻搜集五代遗书，遗憾没有得到夫人的姓氏。初夏我奉命赈济灾荒，奔驰于淮右，观看毁坏城池的延壁，眺望御砦的旧山，既已怀古思人，拜谒刘王祠，又从丽牲之石上得知夫人的姓氏，内心的收获实在太大了。只是仍然遗憾新祠建成时没有同时安置夫人的塑像。恰逢郡将高公担任槖臯知州，他认为忠臣的子孙世世代代都不应忘记君主；他受到皇帝知遇而出守此地，我偶然遇到他，便把这件事告诉了他。高公刚到任，就以安奉夫人像的事情告知我，并嘱托我记述此事。我不能推辞，只惭愧自己文才不足，不过直率地写出其中的意义罢了。高公名叫夔。观察高公施政的先后次序，就可以知道他所立定的志向了。乾道壬辰下元日记。

译《克斋前记》克斋原来的名称叫损斋。损斋，就是损除私欲的书斋。孔子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制就是仁，老子说求道要每日减损；两人的说法虽然不同，道理并没有差异。人的生命本来含藏虚空而没有固定形体，这叫命；贯通为一而没有固定方所，这叫性。命不可改变，性也不在遥远之处。万物本来就有其本然，道也本来就存在。耳目被声色见闻夺去，心志被利欲转移，于是私意萌生，公义隐没，人便迷惑失道，贯串的习惯成为常态。原本具有的东西完全丧失，于是成为小人。这样一直向前而不回头，就将同飞禽走兽一起生活，日益远离人道，最终不能在人类境域中寻求了。因此收摄心意、端正本性，是圣人所看重的。如今人的弊病切身，谁不急于除去这些习惯？难道损害本性对人的祸患，不比一般疾病更加紧迫吗？人只知道有病，却不知道什么是非，圣人也就无法兴起了。孔子和盗跖本源相同，难道不是结果不同吗？孔子贯通一理来阐明道，成为万世师表；盗跖违背此道而不觉悟，天下都称他为大愚人。这就像水一样：清明是它的本性，尘埃使它混浊；本性本来固存，安定下来使它澄清，就恢复清明了。在本源上有什么可区别的呢？人若能去除邪恶而恢复本性，又何必逊让于圣人呢？人人都知道却不能实行，并没有别的原因，只是被私欲夺去了本心。我活到现在二十三年，每天都从圣人的书中听闻道理，然而遇到事情便总是失去实情，因此更加知道战胜私欲是不可不努力的事。所以我考察《大易》，取损卦来给书堂命名，称为损斋，希望居处其中时能够整齐心意、遏止欲望，返归根本、归于仁德，每天革除错误的心念，差不多把这些功夫用尽一生。损与益，是盛衰的开始，我谨以此为铭。” 《俨若思斋记》【并铭】混沌未分时称为太极，形成之后分为两仪，于是天地各得其位，万物得以生长。万物铺陈罗列，森然繁多，没有人知道它们的究竟。先前所说的太极，似乎已经消失，却又实际上存在，所以能够无形无迹地化育万物，接触感应便随之回应，谁知道它究竟为什么如此？若不是达到极端的清静，怎么能参与其中呢？人作为万物之一，是万物之灵；头足具备天地的形象，知识超出事物的表面，这是谁使它成为这样的？是内在有道在主宰。愚昧的人不能坚守根本，耗损精神而向外追求，勤苦不休、急切不安，唯恐有所遗漏，结果遗漏的反而越来越多；他忧患于违逆事物，却又更加违逆事物。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不知道如何运用精神，不能竭尽自身来穷尽万物。圣人传授心法的要领，难道还有别的吗？也不过是使我们本来具有的东西归复到它本来的实体罢了。我的朋友行父、车子，正是所谓善于培养其大体的人；他认为道并不远离万物，万物难道同人有不同吗？如果一定要周遍知晓万物的情状，恐怕到死也不能完成，不如反过来从自身寻求。依照圣人‘无不敬’的话去实行，从真诚开始而达到明彻，将要穷尽自己的本性，使德性与太极相合；安处在破屋中，寂静地度过一年四季，对外深沉如渊、凝然如土，不说话也不笑，虽说像斋戒、像尸居，几乎没有区别。不仅如此，还能够处在众人喧闹之中，即使受到万般扰动，最终也不能使他的清静有所动摇。等到他谈论这些道理时，又没有什么远离事物的情实；如果遇到君主而被任用，施政作为将会显现出不待言语便能感化人的效果。我曾把这件事告诉他说：‘礼的开始是无所不敬，庄严端正如同在思考；安定言辞，然后才能安抚百姓。’这大概根本在于端正内心。心正了才会清静，清静了才会安定；这样，浩然之气就成为我的本体。体认这一点，心还会因什么而动，道还会向哪里增加呢？即使死亡也不会改变，何况细小的利害得失呢？用它来穷究事理，事理不会背弃我；用它来推察万物，万物还有什么能隐藏呢？所以古人致力于以至诚治理人，其余不过是枝节事务罢了。我想实践这句话，请不要失去它的作用，于是给书堂命名为‘俨若思斋’，希望您为我记述此事。我与行父是知己，不能推辞，于是叙述他的话而作此记。‘斋’这个字的意思是齐，指的是使心志整齐。心志专一而不趋向别处，太极就不遥远；万物的动与静没有一样会遗漏。所以说：‘清明在自身，志气如同神明；无所作为而自然有所作为，没有什么能达到这种境界；没有思虑却能思虑，也没有什么能够造作出来。’即使一身极其微小，天地也不能超过我。怎么能同那些把精神驰骋于外物、役使自己心志的人相提并论呢？不过他的形貌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俨若思斋’；只是如果长久实行他的道，后来的人将会怎样呢？”},{ 于是为它作铭，铭文说：身体在这里，心却在那里。追逐外物而忘记自身，哪里还知道天地？心作为君主居于中央，寂静得如同太虚。形体和精神彼此不相违背，整齐庄重而又像愚拙之人。有时心思在其他事物上，有时又确实专注于敬慎。远望它而不能分辨，正道和奇异之道各有不同。

译《克斋后记》起初我用“损”字作斋名并写下斋记，给它命名的意思，至今已经三年了。有位朋友从钱湖来到这里，讲述他所听到的事说：“宫禁之中正在建造一所房屋，称作‘损斋’。”我私下曾看过那篇斋记，【缺字】尧文向人询问，确实如此。小臣惊讶而感慨地说：“圣人难道与我有相同的思虑吗？”人道就是道，依道而行，这是人人共有的。圣人先一步体会到我心中共同认为正确的道理，实在值得高兴啊！礼制对于贵贱，虽然不忌讳同名，但天地上下却不能使用同一个称号。即使暂且保留这个名称而没有妨害，也不能长久如此。我想要更改它的名称，却没有找到办法。不久我知道了自我解脱的理由，说：“天道是人人共有的，难道可以因为君王以道为名，就把它放置不管吗？”仍然沿用原来的名称而感到不安，也不过是避开它罢了。君臣之间的学问自有区别，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于是借此记文来寻求一个名称，并阐明克制自己、恢复礼制的意义。把斋命名为“克”，写下这篇文字，以续接前面的志意。文章说：“颜子问克己复礼的具体条目，仲尼告诉他：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所谓仁，就是人；仁的道理，难道可以说人没有它吗？只是因为被外物迁移，所以离开了仁而自己不知道。圣人在看不见的地方仍然戒慎，在听不见的地方仍然恐惧；举止容貌和周旋进退都合乎礼，在一顿饭的时间里也不违背礼。” 万物为什么会自行迁变？正因为仁德充满人的四肢。能够这样，才算尽到做人的道理。这就是颜子之所以诚恳地牢记在心而不使自己丧失仁德，只是已经具备圣人之道而规模尚小罢了。」求学的人以颜子为准则，这一点难道能不努力吗？我是个卑微浅陋的人，本来不可以希望成为圣人；然而既然知道仁是做人的道理，也就是我的道理。我即使失去了道，难道就可以自绝于人道吗？克制自己而归于仁，怎么敢有所迟缓？只是我的过失有八项不如别人：听闻道理却不能实行，这是第一项不如人；放纵心志却不能加以约束，这是第二项不如人；修养自身却不能做到尽善，这是第三项不如人；言语太多却不能以道理规范，这是第四项不如人；喜爱善行却不能加以选择，这是第五项不如人；爱护万物却不能包容，这是第六项不如人；处在世间却不能恰当地处置事务，这是第七项不如人；任凭私欲却不能将其去除，这是第八项不如人。凡是这些不如人的地方，都是本性和天赋中本来没有的。顺从欲望而得到满足，反省自身却不能使自己变善；这八项中只要有一项，就不能说是仁，何况有八项呢？不赶快除去它们，就没有办法做人了。趁现在还能用礼来克制自己，顺从本性而知晓大道，或许还差不多可以做到吧。于是作诗并刻铭，以此自我警戒。天地广大宏伟，浩瀚无边；只有大道参与其中。纯粹而完美的人，使人人都安于自己的仁德，那么只有圣明之人才能永远前行而不回返。为什么不让自身循着大道而行，不必劳苦经营，出入没有定时，便能凝聚于真实之中？把它刻成铭文和诗篇，请求以先民为法。《弦歌堂记》狂生治理武昌，有一座厅堂供他闲居休息，命名为“弦歌”。有人询问它的名称，问道：“我不懂得调弦，怎么知道琴瑟之事？”既然如此，那么长声歌咏又该怎样呢？回答说：“我不分辨清浊，怎么知道声调？”那么这座堂为什么又题作“以临官”？“临官”是古代的道理吗？回答说：“我不知道它属于古代还是今世，居住在这里也就可以得到答案。”居住下来观察实际情形，便看到这个县所设置和办理的，无非是世俗的政务：差役、胥吏和皂隶挤满门庭，传票、契约堆满面前，政令张贴在门上，赋税钱财收在府库。所听的是诉讼，所问的是催收科税，忙忙碌碌，没有一点“弦歌”的事情。有人忧愁而不悦地说：“你的政务真奇怪，这也不过是个妄人罢了。”虽然如此，还是有可以解释的地方。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太古时代的治理，有音乐却没有声响，有琴却没有琴弦；把身体作为乐器，把心作为音律，以太极来建立它，以中和来制约它，合拢而奏起，使它明亮而纯正，连续演成，八音便能和谐，律吕便会响应，感动天地，感通鬼神，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没有不因此得到好处的。既然如此，“弦歌”的事情也就可以略知一二了。中古时代忧虑不能达到这种境界，于是有了以《乐经》教化的办法：用中和调节内心，用音律宣达于外；用乐器演奏，用声音聆听；用琴来禁止邪念，用歌来感化人心，邪僻之心便无从进入。仁爱百姓而爱护万物，没有一种学问不是以这条道为根本的。如今您在上面既没有获得太古的道理，又忽略了中古的礼乐，把精神疲劳在刑罚政务上，不从内心求取，却在文书和期限、禁令之间忙忙碌碌，还把厅堂称为“弦歌”，我就不明白了。狂生说：“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过错。至于太古的道理，我还没有做到；中古的事情，我哪里配得上听闻？如果处在今天的时代，不改变今天的习俗，诚实自己的意念，端正自己的身体，爱护百姓，约束官吏，明确期限和禁令，查察文书，谨慎处理财物，按时征发徭役；上面没有深重积弊的过失，下面没有横暴不当的征敛；无理之人不能把他的诉辞全部说尽，困苦的百姓有所申诉；百姓耕作而有饭吃，纺织而有衣穿，日常使用不触犯官府；礼义在下层兴起施行，四境之内，百姓和官吏各自安居其位；我居于一堂之上，而百姓不怨恨我，对上不惭愧，对下不羞惭，不忧虑因失职而获罪，那么‘弦歌’的事情，或许就差不多可以做到了吧？” 至于兴起礼乐、制定田赋、统一风俗教化、达到天下和平，那不是我该做的事。天子有专门负责这些事务的官职，至于太古的道理，我还做不到；中古的事情，我哪里敢当？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过错。于是根据这篇文字写成堂记。《松风阁记》郊坛冈北面、郎亭山麓，精舍左边的缺口处，原有松风阁。起初，涪翁又从巴中来访寻坡公遗迹，在九曲徘徊，在松树下住了两夜，长啸歌咏，声韵相应，于是因风而给阁命名。阁坐落在箬谷盘曲之处，俯临寒溪，面对滟潋深潭，斜视万松岭。江山浩渺，吞吐风云；向东伸颈远望，万千景象缥缈呈现。因此即使处在空旷山谷中，远处景物也没有看不到的。西山有许多奇景，这一处最为优胜。近来松林茂密之处在战火灰烬中焚毁了，松风之名仍因人的传述而著名。住持僧修建了新的轩栏，请我写记并题字。我不敢颂述涪翁的学问、品行和文章，因为这些本已传播于人们耳目之间，只略述此阁的兴废，以及它得名的由来。登上这座阁的人，吟咏涪翁的诗句，眺望西山景色，指点顾盼之间便可尽览，理应不改变它的旧貌。召棠、孔柏，哪里有剪伐它们的道理呢？松风飕飕作响，应该又会蓬勃兴起了。那么，苍髯般的老松树又在哪里呢？这座阁无论成毁，如果真能种植万株松树，引来万壑清风，使古日的景观延续到后世，也将是西山的一件盛事。好古而博雅的君子，或许会对此文有所关注。

译《新作殊亭记》武昌西面、郎亭山顶，有一座高峻挺立、超然幽远的亭子，是县令孟士元的殊亭。士元任武昌县令，才干兼备，政绩显著，于是建造了这座奇异的亭子。聱叟曾有一篇漫记。唐代的碑刻，被庸俗的县令磨毁；亭子高耸，古记同空山一样永存。它之所以不会灭亡，大概自有道理。武昌是古都，游览观赏的遗迹往往还在；山川秀美奇异，处处都有。起初我到殊亭附近任职，却未曾过问，随意迈步一到。虽然湖山、江流和沔水尽收眼底，但回看古人低头内省，自己也有尚未能超出世俗之处。我曾说，治理政事效法古人，还应继承古人的志向；既然承担职务，却漫不经心，不加治理，使奇人遗迹湮没，那么自己的政绩也就可想而知了。庾公南楼尚且空然存在于江鄂之地，殊亭这样伟大的景观，本来就不应埋没在荒草中。因为亭子位于山涧、寺院之后，便命住持僧重建修葺，拓宽旧址，粗略建得宽敞一些。九月甲子开始建造，十月甲子竣工。姑且记下它的年月，以表明废兴的由来；至于山川的奇异形状和游览眺望的极致，自有次山的记文在。《诚台记》武昌官署正堂之后，有数亩空地。自从世道变乱以来，荒废成了污秽的草地，虫蛇、麋鹿与之共居，再没有人看顾。尸居县中数月后，我才命人疏通开辟，在那里种上修长的竹子。砍去茅草，清除杂草，恍然像有所发现。县城外垣下面，剥开田垄显出一座台子，挺然天成，既不用夯土，也不用修筑。向下俯视城邑，近在手掌和车轴之间；林木山色苍苍，三面环绕，青翠浓郁、映入碧色，非图画所能比拟。寒溪避暑的台殿，层层叠叠落入眼中，真是吴楚的奇观。武昌是鄂地旧址，在魏时是吴孙氏的别都，东晋时是江州刺史的治所，隋代迁郡后才成为县。历来居住在这里的英豪俊伟之士，不知有多少。凭孙仲谋的雄杰、庾元规的清高、元结的文才，尚且都未能得到此台。我是什么人呢？能在这里有所发现，说明上天赋予我的东西并不薄。我怎能不敬重它？于是记道：‘诚，是自己成就自己；道，是自己行成其道。因此，这座台的形成，难道是人为的吗？’于是命名为‘诚台’，用来彰明自我成就的意义。铭文说：凌云台已经倾颓，严濑景色奇异；为什么这座台子竟由上天自然造成？《寒溪堂记》寒溪堂的旧址在今堂西北二十步的路旁，正面杂草丛生，背靠山岭，四周围着墙壁，茅草遮蔽堵塞，仅仅够人迎送、游息、登临，大概没有什么值得看重的。我刚到任时，亭子已经朽坏倾倒，道路险要，送迎没有地方，于是召集工匠、命令役夫，另建新亭，用来承继寒溪之名，作为本县的观望之处；但只有亭而没有相称的堂，不也是空虚吗？于是同主簿亳地黄邦俊、县尉番阳王相亲自踏勘宅地，沿溪岸步行，转回来寻找，终于在高冈之上找到堂基。烧掉茅草，砍除竹木，不用筑土便自然形成。向东望去，高大的山丘曲折相连，险峻的峰岭和山谷，翠色相接。避暑宫、九曲岭，高低隐现，仿佛点缀在西南方；江水和重重湖泊，西北方有时可见寒溪在下方；樊山位于西面，开始建造此堂，正处在适宜的位置。四周设置曲折的栏杆，不修门墙，尺度合乎中道，不奢侈也不简陋；劳者来此休息，送人迎客，眺望游览，一切都听凭今日之人的意愿。大概再向西便是低洼之地，秋夏有时会淹在水中；稍向北有可开辟的地面，春冬可以取道，但若再绕行便更迂曲了。因此此堂的基址，后来应当不可更改。送行时折柳，雨雪中来访，若能遇到合适的人，怎么知道它不会成为后来武昌的一处胜景呢？绍兴上章执徐年孟余之月记。《胜亭记》长江发源于岷山，沿流在三峡之间收束，到了云梦泽便放开，吞纳洞庭湖水，又接纳湘水、沔水向东流去，到樊山处稍稍转折。樊山脚下有古鄂城，是吴孙氏的旧都。这里前面和左边临水泽，右面和背后靠山陵，青色山峰与清澈水流相互映衬、环抱交合，如屏风如图画，处处有清凉的树荫。从荆山以南看，是一处奇观。从县城向北，有座亭子矗立在冈阜上，不知道是哪一家建造的，世人都把它称作胜亭。游览武昌的人，进入境内便改变眼界，进入县城便改变观感。这里山川秀丽，原野田地肥沃，本来已经是荆楚之地的第一等，甚至难以用言语形容。至于登上胜亭，穷尽远方的境界，观看江流浩荡无际，远望淮地平坦开阔；右边是西塞，左边是东坡，横览中原，俯涵大泽。淮山像拱手一样，蹲踞错落；郎岑从西面而来，重重山冈叠起几层，像龙盘曲分水，水声如玉佩相碰。早晚阴晴，云霞呈现万般形态；从冬天直到暑天，芦苇由黄转苍；雪月的明光、景物的变化纷纷扰扰，不可能整齐相同。向内观看县城，已经觉得天地之间、天下江山的胜景，还有谁能超过这里？我起初想给它改名，却没有改成；听说代理县令程鹏举曾请运属杨退翁题写匾额，于是取来悬挂，并为它写了这篇记。从前孔子登上东山便觉得鲁国变小，登上泰山便觉得天下变小；游览胜亭的人，难道不也会达到这种境界吗？《正已堂记》诚台以北，是旧日射圃的地方，临江面山，占据冈阜而极为平坦开阔，确实是武昌的形胜之地。自从中兴后停止武备，撤除各城的防备，它便湮没在蒿草之中，不再有从前的样子。绍兴己卯年，诏书下令检阅弓兵武事，于是县尉番阳董君经营筹划，番阳王君接着完成。设置箭靶，创建堂阶，恰逢我推行保伍之政，因而命同僚来落成。王君请我为堂命名，我命名为“正已”，认为大人端正自身，万物才会端正；射箭的法则也取法于此，所以先端正自己然后发箭，若射失正鹄，就要反过来从自身寻找原因。至于上下台阶、步行进退、作揖谦让和威仪，都以自身为根本，因此能够不相争。古代以射箭观察人的德行，确实有深意。孔子说：“我执掌什么？执掌驾车吗？执掌射箭吗？我还是执掌驾车吧。”这样看来，射箭和驾车的深意，岂是艺能所足以完全知晓的？古代把兵役寓于农事，并不只是教人作战而已。射箭驾车的法则使人懂得端正自己，以端正自身来成就德行，那么天下就没有祸乱了。武昌处在天下交通要道，南邻大冶、豫章，北接申、蔡、蕲、黄，是奸人盗贼聚集的渊薮。有文事必然要有武备，如今也荒疏了。王君同我建造这座堂，大概将要把政令施行于弓兵和联保保伍的百姓之中，使他们在这里游息、在这里学习、在这里操练检阅，以此在这里成就自己；从端正自身推及端正万物，这就差不多了吧！

译《艮止亭记》《说卦》说：“艮为山，为门。”取象虽然不同，归结都在于止，所以称为“艮止”。这是万物终结而又开始的地方。因此《大学》的道理，在于止于至善。禹说：“安定你所当止的地方，只有行动才能得到大的响应，等待你的志向。”止的意义实在重大。天不能止便不能清，地不能止便不能安宁，人不能止便不能行动，万物不能止便不能成就。天地万物一定有所止，然后才有真实。知道止就能安静，安静就能安定，安定就能应物。安定自身、应对万物，是万世不变的道理，大概就在这个“止”字吧？取法于山的形象，难道不在于此吗？鄂是山岩之邑，县城枕山而建。郎亭、樊阜从西南而来，到西北停止；重重山冈、复叠石阶，曲折蜿蜒，从下面到高处，不知叠了多少层。飞翔的形势汇聚在官署，止于诚台所在之处。旧日通行的道路，建了一道门，名叫“山门”。门下正对诚台，通向射圃；徘徊转头，四周尽是无边的青山修竹，苍翠之色映衬着官柳。亭子废弃无人修治，茅屋已经堵塞。我建造一座高亭，四根基柱不奢侈，也不低矮；小路依旧，山门不改。四周设置栏杆，以便登临。靠近它可以控制来去，关闭出入；居住在这里可以尽情游览眺望，共同赋诗歌唱。景物风光，今后将成为县庭中最适宜止息之处。内外都有适宜之处，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天地万物的生成，从来没有不是出入于艮止之中的。方圆千里的邦畿，本来就是百姓所安居的地方。县令成全天子始终一贯的政事，难道可以不知道应止于何处吗？我根据《周易》艮卦的卦象来命名，所以亭名叫“艮止”，希望能够厚重而终于敦厚的艮止之德，不因外物而迁移，也暗含止住自身的意义。后来的君子，如果真能不改变这种尺度，来观察卦象吗？两座山重叠，有动有静，只应时时思考止的道理。处在这个位置便能发扬光明，这样的道理不也很好吗？《梅庑记》武昌县尉署旧日没有休息的地方，退堂用餐之后，也无处安闲舒展。番阳王彦材到本县任县尉，才在厅堂中间的廊庑略加修葺粉刷，开通两旁的台阶，种上梅树，命名为“梅轩”，以便退堂后安闲省察，并请我写记，说：“梅是美好的果树。我取它的果实，珍爱它的滋味；它的花芳香洁净、雅致淡泊，我推重它的情操，吸取它的芬芳。因此，用梅来比称县尉的德行，应该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子真，我仰慕您的为人，请您赞同我的命名。况且在花木种植于庭院台阶的种类中，只有梅最为合宜。用梅命名轩室，谁能说不可以呢？”我说：“您的话已经说对了，但还没有说尽。梅这种东西，值得推重的不只是它的果实。严冬凛冽，狂风呼号，大雪飞扬，百物凋零，竹柏也枯槁，这是树木的常态；但梅花在这时开放，它的操守就值得称道。芳香婀娜，凌越云霞，以艳丽相争，以花朵相压，这是花的姿态；但梅的花瓣香洁而白，朴素无华，它的德性便值得珍贵。树木没有不结果的，但没有哪种果实像梅果一样，甘酸滋味不同，只能适口一时，这是果实的才用；但梅能调和鼎中羹汤，它的功用便值得重视。它的德性纯一而不二，恬淡朴素而不自夸，四时始终如一，花与果实相称。古代有符合这些特点、为后世所观览的人，除了子真还能是谁呢？您在这里取梅自比，就是把自己的德行比作梅了。这明明是廊庑，却称为轩，名称还不正确；应当正名为“梅庑”，以昭示后人。您与廊庑前的梅树相对，名称和德行都相称；这里也应有戒止践踏、居住和砍伐的禁令，可不是甘棠所能相比的。”彦材连声应诺，于是我题写匾额并为它作记。《浪语集》卷三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浪语集》卷三十二 宋代薛季宣撰写 檄文 拟作谢玄晓谕秦国的檄文 太元十年十月乙亥朔，丙子日，前将军、假节、都督前锋以及徐州、兖州、青州、扬州的晋陵、幽州的司、冀、燕国、幽州、并州七州诸军事，徐州、兖州、青州刺史、康乐县公谢玄，告示僭伪秦国的君臣、官吏、士人、百姓和夷人等：我听说天道喜欢循环，否运到了极点就会重新转为泰运；人情乐于帮助顺势而行的事，预先行动便能使众人跟随。因此丹浦出征，能够使有苗归服于舜禹；白登遭遇埋伏，杀死郅支的，是宣帝、元帝时代的事情。我朝晋室应天而兴起，君子应当见到时机便奋发行动。因此特发檄文，向你们说明大恩。大晋皇朝开始建立，正值炎刘王朝末世，拯救中原于洪水之中，使百姓脱离沸汤。高祖开始奠定基业，推尊配享上天的后稷；武皇接受禅让，考察并继承帝舜重华的功业。灵旗一指便使巴、庸归服，战车两次出征便平定吴国。铸造兵器改作农具，四郊只听到鸡犬之声；把干戈包藏在虎皮之中，万里没有风尘警报。所有生民都得到养育，含灵之物全都恢复本性。父老尚且在世，郡国仍然存在，如果追问旧事，是可以说清楚的。由于藩属不来朝王，导致蛮夷侵扰中原。两位圣上蒙尘在外，一条龙渡江南下，赤县神州于是沉沦于异族之手。黄口儿童和白发老人被匪徒驱赶而化为沙土般的牺牲者，死者遭强徒侮辱，活着的人被迁徙到别的县。坟墓都被挖掘，妇女成为俘虏。回头悲痛地看着这一切，不禁潸然落泪。唉，你们这些民众，难道能不怀念故国吗？这些愚蠢的氐羌，竟敢侵犯王朝的谋略和疆域？僭越窃取玺绶已经三十年，任意横行、使八州陷于涂炭。苻坚欺蔑上天和神明，杀害君主，篡夺国家，实在极其无道。他贪得无厌，以为宏大的图谋可以凭欺诈和武力取得，竟只靠强词夺理来压倒九鼎，认为神器也可以任意折断。以为万里长江也能投下马鞭便渡过，以为猪群般的军队接连逼近蜀汉，以为蟋蟀般的跳跃也能到达涡水、淝水。他像饕餮一样贪食，直到自身灭亡才算满足；又像工倕因技巧过度而咬伤自己的手指。后来才后悔不及，却已经残虐地役使百姓，毫不留下余力。他忘了在昆阳之水边股战栗的惧怕，却终于像夸父一样以头撞上不周山。上天降下诛罚，王师无需交战便能取胜。前面的军队倒戈，鲜血流满淮地；亲族朋友反目为仇，首级折断于五将之手。苻坚是什么人，竟敢记述这些事？他先前奉上首级远逃，后来又摇尾乞怜。朝廷洗雪了他的旧罪，诏书为他打开生路。他刚刚仰赖枋头的粮食，转眼又兴兵于谷口。忘记我朝使他生存的恩德，极其狂妄僭越，成为人神共同愤怒、天地本来不能容忍的人。腐朽的土山将要崩塌，群阴如冰消解。慰问百姓、讨伐罪人，现在正是时候。击鼓用兵，谁敢说可以侮辱我们？如今皇帝没有忘记怨恨和耻辱，不敢安居休息；他哀伤百姓无罪受害，痛惜先帝的神灵无人奉祀。趁着这个时机，也要把这些一并洗雪。纲纪将要肃清，皇威一定清除天邑。背水作战时，我曾身在军中；元帅出行，错误地承受了委任。我想到中州的百姓，无不是先帝旧日的臣民。自从河山被割裂，永远阻隔了声教；从前还驾牛乘马，后来却被剪除抛弃，成为仇敌。大地深厚、上天高远，他们本来应当无处申诉；天色已晚而道路遥远，又将归向哪里？正是在敌人将要灭亡之时，正是我军武威发扬之际。猛将如雷霆般攻击，列士如群星般奔驰；战鼓震天，龙旗映日；右军横扫白马，左军直捣碻磝。约定在甲子日的早晨，会集于商牧的郊野。人人有百倍勇气，哪怕汤火在前也不退；臣众同心一意，确实能够贯穿金石。出兵合乎法度，胜利在于和协；用这种力量攻城，哪座城不能攻下？用这种力量制敌，什么敌人会坚固不可破？正值氐族气运衰败，已经有敌军崩溃的形势。他们既然内部心腹溃散，郊外城邑又分裂，鲜卑横行，索头成为祸患；关中、陕右沦为大盗之手，秦、凉分裂于叛臣；号令所到之处，城关仍然阻隔，空虚得像悬挂石磬的房屋，像蝉腹一般，哪里还知道春天？行军遇到披甲的铁车，青蛙般的手臂恐怕难以抵挡车轮。贼军既然看见大势不及远方，将领们谋划对付它却没有被采纳。匈奴分成五部，昧于形势的呼韩邪单于尚且入朝汉廷；越人三次取胜，尚且寻求勾践保存吴国的办法。人心的愤怒和阻拒已经很深，狡猾的敌人奔逃灭亡，哪里还有时间顾及你们这些百姓？应当懂得逆顺之理。难道不如以父亲和老师保存祭器为重吗？不要像召忽那样白白在沟渎中自杀。况且以苻坚的强盛，加上苻融的辅佐，亿兆百姓充当徒众和车夫，拥有百二秦关般的山河；但逆势而行，一次挫败便不能振作。我军不费一支箭，敌军却遭灭顶之灾。苻坚凭失败灭亡后的残余力量，逼迫凌辱之势已经穷尽；王师讨伐有罪之人，义理上本来怀有旧日恩德，如今忽然灭亡，这是昭然可见的道理。苻坚如果能够翻然悔悟、归顺朝廷，朝廷还将等待他，不使他死。如果执迷不悟，凭恃险固而不悔改，自当用尽我军锋刃，夷平他的宫室宗庙；像火焰焚烧玉石一样，使一同毁灭；如同燎原之火烧兰草和艾草，使它们同归灰烬。苻坚应当承担罪责，百姓又有什么罪过？有谁能擒获苻坚，带着诚意归顺，反正城池、献出忠顺，放下兵器投降，杀敌归降，便显著建立王朝功勋，一切都依照台阁的法令办理。不要因为是羌戎各部及其宗族亲戚、权臣，只要能够仰慕义理前来归顺，都应当推诚相待、安抚接纳。太阳光明照耀，这些话绝不欺骗。可叹这是大晋旧日的封域，请一并听从莫府的申令；这不只是执行国家的讨伐，实际上也是为自己报私仇，且将共同达到太平，请努力思考长远的谋略。檄文到达时，照此办理。颂 《涂山颂》【关于涂山，典籍多说在淮南，今以《会稽山记》所载为准】《涂山颂》是歌颂禹的。按古代典籍记载，大禹说：“文命已经遍布四海，恭敬地承受帝命。”帝说：“来，禹！洪水浩浩荡荡，正在造成灾害；水势漫无边际，包围山陵、冲上高地，浩浩荡荡直达天空。下民都在忧愁，你担任司空，去平治水土。”当时承继父亲的事业，正应当努力啊。禹拜手叩首，谦让给稷、契和皋陶。帝说：“好，你去吧！”禹于是广泛治理天下，想要弥补前人的过错。他娶涂山氏为妻，只在辛、壬、癸、甲四日相聚。启出生后呱呱啼哭，他当时却不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顾念。三次经过家门都不进去，只专心规划治水工程。四方边远之地都已安居，九州于是同一。帝年老而疲于勤劳，便命禹承受帝位。正月初一，禹在神宗接受任命。于是会见诸侯，向南巡行到涂山，燔柴祭天、望祭山川，考核功绩。修治五玉、三帛等礼物，会合万国，使各项事务都得到处理。只有封嵎山的诸侯没有到达，因此将施以大刑。禹说：“告诫你们四岳和诸侯，都听我说。防风氏倚仗自己身材高大，不遵行训典，昏乱迷惑而不恭敬，以致获罪于天。如今奉行并承受上天的惩罚，我因此悲伤！你们应当引以为戒，不要像防风氏的后代那样迟到到最后，放纵自己延误九州的会盟，逃避我的刑罚。务必努力警戒！”诸侯们拜手叩首说：“王的命令美善啊！” 百官传播宣告禹的功绩，歌唱涂山之事来作颂。颂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