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语集卷十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浪语集》卷二十。宋代薛季宣撰。札子。上呈成马帅，论说屯军。我读《吴志》到汉朝定都许地、吴国都城鄂地归于魏国，于是迁都金陵，从中了解到孙氏政权兴废的原因，也由此知道孙仲谋的根本意图。武昌就是古代的鄂县，地势四通八达，扼守江淮，距离许、蔡、申、陈相望的五百里地区很近；隔断长江北上，最没有地方能防备这条道路，敌人用轻兵袭击，两个晚上就可以到达。按照这个谋划攻许，实在没有什么困难。汉朝国运转移、三国鼎立以后，武昌逼近魏国，吴国轻视建业而迁都，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如今江南旧日属于吴地，以钱塘为都城，那么衢州、信州、洪州、抚州就是它的要冲。从前金人南下的军队，突然从武昌南渡，即使鄂州有十三万军队，听到消息后追赶，也已经来不及了。从县城以西有马桥湖，距离四十里；武昌一旦有变，实际上很难救援。向北看黄州，距离淮河才四百里；淮水可以涉渡，完全没有关津，只要拆毁黄州百姓的房屋制成牌筏，顺流而下，不用舟船就能通过。如今议论此事却不忧虑这一点，只是徒然在江夏增加兵力。江夏背靠山、阻隔水，汉阳以北背着陂湖前进，便处处困难，几乎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万一金人渡过汉水，从间道袭击豫章，不出几天便可以攻下江西，乘势进军而倾覆衢州、信州；而我们的军队全在他们后方，难道不会成为都城的忧患吗？江夏的屯军，是岳飞用来制服湖贼的，西面临近襄汉，阻水之处很多；进退江淮，可以完全控制敌军后方，取道快捷，距离武昌却远远不及。吴、蜀的要冲，本来已经没有这里紧急。东晋时期，陶侃都督江南，他的治所在武昌，足以说明武昌的险要。我奉命巡行边境，这些都是应当进言的；我只是充数担任长官，不敢不报告。冒昧越职的罪过，即使死也不敢逃避。是否留军屯驻，只听太尉的命令。与宋守讨论屯田的利弊。我奉牒文，谨奉行朝廷关于筹划屯田事务的诏令。县令是卑微的官职，本来不在议论所能达到、咨询所能涉及的范围，只应当遵奉既定的谋算，以求办成事功，不应在其中表示可否，更不能上评国政。然而愚人千虑，或许也有一得；我若退而闭口不言，只怕利少害多，对公私都没有补益，也违背进谏规劝、恪守官职的本意，内心惭愧于无所裨益。不如说出来而不被采用，所以冒昧把一点浅见仰面进献一句。我切实认为，议论屯田的人，大概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看见它的利益而没有看见它的祸害，所以才提出这样的主张。如今国家的事务，没有比军粮更重要的了。运送粮草，往往要百户百姓供养一军；让军队分散到田地耕种，所收获的粮食足以供养众人，军队没有懒惰的士卒，国家也没有劳苦的百姓，这就是历代屯田的利益，是赵充国、诸葛亮赖以成功的办法。至于彍骑与民兵的区别，恐怕议论的人还有没有通晓之处。况且诸葛亮、赵充国所率领的士卒，大多是从百姓中调来，让百姓去田里耕种，有什么不可？彍骑则是四方游荡无业的人，不胜任田亩之事，正是希望求得安逸便利才来从军，在射场学习击刺尚且把这种事情视为苦事，若驱赶他们到田亩中去，恐怕不是他们的长处；即使获得利益可以共同享有，他们还会有所顾忌，若让他们专门占有屯田之利，一定不会乐意去做。我不过是卑微小吏，居家时曾经了解田间的情况。上等农户一家几口，妇女孩子全都参加耕作，也不能耕种几十亩田；土地的产出尚且不足以供养一个士卒，若营田五十亩，他们怎么承受得了？况且古人之所以屯田，多半是因为军队长期驻守塞上，粮饷供应不足，只好就近开垦废弃土地，所求只是办事便利，减轻百姓负担，并不是把屯田当作获利之道，不过是使军队自给，节省运输粮饷的劳苦。从未听说让士卒全都去耕作，还加倍督责；士卒如果能够开垦这么多土地，难道还会舍弃乡井、把户籍隶属于军队吗？何况国家设置屯田，本来是为了捍卫御守关隘；如今如果只求开发土地获利，自然不能两全。扼守关塞的地方没有田可以耕种，本来就不是要害之地；把军队分散开来，又不能重新聚集；聚集起来则奔命劳苦。士卒一旦专事田亩，就不能再接受训练；多年耕作习惯养成后，一天之间废止屯田，流移的百姓也只能勉强恢复旧业。良田有利于水利，原本已经在其中耕种；若在四周设置屯田，难道不会争夺利益吗？便利百姓，军队就没有可耕之地；骚扰百姓，百姓必然流亡。如今少量营田的祸害已经显现，侵夺渔利、豪强强占的事情，没有一天不存在；再加上屯田，百姓只会流移而已。何况本县夹在大冶之间，哪里能够强行挽留他们？屯田士兵造成的祸患，难以尽述。即使勉强等待，也有时可以看见这些问题；那些只谈利益的大臣，恐怕从未反复考虑到这里，只看见汉、蜀采用屯田而成功，却没有想到萧铣、南唐固守一隅而失败的情况。我从一隅之见还不知道屯田是否可行。先伯父考察、经营湖外事务时，实际上代替王彦守卫边境。我听说王彦让二十名将领和士卒经营屯田，结果溃败的有十八名将领；这是我亲耳听见、亲眼接触到的情况，只请执事明察并仔细谋划。堂下所说的话，不值得深加责怪。

译上呈宣谕汪中丞书。我听说，强盛国家要靠人才，以培养人才来造就人才。士气振作起来，各种人才才能得到任用；君子乐于实现自己的道，百姓乐于获得自己的利益。雄杰、狡诈之人都能得到任用，那么他的国家没有不振兴的。否则就相反，明智的人只求保全自己；与自己共同治理国家的，如果不是小人，又会是谁呢？若不是上等智慧的人，哪里有不能从这里判断治乱的道理？国家承受祖宗积累的深厚根基和美好的教化，涵养士气，培养成人才。嘉祐、元祐年间，名士接连出现，一时的盛况可以追配唐尧、虞舜，汉、唐以来都不足以相比。党锢之祸发生，贤能明智的人被放逐；迎合时势的事情兴起，阿谀委曲之人相互竞争；二宫流离播迁，正是由此造成的。绍兴初年，元皇上恢复祖宗的方略，士气稍稍振作，江东因此兴起。权臣掌握朝政，排斥贤者、丑化正人；岳侯之死，使世人断绝了建立功名的希望。赵鼎、张浚被放逐，人人都不敢再有贤德；四方士气直到今天仍然萧索。如今朝廷看待祖宗的情形怎么样呢？似乎知道士气振作国家必然强盛，士气萧索人心也会随之衰败。是谁造成的呢？就在时政的施行罢了。今天天下文武之士，知道气节的有谁呢？平时把正直敢言看作粗暴刚强，称之为锋芒外露；圆滑柔顺、因循沉默，却认为这样做官才合乎体统。贪婪、凶狠、刚愎的人，世人还把他们当作有才；天下上下都安于邪行，互相诬蔑蒙骗、苟且敷衍，郡县和朝廷几乎成为一模一样。说到这种地步，还要希望士气振作、国家兴盛，难道不是极其困难吗？一旦发生意外祸患，士人平日习惯的是什么，谁肯放下自己的官场体面，仿效所谓粗暴之行，舍弃生命为社稷效命呢？难道要改变自己的妻子、儿女、俸禄、官位这些平素所珍惜的吗？即使有这样的志向，其中也没有实际力量，只是白白送死，对事情有什么补益？至于抵御敌人的谋略，所要做的只是振作气势罢了。想要盛大气势却不去造就，每天只做退缩的打算，士气不能振作，下面的人就会懈怠停息，想凭此谋求恢复功业，实在不知道是否能够成功。执事以光明的德行维系人望，以忠信赢得皇上的知遇，统摄台阁纲纪，阐明国家大论，使朝廷因此端正，使奸邪因此胆寒。如今您手持符节防御诸将，真是裴度征讨淮西的举措。中兴圣业，应当由此达到；而我区区所替执事忧虑的，并不在于敌人强大，而在于忧虑我国士气仍然萧索。执事处在今天的时代，却实行古人的道理；施行于开始主持政事之时，一定会使人分辨邪正，彰明是非与过去相反。士气没有不振作的，人没有不奋发的，那么功业哪有不能成就的？这是执事所擅长而能够办到的事情，实在不需要小人的议论来等候指点。至于朝廷的公卿辅弼，没有听说他们有克敌制胜的谋略，边远鄙陋之地的将领又很令人担忧。恐怕长城就这样毁坏，士卒懈怠，百姓长期困苦；风教所及之处，没有一个人怀有坚定的志向来求取恢复的成效。这就像身体衰弱还要争斗，脚被砍断还要争路，岂只是不能成功，而且会加速失败、造成败事。要振作而重新站起来，没有比主动奋进更好的办法。道路上的议论说，早晚将会有进取豳、岐的举动；士气已经委靡不振，谁去抵御侮辱呢？留下来的空隙之间，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公卿不加匡正，诤臣不肯进言，这种像杞人一样的忧虑，难道可以不去防止过失、纠正错误吗？这正是执事的责任。国家形势的松弛或振作，系于一句话；正直的言论可以挽回天意，使士气增加、壮大，人人都有立功的志向，那么贤能的人不敢隐藏自己的智慧，勇敢的人不敢吝惜自己的力量，太平就可以指日而待。对于仇敌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康王、宣王中兴时的臣子，大概就是采用了这种方法。如今亲自承担天下重任的人，除了执事，还有谁应当这样做？只希望执事奋发精忠，亲自作为天下人的倡导者起步，那么士气也会随之奋发，哪里有不能兴盛的国家？这是当前最优先的事情，只希望执事赶紧去做。我地位卑微而言语过高，死罪，死罪。论屯戍。我恭敬地看到朝廷经制已经确定，边防使已经成行，又增加马军戍守夏口。我见闻狭少，实在不明白这样做的意义。从街谈巷议中听来，大致有两种说法：有人说敌人谋划沔州、鄂州，想把那里作为屯田之地，开府以助成其事；有人说有将领失去众心，姑且让他统率合并的军队。代替将领就可以免除他的职务，何至于兴动军队？敌人图谋沔州、鄂州，难道鄂州的军队不足以使用吗？从人情推究，这些说法都不值得听信。即使是井蛙般的见识，也不认为增加戍军是正确的。夏口的军队，是岳侯用来奋击中原的，还是这些人，为什么今天就不能伸展作用？何况两军互不统一，假如其中产生间隙，一军后退、一军前进，将怎样对待敌人？夏口古来虽能控制险要，但已经不如武昌重要。武昌是吴国建都之地，又是王敦、陶侃、温峤、庾亮设置督府的地方；它扼守江、沔，凭借湖山险阻，左面控制庐州、淝水，右面连接襄、汉，陈、许、蒋、蔡在它后方依托，洪、抚、衢、信在它前方相当。南北两条道路，直如绳索。从淮河到浙江，距离不到二十多舍。敌人南下时曾经从这里出兵，袭击豫章，千里江淮，两个晚上就能到达。鄂州即使有军队，也再不能追上他们。前事不能忘记，后事就是前事留下的借鉴。武昌、夏口之间尚且隔着一个湖，黄州南渡，片刻之间就能到达。武昌渡往黄州的地方，哪里需要借助舟船？即使我军跟在敌人后面追击，反而正好会把敌人逼入死地。以今天的事实验证古代的情形，关键要害十分清楚。夏口南临大山，三面阻水；汉阳以北，被陂湖隔断，直到应城，方圆总有几百里。信阳以北才接近边界，可以自行安定，却难以应付变化。它的西面虽然有汉口，但严冬水涸，不能通行。沙口通向阳罗，实在是江汉的防线。阳罗在黄州以西几十里，过去是防守场所，防御通往蔡州新息的道路，分成两路向南。黄州和阳罗正好处在防止敌人扰乱江面渡江的位置。武昌位于两条道路的要冲。在武昌屯驻军队，在樊港停泊船只，访求古代遗迹，分兵到江北屯驻守御，那么防守就坚固，进攻就迅速；以此观察夏口，夏口简直就像井中之物。放弃这个计划而不图谋，我不知道是否可行。我想执事通晓古今，当然应当深知这些；即使是辽东的猪、田野的芹菜这样的微薄礼物，也不敢不献上一个人的愚见，只请执事选择采用。

译论民力。我是一个见识浅陋而仕进较晚的人，哪里懂得国家的大体？但我曾侍奉几位父辈办理官事，得以听到士大夫的余论，私下听说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安宁。为了国家而劳苦百姓，从来没有能够使国家稳固的。如今假如我在东鄂任职、亲自处理百姓事务，到任之初正逢多事之秋。白拿俸禄而荒废职守，只能勉强考核政绩，却要使一千多户百姓疲困。经历兵乱、荒歉、水旱灾害之后，又大规模建造战船，在荆渚修筑屯营，林木全被砍伐，劳役将要超过一年。向上游溯江而行将近二千里，才幸而稍稍休息几个月，百姓刚刚能够治理自己的家业。不久又接到军书，说夏口有修筑屯营的劳役；营基还没有建成，便立即命令百姓迎候、供应大军，疲劳的百姓不堪这种弊害。不知道在这以后究竟会怎样？湖右的百姓又不是浙江百姓所能相比的，一文钱、一粒米便登记为纳税户，尚且不能供给上侍奉父母、下养育子女的费用，哪里还能供给官府？近年以来已经十分空乏了。若说朝廷抵御敌人的计划，没有什么比爱护安抚边民更好，使他们愿意做我们的百姓，哪里有不能成功的？如今的事情反而先使边民困苦，困苦而流亡，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从前南唐因屯田的劳役侵扰淮南，周军南征时，百姓还有背着柴草迎接供奉的；如今的科派骚扰，比屯田还要严重。我愚昧鄙陋的心意，还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只希望执事至诚体国，依次询问重湖、荆襄的百姓，使他们伸长脖子承受您的德意；有益的谋议和启发劝导，没有什么比解除百姓的苦劳更急迫。我冒昧进献盲人的意见，只请裁量选择。论盗贼。我又有职务上的事情，仰面冒犯台府的严肃威仪。按照图经，本县南北共七百里，分为十二乡。南唐末年，从三乡中析置大冶县；大冶成为县，实际上处在本县中央。本县的九乡于是分成两部分，所以县中有西乡，有南乡。南乡土地最为广大，占本县的三分之二，越过大冶县界一百多里，设有金牛镇，位于南方五乡的要冲。建炎以后，废止而不再设置官员。那一带大概是古代绿林所在，西面连接江夏的新市，西北有湖水，南面抵达武宁，东面是永兴，彼此相距极远，方圆几百里没有一个官府。近年又废罢防场，茶贼在这里出没，五乡几乎失去依靠，至今已经好几年了。我刚到任时，盗贼还没有平息；只是巡尉都在县城，遇到紧急情况，获知消息已经很难，何况又没有人，无法追捕，只好暂且命令百姓团结聚集、编入保伍，稍微设置防备。虽然盗贼渐渐衰弱，但邻县大多受到它的祸害。考察其中原因，是戍兵在这里经营营田，不逞之徒托名佃户，把这里作为藏身之所；豪强强夺成为风气，倚仗军队作奸，县里无法控制。太平无事时尚且如此横行，事情发展下去，恐怕造成的祸害会多得说不尽。我私下看到，本县弓兵旧额有八十多人，自从兵火以来，才达到一半多一点。如果把这些人分出一部分，招募南乡百姓，在金牛设置县尉，使他兼管本镇治安、烟火等事务，那么村民有地方申诉，南乡也就有了官府。所费并不很多，不必烦扰百姓便可以办成；这样或许能使人知道畏惧，政令得以施行，百姓稍得安宁，也是一种消除盗贼的办法。如果不是钧台持节巡行本道，这件事很难申明清楚；所以我不顾严厉的诛罚，敢于有所请求：请明令设置县尉，以安定百里之内的百姓，使盗贼不至于公然横行，这就是执事给予的恩惠。

译上呈胡舍人书。我听说，处在盛大名声之下，很难安居其位；承受天下人的希望，也很难不辜负。士人有名声，才会有德行；有德行，才会有声望。名声和声望所在的地方，必定有深厚的德行。没有那样的德行却拥有那样的名声，是窃取名声的人。名声是天下最美好的器物，是造物主所吝惜给予的。即使有德行而名声随之而来，仍然担心没有办法充实天下人的期望。盗取名声而使众望落空，哪里有不危险的呢？执事穷究圣学的根源，在百世之后奋发有为，名望和德行的厚重，不是一天形成的。戊午年之变，您想要擒获奸臣并斩首示众，妇女儿童至今还在传诵。使贪廉者知耻、使懦弱者立志，足以流风百世之后。所谓气充满天地、名声照耀日月，您之所以得到天下人的希望，难道是偶然的吗？皇上把国书交给您，给您配备执法侍从，寄托重任的心意，难道没有缘由就这样做了吗？上下人等对您的期望，可以说达到极点了。执事亲自承担天下的重任，理应一定有所作为。如今天下已经像倒悬一样危急，上策没有比先治理自己更好的了。然而自治之道，不是小人所能达到的。看看边疆，空虚而没有防备；问到粮饷，又匮乏而不能供应。外面有强暴、深不可测的邻国，天天窥伺觊觎而无人制止。四郊多有营垒，必定有人应当承担这种耻辱。不思考自治的办法，议论便进而谈到讲和。和议固然有很多方式，然而自己不强盛，和议就不掌握在我们手中；那时什么事情都做不成，敌人便可以控制我们的命运。我们的虚实，敌人已经完全知道，而我们又以讲和向其示弱，并且哀求饶命。还没有看见我们的脸色，他们本来就会先提出无休止的要求，一定会越来越放纵地逼迫我们。如果拒绝他的请求，和议不能达成；如果全部听从他的命令，又必然有无法供应的时候。等到有所不能供应时，他便理由正当、行动顺利，而我们的防守又不坚固，那将凭什么抵御他？这样看来，今天的和议，是坐以待困的策略，在谋划之际尤其不能不审慎。依我的愚陋见解，按照人情推求，保卫国家的计策，讲和不如守御。守御准备完备，和议就可以达成；和议能够达成，守御也一定会坚固。既然如此，守御完备、纲纪建立，和战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又何必畏惧敌人呢？那些缺少谋略、只知享受的权贵，哪里知道国家的深远谋虑？开始议和时，未尝不是打着谋划善后事务的说法。一旦和议成功，就将歌颂太平，粉饰礼乐，把自己处在周公的位置上，认为天下再没有需要办理的事情。所谓善后之说，难道不是空话吗？看看过去所做的事情，真实情状自然就会显现。若要详细说尽，不是三言两语能够做到的。自从执事返回朝廷以来，天下人谁不擦亮眼睛盼望，伸长脖子等待？都说执事遵守先王之道，难道将要端正国家而使天下得到福祉吗？如今却寂寂无闻，人们怀疑您一定另有所等待。现在国家的形势，已经完全可以看清了。若认为中原不可复得、强敌不可击破，那么先王之道便成为无用之物，天下也没有可以治理的道理，这只是自欺欺人的言论。若说国耻必定洗雪、国仇必定报复，这是万世不变的道理，只是不能仓促实现；懂得上策在于自治，那么恢复的计划已经包含在其中了。放弃自治而去进行和议，又会轻率行动、妄自发动。和议不能达成，还可以侥幸成功；如果竟然达成，国家的命运从此就要倾覆了。安危的计策，没有比这更紧迫的。天下人循着名声来寻求实际，执事本来就是众望所归的人。径直进言论辩，其中一定有朝廷外部不能听到的内容。用一句话决定安危的关键，以符合众人归附的期望，保全名声、保持德行，那么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从前贾谊、刘蕡曾把治理安定的策略陈述在汉、唐朝廷，志向没有能够伸展，直到今天仍然成为天下的遗恨。执事在戊午年所作的谋划，本来已经载入大典，留名于人世。刘蕡、贾谊的言论，执事大概已经全部具备了。今天的事情，志向还可以伸展。如果倡导这种主张，作为天下人的先导，那么天下仍然有可以作为的道理；若置之不论，或者开始议论却中途停止，那么天下人的希望、万世的名声，也会有衰替的一天。贾谊、刘蕡的议论，只能说成空言，唯有请执事审慎谋划。某是狂妄的年轻人，不知道国论究竟如何确定，只是痛惜先人在和亲之际不能容忍，抱着志向而死。见到父亲的朋友，就想到父亲所坚持的道理；拿父亲的道理来求问父亲的朋友，不敢不以保全名声、保持德行为念，以符合百姓的期望。这些话都是属于执事的，我陈述在执事面前；初次进见所表达的诚意、先人的志向，大概都可以在这里看到了。只请执事先生裁察，幸甚，幸甚。

译拟作上呈宰执书。我没有才德，学问也没有什么能力，却从古人那里有所获得。我曾观察商人而懂得治理国家的道理，观察工匠师傅而懂得任用人才的学说。工匠师傅、商人本来是平民中极其卑贱的人，在市井中谋求食物，不属于治理器具、办理政务的范围。然而庖丁由解牛谈到事物的规律，郭橐驼由种树讲到治理国家；君子和小人的地位相差极远，至于他们所达到的道理，却也各自保存着可取的方法。商人的事情，不过是谋取利益罢了；谋利却不经营广泛，只凭自己专占某种名物，给某一物自命名为自己的经营范围，这种道路十分狭窄，难怪利益不可多得。精明商人的方法，只知道我自己所专营的东西；不是我自己经营的，即使南金、大贝、和璧、隋珠堆积在眼前，也不去过问；高车大盖、明眸皓齿的人排列在身边，也不羡慕。自身所关心的，只是自己专营的东西。等到他把货物卖出时，别人卖一件，他就卖十件；别人卖十件，他就卖一百件；等到裁减、收拢他的收入时，便把收入全部归结到先前的经营上。人们收取其货物的功用，正好使他的利益流通；出入既然多，他获得的利润也广。与贪婪商人的做法相比，利润相差千百倍。这是因为他的经营规模平素已经确定，不因其他利益而改变自己所守的范围；从小处积累而至丰富，控制收入与支出，于是天下的利益都归到他这里。如果商人不能掌握这种谋利的方法，不专营某一方面却贪多经营，浮泛地只知道求利，我知道他得到的不过毫毛，失去的却像山岳一样。治理国家而谋划政事，如果没有预先确定的规模，也同样如此。譬如有这样一个人，开始谋划建造房屋，就一定要让工匠师傅估量工程；工匠师傅估量工程，必定先准备材料、器具并规划尺度，计算房屋的宽窄，察看材料的好坏。材料即使巨大，不是良材也不敢使用；良材即使细小，也因其质地优良而使用。至于栋梁、楹柱、椽子、门柱、门闩，无论长短、大小，一律根据材料的用途安排，然后加以绳墨规范；削减它、砍落它，房屋建成而不违背原先的规划。平庸的工匠做不到这一点：不知道先估量材料的用途，房屋没有预定的宽窄，临时才计算；材料不论大小，随事取得；把大的砍成小的，把低劣的当作良材，不知有多少错误。材料和用途全都失当，损失也数不清；所建的房屋，即使侥幸完成，也不是长久之道。任用人才却不衡量他的用途，也同样如此。如今的天下怎么样呢？君主圣明、臣子正直，正是同心同德、有所作为的时代。有所作为却不建立规模，把万事都交给临时处理，一会儿退后、一会儿前进，行动不能由自己掌握；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百姓于是开始疑惑、不知相信什么。若这样做而没有停止，即使商人地位卑贱，也一定会笑话人了。夏代的政教尚忠，商代的政教尚质，周代的政教尚文，三者虽不相同，但它们施政的规模却有不可改变的共同规律，所以才有三王之治。周文王侍奉獯鬻，越王勾践侍奉吴王，少康向穷氏使用间谍，汉高祖与楚相争时暂作退让；四者虽不相同，但他们制胜的规模也有不可改变的共同规律，所以才有王者、霸者的功业。牟取利益而坐守市区，也一定有它的方法。守护国家的方法，在于得到贤才才能稳固。成就霸业、王业的君主，无不跨越时代寻求贤才。天下的人才从来不曾缺乏，所忧虑的只是居上位的人求取贤才不得其道，任用贤才不得其法罢了。假如只以贤才为所爱好，就会从贤才中有所选取；至于他们来自何处，不必过问。得到贤才而任用他，必须使他各自适合自己出生的年月资历，不必拘泥考核资序。这样一来，无论大小职位都能得到适当的人选，没有不能任用的人才。人人发挥自己的长处，治国之道就成就了。如今反而不这样做，只守着太平时代的常规。士人没有专长和事业，只问他的流品门第；官职与人不相称，只看他的资历等级来任用。明白治国之道的人，有时亲自处理米盐之类的事务；擅长辞章文采的人，却让他掌管军旅。那个人明白财计，偏偏任命他掌管刑狱；熟悉战场，又让他劳苦于民政。大小事务需要不同器用，却随意任用而失去其才；贤与不肖、能力各异的人，也随着才具不同而被废弃。建造大屋的事情，本来就不是普通工匠所能胜任的。唐尧、虞舜之时，有人从卑微处被起用而掌管大政，有人明晓礼乐而只任一官。人人各有能做和不能做的事情，也各自应当任用在适合自己的职位上。才能与职位相当，人才与官职相宜。大屋的建成，难道能说只是普通工匠所能比拟的吗？恭敬地想到某官，怀有使君主成为圣君的方略，承担代天行事的责任，谋划王政而裁断国事，防止寒微之士受阻，选拔贤能之人。您不断进言远大谋略，为国家社稷筹划的事情，实在不少。然而国家的财政计划仍未建立，百官仍未治理，边境仍未巩固，四夷仍未归服，难道是没有原因吗？只是治国的规模尚未确定，而任用人才又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罢了。如果确实能在这方面奋发有为，确定不可更易的治国规模，寻求当世人才，不拘泥流俗的制度，必定使人尽其用，必定使人尽其长，那么中兴复古的功业就不难建立了。愿某官谋划此事。某是瓯浦的狂妄书生，不学无术，只是看见市井中工匠、商贾所做的事情，以为其中或许接近道理，所以拾取这些说法，愿意陈述在上公、政府之前。粗陋如辽东的豕、田间的芹菜，也只是表达我的心意罢了。冒犯失当的罪过，我不敢逃避。

译上书张魏公 我私下曾论说，天下的忧患没有比外来侵犯更深的，而祸患有时又会从内部争乱中发生。什么叫外侮？就是边境上的敌患。什么叫内讧？就是盗贼之乱。内部没有争乱，国家没有空隙，外侮即使严重，也还可以应付；外侮到来而内部争乱又兴起，即使有智者也无法谋划。因此，治理国家的深远谋略，在于经常防备边境祸患，整治并除去盗贼，使它们不至于造成内部争乱罢了。国家没有内部忧患，就可以专心对付敌人；外侮即使到来，我们也有办法等待并应付它。如今边境忧患，是天下共同的忧患。因此应当同时思虑，合谋行动，整治兵器，戒备意外，严明军法，巩固营垒罗网。敌人即使强大，又能怎样呢？盗贼的兴起，往往从微小处产生，偷盗不止就发展成暴乱，小患不制止就发展成大患，逐渐蔓延而不能断绝，终将成为国家的痈疽。议论的人只把它当作虮虱来防范，这正是祸患由此产生的原因。朔方汉地的君主，继承他的宗国，虽然名义上是继承统绪，实际上已经建立国家；威令已经施行，上下已经和睦，伺察时机而行动，足以为日后作准备。看他的规模，似乎不只是进行边境防守，尤其应当提前谋划。即使这是朝廷深为忧虑的事情，也同样是天下人所共同知道的事情。皇上正在兼听并远览，所以不是我这种下士在片刻交谈中敢于说出的。我私下听说，广西的盗贼猖獗已经四年，凌铁已被诛杀，王宣又接着兴起，蹂躏城郭十多座，杀伤官吏之多无法逐一列举，绝不是小事。然而议论的人却轻视它，不能趁无事时及早商议防备。假如不幸他们再次产生凭借形势凌犯的意图，发动饮江之举，而我军力量仅够守御，智谋又耗尽于边防，即使想讨伐消灭他们，力量也来不及。内部争乱的祸患，难道会没有吗？何况我们吴地是江湖之乡，向来多有剽掠劫盗的祸患，负责警戒缉捕的官吏却无人能够追究。一个县之内，一年发生数十起，县尉、巡检为逃避责任而不报告，县县又不向州里报告，州里本来就不知道，朝廷更听闻不到，于是盗贼肆意横行而无人禁止。开始不能制止，等到后来再说又有什么益处？即使有人被捕，起初本来也不报告，等到想加刑罚时已经来不及了。州县掌管狱讼的官吏，往往与盗贼勾结，替他们作钱袋；盗贼到了监狱，就慢待他们、放纵他们、教唆他们，又告诉他们各种经过来扰乱平民。这样便是轻视法令、轻用刑罚，造成疑罪而减轻死刑。因此如今顽恶的盗贼，到处都有同党，狂妄舞动而彼此响应，趋附而跟从他们。外侮正要发生，内部争乱又间或出现，想要收拾后果，岂不是太难了吗？所以如今广西盗贼的诛讨不能拖延。议论的人认为可以招安他们使其归附，我私下认为他们很难真正归顺。为什么呢？凌铁之死，是因为他已经投降；如今王宣已经投降却又反叛，自己显露了反复无常，难道还能再次投降吗？投降是出于畏惧威势，如今我们有什么值得他畏惧的呢？讨伐的策略，要等到有人才后再行动。近来谋求主帅而得到的，却是妄庸、奸险、诡诈之臣，只把五百名羸弱士兵交给他；经营四方的人听说后都暗暗发笑。朝廷从远处听取意见，不久又加以调动更换，再给他增加兵力，这是很好的谋划。我私下以为，岭海是烟瘴之地，而人手不足，集结军队办成事情要耗费很久，事情难以预料。汉代冯奉世遇到西羌叛乱，请求四万兵，想在一个月内解决，认为少量出兵而拖延时日，与一次出动大军迅速决战，功效相差万倍。唐代王式征讨裘甫之乱，也说兵力多了盗贼就不足以平定，不应因为馈饷多而吝惜费用；况且上天的诛罚不能迅速解决，反而会耽误东南地区的征赋，究竟是兵多而功速、费用少，还是拖延不决更耗费呢？这些都是汉、唐鹰扬善战、谋划的臣子，他们的才能确实足以办成事情，所论如此，比较起来非常明白。唐代能够听从王式的谋划，所以不费大力就击破盗贼；汉代起初没有采用，最终只得大规模发兵然后才建立功业。如今担任将帅的臣子，若确实能像王式、冯奉世那样，不听取他们的谋划、不给他们兵甲，即使有王式、冯奉世那样的说法，仍然不能成功。本朝交广地区的盗贼，如侬智高、区希范兴起时，起初都被认为是小事，最终却劳烦王师；即使在太平时期，也使朝廷忧劳得不能安睡。王宣的盗贼如今不能说不炽盛，若不立即使他俯首受诛，将要使他的奸谋得逞。如今本来没有别的事，只恐怕他们乘着我们的外患，呼啸而起，群盗像蚂蚁一样聚集，内外忧患交结，实在令人寒心。从前刘裕诛讨燕国，还受到卢循的牵制，那么今天的祸患尤其应当紧急处理，不能认为是小事而不谋划。假使国家对外没有外侮，而内部有这样方圆数千里的盗贼，即使不足以成为深重祸患，但我方官吏被他们残害，我方百姓被他们屠杀，死者暴尸荒郊，生者只能苟延片刻；作为百姓父母，难道忍心不去救他们吗？何况正当外患尚未平息之时，这难道不是心腹大患吗？隋、唐衰败，以及中原因此失陷的原因，相距并不遥远，可以作为龟鉴。恭敬地想皇上施展中兴的谋略，兴起太平的治理，使贤人得到进用，内政得以治理而远方得以安定。任用旧臣，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某官承载天下人的希望，为百姓而起用，对内辅佐天子，对外抵御四方；他的治道就在这篇文章所说的事情上。某官本来就能担当此任，众贤得到任用，四维得以建立，中原得以收复，王化得以推行，我们这些人，大概都在翘首踮足地盼望着。某官当然也不会把这件事看得困难。如今像癣疥一样的小盗贼，哪里值得成为我们的忧患？只是小患失于不制，逐渐发展成内部争乱，这是有识之士深深忧虑的事情，却是议论大臣所忽视的事情。我担心没有人把这些话告诉您，所以借着进见致礼，略微说一说。愿某官以宏大的方略和长远的规划，必将统一天下；小盗贼都在您的度量之内，必定能够平静无事地平定他们。我狂妄而昏瞽，并不是认为这样做冒犯，也不敢说自己能补充朝廷最后的议论，只是因为不明白却贸然发言罢了。冒犯身份、干扰尊听，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译再次上书张魏公 我听说，国家的安危在于宰相，宰相的得失在于谋略。有确定不移的谋略，所以天下没有不能办成的事情。谋略没有预先确定，却能使事情成功、使道得以推行、使功业在当时显著、声名流传百世的事情，自唐尧、虞舜以来还没有听说过。谋略难道还有别的吗？也只在于弘大道义罢了。所以宰相有应当做的事情，也有不值得做的事情。知道什么是应当做的，那么那些不值得做的事情，就可以不动声色地安定下来。若急于做不值得做的事情，忽略应当做的事情，那么不值得做的事情或许纷乱繁多而一并废弃，还怎么能顾及应当做的事情呢？《大学》说：‘想治理自己的国家，先要整齐自己的家；想整齐自己的家，先要修养自身。’这是说治理天下的人，必须由内而及外。因此君子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而施加于天下国家，必定从确立一定的谋略开始。一定的谋略确立后，是非利害不能改变它，好恶宠辱不能动摇它。对上可以端正君主，对下可以教明百姓，对内可以治理百官，对外可以安抚外侮，这些都没有不同。我的谋略如果预先确定，那么对于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谋略不从这里出发，对上就无法匡正君主，对下就无法辨识人才，只会逐件罗列百事而琐屑地去做，那么内部争乱、外部溃败的耻辱，又有什么不会发生呢？这样哪里还谈得上安定百姓、抵御外侮值得称道呢？所以说：急于做应当做的事，而忽略不值得做的事，才是真正宰相的事业。宋朝自太祖建立国家，到光尧承继统绪，时代有治有乱，世道有盛有衰，谋划国事的臣子有邪有正；然而造成治乱盛衰的原因，大概从未超出这一点。宗支延续百世，难道只是偶然如此吗？从前秦氏掌握朝政，在群贤被逐出国之后，有圣明君主却不做顺从辅弼的事情，抛弃正直言论而只取阿谀逢迎，士风卑屈，典章法度荡然无存，导致强敌凌犯，也一定有其原因。如今天下沿袭从前的弊病，踏入衰败的习俗，公论不能建立，邪正没有分别，命令所施行的事情，今天还顾不上明天。上面的卿士以油滑柔媚相互推尚；下面的军队却以骄纵懈怠为能事。百姓困苦贫穷，将要不能承受命令；州县贪婪防守的官吏，正要刻剥百姓、横征暴敛。朔野的君主继承他的宗国，并不只是自守，正要兼用仁义的名义来借助自己。考察人情，这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岭海一带的亡命之徒，如雷、化、王宣之流，横行县邑，杀害百姓官吏，逐渐蔓延而不止。不知道谋划对外的办法如此困难，处理内部的事情又如此艰难，那么调发兵力从哪里来，计谋又从哪里产生呢？而朝廷之上，辅佐大臣在尧舜之前谋划国事，我本来还没有看出他们究竟采取了什么办法，议论边防的禁令却琐碎苛细，一条接一条，早晚不知要发布多少。急于做不值得做的事情，尚且会妨害应当做的事情；何况应当做的事情不做，却在不值得做的事情上絮絮不休，既然不能一定要求别人去做，又为什么禁止别人谈论应当做的事情呢？秦氏当年的做法，差不多不就在今天重现了吗？在秦氏当时尚且不可为，如今形势这样紧急，诸公难道还想做什么呢？恭敬地想某官，负有天下的盛大声望，奉行天下的大道，获得时机和地位，却还没有把恩泽施加于天下，这已经是天下人所遗憾的不止一年了。皇上喜爱贤才，侧席以待，排除浮泛的议论而把您召入朝廷，那么天下对您的期望，难道还不如天下人对您期望得迫切吗？某官既然以自身承担天下的重任，本来就将显现出您那确定不移的谋略。如今入相已经数月，您用来弘大谋略、确定政令、不断宣告远谋的事情，一定不止一端。然而百姓之类肩并肩站立，伸长脖子等待，想求得某官日新月异的政令，却反而在下面久久没有见到。某是微末之人，才干品行都没有可取之处；只是想到先人曾任右史，从前蒙受您的知遇，昔日在武昌迎接拜见时，也承蒙您惠然顾念，过去还曾受到您的抚存。当您到来时，我不敢不来拜见；既然拜见，就不能没有话说。所说的话又不能使自己同于众人，所以我就借此代四方人的希望，为您请求这些话。愿您对上端正一人，对下访求百官，确定公正的议论，以有利于人民、开辟国家，使天下安置在覆盆般稳固的安宁之中。这是相公自己以尧舜之道所承担的责任，也是尤其应当做的事情；这同样是门下小生微小的愿望，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说的了。冒昧进献瞽言，死罪也不敢逃避。《浪语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浪语集》卷二十一 宋代薛季宣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