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语集卷二十八

译齐国以内政整顿军队，以八百乘的国家建立三军，拥有战车八百乘、军士一万人；再加上工商之乡六个，军队共一万二千人。十乘兵车配七百五十名士卒，这就是周代两的制度。五属共有四十五万家，用来供给三军的赋役，大体十五家出一名士兵；可见周代的赋兵制度，虽然减少了编制数量，实际使用的兵力却很多。齐桓公自称有带甲士卒十万、战车五千乘，合全国人口计算，并不算夸张。周代的赋役政令，起于丘井，成于一甸；什伍制度，是万世都可效法的制度。六军制度就是六乡制度，六乡制度就是六遂制度；军队和国家虽名称不同，制度却没有不同，这是简易的办法。管子说，内政建立起来，士卒的编组在乡里确定，军政在郊外道路上完成。乡遂的制度没有大的改变，伍、鄙的制度往往因循夫屋制度；但其中不能没有差异，而只取其通行便利之处，使军制和国制有所区别。至于后来变更法制，竟又追求迅速在诸侯中实现自己的意图，这种内政的用心是应当责罚的。李靖认为，管仲实际上修订了太公治理周朝的制度，因此懂得赋役政令的盈亏。我曾说，王制施行于天下和后世，其中有不可改变的，是纲纪；〔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两〕 有些地方在当时不能完全没有出入的，是法度。说到军阵，纲纪就是什伍制度，法度就是卒乘制度。懂得纲纪不可改变、法度却可以有所出入，才可以谈论用兵。每乘战车配七十五人，这是周代的制度。武王在牧野作战时，大概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卒四万五千人。戎车少而甲士多，达到通常数目的两倍甚至更多。这样看来，周法在当时也不免有时有所变通。诸侯改变周代制度，是可以责备的；但随时准备卒乘，难道也要用王法责罚吗？孔子对于鲁国，《春秋》为什么要记载这些事？鲁国制定“丘甲”、实行“田赋”，都是改变周制。周法规定，一甸出七十五人，其中三人为甲士，那么丘地为什么会有一名甲士的编制？成公制定“丘甲”，就是一甸出一百人，以丘乘为等级征赋。哀公开始实行田赋，就是把井田之内百姓的力量全部榨取出来了。丘地五家出一人，田地一家出一人；土地没有增加，人口没有增加，任意更改制度，又怎么能使国家更加强大呢？所以按照《春秋》的法则来评论，齐国的内政尚且不能逃脱罪责，更何况竭尽百姓的力量呢？周礼施行于诸侯，是诸侯守护国家的根本。范昭不能侵犯齐国的礼制，因此知道齐国不可攻伐；仲孙认为鲁国秉持周礼，因此说鲁国还不可轻易动摇。诸侯守护自己的国家，舍弃周礼还能凭借什么呢？周代衰落时，周礼大概已经不能施行于天下了。诸侯只要大致遵循周代制度，即使非常无道，也还足以成为强国；任意妄为的，没有不走向祸乱灭亡的。蒍敖选择楚国的二广，每广有一个卒；每卒分为两偏，左边驾车，右边追逐和补给，挟着车辕作战，以车辕为准则。百官按照军中标志行动，军政不用临时告诫就能准备妥当。周制五伍为两，四两为卒。楚国步卒多而战车少，一车的一偏有一卒和两，这一车的步卒有二百五十人。记载称为“荆尸”，没有看出它改变周制。李靖认为，挟车辕作战的士卒，每偏五十人，每两二十五人，二广共一百五十人。李靖号称懂得兵法，大概没有认真思考。郑国子元在繻葛布阵，设置左右拒，前面是偏，后面是伍，伍用来承接弥补。前面的偏轻，后面的伍重；五乘组成方阵。周制中，偏车二十五乘，伍车一百二十五乘，前轻后重，像鱼鳞一样依次排列、相互弥补。记载称为“鱼丽”，也没有看出它改变周制。兵力众多却还要准备“鱼丽”，难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夫差在黄池布阵，每一百人编成一行，百行的行首都由官员统帅；每十行设一名嬖大夫和一名将军，共有三十名嬖大夫。军中带甲三万人。吴国有步卒而没有战车，它所布的方阵也没有看出改变周制。申公巫臣带领两中的一卒前往吴国，舍弃偏、两中的一部分，教吴人学习作战布阵。吴国军阵的根源就在这里。巫臣带去战车、步卒二乘，把两中较强的一半给了吴国。杜预认为，他给的是两中的士卒和九乘战车；若真如此，战车为什么会这么多呢？我所说诸侯大体遵循周制，即使非常无道也足以强盛，齐国和这三个国家就是例子。赵国以骑射改变戎服，齐国以技击之士获得赏赐，魏国武卒以考核合格而免除全家赋役，秦国锐士因战功受赏而不断壮大。荀卿认为，依靠干求赏赐、冒险逐利，是庸人和徒众相互买卖的道路，没有安定制度、尊重节操的道理；所以他说，齐国的技击不能抵挡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对抗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不能抵挡桓公、文公的节制之师。赵武灵王侥幸取得一时之利，以骑射改变古制，又是荀卿没有论及的，哪里值得谈论呢？只有秦国商鞅的耕战之法，获得五个甲首就隶属五家，什伍制度的意义或许还保存着；而且没有妨害农民和士兵的基本力量，最终兼并六国，这大概就是它的效果吧？以欺诈和武力相互争强，一旦改变先王的法制，我认为没有不走向祸乱灭亡的，战国的军队就是如此。齐国招募士卒五万，晋国前锋四万，秦国陷阵三万，这些事情在别处没有见到，只有吴起的书中记载了名称。越国训练水军二千人，教练士卒四万人，设置御手一千人，以及所谓君子六千人；其制度没有详细记载，事情只见于外传《国语》。招募士卒、前锋等名称，是不是内政中所寄托的军队，与被庐、清原所制定的制度只是不同名称？这里只能以传闻考察传闻，不能说一定如此。管子曾经把“教士”作为内政中的军队名称，也许名称就在这里。陷阵的力量在韩原之战中表现出来，君子的作用在笠泽之战中表现出来；这些军队都是靠恩德和信义结聚而成的，详细情况已经无法知道了。遵循周代旧制，效果是那样；改变周制，危害又是这样。周代的礼法作为天下纲纪，难道还不重要吗？不过，纲纪对于周代来说仍然只是法度；至于周代的仁义，那才是周朝得民心的原因，关键在于实行它的人，所以礼、乐、《诗》、《书》仍然存在。文中子居家时，一刻也不舍弃周礼，说：“先师认为王道以此为最高准则。”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就执掌周礼，说：“先师以王道询问礼法，我岂敢舍弃周礼来回答。” 策问二十道

译题目说：“道路不同，就不能在一起谋划。那一方受到重视，这一方就会被轻视，这是天下必然的形势。孟子拒斥杨朱、墨子，荀氏贬抑孙武、吴起，韩氏排斥佛教、老子学说，都是因为这个道理。仔细考察这些事情，却似乎有很大的可疑之处。老子和孔子同时，庄子和孟子同时。老子的书推崇仁义，却又断绝、消灭礼乐，本来应当得罪圣人；然而孔子却跟从他，向他请教礼制，甚至想把自己比作老彭。孟子处在战国时代，尊崇圣人之道；对于杨朱、墨子之外的学说，即使是神农之言、桓公文公之事，他也还要辨明其是非。庄周诋毁孔氏，却从未说到这些。至于荀卿论说孙武、吴起的不足，自己却不能免于谈论用兵；韩愈深力排斥佛、老，却同大颠、弥明之类的人交往，对他们多有借重。西方的佛教，大概是诸子百家中较晚出现的；它的清静近似庄子、老子，自我解脱近似杨朱，它讲慈悲、相信鬼神、主张非乐而不丧，又很像墨家的言论。“三三柏子之机”，是它最极致的说法。然而它实际上本于宋钘、惠施、公孙龙关于坚白、同异的辩论，儒者本来不应赞许。王通继承并阐述六经之学，断然把他尊为圣人。前代正直之臣司马公作偈语破斥禅学，也还是同样的说法。学者对此疑惑很久了，一定有能够辨析清楚的人吧。” 题目说：山河有确定的形势，攻守有一定的规律。下棋的人落子尚且不能随意改变，否则连偶然取胜也做不到，何况用兵呢？因此，乘思归之众，发动蜀汉军队，收取三秦，攻取韩、魏，取食敖仓的粮食，堵住成皋的险要，封锁飞狐口，守住白马津，向东进发争夺天下的，是汉高祖。自淮水进入泗水，弃舟从下邳登陆，攻取琅邪、进入大岘，防备燕国后方，休兵三年；有时从钜野出兵【王德仲】，有时打通石门【沈林子】，有时从淮肥出击【檀道济】，有时奔赴阳城【胡藩】，有时进入武关【沈田子】，打通黄河水路、推进锋芒进入渭水的【王镇恶】，是宋武帝。乘夏季水势浩大，顺着河道水流通畅，攻取碻磝，击败滑台，虎牢、洛阳自然不能坚守的，是宋文帝。然而有的因此成功，有的因此失败。又如桓温在枋头出兵，谢玄在淝水作战，都是心存恢复旧地，胜败却为什么不同？田禄伯是桓将军的谋臣，他的计策吴王没有采用而失败；这两个人遗留下来的谋略，是否有的可以实行呢？至于吴、蜀能够抵抗中原，是因为西面有关头、阳平、乐汉，东面有江陵、夏口、濡须、京城等镇；魏人的防备，不过是祁山、襄阳、合肥三城。晋、宋以后，又有彭城、泗口、钟离、寿阳、安陆等地，边境远近，本来就应当随时势而采取适宜的办法。至于韩雍袭击南沙、孙恩逃往郁洲，在沧海之滨作战，古代为什么没有可以比拟的先例呢？设置都城，是为了控制各方，成为百姓的根本依托。六朝都在建业，而孙吴有时定都武昌，南唐有时迁都豫章，这其中应当有道理。国家渡过长江以后，虽然以钱塘作为行都，留下来作为锁钥的防守，实际上在建康；屯驻防守的军队不及江外，出战、入守的策略大体不同于古代。难道是时代不同、事情变化了，过去陈述过的办法如今就不能采用了吗？即使敌军在淮南交战，防守重点在江面，运输道路难以阻断，各处同时告急，粮饷运输和防御计策这些古人无暇详论的事情，也应当谋划，何况是史册中已有记载的办法呢？如果一定要向前谋取中原、收复旧有土地，退守重重江防，又使粮饷运输不至匮乏，即使说朝廷已有成算，学士大夫也应当知道，希望听到具体规模，以观察长远事业。题目说：古代使用百姓的劳力，每年不超过三日；庶人在官府任职，以及邻酂的长官，没有不是百姓的。百姓在家时治理沟渠、井田，出征时奉行征战，也没有不是百姓的。秦代以后，大大改变先王的典章，但唯独百姓服役于公家这一点一直没有改变，而百姓却不以此为忧患。近世让百姓担任衙前、押送纲运、主持和买，百姓才开始困于充任吏役；让保正负责催收赋税、承接文书，百姓才开始困于差役。熙宁、元丰以来，多次改变法令来救治弊病，但弊病却日益严重。曾经征收役钱来免除差役，结果差役并未免除，钱却照样要交；而且州县还有吏胥豪强侵扰的弊病。又曾由官府雇用耆户长，结果有雇值上供，百姓的徭役仍然如旧。再加上里胥欺弄百姓的奸法，法令扰民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小民害怕充任差役，田产便归于官户兼并。于是又有了限田制度和混合差役的办法。况且做官本身也是服役，役钱却不能免除；做官本来足以尊贵，卑贱的差役却仍然存在。有人说，汉代法令即使丞相的儿子也不能免除更卒戍守，这果真是古制遗意吗？或者有人想恢复按科目征收耆户长的雇钱？那么，前面已经有免役的诏令，后面却不能保证将来的差役；又恐怕役人无赖，官府事务几乎将无法办理。只是保留官户子孙占有的名田减半之法，但人情上苦于难以实行。若让他们同民户一样承担差役，做官的人就不能兼顾治理，而官户所承担的差役反而更重。停止免役法规定的上供，国家财政又不能缺少一分；恢复旧制，又将无法宽免百姓。难道是古今情况不同，百姓不可以再服役了吗？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屡次更改差役法，百姓最终仍然没有得到便利？难道祖宗制定的成法本来就足以遵守，只是徒然纷纷更改而不能达到本意吗？诸位学生博学古今，没有什么不研究的，这正是百姓的事务，有关官署希望你们探究出适宜的办法。题目说：水利关系重大，农田灌溉、漕运转输，是公私都迫切需要的。至于设置险要、守护国家，所关系的更加重要。淮、浙在太平时期，不仅是国家财用所依赖的地方，而且“苏湖熟，天下足”，又见于田家谚语。如今行都所在，内供奉皇帝，外供给六军，而水利的讲求却不详细，甚至号称十年九涝。古代塘堰、陂湖所在的地方，如今反而已经变成种桑的田野。皇上深切寻求百姓疾苦，知道什么就没有不去办理的；曾经决开圩岸以疏导水流，抑制沙田独占利益，疏通五防的堰坝，开导申季的港道，恩德十分广大，但旱涝的灾害却没有听说有所减轻。

译有人认为，吴江的堤岸实际上阻挡了震泽，陂湖淤塞，水位上涨；若决开横流使水道贯通，至今还没有见到成效。这样做有利于漕运，避免军粮运输停滞，确实不可缺少。但耕种者已经把这些地方经营成产业，立即就会看到他们流离失所；兴役动众，又不能轻率举行。置之不问，也不是安定国家、便利百姓的本意。前代正直的翰林苏公任浙右帅时，曾想在吴江岸边兴建千座桥。范文正公镇守姑苏时，则想完全疏通吴东通入大海的水浦。一个只是提出而没有试行，一个虽试行却没有完成。到如今已经一百年，弊病可说到了极点。监司、帅守难道没有像二位公那样爱民忧国的人吗？历年如此之久，为什么寂寥得毫无消息？难道古人治水的方法，二公还有没有完全做到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二公的事业没有完成，必定另有原因。邓艾在淮甸大规模屯田，魏军因而大为振作。何洙恢复邓艾旧业，南唐的政局于是衰败。马臻兴建鉴湖，鉴湖建成后马臻却失败。谢公在淮水丘头修筑堰坝，人们把他比作召伯。利害反复变化，原因究竟是什么？中朝镇守北门，过去兴建塘泺，以水田作为阻隔。何况这里是京城之下，淮水、沔水的险阻，关系到太平时代的根本。究竟应当用什么办法来办理呢？诸位学生通晓古今，水利学说大概是你们熟悉精通的。如果能够做到既不损失农田，又不使灌溉和运输道路过于艰难阻塞，设置边防险要而不困竭民力，使公私都享有富足充实的效果，难道会没有办法吗？希望详细说明，我将把它回复给皇上。题目说：文王去世以后，文王之道不就在这里吗？这是孔子的话。孔子喜爱周公，这是仲尼之道；孟轲曾这样说。以尧、舜、文王为正道，是扬雄的学说。自伏羲以来，神圣的君主有十多位，孔子、孟子却没有推崇他们，为什么唯独尊崇文王？难道周公、孔子并不比先圣贤明，只是因为没有君位吗？扬雄论道归于尧、舜、文王，那么周公、仲尼难道不值得效法吗？三千弟子都向孔子学习，而七十弟子尤其著名。《史记》所传七十七家，《论语》所记录七十二人，他们的人数既已不同，其中大半人的言行又没有流传下来，他们究竟凭什么不同于三千弟子呢？叔孙武叔毁谤仲尼，公伯寮诋毁子路，都没有听说他们后来归心于道；可是他们的言行之美仍然被记录下来，为什么？《大戴礼记》记载子贡评论弟子品行，以回答卫将军文子的询问，所列人物只有十二人【颜、冉、由、求、赤、参、师、商、灭、明、偃、南宫縚】。孔子自己说，跟随他到陈、蔡以及进入门内的有十人，都是弟子中的杰出者；但其中取舍交错，已经无法考知。姑且根据圣人的话来订正，那么子我关于短丧的询问，似乎并不属于善于言论的人；季路不能端正卫君，冉求又帮助季氏扩张势力，他们对于政事又有什么成就呢？孔子似乎像有若一样，只具备忠恕；又像曾参门人共同尊崇的那样，却没有被列入德行一科。又如曾点谈论志向，子贱不欺骗别人；传授《易》的馯臂、商瞿，竟然没有被列入言语、政事、文学四科，难道这些记载仍然没有穷尽吗？圣人门下，柴愚钝，曾参迟钝，子张偏激，子路粗率，但都能进入孔子的道。耕作稼穑的学问甚至被斥为小人之事，他们对于取舍方向的谨慎，以及成就的迅速，竟然达到如此程度。堂堂的子张，他的传说竟说有尧的行为；商人的洒扫、应对、进退，却流于浅薄，终日防范这些末节，重视根本而压抑末流，最终导致偷惰懦弱、害怕任事。又有言语之长的子贡被推为纵横家的雄杰，把参、商这样的贤人比作孟施舍、北宫黝那样的勇士。圣人的学说为什么越传越远，反而越不像原来的样子呢？得到其传承的，只有子弓、子夏、子舆三人。子弓的学说传到荀卿，李斯便败坏了它；子夏的传承到了田子方，经庄周而走到极端；只有子舆的道，由子思、孟轲承传，始终没有失去本义。难道是因为师法不同，本来就有次第吗？还是流传得远近，自有幸运与不幸呢？荀卿批评十二个学派，而子思、孟轲也未免被他视为有罪。庄周论天下的道术，把自己与老聃、关尹列为一家。荀卿谈到子思、孟轲，自称是“子防的学说”；庄周称为“田子方的言论”，又说“向谿工学习”。古人尊重道术、严格对待师法，怎么会有见闻不同、疑信相互混乱的情况呢？原因究竟是什么？诸位学生学习圣人的学说，应当尽心研究的，正是道学的统绪、源流的辨析，以及门人高弟所听闻、所获得的学问在深厚浅薄之间的差别。希望把这些详尽写在篇章中，使人能够看见你们所积蓄的学问。题目说：三皇称为皇，五帝称为帝。孔子编次《尚书》，从唐尧、虞舜开始；论《易经》，称说伏羲、神农、黄帝。太史公记载五帝，以黄帝为首而略去少昊；大戴氏记载宰予回答询问，也只说到黄帝、高阳、高辛。古代尊崇祖先的功劳和德行，以及郊祀、禘祭所报答的祖先，都不列入昭穆的次序。祭祀报答之礼，究竟是什么礼，已经不知道了；虞舜的父亲瞽叟，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位君主。商代的三宗，确实称宗；迁都于亳的盘庚，像祖甲那样安逸自守，商民要求恢复他的政令。周公屡次称赞他们贤明，却都没有列入宗庙世次。周代尊武王为宗，已经很严格；至于成王守成、康王刑措，却不曾称宗。宣王中兴的政治，德行并不比成王、康王更盛，但传记中却有“世宗”的称号，难道不是因为三代以前的经传记载简略，无法详细说明吗？如果不是这样，难道都是显然的孤陋无知，不懂得贯通吗？汉、唐以来，祭祀偏重亲近，功德的评定被废弃而不再施行。考察先儒和史家的言论，功德盛大的君主自有不可磨灭之处。汉代七制、唐代三宗，就是这样的人。汉代二祖三宗、唐太宗，本来天下没有不同意见。世宗穷奢极欲、滥用武力，哪里比得上节俭爱民的景帝贤明？中宗聪察而杂用霸术，难道大大超过明帝吗？成王的明智、宪宗的英明，都有好的开端却没有好的结局。武宗几乎振兴唐室，宣宗的政绩比拟太宗，二人也差不多。君主晚年的过失，与汉代七制、唐代三宗相比，为什么要舍弃那些而取此呢？汉光武帝严肃恭敬地遵守祖宗制度，迁徙有罪的吕后，升尊有子嗣的薄氏，以此尊崇高庙中的配享；把宣帝升为中宗，抑止元帝成为高宗，以此彰明先帝的贤德。至于景帝、昭帝的称号以及世宗的宗号，并没有什么增损。难道不是功德的盛衰，即使孝子慈孙，也有百世不能改变的吗？后世本来不应再有不同的议论，何况还有先儒、史家的证明，而天下的议论直到今天竟然还不能统一，难道没有原因吗？诸位学生请推究其由来，解除我心中积久难除的疑惑。

译题目说：孔子曾说自己听闻过什么？他说没有学过俎豆礼器，却谈论军旅；谈论政事时说要粮食充足、军备充足；又自称“我如果作战就一定胜利”，难道是没有根据的吗？《尚书·甘誓》中说：“左边的士卒不能攻击左边的敌人，你们就没有遵从命令；右边的士卒不能攻击右边的敌人，你们就没有遵从命令；驾驭的马匹不能保持正确姿态，你们就没有遵从命令。”《牧誓》中说：“行进五步、六步、七步就停止整齐；进攻四次、五次、六次就停止整齐。”这大概是在陈述军阵的方法。《礼记》记载大司马：春天教练振旅，夏天教练苃舍，秋天教练治兵，冬天举行大阅；坐下、起立、前进、后退，都如同作战布阵。《曲礼》说：“行进时前面是朱雀，后面是玄武；左边是青龙，右边是白虎。”招摇星在上，赶快整治士气；进退都要有法度，左右各有区域，各自掌管自己的位置。这大概是在讲军阵的形状。那么圣人果真没有学习过军阵吗？自从军礼、《司马法》亡佚以后，兵家便不知道有军阵。诸葛武侯治理蜀汉军队，推演八阵并把它绘成图。如今广都、鱼复都有遗迹，其图中的行列都以八为数，象征大地四方；一、九、六等数相互包含，形状如偃月。晋代桓司马认为它像常山之蛇的形势，后世竟没有人加以省察。唐代李卫公开始引用《军志》，说明四头八尾，与古代井字制度相合，任何地方都可以作为首部的意义；这样才稍稍可以考究。然而听说前汉都城的演习场已经有孙武、吴起的六十四阵，窦宪也曾布八阵攻击匈奴。到了晋代，马隆又使用八阵收复凉州；陈勰手持白虎旗，承继诸葛亮遗留下来的方法，训练五营士卒。这样看来，在武侯以前已经有八阵，后来也不曾失传。如今有《马隆握奇图赞》，传说起源于风后；李筌把它绘成图，见于《太白阴经》。又有《杂兵书》，其中颇有黄帝、太公、孙武、武侯遗留下来的方法。裴绪加以变通，写入《兵法新令》，其形状都以八为数，却与武侯的阵图不相似。李筌则把阵法固定而不改变，裴绪又认为方阵图并不整齐；都称为八阵，这究竟对不对呢？唐太宗尤其熟习兵法，他创作《破阵》之乐，用来代替古代的武舞；八面旗帜、四方标表，自称产生于八阵，难道真是古代干戚舞的意思吗？古代有鹅阵、鹳阵、鱼丽阵，范蠡又论阴阳、牝牡之法。阴阳家也有太一五阵、遁甲八门的术数。李卫公又把六花阵扩充为十四阵，到了曹成王有所谓团力阵，李临淮有所谓校旗阵。追溯其根源，难道都只是八阵的变体吗？如果不是，难道各自另有一套方法吗？荀卿说过：“仁人的军队，聚集时结成战斗队伍，分散时排列成军阵；伸展开来如莫邪剑的长刃，触碰它的就会被斩断；锐利如莫邪剑的锋刃，抵挡它的就会溃败；圆形驻守、方形停止，如同磐石一般。”触碰它的军队角力失败而退却。这是说极其严整、安定有节的道理，是古代的军阵吗？如今用兵，固然有平常训练的军阵，但不能用于真正作战，只是讲习演练罢了。于是有人说，作战还谈军阵，是不懂兵法。张真源以善于研究战阵闻名，却从未采用古法，只让大将各自按照意图训练，使士卒知道将领的意图，将领了解士卒的情况。这样看来，古代的阵图果真不足以效法吗？先王制定这些纷繁而无益的训练，难道不是劳苦百姓吗？武侯说：“八阵已经布成，从今以后用兵行军，大概可以不至于覆败。”既然军阵本来可以使用，为什么又说作战时没有用呢？真源、武乡都是古代懂得兵法的人，为什么说法反而相反？古人用军阵训练军队，究竟取法于什么形象？后世采用或不采用它，造成的成败怎样？能够文能武，才是圣人的门徒；不要因为古人难以说明，就轻易忽略他们的学说。题目说：兵家的方法虽然变化万端，但大的类别有三种：战、守、和。祖宗施行这三种方法，不过各自守住其中一项，都能对契丹取得成功。金人的强大，不只是契丹可以相比；他们以战取胜、攻城夺地，从先世以来就是如此。只有我朝两位君主亲自实行尧、舜之道，对待邻国的方法多种多样。战、守、和三者交替使用，如同圆环没有尽头。比较德行，则他们暴虐而我们仁厚；用兵，则我们正当而他们理亏。然而自海陵王背弃盟约以来，到现在将近五年了。边境上既没有听到朝廷攻入甘泉、焚烧龙廷的奏报，虽然保卫并巩固疆场，议论者仍认为还不够周详。难道古今情势不同，祖宗的方法不能全部采用吗？还是和、战的形势不同，三者不能同时施行吗？诸位学生学习道术、尊奉王道，一定有办法解决天下的疑惑。通过宴饮外交化解冲突，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策略。若作战就能取胜，防守就能坚固，讲和就能长久，有关官署愿意听闻，将选取其中的长处告诉执政。题目说：古代根据事务的多少设置官员，官员各有固定职守，没有额外增设官员的弊病，也没有听说要等待空缺才能授官。到了近世，入仕的途径日益增多，而官员名额固定；吏部安排官职甚至到了相互抵牾的地步，有的人在缺额中等候八九年，官缺之外还有职事之外的人员，监司也有时让几个人共同等待一个官职。自从设置吏员以来，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弊病。进士制度，是古代乡举、任子、世禄制度的遗留，今天已经不能废除。以军功赏赐战士，出售爵位、授予流外官，汉、唐也常因此得到人才。如今若一概暂停，就会有贤愚都一同滞留的叹息；姑且沿用旧制，弊病又将日益加深。诸位学生研究讨论适宜的办法，一定有既便利于当今、又不违背古代制度的方案，国家将采纳使用，希望把详细意见写在篇章中。题目说：三王时代，军队出自农民，有征发却没有长期战争，所以没有长期驻军和漕运转输的费用。秦、汉在疆域之外用兵，草料粮运使民力困竭，议论者才开始提出屯田。历代都收到屯田的利益，但如今长期征战的士卒，不是普通征役之士。平时懒于防守、荒废产业，往往离开土地而从军；让他们屯田，并不是他们本来的意愿。违背人情而强迫他们做事，将免不了招来怨言、逃亡，有人因此主张停止屯田，而屯田也就不能成功。粮饷运输的劳苦，什么时候才能得到休息？如今想讲明这个道理，使战士能够致力于农田而不因离弃本业有所怨恨，或者实行屯田而不使战士烦劳，究竟应当采取什么办法？诸位学生请详细说明。题目说：纵观前代良将用兵，没有不是靠从敌人那里取得粮食；敌人的积蓄，都是我们的资财。近来人们谋划不够长远，所以都先计算费用，然后才出师；费用供应不上，就不能前进一寸。即使能够战胜敌人，也常常受到阻滞而无法前进；坚固营垒相互对峙，费用多得无法计算；运输则百姓不堪承受，屯田则军队不愿服从，进退都非常艰难，最终常常半途而废。有什么办法能使士卒安于南亩，不劳烦飞挽运输？有什么策略可以借敌人的资财来供给自己，而不至于有供应不足的忧患？这是军队的计策，希望分条详细说明。

译题目说：古代天子建立国家，设置受命的卿相；诸侯建立城邑，设置大夫为宰。虽然职务有内外之分，官位有尊卑之别，但用来管理百姓、辅佐君主，作用是一样的。上天生育众民，不能让他们自行治理；人们用智谋相互笼络，用力量相互压制，于是争斗、诉讼由此产生。善于做官的人，治理有方法，临民有政令，使百姓不敢侵犯官府，达到没有欺骗就足够了。传记称：子产治理郑国，百姓不能欺骗他；子贱治理单父，百姓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治理邺地，百姓不敢欺骗他。三人的政绩，世上没有办法分出高下。至于用烹鱼作比喻的诈术，能使百姓各得其所，却仍免不了被讥笑为不智；那么，怎么能说他使百姓不能欺骗呢？河水聚集之处土地肥沃，仍然沿袭旧法而没有革新，却还免不了沉巫虐民；那么，怎么能说他使百姓不敢欺骗呢？宓子向圣人学习，在单父施行美政；渔人远处幽僻独居，也不忍欺骗自己的长官，所以孔子虽然赞美他，却可惜他的治理范围太小。孔门设置四科，为什么他没有被列入政事一科？还是说三人的政绩仍未达到道的境界，另有原因呢？皇上以舜继承尧的事业，以百姓为天下的根本；设置二千石官员，一定亲自在朝廷询问其任用。郡守、县令刚刚任命，也一定要由中书省审察。任用官吏的法度，哪里比古代治理差呢？然而没有欺诈的风俗，却没有听说达到三人的程度，不知道是古今时代不同，还是人的情况不同？怎样才能使今天的君子在担任郡守、县令时，把治理做得美善，形成没有欺诈的风俗，都不愧于三人？这应当从哪里做起呢？题目说：六艺的要旨由孔子裁定，而孔子的学说中却似乎没有六艺本身。《论语辑录》是孔子谈论六艺的关键，记载的多是疑难问答之辞。圣人门下讲明道学的奥妙，诗、书、礼、乐已经熟悉并反复讲说；《易》则是性命之学的根源。《春秋》是圣人亲自删削裁定的著作，孔子却从未谈及，门人弟子也没有特别询问，为什么？仁义的道路、礼乐的事务，都是圣人用来教导弟子的。求问仁的问题不止一次，孔子的回答不过是说这样做就是仁，说可以称为行仁的方法，却始终没有谈到义。不仅没有谈到义，也没有人询问义。况且先进于礼乐的人，圣人称他们为野人；后进于礼乐的人，圣人称他们为君子。又说如果任用他们，我愿意跟从先进者。这样看来，礼乐的作用，竟是舍弃君子而跟从野人了。“空”的一句话，六艺从未谈到颜回。所谓“屡空”，是什么意思？只是礼文有广博、简约之分，本来可以竭尽颜回的才力；却又说不是因为多学习而有所记识。又说君子所学很多吗？并不多。像鄙夫那样空空无知的人，圣人哪里会向他询问？至于把事物两端都说尽而告诉弟子，难道宁可与颜子相同吗？这样看来，六艺的归宿、仁义礼乐的教诲，以及颜氏所学习的内容，圣人的道究竟趋向哪里呢？老子、瞿昙的学说与圣人不同，如今他们的教法却和圣人的教法并行于世；道路不同，古人本来就不相互谋划。观察老氏所说的“无”、佛氏所说的“空”，便疑心圣人所教、颜氏几乎达到的境界，是否就是这样？究竟是还是不是？诸位学生向圣人学习，沉潜研究已经很久了，请明白地告诉我，不要隐瞒你们所知的真理。问：汉代、唐代的文章体制经历了三次变化，而班固、司马迁、韩愈、柳宗元是其中的宗师。二班擅长写抒发情感、说明义理的文章，韩愈倡导六经之学，他们的准则其实是一致的。然而汉代文章的体制一天比一天趋于卑弱，唐代文章却渐渐接近古代。柳宗元的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之别，那么班固、韩愈等人的才华本来就有优劣之分吗？帝尧、孔子的文章，在《尚书》《论语》中已经完备了。汉、唐文士没有不把它们奉为宗师的，但文章屡经变化，竟全都不像古代。难道是因为古今时代不同，尧、孔的文章本来就不同于后世的作品吗？诸位学生饱学文理，请为我开解这个疑惑。问：汉、唐开国以及中兴的君主，开创华夏，继承并恢复先王的大业，虽然说是君主的谋略，但其中名臣辅佐的功绩也占了很大部分。当时的君主为了表彰臣佐的功劳，便有绘图、作赞、著论等事。汉高帝时，有所谓十八侯；汉宣帝时，有所谓十一名臣；世祖时，有所谓二十八将；唐贞观年间，有所谓二十四功臣。他们的位次列在麒麟阁、云台、凌烟阁，画像也绘在那里。有的甚至收藏在宗庙，为他们作铭、作赞，这件事意义重大。这些人应当经过取舍，才是当时最合适的选择。史籍没有传下来，令人怀疑其中有错误。考察史书，却大不相同。有的本是开国元勋、辅佐帝业的当时名人，却不在这些人之列；有的只是才能中等的将领，却可能滥列其中。又有同一时代功劳相等的人，取舍却不相同；有的因亲疏嫌疑而被舍弃或留用，格外不同；有的未能善终却仍被记录，有的后来断绝了名位却不再记载，其中一定有原因。为什么不著录十八侯的姓名、位次和封国？《史记》《楚汉春秋》本来就已经不同。汉代的表和泗水亭碑都出自班固的论次，却各有差别。凌烟阁所绘的二十四人更是如此。《唐书》缺了一人没有记载，说是荆州都督、谯国公绍；《两京记》称作柴绍，功臣赞称作许绍，两人的官爵没有不同，也可能是两人并存，但两部书中又有高士防，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还不能详知。深入考究这些事情，相关传记一定是有的。古代留给今天、今天用来观察古代的，只有史籍。可是陆贾、司马迁、班固、吴兢、韦述、吕温都在当代著书，有时同一个人前后自相矛盾，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诸位学生探讨古文，对这些问题已经研究得很熟了。当时关于取舍的说法以及书籍、传记所以不同的原因，在这里一定能够说明。请详细辨析，不要略过。

译问：周道衰微，东方的教化熄灭，先王的遗迹荡然无存。孔子继承文王而兴起，修治六经，施教于后进，作为万世的准则。当时的人中，只要有能够洁身自好而来求学的，孔子几乎没有拒绝的，因此三千弟子闻声而来，杏坛、洙泗之间弦歌不断，七十弟子终于迅速地像圣人一样成才；孔子诱导扶助、造就成人的功夫，也达到极点了。看孔子接见互乡人、接见南子，虽然佛肸、公山弗扰以叛逆者的身份召请他，他还想前往，圣门广泛接纳众人，从这里可以看出。子张批评子夏时，也说过对于人没有什么不能容纳的话。阳货、孺悲来见孔子时，圣人为什么拒绝得如此深？一个行礼后就不再来，一个辞谢而不鼓瑟，在应答弦歌之间，难道另有防范吗？那种对夷狄般傲慢的原壤，以及传命的童子，从人的常情来看，似乎可以不加讥责；但孔子敲击原壤小腿的话，以及有人对此的回答，他的言语行动究竟是什么缘故呢？在奸邪之人死后仍加以诛责，发掘潜藏德行的幽光，这本来是真正学士大夫的职责，何况这些事还记载在《论语》中呢？诸位学生一定要探究其中的端绪，详细说明，不要略过。问：人的重大伦理关系中，朋友关系也是一种。结交朋友这件事，古人尚且感到困难；道义不明，朋友之道丧失，隔了千百年，才可以一两个地数出真正的朋友，而其中还夹杂着以势利相交的人。庄周、惠施都以老氏为宗旨，他们论说交友本来很精妙。庄周经过惠施墓，有感于失去知音而发出叹息，可见他们相交并不浅薄；然而庄周与惠施关于鯈鱼的辩论、鹓鸟和老鼠的比喻、蚊虻的议论，究竟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唐代时，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都以诗文闻名于世；单父之乐、论文之思、雪日之况、托子之际，也可以说是相交已久了。然而诗句中又有想杀死对方的戏语、杜甫嘲笑韩愈饭颗山的说法，实录、墓志铭中又全不相让，安然坐着享用饮食，这些事情还见于书中，这又是无法解释的。难道盛名之下，人情免不了彼此倾轧，将相互成就的道理在义理上本来就应当如此吗？有关官员没有明白其中的原因，请诸位学生明确告诉我。问：传承道统的次序，从孔子、曾子、子思到孟轲，端正得像贯串的珍珠，似乎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然而《论语》记载颜渊去世时，孔子拿他与伯鱼相比；《史记》说孔鲤五十岁去世，比孔子早三年。颜回比孔子小三十岁，三十二岁去世，那么他就比伯鱼早死九年。若相信《论语》，伯鱼早已去世很久了。《孔子世家》《孔子家语》说曾子比孔子小四十六岁，子思活到六十二岁，那么孔子去世时曾子还未壮年，子思还来得及侍奉他的祖父。《孔丛子》记载子思与孔子、曾子、孟子车问答，《檀弓》《孟子》和汉代《艺文志》都说子思与鲁缪公同时。《孔丛子》又记到鲁缪公去世。《孟子题辞》《列女传》说孟轲向孔子的孙子子思学习，《孟子传》则说他向子思的弟子学习。《资治通鉴外纪》记载鲁缪公拜访子思的那一年，距离孔子去世七十三年；而《周纪》记鲁缪公去世、子思拜见卫谨侯，又在此后三十一年；再往下到孟轲拜见梁惠王的那一年，共计又四十一年。前后总共一百四十五年之间，道学传承三代，时间并不算太长。子思的寿命，难道不是太长了吗？这样说来，《史记》的记载大概并非虚妄，孔氏所记也大致相同。《孟子》《檀弓》《孟子》以及刘向、班固、赵岐、司马公、刘道原，都不是没有根据而妄自著述的人。只是记事彼此参错，即使刘道原也不能没有疑问。诸位学生评论数千百年前的古人，都应当有办法消除其中的虚妄、辨明其中的疑惑。传承道统的次序，是尤其应当谨慎考察的；这件事近在眼前，我本来就要先谈它，幸而请你们为我解开疑问，在下文明确列出依据。问：古代贤士大夫遇到合适的时代和君主，凭借道义使当时的政治光明，有德行、有言论，为世人所仰慕；但遭遇秦朝焚书禁学，他们的姓名本来就有许多湮没，后来也没有流传下来。只有舜的五位臣子、商代的三位仁人、武王的十位辅臣、周代的八位士人、作者七人，以及所谓的逸民，才都卓然显著，各自有所表现；又得到圣人的一句话，之后他们的道义就更加彰明。大概他们的高深如同河山华岳，光明显赫足以与日月相齐，难道不伟大吗？即使与天地一同长存也可以。无奈各位儒者传述他们的姓名时，每个人都有一种说法，所说的年代却大不相同。至于三位仁人，孔子已经详细说过；朱张的行迹大概却缺失了。作者七人的数目，有人认为是“十”字的讹误。人本来终究不能逃出六经和史传的记载，儒者应当深入考察先儒的说法，其中或许有一定的依据；究竟谁对谁错，请你们详细辨析说明。问：兵法中没有比使用间谍更困难的，也没有比使用间谍更深奥的。田单复兴齐国、秦国灭掉六国、汉高帝灭亡楚国、句践报仇灭吴，都借助间谍而成功。真是微妙啊！间谍的话一旦传入，敌人的情况便全部显现；敌方君臣缔结的关系，顿时离散，而我们的计谋便得以施行。所以说：“五种间谍同时发动，使人无法知道其中的途径，这就叫神妙。”记载孙武兵书的人说：“商朝兴起时，伊挚在夏；周朝兴起时，吕牙在商。商、周的君主，伊尹、吕牙这样的辅佐者，决不是以间谍身份去图谋夺取别人的国家。”考察书传，却说：“在升陑出其不意，在黎地乘机进攻，商人这才开始遭受灾祸。”周朝确实有类似兵法的地方，难道两位君王的道术神妙到无形无迹的程度吗？少康是夏代的盛王，只率领一旅之众，便光复夏朝的祭祀，这也是两位君王所采取的行动。他派女艾去刺探浇，派季杼诱骗豷，在逐犬时袭击浇，在缝制衣服时调换首级，这些事见于传记，不可诬说为没有。伊尹、吕牙的事情，不能就这样认为不存在。要做到这种事，难道也有可以说明的方法吗？用间谍诱骗敌人，尤其难以进入敌方内部，计谋究竟应当从哪里产生呢？如今国家正面对强敌，深仇尚未洗雪，圣上怀抱冰、手握火，思谋收复东都的事业。古代的这些事情，不知道今天是否可以采用呢？应当怎样施行？请有关官员大胆提出意见。《浪语集》卷二十八

译钦定《四库全书》《浪语集》卷二十九 宋代薛季宣撰写 解 《中庸解》上天赋予人的叫作性，遵循本性叫作道，修明道叫作教。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可以离开，就不是道了。因此君子即使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地方，也要戒慎恐惧。没有什么比隐蔽处更容易显现，没有什么比细微处更容易彰显，所以君子在独处时尤其谨慎。天命，就是上天的事业；性，就是人承受天地之中正而出生所具有的本性；道，就是日常生活中的道理；教，就是成就万物的教化。天命就是性，遵循本性就是道，修明道就是教。性、命、道、教都不是从外部造作出来的，只在于不失去它们的正当状态罢了。在无人看见、无人听见的地方，只要有丝毫差错，就会失去性命的正当性；失去性命的正当性，就离道很远了。隐与显、微与著，本来是同一个道。内心有所发动，没有不在外部表现出来的；戒慎恐惧，就是为了守正这一根本。人对于道，即使在仓促困顿之时也不能违背；无论进入什么境地都能自得，这是观感教化的作用。喜、怒、哀、乐尚未发作，叫作中；发作以后都合乎节度，叫作和。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共同通行的正道。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人生下来本来是安静的，这是上天赋予的本性；受到外物感触而发动，这是本性的欲望。喜怒哀乐，都是本性中本有的东西。它们尚未发作时，不能说它们存在；已经发作之后，也不能说它们不存在。喜怒哀乐在尚未发作时处于正当状态，难道不能叫作中吗？发作以后而不失去所谓的中，难道不能叫作和吗？中是道产生的根本，所以称为大本；和是万物共同归趋之处，所以称为达道。天地如此广大，万物如此繁多，没有什么能离开道。使中和融会贯通而不相离，就是开创万物、成就事务的道理。孔子说：“君子遵循中庸，小人违背中庸。君子的中庸，是君子随时处在适中的位置；小人的中庸，是小人肆无忌惮。” 君子的中庸是真正的中庸；小人的中庸其实是违背中庸。所谓随时处中，就是根据时势采取适宜的做法。合乎节度就是中；违背中庸却安于不善，这就是小人的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大概是最高的境界了吧！百姓很少能够长久坚持。” 中，是本性的中正；庸，是经常遵循的道。守住中正而有常，便是所说的最高德行；能够安然处之最为可贵。安然处之，才是长久之道。选择了中庸却不能守住它，不是真正所谓的安然处之。孔子说：“道不能实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聪明的人超过了它，愚笨的人达不到它。道不能彰明，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贤能的人超过了它，不才的人达不到它。人没有不饮食的，却很少有人能真正知道滋味。”孔子说：“道恐怕是不能实行了吧！” 智慧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够有所选择；贤能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能够有所见识。人们所仰望的，正是凭借它来先导百姓。愚笨的人本来达不到中道，聪明的人又超过了中道，道怎么能够实行呢？不才的人本来达不到中道，贤能的人又超过了中道，道怎么能够彰明呢？孔子发出道不能实行的叹息，大概是感叹贤能、聪明的人超过中道，与达不到中道一样，君子和小人之间竟不能相差一寸。饮食而能知道正常的滋味，就不会有嗜好的偏僻。没有偏斜，没有偏颇，就接近道了。超过中道而造成的外物牵累，正是所厌恶的穿凿。孔子说：“舜大概是大智慧的人吧！舜喜欢询问，又喜欢考察浅近的话；隐藏坏处，宣扬好处；把握两端，采用其中正来治理百姓，这大概就是舜之所以成为舜的原因吧？” 所厌恶的智慧，是因为它喜欢穿凿。舜喜欢询问、喜欢考察浅近的话，大概从未自以为是，也不轻易相信别人。连浅近的话尚且考察，何况遥远深奥的道理呢？天下的道理，没有不是包含两个方面的。喜欢询问而考察浅近的话，遏制恶行而宣扬善行，这就是把握两端而采用其中的道理。想求得中道，却把两个方面都抛弃，我看这只是执着一端，并不是中道。孔子说：“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却把他们赶进罗网、捕兽夹和陷阱中，没有人知道躲避。人人都说自己聪明，选择了中庸却不能守住一个月。”孔子说：“颜回的为人，选择了中庸，得到一件善行，就牢牢地记在心中，始终不失去它。”孔子说：“君子可以承受重大的事情，却不能让人从小处了解；小人不能承受重大的事情，却可以从小处了解。这两者恰好相反，就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一般人的聪明，是所谓小聪明。只因为见识浅小，陷入大的祸患却自己不知道；即使知道选择中庸，也本来没有安然守住它的道理。小聪明如果能显出大智慧，只是不受小聪明役使而已；能够长久守住中庸之德的，难道不就是能够承受大任的人吗？”颜回选择中庸而得到一件善行，这就是所谓认识道。牢牢地记在心中，就是内心诚服而身体奉行，从来没有片刻离开，怎么会失去它呢？舜之所以成为舜，不过是把握两端而采用其中；颜回之所以成为颜回，不过是选择中庸而得到一件善行。君子的道，怎么可以歪曲呢？只在于知道根本罢了。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得很平整，爵位俸禄可以辞让，白刃可以踩踏而过，中庸却不可能做到。” 天下的事情，凡是可以勉强去做的，都是可能做到的。中庸是天道，不能靠勉强去做到；若能靠勉强做到，就不是道了。它是把握中正而没有固定方式的道。因此说：“把道理神妙而明白地发挥出来，存乎德行。” 子路问什么叫强。孔子说：“是南方的强，还是北方的强，还是你所说的强？以宽厚柔和来教导人，即使受到无理的侵犯也不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君子安处于其中。身披铠甲，面对刀兵，至死也不厌弃，这是北方的强，逞强的人安处于其中。因此君子和谐而不随波逐流，强啊，真是刚强；保持中立而不偏倚，强啊，真是刚强；国家有道时不改变困穷时的操守，强啊，真是刚强；国家无道时直到死也不改变，强啊，真是刚强。” 子路所问的强，大概是强弱意义上的强。孔子分别说明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借南方之强、北方之强来回答他。南方之强，是君子所处的强，也就是培养大德，属于受到冒犯也不计较之类；这正是伯夷、叔齐用来感化顽劣、扶立懦弱，求仁而得仁的道理。北方之强，难道是子路所说的强吗？那只是匹夫的勇气罢了。和谐而不随波逐流，保持中立而不偏倚，国家有道时不废弃操守，不因国家无道而改变节义，这种自强而刚健挺立的品格，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做到。“矫”是刚强挺立的样子。孔子说：“专门探究隐僻之事、实行怪异行为，后世或许有人称述他，我却不这样做。君子遵循道而行走，即使走到半路也不停止，我不能停止。君子依循中庸，即使避世而不被人知晓也不后悔，只有圣人才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