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集卷十　　　　　　元　吴师道　撰杂著

译《传》记载刘备来投奔【下文省略】。郭嘉说：“刘备有雄才，又很得人心，终究不会屈居人下，应当及早采取措施防备他。” 曹操派刘备攻打袁术，郭嘉和程昱一同进谏。当时刘备已经离开，曹操后悔没有听从郭嘉的话。曹操没有杀昭烈帝刘备，这是英雄应有的气度。郭嘉、程昱都是有谋略的人，只是遗憾没有及早谋害刘备罢了。程昱传记记载，他与郭嘉一同劝曹操不要派遣昭烈帝，并说先前没有谋害刘备，是因为他们确实不如刘备；这样看来，这两人都曾经说过这些话。考察《魏书》，董昭也曾劝曹操阻止刘备；这三人的智谋相同，而曹操又深深信任他们。三个人都这样说，曹操却不听，难道不是有伟大的气度吗？《资治通鉴纲目》依据《魏书》，让郭嘉掠取美名，而使曹操失去善行，这难道符合事实吗？田畴 田畴感念刘虞的知遇，痛恨公孙瓒的暴虐，磨砺志向，发誓报仇，把报答主上的大义存于心中，可以说是壮烈了。假如估量力量不敌，含着愤恨而不能实现志愿，独自远行终身不仕，本来没有什么可责怪的。既然能够聚集众人、壮大力量，就应该等待时机、乘敌人的空隙，取得正当名义而辅佐主上，这样谁能抵挡他呢？幸而计划得以成功，却不选择归附的对象，事情成功后便弃之如敝屣，以此表明平素的志向，也是可以的。当鲜于辅联合乌桓众人，袁绍统率军队进攻易京时，鲜于辅是旧日属吏，田畴曾和他地位相当。袁绍有征召命令，也可以借此消灭贼寇。可是正在这时，却没有听到田畴感奋而起；为什么曹操派人来到门前，他听到命令便恐惧，反而向奸贼献计，把自己变成引导者，还用乡里部众的愤怒作为饰词，来掩盖自己非义的归附？这导致蹋顿丧命，袁熙、袁尚也被斩首。他不考虑公孙瓒的灭亡，实在是借两个部族之手来消灭仇人，这样的报仇能不惭愧吗？反而为袁尚哭泣，以求取义的辞藻来推辞爵位，并把这当作高尚行为，真可说是轻重失当、进退都没有准则了。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中，奸贼曹操魂不附体；考察他轻敌而谋略浅薄的表现，实在无法掩饰。曹操写信给孙权说：“正好遇到疾病流行，我独自烧船退兵，反而让周瑜白白获得了这个名声。”评论者说曹操是想离间周瑜，所以才这样说；究竟是谁在欺骗谁呢？考察史书，周瑜确实劝孙权交战，说曹操的军队不习惯水土，一定会发生疾病，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话。《魏志》却说：“交战失利，于是发生大疫。”这样说来，疫病是在交战以后才发生的。《周瑜传》又说：“当时有疾病流行，这件事不足以相信。”黄盖献上计策，借着风势放火，《周瑜传》的记载比《吴志》还详细，却说：“曹操烧掉其余的船只后退兵。”北方的船都烧尽了，火势还延烧到岸上的营寨，哪里还会有剩余的船？自己烧掉剩余船只，难道人情会如此吗？原寿的用意，只是想附会曹操的书信，掩饰战败的丑态，所以故意制造不同说法来扰乱事实，却不知道明白的人看了，哪里会被他蒙蔽呢？曹植 曹操的几个儿子中，曹彰最为凶猛暴虐；在传国玺授予谁的问题上，他确实怀有异心。曹冲早年聪慧而狡黠，如果寿命稍长一些，大概难以估量他的成就。曹植不过有文学才艺，又任性而不加修饰，平素没有别的志向，并不是曹丕所忌惮的人。当杨修、丁仪、丁廙被杀，灌均又伺机陷害时，而曹植所受的祸患并不深，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吧？到了魏明帝曹叡时期，他上疏请求让自己出来任职，又请求准许他问候亲戚。凭曹植的才能，本来应该任用；从曹氏的大计来说，本来也应该优待亲戚。然而当时疏远亲族、彼此猜忌的弊病已经形成，进言的人反而会被认为迂阔；对于政事无益，对于智谋也昏昧。曹植啊，我知道你得以免祸的原因了。司马懿 司马懿请求与诸葛武侯交战，曹叡派辛毗监督他的军队来制止他。请求交战，是在外表上显示勇武；而派人监督军队，是因为知道他敌不过对手，只是替他掩饰这件事。将领身在军中，君主的命令有时也可以不接受。如果真能制止我，难道还会相隔千里请求交战吗？诸葛武侯早已看透了这一点。史书又说，在这以前，司马懿多次请求与诸葛亮交战。考察建兴六年春，诸葛亮出兵祁山；冬天，包围陈仓，魏国都派曹真前来抵御。建兴八年，曹真请求从斜谷进兵，曹叡派司马懿沿汉水上行，从西面和曹真一起防守汉中；因为大雨道路断绝，才退兵回来。建兴九年，诸葛亮出兵祁山，曹叡才派司马懿前来抵挡，两军在上邽相遇，司马懿收拢军队不交战。到了卤城，他登山挖掘营垒，仍不肯交战。贾诩、魏平讥讽他“畏惧蜀军如同畏惧老虎”，他不得已才出战，结果大败。由此看来，司马懿始终不敢交战，交战就失败罢了。史家的话，为什么这样诬蔑呢？表面上虚夸他的勇敢，实际上暴露他的怯懦，这就是所谓想掩盖反而更加显露吗？华歆、邴原 管宁、华歆、邴原，史书称三人互相结交为友，往往把他们并列为有名望、有德行的人。我曾评论汉魏之际，能够保持清白风操、守全节义、高尚自持而不受污染的，只有幼安一人；跟随恶人而毁灭义理的，没有比华歆更严重的；邴原也是篡贼的臣子。难道这两个人，早年只是矫饰自己，到了晚年却狼狈不堪吗？把他们和管宁并列，岂止是把麒麟凤凰同猰犬相比呢？裴氏提出“龙头、腹、尾”的评价，也只是说不应按照先后次序评论三人，却没有斥责他们不相配，这是为什么呢？考察《世说新语》，其中记载了挥锄掷金和分坐割席两件事；《魏略》又说管宁曾经嘲笑邴原、华歆有做官的意图。由此可知，当时已经辨明了他们的贤与不肖。裴氏本应把这些记载下来，却反而没有提及，大概也是和世俗的看法相同，推崇修饰他们的贤名，掩盖隐匿他们的罪恶；但谁知道罪恶终究是无法掩盖的呢。谯周 谯周、陈寿都是巴郡人。陈寿在《杜琼传》中记载谯周询问“当涂高”的含义，说明魏将要兴起；又推崇刘备接受禅让的名义，知道蜀汉必然灭亡，这与《谯周传》中劝刘禅禅让投降魏国的话相互呼应。大体上是说天命在魏，又是为了尊崇司马氏的继承罢了。谯周对刘禅说：“如果向魏国投降，魏国不割地封爵，请让我依据古义同他们争辩。”这实在是极其荒谬、毫无见识的话，而陈寿却说众人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意见。陈寿又说：“刘氏没有忧患，一个国家蒙受他的恩赖，都是谯周的谋划。”唉！出卖投降、覆灭国家，低头侍奉仇敌，难道他竟不认为这是错误，反而把它当作善行吗？陈寿还记载他和谯周分别时，谯周对我说：“孔子七十二岁，刘向、扬雄七十一岁，现在我的年龄将近七十岁，希望能够仰慕孔子的遗风，可以和扬雄、刘向走同一条道路。”这虽然是按照年龄作比，但实际上显露出他把自己比作扬雄的失节；谯周比刘向更为严重，更谈不上刘向的忠诚了。谯周把自己看成什么样的人？何况竟敢上评圣人吗？谯周实在罪不可胜诛。陈寿写这些内容，如果是为了夸耀自己平日受到谯周亲近礼遇的荣耀，那么其他赞美之词，如所谓“后辈中的博通儒者”、所谓“行为举止都有可取之处”、“子孙也忠诚笃厚质朴”，以及引用董仲舒来比拟他，都是为了尊崇抬高谯周。徇私偏袒、包庇恶人，竟到了这种地步；他的罪过应当和谯周同样论处。郤正 郤正亲自起草投降的笺表，向仇敌称臣侍奉，所以他评论姜维时，不斥责姜维不孝不忠的大罪，反而举出一些小的善行，作为称赞投降叛变者的同党。陈寿把这些话收入篇中；他自己作评论时，也只责备姜维好战而屡次扰乱，却把君臣大义放在一旁而不加评论，这可以吗？孟宗

译侍奉父母孝顺，所以这种孝心可以转移到对君主的忠诚上。古人如果实在不得已，就宁可停止尽忠，也要保全孝道。传记说：“君子不夺取别人的亲人，亲人也不可被夺取。” 战争之事没有回避的余地，孔子认为有时必须有所作为而去做，这大概是临事随机制宜；难道能把它当作常法吗？孙氏的制度规定，奔赴父母丧事的人会被处死或受伤，败坏教化，实在太残酷了！有良知的人，哪里肯舍弃自己的亲人而向君主献身呢？当时顾悌的父亲去世，孙权强迫他脱下丧服；顾悌在墙上画出棺柩的形状，对着它哭泣，丧服期限还没有满，就被强行夺去服丧资格而破坏孝道，这是谁的罪过呢？孟宗的母亲去世，他奔赴丧所，主动拘押自己听候刑罚；陆逊替他请求，刑罚减轻一等。他秉持志向纯正笃实，不被滥施的刑罚所动摇，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人了。朱子曾经说，这件事关系非常重大。考察《吴志》，其中“司空孟仁卒”的注文引用《吴录》和《楚国先贤传》所记载的“寄鲊”“生笋”等事情，应当一并记录下来。孟宗的其他事迹也有许多见于别处，例如孙琳废黜孙亮时，他替孙琳告祭宗庙；又在暴虐残酷的朝廷做官，却没有加以匡正、也不能制止。这是他的过失，但不能因此抹杀他其他方面的优点。甘皇后 昭烈帝的祖父刘雄、父亲刘弘，名和字只偶有记载。至于母亲和嫡母，都不知道是哪一家的女子。建元元年已经建立宗庙并举行合祭，高皇帝既然不必再另建亲庙，也已经有了谥号，那么嫡母追尊的礼制也应当如此。哪里有宗庙和先人的追尊尚且没有办完，却先议论皇后的谥号呢？诸葛孔明办事，必不会这样。这都是记载简略造成的错误。考察《三国志》：建安元年，吕布袭击下邳，俘虏昭烈帝的妻子和儿女；后来求和，才让他们回来。建安三年，吕布派高顺进攻，又俘虏了他的妻子和儿女。曹操擒获吕布，昭烈帝才得到妻子和儿女。建安五年，曹操攻打昭烈帝，又俘虏了他的妻子和儿女。这样看来，昭烈帝的妻子总共三次被俘。《甘皇后传》说，昭烈帝住在小沛时，纳甘氏为妾。昭烈帝多次失去嫡妻，甘氏代理处理内务，跟随他到了荆州，生下后主。昭烈帝于建安六年到达荆州，十二年后主出生。建安十三年，曹操在当阳长坂追上他们，赵云抱着刘禅保护他，甘夫人才得以免难。《刘封传》又说：“昭烈帝到荆州时，还没有继承人，便把刘封收养为儿子。”这样说来，到达荆州以前并没有儿子；史书的记载彼此相互矛盾。汉魏正朔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关官员上奏认为魏国承受土德，应当以建丑之月作为正月；三月确定历法，改年号，从孟夏四月开始。春夏秋冬的孟、仲、季各月，虽然和正朔年份不同，但郊祀、迎气、祭祀、烝尝、巡狩、搜田、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启闭、颁布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时等，都以正月斗柄所指的次序作为数字排列的依据。齐王芳正始元年春正月，才开始改回旧制。景初元年四月至正始元年正月，就是汉建兴十五年三月至延熙二年十二月。魏志所记载的日期，按惯例差一个月；如今《纲目》上面记汉朝年号，下面又依从魏制，正如延熙元年正月立皇后张氏，现在记作二月；冬十一月蒋琬出兵驻屯汉中，现在记作十二月；二年二月蒋琬任大司马，现在记作夏季。其余日期都应当按照正朔校正。自古说汉初以及秦元年冬十月，都是说没有改动月份；只有颜师古认为这些记载都是太初改定历法以后追记的。吕祖谦《大事记》这里有【缺字】，顾炎武注释史书最为精审，必定有所依据。而且贾山的话中说：“希望按照夏历的岁次二月”，如果当时没有改月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呢？魏明帝的制度本来就不合典制。他改动月份而不改动时令，也因此可以推知前代必然也是这样做的。《纲目》改定的文字 建兴十五年春正月，魏国出现黄龙。把三月改作夏历四月。夏五月，魏国发生地震。魏任命陈矫为司徒。魏规定三祖的宗庙永远不毁。六月，魏进攻辽东失利，公孙渊自称燕王。皇后张氏去世。八月，魏国发大水。魏主杀死他的皇后毛氏。九月，魏营建圆丘和方丘，设置南郊、北郊。冬十月，吴任命诸葛恪为威北将军。十二月，魏派太尉司马懿进攻辽东。魏铸造铜人，开掘土方。在芳林园的山上。魏光禄勋高堂隆去世。魏制定考课法，没有真正施行。延熙元年春正月，魏任命韩暨为司徒。立张氏为皇后，立皇子璿为皇太子。吴铸造当千大钱。秋七月，魏国司马懿攻克辽东，斩杀公孙渊。八月，吴中书郎吕乙伏法。冬十一月，蒋琬出兵驻屯汉中。魏主曹叡患病，立郭夫人为皇后，召司马懿入朝，以曹爽为大将军。十二月，魏国司马懿到达洛阳，和曹爽接受遗诏辅政。魏主曹叡去世，太子曹芳即位。二年正月，魏任命司马懿为太傅，何晏为尚书。三月，任命蒋琬为大司马。秋九月，吴派将军吕岱驻屯武昌。冬十一月，魏又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吴将周胤获罪，被废黜并迁徙到庐陵。附录 《纲目》记载：延熙八年冬十一月，大司马蒋琬去世；十二月，尚书令董允去世；任命宦官黄皓为中常侍。考察《汉志》，记载蒋琬在九年十一月去世；《董允传》也记载他在九年去世。这些都是沿袭《资治通鉴》的错误。《纲目目录》记蒋琬在九年去世，没有错误。又考察董允传，陈祗代替董允任侍中，和黄皓内外勾结，开始参与政事。陈祗死后，黄皓以黄门令任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权柄，最终导致国家覆亡。陈祗在景耀元年去世；据此文看来，黄皓这一年还没有任中常侍。然而他专擅政权，则是从董允去世以后开始的。九年，任命姜维为卫将军，和费祎共同掌管尚书事务。考察《姜维传》，记载在十年，这也仍然是沿袭《资治通鉴》的错误。景耀二年秋八月，陈祗去世，任命董厥为尚书令，诸葛瞻为仆射。考察陈祗在景耀元年去世，这也仍然是《资治通鉴》的错误。读《左传》及其注文时想到的几件事 《左传》所引用的“孔子说”【下文省略】，大多不是孔子的话。张子长辨析过这些问题，因此我记录他的遗说。宣公二年，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良史【下文省略】。” 秉笔直书而不隐瞒事实，这一句应当是孔子的话；下面两句，是后人假托孔子而加以文饰的话，最后一句尤其荒谬。宣公九年，于是杀死泄冶。孔子说：“《诗经》说：‘人民多有邪僻，不要自行制定邪僻的法则。’这说的不就是泄冶吗？” 泄冶因进谏而死，没有什么可以非难的地方。评论者因为史书没有使用褒扬他的词语，便强行产生不同的说法，引用《诗经》【下文省略】；如果这真是孔子的话，就是以忠臣为忌讳了。它不是孔子的话，这是确定无疑的。昭公十四年，仲尼说：“叔向，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士【下文省略】。杀死亲人反而获得荣耀，平丘之盟的防范停止了，这还算合乎义。大概这段传文的作者又加以申说；“杀亲益荣”一定不是孔子的话。按照“子产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之人”的说法来类推，恐怕只有这一句是正确的。

译二十年，齐侯在沛地打猎，用弓召唤虞人【下文省略】。仲尼说：“遵守道义不如遵守职守。” 官职规范并不在道义之外，哪里有舍弃道义却能够守住职守的道理呢？孟子所引用的“没有这种说法”，确定不是孔子的话。杜预注说“君主召唤就应当前往”，这是通常的道理；没有相应物品就不能进见，是职官制度的规定。这种说法似乎很漂亮，却不是这样：君主召唤就应当前往，难道不是制度吗？没有相应物品就不前往，难道不是道义吗？子产去世，仲尼说：“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之人。” 注文说：“子产受到人们爱戴，是因为有古代遗留下来的风尚。” “见爱”一词，注文并不是把它解释为爱人的“爱”，而是惠爱、仁爱的“爱”，也就是所谓的施惠于人。它和“叔向，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人”意思相同。前一条注文说“叔向的正直，有古人的遗风”，这一条注文也应当依此解释。二十八年，仲尼听说魏子举荐人才，认为这是义举【下文省略】；他的后代难道会在晋国有后嗣吗？最后一句一定是后人附会的话吧？毕万的后代必定会兴盛。以上属于同类语句。僖公十五年，秦伯攻打晋国，卜徒父为此占筮，得到吉兆。渡过黄河，晋侯的战车失败。注文说：秦伯的军队渡过黄河，于是晋侯的战车失败。这是说秦伯的战车失败。大概因为占筮已经得到吉兆，如今战车却失败了，担心这是不祥之兆，所以才追问。卜徒父又告诉他【下文省略】。按照文章的语势，“渡河，侯车败，三败必获，晋君三败及韩下”是连续的文意，接着才是“晋侯【下文省略】”，显然不是指晋侯的战车失败。杜预大概因为“侯”字便把它解释为晋侯，错了。捕获了那只雄狐。所谓“狐蛊”，就是指他的国君。注文把“狐蛊”解释为国君，是想借它比喻晋惠公；但它的象征意义从未听说过。晋惠公曾和贾君通奸，所以用这样的形象来比喻他。《诗经》讽刺齐襄公时，也说到雄狐。晋国的战马回转，陷在泥中而停下。注文说：“还”是回转的意思。小马驹没有调教好，所以跌进泥中。按照注文把“还”断句，我恐怕应当把它读成一句，意思是回转到泥中而停下。把“还”解释为盘旋，不仅改动了字义，意思也太曲折了。《仪礼》中关于“堕祭”的解释 《士虞礼》尸取下祭品，左手拿着它；又取腌菜，蘸入肉酱，在豆器之间祭祀。祝命令佐食行“堕祭”。注文说：把祭品向下祭叫作“堕”，所谓“堕之”，就是使它下落。《周礼》说：“祭祀完毕，就把它的堕祭物收藏起来。”说的就是这件事。今文把“堕”写作“绥”，《特牲》《少牢》中有时写作“羞”，这是失去了古代的正字。《释文》说：“堕，读作许恚、相恚二反。”它和“隳”相同，读作许规反。现在考察，这里所谓“犹隳”，就是指“犹言隳下”的文字；但所用的字不同，《释文》所注的读音也不同。《特牲馈食礼》祝命令行挼祭。尸左手拿着酒觯，右手取腌菜，蘸入肉酱，在豆器之间祭祀。注文说：“命”是告诫尸；“挼祭”是祭祀神灵所食之物。《士虞礼》古文写作：“祝命令佐食行堕祭。” 《周礼》说：“祭祀完毕，就把它的堕祭物收藏起来。”这里的“堕”与“绥”读音相同。今文改作“挼”，各本又写作“绥”；古文都写作“挼祭”。所谓“防醢”，就是蘸取肉酱。《释文》依注文把“堕”读作许恚、相恚二反，后面“堕祭”“挼祭”都依此类推。“防”读作如悦反，“而”读作玄而谁三反。佐食取黍、稷和肺作为祭品，交给尸；尸祭祀这些祭品。主人拜谢后接受角爵，尸拜送角爵。主人退下，佐食交给他挼祭物。注文说：“退”，是上前接受爵后返回原位。“妥”也应当写作“挼”。尸将要赐福给主人，佐食交给他的挼祭物，也是让他祭祀尸所食之物。所交给他的祭品，也取黍、稷和肺。今文有的版本都把“妥”改作“挼”。主妇到房中，面向南站立，佐食行挼祭。主妇左手拿着爵，右手按着祭品。注文说：“抚祭”，是表示亲自祭祀；佐食不把祭品交给她，而是在地上祭祀，这也是礼仪从简【下文省略】。《少牢馈食礼》祝返回，面向南。注文说：行堕祭于尔敦。《释文》说：“堕”读作许规反、如规反，以下相同。尸取韭菜腌菜，分别蘸入三个豆器中的肉酱，在豆器之间祭祀。上佐食从四个敦中取黍稷；下佐食取牲肉，从俎上切下一块肺，交给上佐食，并连同黍一起交给尸。尸接受后，把这些和豆器中的祭品一同祭祀。注文说：“牢”是羊和猪；“同”是合在一起。就是把俎、豆中的祭品合在一起祭祀。黍稷的祭祀叫作堕祭。将要食用神灵剩下的食物，出于尊敬而先祭祀它。上佐食从四个敦中取黍稷，下佐食取牲肉和一块肺，交给上佐食。上佐食用绥祭。注文说：“绥”有的版本写作“挼”；“挼”读作“堕”。将要接受神灵赐福，也要尊敬尸所剩的食物而祭祀。古文把“堕”写作“肵”【读音为折】。《释文》说：“绥、许规、相规二反”，以及注文中的“挼”和“堕”，也都依此类推，以下相同。主人左手拿爵，右手从佐食那里接受祭品，坐下祭祀它。注文说：“右受佐食”，是用右手从佐食那里接受堕祭物。到这里说“坐祭之”，是为了表明尸和主人之间行的是相应的礼。堕祭，是用来祭祀鬼神所享用的食物，就像活人饮食时一定要祭祀一样。这种礼仪，尸、主人、主妇都有。祝出门迎接尸，尸入内后立即就席坐下。举行奠祭完毕，祝命令尸行礼；尸取腌菜蘸肉酱，在豆器之间祭祀，又祭祀黍稷、肺等，这叫尸的堕祭，是祭祀神灵所食之物。尸向主人献酒，主人拜受爵，上佐食取黍稷、肺交给主人；主人接受后，佐食让他坐下祭祀，这叫主人的堕祭，是祭祀尸所食之物。主妇也是这样。礼仪大略是：《士虞礼》所记以及《特牲》中“祝命令行挼祭”【下文省略】，是尸的堕祭；《少牢》中“尸取韭菜腌菜”一条，是尸的堕祭；《特牲》中“主人拜受角爵”一条，以及《少牢》中“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以下，是主人的堕祭。《特牲》中“主妇到房中”一条，是主妇的堕祭。考察《疏》，说三处经文中的“堕”都不相同。这五个字有的写作“堕”，有的写作“挼”、写作“羞”、写作“绥”、写作“防”。郑玄认为“羞”“绥”“挼”三字已经从“堕”解释，又说古文写作“防”；因为《特牲》和这部《士虞礼》都有“防祭”，所以也兼用“防”来解释。现在考察郑玄的注文写作“挼”，不写作“防”。我私下认为“防”字形似“绥”，意义也相同；又有“而谁”的读音，也容易和“绥”“堕”混淆。“防”或许只是依据别的版本。但《士虞礼》《特牲》都有“蘸肉酱、在豆器间祭祀”的文字，郑玄虽然兼作解释，却都归于挼祭。下面才说“防醢”是蘸取肉酱，这样前后自有次序，起初并不是混在一起说的。他解释“挼”时，主要认为它和“堕”以及另外三个字没有差别，《疏》似乎没有察觉这一点。又考察这个字一共出现八次，另外还有“隋”“妥”“肵”等字，《疏》没有列出，都是因为字形讹误、读音转变造成的。《释文》既然依照注文注音，却把“堕”在《士虞礼》《特牲》中读作去声，在《少牢》中读作平声，也是没有考定而统一处理的失误。《礼记·曾子问》中“绥”读平声。《周礼》中“守祧”“大祝”的“隋”，有的读去声，有的通用两种读音，也都属于这种情况；但意义是相同的。社主的解释

译《周礼》说，大司徒设置社稷的围墙，并为田社树立社主，各自采用郊野适宜生长的树木，于是用树木名称命名社和野。比如松、柏、栗。小宗伯遇到大战，就率领有关官员建立军社，奉载社主的车。注文说：社主叫作军社，大概是用石头制成的。这是各自的一种说法。后来主张用树木的人，《白虎通》说：使用树木，是因为树木尊贵而且可以作为标志，使百姓远远看见便产生敬意，也用来表彰功劳。《尚书·无逸篇》说：太社用松树，东社用柏树，南社用梓树，北社用槐树。《庄子》有齐国栎社，《汉书》有丰地枌榆之类。主张用石头的人，孔颖达引用许慎的话说：如今山阳民间祭祀有石制社主，石也是土类。崔灵恩说：社主用石头，是因为地产之物最为坚实。《吕氏春秋》说：殷人祭社用石头。后魏天平年间迁移太社社主而用石头，也是这一类。考察《宋史·张齐贤传》：“问周朝田社的社主应当用适宜的树木，现在社主用石头，怎么办？”张齐贤等回答：“周朝的田社社主，采用当地适宜的树木；民间的社，不是太社。”陈祥道《礼书》说：“诸侯建立社，都种树作为社主，用来象征社神。” 以下大抵都是各自采用当地适宜的树木。用这两种说法考察，看来各有适当之处。《春秋传》说陈侯抱着社主，去见郑子展。陈祥道说：“果树长五尺，不可能抱得动。”大概周代的尺有六寸，后世定为五尺，陈祥道没有考察清楚。不过这种社主半埋在地下，旧制必然已经如此；如果把果树埋入地下后又取出来装载，恐怕不可能。朱子说古人多使用社主的命令，如君主出行办大事，便带着币帛到宗庙、社请求神灵随行，但这件事无法考证。考察《礼记》说：“君主出行，要载着迁庙主；如果没有迁庙主，就用社主的命令。”大概宗庙不能没有社主，社也不应当没有社主。仁山金先生曾引用朱子的说法，恐怕应当以此为正确。《论语》“问社”一章，孔安国采用大司徒的文字和注文，后来朱子也依此解释。我私下认为三代的 社虽然有迁移改置，但所设置的地方都是本国境内的土地，为什么会有适宜松树、适宜柏树的不同呢？夏代的土地为什么只适宜松树，殷代的土地为什么只适宜柏树呢？我认为这三种树木都是天下普遍种植的树木，没有哪种土地不适宜；树木有所不同，是用来表示制度的改变，就像子、丑、寅三个月建正，以及崇尚黑、白、赤三种颜色一样。杨复《仪礼通解》续编详细记载了陈氏的说法，又引用唐代儒者的讨论；社主用石头制成时的尺寸各不相同，还应当进一步考察。《唐书》记载旧制社主长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如今应当长五尺，方二尺。《通解》记载旧制社主长二尺五寸，方一尺七寸；如今应当长五尺，方。二尺。又有唐代儒者说：“社稷主用石头。”考察稷在旧制中没有社主。朱子《社坛议》说：读《太玄经》圣人创作《易经》，果真是用心构思出来的吗？法则和卦象显现成形，龙马献出河图，借伏羲之手而成。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再三重而成为六十四卦。就像树木有树干，树干有枝条，层次井然地形成，整齐而有次序；纵横上下，错综参伍，没有一处不相合。它几乎像是穷尽了天下最精巧的事物，可是司马迁说伏羲淳厚至极，画八卦大概是自然而然的。既然是自然形成的，巧思本来就无从介入；即使有文王、周公、孔子参与，爻象、彖辞、系辞也不过是依据道理说明数理，依托卦象显示道理罢了。而《易经》所说的道，变化流动，反复迁移，并不固定成某种常法。三百八十四爻，并不是只限于三百八十四种用途。因此天地鬼神的奥秘、万事万物的道理，无不包摄其中而没有遗漏，贯通而没有遗失；触及它便能相应，以它为象便能符合，占筮便会灵验。天下人都认为它神妙，却不知道其中的缘故。确实是上天造就了它，而不是圣人的心思智虑所造。千年以后，难道还会有人增加什么吗？扬雄创作《太玄》，以一生三，三生九，最终达到八十一。它的蓍草推演以三虚三实为法，使用三十三种数。这是它的法则和《易经》差异很大的地方。《易经》有彖，《太玄》有首。《易经》有爻，《太玄》有赞；《易经》有象，《太玄》有测；《易经》有卦辞，《太玄》有玄；《易经》有系辞，《太玄》有摛莹、掜图；《易经》有说卦、序卦、杂卦，《太玄》有数、冲、错。这些又是意义和体例相同而名称不同的地方。而且《太玄》以《易经》为准绳，实际上是在模仿、仿效和拟议，自比于圣人。汉代儒者讥讽它不是圣人所作的经典。后来的作家替它辩解说：“《太玄》是用来赞助《易经》的；它和《易经》有这些重大差异，不知道为什么还要说它是赞助《易经》的呢？”大概扬雄深沉而好思考，曾经深入思考浑天说，三次摹拟、四次分割。本来对历法有所见解，于是依据历法创作《太玄》，并且巧妙地寻求与《易经》相合。他的思虑幽深而艰苦，所以文辞艰深。《易经》取法于天，《太玄》取法于人；《易经》是无心自然形成的，《太玄》是有心构造的。谁说《太玄》足以比拟《易经》呢？所以它记日而不能配合月，没有弦、望、晦、朔，以冬至为天元，三月为地元，七月为人元，而夏至反而处在地元之中。阴阳只是气，二年才形成事物。现在又用三数去乘它们，就都不可能得到准确结果。每四年增加一天，每四年加上一个比例，千年以后，大寒就会变成大暑。早晨占筮用三经，傍晚占筮用三纬，日中和夜中用二经一纬。吉凶不在于它所遇到的卦象，而在于所处的时辰。日中、夜中占筮，傍晚占筮没有大的福祸；早晨占筮则不是大福就是大祸。这些数理，古人曾经讨论过；它们都没有得到自然之理，而是勉强出自人的心思智虑，难怪会如此。它们支离破碎、错误荒谬到了这种地步。有人说：折断蓍草、毁坏瓦片，尚且可以知道吉凶，《易经》的道理无处不在，何况《太玄》有十多万字，高远的地方达到苍天，深邃的地方深入黄泉，文辞奥妙深邃，全部寄托着至理，难道会毫无意义吗？我说：折断蓍草、毁坏瓦片，是用来求取卦象的；卦象是无心之物，所以借助无心的事物，求取它以后才能得到吉凶的道理。如今《太玄》出自有心的构造，几乎就像设置一杆不平的秤来衡量物体轻重，怎么能够相信呢？从前扬雄自称后世还会有扬子云，这正说明喜好《太玄》的君子不过是建立自己的法则，做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罢了。《太玄》这部书如今仍然晦暗难明，我确实爱惜扬雄这个人，但它并不是上天要把自己附会到《易经》上而距离《易经》更远，最终只是徒劳而无用。后世才智低于扬雄，却喜好穿凿附会来求合于《易经》，难道不应当引以为戒吗？

译秦隋论 三代以后统一天下的总共有六个姓氏：秦、汉、晋、隋、唐、宋。享国长久的称为汉、唐；晋虽然享国不短，却后来分裂；宋延续稍久，却发生播迁。秦、隋最早灭亡。把天下合为一体，形成强盛的势力，秦、隋、唐三朝是一样的；可是有的败坏自身、丧失国家，竟然如此迅速，为什么呢？古人认为忠厚的政权能够延长，暴虐的政权不能长久，这本来是不易的结论。我曾因此进一步探求：开创基业的君主，经历艰难经营，较量智力才取得天下，并不像三代那样积累德行、累积仁义；只有汉朝比较接近正道，其余各代已经不能这样，何况秦、隋呢？用仁取得天下，再用仁守住天下，这是最高的；用不仁取得天下，却用仁守住天下，难道不仍然胜过用不仁守天下吗？当他们夺取天下时，施用威武的时候多，施加恩惠的时候少，彼此没有太大差别；一定要等到他们的子孙中有贤圣之人出现在一两代以后，能够收拢天下、稳固人心，然后才能建立长久的计策。汉文帝对于汉朝，唐太宗对于唐朝，就是这样。秦朝、隋朝一代以后，又遇到暴虐的君主，灭亡就不奇怪了。晋武帝兴起以后，继承他的惠帝只是因为昏庸而招来祸患，已经无法挽救；但他的罪恶其实并不像秦二世、隋炀帝那样严重。百姓仍然哀悼他们，并拥戴他们的后代。宋朝兴起后，几代都守持文治；到靖康年间，享国已经接近二百年，所以虽然灭亡，影响仍然存在，但统一天下的盛况终究不可能重新获得。那种议论只知道忠厚足以延长国运，却不知道忠厚的恩泽应当承接于开国之初，并由此施行。这个时候，正是决定治乱、长短的关键。汉武帝穷兵黩武、放纵欲望，使天下虚耗；假如继承汉高帝的是汉高宗、汉中宗那样软弱平庸的君主，假如他们处在唐太宗之前，汉、唐的国运就不能保全往日的基业，国家复兴也不会停止；如果杨广没有即位，秦、隋会不会成为秦、隋，也还不能确定。因此善于观察人的人，不看开头，也不看结局，只看继承开国君主一两代的君主是否贤明，便可以知道结果。千金之家有个不肖子孙，败尽家产，却说他的孙子还贤明；殊不知孙子即使贤明，原有的财富也已经不能再拥有了。我看子婴慨然诛杀赵高，似乎果断而有才能；隋朝末世的君主也只是仁弱而无罪，但天下大势已经失去，他又能对灭亡挽救什么呢？唉！由此看来，就知道前面所说的道理更加可信了。异端说 自从佛教、道教给中国带来祸害以来，将近两千年，没有比今天更兴盛的了。从前，它们的徒众隶属于官府，却从未自行设置官府；作为不同的宗教，也从未借此取得官职名位。他们弃家舍身，没有妻妾子女的蓄养；穿粗劣的衣服，吃菲薄的食物，没有财货、车马、服饰的供养。凡应当受度的人，只从朝廷领取度牒，从没有向主持者捐出数十缗钱便立即脱离民籍的。金紫、银青以及开府之类的称号，偶尔见于前代，也只是特意记载其异常；从没有设置大宦官，仿照政府在外行事，与州县并列。主持这种宗教的人，被尊敬礼待如同神明，王公都在他们之下；他们住宫殿、吃玉食，车服仪仗几乎可以比拟天子的万乘。天下的塔寺，一郡动辄有数百处。后来，他们往往占有十三分之一的民籍和一半的财产；官府的赋税、商人的财货、百姓的家产，也没有什么不同，于是懒散游荡的人加入其中，无赖之徒加入其中，被官府惩处而退职的官员和豪民也加入其中。他们借此肆意贪婪邪妄，而议论此事的人却以为忌讳，主持治理的人又不能施展手段。这种极盛的势头，自古以来从未有过。我听说佛、道二教，以清静、寂灭、离开尘世、抛弃世俗为宗旨，凡是纷华盛丽，都是它们所禁止、不能做的；如今却一切反过来了，那么它们的教义本来就没有实行。佛、道二教立论，高深的部分直接指向人的性命，提出宏阔广大、超胜高远的学说，聪明人会被它迷惑；浅陋的部分谈论祸福和因缘报应，辅以祈禳、禁咒，愚昧的人便相信。如今那些把它们当作目标的人说：“它能向上天祈求长久的寿命，能救灾而招福。”如此而已，却不知道这是荒诞之说。这是只尊崇、信奉它粗浅的一面，从未涉及它精微的一面。它能够自立的地方，在于禁欲、忍受艰难；而它最严重地迷惑人心的地方，则是关于性命的学说。如今做它们的徒众却不了解它们的道理，尊崇它们的教义却不涉及精微之处，只说佛、道兴盛，大概是被耳目所见蒙蔽而不考察实际；这样本来就不能称为兴盛。这就像横流的积水没有根基，衰弱之人一时鼓起的气势，哪里值得依靠呢！从前，进取词章的学问正在世间流行，于是人们便以为儒道兴盛，后来弊病大起，议论的人仍未醒悟。如今，大经大法、纲常的教化，以及礼乐刑政等制度，在朝廷上得到修明，天下安定，兵事停止，刑罚搁置，这就是儒学的功效。假如佛、道真有实际功用，那么天下将大乱，哪里还能看见今天这样的治理？进取词章不被采用，而儒道的实际作用却在无形中发挥，所谓兴盛，难道不正在这里吗？他们表面的兴盛，实际上是衰败；我们的表面衰败，实际上却是兴盛。根本既然已经树立，长期坚持，逐渐胜过它们，异端的祸害难道还有不能止息的吗？原士 “士”这个名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人类初生之时，防止愚昧[疑字]，有聪明才智的人出现，成为君主；君主开始寻求有才智的人来辅佐自己，使他们担任公卿大夫。于是把贤能的人从愚昧者中选拔出来，把优秀者从平庸者中选拔出来，“士”的名称便确立了。后来制度越来越修明，选举越来越精细，通过进言来考察言论，通过试验功效、考察德行和考核技艺来选人；从家中推荐到乡里，再由乡里升入国都。王朝向上选取人才没有别的途径，下面进身也没有别的道路，只是先学习然后出仕罢了。在那个时候，四民并称，次序是农、工、商，只有士可以出仕。农民，是竭尽力气劳动的人，他们往往迟钝、卑贱而鄙陋；工匠，是专治技艺的人，他们拘泥于小道而不能周全，操持卑下的事务却不以为惭；商人，是流通货财的人，他们贪婪冒险而嗜好利益，狡诈而残害百姓，所以不能出仕。除此之外，处在官府中、主管文书簿册的，有吏；地位在这以下而承担奔走服役的，有胥徒；他们都是受人治理而不能治理别人的人。

译古书说：“辨明上下的等级，安定百姓的心志，使士、农、工、商各自发挥才能，吏、胥各自守住本分；上下有章法，贵贱有规范，礼乐刑政各有施行之处。” 善于治理天下，不过就是不超出这条道路罢了。后世却不是这样：士失去了成为士的原因，农、工、商、吏、胥也失去了各自成为农、工、商、吏、胥的本分，彼此侵夺、混乱、淹没，凌驾逾越、颠倒错置，完全没有常规。百姓的心志不能安定，上下也不能各安其位。这样还想求得治理，就像要到南方的粤地去，却驾车向北一样。上述几类人中，必定有一种最为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士。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的道路，必定出自士，而爵禄名位也都应当由士取得。如今，士不专有这些东西，其他人却也能取得，怎么能不杂然兴起、强悍争夺，并放纵无边的嗜欲之心呢？所以士是众民的纲领，纲先坏了，其余便会随之坏掉。一定要改变今天的道路，恢复古代的制度，使士有固定的用途，用途有固定的尊崇；让贤者出来，替他们作榜样、加以防范和裁制，那么只要一端端正，百姓就会安定，还有什么混乱可说呢？唉！上天生养这些人，赋予他们赖以生存的道路，也必定要使懂得这条道路的人来主管他们的生计。农、工、商这些人，只守着一种技能，并非完全不能懂得这条道路，只是很少而已。士即使不能人人懂得这条道路，学习它的人却很多。人若不学习，就不足以成为真正的人；这就像穿着衣冠的禽兽，把它举到人的上面，还要让它治理人，可以吗？想要治理天下，必须先安定天下的百姓；想要安定百姓，必须先安定天下的士。因此我写了《原士》。任人 拥有国家就一定要有法令，任用法令就一定要任用人才，这两者是治理之道的大端。法令有固定的制度，即使非常平庸的国家也不可能全都错误；人的情性没有固定不变的，即使是治理最好的朝廷，也不可能人人都是善人。世上那些崇尚谈论治国体制的人，于是认为任用人很难，守法却容易，开始形成只任用法令而不任用人才的说法。他们说：成周盛世时，周公、召公、毛公、原公轮流执政，极盛的治理持续了数百年；到了晚期祸乱败亡，终于不可挽救，这是任用人才的弊病。后世一概限定于法令，即使是平庸的君主和中等才智的人，也可以相互坐守法令而无事，这是任用法令的功效。这是不对的。周公、召公等人能够运用周代的法令，所以国家兴盛；后来衰败，正是反过来了。任用人才难道不是关键吗？秦人轻视、抛弃贤能智慧之士，完全任用法律，到它灭亡时，并没有改变一条刑法、放松一项禁令；任用法令真的可以依靠吗？法令，是器具；人才，是操持这些器具的人。操持者得到合适的人，器具就会完整而不废弃。法令的作用有穷尽，人的作用却无穷。唉！后世的法令并不比古代更好；至于其中大的原则，本来就是百世相承而没有改变的，只是今天的官吏辜负了今天的法令罢了。上至公卿大臣，下至方伯、连帅，都不能掌握生杀之权而擅自处理关系国家利益的事情；下至州县属官，都只能参与守令的政务，面对吏员已经办成的案卷，牵引比附，拱手听命，连一鞭也不能增减。他们的权力轻微，势位卑下，即使有大奸大恶，也没有什么可以惩治的；上面的人还会说：“他不能出自己的主意来有所作为，只要按照我的法令办理就够了。”却不知道任用既然轻视，他们也会用轻慢的态度回应我；他们苟且简略地办理职务，草率地处理政务，一旦有所不便，便互相抵触而造成祸害；国家有重大禁令，他们就消磨阻挠，姑息容忍，诱使百姓玩忽拖延，并向天下表示不守信用；积习日益衰败，更加损害我们的法令。法令不能实行，是从上面毁坏了它，为什么不返回根本呢？想要任用法令，必须先任用人才，怎么能预先断定人才难以继承呢？那么所谓任用人才，究竟怎样才可以做到？回答说：所谓任用，并不一定要给他过分大的权力，而是把责任专门交给他以考核功绩，尊重他以激励节操，掌握任免进退，使他能够稍稍尽展才能；同时防止以琐细的文字责难来激怒、扰乱他，这也就可以了。唉！如今所谓任用人才的做法，本来还谈不上。至于今天选取人才，我私下更感到疑惑。称为儒者的未必全由儒者出身，称为吏者也未必全由吏员出身；从旁边进用、杂乱出现，而且未经考试便被任用的，占了多数。如今要得到人才来任用法令，形势上就不能不选择人才并授予职任。古代选举人才的方法很多，难道没有适合其中而宜于今天采用的吗？必须使进身取士的制度焕然一新，以此振奋、激励天下的才俊，然后再从容讨论承担责任的方法，这也就合乎时宜了。刘梓汝材名字记 木类并不只有一种，但经典唯独称说梓材，是说木工把梓木作为材料，难道不是因为它优良吗？我曾读《诗经》“定之方中”一章，想考察梓究竟是什么树，遍查传注和各种说法：有人说椅、梓就是楸，有人说梓像楸，有人说楸是纹理疏松、颜色白而结子的树；这些说法把楸和梓混在一起，很难弄清。于是我记得《孔子家语》说北山有梓树果实，而低垂的楸类大多高大挺拔；只应当以树枝低垂而结实的树来寻找梓，我自认为这种说法或许是有根据的。梓作为优良木材，名称显著如此；可是经过数千百年，人们谈论它的种类形状仍不能确定，那么世上使用梓木的人，未必找到了真正的梓木；真正的梓木也许混杂其中而无人辨认，实在可惜！树木中有梓，并不曾因为人人立即寻找并使用它，所以有些树长到高入云霄、遮蔽日光，呈现瑰伟巨大、杰出奇异的姿态，却常常挺立在荒山山坳，湮没腐烂于山涧沟壑。它们本来安于如此；而世上稍有才华的人，只怕不被人知道，只恨不能被任用，便到处自我夸耀，放声呼喊，他们自处的方式反而不如无知之人，也值得惭愧。因此我因谈论梓木而私下有所感触，把它记下来，却还没有发表。大梁段吉父和他的朋友刘生一同来见我，向我询问这件事；刘生名“梓”，字“汝材”，又请求我为他写一篇说，因此他的情形恰好与我所说的相合，我就举出这些话告诉他。刘生资质优美而聪敏，从北方来到南方求学，乐于结交贤士大夫，以积蓄德行、增进学业；将来或许有成就充实于自身，我只担心他不能扩大自己的作用，不要急于苟且自我推销。圣贤之道不外乎此，刘生如果确实有志于此，一定会因我的话而懂得自我勉励。《礼部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礼部集》卷十一　元代吴师道撰写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