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礼部集卷十六元吴师道撰题防

译钦定《四库全书》《礼部集》卷十六，元代吴师道撰，题跋 《陈森诗》后题 金华人陈森，字茂卿，善于写诗，三十岁时去世。他的朋友黄晋卿寻找他的遗稿，没有找到，便追忆所听闻的情况，共写了十四首诗，为它作序，反复表达心意，并且担心不能使这些诗流传。我读后为之悲伤。从前李贺早死，李藩想搜集他的诗集，访求李贺的亲友；有人怨恨他空有才华，便把诗取来又弃置。唉！有才华却遭遇不幸，又被世俗湮没，善人的志向终究不能伸展。陈森的诗清峭刻厉，听说他为人恭谨，不走出门户，实在是苦心经营、背离世俗所好，可惜不幸止于此罢了。那些听说过的人将深深悲痛，尚且肯一并弃置他的诗；那么他留下的作品能够保存下来，又是多么艰难啊！虽然如此，文章对于世间，越是被世俗排斥，有时反而越能萌发出来。原本就有卓然有见识的人，会把它保存下来，使它不朽。李贺的诗今天仍被传诵，究竟是谁的力量呢？有人又说诗人多困穷，有才者多早夭，这也不对。贤者显贵、仁者长寿，是常理，但二者相遇确实很难。如今世上年老长寿而显贵荣耀的人，活着时没有超过常人之处，死后也没有可以流传后世的东西，和草木一同腐朽的实在不少。拿这种人同陈森相比，又怎么样呢？诗因为写得精工而流传，陈森的诗确实精工；即使有几十位黄君这样的人，凭借跨越万里的声气意气，使后世百代彼此感动，又何必一定借助显贵荣耀才能流传呢？您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唉，这些话说得过分了，不过姑且用来申明我们同道的志愿罢了。《登瀛图》后题 文皇广泛招揽英才，在他开设天策府的时候，这十八个人已经被任用。当时房玄龄、杜如晦成为元老大臣，其余的人也都忠诚清正、英明通达，文章宏大华美，显然是台阁宰辅的材料。想来他们彼此讨论的，绝不只是文章技艺末节而已。我曾考察史书，私下奇怪许敬宗也在入选之列。许敬宗谄媚侍奉武后，依附李义府，杀害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声名污秽于天地之间。文皇当然没有料到他晚年的节操败坏；假如让这十七个人和他同列，难道真是凤凰麒麟和猰貐恶犬相提并论吗？千年以后，应当有人声讨他的罪行，把他从其中削除。《洪范谢氏衍义》后题 《洪范》一书，有大禹的话，也有箕子的话，自成经文和传文；经文很明白，而传注者却昏昧。孔氏把‘初一曰五行’到‘威用六极’看作大禹所排列叙述的内容，却没有涉及其余部分；其中又颇有错乱间杂之处，先儒有的订正一两处，却没有完全整治，所以读者不能没有疑惑。谢氏章撰作《衍义》，考察图数的错综变化，推究它们的各种变化；汇集经说的精要，阐明其中遗失的意义，可以说是专心致志于此了。只是他开头的论说，引用《禹谟》的九功，认为它就是九畴，说《洪范》是箕子自己陈述的，因九功而演绎出来。他说：‘六府’之后接着是三事，‘五行’之后接着是五事，‘九功’之后接着是‘戒、休、董、威’，九畴最后是‘向用五福，威用六极’。禹把谷物列在金、木、水、火、土之后，箕子则专门讲五行，把农事归入土的甘味。三事推演为五事，正德推演为三德；五事、八政，无非是利用厚生的根本；五纪、庶事，无非是五行运行的顺逆。至于次序或许有差别交错，就像《易经》先天、后天次序不同一样，这种说法有明白的证据，彼此如合符契。把这两篇文章放在典籍中相互对照，数千百年来人们习惯了却没有察觉，唯独谢氏能够提出这种说法，也很奇异。我私下有疑问。神龟背负洛书，大禹依照它排列成九畴；像五行、五事，大概已经有了确定的次第，每一畴下面又分条列出项目，例如‘一曰水，二曰火’之类，这些都属于原文。从‘水曰润下’以下，才是箕子解释经文而作的传文，其余各畴都是这样，只有八政一畴独自缺少传文。而且《禹谟》说‘功’，《洪范》说‘畴’，这两个字从未互相出现。《禹谟》陈述德行、政事、教化、养民之事，《洪范》阐明天道和人事的蕴含。《洪范》的体制本来就比《禹谟》宏大；它所说的‘功’，指的是成绩，只能说顺，不能说逆；只能说吉，不能说凶。像六极这样的内容，也可以说是功吗？‘戒、休、董、威’的意义，主要在劝勉督促九功之事；‘曰休、曰威’虽与‘作福、作威’相似，但这只是指君主能够施行的事情，而福和极却有君主不能施行的部分，多半系于上天。假如谢氏说：‘禹依据九这个数，所以功也用九来命名，九事也出于《洪范》，二者相互发明。’这样还可以；但若径直认为《洪范》只有数字而没有文辞，大经大法全都出自《禹谟》，那就是没有深入考察《禹经》和《箕传》的过错。从前南丰曾氏也曾说：《禹谟》说六府，《洪范》就说六；五行作为六府之后的内容，接着是三事，《洪范》则五行之后接着五事；九功说‘戒、休、董、威’，《洪范》的九畴则说‘庶征、福、极’。帝王治理天下，道理从未不同。唉，能说出这种话的人，怎么是谢氏所能相比的呢？难道谢氏抄袭它作为自己的说法，却故意作出不同解释吗？所以凡是读书的人，必须先划分句段，校正文字，辨明作者和叙述者，然后才能探寻义理。否则，即使学说讲得很好，考证却疏略；考证疏略，文辞就会彼此冲突而不相合；既然不合，又怎么足以称为善说呢？我的同乡仁山金先生曾经深入研究《洪范》，订定经传，见于《书表注》。如今也颇为流行，我不再重复，只特别辨明其中的大要，又使后来的学者知道他的《表注》是有功于学术的。《樊绍述绛守居园池记》后题

译樊绍述撰写《绛守居园池记》，文体奇异艰涩，读者无法断句。前代作注解的有好几家，赵仁举出现在较近的时代，应该更加详细精确。我看他的注解尤其疏略浅陋，因此替它订正十多条，并把补充的缺漏写在左边。考察樊绍述的文章很多，却很少流传。这一篇只是被好事者收藏，用来显示诡异曲折和浅薄机巧，实在可笑。人情就是喜欢新奇。唐代元和、长庆年间，昌黎公以文章雄视一世，和他交游的人如李翱的纯正、皇甫湜的刚健、张籍的绮丽、郊岛的寒苦，无论大小风格无不具备；而号称险怪奇涩的，诗是卢仝，文是樊绍述。只有韩愈兼有这些特点，所以《月蚀诗》仿效卢仝，《铭樊墓》也采用樊绍述的体式，仿佛要把它的横肆奔放、断裂残缺纳入其中，并矫正它过分之处。韩公的奇，是正当之奇；二人的奇，是偏侧之奇。文章贵在不刻意求奇，超出正体而自然显出奇来。大概不是有意把奇作为奇，而是不得不奇才是真奇。这篇文章是出于自然，还是有意如此呢？有见识的人自会知道。然而昌黎盛赞樊绍述，说他的文辞必定已经成熟，不必烦劳删削便自然合于法度，文从字顺；这样看来，他其他文章大概并不全都如此。有人说：我讥讽当时人喜好奇异，却又跟着为它辨释，岂不是和一同洗澡的人都在讥笑裸露身体一样吗？我说：不是这样。周诰、殷盘中有深奥的义理和残缺的文辞，那些确实不能凭意会贯通；而这篇文章却是把平易的内容装饰得艰涩，把明白的内容写得幽暗，把通常的表达改成奇异的形式，只要慢慢考察，就都可以看出来。那些作注解的人耗尽心力仍然困惑，难道樊绍述不是超过常人吗？题韩干《马图》后 明皇在位日久，天下太平，所蓄养的马匹繁殖兴旺。宫内有帝闲，宫外有各监，记载、志书和吟咏都可以考察。因此神骏的马驹、奇异的骏骨，往往都有。当时曹霸、韩干一类人，又凭善于画马而著名。人物与时世恰好相逢，难道不是奇异的事情吗？唉，开元的盛世达到极点了！凡是天地所生、自然所产的东西，没有不丰盛充足、洋溢兴旺的，何况是马呢？马匹兴盛而奇骏出现，道理本来就是如此。当姚崇、宋璟执掌国政时，群贤相继升用，著名卿相和有才干的大臣多得数不过来。波及某一种技艺的人，只是余波所及，却也都精妙绝伦，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人事与气运相互感应，而太平盛世光明显著的效果、君主涵养培育万物的恩泽，显著地验证出来，大概就是这样。何况治世隆盛时凤凰来仪、麒麟出现，家家都可受封；披坚执锐、在君主左右侍奉服御的人，无不是圣人一类，难道还不可信吗？广平王氏家中收藏韩干的画，流传得很久远，确实无疑是真迹。我只是借此追论当时的事情，又深有感慨，难道只是欣赏玩好而已吗？题李息斋墨竹 文与可、苏子瞻仙逝已经二百年了，墨竹这一派如今被蓟丘李公继承。他运思用笔，天然情趣幽微深远，把他同二公等量齐观，很难轻易分出高下。有人说，二公在当时虽然受到尊贵重视，但困顿憔悴、漂泊失意的时候也不少，竹画难道能够救助他们吗？李公如今正凭借这种技艺上合天意，得到显赫的宠爱和赞誉，难道不是荣耀吗？我认为士人用世，依靠的是学术和政绩，技艺只是余事；三位君子的道路是一致的。然而遭遇显达或不得志自有命运，这与画艺有什么关系呢？于是观看这卷画，并记下这些话。《四皓图》后题 张良招来四皓来安定太子，司马公怀疑他们是张良的党羽；张良拒绝父亲一事，《资治通鉴》没有记载，《纲目》却写了出来，并赞许它合于从窗户纳言的道理。至于《鸿鹄歌》的编次，朱子认为张良特意保留其中正大重要的内容，才采取这种实在不得已的谋略；这两种说法都充分表达了各自的意思。吕成公说此事合于首止之义，所以论说张良已经完备了，我哪里敢再烦琐议论？我曾经从四人的出处来讨论这件事：嬴秦的毒害流布天下，谁不想离开它？桃源这个名称，是后来才听说的。推想他们逃往荒远之地，深藏不出，只是唯恐不与世隔绝罢了。商山连接关中、洛阳，处在秦楚兵争的近旁，若要隐居，就不应选择那里。身体虽然隐居，世人本来应当不知道他们；但说连皇帝也不能屈尊招致他们，是因为他们当时具有领袖般的声望，在人们中间影响极深。大概这四个人身负超越世人的才华，正逢动荡的时代，准备大有作为，只是时机不合，年老已经到来。世上如果有周文王，那么就像伯夷、太公一样，他们会起来归附；同时他们又不愿受辱于傲慢辱骂他们的君主。那时言辞礼节殷勤厚重，而事情又关系到安定天下的根本，绝不是小事，因此他们果断前来一次；事情成功、计谋确定后，便像脱去鞋子一样离去，不知最后到了哪里。这难道是寻常之举吗？世上的赞论虽然只得到一两种，至于评论他们最初的节操，却径直认为他们属于避世深藏之流，大概并不了解他们的心意。近来保郡刘因是名士，他题诗说：‘奔走只恨为臣已老，避世难道是我的初心？’和我所说的完全相合。可惜没有机会见到他，和他一起讨论这件事的是非高下。

译题《跨驴觅句图》驴以跛慢著称，骑肥壮骏马的人看不起它。唯独对于诗人来说，驴却很合适：杜甫奔走京华，李白游历华阴，贾岛冲撞尹节，孟浩然和郑綮，都曾在风雪中骑驴；这些情景都可以画出来辨认。杜甫的诗高峻挺拔，祖先忠贞、始终不忘君主，这就不可再超过了。李白豪迈而孟浩然质朴，贾岛清寒而郑綮浅陋，不只是他们的诗如此，他们本人也像这样。我曾经这样评论他们的优劣，只是不知道这卷画所画的是哪一个人，有眼力的人自然能够辨认。《徐忠壮公事实》后题 起初我年幼时，听乡里姓徐的人说，是忠壮公徐徽言的后代。稍长以后读《宋史》，看到他在建炎年间死于晋宁的战难，评论者说他在攻守防御中竭尽力量，屈死而不受辱，和王禀死于太原属于同等节义。又知道忠壮公出生在衢州，那里和我乡里的土地风气相接；他的忠勇挺立，使谈论者不敢把他概括为懦弱，这也很伟大了。我想从他家求看遗文旧事，以考察他的一生，却都没有人能够回答。可是他的另一支族人在西安、龙游一带仍然兴盛。一天，他的后代某人带着忠壮公的事迹来告诉我，其中铭文、行状、传记、诔文以及当时褒奖抚恤的典章都很完备。读完后才知道详情。某人说，这部书过去曾刻印过一两次，如今已经不存在了，将重新刊刻流传；并把郡志、野史以及士大夫所记录的材料，还有忠壮公祖先一门中可以考见的事迹和功业，汇成一编，又附上谱系。他说：‘您何不为它作赞呢？’我想，忠臣义士冒着刀刃，死于城郭疆场，难道是为了谋求流芳后世吗？即使一时没有记载，湮没无闻，他们光明磊落、气势凌驾天地的本色本来就不会改变。何况善于言说、喜好义理的人，哪个时代会没有呢？忠壮公所树立的功业就是这样，国史已经记载，天下后世都在诵读，这是谁的力量呢？我听说孝子慈孙所以论述记载先祖，心意是没有穷尽的。子孙先把它记下来，然后由别人诵读，这是合宜的；别人替他记载，而子孙反而很快忘掉，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心情了。忠壮公作为忠臣，他的子孙能够做到这样的孝。看见他的忠和子孙的孝而乐意为之称述，是人所固有的善性和好德之心。这部书的完成，难道只是一个家族的私人荣耀而已吗？赵氏寿诗题 人的富贵和利益，都可以凭力量取得；不能凭力量取得的有两件，就是寿命和贤良的子孙。长寿而又有贤良子孙的人很少；世代相继都长寿，又世代相继都有贤良子孙的，就更少了。人的一生，美好或丑陋、丰厚或浅薄，禀受于上天，只有善行可以由自己取得。然而行善而得到报偿，也仍然是天意。兼有美好和丰厚的禀赋，又享受行善的报偿，本来就是造物者所吝惜的啊！广平人赵庆甫曾任运司幕官，退职后在高沙养老。今年八十岁，高沙士人共同作歌诗来颂美他。此前，庆甫的尊父八十岁时，他乡里的贵人名士也曾有颂美之作。到如今再次出现，真是盛大的事情。庆甫的孙子仲敬任南台掾，拿这次所得的诗，请草庐吴先生作序。后来作者仍未停止，他又把这件事交给我。我知道赵氏两代都长寿，看了诸公的称颂，观察他家慈爱孝顺的情况，又知道他们家世代贤良，大概就是所谓禀赋丰厚美好、积善而得到报偿的人吧？不过，我因此又有私人的感触。我家先大父享年九十岁，如今我的父母也将近八十岁了。近来我曾把他们迎接来这里，但心里总是不快乐，日夜思念乡里和旧日故交，终于舍弃这里而回去了。区区一个小官，不能使父母心意愉悦、内心安定，还凭什么做儿子呢？我祖父、父母的寿命，幸而与赵氏相同；但比起仲敬用来使父母荣耀、使他们在当时显耀的做法，我所能做到的百件中还不到一件。让我来作这卷的序，难道不是惭愧至极吗！《金兰庭诗》后题 兰庭先生金君，名似孙，字叔肖。他的祖先在宋代是富裕人家；他的父亲金之焱，字仲华，由太学舍选考中淳祐七年进士，官至工部架阁。曾在吉州文山主持考试，金君从其选中。文山领兵前往杭州，经过兰溪，因为金家乡里的宅第，便告诫军士不许有一人登岸，由此可知当地对金家的尊敬。金君年少时俊秀敏捷，记忆力很强，擅长举子文。科举废止后，便专心作诗，诗风清新警拔而有意趣，善于讽刺切责人世间的变故和衣冠士人的风气。乡里的暴横之人倚仗威势，放纵横行，十分欺凌金君；金君始终抗拒，不肯屈服。他又傲视俗流而少与人交往，喜欢饮酒，常常与人抵牾，大概是因为他一向自负很高。既然抑郁而不得施展，家事更加衰落，感激、愤怒和悲伤，更多发露在赋咏之间。他去世时五十一岁。我先祖父从架阁公那时起就继承馆舍，与他家往来；金君确实曾经受业于先祖，因此后来便成为姻亲。我祖父晚年除了金君没有可以交谈的人，隔不了几天必定互相拜访；每次来访就命人设酒，笑谈至酒意酣畅，或高歌，或在郊外城郭间散步，整日流连。我从未不拿着几杖跟在后面。年少时学习写作，每次见到他，他总勉励我，这些话至今还能够追忆。金君去世时，儿子还年幼，所以遗留下来的书稿全都散失了。我家所存的唱和诗没有几首，只有知道他对介翁诗集完全依韵和作，并不是涉及自然景物的作品。现在选取若干首，又把其他篇章附在后面。唉，士人传于后世的，不过是功业和文章罢了。功业本来不必依靠文章就能流传；只是处境困穷、地位低下的人，文章即使写得好，不幸湮没无闻的却很多。像金君这样自负才华、不屑迎合世俗，大概就是古人所谓的狷介之士。他的诗触景感时，难道不足以把自己列入《诗经》风诗作者的行列吗？可是如今乡里谈论他的人已经很少了，再过几十年，恐怕连他的姓名也无人知道，岂不是太可惜了吗？我并非有能力使他的声名扩大，只是想到我们累世交谊深厚，他仅存而可以流传的作品，不应在我这里被弃绝；这也是义所应当做的事。将来采集民间风俗、撰述郡志时，谈论我乡人物的人，或许可以从这里得到考证。《桃源图》后题 昌黎韩公有《桃源图》诗，可见这幅图在唐代已经出现了。他的诗开头说：“神仙有没有，何其渺茫；桃源的说法实在荒唐。”结尾又说：“世俗之人哪里知道真假。”大概是没有把陶翁的话当作事实。而且古今流传的避秦之人、吃芝草的老人、采药的女子、入海的儿童，往往并不少见。桃源之事未必没有，只是所记渔父迷失而再也找不到道路，似乎像异境幻界、神仙家所说的情形。这就是韩公不能不怀疑的原因。我看陶翁气韵淳厚古雅，日夜向往羲皇时代；遭逢叔季之世，在变革篡夺之际，值得感慨的事情何其多！他后来所作诗说：“道路如果经过商山，请替我稍作停留。多谢绮里季和甪里先生，不知你们的精魂如今怎样？”他的仰慕尚且如此，推想他对于桃源，本来一定乐于听闻。只要希望在这里高飞远举，就可以知道他的内心；至于这件事究竟有无，又何必值得议论呢？评论这幅图的人，不妨试着用我的话来求得它的意义。

译《邵氏今是堂稿》跋 我们乡里的前辈，在宋室南渡以后，有邵公囦、应公镛，尤其精深于经学。邵公在《易》《礼》方面，应公在《易》《书》《礼》方面，都有论著成书。邵公就是朱子文集中所称的长沙博士，曾把张宣公的《三家礼范》以及邵公所释的释奠仪式刻在学宫的人。我曾见到应氏《书约义》以及元代于卫湜《礼记集说》中偶尔引用的一两条，其他的就没有见过，浅陋无知，自己很惭愧。两家子孙有人说这些著作没有流传，想来是把它们秘藏起来了；否则，岂不是非常可惜！如今这部《今是堂稿》，就是邵公所著。他的曾孙均拿给我看，其中往往是赋咏、笺记一类作品，内容广博，辞采丰美，都可以传诵。由这些华美文辞来验证他的学问根柢，那么邵公学问的蕴含，也可以从这里得到了解了。又如朱子在湖南时曾推荐他，说有“学问文章能够自立，教诲诱导从不厌倦”这样的话。既然他亲自得到知己如此的知遇，还对仕途没有大显、学问没有完全被采用有什么遗憾呢？邵氏由《今是堂》而更加兴盛，但世道变迁、事情改变，遗风将要湮没。这部编稿是均访求所得，据说是从樵夫农夫手中得到的；他正处于困顿憔悴之中，仍聚集编纂，世代勤勉而又担心后继无人，蔼然显出孝子慈孙的心意，足以激励浇薄的风俗。假如《易》《礼》两部书还存在，为什么不一并扩大它们的流传呢？《今是堂稿》能够不朽的根本，就在这里了。东莱手书《张孟远序》跋 朱子赞颂吕成公说：“一身具备四时之气的和谐，形容先生的德行最为完尽；即使百世以后，也仿佛亲眼见到他。”我曾听说，吕公年轻时颇为严厉急切，因读《论语》中“躬自厚，薄责于人”一章，气质发生变化，德量宽宏；他自我修养勇猛而涵养纯正，由此可知。如今看《送张孟远序》，其中极力称赞张孟远横行奋发、超越卓异、明敏俊秀、宏大通达，说他能贯通古今、角逐辞章；但吕公反而认为自己不如他，而他用来比况自己的话极其谦逊简约，意思仿佛对张孟远还有不满意之处。难道是因为他恃才任气，不能合于中和，又拘泥于记诵文辞的习惯，未能进于道吗？得到吕公的话来医治这种毛病，他所受的赐益也太深厚了。世上患有这种毛病的人很多，假如能够读到这篇文章而受到吕公的赐益，也就是张孟远有启发他们的作用，同时又受到张孟远的赐益了。我惭愧地作为吕公的同乡，沐浴在他遗留下来的教诲中，便把自己的所见附在后面，不知道是否恰当。张孟远名杰，是衢州人，张汉伯澄的孙子。张汉伯跟随韩世忠讨伐汝为，战死。孟远师从汪玉山，曾拜见张魏公，张魏公认为他奇异，又跟从朱、张、吕三位先生交游。后来上书触犯赵雄，任安吉宰时遇大水，免除百姓租额；郡守发怒，上章请求避嫌，孟远也请求祠禄，于是没有再出仕。这个人也是值得尊重的。跋赵子昂帖《李安忠画鼠盗果》徐崇嗣曾画《茄鼠图》，如今李安忠画老鼠吃荔支，大概是同一构思。世上可以入画的事物很多，他却偏偏在老鼠上用心，也很奇特。假使观看它的人由厌恶转为玩赏，难道不是笔墨的妙处足以改变人的情感吗？东坡赠巢谷诗墨迹：“春雨如尘暗……” 苏文忠公赠给巢谷共有两首诗，这一篇和《元祐莱》就是其中两首，都是元丰六年在黄州时所作。吴兴施元之及其儿子施宿、吴郡顾景藩共同为苏公诗作注，后来出的本子颇为精审。诗中第十六句作“寒螀呷”【此处作“寒蛩”】；又说现在成都府治的石刻把“一瓢”二字写作“一尊”，而元祐年间所书的也是这样，那么苏公亲手书写这首诗的本子不止一个，难道是因为没有忘记在忧患中相从的朋友吗？展读诗卷，使人想见他的风度气概。题谢君植、吴立夫诗词后 延祐庚申年冬天，我北上经过彭城，在黄鹤旧台基处俯视汴水、泗水交汇，四面青山曲折绵延，残冬景色参差，孤城低沉昏暗，便问戏马台在哪里。同伴吴立夫高兴地作诗，我于是和他一起诵读苏子由的《黄楼赋》、文文山的《彭城行》，悲凉地作罢。三年后我到淮东，停船京口，遇见故友谢君植。酒喝得尽兴后，一同登上北固山多景楼。当时云气昏暗，风起浪涌，江中往来的船只成百上千，远远望去像凝立不动；维扬隐隐可见，满眼都是凄凉。君植擅长乐府，于是举出辛稼轩、姜白石旧日所作的一两阕，悲壮顿挫，使人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转眼十年过去，想到两位朋友却一直未能再见。一天读旧纸，得到他们寄来的其他诗词，联缀成卷，想到昔日游览时想要作诗的愿望，便提笔写下这段话。假如两位朋友作诗，一定能说出我所不能说出的感受，情怀激烈，可以与古人争雄，将来或许能够见到这样的作品。《刘漫塘语录》后题 漫塘刘先生的德行文章足为当世师表，初试任县令、县长之职，但当时世事正发生变化，他便远远退避，隐居高蹈。后来即使诸位老臣竭力招致，他也不改变志向，实在伟大。某来到宣城，有幸看到学宫所刊刻的《语录》；先生的曾孙善余也寄居此地，拿出所收藏的除籍田令、直秘阁领祠官、特授将作少监等告身，以及袁公甫撰写的墓志铭、太常考功的谥议。读这些文字使人凛然起敬，只遗憾没有看到全集。这部《语录》是王使君遂从先生的儿子汝进那里得到的，汇集家庭、亲友所记录的内容；序文说有十一卷，如今是十二卷。第三卷论作时文【云云】，注语以下恐怕可以删去“字”一类文字；这一条的词句浅陋，莫非是后来增益的吧？然而第四卷第二十八条所说的也是这一类，应该都列入删去之中。他所说想学习圣贤、并且先学孟子，与先儒所说“孟子才高而难以学习”的观点不同；又说程子把气质之性、气与义理相对，质与性字相对，其中“性”字是赘余的。我私下认为，程子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对而言，正是对性命之论有很大贡献，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生得晚，无法当面请正，只姑且记下疑问。【缺字】十二卷第三条作时文【云云】，如同街市上旋蒸旋卖的热货。【缺字】第四卷第二十八条说作文法，末尾必须有新意，如同演杂班戏最后使人欢喜。《古三坟书》后题 《古三坟书》一卷。宋元丰年间，毛渐从唐州北阳百姓家得到它。绍兴年间，沈斐在婺州学宫刻印。近年刻板因火灾而不存。我向张子长借来这部书阅读。所谓“三坟”，是以山、气、形为区别。把伏羲的书称为《连山》，神农的书称为《归藏》，轩辕的书称为《乾坤易合》。每一坟都有传，又有《姓纪》《皇策》《政典》等篇。后序说，天复年间从青城山裂开的石头中得到它；却不说是什么人所得，也很可疑。仁山金先生说，《周官》外史虽然有三皇五帝之书，却没有听说“坟典”之名。倚相所读的，或许是另有一种书。序文因为尧、舜有《二典》，便牵强地以《三坟》《五典》配三皇五帝，反而增加了纷乱。伏羲的书，没有比卦更重要的；孔夫子于是为它作《十翼》。假如炎帝、黄帝的书还存在，怎么会不记录下来？后世农家、方技以及老子、庄子的书中所记载的，往往都是传述失真的内容。近来《三坟书》从张商英家流出，而且古《易》已经有六十四卦，怎么能又有三坟呢？龟山先生曾加以辨析，这是从道理上推断它为伪书。所谓三坟，在汉代《艺文志》中已经没有流传。隋史记载刘炫撰写了百余卷书，题为《连山易》。

译子长说，这部书的卷名不同，也不是刘炫所撰。天复是唐末年号，号称距今两千年，一旦重新出现，又说是从裂石中得到，尤其荒诞。考察晁公武所说，张商英伪造此书，大概才是事实。既然已经明白它是伪书，本来不值得深加辨析，这里略举一两点来显示撰作者的谬误。《大传》说：“《易》有太极，这是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先儒不知道先天的意义，所以多有误解。如今这部书却说：“混沌是太始，它的数为一；一为太极，是天地的父母。一极发生变化，天高明而清，地广大厚重而浑浊，称为太易，是天地的变化。太易的数为二，二为两仪，是阴阳的形态，称为太初，是天地的交合。太初的数为四，四充满易，四象变化而生成万物，称为太素，是三才的开始。太素的数为三，三充满易，天地孕育而生男女，称为三才。三才，就是天地的完备。”这些话颠倒错乱，完全没有条理，却把自己比作《易》，可以吗？《夏书·政典》【云云】先儒都认为是指羲和，只有林氏认为上文“国家有常刑，施行先王的诛罚”文意已经完足，这里是告诫官吏士人的话，所以金先生的表注沿用了这种说法，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难道是区区摹拟传注的人所能知道的吗？况且各位儒者都不相信这部书，只有毛渐、沈斐特别相信它，也不过是好奇过度罢了。沈斐也是衢州人，字文伯，曾任婺州教官，著有《春秋比事》。陈亮作序认为他是湖州人，陈振孙说湖州有个沈文伯，名长卿，不叫沈斐。如今根据这部书的题识，知道陈亮说错了，因此一并记下。《百丈山钟氏田券》跋 百丈山在洪都，是著名寺院，拥有若干田地，这是钟傅的产业。钟傅从微贱出身，逢时兴起而称雄，拥有数州土地；区区田产，到了第二代已经不能守住。假使它们散落民间，谁还会再说起他的姓名呢？如今竟能借名山而流传，难道不是幸运吗？东阳辉尊师查阅旧田券，整理此事并加以表彰。参政耿公文叔为此事作序，叙述得很详尽。我曾到过一次西江，认识耿公这个人，他是宽厚的长者，说话尤其值得征信。这幅卷轴又成为山中的珍宝，事物依托于所依托之处竟是如此，也可以由此产生感慨了。欧公书《州名急就章》跋 汉代黄门令史游撰写《急就章》，其中有许多古语古字。颜师古为它作注。朱子曾校订此文，近代王应麟又补充颜师古的注释，十分详尽。欧公的《州名急就章》，一时以文章为游戏，但音韵协调，另出新意，也是一篇奇作。欧公曾编修《五代史》，撰有《职方考》，把州名列在前面。《急就章》的创作，开端是否就在这里呢？它的文字虽然不多，概括的内容却很多。假如有人为它作注释，难道不胜过《地域》等书吗？颜师古、王应麟这样的人，如今难道没有了吗？还是有这样的人呢？潘观我所作《叶审言字辞》跋 主簿审言将要赴晋江任官，经过我的兰臯，带着他的冠礼字辞给我看。当时乡先生潘公为他所作的字辞，其中写道，审言只要不忘家庭的训诫和执友的忠告，对言语行动的关键一天比一天谨慎，就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境界。何况任官治理百姓，规章条目万端，若要用简约的原则统摄它们，又哪里能超出谨慎审察之外呢？审言必将更加充实自己的操守功夫，自然取得使人敬重信服的效果。我家祖父又有幸与菊庄先生交往，而审言与我的情谊更加深厚。他家收藏的前辈片言只字，我无不看过，唯独这张纸还没有见过。潘公自己说这篇字辞仿效蔡忠惠公；如今看他的书法，也确实像蔡公。考察嘉祐年间，蔡公曾书写并授予儿子蔡旬，作为正泉州安静堂的文字；晋江隶属泉州，审言将要前往那里，可以借此仰慕蔡公的高尚遗风。祝颂、称愿的话，大概已有先兆，并不是偶然。因而高兴地写下这些，以作识别。赵子昂书写东坡诗 东坡先生《月夜饮酒杏花下》诗，风致流丽，神情洒脱；子昂常常喜欢书写它，大概也是因为与自己的平生情怀相契合罢了。我评论赵公的书法，应当像苏公评论他的诗一样，不知道观看它的人认为如何？鲜于伯机书写太白诗 大德丙午年，我侍奉先父在仙居任职。边尹世安拿出所得的一轴诗卷给我看，其中有这张纸，我很喜爱，便请求带回来。太白诗本来不需要赞美了，伯机所写的书法遒劲奇逸，尤其是得意之作，我时时拿来玩赏。吟诵《敬亭山》中的诗句，知道它写的是宣城，却起初完全没有省悟。二十年后，到泰定丙寅年，我任宣城录事，五年后离去。山中有裴公寺、梓华神祠，大概都是祈祷祭祀的地方；我多次前往，因此得以穷尽探访其中幽深之处。道路经过书堂寺，黄蘖泉在高林深谷之间；我每逢送人迎客，总在泉旁休息，直到一天结束才返回。住在城中，出门就面对群山，早晚都看在眼里，所谓彼此相看不厌，真成了先贤的预言。人的行止，难道不是有定数吗？我曾经阅览图籍史书，知道天下名山大川所在；南北相距数千里，我所走过的不过很少。将来若上天安排我遇到它们，赐给我奇异的景观，难道只是敬亭山而已吗？《东坡二帖》右边是大苏公的亲笔。前一帖是写给陈辅之的，后一帖是慰问黄实师的。辅之是丹阳人，每年到金陵上坟，必定到蒋山拜访杨德逢，就是所谓湖阴先生；有一次没有遇到他，便在墙上题诗说：“北山的松花粉还没有飘落，白下风轻，麦苗的根脚斜斜。我的身子像往年王谢家的燕子，一年一度来到你家。”德逢被荆公称许，荆公有“寻常百姓”的戏语，又有诗赠给辅之说：“南郭先生如鷾鸸，年年经过我这里，从未错过期限。不要谈论王谢当年的事情，大体上乌衣巷还像从前。”正是指这件事。荆公掌权时，辅之闭门不与他交往；等到荆公退归后，辅之又与他交游。由于东坡称许辅之，更加知道他的为人。东坡又有一帖写给辅之说：“你在万里之外的海边，能够不死而归，退居乡里；只是担心身体不能复起。假如能稍作停留，便又可以同故人一笑。”这也出乎意料之外。当时东坡在毗陵卧病，辅之时时前来探访；他对苏公也十分情意深厚。黄实师事情的始末，集贤袁公熟知。奉化黄氏的情况，注释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考察可知，黄实师的母亲是章硕人，章惇是他的舅舅。子由任陈州官，因此黄实师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子由的儿子，适逊所娶的就是其中之一。

译哲宗曾想召用林希，林希却因此受到阻挠，最终官至宝文阁待制，任定州知州而死。辅之虽然与荆公交游，却尤其厚待苏公；黄实师虽然是章惇的外甥，却与苏公相交。到后来，他们都被章惇一党排斥。两人的出处虽然不同，但崇尚道德、守持义理，不因权势利害而回转邪曲、改变贤德，这一点是相同的。敬仰他们的高尚风范，因此记在这篇文字后面。跋赵子昂帖 子昂学士，自从他的父亲离开我们乡里已经很久了；他自己也把籍贯写成吴兴。看他答复陶士元的信，既因能够叙说亲情话而感到欣慰，又因为见到乡土的物产而喜悦得不能自持。那种深厚的桑梓之情，仍然足以激励浇薄的风俗。只是遗憾我这个晚生小子，来不及见他一面。吴存吾书 存吾先生的墨迹，我在宣城看过很多，曾评论他的书法秀美劲健，像颜鲁公、蔡忠惠；奇逸之处像米南宫。至于最高妙的地方，时而出入章草和二王书体，也是近代的绝品。这幅醉后所书的墨迹，怪奇豪放，神气飞动，超出常规之外，令人可喜可惊，尤其与平常所见的不同。所写的词是康伯可《雪夜促苏养直赴溪堂约》，有一个本子把“杨花”作“梅花”，把“月破黄昏”作“月满前村”。有人说杨柳与花是同一物，黄昏与夜的意思重复。我认为前一种说法是对的；“黄昏”二字用了林和靖诗句的语意，并不是指夜晚。改后的句子相差太远。又有把“江”改作“溪”、把“吹下纷纷”改作“飞下同云”的，都是浅陋的说法。杜端父墨迹 杜公世代居住在我们乡里的紫岩，名讳汝霖，字仁翁，曾向安定胡公学习，又曾受到李公择称许。他的孙子杜陵有五个儿子：旟，字伯高；旃，字仲高；斿，字叔高；旞，字季高；一人字幼高但姓名缺失。伯高登吕成公之门，同时代的陆务观、陈君举、叶正则、陈同父都称许他的文章。淳熙、开禧年间，两次因制科被推荐，有《桥斋稿》。仲高在湖州漕试中名列第一，吴猎、杨长孺与他友善，著有《杜诗发微》《癖斋稿》，孙得之为它作序。叔高曾向朱子问道，与辛幼安等人交游；端平年间以布衣身份被召入秘阁校勘。季高、幼高的文章都相差不多。幼高有《粹裘集》，叶正则为它作序。人们称他们为“金华五高”，而伯高最为突出。旟的儿子去伪，旃的儿子去轻，斿的儿子去非，缺名者的儿子去华，也都很有名。守臣赵汝腾曾推荐去伪，请求授予他官职。他的儿子濬之、若川研究《春秋》，取得乡贡资格。改朝换代以后，他们感慨自伤，矫正行为、隐匿踪迹，寄食于西峰僧寺而死。从汝霖到濬之，六代做官虽然不显赫，但文采声望连续相承而不衰，也是我们乡里少有的事情。这封帖是去轻的亲笔，大概是我先大父碧溪翁的朋友。我年幼时还见过很多诗帖，如今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一件。宋朝末年，士人竞相学习举子文，而杜氏一门的子孙都崇尚古文。如今乡里还能看到的残碑断碣，全都有家传的法度，甚至连书法也与众不同。这张纸仍然深得山谷老人的笔意，绝不是不学习就能做到的。我曾阅览《朝野杂记》，其中把杜斿误作杜福；续修郡志的人又把他的姓名删掉了。如今他的遗泽已经断绝，后代也几乎绝迹。我每次想到他的片言只字，总要取来记录在这里；又详细写下他的世系和我所见所闻，希望后来的人还能够有所考证。厚斋是季镛，字伯韶，括苍人，寄居金华。“甲下”二字缺少考证；他的诗应当是甲子年所作。题《子华子》后 我小时候在乡校墙间见过石刻，朱子给杜叔高的信中称《子华子》是“非常可笑的东西”，我记住了这句话，却没有见到这部书。后来买到并读了它，又考察朱子辨论其可笑之处的文字，私下为作这部书的人枉费心力、错误构造而感到惋惜。朱子认为此书出自越中，恐怕是王铚、姚宽所作；晁公武认为是元丰以后举子所作，大概是因为书中有许多关于文字的浅陋谬说。我认为，它明显是伪书而容易辨认的地方在于：孔子遇到程子，因初次相见便交谈而见于《家语》；子华子游说韩昭僖侯，事见《庄子》。战国距离孔子的时代已经很远，却把两个人合成一个人；如果说《庄子》是寓言，那么陆德明说“魏国人”就一定不是妄说。永嘉叶适最尊信此书，甚至奇怪孔门弟子没有记载它，孟子、荀子以及汉唐文士都把它当作异说，他却望见便舍弃。叶适对于古人可信的地方，往往挑剔指责；对于不可信的地方，却独自坚定明察而深深取信，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后面的两篇序，一篇称作希子、默希的人，唐代南岳道士徐灵符号称曾注《文子》，就是这一说法的端绪；所谓“训解玄通经”，大概就是那个人。因为此书到唐代才出现，所以托名古人来作它。又说：“读《吕氏春秋》时见到《子华子》……”如今第二章“丁氏穿井得到一个人”的说法，就是《吕览》所记载的内容，剽窃之处可以由此验证。有一篇题作“钓矶叟”的文字，辨说今本删没了昭僖侯一则，其用意又使人怀疑《庄子》，证明它只是寓言；同时又以此证实本书篇章离散、简断，不是全书的原话，实在狡猾。善于欺骗的人，哪里知道最终不能欺骗别人呢！我于是根据朱子的话，搜集记录它遗留下来的内容。道冲禅师书写《山谷煎茶赋》痴绝禅师道冲，是蜀人。他书写《山谷道人煎茶赋》时正在宋淳祐年间，因为蜀地残破而伤感，以至于流下眼泪。他置身尘世之外，尚且没有忘记国家的忧患，并不只是乡土之思罢了。假如当时的士大夫看见它，能够不在心中感动吗？范元卿书帖 这是我们乡里范端臣元卿舍人的书法。元卿学问广博，文章书翰奇逸，哪里只是才华胜过常人呢？大概在家中受到父兄的熏陶，出外又与绍兴、乾道、淳熙年间的贤人交游，也是一时的盛事。和诗中称“三一叔”的人，名津，字茂通；香溪先生浚，字茂明，是他的堂弟。元卿的父亲叫谓载茂，是香溪的兄长。诗中有“蛮雨瘴烟，人归陇北”的句子。大概元卿在乾道庚寅年任晋康守，癸巳年出岭，这些诗应当作于那以后。与德章秘校的帖子，是乡里陈氏的东西。元卿多次和作他的诗，在《斋斋集》中可以见到。《北山游卷》跋 右边是《北山纪游诗文》一卷，由金华叶谨翁审言、乌伤黄溍晋卿、兰溪吴师道正传、东阳张枢子长以及释无一所作。从至大庚戌年到至顺癸酉年，二十四年间，共游览了多次。五个人不一定每次都同时到，但每次游览必定有作品。美好的唱和诗在前面引导，清雅平和的作品随后相继；有的观览胜景而抒发奇思，有的因事记载真实情况。凡是登临的美景、朋友相从的快乐、怀念贤人和凭吊古人的感慨，以及用来抒发一时兴致而使其不至于在后世湮没的内容，大概全都在这里了。灵源草堂的辉师和他的弟子琳公，博雅爱文，把我们这些人的作品前后全部搜集，没有遗漏，拿出来给我看，于是誊写成卷，又送回草堂。想到最初游览时，审言还不到四十岁，是年纪最长的；晋卿次之；师道和无一都不到三十岁；子长还不到二十岁。如今壮年人已经老了，年轻人的年龄也超过当年年长者了。这期间，儒者和僧人的身份不同，出仕与退隐各异，因而安逸劳苦、欢乐忧愁也各不相同，值得感慨的事情何其多！幸而彼此都平安无恙，脚力还很强，往日的爱好没有改变，泉石间的快乐仍和从前一样，难道是偶然的吗？再过二十多年，不知道还会再游览几次，又能得到多少篇作品。

译我还能够多次书写，不会只写这一篇而已。题潘默成赠方仁声诗后 求学修道漫长无尽，还没有看到成效，哪里敢说凡俗的资质可以赶上仙人的风度？将来我带着一钵离开江湖，先到苕溪拜访葛洪。这是默成潘公赠给方仁声的诗。前面有序说：“先生是我的乡里人，客居吴兴，神情旷达爽朗，像晋代的高士。晚年得到官职，却没有仕进的意愿，在西溪筑庵，名为白云，专门把保养身体、修养性情作为事业。诗文雄厚深沉而雅正劲健，追踪古代作者，共有二百多字，称誉极其深重。”真迹收藏在柳道传博士家。考察方仁声，一名方勺；政和乙未年时，他已经五十岁。当时士人稍微凭才艺有名，就有途径可以竞争进身，而他却能这样超然高举，难道不是贤者吗？他所著的《泊宅编》十卷流传于世。泊宅在乌程，相传是张志和浮家浮宅的地方，因此张志和号称泊宅翁。张志和也是金华人，而寄居吴兴；两人的志趣操守、出处大略相同，真足以相互匹配而无愧。只是世人很少知道这件事，有人把他认为是严滩人，是没有考察过。《礼部集》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礼部集》卷十七，元代吴师道撰写的题跋 《罗隐甲乙集谗书》后题 右边是罗隐《甲乙集》上、中、下三卷和《谗书》五卷。淳熙年间，新城县知县杨思济所刊刻。我曾阅览《唐摭言》，记载罗隐在开平年间多次被征召任夕郎，却不肯起身。罗衮任姚公的副职、出使两浙时，赠诗给他，有“傍晚便想起向青锁门拜谒，年老后寻找同赤松子游”的句子。罗隐的答诗【云云】，如今文集中没有。考察陈氏《书录》，称《甲乙集》十卷，与这里不同，疑心这不是完备的本子。又有《集》五卷、《湘南集》三卷，以及《淮海寓言》，如今都没有见到，无法考证。虚谷方公引用《方舆胜览》，取材于杭州图志，说罗隐在光启年间任钱塘令，被征辟为掌书记，任给事中，升任发运使，这些都是钱氏所授；而欧阳公《吴越世家》却说他是钱镠的宾客，因此认为可疑。我考察晁子正所说，罗隐考进士不中，在各镇任职都没有得到合适的职位，便归附钱镠；钱镠征辟他为掌书记，历任节度判官、副使，奏授司勋郎中。梁祖以谏议大夫征召他，他没有前往。魏博罗绍威把他推为叔父，上表推荐为给事中，最终去世【缺字】。这样看来，上表推荐他为给事中的，是罗绍威而不是钱镠；而罗隐劝钱镠出兵讨伐梁，是在任镇节度使判官时，方公都没有考察到这一点。《吴世家》说罗隐是钱镠的宾客，是因为那时钱镠还没有任节度使；景福二年以前如此，那么他被征辟为掌书记必定在后来。其他史志所传的内容，哪里足以随意据此作为确切事实呢？唉，世人称说罗隐，大多只把他看作诗人；看见他的著作，也不过认为他是怀才不遇而愤世嫉俗的人罢了。谁知道他有不肯臣服于叛贼的志向，凛然具有古代烈士的风范，实在伟大啊！自从罗弘信厚待朱全忠，绍威已经臣服于他；全忠甚至把女儿嫁给绍威的儿子。绍威死于开平四年，给事中也是梁朝所授的官名，与谏议大夫有什么不同？难道说罗隐会跟从他们吗？《摭言》所谓“不起”，才符合事实；考察年代，也完全能够相互印证，毫无疑问。因此我特意把两首诗完整抄录下来，附在今本《甲乙集》之后，并写下这番说法，希望罗隐的志向更加明白，而世俗传闻的错误，明智的人一定会有所驳正。《东峰亭记》后题 冯宿，字拱之，是东阳人，在唐代很有声名。韩公曾经同他谈论文章，那么他的文章大概也可以由此知道了。他所作《兰溪县灵隐寺东峰新亭记》，文辞修饰清丽，叙述有条理。释干觉也住在灵隐寺，如今称为圣寿寺。亭子在寺的东侧，旧碑曾放在学宫后面，碑上刻有嘉定年间朱、吕二先生的祠记。大概亭子废弃已久，石碑断成两块。相传赵氏有个自负博学的人，有人拿碑文去问他，他答不出来，发怒撞碑，造成五个字残缺。如今《文粹》本有很多不同之处，文义也错乱；我参照校订来补足其中四个字，其余全部依碑文确定抄录。只有县令洪君的姓名，正好在碑首一行最下方，字迹模糊，并不是碑断裂造成的。绍兴年间洪遵修《东阳志》，已经说无法考证。考察兰溪自唐咸亨年间置县，经过五代到宋，已经数百年，其中难道没有贤能的县令吗？像拱之这样受到洪君称许的人，当时又被曹成王皋、卢群所知，那么他的才能和政绩确实有过人之处；又托显达之人的文章流传，最终却没有流传下来，实在可惜！然而洪君的姓名虽然亡失，他的实际功绩却没有泯灭，因冯宿的文章而显著，也还不算完全亡佚。我们乡里祭祀德行、歌颂政绩的碑，不是没有大书深刻、显著列出姓名的；但最终没有一个人谈论它们，那么这种有姓名而保存下来的情况，反而还不如无姓名而亡失的更好。世间的是非从来没有不公正的，又哪里取决于文章本身呢？假使凡是做官的人都修治实际政绩，而不专务于追求名声，那么碑刻有没有都不值得计较。无奈总有人不停地这样做。唉，难道不能由此知道应当警戒的地方吗？我又曾考察郡志，县令洪君以下，还有张绸；周显德年间有陆光，其余都没有记载。近代墙上的记事碑还没有亡失时，听长老谈到其中著名的人，远的有舒邦弼、汪文衡，近的有孙度、高参，不过几个人而已。数百年之间，受到称道的仅仅这些人，怎能不令人叹息！因此一并记下，给后来者看。《赵彦卫补定安公纪》后题 江阴赵彦卫撰写《西汉定安公纪补》，开头记元年、四年，记载“王莽命孺子为定安公”；从五年至十八年，每年开头都记“公在定安”。他的说法认为，孺子虽然被废黜，实际上仍关系到大统；“公在干侯”一语，圣人经书可以作为法则，这个意思也是好的。我考察《通鉴纲目》，在王莽篡位的那一年，注作“新莽始建国元年”，大概是按照把篡贼纳入统纪、正统已经断绝的例子处理，意思是孺子没有即位而被废弃，不能把他的年号接入正统。考察孺子婴，是宣帝的玄孙、楚孝王的孙子、广戚侯显的儿子，是汉朝的近亲，并不像吕后取别姓之子那样。太后临朝称制，王莽居摄而登上帝位，改元居摄，又改元初始；那么孺子虽然没有正式登上帝位，本来已经是天下的君主了。王莽废黜他，却仍让他存在；王莽被诛灭后又恢复汉室，怎么能把孺子的统纪断绝呢？又考察序例说：“正统虽然断绝，但旧君仍然存在，就追系正统的年号，并在下面作注。”唐代武氏的例子就是这样。赵氏补写此纪，大概属于这一类；但他的书法还有可以议论的地方：不称居摄、初始，直接写元年、三年，就失去了事实。王莽把平原、安德、漯阴、鬲、元丘共计万户设置为定安国，并把大鸿胪府作为定安公的住所；这样一来写“公在定安”，也不符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