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集卷十五　　　　　元　吴师道　撰序

译《送陶教授序》。科举与学校的制度，是互相配合、内外相济的。如今科举正在兴盛，学校却日益衰落，这难道没有原因吗？教官的选任不精，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近来议论者想让进士担任教官，我主张从乡试选拔的人中选任，大概是有意革除杂乱进用的弊病；但有关官署还没有改行。私下观察延祐以前，士人除了学校之外没有别的出仕途径；当时有才华、有声望并且敬畏名节义理的人往往很多，而且他们自居卑下，逐级升迁，迟缓地按年资进用，有的人到白头才仅仅得到一命之职；选拔竟然如此艰难。近些年风气变化，狡黠之人，凭借微小功劳便很快出仕，坐上讲席，不必再升迁便依靠太府的席位，得意洋洋地向人夸耀，竟然丝毫不感到惭愧。这样的人，哪里还可以责求他们承担教化培养的职责呢？陶君士元，世代是衣冠仕宦之家，在科举尚未兴盛时，凭才华受到宪府知遇，被荐为县学教官、郡学正、山长；如今调任汉阳教授，距离他开始做官，已经将近三十年了。后来者有的反而超过他，这不值得拿来和士元比较；我唯独赞赏他的雍容恬静，足以称为教官。这次前往汉阳，他一定不会辜负自己的职责。士元尤其喜爱作诗；汉阳是古代郧国之地，正是《周南》《汉广》所歌咏的地方。那里的人秉持操守、遵循礼义，列在正雅的诗风中，直到今天仍可追想西周的盛世；当地风俗也因此美好。正值文明昌盛的时代，歌咏太平，并推广敦厚温柔的教化，正是士元所擅长的。乡里的前代正人巩仲至，也曾担任过这个官职；巩公深通诗学而通达教化，过去受到君子的称许。他留下的风范余韵，想来如今仍有人谈说。假使将来谈论士元的人，能和巩公一同称道他们的美德，羡慕我们这个地方有人才，难道不是美事吗？《送汪山长序》。元统乙亥年春天，我取道经过三衢，准备前往拜谒清献公的故居，以偿还往日的夙愿。后来结识了山长汪处谦君。他为人循循善诱，端雅严谨，温厚而有文采，与他交谈，彼此很是投契。我留了几天，处谦每天都来周旋陪伴，于是我们一同出西郭门，抵达孝弟里。远远望见屋脊在田野中高高耸起，神情便不由肃然。到了那里，在堂上拜谒遗像，只觉得清风生气凛然袭人。沿着旧址徘徊，询问池台的旧基址，却漫无可考。四周逼近民田，竹树之间没有空隙可以容人侵占，想来这种状况已经很久了。只有庭院下的两株豫章树，是当年亲手栽植的，长得曲折盘绕，树围大数十围，其中一株将近枯死。我抚摸着它，感慨万分，长声叹息。当时工匠正在修治碑刻，读碑后才知道，这里先前的毁坏尤其严重。监郡薛侯为之兴修，汪君实际承担了宣导和办理的劳务。原有的田产一向微薄，汪君向薛侯请求，拨给田地和廪禄供给；至于租税供给等事又能办成，这正是汪君有作为之处，也是过去主持此席位的人所不能及的。唉！太末这个地方，经历千百年才有一位清献公。听到他的遗风，顽固的人会变得廉正，懦弱的人会立定志节，他实在是百世人的老师。凡是居住在他乡里的人，本来都应当有所奋发；做地方长官的，本来都应当知道怎样表彰和劝勉；奉祀并掌管教化的人，本来都应当懂得他的遗风，治理好他的田地、房舍和居所，不辜负自己的职责；否则，这些人全都是清献公的罪人。我私下看到薛侯所做的这些事，更加替衢州人感到欣喜幸运。如今汪君任期已满将要归去，士人们争相作诗歌来为他的行程增色，又托我的朋友不远二百里寄信给我，请我为诗集作序。我既然了解汪君，也明白人情世故，不能推辞；只是我不知道诸位的诗究竟说了些什么，却一定都提到清献公。假如他们知道清献公是不可忘怀的人，那么将来就会奋然兴起，大大振刷那种卑陋、苟且、浅薄的风气，这难道不足以成为汪君的荣耀吗？而汪君离开这里以后，也应当不要忘记景仰清献公高尚德行的心意，用彼此相互赞助来发扬它，这难道不是一件美事吗？因此我直截了当地写下这些话，借此给他们看，希望能有所激发。送徐学正序 古代的士人世代以读书为业，从未轻易改变自己的事业，所以流传下来的风气淳厚，本来很难以此期待后世了。世道日益衰微，诗书仁义的教化，祖父不能用来使孙子善良，父亲不能用来教训儿子；即使官府设置了以利禄诱导人的道路，仍然不能使他们受到感化而遵从。难道只能这样而无可奈何吗？新城徐君子声，向来属于儒者一流，是一位老成笃实的士人。他来担任本州教官，于是我又认识了他的两个儿子和孙子，他们都穿着儒者的服饰，恭敬谨慎，一家三代自然以师友相待，我心中暗自感到惊异。当时我正回到乡里休息，闭门在家每天无所事事，只研习丹砂铅粉之学，手持书册吟诵，自以为很自在；而子声一家父子却不嫌往来劳苦，反复辨析经义中的幽微辞理，考求异书名篇，亲手不停抄录，他们爱好这些事，就像饮食上饥渴难耐一样，得到它们便十分欣喜，即使明珠和璧玉也比不上。这不是习气深厚到了极点的人，不能做到这样。三年之间，我依靠他们而得到滋益；否则，以我迂腐疏阔、孤高狭隘的性情，谁肯登门来询问呢？子声在我们乡里有一件尤其值得喜悦的事，就是为仁山金先生建立祠堂。他尊重贤人、崇尚德行，能够去做别人不肯做的事。我曾经查阅本州教官中以儒学著称的人，像子声这样的不过一两个；而一家人都爱好学习，世上感到惭愧的人尚且很多，更何况我们乡里呢？我家从父祖以来世代传承儒业，叙到我这里，惭愧地只是科举末等；自己估量对时世没有什么补益，只能退居读旧书，训导整饬两个儿子，使他们粗略知道人生应当趋向的正道，谨慎修身、少犯过错，不给先人留下羞耻，这也已经足够了。我对子声怀有一点仰慕，并不是没有缘由。子声任期届满归去，应当能够得到初品官阶；子孙早晚还会在参加宾兴、积累学业之余，接受考核、督责成效，取得青紫官服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了。即使如此，职位高、俸禄多、志愿实现而意气满足的人，难道是我所羡慕的吗？假使有子有孙，诗书的传承没有穷尽，清白朴素的家风不坠，这难道不是天下最荣耀、最美好的愿望吗？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我将和子声共同守护这条道路。婺州与这里相距三百里，音信还能够相通，希望今后时时互相警策启发，不要忘记我们这一支后代的友好，从今天开始如此。

译送胡生序 胡章焕，字文自，从乐平不远数百里来到这里，托他的族人仲退文写信为介绍，带着自己所作的一卷诗文，进门拜访。他行古代师生之礼，仪态十分恭敬，言辞十分谦卑。这个年轻人的作为真是奇异啊！自从我来到这个县，也想用古道来矫正百姓的风气，曾经兴办学校，在讲授课程之间亲自为他们开导说明。我认为天下广大，意趣美好、才质优良的人哪里都会有；一定有能从鄙陋习俗中自拔出来的人。可是为什么兴办教化却没有人响应？勉励他们反而更加懒惰？两三年间，没有见过一个人像胡生这样，仿佛幽谷中传来的足音一样难得，他给人的喜悦是多么强烈啊！求学问道的方法，在于跟从老师、结交朋友，多见识、多听闻，本来就贵在广博。然而我看孟子谈交友，认为同乡的士人还不够，于是要和一国的士人交友；一国的士人又还不够，于是要和天下的士人交友；进而还要尊古人为友。他的门徒中有到门下受业的人，他又不愿他们留在那里，而勉励他们回去寻找更多的老师。尊古人为友，难道不在书册之中吗？回去寻找老师，难道不在自身心性之中吗？圣贤又厌恶人舍近求远、重耳闻而轻亲见，难道没有深意吗？胡生此次游历，请我向仲退先生赠言，然后出发。他先说起番阳所见的博士祝君蕃、远二位先生，他们都是我所敬重的人。如今他从番阳来见我，只是我的学问荒疏衰落，面对二位先生尚且惭愧，又凭什么满足胡生的求教并实现他的愿望呢？胡生又将前往宛陵、建业，游历四方，他所遇到的人一定会更多。唉，科举废止了四十年，到延祐初年才恢复，又经过二十年，到至元初年再次停止。甲子已经轮转一周了。延祐以前，诸位老先生还在世，典章法则尚未泯灭；求学者虽然少，大多都是无所图谋而求学，确实是豪杰之士，因此文章往往精深高妙、不同凡俗。近年以来，士人的习气已经改变，高明的专力求异于前代圣贤，卑下的不过争相揣摩迎合、笼络取巧，文气日益卑弱委靡，有见识的人已经预先知道中途会有变故。至于里巷中的小人抛弃书册，他们本来就不值得与之议论。忽然放眼四方，询问那些曾受诸老先生涵养扶植的人，却见他们相继沦没，零落无几，怎能不再次感到黯然神伤呢？我最为深喜的是，仲退先生虽已八十岁，精力仍未衰退，增进德业更加笃实；我和他相隔邻近的地方，他多次用文章义理来切磋砥砺，使我颇感自慰。如今他又有招我前去的约定，早晚就要动身；我当携带几杖跟随他，只可惜胡生不能同往。即便如此，也希望他慎重考察自己所要前往的地方。至于求道而不是求名、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祝君告诫胡生的话已经说尽了，这里不再赘述。赠姚学正序 科举和学校是互相配合、内外相表里的制度。在学校中学习儒业而出仕的人，不考进士，就担任教官。科举废止而学校仍然存在，掌管国家的人难道不应把学校看得极其重要吗？科举施行二十年来，所得到的人才屈指可数。其中才智俊秀、明达通晓、能够成为当世儒者器用的人并不少；不幸的是，也有混杂其中、滥竽充数的人，往往很快招致罪戾，败坏官事。于是议论者便相互诟病，以一概而论地把百人都否定，直至彻底断绝才罢休，难道不可叹息吗？学校制度既然专门设置，选拔本应精当。为什么杂乱的人也来冒充，占据职位，猥琐荒谬之事充斥其中？弦歌诵读之声消失，廉耻之心泯灭；学校的道路聚集了小人和庸人，日夜相互计较升合锱铢，只图欺骗、盗窃、争讼。学校虽然没有废弃，实际上却等于废弃了。新安姚叔器担任池州学正时，修明教化法则，招收学生，整治宫室，核查田地，明辨财计，排斥蠹虫冗员，奋然去做别人不肯做的事情。于是嫉妒和愤怒的朋党纷纷而起，阻挠破坏的手段层出不穷。叔器即将出行，江宁杨君志行、莆田陈君众仲写赠言，并且一同请求我写些有益的话。我又知道叔器年轻时曾向杨君求学；他担任钱塘教谕时，杨公曾说，应当用他如今的行为来验证他当初的志向，三年之内必有成效。陈君说，江浙教官不下数百人，能求得像叔器这样的却很少。杨君对他的期望已经得到验证，如今池州学校的成绩远远超过了钱塘。假使陈君听到这件事，也一定会更加赞许并乐于宣扬。我哪里值得为他增添一句赞语呢？我惭愧地从科举末等出身，忝居下级官吏，虽然不能挽救学校的废弛，能够战战兢兢、警惕自励，不因罪过被罢黜，就已经幸运了。但我看见叔器挺然自立，为当今教官洗刷耻辱，增加我们道统的尊严，所以乐意为他写下这些话，以激励同道；假如人人都像叔器这样，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我看叔器为人温和文雅、谨慎周密，而内心坚定不移，适合任用。难道他只适合做教官吗？将来在大藩之地建立出色的政绩、在仕途上扬名显誉的，一定就是这个人。一定就是这个人。王推官母夫人寿诗序 池阳推官王景福君的母亲张夫人，今年八十五岁了。推官家世代居住在有莘，曾是国子监的高第生，任职于州县，所经历的地方遍及齐、鲁、河、济一带，从未不奉养母亲同行，因此那些地方距离家乡还近。池阳在大江之南，水陆相距数千里，风土属于异域；夫人乘安车来到这里，仪态从容，心情和乐。推官细心问候起居，亲自率领妻子儿女恭谨奉侍。岁时捧酒祝寿，行拜礼，歌舞嬉笑；所居临近高城，风和日丽时，俯仰溪山，巡行花竹。公府早早散值，整日陪伴娱乐，门庭之内没有别的声音，只有众孙琅琅读书。人生最大的快乐、天下最大的喜事，还有超过这些的吗？即便如此，这确实是高雅的情趣；但我对于王君又有更深的羡慕。他自从担任刑官以来，清心自守以治理事务，每当属邑的官吏到来，便告诫他们不要无端生事；案件送来后，便审察案情，详明判决，裁断公平宽恕。因此人们知道敬畏谨慎而不敢犯法，断狱很少；滞留而不敢专断的案件，也不过是数年之内的事罢了。从前隽不疑有所平反，母亲便为他高兴；我知道推官君也一定有足以使母亲感到光荣的事。古人所谓奉养父母的志意，不就是这一类吗？这样看来，夫人的寿福还会更加长久。我私下既感叹又赞美此事，又有幸看到士大夫美好的颂祝之辞，于是随即记下这些话，写在诗集前面作为序。

译秋浦类集序 天历己巳年，我因公事经过池阳，远望九华山，登上齐山，曾经作过一首诗。后来回到乡里，在北山草堂看到张公诩的《青溪图》以及元丰以来诸贤的题咏，于是又和作杜牧之的《弄水亭诗》。没有几年，我忝任建尹，赶往大府拜谒，溪山的景色又依稀浮现在眼前，仿佛有往日的缘分。于是询问杜亭的旧基，寻访张国的遗刻，却没有人记得；《秋浦志》也不能详细记载，我为此长叹。梅公圣俞在景祐年间任建德令，后人开辟厅堂来祭祀他，又迁建为亭，最终都荒芜废弃。我后来恢复了亭子的旧貌，想要记载这件事，查求梅公任县的年月，《志》中也没有记载；至于《朝峰亭》等篇，则都能在《宛陵集》中找到。后来又重新修建县学崇化堂，曾听说柳君道传为它作过记，便想寻求柴公中行的旧记一同刻石，最终却没有保存下来的摹本。因此感叹，文献不足以凭征，往往如此。看到其他郡县的地方志中收载诗文，便替它们周全考虑；但这种做法也不能废弃。近来在城中有幸看到青阳杨君的《秋浦类集》，自唐宋直到近代，凡是为池州而作的文章，以及言语涉及池州的作品，没有不收载的；搜集编纂十分详备丰富，华美可爱，反复吟玩多日，既满足了我往日的遗憾，于是我又依据见闻补入遗漏，并把想要商榷的地方写出，偶尔蒙他采纳一二；他又寄信来请我作序。只是这部书对本郡有益，当然不会担心不能流传，我的话又有什么轻重呢？我只是想到，池阳山川的优美，千百年间在这里任官或寓居的显贵人物很多；然而出生于此地的人，却没有卓异奇伟、足以与山川相称的人，难道是风气还在等待发扬吗？还是有人才而尚未被我们听闻呢？况且宋末池州地界连接淮右，敌军营垒遥遥相望，几乎像穷边绝域一样；然而百姓长期不从事文教。唯独青阳号称多有儒雅之士。杨君好古博闻，喜欢与名士大夫交游，只遗憾我没有见过他。什么时候我能在九华山下停留，与他一见如故，纵谈这件事；那时杜荀鹤、冠卿一类人，也应当远远处在下风，这也是一件快事。可惜不能前往，姑且写下这些话寄托心意。读四书丛说序 《读四书丛说》，是金华白云先生许益之君为他的弟子讲说，而弟子记录下来的编本。许君的老师是仁山金履祥先生，仁山的老师是鲁斋王柏先生；王柏又跟从北山何基先生学习。北山曾向勉斋黄公学习，是得到朱子传承的人。自从二程先生表彰《四书》以来，才开始阐明其中的宗旨。到了朱子《章句》《集注》问世，折衷众说，汇集大成，解说本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了。朱子的高等门人不是不多，然而传了一两代以后，有的没有湮没却日益衰微，有的则离散而偏离真义。能够确实长久地不失传授正统的，还没有像我们乡里的几位先生这样的。北山取语录中的精义加以发挥，使其与《章句》《集注》相互发明；鲁斋作标注、圈抹，提纲挈领地开导说明；仁山对《大学》作纲义指论，其中大致包含考证；对《中庸》作标抹，又把从何、王二位先生那里得到的学问以及自己的意见一同载入。许君上承这一深厚的学术源流，虽然很晚才见到仁山，但契合最深。他天资纯正明敏，又加上坚苦笃实的功夫，深妙的道理融会于言语之外，成熟的学说具备于胸中。别人向他问难，他开导陈说，毫无凝滞；抑扬反复，使人肃然倾听、深入思考。他根据学生的浅深程度，使各人都能有所获得。因此从远方来跟随他学习的人多达数百，遂成为一时的盛况。如今看这部《丛说》，对于《章句》《集注》，深奥的地方为之阐明，简约的地方为之畅达，重要的地方为之提纲，歧异的地方为之疏通；又画图来表现其中的妙处，分段来显明其中的意义。至于训诂、名物方面的缺漏，考证补充了尚未完备的地方，也都详细记载。有时遇到意义不同而略有抵牾的地方，便说：‘从我这方面说，他是忠臣；从别人的方面说，他是谗贼。’金先生有这样的话，这就可以看出他内心所存的志向了。唉，想要通晓《四书》的宗旨，必须读朱子的书；想要读懂朱子的书，必须依靠许君的解说。这不正是通往道理的桥梁、为求学指示标准的东西吗？在此以前，许君尚未去世时，西州有人得到他的书，想要刻印；许君听说后，立即派人阻止，并且担心记录有误，便亲自取来校阅，于是终于得到一个善本。诸位学生说我曾经有幸蒙受许君知遇，请我为事情的缘由作序。我私下想到，从前听说北山初次拜见勉斋时，临川将要分别，勉斋把只须熟读《四书》的训诫传给他；到了晚年，北山完全屏弃诸家记录，直接玩味原书，想来是不忘勉斋付托之意。从此以来，诸位先生把它守作家法，他们推明、演绎这些学说，不过是为了返回朱子简约的宗旨罢了，所以能够传承绪统而不出差错，宏大光明，终于达到这样的境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人〕 到了今天，我又想到最初认识许君时，曾经拿持敬、致知的学说向他请教，许君认为是对的。我又举朱子见延平时所说的话：喜欢相同而厌恶不同，喜欢大的而以小为耻。延平说：‘用我们儒家的学问来说，道理不必担心不能统一，困难的是事物的分殊。’朱子感到这话精深明察而又契合妙理，后来著书数十万言，没有不是由此展开的。学习朱子的书，应当逐句诵读、逐字探求，一定要像朱子那样下功夫，然后才足以体会他的心意。这正是许君恳切地向人说明的。既然如此，得到许君《丛说》并阅读的人，对于许君教人读书的方法，尤其不能不知道。因此一并记载许君名谦，其世系、品行和著述事业，详见友人张枢字子长所作的行述，这里不再叙述。

译《诗集传名物钞序》白云先生许益之君的《读四书丛说》，我已经为它作过序了。他的弟子又来请求说：‘先生所论著作中，只有《诗传名物钞》已经成书。从前听说先生曾多次拿给您看，其中还有一两条解说署着您的名字，您何不为它传播一番呢？’我想到从前承蒙许君不嫌弃我，我们曾反复讨论辨析，因而大致听到他编纂此书的意图，也由此略微窥见这部经书的体例。诗的兴起已经很早了，周朝兴盛时，在下有《二南》的风，在上有《雅》《颂》的作品。周公选取它们列入经书；幽王、厉王以后，风诗和雅诗都发生变化。孔子对于各国的风诗，删去其中淫邪的；对于公卿大夫的作品，则选取可以作为训诫的。东迁以后，王国的诗与诸侯国并列在《国风》中；又考察商、周初年的遗失之作，得到《商颂》一类的篇章。至于《鲁颂》，则依据鲁国所使用的乐歌来显明其实际内容，这样合在一起，符合周公所选取的作品，成为三百篇。至于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使音乐得到整理，雅、颂各得其所，不过是指出周公所整理的经书中有残缺失次的地方罢了。这样看来，《诗》作为经书，开始由周公确定，后来由孔子再次确定，于是成为不可更改的经典。不幸的是，它在秦火中遭受灾难，其中有许多地方令人怀疑，而诸位儒者没有察觉。自汉代以来，毛氏、郑氏的学说专门流行；经历唐代直到宋代，才有一两位大儒开始略微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程淳公、吕成公仍然以《序说》为依据。朱子清楚看出其中的谬误，广泛扫除、廓清旧说，使《诗》的本义显明清楚。每一篇确定为某人的作品，每一章用赋、比、兴加以归类；协叶音韵以恢复古音，反复吟咏上下文，不增添一个字；只作简略解释，使读者自己领悟，打破拘束，启发蒙蔽，恢复温柔敦厚、平易老成的古义，朱子自己认为已经没有遗憾了。唉，《诗》先由孔子校正而确定篇章，又由朱子再次校正而义理明白。朱子的功劳，万世都将永远依赖。这就是《名物钞》创作的缘由。自从北山何基先生得到勉斋黄公的源流传授，鲁斋王柏先生、仁山金履祥先生相继传授，到许君这里已经是第四代，传承有所发展而没有间断，更增加了许君学术的广大和尊严。许君考虑到朱子《诗传》仍有未完备之处，旁搜博采，多次引用王氏、金氏的学说，再附上自己的意见，内容全都是精微的义理和幽深的旨趣，补发了前人未曾发明的地方。又因为《小序》以及郑氏、欧阳氏所列谱系世次多有错乱，便一概依照朱子加以补正；校正字音和训释，考察名物、度数，明白完备。其对前代儒者有所裨益，对后世学者大有恩惠，使朱子《诗传》得到永久的辅翼，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而已吗？然而有一件关于《诗》尤其重要的事，不能默默不说。鲁斋曾说，如今流传的三百篇并不全是孔子当年的旧本。秦火使《诗》《书》同遭灾祸；《书》已经残缺到这种程度，为什么唯独《诗》没有失去一篇？像《素绚》《唐棣》《狸首》《辔柔》《先正》等篇，为什么都没有收入？而已经被孔子斥为郑声的篇章，为什么反而还保存着而没有删去？刘歆说，《诗》刚传出来时，一个人不能独自通晓全部经文，有的归为雅，有的归为颂，彼此合并而成。大概是听闻孔子三百篇的教法却没有得到全本，于是又凭世俗流传、管弦演奏的混杂，拿保存下来的篇章补足，却没有辨明其中有些并非原篇。朱子本来曾怀疑《桑中》《溱洧》等篇，问它们用来祭祀什么鬼神、宴享什么宾客？其中的言辞有什么讽谏？有什么合乎礼义的正当意义？不得已便采用曾氏关于国家政教的说法，认为保存它们，是让后世知道它们不当入《诗》，知道孔子删弃它们的用意。仁山多次把这番话载入《论语考证》，说诸位儒者都赞同这种看法。我曾经举出此事告诉许君，许君正在依照完整经书编纂，理应不能不采纳。如今《名物钞》中《二南相配图》，采用鲁斋所定的体例，大概是把各自的十一篇相合，退《何彼秾矣》《甘棠》到《王风》，并删去《野有死麕》；那么许君确实是采纳了这个意见。以许君的谨慎持重，他是担心开启后世末流毁坏经典的弊端；然而他卓然有见，能够像鲁斋的说法那样觉悟疑惑、辨明迷误，假如把三百篇中淫邪的篇章全部按照屏弃的例子处理，岂不是千古以来的一大快事？朱子如果复生，也一定会认为正确。可惜这个议论还没有完全形成，许君已经不能再作了。姑且把它记在序文的末尾，等待后来的君子考察。

译送琳上人序 金陵是古代帝王的都城。经过数百年，王者之气开始兴盛，犹如飞龙直上高天，于是大力兴建巨大的寺刹，冠绝天下。开山祖师防公居住在那里，尊贵隆重，是当时的极致。又选东阳煇公，确实与防公同出一师门。煇公从江西百丈寺入朝觐见，奉召应对，受到恩宠，和防公共同修订禅林旧规，为各方寺院留下规范。凭借二位大师聪明博辨的才智，上面得到皇帝的知遇，确实能够弘大佛教，称得上是僧人的表率。琳上人是煇公的弟弟，曾奉命与他共同办事，得以听闻编次禅林规制的用意，并在左右周旋，这也是一时的盛事。如今煇公主持吴兴道场，琳上人不胜思念兄长之情，整理行装前往探望；于是又将前往金陵，在防公座下拜谒。他不惧千里路途，乘小舟向东而下，来到水云之乡，逆流经过浩渺之地，远望参差的亭台宝塔；迂回穿行于溪流深谷之间，只见嘉树茂林。既然饱览了清幽秀丽的景色，便飘然向西返回；临近大江，俯瞰中原山川盘踞、殿阁腾涌的景象，又得到瑰伟宏杰的观赏。所以一路所见撼动心目，没有一样不令人欢喜。而这两座名刹和名胜之地，又都是出世人物汇聚的渊薮；在那里广泛交游而精心选择，必定能找到秀敏之人同游。至于笃厚友爱兄弟之情，砥砺切磋之义，和悦而不违逆，胸襟浩荡而有所收获，仿佛真正陪同佛陀在鹿苑游历，又仿佛装取珠林、遍览宝山，满载而归。这次出行实在没有白费。我交游很少，也少有投契之人，却一向喜欢游览北山，徘徊在泉石之间；上人兄弟特别与我亲密。煇公既然有奔走四方的事务，琳上人便留在草堂，我每次见到他，关系就更加亲近；有时谈论文艺，慰藉彼此的寂寞，从未间隔数月而不通音问。我只是遗憾煇公离别已久，又未能亲自认识防公；但读到他的文章，也能想见他的杰出。十多天前，乡里的僧人从金陵来，说防公曾谈到我；当时我又收到煇公的书信，而琳上人恰好有这次出行，于是向我索求赠言，我怎么能没有话说呢？唉，道义不同，不能强求相同；情感相同，也不能苟且说成不同。我现在既把自己的一点心意告诉上人，又把敬仰二位大师的心意一一表达出来，这难道不正是人的真情吗？送赵用章 今年夏历四月，我到浦阳拜访柳君道传，和他一同来到月泉。柳君认识赵用章，我们经过他居住的地方，只见高门古墙，庭院屋宇清幽疏朗。柳君对我说：‘这是我县没有衰败的旧家族。’到了秋天，我有北上的差事，用章托请搭船同行。舟中一路追随数千里没有停歇，因此得以详细谈论平生。知道他喜欢诗歌、爱好游览，每当亲戚故旧跟随官府到四方去，他没有不前往的。因此向东登过天台，向西登过庐山，往来于江湖之间；又曾经到京师一次，这次是第二次。游山玩水、搜寻奇景、探取胜境，本来是古人的高雅志趣。至于京师是声名利禄聚集的地方，若不是有所求取的人，通常不会前往。用章的志向，我还不能完全知道。有一天他来告诉我：‘我这次出行，并没有别的目的，不过是纵览宏大壮丽的景色，去拜见尊亲罢了。’他从前曾经修葺逸老之庐，柳君曾用‘梅石’为他的书斋命名。如今集贤院诸位公卿授给我处士的名号，我便用它作号，于是接受而不推辞。带着这个名号回去，在梅石斋中自由徜徉，就已经足够了。’我听了这番话，才感叹用章比一般人贤明。那些从平民中奋然起身、由南方到北方去的人，个个都扬袖击掌，没有不怀有拾取青紫官服之心的；他们奔走求进，日夜不稍停息，希望侥幸一举获得功名，而最终不能如愿的人，也很多。有的人违背义理而违抗命令，留下羞耻而招来讥笑，往往都是这样。像用章这样的人，难道不真正贤明吗？用章请我写赠言作为临别之礼，将要请名士大夫作《梅石》诗篇，其中一定有人能够把他的志趣阐发清楚。不过，我的话说得太多了，回去后请把它拿给柳君看，幸而替我删削。送崔生序 古代的人胸中有道，自己便感到满足，于是在朝廷任职，归乡后就在乡里施教；无论出仕还是退处，胸襟都浩然，无论到哪里都能自得。然而贤德的人觉悟在后，尤其愿意并乐于做这些事，是因为希望所传的道理能够使更多人得到，恩泽所及能够更广。郎中吕公仲实从中书省解下官印，回到冀宁，开门收徒，来的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几乎没有地方容纳。诸位学生争相出钱买材料，扩建他的居所，一时兴起之势十分盛大，声名流传到京师。崔生是他的同乡。吕公担任少司成时，崔生曾留下来受业；如今听说此事，欣然命车整备行装，仿佛唯恐赶不上。凭吕公的文学议论，在诸公之间挺然独立，加上刚强至极的气概和不屈的节操，四方士人没有不伸长脖子希望见到他的，更何况亲自受他熏陶的人呢？他在江东时，吕公从海上被擢升返回，崔生一见便得到知遇；如今供职太学，想到前人，仍感到惭愧。因崔生即将出行，我感慨而兴发思绪：怎样才能奔走于唐、晋的故墟，向河汾学派的遗风作揖，纵览冠服佩饰的盛况，琴瑟、书册、俎豆和揖让的仪态，寻找所谓英才并与之相识？将来使光彩照耀国家，不辜负老师所树立的事业，难道不正在于此吗？符离陈克敬多次谈说崔生的美德，为他请求赠言，于是我说出他所欣慕吕公的地方，并一并用来勉励崔生。

译张文忠公云庄家集序 人的声音发出来成为语言，语言精炼便成为文章，而二者都出于气。古人说文章不是单靠学习就能写好，气却可以通过涵养而达到。这种气，莫非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正直来培养而不受损害的吗？这种涵养充足、气质完备以后，道理才会畅达，文辞才会通顺。孟子的这些话并不是专门为作文而说的，但作文的方法，还有什么能超过它呢？我私下曾用这个道理来验证，世人的文章高下，可以看出其气量大小、能否涵养，以及虽然涵养却尚未达到程度的情形。滨国文忠张公，名养浩，字希孟，大概是学习孟子的人。张公早年便负有文名，至大初年出仕，在朝廷显达。到了延祐年间，天子正喜好文治，当时侍从和掌管言语文字的臣僚号称最为兴盛，张公就在其中与人抗衡。至治年间，他上呈万言时政书，极力斥责权奸，主张改变不合时宜的法度，几乎遭遇不可测的灾祸。他进谏登山灯的事，认为闾巷小民的游戏玩赏不是人主应当做的，冒犯圣颜、触犯龙鳞，众人都为他害怕，但最终却因正直而受到奖赏。他刚强浩大之气的发露，充沛而无人能阻挡，哪里是一日之间养成的呢？后来他解除中书省参议之职，回到华不注山、鹊山南面隐居，差不多十年，多次被召也不肯起身。他在云庄居所中自在闲适，悠然享受山泉、禽鸟、游鱼的乐趣，沉潜于经史百家，越发纵情于文辞；在和平冲淡之中错杂着奇崛华丽，而一切都依据义理，切合日常生活的实际，流传布陈自然而然，没有缀辑苦心经营的痕迹，他的涵养由此更加可以知道。我私下听说，张公最后起任西台中丞，因为忧劳于救济灾荒而患病将危。忽然听说鼓楼的梁木自行折毁，那天晚上出现光明，接连有星辰坠落在济南；那么他一生的浩然之气感动天地竟达到如此地步，难道只是表现在文章上吗？往年我到京师时，张公已经回到宅第；当时他的父亲济南郡侯年寿八十，我曾作诗颂美，来表达仰慕之意。如今张公的儿子秘书郎拿出家集给我看，我更加痛惜再也见不到张公。张公的《云庄集》共四十卷，已经在龙兴学宫刊刻；临川危素又选取其中有关治国教化大体的文章编成此集，秘书郎请我作序。我想到朝廷中有许多名公，便推辞不敢承担；但他把文集留了几个月，请求始终不止，因此我才推述张公所得之处如此。至于他的世系和官位详情，有太史的传记和墓道碑文记载，这里只略作叙述。游西山诗序 三月十七日，金华吴师道正传、晋宁张翥仲举、襄城赵琏伯器、临川吴当伯尚、河东王雍元肃，一同游览西山玉泉、护圣寺，随后到香山去。回来后，各自作诗记录此事。此前，护圣寺主持月潭法师热情款待我们，挽留而未能成功，便约定再次来游，又约定用诗寄赠。诗还没有寄出，法师又多次催促。于是我们把诗汇编抄写成卷，送入山中。我们几人推举我年纪最长，所以我的诗列在卷首，我又写下这篇略序。唉！我们这些来自东南西北的人，有幸在京师相会，在美好时节聚集，徜徉于名山胜水之间，内心已经十分惬意。法师超然身处方外，却独独对此事情意恳切，他的高雅志趣尤其令人喜爱和仰慕。秋风吹动风铃，客游的兴致还没有尽，又将前往践履从前的约定。然而在□下留宿三夜的眷恋，或许是佛法所不允许的；法师也请把其中道理告诉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人〕 送王生归省序 人的生命依靠三种关系而生存，就是父亲、君主、老师。入家侍奉父母，出外侍奉君主，而跟从老师，又是为了学习侍奉父母和君主的方法。因此老师的责任也很重大。在一乡一国之中，假如有人的道德、品行、才能和技艺超过众人，那么人们就会带着衣物、裹着粮食，不远千百里前去跟从他。如今，天子的成均，朝廷慎重选拔十多人聚居其中，分列教导，难道不是为了满足诸位学生的求学之心，使他们精通才能、成就学业吗？他们彼此相处，难道会像市场上的人那样忽然离开、忽然聚合吗？然而阳城担任司业时，有学生很久没有回家探望父母，他便遣他们回去，说：‘求学的人，是要借此学习忠和孝的。’这话多么伟大！回家去寻求更多的老师，老师所教的也不过是孝悌罢了。这本来就是圣贤的意思，而阳子能够领悟到它；如果学习出于真诚，那么到哪里不是增进德行的地方呢？庐陵王光辅先生在太学居住了三年，如今因朝见并省视父母而归乡。王生是我的同年，我平素又和他的侄子相交，所以很为他高兴。王生亲自来看，他天资谨慎厚重，尤其勤奋好学。只是我充数坐在讲席上，哪里足以满足他的求学之心？不过诸位先生对他的造就，本来并不浅薄。如今他既能慰藉思念父母的心，又不忘诸位先生的教诲，那么在求道方面就两方面都尽到了。等待王生到来的日子，也已经不远了。送舒生序 番阳舒生元凭国子监伴读的身份授任宗仁卫教授，在京师等待任次，准备暂时回乡，经过我这里，请我说几句话作为送别。我听说国初时，国子监伴读的选拔十分严格而精当，像耶律公有、尚高公凝、姚公燧，都是从这个职位出来的。如今在朝廷中号称名公卿的人，还可以一一数出。近年法度松弛而弊端兴起，进用他不看才干，考核他不按程序；有人用虚饰的言辞来请假，旷废职守而居家，按日计算、按月等待，等到任期一到，获得出仕就像从囊中取物一样容易。议论者都把这件事作为话题，却没有人能够奋然起来改变它，大概是积习已经很深，而那些希望侥幸得利的人又不愿改变的缘故。即使如此，过去法度施行时，得到人才本来很多；如今法度败坏，难道就没有一两个才能优良的人在其中吗？可以一概而论吗？舒生在泰定初年补入四门学生，至顺年间担任伴读，到如今将近二十年，还能赶上前人的良好遗风。他入选时公正，传习时勤奋；接受任命担任教职，把使众人善良的事业推广得很远，再用来使后世的人善良，我知道他一定能够做到。不过，他在学馆时我没有机会与他相见；他作为贡士上送诠曹时，恰逢我来到那里，得以听说同榜贡士共八人，只有舒生按时到崇术堂来，不忘师友之谊。其余七个人，我从未见过他们的面貌。古代做举主的人，果真会像这样吗？因此对于舒生的请求，我特别加以赞许并勉励他，也由此知道法度的弊病到了这种程度，不能不改变。上面的人难道还不打算设法解决吗？

译宋侍御妻张夫人挽诗序 妇女的德行本来不会向外显闻；平日不过馈送食物酒浆，安居无事。等到不幸去世，才托付能文之人作铭文歌谣，又作哀歌来伴随送葬的挽曲；于是隐微的德行得到宣扬，细小的善行得到显著，人们才能共同听闻。古代贤妇淑女能够不泯没于世，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侍御史宋公寿卿的妻子张夫人，去世后已经归葬滑州。宋公已请大梁吴待制彦辉为她作墓铭；彦辉当时以文章闻重一世，士大夫都作诗接续其后，唯恐夫人的盛美不能得到宣扬，也无法慰藉侍御公悼念亡妻的悲痛。唉，以宋公的声望，作为台府的表率，官秩贵至二品；夫人昨日受封京兆，光荣显赫盛大，这难道还不足以传扬吗？然而遍考诸公铭文和诗歌所称述的内容，就知道夫人本来就有足以传世的品德，并不依赖她的丈夫，这难道不是两位贤人吗？枢密都事杨善卿拿所汇集的诗作给我看，请我为诗集作序。我虽然没有来得及认识宋公，但听说过他的为人，如今又得以看到夫人的美德，既为之赞叹，便接受嘱托而没有推辞。冯景仲存拙稿序 士人凭科举取得功名，便奔走于求取俸禄的仕途，抛弃旧日学业，甚至闭口不再谈文章；我常常看到这种情形，没有一次不为之长叹。君子对于学习，就像日常使用饮食一样，难道有了饮食却可以一天舍弃吗？观察一个人的后来的作为，再反过来验证他从前的学问，他所学的内容大概就可以知道了。醴陵冯景仲君，是延祐五年的进士。天历年间，我到江西时，冯君任省属官员；当时洪府上下有很多名士大夫，冯君的文章声名在其中显露出来，我当时就已经记在心中。如今有幸成为国子监的同僚，得以看到所谓《存拙稿》；其中诗作从泰定丙寅年开始，文章则间杂保存着少作，大概距离他考中进士已经十年了。凭冯君的学问，本来已经足以成就声名，却又延迟十年之久才拿出著作；由此可见，他是在一再往来州县、忙于文书簿册和诉讼事务的环境中，仍然急切求学而不稍休息，日有进步、月有增长，不懈怠而达到古人的境界。这难道不是远远超出流俗、卓然不凡吗？他的学问以经传为根基，出入百家来取材，涉猎范围十分广博；有时我曾与他商讨评定作者的法度、文章的高下和可否，毫厘不差。他为人快乐平易、清明和畅；众人聚居时陈述古今、辩论诘难，纷纭争执，他却独自恭谨谦逊，仿佛不善言辞。因此无论认识他还是不认识他的人，都喜爱他。大概是因为他所得的道理深，所以发表出来时很慎重；所积蓄的学问美善，所以守持它时反而像空虚无物一样。这尤其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只是他不因我的愚钝无才，仍早晚与我周旋，仿佛认为我可以交谈，所以我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写成这样的说辞。至于名位声望在当时都很高的，圭斋学士正是您的同乡，也是尤其深知您的知己；得到他一句话便足以使自己壮胆，而我不是可以同他相比的人。送尉彦诚序 东平人尉彦诚，和我分别三十多年了。一天在京师相见，只见他须发苍苍，坐了很久我才认出他来。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是舂陵幕府任期届满，转任入官。问他所经历的地方，则是从浙江到江东，再到湖湘；职位则从宪察掾、师阃史、县簿，一直到今天。于是我想起彦诚从前在金华时，曾和许君益之交往。许君所深交的是张子长和我，我因此也同彦诚成为朋友。当时赵予英公持使者节来到浙东，以古道勉励学者，对后进晚生不厌其烦地奖掖诱导。他对许君特别敬重礼遇，还请他来教自己的孙子琏，字伯器。我们几个人因为平日与许君交游亲密，有机会登上赵公之门，彼此受到激励鼓舞，想着要自我防范，不随流俗，这也可以说是一时的盛事啊！后来彦诚凭推荐沿着文书调任离去，几年后科举才重新兴起，许君始终没有应试。子长曾经应试却中途停止，我终于忝列末等，与伯器成为同年。彦诚则很久没有消息了。赵公去世至今将近二十年，许君也在五年前去世，生死离合，恍如隔世；没想到我到了学馆，竟和伯器成为同僚，如今又忽然遇见彦诚。彦诚多次来取许君的旧诗，眼泪流下，自己也不能控制。义道曾经冒雨到百里之外去拜访他，感动得长叹不已。唉！士君子修身立行的操守、交友的情谊，如果始终如一，那么死者也仿佛复生，生者也无愧于心。假如行为违背自己的言语，后来又背弃从前，那么岂不是连自己的面目都羞惭难当吗？哪里比得上彼此相对，心胸坦荡而无愧呢！彦诚又调任掌管昭武幕府，早晚就要出发了，他拿一卷诗文交给我，说其中有诸公的诗，请我为它作序。我私下认为，他的才能事业如今已经在实际经历中显现出来了；坐镇幕府，办理文书，辅佐上官，以恩惠施及一郡，这些都不需要赞颂，所以只特别叙述我自己的感受。伯器此时正在刑曹，也把这篇序给他看，这也是彼此相互勉励的一种方式。虽然如此，我还有一个请求。昭武在闽中，疆域和武夷山相接；武夷山有位隐居的君子杜伯原父，是我们许君、张君所敬重的人，彦诚还没有见过他。从前子长曾想约我一同去拜访，深入探看山水的幽深，观览他所收藏的书籍和丰富的著述，只是没有实现。万一您经过那里，请替我传话：我年老多病，日渐衰弱，又遭逢忧患，不能长久安乐地留在这里，正伸长脖子等待南归；希望有一天能满足这次来往偿愿的心愿，也可以再次见到彦诚。谨慎地把这些记下来。

译送曾子白下第南归序 至元元年，科举制度重新实行。第二年，士人一同聚集到春官。科举废止已经将近六年，人们都说不容易很快恢复；而明主和贤相相逢，恢复科举的诏令很快便下达了。我有幸在京师领取微薄俸禄，诏令下达那天，和士大夫们举手相庆。又得以看到英俊人才纷纷来到，像风起云合一样，实在是平生一大快事。临川曾子白，早就有文章声名，我尤其高兴他在应试的人数之中。都城中美好的人，除非没有眼光，否则谁会不认识？我本来就凭自己的眼光，也相信众人的眼光。后来众人一同进见有司，子白却没有被录取。我又惊讶又疑惑，难道是他的学问不够吗？那么能胜过他的人很少。难道是我的判断错了吗？但和我看法相同的人很多。反复思考，却得不到合理解释。过去我曾泛泛读过唐宋小说，记载科举的事情，说有鬼神掌管，因此有本来应当中榜却被黜退、本来应当黜退却反而中榜的事，我每每笑它荒诞。如今看来，难道不也是这样吗？凡是有司不能了解的，以及我们这些人私下的推测，难道能奈何鬼神吗？我将要替子白解释这件事。子白正泰然处之，从未在脸色上显出一点不满，那么他的器量尤其不是常人所能测度的。我听说子白的族祖南丰先生，曾经应试却没有中榜，只有欧阳公赞叹他气宇非凡，认为他一旦出仕必会显达，并责怪有司不能改变自己所执持的尺度。南丰把数十万字的文章寄给欧阳公看，欧阳公读后认为，有司对此只能表示惋惜，却应该为得到这样的人才而庆贺。后来欧阳公主持贡举，南丰终于以进士成名。一时的不得志，确实不足以决定一个人的轻重。子白不嫌弃我，多次抄录他的文章给我看。我没有欧公那样的声望，不能替他张扬光大。然而朝廷中了解子白文章、为他的屈抑而惋惜的人，是有的。这难道不就是今天的欧公吗？怎么知道将来不会有人出自他们门下呢？子白努力吧，南丰的事业，我正寄希望于你。《董氏传家录》序 本朝奋起于朔方之地，当时中原豪杰之士辅佐君主、归诚效智，终于成就万世之业。重臣大家获得封爵和土地，恩及子孙，距今将近百年；传承下来的人家有的断绝，有的衰微，都可以逐一指明数出。子孙繁盛、显达做官，号称最盛的，只有藁城董氏。董氏大概最初由太傅、赵国忠烈公董俊兴起，传一代为太尉忠献公董文炳、少保忠穆公董文用、太师正献公董文忠，于是家业大盛。再传一代，有右丞忠愍公董士元、平章忠宣公董士选、太傅清献公董士珍，旁及其余兄弟子侄的后裔，越传越远，分支越多。到如今已经七代，将近二百多人。在内任政府台阁官员，在外任藩镇、风纪、州县官员的，多得无法计数，真可以说是兴盛了。我曾读《汉功臣表》，见到那些功臣的后代大多因罪被废黜，有的只传一两代国家便被除灭，因此私下又对如今的旧事有所感慨，对于董氏不能不深深叹息。况且董氏为什么能得到这一切呢？从他们的祖先起，便以忠诚取得君主的信任，丝毫不把机诈放在心中。在国家草创、四处奔走征战的时候，总领干戈，平定城邑，秉持好生之仁而不嗜杀。至于严明家法，重视礼教，推举贤才、推荐士人唯恐来不及，这些本来就足以成为留给后世的根基。而作为后代的人，也无不承受祖先的训诫、敬守德行，约束自己，喜好修养，崇尚文章而尊敬学习。凡是声色、华服、骏马以及骄奢华靡的习气，他们都不以此为乐。因此居官守职，大多刚毅自持而谦让，能够凭政绩事业使自己显现出来。这样，天下称誉董氏，其他家族没有谁能与之抗衡，难道不是理所当然吗？如今正献公的曾孙、监修国史府长史董钥，撰成《董氏传家录》，说诸公为董氏所作的记载，有世系，有家传，当然可以据此考察董氏的本末。然而两部书没有涉及的，也不能没有。于是把谱系列在前面，又把墓道碑文、赠谥制度，以及行述、谥议、遗爱和逸事等文章，汇编整理，凡是传记、家谱中不完备的地方，都可以在这里考见。我得到这部书读过以后，于是替它作序说：董氏的功勋劳绩在国史中，家传世谱用来详细记载，而如今这部录又更加详尽。史臣的体例，衡量事情的大小，兼收并蓄、互相发明，按照义理删削取舍，立法是严格的。至于孝子慈孙为了振扬祖先，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即使一句话、一件事只要涉及所见所闻，也都应当一并保存而不遗漏，用来充分表达孝敬亲爱的深情，完备一家私人的记载，那么即使详尽而繁多，也不应厌烦。长史撰写这部书，正是与这个道理相合。假使董氏全族都能阅读它，早晚警惕自励，不忘祖先丰功伟业，世世代代继承下去，与国家一同长存，那么这部书所记载的功效，就不只是使董氏发达而已，它的意义哪里能估量呢！长史嘱托我作序，我推辞而未能获准，所以叙述它的大概，附在篇末，并空出右端，等待朝廷中显达而善于文辞的人来作序。送萧君祐奏差序 宣城是我旧日游历过的地方，离开那里已经十多年了。父老和旧友仍然思念我不忘，从千里之外寄信来问我的安否。有时在别的地方遇见他们，他们便赶忙说起往日的艰难，长叹不已，直到说到别人的恩德。那么，我凭什么能得到这样堂堂的臬司呢？臬司是清流人士所居之地，主持风纪，扶持善类，所以我这个小人物才能稍稍施展自己的志向，这难道会没有缘由吗？几年前尹池任建德县令，行部使者来到那里，我因为刚直抗争触犯了他的暴怒，祸患难以预料；当时萧君君祐正随行，与屈掾伯昻竭力说明我没有别的意思，事情才得以解除。那位发怒的人固然不了解我，而两位君子了解我，也是由于在宣城时的交往。我一时得以免祸，并不是偶然的。后来我曾想作诗感谢二位，却没有机会见到他们。君祐是燕地人。我来到京师，和他亲切交谈，更加相信他的贤能。他刚刚守完母亲的丧服，奉中台的命令又要到江东去，我心中不能不有所触动。唉！如今做州县官越来越难，做州县官的人也越来越难。可是其中难道没有坚定自守的人吗？只是他们平素所作所为常常与世俗相违，又不能容貌谄悦来侍奉权势，所以遭祸最快。若不是遇到贤明的风纪官加以维持保护，他们很少能不陷于危险。君祐带着这样的心志前去，遇到贤明的使者，当然会相合；即使不然，他也可以补助使者考察所未及之处，挽救其举措不当的地方。我正要为一道之地感到欣喜庆幸，难道真只是因为自己的私情吗？告别出行的日期已经确定，他振作精神向南而去。敬亭、宛溪，悠长地牵动着我的思念。父老旧友中如果有人问起我，请替我多多致谢。

译送浦江县长官诗序 我读《汉循吏传》，文翁到召信臣，不过数人；指明他们的事迹而加以称述的，无非是兴办学校、致力农业、增加户口、修治水利、平息盗贼，有时兼具其中一两项；不具体说事迹的，就说奉公守法、公平无私，政绩第一；有的还说百姓为他们歌舞、祭祀。大概举出大事，细节就可以略去；彰显他们的贤能，实际情况自然会显现；百姓长久不忘，也就可以由此知道他们当时亲近爱戴和仰慕的情形。比如河南吴公，政绩号称第一，只在序文开头附带提到，何等简约而有法度！后世歌颂遗爱、记载政绩，从农桑学校一直到筐筥等细小事务，没有不全部罗列，列入四善二十七最的条目，没有遗漏，动辄累积千百字还不停止，这是为什么呢？浦阳人赵敬叔传达他父老的话说：‘县长官世庸公，是谨慎缜密而少欲望的人。他治理本县三年，百姓安乐地接受他的治理。任期届满离去时，大家争相为他作诗歌咏。希望能为他已经做成的事情作序。’唉，州县实在不容易治理！不能治理的固然荒谬，喜欢大有作为的又往往失当。显赫的功业难以持续，事情有时本来是兴利，却反而生害；出于爱护却反而使百姓受害的情况太多了。去除过分的举动，停止不急迫的事务，禁止烦扰，使上下相安于清静，这也就足够了，难道一定要另作什么吗？父老这样称颂他们的长官，说得好啊！谨慎就是敬畏法令，缜密就是尽心尽力，又把少欲作为根本，言语十分简约而美善的实际完全显明。即使列入循吏之中，又有什么可以超过他呢？我因此得以知道长官的贤能，又赞赏他的父老质朴而不夸饰，具有古人的遗风。所以写下这些话作为序。陈监丞《安雅堂集》序 至正二年七月【缺】日，国子监丞陈君旅众仲在京师去世。中书左丞许公亲自率领省部以下官员前往吊唁，并且赠送助丧财物。司业王君对众人说：‘此前监官中有不幸去世的人，只是赠赙有厚有薄。陈君贫穷，应当多给一些。’于是停止用餐两天。诸生又相互带头出钱，共得到五十缗。加上他家所得的赙赠，超过原数一倍还有若干。用多出的部分支付丧事费用，打算把灵柩送回莆中，但道路险远。陈君曾喜爱钱塘山水，想在那里终老，嘱咐说：‘可以葬在钱塘。’恰逢参政冯公赴浙江行省任职，司业君把这件事告诉冯公，冯公欣然答应，替他在西湖边选择墓地。于是拿出钱的四分之一给陈家雇车船，另外四分之三交给冯公。安葬完毕后返回，余下了钱财。过了一个月，冯公来信报告，事情完全按照约定办妥。唉，这件事包含的义意多么深厚啊！湖广行省参政苏公当时也将要赴任，嘱咐我说：‘陈君所以得到美名，是因为文章。文章能够流传，是朋友们的力量。将来我能够使它流传，你何不把它们收集起来？’唉，苏公的举动也很合于义。我于是到他家访问，原来他的儿子们大多把文稿借给了别人，留下的也一定要等抄录之后才肯拿出来。文稿开始从南方寄来，大概已经不是完整的原稿了。于是我替它编次，诗文等总共若干篇，分为十卷。陈君以布衣身份出身于偏远之地，徒步来到京师，首先被平章赵公所知。中丞马公、学士虞公也相继赏识他，而他与虞公尤其亲密。他所受到的称许和表彰，见于文字记载，别人是得不到的。诸公相继沦落离散，士大夫的期望暗中寄托在他身上。陈君没有料到自己竟止步于此。我在南方时，曾读他的文章而喜爱；来到京师后才和他相识，有幸成为成均的同僚，得以早晚相处。我知道他写文章用心非常艰苦，功夫非常深厚，文采组织不到极其精工便不停止，而这些我做不到。他曾看到我的作品，说：‘我看你的为人，孤峭急切，认为文章也应当如此；但你的文章却舒缓曲折、含蓄有深意，为什么这样合乎我的心意呢！’于是便要求看我所有的文章。我本性以张扬暴露为羞，考察到陈君的诚意，便不敢隐瞒。陈君的学问多得自岳父赵大蓬，名叫赵必晔。赵必晔是庸斋汝腾的孙子，有学问有品行。陈君早年受到他的指授，所以前辈学术的渊源，他尤其熟悉。他还说，从事文章写作夺去了自己的志向，从今以后愿意和我共同讲求更重大、更长远的学问。我谢绝说不敢当，但我们两人的莫逆之交从此更加深厚了。官舍相近，回去后就互相拜访；有时踏着月色前来交谈，直到二更才离去。从他开始生病直到病情严重，他始终没有间断来往；有几天不见面，一见面就谈文章义理，除此之外不涉及别的事情。陈君对我，难道像对一般人吗？编纂整理他的遗文，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何况又有苏公的嘱托呢？于是想到诸公崇尚义气的举动不能没有记述，也把我和陈君相知相得的情形记录大概，用来记下我的悲痛。至于评论他的文章体制，表彰其中的精华，为之作序并加以发扬，使它显赫而不湮没，除了苏公还有谁呢？我恭敬地空出卷首右端，等待补入陈君的世系、官位和墓志；墓上还没有碑石，诸公难道也会忘情吗？冒昧地一并请求。陈君曾把堂名定为‘安雅’，让我为它作记，最终没有写成。现在题名为《安雅堂集》，也许可以稍稍实现他的志愿吧。某年某月，友生东阳吴某序。

译送杜宗元察掾序 《诗经》不是说过吗：‘既然见到君子，怎么能不欢喜？’君子实在难以见到啊！古代有人凭借风采操守而享有高声望，当时的士人驾车迎接他、登门拜访，都认为这是极大的荣耀和幸运。这正是诗人喜爱见到君子的意义：声气相应、意气相求，万物相互依从，本来就是因为属于同类吧！风纪机关，是君子施展抱负的地方。他们对人的抑扬、进退，足以决定荣辱轻重，天下士人也依赖君子来主持公道。做他们的掾史，和他们共同承担这样的责任，难道只是办理文书、辅助应诺而已吗？其中有的人出身名门，崇尚儒雅，衣着朴素淡泊，勤勉恭谨，日日夜夜以考求经术、较量文艺为职责。所到之处一定寻求贤士大夫与之交往，准备深深培植根本，以便大力施用于世。这样的志向可以说是卓越而不凡了。这条道路已经寥落很久，为什么如此空疏呢？如今从杜君宗元到来，我又看到了它。宗元来到浙东，所管辖的地方实际只有金华。往昔金华文献兴盛的盛况虽然不能再见，但遗留下来的美好风教和恩泽深厚绵长，后来者相继而来，仍未完全泯灭。因此听说宗元的风采，没有谁不振衣奋发、伸长脖子希望与他交往；没有别的缘故，也只是想借此使自己附属于君子的行列罢了。这是喜好善人的表现，也会使对方更加修养自己、受到激励。难道不是彼此相遇、相互成就吗？我在江东时曾在行部途中认识您，如今相距不过两宿路程，但两年之间只见过一次。恰逢我患有幽忧之疾，不能每天陪在冠佩之士的末席，趋前请教您的简册文章和言论；而您又时时深深挂念我，抚慰并体恤我。我自知偏僻浅陋而心胸狭窄，正被流俗之人极力憎恶，怎么能不被君子抛弃呢？您现在升任御史府，征辟任命一下达，大家都以为庆幸，却也不能不惋惜贤者离去。虽然如此，我们同道之间相互切磋砥砺，所说的也只是古道罢了。器量见识不高，成就便不能使今人信服；学问不充实，立身处世便不足以追及古人。宗元却和他们不同，他的志向在于古道。离开这里而成为台阁中的仪表，在朝廷流传声名和实绩，正将使天下善类欢喜，又何必因私人的离别而忧愁呢？送吴学录序 教官的选任败坏已久，没有比隶属于各道的教官更严重的了。从屠夫、商贩到卑贱的隶役和杂流人员，没有谁不能借用这种名义、冒充这种身份，实在足以使我们这一道长叹。几年前，凭掌管粮仓的资历升任县谕、郡录，有人议论其不合适而罢免，这就对了。如今做这种教官的人，问他的名目便说是‘德行文学’，或说是‘隐居丘园’。唉！德行是无法强行追问考核的；既然已有遗逸科，那是朝廷用来对待特意起用的士人，哪里用得着这样搜罗成百上千的人呢？虚伪之风纷纷蔓延，廉耻和道义丧失，必定有人要承担责任，却没有人敢说出来。同乡人吴履德基，由天台直学调任衢学录。德基世代为儒家，自幼至长从不放下书卷，这样的人担任教育职务，谁会不说合适呢？虽然如此，若只说德基不同于非儒者，还不足以称道。必须不同于俗儒才行；不仅要不同于俗儒，即使古代号称儒者而实际上违背儒道的人，我也要和他不同，这才算达到最高境界。德基本质非常良善，行为非常谨慎，居住在北山之下，先贤遗留下来的文章和古书大多能看到。我对于乡先生的学问，虽然很早就衷心信奉，却因被微薄的官职拖累，常有不能完成学业的感叹。近年来退居闲暇，才稍稍知道寻绎探究，模糊窥见其中深奥隐密之处；回头看从前的浅陋粗疏，内心惭愧得发热流汗，想勉强前进、自我努力，却又被老病赶上了。德基正当年富力强，始终没有离开学校；如今又没有出外入内、筹划事务的劳烦，而有从容闲暇的快乐。可以带着成捆的书到柯峰幽深绝远的地方去读，探求圣贤的心意，洗去俗学的鄙陋，将会见识充实而无穷，胸襟浩然而有所获得；涵养器度和学业，使自己达到远大境界，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呢？哪里还会只是拘泥于眼前这件小事呢？送程知事序 三衢人程国表调任池阳幕府属官，经过我这里，对我说：‘您曾经在池阳任职，熟悉池阳的旧事，请把有关情况都告诉我。’我告诉他说：‘行台总管东南，而江东距离行台最近。宪府在宣城，也不过近在咫尺。台府的命令早晨发出，晚上就能传到下面；江东几个郡的政务，晚上实行，早晨就能被上面听闻。因此各部门都肃然警惕，做坏事的人害怕而收敛，行善的人受到激励而修养自己。公论的褒贬，比各道尤其迅速而且在先。下级属官中稍微有些作为、能够表现自己的人，必定得到不同的待遇，何况是凭儒学进用的人呢？我的才干不能胜过别人，政绩不能异于常人，趋走奉承的礼节又远不如人，只能用笨拙的诚实来代替巧诈罢了。至于奸豪的诬陷、权贵的触犯，我本来以为必定遭祸，却有明察的人为我争辩并公开为我解脱。唉，我凭什么能得到这种待遇呢？池阳处在交通要冲，是使者车马往来的地方，声名和实绩尤其容易被听到。如今做官的人，因为靠近臬司、又处于孔道而忧惧，内心惭愧，大概就是这个缘故。若是我们这样的人，又到哪里会不合适呢？’国表听了很高兴，或许觉得很有契合之处。然而对于他的出行，我还有公事和私情两方面的请求。池阳的土地肥沃，但田地、陂塘、湖泊被豪强有力者侵占了十分之六七。从前我奉乡司之命，查验核实，半个月间追回复原了七百余亩。豪强党羽愤怒嫉恨，几乎使我遭到中伤；我将任期届满离去时，把这件事写入文书，刻在碑上，使它不至湮没。您从诸生起家，难道能不想到这件事吗？这是我替我们这一道的请求。我在建德时，栽立县门，修建学校崇化堂，收回被官舍侵占的土地，修筑梅公亭、清白泉亭，沿山亲手栽种花木，颇为游览登临的胜地。如今离开那里已经七年，兴废情形不知怎样。您出巡各县时，试着去访问那里，发挥溪山的精华，吟出秀美的诗句，刻在千仞高的山崖上。将来寄给我，使我得到光荣和宠幸，那就是幸运中的大幸了。这是我私下的祈愿，请务必记住，不要忘记。《礼部集》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