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集卷十四　　　　　元　吴师道　撰序

译《礼部集》卷十四　元代吴师道撰写序文 《忠义录序》唉！天下有人类已经很久了。国家发生动乱、灭亡，历代都有；而忠义之士，没有哪个国家不存在。这大概是天地所赋予的、君臣之间的重大名分，经历万世也不会泯灭。因此，开国君主对待亡国之臣，对于那些抗命、与自己为敌的人，虽然杀掉他们，却未尝不赞美他们的节操；对于那些卖国投降的人，虽然也给他们赏赐，却未尝不为他们的行为感到羞惭。这正是表彰义节、劝勉忠诚，惩罚背弃旧主而怀有二心的人，树立流传后世的大法。过去宋朝的国运走到尽头，我朝神武之威正当兴盛，军队所到之处，敌人望风叩首。然而当时手持符节、为主君守义而死的人，往往都有。后来执掌史笔的人，本来不应因为时局已经平定、事情已经过去，距今三十年便让他们湮没不闻吧？我的朋友张子良，是一个慷慨而喜好义行的人。于是他广泛采集、旁搜资料，传闻务求可信，事实务求核实，共得到死守节义的士人八十七人，其中女子四人。所记录的虽然是前朝臣子，但体现了民众共同遵守的伦常，辅助世间教化，本来也是圣明朝代所乐于听闻的。我曾经评论宋朝三百年，传了十六代，只有道君皇帝荒淫，其余皇帝没有什么严重的失德。他们以仁厚守护国家，以儒者任用人才，待百姓也近于厚道。到了末年，贾似道专擅权柄，误害国家，被提拔任用的都是阿附求容、患得患失之徒，风俗委靡腐败，形势必然走向灭亡。而我朝乘其衰败之时，因而发兵讨伐，只是切实责问首先挑起事端的人，列举他们失信背盟的罪过罢了。天时和人事，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世上评论宋朝的人说：“崇尚文治太过，压抑武功太甚，因此兵力衰弱。”依我看来，这不过是市井小巷里的末流议论罢了。如今所记录的文如、二李、陆、谢等人，大概才是宋朝真正的儒者。那些掌握强兵、承担重大使命的武臣，竟然投降叛变；而偏将、部校、小官以及散职隶卒中死难的人，却多得数不清。他们又凭什么能得到这些人的忠义呢？唉！忠义的功效，从活着的人身上可以看出死者的价值；德泽的报偿，从卑微的人身上可以看出国家的情形。读到这部《忠义录》的人，或许可以因为我的话而加以考察。《送方寿父之道州序》士人立志走遍四方，大概是外出游历、做官必然要经历的事。古人都这样做，唯独令人悲哀的是如今的人不幸。科举尚未兴起，便没有做官的途径；从师求学的风气停止了，礼遇士人的制度废弛了，于是也没有地方可以游历。当今南北空旷动荡之际，老死在茅屋、山林洞穴之下的人，难道没有带足粮食出游的资财吗？只是形势使他们不能这样做罢了。过去我听说浦阳方君存雅的名声，等到看到他的诗文，仰慕他，交游朋友之间常常有人向我谈起他的为人。即使我老了还能得到他的交往，也会更加惭愧。事情不应就这样停止。《送赵伯器序》求学实在太难了！资质达到了，老师却不是合适的人，仍然不能达到；老师合适了，父兄却不按正道教导，也仍然不能达到。上天把资质给了他，人却不以善道来接续，难道都是果真甘心自我放弃吗？本来有时是父亲与老师之间不能彼此配合、共同成就他罢了。这里有一块玉，工匠来雕琢它，幸而遇到良工，主人相信他的技艺，把自己最珍爱的东西交给他，听任他施作而不敢妨碍败坏它，这样器物才做成，使用起来合宜，足以称为天下的美玉。唉！要成就人才，又希望充分发挥他的长处，像这样的人也太少了。因此，程大中知道周子的贤能，便兴起了河南的道学；吕正献推举焦君的教诲，最终成就了荥阳的名声。谁说千年以后就没有这样的人呢？赵生名伯器，是一位有道德的青年；他的家族清正淳厚、沉静笃实，早有非凡的资质。他跟随老师来到南方，确实遇到了良师。许君为他讲论、讨论并指点传授，日夜不停；凡是群经六艺的精义，他也都充分听闻了。我看他跟随老师而在学业上进步，清越得像宫声鸣响、商声应和；舒展得像太阳出来、冰雪消融；蓬勃得像及时雨降临，草木振作而没有什么能阻挡它。他的学业日益崇高美盛，前途将随着年岁一同增长；有这样的老师，我知道他不会舍弃老师而离去。如今他将要出行，我该说些什么呢？方寿父性情温雅含蓄，乐于称道别人的长处，曾经带着他的两个弟弟游历江湖，在贤士大夫之间，只遗憾没有认识我。今年秋天，我有幸在客舍遇到寿父，一见面话还没有说完，他便策马离去；他高雅的姿态和卓异的风韵，明亮地留在我的心目中，十天半月也不能消退。不久寿父又来拜访我家，告别时说：‘乡里的旧友到舂陵做官，邀请我一同前往。我一向听说南方风物山水优美，正好去游览，以拓展胸中的奇思。’我听了这话，不禁局促不安，汗流浃背。平生年轻时，意气激昂，觉得万里不过近在咫尺，以为司马子长所做的事特别容易，哪里知道后来竟会局促困顿到这种地步呢？如今您自在地游历，不必借助做官，只因遇到爱惜士人的人相邀，便奔驰于东西各地，没有不如意的地方；我哪里能够仰望着您而跟随您同游呢？何况这次游历的地方尤其使我动心：经过苍梧、潇湘的旧地，眺望九疑山的连绵，观看舜峰的苍茫，舜帝和二妃的遗迹如今还有可以看见的吗？吟唱《七泉》之词，凭吊侏儒之民，元次山、阳亢宗的文章和事迹如今还有可以考察的吗？即便如此，您如果确实有志于求学，就替我出城向西，渡过营川，拜访濂溪，瞻望尚存的丘园，向异代的子孙询问，回来诵读他的遗书，默默思考无极、太极的奥妙，想象他光明清朗、洒脱旷达的胸襟，以此洗涤万古以来的尘俗鄙陋，难道不是伟大的事情吗？将来等您回来，我当用几天时间同您畅谈，请您把所见所闻告诉我。不过，求学以端正为根本罢了。所走的道路端正，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许君的学问，上承朱子紫阳。如今要寻求圣人的道理，没有舍弃紫阳而另走捷径的。今后您应当尊重前人的学问，继承过去的功业，寻求紫阳的门徒而跟随他们，这也就是跟随许君了。韩愈不是说过吗：‘江河向下流去，只要不停，即使前进得有快有慢，也一定会流到海里。’求学的人一定要慎重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您所走的道路是正道，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也掌握了源头。沿着它前进而不停步，难道会有到不了大海的吗？努力达到成就，以发扬父亲、老师和文人善于教导的美德。我对您的期望就在这里。

译《赵子敬复墓后序》自从圣人的道统不能实行，异端肆意横行以来，佛教尤其严重。这并不只是时势造成的，因为他们的门徒大多强悍有力、能够忍受艰难，志向一致；衣冠之士反而有赶不上他们的地方。因此佛塔寺庙遍布八方，而我们却担忧祭祀蔬食的宫室；他们的财施耗尽万家财富，而我们却忧虑饭食不足。我们受到轻视、讥笑、敌视和肆意侵凌，有时同他们抗争却不能取胜，于是更被他们当作笑柄。唉！异端不能战胜正道已经很久了，只是担心主持正道的人气馁、才力不足罢了。凡是违背纲常、不为人伦所容、神人共同憎恨的事情，只要能够声讨其罪过并加以攻击，才力足以成事，气概足以匹配义理，那么从来没有不能取胜的。拿着我们必胜的条件，即使面对千万人，又何况只是一个人的敌手呢？赵君子敬的先祖世代居住在兰臯，他家的坟墓在城郭东面，与如今的集贤公坟墓确实相同。后来因为其他子孙散居吴越之间，祠田、墓亭和守墓人无力维持，便被豪僧兼并。赵君听说后，奔走数百里向有关官府求证，在外奔波两年，面对诱骗、阻挠、恐吓等百般手段都没有屈服，最终遇到贤明的官员，于是得到公正处理。我听说佛教徒用祸福来恐吓世人，掠夺财物、施展奸计，却完全不知道害怕自己。为什么呢？大概因为他们的教义抛弃伦理、灭绝亲情，断绝葬礼、废弃祭祀，对于别人的事情还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呢？何况他们习惯于毫无顾忌，把这种行为施加到我们儒者身上，若不是赵君，难道不会受到无人过问的讥讽吗？赵君办完事情告辞回来，只拜谒了玄堂，修整治理残缺倾圮之处，松树楸树郁郁葱葱，祠堂和塑像都像从前一样。他面对凝望，徘徊不舍，既欢喜又悲伤。我也因为赵君而再次深有感触。五陵上空的愁云，北邙山间的悲风，金碗珠衣不知流落到什么地方，唯独你家的坟土还在众多土壤之中，并且在已经失去之后重新归还。孝子慈孙的功劳，确实不能泯灭。何况这又压制了异端、尊崇世间教化，一件事同时得到两种善果吗？我既为这件事高兴，因而写下这篇序送给他，使它展示给后代的人看，同时也用来激励我们这一类士人。《送元生序》公卿大夫的子弟与平民不同，并不是说他们做官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而是说他们的才质容易成就。昆仑山不会有普通的石头，邓林不会有零散的朽木；他们所凭借的条件本来就不同。掌管礼乐的官职已经远离了古道，世上想要做官的人，甚至将不再用心学习。肥甘厚味和华美衣服改变了他们的身体，博弈、财货和女色夺去了他们的志向；日后骄纵愚昧日积月累，堕落而败坏先业、败坏官职的人，十个中有八九个。他们难道谁没有才质吗？只是自己放弃了罢了。蓟丘元生出身侯伯之家，聪明俊秀，喜好修养品行，性情平和而行为谦逊，写文章作诗，尤其擅长书法绘画，人人都认为他贤能。我认为凭您在世上的贤能，本来已经远远超过常人；但若以君子的全面要求来责备您，那么还有尤其应当努力的地方。您的学问在外在形式上，不在内在修养上；重华美，不重实际。为什么不也到经学中去寻求呢？圣人的经典，您并非没有学习；如果把它贯彻到内心和身行中，就是我所说的内在而充实。这样一来，您就会有远远超过常人的地方。您来这里，唯独深深仰慕我，想要同我切磋交往很久，却又不能留下，所以情意更加深切，也更加知道我的话是直率的。如今的制度规定，世代为官的人必须通晓一部经书；即使您防备我的话，您也将会受到督促，努力学习而不能自行停止。然而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话说得过分，您将可以说：‘您责备我学习，那么您或许是在这里学习了吧。’ 这样看来，难道是因为您的迂腐疏阔、困顿不得志，世人就不取用您吗？唉！您不是我能相比的，我本来只是平民。《送王文学序》文学是卑微的官职。如今身穿官服而以儒学自处的人，舍弃这个职位就没有办法做官了。但有些人还重重地表示不满，说它把杂流混入正途，使年长者受到些许妨碍。那些尊重老成而轻视新进的人，难道不是因为持守与放纵不同吗？至于掩饰利欲、歪曲名义的人，却把放纵看作能干，把持守看作拘束。因此君子的评论不分彼此先后，只一概以贤能与否作为判断。王君仁境，以文章闻名四十年，如今来教导我们州，他是老成而有操守的人吗？王君年长我一倍，却谦逊地把我当朋友相待，同我谈论古今、比较文艺；像源泉一样无穷，像善于鉴别货物的良商，像久经战阵、统领军队的老将，深沟高垒，面对敌人时整肃而从容。然而我所敬重他的，不只是这些，或许还因为他的操守同我有所契合吧？过去我年轻时锋芒太盛，轻视天下的事情，认为人生只要使自己快意就够了，何必规规矩矩地束缚自己呢？等到深入研读圣人的书，才知道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归于理、停在安定之处的；圣人坚持它，贤者违背它，普通人则随意而行。我的学问本来就要离开普通人而仰慕圣人，能够守住这一点或许就可以了。因此我战战兢兢地自我约束，不敢稍微抬头动脚，越出理的范围。然而那些指指点点议论我的人，无不认为我拘谨。如今看王君的作为，简约持重而少与人交往，深沉潜修而不炫耀；进身时不希求迎合公卿，退处时也不责怪怨恨诸生，他的操守究竟怎样呢？如今世上那些机诈虚妄、轻薄放纵、巧言敏捷，被称为圆通的人，正忙着谋求富贵，用来向妻妾夸耀，向乡党邻里显摆；而我们这些人却共同走在寂寞的道路上，果真能够得到际遇吗？即便如此，王君是做官的人，离开这种寂寞的处境大概还不可估量。像我这样不适合做官的人，正准备回到城南休息，在清流修竹之间择地居住，又将劳累身体筋骨，来侍奉教导老者。闭门饮水之余，诵读歌谣诗篇，以先生的道来自得其乐；而王君将回到仙都，我不能挽留您与我同居同游。因此有所感触，写下这篇文章。

译《送石抹州判序》儒者在世上受到压抑，已经严重到了极点。平时大家聚在一起，穿着儒服谈论古道，便遭到交手嘲笑；一旦有事情要办理，在席榻之下却连半步也迈不出去；有时稍稍表现得正直果断，责难也立即接踵而来。何况凭借儒学去求仕、适应时势，还想完全隐藏自己的志向，那就更难了。真正坚硬的东西不会折断，真正洁净的东西不会被污染，真正怯弱的东西反而没有敌手，只是还没有认识真正的儒者罢了。兰溪设州以来，来此做官的不知有多少人，而以儒者闻名的，从州判石抹公才开始。他刚到任时，人们已经听到他的声名，知道他不是随合时俗的儒者。但他以卑职承奉尊长，以一人抵抗众人，小人习惯了旧有做法，施展欺诈，想要窥探我们的深浅。只有石抹公的言论足以排斥众议，文章足以震惊庸俗的官吏；办事或升或降、或宽或紧，都能触及关键。遇到是非曲直的大事，他奋然抗拒积重已久的威势，冒犯不可预测的怒火也一定要争辩。众人都为他担忧，而他最终取得了成功。那些窥伺、挟持他的人，最后也没有得到什么。我曾经痛心儒者遭受诬陷，遗憾真正有才德的人没有得到机会；如今看到公神采焕发、气势昂扬，并不是庆幸他个人得利，而是七圣贤的道统仿佛又凛然复生了，他的功业也不小。我听说这件事，特意写来作为赞词，但公神色茫然地说：‘您只是知道成就事情容易，却没有彻底了解做成事情的艰难。’ 仁胜过不仁，本来是一定的；但如果拘泥于表面行迹而不知道变化，那么被摧折、阻碍、挫败的人难道还少吗？”到这时我才知道，学问没有达到公的境界的人，不足以理解这番话。公居住在这个地方时，同我谈论道理，彼此像有所契合；如今将要分别，我对他说：“我为什么乐意做官呢？难道是为了同世俗混同，随着上下之人诡诈随从吗？如今难道只是做到这些吗？我对道的追求只会更加笃定。即使分别十几年，身在南北相距万里之外，您尽管拿这件事去问别人，他们一定会说我不会改变。凭我这区区的诚信，公哪里还要等到将来才知道呢？”出仕艰难，安处容易；对我这个生来没有适逢时机、得到任用的人来说，只能如此。只是治理自身，安于困穷、守住义理，自己估量还可以达到将来，或许也能有话向公回复。现在既已写下这些作为分别的记念，又应当日日夜夜铭记在心，不可忘失。《送北野萧侯序》本朝凭武力平定天下，至今将近五十年，百姓没有见过战争；老臣宿将把职位传给子孙，改变习惯而转移志向，有的手执书册吟诵，有的拿着几寸长的笔，来同写下几行墨字的人竞争。到了这个时候，正是崇尚文治了。我听说文治和武功本来是一致的。古人入朝就在朝廷上谋划，出朝就在万里之外抵御敌人；作为他们的百姓，平时努力从事农业，国家有急事，便披甲戴盔成为士兵。他们所遵循的道路出于同一个根本，上下都相同，没有谁另走一套。尊敬君主、忠于上级的方法，应对事情、制御变化的原则，所谓文治，难道只是曲折的学问和末流技艺吗？北野萧侯，世代是有功勋的家族，早年跟随名师求学，天资一向很高，又用学习来充实自己。他的学问包容深厚、浑然广大，像湖海浩瀚无边；他的胸襟开朗明达，像晴朗的月亮照耀天空，没有什么东西不被照见；他掌握关键机要，统辖群体行动，像阴阳开合、明暗倏忽变化，而元气始终自如。因此他屡次镇守大藩，卓然不群。去年江西洞寇突然作乱，军队包围境地却没有前进，萧侯乘驿车奔驰赶到，召集各将严厉责问，他们跪着接受指示，不到几天便把贼人捆到他的帐下，人们无不称赞他的功劳。在萧侯自己看来，他所施展的不过是极小的一端。唉！世上并不是没有奇才，有的被弃置不用，有的虽被任用却没有用尽其才，有的受到限制，不能像萧侯这样充分发挥；萧侯可以说是既充分得到任用又没有受到限制吗？文武之事要随着时势而有张有弛；预先考虑祸患，是武事必须讲求的；处于衰敝而谋求振兴，是文治不致坠落的原因。没有道德学问的人不能兼顾并做好这些，萧侯本来就很擅长。可是我观察萧侯的作为，往往对下属不加代替，知道事情的隐微明暗来使任用适当，这尤其是别人难以做到的。如今他正从金华调任括苍。那里是山水之郡，地处偏僻而民俗安闲。他可以在军务闲暇时悠然高居，涵养心神，气度老成，见识圆融，顺应自然以等待天命。萧侯的志愿大概就能实现了。这次出行，我高兴地为他写下这篇文章。《送王教授之南康序》士人怀有超群的才华、超脱俗流的情怀，出游四方，往往能够得到山水优美的地方，也是一大乐事。长江以西，匡庐山最大，林谷泉石的景观天下无双。王君传明担任南康教授，出发的日子也将到了。王君出自前宰相之家，文雅风流，足以光大先业，是当时的楷模。以前任职桂林时，他深入荒远之地探寻幽胜，游历万里；如今又能得到这座山来游览，这是多么幸运啊！我之所以称道匡庐山，是因为古代有许多高人名士在这里居住，遗迹都还存在。我只是说山川清秀英华的气息日夜不断，却感叹当今绝无这样的人，只听见虚妄荒诞之徒夸张宣扬异教，高建华丽的宫观，铺天盖地延绵不绝，奔走受诱的人肩挨肩、衣袖相连罢了。难道那些深藏不露、远离尘俗的高士不求世人知道，所以世人本来就不能知道他们吗？又何况从前守护这个地方的人，前有濂溪，后有紫阳，道德仁义的风气深入人心，本来应当长久不被遗忘。科举刚刚兴起，尊崇正学，即使蛮荒边远的地方，也还知道带着他们的书来吟诵。生在这个地方的人，应当怎样奋发兴起呢？从王君这次前行，或许就可以看出来。如果还没有做到，那么表彰贤能、彰明教化，培育人才、使同类受到善化，就是王君的职责。我生来喜欢游历，却被忧患羁绊，不能同您一起吟哦云松，吞吐飞瀑，放声歌唱长篇歌谣，往来于山涧谷地之间，以满足自己的愿望。不过，如果我盼望您教化有成，与昔日贤人齐芳，使荣光垂留在这座山中，那么我对您的仰慕羡慕，难道还不更加深厚吗？

译《送叶审言巡简序》国家尚未设置科举时，士人除了学校之外没有做官的途径，所以人才曾经很多而仕路壅塞。十年来旧制已经恢复，士人出仕将有道路，但壅塞反而加倍了，为什么呢？有人说贡士名额太少，不能容纳他们；有人说从低级逐步升到高级的人，学业一定有所成就，而只是偶然一试、没有根基的人不可以当真。这些话不能用来以此替代彼，确实有道理，但还没有深入看清弊端。过去学校制度专一，所以有关部门考察选拔时更加详细严格；前辈还在任时仍有典型规范，清议没有泯灭，人们还知道畏惧；杂流出身而越级进用的，偶尔夹杂其中，却没有今天这样严重。弊端在外部形成，吏部承受下来，才开始议论清理淘汰，就困难了。近来有人提议，使其中一些人改授警曹，友人叶君审言也在其中。我看您在学校中来回求学、任教将近三十年，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如果按通常调任而出仕，得到一命之官还必定要再滞留几年，那时已经老了。那些一旦超越等级、同普通人并列的人，来日还很长，耐心等候难道不是更好的计策吗？凭您的才华，得到一个郡的教育职务，不只是补偿平生的劳苦，对于宣扬彰明文化、造就更新众多士人来说，也是您平素积累的志业。可是却让您像跛行一样改走别的道路，把您混同于下级官吏，放下书册去督率兵战，停止揖让礼仪而掌管巡警；您应当拥有的职位得不到，而远远不如您的人却抓住机会，侥幸得到它们。这正是我深感遗憾、私下叹息的地方。即便如此，文治和武功本来是一条道路。您性情平和通达，并不是死守章句而不知变通的人，前往任职，我知道您一定能胜任。只是这次按选授的惯例，本应授予关塞海岛、山岭险远之处，而您得到的却是括苍缙云一带，便于奉养亲人而且路近，家中没有跋涉路途的艰难；您尤其把这看作幸运，安然自若，没有一点不平之色，哪里知道我心里耿耿不能排遣的感慨呢？唉！世上这种职位易得而安排颠倒的事情，又哪里只有这一件呢？只是我实在太迂腐了。《送刘教授序》天下官职中地位卑微而实际尊贵的，没有比学官更好的了。名义上是老师，职责是教导。即使对风纪官这样的尊贵官员行礼，他们也不要求学官行跪拜之礼。同群居坐时，学官尚且坐在右边；讲说经书时，听讲的人坐在下方。官场戒律可以宽待，吏员的责罚也不会施加。举止从容舒缓，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呢？那些任职州县的人，则有奔走俯仰的劳苦，有文书法令、期限考核的责任；这些本来都是职责所应承担的，不敢轻视厌恶，但同学官相比就有差别了。过去我曾羡慕做学官却未能如愿，后来惭愧地随计吏入京，最后未能考中常科，只受一命而任丞职；看到做学官的人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内心未尝不惭愧。又听说从学官改调其他职位的，按惯例可以得到簿曹一类职务；这样一来，他前后的处境顿然不同，估计遇到事情而奋发时，未必不会后悔曾经做过学官，反而羡慕从前了。我来到高邮，认识教授刘大宾。他为人庄重温和谦让，确实能够称得上配得上学官的尊贵。适逢他任期届满离任经过这里，我同他告别时对他说：‘我想做您的官职却求之不得，如今您将舍弃自己的尊贵，去做我曾做过的事；即便如此，难道不会后悔吗？’有人对我说：‘大宾主持这个地方的教育，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功劳最大；该兴办的役务兴办，该废除的弊端废除，清白自守，没有一点污损。’ 他离任那天，钱财粮食还剩余充足，留给后继的人。他正受到诸公知遇，凭推荐离去，先后担任防掾、省郎，不再低头屈身于州县之间了。骐骥、骅骝这种一天能跑千里的良马，决不属于普通马匹之列。这样看来，我在判断事情上多么昧暗，而我对大宾的认识，难道不是太浅了吗？

译《战国策校经序》先秦的书中，只有《战国策》最为古老，文章也最深沉博大。自从刘向校订以来，人们已经觉得它有问题。南丰曾巩再次校订，也怀疑其中有些内容不可考。后汉高诱为它作注，宋代尚书郎、括苍人鲍彪斥责高诱的注释疏略荒谬，于是重新编排章次条目，补正脱漏错误，并时时提出自己的论说，用心十分勤勉。我曾把两家的书一起取来阅读，高诱注释的疏略确实如此；至于荒谬之处，则是鲍彪自己这样说的。东莱吕子所作《大事记》间或采用鲍彪的说法并重新编排，世人也有跟从他的。如果其中有错误，虽然没有明白列出，但用这一处来考察另一处，便明显可以看出来，于是更加得到详实的内容。鲍彪大抵专门以《史记》为依据，而司马迁的著作本来就是有所采录的；这部书若有不同之处，应当互相校正，怎么能认为一方全对呢？保存古书最重要，治学最可贵的是对疑问存而不决。孔子作《春秋》，仍保留“夏五”这样的残缺文字；汉代儒者校经，曾删去原字，却只说某字应当作某字，或读作某音，以表示慎重。古书中通假字很多，读音也往往相通，鲍彪却直接删去原文，径自改换文字，难道符合保存旧文、保留疑问的原则吗？按照事情排列年代，应当有明确证据；不能确定的地方，空缺着也就可以了，何必一定强作附会呢？而且他所引用的书只限于《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等，多半只是摘取那些书中的现成文字，并不考察与本事是否相合。关于史书注释，除了裴氏的注以外，《索隐》《正义》都没有看见；《资治通鉴》等书也没有考察，浅陋到这种程度，导致错误本来是应该的。他却极力诋毁高诱，把陈贾说成《孟子》所称的人，把齐国伐燕说成齐宣王因某事发愤而重新作注；却不想齐宣王伐燕明明是《孟子》中的文字，宣王、闵王的年代，《资治通鉴》说史书失去了次序。鲍彪把赧王当作西周君，并指为正统，这是开卷第一大错误。他不知道河南是西周，洛阳是东周；《韩非子》中游说秦王所说的是哪一位，魏惠王在臼里结盟所说的是另一件事；把鲁仲连约矢的书说成后人补写，把魏攻鄢陵说成是人名，把公子牟说成不是魏牟，把中山司马期说成楚昭王的卿大夫。这类错误很多，哪里还能够诋毁高诱呢？他自称其论说是为了辅助宣扬教化，这就尤其有可议之处。他说张仪欺骗齐、梁是临死前的话，赞美周人用欺诈免除灾难，说君子可以宽恕；说张登狡猾机诈而非君子所应排斥；说苏代的言辞不可以废弃；说陈轸是超群脱俗的人，蔡泽是明哲保身，聂政是孝顺快乐，羊是隐忍，君王后是贤明有智慧的妇人，韩瑟是义士后代，卫嗣君是贤君。这些说法全都是严重违背义理、损害正道的。至于他在名物、人物、地名方面的差错，更不值得一一谈论。鲍彪成书是在绍兴丁卯年间，同时剡川姚宏也为此书作注，说自己得到会稽孙朴校订的本子，以阁本标出异文，又参考钱藻、刘敞的校字，并且见到了晋代孔衍的《春秋后语》，互相校勘，补充注释，辨正错误，保存疑问，确实都有法则。《大事记》很常引用它，但世人很少诵读流传，只知道有鲍氏的注本罢了。近来浚仪王应麟曾斥责鲍彪的几处错误，而庐陵刘辰翁却多加称许；以王应麟的博洽来看，知道他没有时间全部列举，而刘辰翁只是特别喜爱它的文采，其他方面本来没有察觉。我既然完全看到了其中的错误，怎么能不加以订正呢？吕子说过：‘考察战国的事情，只取其中的大概，不必每一个字都作为依据。’这是因为游说之士增饰的言辞很多，何况又加上讹误呢？我于是依据鲍注，以姚本为证，再参考其他书，并拿来同《大事记》相互验证，保存正确的，订正错误的，希望阐明事实的真实，探求义理的恰当。有人说：‘《战国策》是六经所遗弃的东西。’您深入辨析、详细考察它，为什么要这样反对鲍彪的微小观点呢？这也不值得攻击。人所忧虑的只是义理不能明白；只要认识达到极致、见识融通，那么异端杂说都能成为我们增进德行的帮助，不足以成为祸害。曾氏评论这部书说：‘君子禁止邪说，是要先把邪说向天下阐明，使所有人都知道它为什么不可实行，然后用禁令来禁止就会统一，用警戒来告诫就会明白。’我对此很赞同。是非存在于人心，是天下共同的判断。即使是樵夫也不应遗弃，并不是说大儒一定要斥责愚昧之说，为什么偏偏选择鲍氏来斥责呢？我学识浅少、见闻短陋，恐怕也会有类似的错误；世上的君子若能加以纠正，本来就是我的愿望。又 《战国策》从刘向编次记录，到南丰曾氏，都有序论来阐明它的大概。刘向认为，战国谋士是衡量当时君主所能实行的事情，不得不这样做。曾氏责难他，认为这是迷惑流俗，不能坚定地相信自己，所以由此推论先王之道、圣贤之法，最后说禁止邪说本来就应当先向天下阐明邪说。曾氏的论说是正确的。鲍彪却认为这就是《战国策》的本意，于是试图寻找缘故来替它作解释，但这不是它的本来面貌。《战国策》本来是史家一类的书，善恶都记载，起初并没有取舍。书中善的内容，是孔子、孟子也不能违背的，为什么要把它弃置呢？鲍氏的话，大概是后出的论者想把它说得完备吧？天下的道路，不过王道、霸道两端。霸道尚且知道借助仁义来取得名义，《战国策》却只把正道当作功利。战国时代名分义理荡然无存，攻伐吞并，彼此欺骗倾轧，机变谋略只怕不够深，纵横捭阖的言辞只怕不够巧。风气和习惯，整个时代都是这样。间或有立论著说不违背正道的，大概千百人中只有一两个罢了。像鲁仲连，大概是绝世之士；然而他排解危难、调解纷争，慷慨激烈，往往因事而发，也没有听说他能够反本正源、明白根本，超出具体事变之外。何况比他更次等的人呢？在那个时代，能够以仁为本、以义为祖，称述唐虞三代，明明不随从世俗说法的，只有孟轲一人；而要在这部书中寻找这样的人，是没有的。

译荀卿也尊崇王道，如今却只记载他拒绝春申君的书信，而没有涉及其他内容。田子方承接孔门弟子的学问，现存的仅仅一篇书文，为什么对这方面如此简略、对另一方面却如此详细呢？史书没有比《春秋》更重要的了。《春秋》善恶都记载，而圣人的心意则是想把褒贬寄托在其中，以显示重大的教训。这部书把善恶杂乱地记录下来，不作是非判断，作者又时时发表自己的看法，不只是单纯记载事实。季子金钱多、地位高，便沾沾自喜、面露得意；说到安陵宠臣固守宠幸，就认为江乙善于谋划。这是其中最鄙陋的地方。奋从亲的利益，竟说秦军十五年不出函谷关，诸侯二十九年互不攻伐，即使严重失实也不顾。把雅正的言论夹在郑声之中，声音就不纯；把香草放在臭草里，香气必然被压倒。善的言论太少，不足以胜过不善言论的众多，这就是君子把它概括称为邪说的原因，大概是总论当时风俗的弊病，以它严重而命名。况且书中本来还有忠臣义士的行为，这些行为不依附于那些言论；它承接《春秋》而抵达秦汉，记载这些人的事迹，不能废弃。曾氏本来已经说过这些，难道他不知道这是一部史书吗？我私下曾认为，天下的言论有正有邪；正的以纯一为主，而不正的言论中，君子、小人各有所得。君子读这部书，考察事情的变化，探究真情和虚伪，那么操守会更加坚定，见识会更加明白。小人读这部书，看见开始时有利而最终有害、所得很小而祸患很大，就会产生悔悟和惩戒自省之心。世上的小人很多，本来有的人从未读过这部书，但他的心术和行为却无不与书中所载相合；假使他读到这部书并加以探究，就会有所不同。既然如此，所谓向天下阐明这些说法，是用来挽救败坏、断绝邪说的善举，难道可以诋毁吗？《送包山孙山长序》如今州县学校又恢复了书院，往往建在山林之间，幽深空旷，长官和过客都到不了。校官的廪俸足以自给，每天同诸生在其中吟咏歌唱、诵读经书；有空时就登高远望，仰看树林，俯视山谷，坐在磐石上洗濯于清泉之中，也足以驱散尘俗的忧虑。大概环境清静，志向就专一；志向专一，学业就精进。喜好学习的士人，没有不以此为乐的。那些急躁争逐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占据四通八达的要地和事务繁剧的郡县，金钱粮食丰厚，处理内外财计，前往官府没有一天空闲；拜访公卿，扬袖夸耀，朋友聚会饮酒吃饭，游乐追逐，哪里还有讲习的时间呢？又有的人以地处偏远为利，借此自我安逸，只到任一次便离去，空着校长的职位却在家享受饮食，侥幸熬到任期届满，便领取文书资历以求仕进。这样的人，贤能还是不肖，究竟如何呢？衢州包山书院隶属开化。开化是山地之县，包山的优胜也就可以知道了。宣城孙某担任山长，将要前往，请我写话送别。我同他的交情虽然浅，却知道他的曾祖父处士敬甫曾跟随朱子游学，孙某确实继承了他的学问，很能吸取云谷、武夷的风气。这次前去，他将充实而有所收获；他选择的是这条道路，不是前面所说的那种道路，这是确定无疑的。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赠言。《送芈希曾之江西序》士人具有清正才华而奉行正直道路，让他处在掌管风纪的官署，能够实现高远志向并有所表现，本来是合宜的。然而缺少凭借、少有人和，不能同机敏善逢迎的人竞争进取，就会辗转徘徊、郁闷不得志，遭遇龃龉违逆，这种处境势必到来；处在这种境况中的人应当怎么办呢？东平芈君希曾，早年在真州、扬州一带游学，跟随名师学习，擅长书法，精通古篆，是一位质朴正直、耿介不阿的士人。过去曾受到江东佥按笃刺公的知遇，被征召到幕府任职。后来调往江西却没有得到机会，推荐他的人又凭文书把他调回东方。今年一共两次来到宣城，只是因为按惯例不允许，便又返回西边。离家多年，往返将近千里；羁旅生活的萧条，江涛的险阻，风雪中的荒凉寒冷，一般人都难以忍受。芈君却正吟诵诗文、考究古事，勤奋不懈，观察他的内心，平和而自得；看他的气概，浩然充沛而不衰减。难道不是贤者吗？即便如此，我们这些人所认为的贤者，怎么知道不是世俗所谓迂腐疏远、脱离实际的人呢？只是芈君对自己的处世方式已经确定，而我也不过是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人罢了。如今江西全境，贤能的使者众多，难道就没有再次像按笃刺公那样了解芈君的人吗？芈君难道会长久被埋没吗？《送吴子彦县尹之辰溪序》。做官是为了推行自己的道，古人都是这样。才华足以自我表现，志向足以顺利实现，相信自己而不受他人拘束，又有丰厚的俸禄，足以奉养父母妻子，供给车马行路的费用，所以能够安心守职而没有私人的忧患。唉！为什么如今不是这样呢？大的方面不能伸张自己的道，俸禄又不够，做官有什么乐趣呢？士人生活在这个时代，虽然才华有高下之别，但平时读书考史，考察古人的事迹，开口谈论天下之事，幸而遇到政治清明的时代，就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建功立业。从最低的一命官以上，只要存心济物，就一定能够有所成就，难道甘愿枯槁憔悴，最终和草木一起腐朽吗？所以像我这样微小而愚拙、又不自量力的人，也还是出来和时俗之人同列。等到在州县之间焦心劳苦，委屈心志、摧抑刚气，厚着脸皮忍受辱骂，前有毒蛇、后有蜥蜴，独自抗争来抵挡众人，十步有九处陷阱，只得选择地方躲避祸害，把钱财耗费在无益之事上，带着家人使自己陷入困境，没有一次不是猛然悔恨、惭愧脸红，飘然想要离去的。近来我在宣城认识了同姓的子彦君，他是宋朝故相许公履齐的曾孙，忠贞清廉世代相传，能够继承并发扬家族的美德，历任筦库丞佐等职，如今授任辰溪尹。以君家的盛大门第、文雅才华和政绩声誉的美好，本来不是我敢于企望的；但他平易冲淡，内心所怀与我大略相同，所以彼此相知最深。他常说，当今做官，唯独我们这一类人最为艰难，大概是想辞职却又做不到，也没有办法消除那些高蹈之士的讥讽。然而在众声喧嚣、杂处其中的时候，山林之气和清苦的习性无处不在，却不容易对俗人说起。我听了这些话，心中暗自高兴，便和他相视一笑。如今君将前往治理辰溪，辰溪虽然偏远简陋，但听说当地民风质朴、事务简少，百姓得到贤明的县尹，实在将要受到他的恩惠。现在不必再称赞他，姑且记下他内心坚定不移的情怀来为他送别，以表明我与子彦深厚的契合。子彦看了这些文字，不知还会想起我吗？

译《送吴教授归番阳序》。我来到宣城，结识了三位同姓的人：同僚是德良，朋友是子彦，还有教授仲退。君是我的长辈。今年春天，子彦出任辰溪县令，不到十天，仲退又以告老的名义归返番阳。这两位君子都因文章与我交游，最知心的朋友接连离去，我怎么能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呢？子彦已经动身，我写序把这些话告诉君，难道可以不说吗？我看世上担任教官的人，往往把廪帑丰厚的地方看作好去处。对这里厚，就会对那里薄；他的志向所在，由此可知。宣学在江东最为兴盛，积存的余财很多，借给别人，钱多得无处使用。君却淡然置之，掌管出纳的官署，曾经还担心自己已经被玷污。唉！像君这样的人，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去年君预先以年老为由请求离任，宪使成公勉强挽留了你。如今监公以及群属官员以下，都说为人师表应当让年长者居先，何况君清廉强健并未衰退，不应当按照惯例离职；但君坚决不肯。他们大书‘致仕’，为你准备船只，你急忙启程，恐怕还赶不上。君说：‘我年幼时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学习，直到老年也没有离开书册，幸而又遇到宾兴之选，姓名被荐入书，获得一命之官，能够不辜负自己的职责就够了。年纪到了却不离去，人们将会怎样看待我？’唉！像君这样的人，可以说在进退之间毫无愧色了。我听说君子以德爱人，所以对于君的离去，我从未不赞许你的志向，也不佩服你的决断。然而惋惜君这样的人世间仅有，又看重这次离别的悲伤，难道只是为了我个人一点私情吗？君的学问品行，曾经见于我所写的《德让堂记》；把那篇文章和这里合起来看，就足以了解君的为人了。《赠黄伯庸序》。至大年间，黄公可玉在杭州时，朋友寄给我一卷诗，其中有黄公的名字，我遗憾未能结识，曾作诗抒发心意。后来我更多读到他的诗文，黄公已经去世，心中的遗憾更加深了。今年我回豫章，将要游览匡庐山，到了南康，风雨突然大作，我把船停靠在观澜阁，上岸游观，在学宫认识了伯庸，才知道他是可玉的儿子。学宫祭祀九位贤人，其中一位名灏、字商伯，是考亭的门人，也是可玉的曾祖父。可玉的父亲子麟，字麒卿，没有做郡守，曾起草表文，不食用学校的廪粟，以性情狷介著称，文章也精审核实。如今贤祠的记文，虽然托名于他人，实际却是他的手笔。由此我又详细知道了他的家世，伯庸和我一见面就如同平生好友。听说我喜爱游山，他欣然随行。第二天，我们从五老峰下拜谒白鹿洞祠，出来后坐在枕流亭、勘书台，在风泉云壑之间徘徊，又寻源而行，到了风雩潄石，观看崖上镌刻的文字，感慨地追想圣贤道德的遗风。离开后经过白鹤观，凭吊苏轼遗迹，继续向前到栖贤院，面对玉渊，在三峡桥上休息，向下俯瞰深险之处，观看急流冲击巨石、奔腾怒吼，奇伟壮阔，震撼心目。到了陆羽祠，汲泉饮用后返回。第二天，又访问开先寺，多次涉过溪水，到桥边后沿小路前行，观赏了数里奇异的松树，入门向左，只见双剑峰直插云天；经过万竹亭，登上潄玉亭，踏着山涧中的石头站立，仰望万仞高的青色峭壁，两道飞瀑从绝顶奔流而下，在潭中汇合，注入清澈的深潭，又分散流去。天色将晚，凄冷的风吹来，幽深的山谷仿佛传来龙吟声；过了很久才离开，乘着月色连夜返回星子湾。我们在船上寻幽探胜时，君总是提起衣襟、拨开荆棘走在前面；遇到栖隐者的遗迹，或残碑旧题，就指给我看并告诉我。慢慢行走，一同坐下，便纵情谈论诗文，快乐得忘了疲劳。只恨没有带上十天到一个月的粮食，把山南山北的胜景全都游遍，以长久享受这种快乐。回来后，我写诗记录游览经过，赠给伯庸；伯庸又拿出可玉的文章和自己作的诗，说：‘您何不评论一下？’我说：先隐君的学问有渊源，又向博学名师求教，文章已经闻名于世；伯庸领悟精妙、见识卓越，取法家学，出口成章，情趣超过常人，不必等我这个愚钝之人的称赞了。只是我自己想，这次来此，所游览的地方哪一个不是文学之士所聚集的地方？竟然连续两个月同席相处，却从未遇到像伯庸这样与我心意相通、能够尽情倾吐胸怀的人。何况伯庸通过宾兴被荐举，在上司那里是奇珍，却被横弃不用；他不因此受到责怪，反而周旋往来而不弃置，这是怎样深厚的爱护、优厚的待遇和独特的志趣呢？我既能跟随他游匡庐，又暗中窥见贤父子的盛大创作，这次出行的收获在这里，而不在别处。因此写下这件事，记录我所遇到的知己。伯庸请慎重，不要拿给别人看，只为匡庐山诵读一遍吧。《送黄仲仁归严陵序》。严陵与兰溪土地相接，黄君仲仁仍可算是我的同乡。他担任宣城郡学录时，开始承蒙与我交游，至今已有三年，便告诉我将要分别。他说：‘宣城的教官，此前有过多少人呢？有的不能安于职守，有的不到任期届满就离开。如今幸而依托大府的光辉，受到诸位的知遇，悠然游处其中。现在任期将满，按理应当离去，何必一定等到有人来接替呢？’我正被羁绊在下属官署，超过任期满心盼望有人接替，接替的人却还没有来；即使想效法仲仁离去，也做不到。听到他这番话，我几乎像身处樊笼而羡慕飞鸟的羽翼。当春风和暖之时，乘船逆桐江而上，在两峡之间曲折前行，连绵的山峰摩天而立，江水清澈见底，红花纷纷、绿树遍野，草木葱郁。杜鹃啼叫，声音在岩谷间回荡。这些地方我曾经游历过，心神飞驰，悲伤遗憾哪里有尽头！即使如此，万一有怜惜我的人，让长期困居的山林麋鹿恢复野性，及时驾一叶轻舟，带着一斗酒和我一同追逐山水，岂不是快事？思念乡土、感伤离别，是人情所不能禁止的。所以我借此尽情说出胸中的情怀。至于仲仁的才华和品德，以及他竭力治理这所学校、值得称颂的地方，那些君子的诗篇中已经写有了。

译《送梁仲庸御史序》。至顺元年六月甲辰，江东宪使宓兰公、副使李公以及经历梁公，因祝祷福祉出行到朝廷，百姓中的老人焚香夹道跪拜说：‘我们先前遭遇饥荒，数十万张口，是您实在救活了我们；父母妻子，本以为再也见不到今天，您的恩德盛大，不知道拿什么报答，只愿使君长寿多福，保佑我们的百姓。’他们退下后，商议共同为三位官员画像，建祠祭祝。没过几天，梁公升任南台监察御史，消息传来，百姓又非常欢喜。我想到江东救济灾荒的急切，虽然使君与副使在上面主持，但梁公参与谋划最多，这一点确实不能磨灭。在此之前，梁公刚到任时，有案件需要按察治理，属吏有的暗中替人周旋；事情暴露后，害怕自身不安，便结党营私，制造诡计、散布流言，互相构陷煽动，来扰乱宪司纲纪。梁公坚持正道，坚定不移，奸邪之人自然屈服，台府也因此清明，并对他加以褒扬。梁公最终承受了各种议论而使人心悦服。南台所属十道中，江东事务最少，而梁公恰好遇上当地骚扰之时；幸而如今使者到来，局势趋于安定清静，又遭遇非同寻常的天灾，他还设法帮助百姓渡过艰难，焦心劳苦不得安宁，而才干功绩也因此显著，理应受到这样的升擢。梁公早年便身居显要，正值盛年承担朝廷耳目的重任，清廉的风气和仁惠的恩泽所及将更加广泛，难道只限于江东吗？然而江东百姓这样怀念梁公，遥望甘棠遗迹，追念桐乡故土；又怎能不希望梁公驱车持节，日后重新到来，而那时父老中还有健在的，能够赶上再见一面，这难道不是盛事吗？《赠申彦直序》。士人平日崇尚志向，谁不说‘忧虑的是没有人任用我’？一旦得到职位，却沉溺于利欲、不能兑现自己言论的人很多。然而任用有大小之别，所以能够惠及的范围有广狭之不同；又有人不能按照自己的志向行事。至于职位虽小而施惠广泛，志向得以实现、事业得以成功的人，不也很难吗？当初我到宁国时，申掾彦直从番阳调来；我与他交谈，觉得很不寻常。后来看到他在府中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不是卓然可称的。己巳年，宣城旱灾饥荒十分严重，彦直奉命掌管宪司，把救济灾民作为自己的责任。正值秋天，城中米粮断绝，贫民没有东西可买，惶恐不安，随时可能死亡；他首先督促富户出售粮食，又替他们规定数量、筹划办法来安定局势。不久流亡百姓四处逃散，形势更加紧迫；想到官仓发粮必须等候命令，恐怕迟了来不及，何不先商议劝导富户分粮呢？正好我从江右回来，代理申州县政，便和他一起谋划此事。百姓诉说无力养活自己的有五十万口，老弱相连，每天有数千上百人拥在府县门口不肯离去。豪强大户正害怕自己的利益被削弱，明里抵抗、暗中阻挠，怨恨诽谤一齐而起；而我们两人日夜坐在县中，耗尽精力，竭尽力量，尽力去做应做的事情。有一天夜里天气极冷，我因疲惫回去休息，刚到门口彦直便来了，把事情的困难告诉我，仰面对屋叹息，接着痛哭起来。我对他说：‘使别人获利而使自己受害，上天一定不会这样对待你，只管安心吧。’当时也只是姑且互相宽慰劝解，事情能否成功还不可知。幸而部使者清明，看到任用我们而不加怀疑，事情最终得以办成，也可以说是幸运了。后来打开粮仓、散发财物，分派责任发放出去，彦直操劳更多，议论者赞许他的作为，并且把他的名字荐入荐书，推入清要仕途。这本来是公开的激励劝勉之举。我听说，有人因上级有所作为而跟着行善，事情成功后却掠为己有，这是悖谬的。彦直难道会这样吗？我深为高兴的，是他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竭尽力量于自己所知的职责之中，从而实现了济物的志向罢了。那些乘机谋私利、扼住饥民的喉咙夺走他们饭食的人，正得意洋洋地自以为成功；那些嫉妒有才能的人、阻挠违逆者使事情不能通行的人，又哪里值得与他们谈论呢？适逢我将要回去，追想以前的事情，仍然是伤痛平息后又想到伤痛，于是把想说的话一并写下，告诉彦直。彦直应当坚定地行善，对于世间的毁誉、同意和反对都不必计较；这也就是我微小的愿望。《送李庆昌宪副序》。士人从最低的一命官以上，就可以施展志向、使人受益，何况骑骢马、戴獬豸冠、驾驿车、持使节，处在清肃监察部门的人呢？然而有的人风骨坚强，却过于严厉而少有恩惠；有的人明察各种事务，却急迫而缺少宽宏。能够兼全这些方面的人，大概很难得。如今我在江东宪副李公身上看到了这样的人。李公待人十分严厉，憎恶坏人，毫不宽贷；庄重刚毅的容貌，望见便使人凛然生畏。然而遇到循良廉洁的官吏，他便以礼相待并加以褒奖扶持，唯恐稍有伤害。调查访问周详，综合处理精审，好像没有丝毫遗漏；而纯厚平和的德性、谦冲高雅的气度，又显得宽宏而有容纳之量。他历任三台，做过能干的御史，声望显著，并非一朝一夕达到监察官的风范，也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分掌部务两年，走遍境内，宣扬教化、振兴风俗，铲除弊病、洗雪冤屈；清正的风气所激发之处，万物和百姓都得到复苏。遇上连年饥荒，宣城、歙县之间有一千多流民受到本部属吏横加扰乱，甚至面临不可测的祸患，李公严惩这些人，拆散他们的党羽，发放粮食并劝导富户分粮，赈济宁国、广德、建平诸县，使数十万百姓得以保全性命，恩惠尤其广博。凭这样广泛济物的志向，也足以无愧了。他奔走操劳，以至于染病，请假辞去职务，飘然北归。〔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万口〕 我料想他离去的心意，当然不是薄待淮阳；然而离开这里，便要成为朝廷的仪表，澄清治理各道，只是六郡数十县的百姓突然失去了依靠。像我这样的下级末属，身处保全自身的狭小环境中，还要借助他的庇护来立身；像我这样微小愚拙的人尚且不少，难道能不感到郁闷吗？我曾学习写作，本来很想把李公伟大的功绩写成颂辞，但李公实际上传承了静轩阎先生的事业，正如李汉之于韩公，我因此不敢拿浅陋的文章进献。恰逢他将要启程，而我也将要离职，听说宣城人士又作诗歌谣吟咏，我便不能自已，写下大略，等待读者选择采用。

译《张屏岩文集序》。士人流传于后世，不只是靠言语；但言语本来就是德行的符号。孔子说：‘有德的人一定有言语。’德行修养在自身，却不表现于言语，这种情况是有的；一旦表现在言语中，也都是心术和行为寄托的所在，就像影子从形体显现出来一样。否则，圣人难道会如此确切而深信地论说吗？像我们东阳的屏岩先生，他为人纯正明达、精粹美好，平易坦荡而深沉渊博，孝顺慈爱、友善谦让，敦厚重义、笃实行事。从同乡人到我们这些朋友，无论认识与不认识的，都称他为君子长者。宋朝末年，他凭《诗经》义理考取浙东士人第一，进入太学，当时才二十六岁；英华之气发于文辞，同辈固然仰望而敬重他。不久国家灭亡，他跟随君主向北迁徙；道路凄凉，羁旅郁闷，忧伤时世、哀悼自身，悲歌长吟，又有不能自已的时候。正当朝廷按惯例授予诸生官职时，他唯独以母亲年老为由请求归养，于是得到婺学教授之职；改调时年纪刚到壮年，却陈述情由辞去俸禄，以遂奉养亲人的志愿，闭门深居，沉潜于经籍之中，细密分析众家学说，越发达到精微境界，不肯苟且写作。他从少年到老年，虽然遭遇各不相同，但操守行为始终如一，所以著述全都根源于性情和义理，雍容和平，纯粹出于正道；考察他一生所作，几乎没有一丝不相符合。所谓有德之人的言语，难道不可信吗？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枢收集遗稿，嘱托我写序。我早就听说先生晚年抛弃笔砚，认为文字会损害本性、妨害正道；若只在言语文字上求取先生，那只是浅层的认识。何况子长有超卓的才华、宏大放纵的学问，正大振兴于文章之中，将来把他和前人一同尊崇显扬，本来是应该的。对于我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只是想到我当初与子长结交，直到今天将近三十年；听说先生曾嘱咐他：‘吴某如果没有别的来意，一定允许他来往。’先生见到我，就亲自请我入庄坐，整日谈论学馆旧游和留居燕地时的事情，还曾拿出数编文章给我看；每读一篇，便详细说明它写作的缘故。大概先生平日并没有多少人见过他的面。我这样微不足道而无才的人，辜负了先生的期待；如今衣冠人物渐尽，风流日渐衰微，所以写下这些话寄托深切的思念，不知是否有僭越之处。先生名观光，字直夫，号屏岩；乡里、事迹和品行详见子长亲自撰写的志文，这里不再记述，只特别摘取他出仕与退处的大概，因为这与文章有关。《春秋胡传附辨杂说序》。读《春秋》的人，一定要从三传开始。三传实在不能全部相信。《公羊传》和《谷梁传》传述义理而不传述事实，所以对经文解释详细，但义理未必完备；《左氏传》传述事实而不传述义理，所以史事详尽，但事实未必真实。有人说，三位作者都是口耳相传地接受学说，后来学者才把它写在竹帛上并题署其师的名目；原本都没有错误，只是后来的泛滥之说往往附会增益其中，这难道是真的吗？前代儒者本来固守这种说法，自啖助、赵匡以来，才开始有所取舍；到了宋代，二孙、二刘、苏氏、许氏、吕氏各自成为名家，大体都不能不与三传有所不同。后来河南程夫子教人读这部书，以传作为依据，以经文作判断，推明圣人治理世事的方法，并且曾经阐发其中的大义。中间又有王氏凭个人意见废弃阻抑正理，众人都为此愤慨叹息。胡文定公在绍兴年间专门进读这部经书，大纲依据《孟子》的微言，承继程氏，根本立在正道上。他自称事实依据《左氏传》，义理取用《公羊传》《谷梁传》的精华；传文有乖谬的就舍弃，而相信经文。又说《左氏传》广泛通晓诸史，叙事能使人看见事情的始末；传说流传已久，渐渐失去本来面貌，关键在于详细考察、精心选择，可以说是通达而不固执。然而【缺文】所以他所说的话起初便【缺文】不足以显示劝善惩恶【缺文】乱臣贼子 以驳斥邪说、端正人心、以华夏文明改变夷俗为主旨，就不能非难。因此，朱子谈到胡氏时说，他是用义理来穿凿附会。既然说是穿凿附会，就不能称为义理。大概义理本身是正确的，但事情未必确实如此，所以才说是用义理穿凿附会罢了。而且朱子考订诸经大体完备，唯独没有涉及《春秋》一字；他曾遗憾没有见到国史，始终不知道圣人删削取舍的用意。又说：‘已经同圣人神交心契，然后才可以判断这部书。’唉！国史哪里还能够看见？圣人如同上天，哪里容易了解？大概有人有所揣测而偶然与圣意相合罢了。朱子虽然不满意胡氏，却最终承认他的根本大义是正确的。那么谈论《春秋》而尊奉胡氏的人，没有不把这一点放在前面的。如今朝廷设置科举科目，表彰胡传，并与三传一同学习，尊奉它是适宜的。然而议论者仍有人以此为病。我间或诵读、反复玩味，总把其中不安之处记录下来加以辨析；其中有事实和义理足以相互发明的，也附在后面以便说明。虽然这样做冒昧而且不避讳忌，但或许可以体察胡氏的大意，同时记下浅陋之见、保存疑问，将来拿去请教当世通晓经学的人，用以后日进学的功夫来验证。我愿意做这部书的忠臣，而不同于诬陷它的谗贼，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愿。

译《香溪先生文集后序》。朱子为《孟子》作集注，完整收录了范浚的《心箴》，从此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范浚的名字，他的声名也将与天地一同长存。范浚字茂明，是婺州兰溪人，因居住地而称为香溪先生，入祀学宫已经很久了。我曾多次访求他的文集，却没有得到；读潘公默成写给范贤良的信，知道了他们的交游；读徐忠庄公的《征言传》，知道了范浚所取法的学问；又听到前辈诵读传述《姑苏台赋》《杂兴》等诗，更加想看到他的其他作品。然而仁山金氏的《四书考证》说范集近乎亡佚；凭金氏广博的见闻既然这样说，大概确实已经没有了。我居住在他的乡里，思念他的为人，却不能得到他的著作；诵读他的诗，想要读他的书，不能不使我感到遗憾。至顺辛未年，我才从亲友应氏那里得到先生文集七卷，大概是第一编。陈公岩有序，称这是从子端臣、右史所编，共二十一卷，那么散佚的还很多。有一天，先生的族孙来告诉我，家中所藏缺少第一卷至第五卷，很可惜无法补全。于是我高兴地把这些卷册给了他，足以编成完整的集子。唉！百年来秘藏的作品，一朝得以显现；两家的收藏，不期而然地合在一起，难道其中也有命数存在吗？先生在绍兴年间被举为贤良方正，因为秦桧执政而没有出仕，这种守节真是伟大。他的学问大多根本于经学，贯通而精审；各种文章都峭拔绝异、矫健有力，字字确切明整，卓然成为名家。乡里前代正人有文集，大概从先生才开始。古代贤人曾经忧虑没有子孙来传承自己；有子孙的人，又常常忧虑他们不知道学习。近来范氏家族难道缺少富贵之人吗？可惜他们不能专门为先生建立祠堂、奉祀不废；至于这部文集的流传，也不过是当时一餐饭的费用罢了。浮华的荣名和悖理的财货，转眼便消散；而真正不被遗忘的事物本来依旧如此，也足以成为警戒。如今右史的后裔璹，想到残缺的文集得以复全，又担心它将渐渐湮没，首先刊刻了几卷，准备靠族人的力量最终完成全书，并不把这份功劳据为己有。又因为右史的《防斋集》还来不及刊刻，便先把其中与香溪唱和的诗附录出来，请我为这件事作序。我对于编成这部集子，本来就愿意有所记述，又赞赏璹能够光显他的先祖，希望这才算贤能的子孙。凡是参与这件事的人，难道不也同享荣耀吗？《送徐生序》。学问没有不根源于认识的。道理散布在万事万物的细微之处，而内心又容易在极细小的地方受到蒙蔽；如果不能穷极精微，粗疏肤浅的习气就会占上风，沉潜切实的功夫就会减少，昏昧迷惑而不能认识真实，又凭什么把它施用于事情呢？这是古今学者的首要任务，也是最困难的事情。我年轻时并不是不学习，只是驰骋于末流；后来回头从经书中求取，粗略知道一些涉猎的内容，感慨地想到乡里的前辈都已经沦没逝去而不复存在。幸而他们遗留下来的规矩和言论还没有完全泯灭；我常常感叹他们探究深处、分析细微，精心研习、微妙契合，逐句追求、逐字考察，用心像深文苛刻的官吏一样，并不是故意烦琐严密，而是认为不这样就不足以获得天下的道理。道理本身不怕不能统一，困难在于辨析事物的分别。因此由此领悟先儒的话，确实没有欺骗我。但还必须把义理持守并实践出来，使认识和践行相互发明，然后才算达到极致。我私下曾立志于此。近来惭愧地跻身末科，挂名微官，出入于世俗事务，退下来思考自己的作为，可以惭愧、后悔的地方何其多！正是因为不能精确地认识道理。近年辞官归休、屏居一处，又安心于书册，每天探求自己尚未达到的地方；只是孤独少伴，没有人和我切磋，这也不是尽善的方法。三衢徐生来到我所在的州，我赶紧见他，后来越发亲近。他天资明敏锐利，搜集言论、考察义理非常丰富，又四处访问我所说的前辈以及一两位令人敬畏的朋友，一定要听到他们的大概，勤勉急切，孜孜不倦，仿佛要穷尽日夜去追求，这种用心可以说很勤奋了。如今他将要回去重新研治原来的学业，而我正要借助朋友的力量；徐生却不能留下，我又遗憾不能把他想听的话全部说尽。于是他谦下地向我征求意见，我便把平日向学以及曾经实践过的事情告诉他，并不是拿自己来约束别人，而是我所走的道路本来就是先儒的道路，也不违背圣贤。徐生对于我的话，果真能够不怀疑吗？三衢有许多君子，徐生回去后和他们相处，一定不是偏僻乡里浅陋之人所能得到的；如果有所收获，幸望告诉我。至于通过科举成名、取得显赫荣耀，只是容易的事，姑且稍微等待吧。《送浦江邑长元凯公序》。科举选士，是天下人寄予厚望的大事。由科举出仕的人，关键一定要有不同于常人的地方。然而所谓不同于常人，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端正自身、阐明教化、守职奉法，一切遵循圣人的道路而不违背，明白天子的意旨，那么所谓不同，也不过是在平常职责上做到罢了。那些夸耀才智、铺张功业，想超越本分去求显赫声誉的人，君子反而不取。愚下我懂得这个道理，做官已久，却不知道自己能否真正相信并做到吗？浦阳与我的乡里接壤，近来听前太常博士柳先生谈起长官元凯公的贤能，知道他完全遵循这条道路。浦阳是山地小县，号称事务少、容易治理；元凯公治理它不烦扰百姓，操守萧然坚清，仁慈善良的风气和煦长久而不改变。在租税簿书等事务之外，唯一致力的就是兴办讲学和技艺，因此不用命令，百姓自然受到教化。子游不是说过吗：‘学习道理就会爱人。’仲弓也说：‘内心敬慎而行事简约。’这个人若不是已经在这些方面有所心得，我还很少见到这样的人。如今他的任期届满将要离去，县里人士争相作颂歌，远道托我写序；我确实赞赏元凯公的政绩与我的心意相合，他所建立的功业实在足以增加科举的分量、勉励我们这些人，也相信柳先生没有说假话，所以不敢以未曾相识为由推辞。难道是因为他没有与人相合吗？如果这样，就应当受到排斥，为什么竟至于相互结党呢？并不是因为有所企图才这样。我听说君子赞美善行，即使很小也不遗漏，赶快称赞并乐于宣扬，以此激励、促进他人；那个人将更加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使自己成为盛德之人，也使他人获得美好的名声，这是古代的道理。《尚书》说：‘别人有才能，就像自己有一样；别人贤能圣明，内心喜爱他，不只是从自己口中说出来。’秦穆公的话，孔子把他列入帝王之列；《大学》论述平天下，也引用这句话作为圣贤道理的归结。重视喜爱善行的人，意义就是这样重大。扩充君的这颗心，将来担任纠察官，必能扶持善类；掌握文衡，必能奖掖后进；成为辅弼大臣，必能使贤人端士都得到合适的职位，保全子孙百姓而有利国家，其功效就大了，难道只是我个人为此庆幸而已吗？然而朋友相交，还有规劝切磋的义务。除了圣贤，谁能完全做到善？这是我这个不肖之人所时时戒惧的。君请规劝我，明白地告诉我，不要只是一味称誉我。听说你将要解官西归，我写下这些话作为告别，也借最后一封信请教于你。唉！我怎敢不早晚敬慎，以免辜负君子的知遇。

译《礼部集》卷十四。钦定《四库全书》。《礼部集》卷十五，元吴师道撰写序文。《敬乡前录序》。我从前陪侍在祖父身旁，得以见到过去的遗老，听他们谈论乡里前辈的事情，私下听到了一些。前人的遗文残稿，借来玩读、传抄，常常感到快乐而不厌倦。但也遗憾当时年纪尚小，不能向他们询问并详细了解。近些年叔伯们相继去世，士大夫的风气衰落，出了乡门便没有可以交谈的儒者。时常翻阅旧日收藏，又因乡里近来遭受火灾，发现散失的已经很多。俯仰之间四十年过去了，想要考问这些事情却无从着手。有的只剩子孙，往往已经迁徙改业、习俗改变，向他们询问时茫然不知，反而笑我为什么问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曾经打开县学的档案，举出几个人来询问，也没有人能够说出情况，怎能不令人叹息！于是想到兰溪县，汉代隶属会稽，后来成为三河戍，唐咸淳年间才设置县，直到宋朝末年，上下经历千余年。山川依旧，清秀英美的气运实在集中于这里的人身上。其中难道没有闻名于世的人吗？但郡志所记载的只有六人，而且一半还是仙佛之徒，由此可知记载十分缺略。南渡以后都城在杭州，距离京畿很近，文学风气比以前何止多十倍百倍？博学大儒、才士、名卿、贤相接连出现，不能说不盛大。改朝换代以来却没有人记述；其中姓名、地位和著作显著的，本来不可泯灭；不幸没有人称道的，如今便渐渐湮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再过几十年，哪里还会有知道他们的人呢？因此我把搜集到的若干人物编次起来，略记本末，间或采录诗文附在后面；没有诗文的就空缺不录。这样并不只是崇尚辞藻，也可以通过他们的言论风采，大略看见他们的学问志节以及当时的风俗人物。祠庙碑志，又是本地旧事的保存之处。像《东峰亭记》、进士乡饮题名之类，也应当列入考察，所以一并置于前面，命名为《敬乡录》。唉！《诗经》说：‘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连桑梓尚且恭敬，何况贤人呢？我出生得晚，不能为诸位老先生执鞭驾车；然而仰望高山、接受遗留下来的风范，没有一次不因此振作整饬、奋发兴起，难道能不知道自己的根源吗？君子的学问，是向上仰慕圣人。生在我以前的人，是我借以登上圣人境界的阶梯。善无处不在，回头寻求它的余绪，要走远路就从近处开始。何况朱子、吕氏的传承还保存在这里呢？如果有人把天下看得宽大，却把一乡看得狭小；凌驾千古，却鄙薄近代，那么这就与重视乡土、尊敬前辈的用意不相同，不是我敢于理解的。《敬乡后录序》。宋绍兴二十四年，婺州通判洪遵编修《东阳志》，其中记载当代人物，仅仅几人，大概是从渡江以前截断；按道理说应当如此，但他所记的人又有下至绍兴年间的，既然如此便没有完全采用这一体例，那么遗漏的确实很多。仙人、僧道之流与贤士大夫相比，谁更值得记载？像滕章、敏宗、忠简一类人，又都出现在他们之前而没有列入，为什么呢？最后的《事类》一卷，凡是稗官小说中关于婺州的怪诞、虚妄、猥琐、杂乱之事，全都没有舍弃。内容广博固然广博，但岂不是对不必记录的事过于详细，而对应当记录的事过于简略吗？考察我们婺州，过去隶属会稽，后来成为东阳郡，直到今天已有一千几百年。晋魏以前，像江治中、王征士，如果不是刘孝标的文章，便没有办法知道；郡志也失于考察，反而依靠这篇文章才得以流传，但尚且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可见记载确实不可缺少。何况自宋朝中叶以来，贤能之才接连出现；那些在靖康、炎绍年间显名的人，都出生于嘉祐以后，受到深厚的教化浸润，风气得以开放，难道是偶然的吗？论忠义功名，宗公应当排在第一；下至乾道、淳熙年间，吕太史的道德文章，在这一方如同邹鲁之地，足为百代师表，比起前代又远远超过了。于是名卿贤相、牧伯、大魁、博学大儒、名人伟士接踵而来，数也数不清。至于宋末北山何公、鲁斋王公，又继承了紫阳的嫡传；直到今天私下以他们为师的人仍不失正道，也真是盛大啊！王公、何公的名位爵禄已载入史书，著作流传天下，明白地被传颂，决不会就此湮没，不必再编集。只是那些沉微而不显著的人，遗文逸事几乎无人称道，有的籍贯地望又错乱，时间久了也失去真实；已逝之人如果有知，难道不会对后世感到遗憾吗？我不自量力，既然已经收集记录兰溪诸贤，于是扩展到一郡。此事体制重大，而我的见闻单薄，不能全部知道，所以记录只到这里；今后还将和同道广泛考察，一并记载，并不是敢于擅自取舍。然而最初的用意在于表彰隐微，同时也涉及显著人物；其中有人品与文章都显著而本录未能涉及，也未尝没有深意。唉！士人流传后世，只看他的立身行事罢了。这部书不因我的记录而流传的人本来很多，因我的记录而流传的偶尔有一两个，但也不是我这点愚拙力量能够使他们流传的。这样又何必担心有僭越呢？《送张州判序》。凡是贡士被有关官署取中的，都有座主和门生的名分，这种情况从唐代以来就是如此，是儒林中的盛事。然而今昔的情形已经不同：过去取才取名望，是为了公正；如今荐举士人出于自己，考试又糊名以防止徇私，即使说考官与士人不是知己也可以。何况十几个人聚坐一堂，甲可取、乙不可取，争论纷纭；考官鉴别不精，取舍失当，使侥幸之人得以混入其中，还向别人号称‘我是你的主司’，以后耻辱牵连到自己，大概难以避免；这样还能够算荣耀吗？三衢张仲亨在至顺壬申年参加江浙选拔，我确实参与了此事。第二年他便考取上第，任州佐后归来。他一两次来拜访我，谨慎修养、恪守身份，气度意态诚恳勤勉，不像一时同榜登科的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做到这样。平素听说仲亨在乡里一向以学问品行受到推重；他为人诚实恭谨、谦逊礼让，见到他后便相信了这些话，我对仲亨更加寄予厚望。士人从最低的一命官以上，就足以使人受益。如今掌管民政、担任长官或佐官的人，虽然受到牵制、阻挠，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志愿行事，但只要随自己的力量所及去做，也没有什么不足。特别是平生所坚守的操守不可改变，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些辜负所学的人，世人正指责他们、把他们当作弊病；我和仲亨对此深感羞耻。只是我曾经把这些话告诉他，私下也为之叹息。因此趁他赴任黄岩，写序赠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