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礼部集卷十九元吴师道撰防问

译钦定《四库全书》《礼部集》卷十九，元代吴师道撰，策问 江西乡试策问一道 国家疆域既然广大，职官也很多，铨选升迁专门依据年资劳绩，因此选官制度多有壅滞，考察选拔不够精细，清廉和贪浊混杂，贤能与庸劣受到同样待遇，积久便形成弊病，有见识的人都为此忧虑。如今想要澄清官吏选任，明确升降赏罚，使清廉与贪浊分开，贤能与愚劣得到甄别，官职同他的才干相称，使人不存侥幸之心。或者实行考核官吏的办法，或者采用推荐征召的制度，或者据此增加官秩，或者不按常规越级提拔人才。以上几种办法，愿意听取折中而适当的意见。又【南人】听说上天运行有不齐整的时候，阴阳有时失调，旱灾、水灾和水涝，没有哪个时代不存在。即使在尧、汤那样盛明的时代，也仍然不能避免。《春秋》遇到水旱灾害而不下雨，必定记载下来，就是担心人们知道天灾而引以为戒，思考预防。所以臧孙辰向齐国请求买粮，解说者认为这是讥刺他不知道预先准备九年、七年的水旱灾害，以致百姓有了抛弃和瘦死的情况。汉代人称美仓储积蓄多而预备先已完备。国家土地广大，岁入丰足，但调度支出实在繁多。郡县储备很少，年成有时不好，便到处告急匮乏，茫然不知所措。赈济救灾全都仰赖兼并之家，甚至不得不拿名器来借给他们。丁未年的灾害，也足以作为鉴戒。近年水旱灾害接连不断，间或有些地方收成较好，百姓依靠贸易迁徙，还没有陷入大困。今年夏天酷热，到了秋天仍不下雨，几个月来江淮南北数千里都成为赤地，米价飞涨，饥馑的忧患已经在这里显现。朝廷虽然设置义仓，有司却把它空泛地当作文书形式，遇到缓急不能依靠。周官所说的十二种荒政，可以逐项列举并加以讲求吗？打开仓库发放粮食，等候请示获准往往总是迟缓，不能在应当早作打算时先行确定吗？督促买粮、劝导富户分粮，如果使百姓更加困苦却没有实际恩惠，应当用什么办法才能周全呢？儒者的忧虑，有时也失之过度。如今的灾情还没有丁未年严重，但有准备才能没有忧患，也不可以因此拖延。从今以后，义仓的政务怎样实行才能没有弊病？李悝的平粜法、耿寿昌的常平法，也是在应当实行之列吗？诸位君子凭借经学和时务出仕，为世所用，不要以忧虑过度为可嫌，也不要以越出职位范围进言为忌讳，请尽心陈述，把意见转达给上面。又拟策问二道 问：听说天下太平时要修习武备以蓄积威势，世道艰难时要奋发武力以平定局势。平时训练熟习有素，临事时才足以挫败敌人的进攻；训练统御有方，仓促之间才可以没有忧患。这是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也是安定百姓的首要事务。我国承平日久，军队长期没有经过战事考验；边境地区聚集了有才干勇力的人，防备本来已经很严密了。内地各郡世袭的武臣，大多没有经历过事务，军队懈怠，军纪废弛，几乎没有可以使用的地方。去年西部边陲发生小规模警报，朝廷下令从江淮派兵戍守，有些人却成群抢掠，杀伤城邑中的人，使野外震动骚扰而没有居民，统领他们的人也不知道是谁。更有甚者，放纵他们为非作歹，没有得到半点力量，而良民先受到他们的祸害。事情结束后又不敢严厉惩治，专门采取姑息态度，这种风气绝不可滋长。政令不能严肃执行，禁令不能严格施行，责任固然有所归属，法令本来也完全可以实行。我私下认为，国家不吝惜爵位、俸禄和粮食，养育他们几十年，希望有朝一日使用，却竟然落到这种地步，这也是平时不知道教导、不明白义理的缘故。古代大司马在春夏秋三时训练军队、整治军备，借田猎来兼习军事；到了仲冬举行大阅，以训练军队的全部装备。鼓、铎、镯、铙、车辆、徒众、旗帜等器物的使用，坐、起、进、退以及击刺的节度，这些制度应当实行吗？汉、唐设置将帅科目，近代学习兵法谋略和《孙子》《吴子》，陈校技力的制度，也可以稍加采纳而实行吗？孔子说：“用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这就叫抛弃他们。”传注者认为应当先教孝、悌、忠、信，那么这些道理应当寄托在哪里并施行于军事训练呢？《东山》诗、《采薇》诗、《出车》诗、《杕杜》诗中，充满忠于君上、尊奉长上的诚意，以及先国后家的思想。解说者认为，诗是叙述他们的感情并怜悯他们的劳苦，用喜悦来役使百姓，使百姓忘记死亡；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种盛况呢？安定时不能忘记战争，平时闲暇正是预先准备的日子；文事一定要有武备，入朝便谋划，出战便杀敌，古人都是如此。诸位君子讲求前代的制度，又亲眼看见当日的事情，难道能不替国家作长远深切的考虑，并设法处理吗？请全部写在篇中，不要害怕越出职位范围。又 问：拥有国家的人一定要考察古代来作为治理的依据，做子孙的也一定要以祖先为法则。因此遵循祖先所实行的制度，尹氏用来勉励君主履行职责；不以古代学说为师，就会随着进言劝戒而逐渐远离古制，制度的增损也没有一定。然而国家所适宜、民情最为便利的制度，不能任意改变。流传世代既久，因革有所不同，但已经实行的良法、已经具备的成规，也不能变更。远则考察古代，近则以祖宗为法，治理之道也就完备了。伟大的世祖皇帝开创华夏基业，斟酌古今，创立基业、垂下统绪；其中有所欠缺而来不及办理的，固然应当等待后来的人；那些可以传承而继续实行的制度，难道对后世之人没有期待吗？有关官署私下认为，如今有应当恢复古制的四件事，有应当效法世祖的两件事。只是其中还有可以说明的地方，希望向诸位君子质正。常朝的意义，在于接见君臣、辨别礼仪等级、广泛咨询访问、沟通下情。如今百官入朝进见，一年不过在宴贺时举行一两天，不是大臣和近侍，很少能够瞻望圣颜；这是应当恢复的古制之一。有人说天天举行，恐怕太烦扰；隔日举行一次朝会的制度，可以采用吗？谏诤之官，是为了拾遗补阙、进献可行的意见、替换不当的意见，并不是因为没有可议论的事情就可以不设置。如今台省之臣虽然有进言的责任，却没有专门承担匡正补救的职任；这是应当恢复的古制之二。

译伊想设置谏官，尊崇其地位，像台官那样少设员额而专一其职责，这样做可以吗？给事中这一官职，汉代由侍中分掌左右曹，平议尚书奏事，掌管备顾问之责；唐代隶属门下省，专掌封还驳正诏令，务必使政令的出纳都合宜。如今虽列于朝廷官员之中，却没有实际掌管事务，这是古制应当恢复的第三件事。既然设置了这个官职，就应当考虑它的职责：是依从汉制为宜呢，还是遵循唐制，差不多恢复纳言的遗意和三省的旧制呢？钱币制度是用来衡量各种货物、调剂有无的，历代从未偏废。国朝开始发行纸币，法制一再改变，币值越来越轻，而奸弊越来越多。过去曾兴办用钱之法，轻重失当，后来又废而不用。制度制定得不好，不是使用钱币本身的过错。直到现在，议论者都认为可惜，这就是古制应当恢复的第四件事。伊想让钱币兼行，以大力纠正过去的过失，应当采用什么办法呢？世祖皇帝统一天下之初，开诚布公，招揽延请俊杰，南北人士一并任用，朝廷辅弼人才济济，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掌权的大臣却过分加以甄别，甚至一个宪府属官也排斥南方士人而不用，只是违背了不拘一格的道理，显示出器量不够宽广。有人说，这正是为了纠正浮薄风气的弊端才这样做的。如今想效法世祖皇帝兼用南北、纠正弊端的办法，应当怎样做才不至于违背道理呢？世祖皇帝日夜求取人才，曾派人征召天下道德高尚、才能卓异之士，召来接见并赐问，按照不拘常格的方式加以擢用。当时得到贤才的盛况，没有谁能与之相比。有人说，近年科举已经开设，又有遗逸之士的选举，便不应再另行征召；却不知道，遗逸之令本来是有意搜求科举所不能达到的人才，后来却徒然成为文具。如今想效法世祖征士、科举并行的用意，应当怎样做才不违背道理呢？诸位君子平日讲求学问，有志于当世，对古今事务的适宜之处已经很熟悉了。凡是历代所以不废、祖宗所以已经实行、又关系到当前政务要务的这些事情，我因此乐于听取你们的启告，以补益政教。请不要因为我所问的六件事之外还有其他未及之事，或者因为我没有谈到三代以前的事情，就责怪我。乡校堂考试策问 《诗经》不是说过吗：‘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使人遵行。’如果没有先觉者，又依照什么来效法而成就德行呢？所以表彰贤人、褒扬善行，是治理政事的首要之务；考察德行、询问学业，是求学者所向往的。何况居住在同乡，却不了解本地的人才，难道可以吗？我们兰溪实在是婺州的望郡，山川清明秀丽，人物多有奇异之才，古代大概的情形由此可以知道。年代久远，传承失落，例如唐代徐安贞以文章显名，近代董少舒、金景文以孝行著称，郡志都可以考查。宋代南渡时期，群贤接连出现，范浚的《心箴》唯独被朱子所取用，而且朱子还曾感叹不知道他从谁那里学习；杨子立则又是亲自受业于朱子的人，如今只有《语略》一书流传于世。应镛、邵囦都精通经学，如今卫湜所编的《礼记解》中偶尔可以看到称引他们的话，其他著作却无人知晓。范钟凭高科进士成为贤相，但记述其言论风采的人大概很少；那些特别显著的人尚且如此，更不容易一一列举。文采风流日渐衰落，姓名仅仅保存下来，有人询问却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难道不是极其可耻吗？我们同道之人未必会这样，所以私下希望听到几位先生道德的大概、学问的渊源，以及文章著述中遗失散佚的部分。希望大家在感动仰慕、振作自励之余，能够追踪前人的高风并与之相称；使兰溪的山川如同兴作诗书，正当兴盛，不让前人独享美名，这正是我对诸位君子的期待。不要说这些不是经史和时务中的大事，又何必提出这样迂远的问题呢？国学策问四十道 问：古代帝王把资助学习放在首位，所以有石渠阁讲论经义、金华宫劝勉讲学的制度，尊崇儒者、询问道理，是有来由的。设置讲读官职，始于唐代。如今应当明确规定，著为常法。只要积累诚意以启发君主，必定要得到合适的人。应当在朝廷任职的儒学之士中选任，还是另有选择呢？像河南布衣那样的人，也应当进用列位吗？专任还是兼领，哪一种适宜？员额不必齐备，而只求得到合适的人吗？又 问：律令成为专门著作，始于唐代。国家斟酌当今而参照古制，依据它来处理政事，是最急切需要使用的。如今学业废弛而无人讲习，官吏有的甚至不了解律令，将凭什么议定法令、处理事务呢？现在想仿照古代设置律学，教授学生，制定学习程式，用来考核官吏是否可行，希望听到详细意见。又 问江浙盐法的弊端，已经很久了。近来贪婪暴虐的人主持政事，破坏已经到了极点，难以概括列举。姑且就当前最急迫的事情来说：每年盐课亏欠数十万，怎样补足？旧盐引积压而尚未售出的还很多，新的盐引又将在哪里销售呢？强行摊派就会使百姓更加困苦，减轻放宽则没有办法补助国家的费用。派遣官员筹划此事，正是为了这个。聪明的人处理此事，一定有帮助时政的办法。又 问：远古盛世，礼节修明，贵贱有等级，衣服有区别，民心因此安定，财用丰足。中世以后，浇薄的风气日益滋长，败坏的教化趋于奢侈华丽，服饰胜过他人而不加限制，逐渐成为长久的习惯。因此近来朝廷制定车舆服饰的等级，申明刑罚禁令，实行将近三十年，主管官署渐渐松弛，百姓逐渐轻慢苟且，奢侈僭越更加严重。如今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使他们自行改变？请说明根本原因，不要隐瞒，也不要说迂阔的话。又 问：《豳风》中说：‘十二月凿冰声隆隆，正月把冰藏入阴凉的冰室，二月献上羔羊祭祀韭菜。’大概藏冰、出冰，解说者认为是为了节制阳气的盛长，效果可以使雷、风、霜、雹调和柔顺而不暴烈，使百姓不患疾病、不至夭折。又有人说，这只是圣人辅助调和天地的一件事，不能专靠它来治理国家，这话是对的。既然不是所专恃的办法，却仍然不敢废弃，为什么呢？难道阴阳和谐在幽冥之中依赖它的帮助，而人们却不知道吗？天人相感的关系，也是学者应当研究的。至于用土牛送寒、钻燧改火之类，推究这一端，也足以贯通理解。不要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问题。又 问：在最理想的太平时代，难道还不能没有盗贼吗？唐虞时代彰明刑罚，成周时代追查奸邪，这些都见于任命官员的典章，后世的情形也可以由此知道。如今正值太平而没有忧患，但边远地区的蛮人、蜑丁仍时时窃发。以至于兴兵时，小则抢夺劫掠，道路上到处可见；京城都邑、天子车驾所在之下，奸人也无所畏惧。禁止盗贼的法令并非不严，却仍然如此，难道是法令还有不完备之处吗？还是官吏不是适当的人才导致这样呢？道失去了，百姓就离散；百姓离散，盗贼就滋长。不寻求根本原因，只在末节上忙于铲除盗贼、设置禁防，或许不可以吧？然而要寻求根本，必须潜移默化、悄然消除，必定要迟延多年；而眼前的祸害需要救治，实在不能缓慢。究竟有什么办法呢？明白当世事务的人，一定有处理此事的办法，希望全部陈述出来。又

译问：经书记载圣人的道，史书记载历代的事。经史是时务的来源，而经又是史的根本。用道理来处理事务，经书就不能不明白；用古代来衡量今天，史书就不能不讲习。舍弃经史而谈当世事务，可以吗？如今策问考试的办法，有时只考时务而不涉及经史。不涉及经史，难道是专门把时务看作急务吗？还是虽然没有明说经史，但经史本来就不能排除呢？即使如此，难道还可以把经史放在一边吗？经是道理所保存之处，也是事务的根本，难道可以放置不问吗？主管官员一定不会以浅薄的内容对待诸位生员，而诸位生员对自己的要求也一定不会如此。希望听到意见，以解除我的疑惑。又 问：先王时代的选举制度，记录人的德行和才能，从乡里开始，其中或许会有不公平。可是从唐虞直到成周，数百年间，书传所记载的选举也有不真实的弊端。到了后世，改变为一切听凭制度的办法，例如糊去姓名，只比较考场一日的长处，也可以说是最公平了。然而往往选得的人才不能像古代那样，难道是立法还不够周全吗？还是主管官员掌握取士权力而做得不妥善呢？又 问：前代任用官员，有辟举制度，在资格限制之外，往往能够得到人才。本朝铨选归属省部，而贵人和各部门也可以推荐人才，这也是良法。近来废止而不实行，难道是厌恶其中请托奔竞的私弊，以及泛滥、冗员、壅塞、迟滞的弊端，所以才这样吗？举荐你所了解的人，难道不胜过不了解而任用的人吗？至于其中有私弊并且产生弊端，只是禁令制定得不详细罢了。难道竟可以一概废绝吗？如今想使人不滥加举荐，举荐又不失去人才，合乎古人的用意而不妨碍今天的法制，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呢？又 问：巡尉虽然是低级官员，却以治理盗贼为职责，是案件发生的开端，关系到人的性命；如果不熟悉法律而又缺乏才干，就不能担任。如今防止入仕的人，按例都可以做巡尉；应当受命担任教官的人，也可以借任巡简而出任。用没有实际办事经验的人，去处理重大刑狱之事；还没有脱离诵读讲说书本的书生，却去承担督捕的职务，岂不是用人失当吗【此处有缺文】？难道认为只要懂得政务而有学问，就不必论其平素是否熟习，凡是有才能的人便无所不通吗？如今天下的事务，难道还有比治理盗贼更急迫的吗？如果不是适当的人，凭什么要求他的功效？关于委任官员的办法，请谈谈应当怎样做。又 问：先王治理天下，尊重根本而抑制末业，懒惰游荡的人有禁令，何况京师是四方所观察、效仿的地方，其风俗教化尤其不能不谨慎。如今都城百姓大多既不耕种也不养蚕，而他们赖以衣食的事情，不只是懒惰游荡，犯法作奸的也确实很多。又一概依赖县官转运来的粮食，名义上叫平价出售，实际上是在救济他们。使民力疲惫，冒着海上风险，耗费数斛粮食才运来一钟，却反过来养活这些无赖百姓，实在没有道理。驱赶他们全部回到南亩耕作，形势上又做不到；听任他们自己谋食而不替他们筹划，又不是惠及困穷百姓的本意。要改变风俗，应该从京师开始；如果百姓知道致力于根本，国家又不耗费财物，那么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可以呢？希望共同讨论。又 问：古代对贵族子弟的教育，专门为公卿大夫士的子弟设置。如今国子学的学生名额，有蒙古、色目、汉人之分。蒙古、色目应当优待尊崇，所以凭文牒而来的不限制远近，而蒙古人的待遇又比色目人优厚。持文牒作保的人不一定真是其子孙、弟弟或侄子，于是人数越来越多，造成混乱和堵塞。朝臣的子弟有时反而要等候数年而不能进学。大概议定法令之初，没有料到弊端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如今想遵循教育贵族子弟的古义，又适合古今的实际，使依次进学者通畅而没有弊端，应当怎样处理呢？又 问：京师人口太多，粮价常常昂贵，想强行使它降价，是做不到的。今年南方运粮船接连而来，粮食市场充盈，精凿的米价竟然与太仓陈米的价格相近，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听说外郡遭遇旱灾歉收，道路上有许多流民，赈济借贷的事情将要实行，恐怕不能避免。古代善于储积的人，在别人抛弃时我来收取，价格极低时买进，价格升高时卖出，这是物理之常。广泛储蓄粮食，预先作好防备，是可以的。替主管官署筹划，必然会采取和籴；和籴就会加重扰民烦劳，而且粮食也未必运得到。那么，便民的适宜办法和变通的途径，应当怎样做才可以呢？又 问：古代根据出生赐予姓，封赐土地并命名氏。姓用来延续百代的系统，氏用来区别子孙的出处，制定婚姻关系、彰明人伦，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后世谱系制度不明，任意创立、擅自更改，本来已经漫无头绪而难以考查；然而称谓和记载仍然依赖它来有所区别。如今蒙古、色目人虽然族属有所区分，却不建立姓氏，一概只按名字称呼，贵贱混杂，前后重复，国家也没有明确制度。还是认为这样做还不足以妨害治理吗？还是崇尚淳朴而不加变革呢？无论怎样，都一定有最恰当的说法。又 问：朝廷近来忧虑狱囚太多而且长期滞留，每三年命五府官员分别前往各道审决，这也是良法。近来又停止而不实行，难道是有什么不便吗？还是因为扰民烦琐而停止呢？况且天下的囚犯，从州县到各路，每年都有风宪官审录，案情已经完备，上报省部，等候批复后定罪处决，那么交给在外的主管官署办理就足够了。否则，派遣官员出行时，疏列年久的案件而精简所派人员，这也可以。两种办法中，希望听取折中的意见。又 问：守令的职责最接近百姓，百姓的祸福休戚都系于他们，不能不慎重。近来常常重申荐举人的命令，严惩名实不符的行为，最终却没有看到成效。近年这种制度又停止而不行，难道是认为没有益处所以停止吗？原因是什么？如今郡守多有空缺，县令多是卑劣冗杂、不称职的人，有的从未亲近百姓却贸然担任这种官职，更加不可取。铨选的方法怎样才适宜？荐举的办法怎样才可行？这确实是当前的急务，请试着陈述一番，以观察你的远见。又 问：郊祀，是圣王用来敬天尊祖的礼仪。凡是拥有国家的人，没有什么比它更优先。如今正值太平时期，四海安宁清平，百姓万物丰足康健，开始举行隆重的礼仪，是适宜的。然而实行这种礼仪，必定要备办仪仗器物、丰厚赏赐，财物不能不有所耗费；恩泽广泛施及，官员不能不有所滥授；宽赦和宥免普遍施行，刑罚不能不有所放纵。这三方面将怎样处理？不轻易举行，难道不正是因为这些缘故吗？请思考适宜的办法，以帮助朝廷正在进行的议论。又

译问：古代只有祭祀时才用这种酒，群体饮酒是有禁令的。汉代制定赐酺的法令，法令的用意很美，风俗还接近淳厚。后来酒业因专卖而兴盛，并流传到后世，即使想禁止百姓饮酒，也做不到了。如今排列的酒肆酒坊，十家中有九家，耗费粮食酿酒，不知超过用作饭食的粮食多少倍。争斗侵犯的诉讼、失去产业荡尽家产的百姓，都由此而起，而治理政事的人却不知道加以限制禁止，可以吗？不但不禁止，反而认为礼仪有音乐，饮酒就应当放纵。古人所谓与百姓共同享受快乐，难道本来就是这样吗？想使百姓遵循礼法而有节制，德行将成而不沉醉，如果不是教化浸润周遍，人人都有士君子的行为，就不能达到。这种成效又不是仓促之间可以取得的。将要怎样谋划呢？又 问：《尚书》说：‘不要使众官的职位空缺，天的职事要由人来代行。’意思是不能缺少官员而废弃政事。《立政》列举‘三宅三俊’的名目，兼指已经任用和尚未任用的人才。俊才是充任官职的根本。如今天下广大，官职众多，取士的途径并不狭窄，可是朝廷中的官职有的仍然空缺。各道掌管风纪的正使、大郡的牧守，往往虚缺。难道果真没有人才吗？还是因为选择困难而不肯轻易授予呢？人才不储备，就会缺乏；不培养，就会衰落。平时失去人才，到了突然需要时才去寻找，是得不到的。国家对于储备培养人才，未尝不曾用心。况且应当怎样储备？怎样培养？一定有相应的办法。请试着说一说，就可以了。又 问：民间的徭役制度，南北各有适宜，大体有三种：一叫差役，一叫雇役，一叫义役。近来朝廷议定，江南雇役允许百姓自行选择，本来是良法。难道北方不能实行吗？还是差役、义役有的可以废除吗？还是三者并存并用，对南北各地哪一种更便利呢？请试着谈一谈，可以吗？又 问：自周代末年，礼制毁坏、音乐崩解，秦朝又焚灭典籍；礼书还间或保存一两种，至于乐书则亡失了，只剩下《乐记》而已。各种声音、仪容、器物和数量，都无法考查。如今郊庙使用的乐器，果真是古代的制度吗？它的声音和仪容还可以约略看出古代遗制吗？考察中声来确定音律，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究竟怎样才能符合古法呢？请详细考查后回答，务必精确而切实可行，不要徒然拿‘音乐由心产生’‘音乐以和为主’之类的话作借口，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又 问：近来在贡士之外，又设置遗逸科，是因为深藏山林、远离尘世的人嫌疑于自我进取，而主管官员又不能全部举荐他们。可是孔子曾说：‘举用隐逸之民’，难道古代已经这样做了吗？三代时期，乡里推举、闾里选拔很公平，有德行、有才艺的士人未曾隐没而不被发现。然而耕于莘野的伊尹、筑于傅岩的傅说、垂钓渭水的姜太公这一类人，为什么没有列入贤能的名册呢？汉代的严光，唐代的阳城、温造，也不能再超过了。其他人不免有钓取虚名、走旁门而索取身价的讥讽，那么设置这一科的人，也有得有失吗？国朝初年，征召任用儒雅、年高、博硕、才能卓异的人才，接连进入朝廷。当时科举尚未兴起。设置科举以来，选得人才的情况也可以数得出来。只是其中或有言行不一的人，开辟另一条途径，是否足以纠正科举的弊端呢？人心日益浇薄虚伪，清议渐渐消亡；有人正因进士科艰难而沮丧，却庆幸凭举荐文牒容易取得，于是纷纷杂然兴起，一个郡动辄有几十人。遗逸之士一定不会这样多。原本是用来等待特别崛起的人才，反而成为奔走竞争之人的凭借，真正的人才必定以与他们同列为耻，那么遗逸之士就更加难以得到。这项制度大概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吗？诸位生员应当明察深思后回答，希望贤才没有遗漏，举荐又不过滥，难道不是美事吗？又 问：帝王的礼制，到周代最为完备。嬴秦毁灭学术，经籍散失。汉初遗书逐渐出现，博士和诸生也有的记得这些内容。所谓古代礼经，就是今天的《仪礼》；记载礼制的数百篇文字，二戴删定后，就是今天的小戴《礼记》；《周官》最后出现，立于学宫，这三部就是所谓三礼。前代把三礼列为明经科目，诸科士人尚且诵习而了解其义。王安石废弃《仪礼》中关于礼制尺度数量的学问，从此便断绝而无人谈论，只是空谈文辞罢了。以三礼来论，《周官》是纲领，《仪礼》是根本经书，《礼记》各篇则是其分支义理。三者本来有本末相互依赖的关系，不可缺少。因此朱子慨然编定《仪礼经传通解集注》，尚未完成的部分又由门人补足，可以说是礼书的大全集，是千古的盛典。如今设置科举，只考《礼记》，《仪礼》废弃已久，固然没有人感到奇怪。至于《周官》，难道是因为其中有些内容与其他书不同，便怀疑它吗？还是因为实行其中的制度只会增添事务而没有益处吗？以唐太宗这样的英明君主，都相信它可以实行，关中、洛阳的诸儒也没有异议。世人诋毁它的话，难道可以全部相信吗？朱子是正学的宗师，其他经书的训释议论都遵照采用；礼书正是他用心之处，却唯独没有被采用，这是为什么？我认为应当表彰《通解》一书，使它与三礼并列；对于精心研究它的人，优先选拔以待任用，也是可以的。阐明本体而切合实用的学问，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但在取舍之间不能没有疑问，希望与诸位生员共同质正。又 问：周代衰微、孔子去世以后，七十子所传的学说分散，各种异端同时兴起。孟子时代，杨朱、墨子之学盛行。在孔子以前，他本来曾说过‘攻治异端’；孔子所指的异端究竟是谁呢？孔子曾向老聃问礼，亲自同他交往；杨朱以老子为师，墨子有人认为与孔子同时，也有人说在孔子之后，大概都不能确切说明。列子、庄子都是传授老子学说的人，庄子又与孟子同时；然而孔子的言论一次也没有提到老子，孟子的言论也没有提到庄子，这是为什么？考察《孟子》七篇，管仲、晏婴的功利，苏秦、张仪的妾妇般的言论，陈仲子断绝亲属君臣上下关系，许行不知君子与野人、农与末业相互资助，白圭的貉道，宋牼的逐利学说，本来都在孟子所斥责之列；但他专门以辟斥杨朱、墨子为言，究竟用意在哪里？申不害、韩非的学说源自道德，太史公有这种说法；他们残酷刻薄、缺少仁恩，罪过超过诸子，应当同善于作战而使君主受刑的人一并论处，孟子却独独没有一句话斥责他们，为什么？庄子把儒家、墨家并称，这没有什么奇怪。自东西两都以来，儒、墨、孔、老常常出现在文士口中；韩愈推尊孟子，认为其功劳不在禹之下，而孔子、墨子又相互为用，为什么韩愈要把这些写在书中呢？这些都是反复寻求却得不到解释的问题。至于后世异端的危害，又是尚未讨论的。诸位应当详细考察邪说的源流，阐明圣贤的用意，详尽陈述在文章中，以观察你们的学问。又

译问：三代以前，义理本来明白，学者学习它便能知晓，所以他们才能成就、德行树立，都能有益于人的国家，治理的成效之盛，后世无法比拟。我们的夫子对门弟子说话，从未谈到性，却讲仁，也没有给仁下明确的定义；那时大概还不需要辨析就能明白。到了孟子时代却已经不是这样了，所以孟子向人宣告说‘性善’，说‘仁是人的本心，义是人的大道’之类，其他情况也可以由此知道。孟子去世，道统没有传承；从汉代直到唐代，诸儒诵说的、学者讨论的，都未能对道有明确透彻的见解。士人生在那个时代，不过随顺世俗以求功名，最终成就不能赶上古人，或许正是这个原因。近世大儒特别兴起，才开始续接千年来中断的道统；关于性命道德的微妙、天人皇王的奥秘，焕然大明，家家学习、人人诵读，三尺童子也能谈论，可以说是盛况了。依照这种学问所成就的程度，本来应当能够成为圣人贤人，出仕而发挥作用，也应当都能使这个时代和这些百姓达到三代以上的境界。然而考核功业、比较才能，看它同汉唐得到人才的情况相比，反而有时不如，原因是什么呢？过去还可以推托说‘道理没有明白’，现在又能推托什么呢？难道义理之学果真对治理没有益处吗？还是学者没有真正懂得它，即使懂得了也没有真正实践它呢？诸位在这里学习，将来要出仕而施用所学，幸望推究并说明其中的原因，不要让那些以儒学为可訾议的人得到借口。又 问：有虞氏时代，每五年巡狩一次，诸侯四次来朝；巡狩一年完成，四次朝见分别从四方而来，协调时令月份，校正日期，统一音律、度量衡，这是巡狩时所做的事。诸侯以言语陈奏，明确考核功绩，按照功劳赐给车服，这是来朝时所做的事。成周则六年巡狩一次，五服诸侯每五年朝见一次；又过六年，天子才按时巡狩，到四岳考察制度，诸侯分别到方岳朝见，明确升降黜陟。年数不同，本来是根据时代需要而定的。然而唐虞时代巡狩只是考察制度，陈奏、纳言和明确考核在诸侯来朝时进行；周代则考察制度、明确黜陟都在巡狩时进行，来朝时反而没有相应事务，这是为什么？《周礼》所说六服，诸侯有一年朝见一次的，有两年朝见一次的，有三年朝见一次的。《大行人》的职掌又有春朝、秋觐、夏宗、冬遇的区别，还有时会、殷同，这些却是《周官》没有记载的，为什么？所谓谋划天下之事、比较各邦国的功绩、陈述天下的谋略、协调诸侯的思虑，又各自按时进行而互不相通，难道谋划事务的不必比较功绩，陈述谋略的不必协调思虑吗？考察《王制》，又说‘每年一次小聘，三年一次大聘，五年一次朝见’，这也是周代的制度，却又与《尚书》《周礼》所说的不同。为什么同一时代的制度却彼此相违呢？这些事情都明确写在经书中，是学者应当讲习并贯通理解的。至于后世巡狩、来朝的事情，不同于虞、周的制度，暂时还来不及涉及，留待日后再谈。又 问：古代施行教育，诗、书、礼、乐由周代的乐正掌管，就是这些。我们的夫子平日所说的，也只限于诗、书和执守礼仪；礼特别说‘执’，可见它的实际运用尤其迫切。至于《易》，由太卜掌管；《春秋》收藏于国史，并不是施教的工具。我们的夫子为《易》作系辞而阐发义理的精微，修订《春秋》而彰明褒贬的法则，后人才把诗、书、礼、乐合并起来称作六经，让学者学习。乐经已经亡失，经典只剩五部。可是《易》兼有天人之奥秘，是五经的根源，不可以不尊崇；《春秋》则是圣人的权衡，不是学者可以骤然谈论的。因此自汉代以来，列举五经的次序，首列《易》，其次是《书》《诗》《礼》，最后是《春秋》。它的体统次第明确而不可紊乱，并不是认为各经有优劣。科举兴起以后，专治一经的人没有不兼通其他经书而成为学者的。如今学习《易》《书》《诗》的人本来不少，《礼》却只学小戴《礼记》，已经不是它的完整内容了，而学习的人又极少；至于《春秋》，却到处都是。圣人认为急迫的经书被放置而不讲习，被认为可以放在后面的反而争先恐后，岂不是爱好崇尚有所偏颇吗？主管官员本来应当依据前人的成法，暗中权衡培养人才的办法，却反而不加察看而助长这种风气，难道谈论圣人的经书不应当这样吗？否则，抑扬、进退、先后、多少的适宜安排，一定有它的道理。诸位应当平心静气地思考，不要顺从当时所崇尚的东西来强作解释。如果说这都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不在我们自己，那么必定有人应当承担责任。又 问：凡是学习《春秋》的人，都在春季释奠于先师，秋冬也这样做；凡是开始建立学校，都必须祭奠先圣先师。这是小戴《礼记》的文字。古代祭祀、享祀的等级，不能互相僭越亵渎。没有尸、嘏、绥、旅、绎这些礼节，就不能说是享祀。那么释奠的礼究竟是什么呢？所谓‘释’，是什么意思？按照《礼记》的说法，只在春、秋、冬举行，而夏季独独缺少，为什么？释奠只祭先师，建立学校却兼有先圣，又是为什么？而且它说释奠必有‘合’，郑氏说本国没有先圣先师，那么举行释奠时应当同邻国合祭。考察下文有‘大合乐’的文字，那么所谓‘合’，难道不是指合奏音乐吗？释菜轻于释奠，所以不舞、不授器；这样说来，释奠便有音乐了。郑氏为什么作出这种解释？古代所说的先圣、先师，究竟是谁？先师还可以说是掌管诗书礼乐的官员，先圣却没有这样的文献依据。自鲁哀公在孔子故宅建立庙宇以来，先圣从未走出阙里。魏晋时期在学校举行释奠，才开始见于史册，也从未另建原庙。唐武德年间在国子监祭祀周公、孔子，贞观年间确定孔子为先圣，于是牺牲、礼器、币帛日益增加，直到今天，可以说是极其盛大了。

译古代只有功臣可以配享大祭，没听说弟子陪祀老师。弟子陪祀老师，显然不是三王的典制。还是说可以根据义理创设而没有人敢废止呢？开元年间的释奠仪式，设置先圣神位于堂上，面向东方；先师神位在它的东北，面向南方。没有说设置塑像，也没有说陪祀诸弟子。如今考察当时人的文字记载，却都是孔子面向南方的塑像，门人也塑成十哲的像，其他人则画在墙上。这说明开元年间虽然制定了法令，而当时人却没有遵从。这是什么缘故？塑绘的像如果连一根毛发都不像，就会出现让他人垂足高坐、把器物陈列在地上，不免受到像匍匐着进食那样的讥讽。先儒曾认为这样不对，但因袭已久，也没有人能够改变。其他还有比这更大的问题，只是议论礼制典章不是下位者的职责，所以不能全部陈述。至于前面所说的几项，它们兴起因袭的缘由、得失的原因，也不能不讲。诸位在堂阶之间往来，在笾豆礼器之列执事，也曾想到这些吗？请把它写在文章中，以观察你们广博深厚的学问。又 问：三皇的名号，最早见于《周官》，但从未指明具体是哪三个人。孔安国为《尚书》作序，把伏羲、神农、黄帝列为三皇；有人说这是依据《易大传》。然而《易大传》说：‘伏羲氏去世，神农氏兴起；神农氏去世，黄帝、尧、舜氏兴起’，也没有明文说明三皇。司马迁《史记》把轩辕归入五帝；小司马补写《史记》，却把伏羲、女娲、神农列为三皇。又有天皇、地皇、人皇的称号，与此大不相同。这两种说法出自纬书和杂记，果真可以拿来作为依据吗？外史掌管三皇之书，却没有说三坟；左史倚相能够读三坟，却没有说三皇。孔氏把三坟、五典同三皇、五帝相配，可以说有根据了。《书序》的文字，先儒颇为怀疑，却因此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论断，可以吗？况且三坟讲的是大道，孔子难道能够舍弃它，而把道统断自唐虞吗？世上有一部《三坟》书，在宋元丰年间出现，果真是古书吗？伏羲画卦，已经著录在《易》中。神农、黄帝的事迹，杂见于阴阳家、道家、农家、医方药物等书中，这些记载果真可以全部相信吗？前代祭祀古代帝王，不只是三皇。祭祀三皇，是唐代著令规定的；他们开创天地、建立法则，功德施及万世，本来应当受到尊崇。本朝大规模修建宫宇，春秋两季祭祀，是非常盛大的典礼。可是竟然把它交给医家一流的人，把三皇限定为专门技艺和医术的祖师，议定礼制的用意，难道可以听闻吗？要辨明名号的是非，考核书文的真伪，订正典礼祭祀是否恰当，谈论三皇的人不能不知道这些。请明辨并详细陈述，以检验你们的学问，观察你们卓越的见识。又 问：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言论。圣贤对于言论，本来有不得不说的时候。道理不能彰明、不能实行，危害正道的学说兴起，就不能不替后世忧虑。因此六经的文章如同太阳高悬天空，诸子从旁辅翼它，但其中纯正和驳杂本来就不整齐。自汉代以来，诸儒担心读书人不能通晓经文，于是又作传注，数千百年赖此而使经道不致坠失。近世义理之学重新彰明，各位大儒讨论折中，可以说已经完备了。本朝表彰并尊奉其宗旨，是为了统一道德、使风俗一致。况且经文的缺漏讹误、传注的遗失简略，难道能够没有天下无穷的道理吗？圣贤未尝不把希望寄托于后世之人。至于根本纲领正确、等待百世而不会迷惑的内容，本来不必另求奇异。古人有话说：‘天下不可以没有这个人，人也不可以没有这部书，这样才足以当得君子的评论。’那个人在这里垂示后世、树立教化已经足够了，又何必等待有人再增加什么呢？只会显出不知道分寸罢了。如今有著书授官的法令，大概是用来等待非同寻常的人才，其中自有用意。前代著述中好的作品，有的由朝廷供给纸札征求，有的到作者身后才流传，从来没有把著书作为谋求仕进的媒介。无奈有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妄作之徒，剽窃前人的余绪，拾取浅陋的内容，既无关义理，也无益政教，却纷纷争相起作，奔走自我推销。负责考核的人，不过借此来满足自己请托求进的私心。更严重的，任意逞说私见，放肆发表没有根据的言论，把违背圣贤的观点当作奇异来自我标榜，以反对前人为高明。那些所谓偏邪、淫滥、邪曲、逃避正道的言论，本应严加拒绝、痛绝根除，却反而让它们刊刻传播于学宫，迷惑后生小子的见闻，也真令人叹息。然而一概禁止，又会失去古人精微防范的用意；保存而不加考虑，又会落入当今浇薄的风气。应当采用什么办法来革除它呢？这也是学校应当谋划的事情，不要认为它迂阔。又 问：古代射礼的制度很早就有了。唐虞时代用射侯来彰明它。夏商没有文字记载，而制度没有比周代更完备的。如今幸而还散见于礼书，虽然不能详尽列举，请试着说一二。大射、宾射、燕射的制度，怎样区别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等级？怎样区别皮侯、采侯、兽侯以及正、鹄的用途？彼此有什么不同？大射用来选取士人，既在泽宫射，又在宫中射，难道是重复吗？还是各有不同？乡射的射礼，是荐举贤能并询问众人的。它不属于三射，那么同哪种射礼相比呢？主皮之射，就是贯革之射，崇尚武力；军士、宗族和庶人使用它，还可以理解。它同孔子‘射不主皮’的说法，究竟有什么抵触呢？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如果有，那一定是射礼吧？相互作揖谦让着登堂，下来后饮酒。’这种竞争仍然是君子之争。传述者说，射礼按两人一对前进，作揖后登堂，射完作揖下堂，等待各对都下来，胜者于是作揖，不胜者上去取酒觯，站立饮酒。考察礼文，醴酒设置在西楹之西，不胜者也上去，取觯饮完后先下堂。这同‘下来饮酒’的文字似乎不相合。然而古代王肃、郑玄都把‘揖让而升下’作为一句，他们的意思也不能废弃。先儒为什么不采用这一说法呢？不过这些都只是名物、尺度、数量的末节罢了。射礼中进退周旋合乎礼仪，内心意志端正，外在形体挺直，然后才能握弓持箭，审慎而牢固，从而谈得上射中。所以能够用来观察德行，就在这里。古人对于射，本来精通而且经常练习，没有不擅长的；后世把它作为技艺，就不能与古代并论了。后羿、逢蒙之流，以善射著称，君子本来不能超过他们。假使让他们参加射礼，就没有射不中的。圣人也会因为他们的德行而承认他们吗？这是先儒所疑惑、后学所不能明白的地方，希望共同考察它。又

译问：古代临朝听政的仪式，是用来辨明君臣等级、沟通上下情意的。经书中见到的制度，只有周代。考察礼制，外朝由朝士掌管，内朝由司士掌管，燕朝由太仆掌管。郑司农说：‘王有五道门，最外面叫皋门，第二道叫雉门，第三道叫库门，第四道叫应门，第五道叫路门。路门又叫毕门。’外朝在路门之外，内朝在路门之内。郑康成说：‘库门在雉门外，雉门是中门。外朝在库门外、皋门内。’按照两位郑氏的说法，一个说从皋门依次经过雉门、库门，一个说从皋门依次经过库门、雉门，究竟哪一个正确？一个说外朝在路门外，一个说外朝在库门外，为什么不同？又有小司寇掌管在外朝召集万民而询问，注释说在雉门外；那么这个外朝又与前面所说的不同。郑康成于是说天子有三朝：外朝一处，内朝两处。内朝有两处，是把燕朝也包括在内，这可以理解。外朝有两处，为什么只说一处呢？这是不能不辨明的。秦汉以来的朝仪已经不是古制，但汉代的大朝会在正殿，类似周代的外朝；前殿类似内朝；宣室类似燕朝，古代的意味仍未相去太远。到了唐代，便有“大朝”“正衙”“入阁”等名称，也沿袭了前代的意思。不过，入阁的仪式是唐代中期才开始实行的，到了晚年把御前殿称为入阁，近世沿袭了这一做法，又把入阁看作盛大礼仪，果真可以称为盛礼吗？欧阳公向刘侍读询问，大概正是对此有所疑问。以欧阳公那样博大精深的学问，尚且对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谨慎，何况一般学者呢？这件事也不能不考察。深思我朝制度并不沿袭前代，只有正旦、天寿节临朝接受朝贺，平日不再举行，难道是认为烦琐而停止了吗？还是认为确实可以废除呢？万一修明旧有典章，必定会对此加以考察。有志于当世事务的人，难道甘愿处在叔孙通和诸生之下吗？我于是借此来考察那些博古通今的学者。又 问：古代建立社，有大社、王社、侯社、大夫以下的社以及民间的社，名称虽不同，但社有社主这一点是相同的。《周礼》说，大司徒设置社稷的坛界，并栽种代表土地神的树木，各依社主所适宜的树木来栽种，于是便用它来命名社和其所属的野地。小宗伯遇到大规模军事行动时，就率领有关官员建立军社，奉载社主的车。郑玄注说，社主称为军社，大概是用石头制成的；这是另一种说法。三代用松、柏、栗，齐国用栎树，汉代用枌树、榆树，这些都是树木。说社主用石头的，是吕不韦、许慎、崔灵恩的说法，也各有依据。这两种说法为什么不用其中一种？还是它们各自有适用的场合？况且祭祀社必然涉及稷，唐代儒者说社、稷的社主都是石头，而先儒的说法只说社主而没有涉及稷，为什么呢？石制社主有几尺高，一半埋在地下；军队出行奉载社主时，就取出埋在地下的部分装载起来。陈侯拥护社主去见郑国的子展，也是用石头拥持。若这些说法都行不通，难道另有制度吗？至于孔氏解释《论语》中的“松柏栗”，也是采用大司徒的文字，先儒都遵从了。我私下认为，三代的社虽然有迁移改置，但所设置的地方就是境内的土地；那么为什么有的适宜松，有的适宜柏，有的适宜栗，竟然不同呢？又问：夏代的土地为什么独宜于松，殷、周的土地为什么独宜于柏、栗呢？这些都是把文字读熟了却没有深入探究其意义的人。考察经书、研究古代，也不能对这些问题不加辨析。请把其中的道理全部陈述给我。又 问：六经遭遇秦朝暴政焚书的灾祸，只有《易》凭借卜筮得以保存。汉初藏书逐渐流出，《诗》《书》《礼》《春秋》都残缺不全。因此，古书有古文、今文的差异，《诗》中夹杂淫邪的篇章，《春秋》三传有不同说法，《周官》又与其他书不相合，这是经书体例最为错乱的地方。其他文字上的讹误，更不用说了。各经专门的儒者结党同调，固守浅陋，既不能彼此贯通，又增删析分、窜改移动，全部已经不是旧貌，即使《易》也不能免除这种情况。唐代儒者确定正义，专主一家而排斥诸家，议论者不容再提出异说。宋初一两个儒者，才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思作解释。到了关中、洛阳、建安诸位先生，阐明义理，订正经传，又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提出来作为纲领，发挥精微义理，可以说上质问古代圣贤而不违背，下等待后世而不使人迷惑了。因此圣朝建立学校、设置科目，尊崇表彰这些学说，使学者有所依据和遵守，这是先王统一道德、整齐风俗的盛大典章。况且讨论圣人的经书，在残缺之后，本来不能认为全都可以贯通而毫无疑问；对应该阙疑的地方存疑，对能够贯通的地方加以贯通，以求合乎圣人的本心，那么从这里求取已经足够了。无奈那些厌弃常道、喜好新奇的人，穿凿附会，混乱已有的学说，正好迎合了喜欢标新立异者的愿望。那些非圣人之言以及偏邪、淫荡、邪僻、逃避正理的说法，古人深深拒绝并严厉斥责，如今反而有人采纳，使后来的年轻学者纷纷效仿而形成风气，这究竟是谁的过错呢？现在想要阐明圣朝统一道统的旨意，惩戒浅陋儒者曲解经书的过失，也是我们这些人应当尽心尽力的事，希望您仔细考察我的这番话。又 问：治理天下，没有什么比礼更重要，因为礼可以辨别上下尊卑，安定百姓的心志。冠礼、婚礼、丧礼、祭礼，都是百姓特别切近的事务，前代都有成法。如今冠礼废弃已久，世人再不知道成人的意义；婚礼败坏于随俗，丧礼败坏于异端，杂乱而不合礼法，已经十分严重。近世司马公的《书仪》、朱子的《家礼》，号称适合古今，爱好礼仪的人家有时遵行，但仍免不了遭人讥笑；如果不由朝廷制定法令使天下通行，恐怕终究难以实行。然而《家礼》出得较晚，颇多采自《书仪》，《书仪》有的内容，《家礼》反而没有。我又听说《家礼》原是尚未定稿的本子，被人偷走，来不及修补，如今流行的就是那个本子。那么，这两部书是否应当考订后有所增删？还是只采用其中一部？除了《家礼》之外，还有可以讨论的地方吗？如果认为应当制定成礼仪格式，颁行天下，使百姓耳熟目熟而不产生差异，那么教化就能施行，风俗也会美善，这难道不在于此吗？至于制定礼仪的根本和施行礼仪的意义，那是我还没有讨论的，留待另行说明。又

译问：先王时代已经久远，礼乐的书籍散失，保存在经书中的内容残缺简略，后来的儒者又凭自己的意思作解释，使实行礼仪的人无所适从。礼仪中重大的事情没有超过郊祀的，而关于郊祀的异说尤其多，请姑且谈一两个问题。天体本来只有一个，却有人认为有六个；圜丘、南郊，有人认为是一处，有人认为是两处。昊天上帝已经很明确了，却又有天皇大帝的称号。五行之帝确实存在，却有人列出五帝的名号；有人认为一年祭祀两次，有人认为一年祭祀九次；有人认为在冬至祭日，有人认为在孟春上辛日祭祀。这些相互差异很大的说法不止一种。这些说法果真有能够统一的依据吗？至于圜丘、方泽、天地分祭、祭祀时日、坛壝、乐舞、器物和币帛，也都各不相同。这些礼文是非常明白的，历代却混合为一，安然不以为怪。宋人集体讨论时，又互相非难。苏氏专门引用《昊天有成命》这首诗，认为它是天地合祭的证据，却不知道那是错误的。他雄辩而且广泛斥责异说，足以动摇人的看法，但先儒很不赞成。有人说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样亵渎、混乱、庞杂的礼仪。然而当时分祭天地只实行了一次，明知它错误，后来却终于不能改正。先儒的说法虽然明白，但始终没有可以据以实行的凭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修明旧有典章，讲求盛大礼典，彻底革除千百年来沿袭的陋习，现在正是时候。诸位学生，请把这些问题全部陈述出来。又 问：江浙是财赋的渊薮，国家经费所依靠的是什么？回答是：盐课、官田、酒税。这三项的数额都很大。就三者而言，盐课由两浙共同承担，官田以浙西最重，酒税则只在杭州征收。近年来法令弊坏，祸害滋长，民力困乏耗尽，富庶的土地变成了萧条之地。朝廷怜悯百姓，突然减去盐额十万，废除民食盐和仓运的办法。东南百姓欢欣鼓舞，遍布田野道路。这种深厚的仁德恩泽，是前所未有的。官田，大概沿袭宋代公田的旧制，输纳负担很重，百姓不能承受。议论的人并非不知道它的危害，只是认为年久以来额数已经确定，想减也没有理由，说出来未必会被采纳。如今从改行盐法的事情来看，便可知道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从来不忌惮减轻赋税；而且在防护百姓方面，到了可以说、可以实行的时候，使他们能够减轻负担并去除无益的危害，难道不可以吗？至于酒税从前实行包办，百姓乐于承办，不认为是祸害；如今却不是这样，原因可想而知，不过是官吏虐害百姓罢了。如果听任百姓自行经营，使他们获得自己的利益，把一切防禁的扰民烦琐都去掉，这种便利就可以长久，难道没有办法吗？如今四方事务很多，我于是因仁政施行于江浙，连带谈到这两件事，诸位学生也有所听闻吗？你们也曾经讲求这些问题，思考过有什么办法来处理它们吗？又 问：乡饮酒礼，是古人用来尊尚贤者、敬重长者的礼仪。它的威仪、尺度和仪节，幸而还保存在古书中。自汉代以来，下至唐宋，郡国州县仍有依据来施行。如今贤能的长官，偶尔也举行这种礼仪，却不是出于法令。应当由朝廷颁布诏令，告示天下，使百姓看见三代揖让的仪容，作为革除旧心、向往教化的助力，难道不是太平时代的美好典章吗？我曾读礼书，考察其中的缘故，也有疑问。先儒说《仪礼》是经，《礼记》是解释《仪礼》义理的疏文。《仪礼》有《乡饮酒礼》，所以《礼记》有《乡饮酒义》，这确实如此。现在拿两篇互相考察，《仪礼》开头说主人到先生那里商议宾客和介宾，接着才告知宾客；《礼记》却开头就说主人拜迎宾客，而没有前面的事情。《礼记》说有三位宾客，六十岁的人坐着，五十岁的人站立侍奉，从六十岁到九十岁，豆的数目各有规定，而《仪礼》中没有这些文字。这是为什么呢？孔氏认为《礼记·乡饮酒义》一篇兼有四件事：一是三年举行一次宴请贤能之人的礼仪，二是卿大夫宴饮国中的贤者，三是州长举行习射和饮酒，四是党正举行蜡祭饮酒。照这样看来，它并不专门解释《仪礼》，那么这些说法应当怎样分别呢？况且乡射礼也是先饮酒然后射箭，意义大致相同。然而乡射礼说主人告戒宾客而没有介宾；一人举觯之后，献酒、尊者酢酒等仪节，都是乡饮礼所没有的。乡饮礼则简略记载了宾客在最后进入，或许是有所缺漏而没有完备，必须互相参考以后才能贯通其说，是这样吗？《周官》说党正年终搜索鬼神并举行祭祀，于是按礼把百姓集合到序中饮酒，整齐他们的年龄次序，这就是蜡祭时的饮酒。《月令》所说孟冬大饮烝，也就是这件事吗？郑玄说这种礼已经亡失，现在郡国用乡饮礼代替它；如果这样，蜡祭饮酒本来就与乡饮礼相同，这又是为什么呢？《豳风》的诗说，十月清扫场地，以两樽酒宴请朋友，说到宰杀羔羊，登上那公堂，举起那牛角杯。郑玄引用它来解释大饮，而且乡饮礼用的牲是狗，这里却有羔羊，难道另有解释吗？凡要办理一项事务，必须先明白它的意义，经过讲求讨论，日后才能举行并施行。我所说这几端，都应当从经书中考察，并详细考核先儒的说法，一定会有所收获，以等待有关官府采纳选择。又 问：治理天下不能没有刑罚。墨刑、劓刑、剕刑、宫刑、大辟，是古代的五刑；笞、杖、徒、流、死，是后世的五刑。肉刑很难全部恢复了。近来治理盗贼，略微仿效劓刑，有关官员搁置不用，最终没有实行，难道肉刑真的不能恢复吗？法律中的死刑有两种，如今只保留一种，于是本应从轻却归入重刑。徒刑、流刑又全都用杖刑代替，于是本应从重却归入轻刑。议论此事的人难道没有想到吗？《刑统》这部书，自唐代以来随着时势不断修订，尤其详密。国家斟酌古今，也曾依据它办事。应当把它制定为法式。过去明法科，做官任职的人必定从这一科出身。如今通行的制度，或许应当把《刑统》附入其中，使它能够兼用，这也是当今事务中十分切要的事情。治理有根本和末节，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废弃，只是轻重有所不同罢了。如果泛泛地说大话：“用道德教化百姓，靠礼仪治理国家，何必用刑罚？”那就不是回答我的问题。又

译问：箕尾星宿所在的地区、幽州冀州一带，草木茂盛，巍然耸立着皇都；西山作为屏障，居庸关曲折连接涿州、易州，潞水、沽水与山川交错，古今没有不同，是否也曾有人对此感慨万分？事情起于君奭，开辟土地、建立邦国；他的教化施行于南方，人们还思念他，爱护他留下的树木，何况遗留给子孙，难道没有可以称道的遗风余烈吗？春秋时期的燕国人，北燕号称弱小，一变而为战国强国，悍然与六雄并列，为什么变化如此迅速？悬赏招贤，谈笑之间便平定万乘之国，也足以称赞了。结交宾客、替人报仇，想要凭借匕首实现志愿，又是多么疏阔呢？然而慷慨悲歌的风气，世上还保存着；圣贤的恩泽反而不能像这样长久，为什么呢？秦汉的君主热衷于神仙之术，谈论神仙的人纷纷出现，这又不像那些忘却生命、轻视死亡的人所为，难道是乐于迎合时俗爱好而不是出自本心吗？说燕地人熟悉战争攻伐、风俗崇尚勇猛，这当然是事实。然而那里有文武兼备、成为中兴大功臣的人，冲破敌军锋芒，渡过黄河，以忠义奋发，难道只是凭借勇力吗？燕地传授《诗经》，与齐、鲁并称；阐明《书》《礼》，与郑玄、马融并列；向皇帝进呈五经义理，给后世留下准则；以《春秋》对策，才学不在晁错、董仲舒之下的人也有。天下混乱、教化衰微之时，唯独崇尚义理，五个儿子都成为名臣，难道是因为好战吗？何况辽、金相继统治，历时数百年，名闻当世的人难道还会缺少吗？故老相传的故事、遗留下来的文书记录，有没有可以一一列举的呢？如今上天的时运会合，天下同享时运，政治教化清明，京畿附近沐浴在仁义道德之中，士人平日自我期许，战国以后的人都不足以相比。然而考察风俗以辅助治理，仰慕前人以成就德行，本来就是学者的责任，请把这些全部陈述出来。家塾发问二道 汉武帝建元五年设置五经博士，大概是受到董仲舒“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话的触动，这就是这件事。赵岐《孟子题辞》说：“孝文皇帝想要扩大游学的途径，《论语》《孟子》《尔雅》《孝经》都设置了博士。”后来废除了传记博士，只设置五经博士而已。照这样看来，文帝时仍有传记博士，五经怎么会没有博士呢？五经博士的设置显然不是始于孝武帝。然而五经博士在文帝时没有记载，传记博士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废除。“表章”的意义被说成专属于武帝而文帝没有，难道不符合事实吗？传记固然不能和经书等同，但读经的人必须通晓《尔雅》，把《尔雅》归入传记也是可以的。考察经书，《论语》全是圣贤切要的言论，文帝设置博士是正确的；武帝却不能继续这样做，世间儒者没有人议论他的过失，这是为什么呢？又 汉高帝进入关中后，与百姓约定三条法令，全部废除秦朝苛刻的法律，因此得到民心。后来三条法令不足以防御奸邪，萧何搜集秦朝法律，制定九章律，又重新采用了秦法。高后初年，才开始废除夷三族之诛；孝文帝元年，又为什么记载“除去收孥及诸相坐的律令”呢？新垣平谋反，重新实行夷三族之诛，那么在这以前所谓的“废除”，难道都不是真的吗？我曾读史书读到这里，思考却得不到解释，这件事应当怎样贯通理解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章〕 《礼部集》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