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礼部集卷十八元吴师道撰题防

译钦定《四库全书》。《礼部集》卷十八，元代吴师道撰写的题跋。《仪礼经注疏校记异》后题。从前昌黎韩公曾经担忧《仪礼》难读，因为难读所以读者少，而善本也少。永嘉张淳忠甫校定此书，又另写成一书来标识其中的错误，号称精密。但朱子仍笑他不能纠正释文的错误，所以朱子编纂《经传集解》时，考订、校正文字，把详细内容写在条目下面，这对后学的恩惠太大了。许益之作《疏抹》这部书，以注疏为依据，参照朱子所校定的文字，想使读者不再以难读为忧；只是没有轻视他而向他请教，时常有一两点小见解，特意拿来效法他，也许君子会有所取用。前后经过几年，一定要做到丝毫没有遗憾才停止。书稿既已定稿，便传藏在家中。杜原父让他的弟子蒋师文把《疏抹》传给我；我又见到东莱吕氏的《疏校本》，并且把它同许氏本不同的地方记下来给我看。大概吕氏用成都石经校印本，把不同之处标在上面；注中有许多涂改、增字的地方，他把标出的文字两存其意，而涂改之处则按自己的意见断定。这并不是吕子不敢决定。考察《吕氏集》附录，吕子从侄乔年记载，吕子标抹的书首先是《仪礼》，难道就是这一本吗？凡是吕子所标抹的地方，一定也标明句读；我乡故家所藏《史记》《资治通鉴》等书可以证明这一点。乔年说，一个字一句话的标画都有深意，而所得精要，大多可以在这里看到。我因杜君而得到这部书，难道不是幸运吗？只是还没来得及给许君看，就带着它远行了；等回来时，许君已经去世，不能再见面。如今所抄录的内容，从《丧服》以后，缺少与许君不同的句读；除去改字、分句两项不算，共有十三条，想要向他求证却没有办法，实在是深深的遗憾。然而全书十一卷中，不同之处仅仅这些，其余没有不相合的，更加感叹许君精深的造诣和绝伦的见识。假如能让他看到这些，他一定会因此更加自信；世上不了解许君的人，也可以由此看出他的学问。吕氏本虽然不完整，却尤其应当珍惜，恐怕它日久散失。因此谨把标出的文字写在前面，同时把两家句读不同之处并列在后面，并说明其中的缘由。至于有志于古学、希望通晓圣人制度，又想考察前代儒者用心的学者，这里有完整的全书可以供他们阅读。《灵棋经》后题。《灵棋经》是占卜的方法。《隋书·经籍志》有《十二灵棋卜经》一卷。这种方法使用十二枚棋子，上、中、下各四枚，投掷后布列出来，根据所得卦象来判断吉凶。除去阴漫无象卦，共有一百二十四条繇辞。其文字古雅，很像焦赣的《易林》。南齐江溢曾占得“金盌玉杯”的繇辞，如今见于初吉卦。晁无咎《求志赋》说：“向黄石公询问吉凶啊，十二枚棋子像星星一样散布；说繇辞小而棋子大啊，怎么会有颠沛呢？”如今见于升腾卦卷首。张宣公说：“这部书是他家先魏公所收藏的，其中的说法很有道理。”用十二枚棋子验证阴阳奇偶之数，如果阴胜阳，一定不吉利。在静江时遇到旱灾，占卜说“堂上流水，堂下行舟”，不久果然下雨。如今所见阴掌卦的上句作“中庭水深”，文字略有不同。按，这部书中有“某一本如此说”的话，这或许是另一种传本。王伯厚《困学纪闻》引用《异苑》，说此书出自张文成，张文成从黄石公那里得到传授，用来行军打仗，万无一失；东方朔又秘密用它占卜各种事情。我认为，这也是后人附会托名的。如今书中有商山四皓讲养行之道的话；张文成与四皓是同时代人，怎么会有这样的内容？可知事情并不是这样。宣公认为它有道理，并阐明其中的学说，以显示它所以灵验的原因，并非随意说说而已。阴阳存在于天地之间，不能彼此缺少；然而圣人对《易》的理解，曾经尊崇阳而抑制阴，使阳进而使阴退。阳胜阴通常吉利，阴胜阳通常凶险，这都是自然的道理。这种方法窥见了其中的奥妙，即使不是黄石公、张文成所传，难道也是平常人所能做到的吗？我家先祖父收藏这部书，对它非常敬信。书背有绍兴十一年“棋兵官记”的字样；所占应验的事情共有三象，其中第七卦被人剪去，年代久远，纸张腐烂，《祭法》以后也残缺了，于是让子弟重新抄写，因而题记于此。《时所性文钞》后题。我们这个地方一向是文化昌盛之地。宋代乾、淳年间，东莱吕成公倡明正学，四方来求学的人多达一千多人，其中没有比婺州更兴盛的。清江时氏中有名铸、字寿卿的人，是吕公同年进士；他和弟弟鋹、长卿，带领家族中的子弟十多人，全都跟随吕公游学，这又是婺州的一大盛事。像澐、澜、泾，都是时氏中特别杰出的人。成公编纂《书说》，从《秦誓》上溯至《洛诰》，尚未完成便去世了。时澜根据平日所听闻的内容编纂完成，如今流行的《书传》就是这部书。少章字天彝，是时澜的幼子，虽未能亲入吕公门下，但对父兄所学早已熟知；又天资极高，能够推明、阐发并扩大其学说，著述最多，是乡里前辈中杰出的人物。我早就听年长的先生们称赞他的文章，极力访求，先从亲友陈氏那里得到《所性前稿》十卷。时子自序说：“新天子即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岁。”大概是淳祐癸卯年。他的诗文各按类别编排，说这只是全部稿件的十分之一。后来在金华游氏那里见到《所性稿》，按类别分编但没有卷数；所作作品一直到宝祐末年，似乎是晚年全稿，想借来却没有得到，心里一直感到遗憾。近来从叶君审言那里得到《所性丛稿》，起于嘉定甲戌，止于淳祐壬【缺】年，只按编年排列，不再分类，共三十六卷，但第九卷至第十六卷缺失。

译幸而得到传抄本，却又遗憾它并不完整。于是想到，若没有游氏本，就无法补足它。偶然把这件事告诉叶君，叶君借给了我；于是我又重新抄补，并总合编成目录加以记载。诗文合计数千篇，编成二十册，也算盛大了。其中有关于经史的作品，如《易序赞》《诗论》《语孟子赘说》《读二汉史》《杂书》《战国策杂事篇》。至于《易》《诗》《书》《论》《孟》大义六十多卷、《春秋》四志八表、日记二十多册，都没有办法考察，那么如今所得的也不过是其中较细小的一部分罢了。大概曾经考察成公的教诲，他以义理为根本而不遗漏制度名数的考订，以经学为根本而不废弃辞藻的华美，所以科举应试文章独能兼具丽泽之美。他培养人的方法，可说本末兼顾；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也实在难得。如今看时子的学问，根基宏大深厚，贯通幽深奥妙；凡是三代以前皇帝圣贤的深奥道理，秦汉以后成败、治乱以及英雄才智和施政谋略，没有什么不曾探究。诗歌出入各家，从盛唐以前上溯晋魏；文章讲究师法，上溯到宋朝东都以前，直到古代作者，峻拔精工，法度森严。哪里只是雄视我们这一地区，简直是一代的伟大才子。何况他知道尊崇考亭的学问，并且敬重考亭的门人【如称张丈元德、李敬子燔，以及称赞先生在白鹿洞所作诸篇和我乡王、何二公之类】，他的议论从未稍有违背，可以说没有辱没成公门下的身份了。他年过五十，才考中一次进士；由于推荐者的举荐，被提升为史馆简阅，但还未赴任便罢职了，实在是那些嫉恨他自负清高的人所造成的。后来他更加孤高不合，子女也都困顿不堪，自己感伤恐怕辜负了平生的志向，于是亲手编次文稿，把自己的所作全部收录其中，希望读者不要以显露才华来讥笑他，而能怜悯并保存这些文章。我曾经读这些文章，深深体察他的心意，常常看到他感叹时世衰败，哀叹叔阳道德的标志已经衰微，时时忧虑祸患将至，同时悲哀那些嬉笑度日的人仍然没有觉悟。那么他的自我伤感，难道只是因为文章不被赏识吗？然而，过去士人凭文章取得显达荣耀，时子的文章哪里只是超过当时同辈千百倍，可他最终穷困至死。他伤感世人不理解自己，却仍希望后人能够理解；如果后来果真有人理解他，难道不足以在九泉之下慰藉此人、消除他的悲哀吗？这就是我情意恳切、不能自已的原因。近来我曾经过清江，询问他的故居，高大的屋脊、宏伟的宅第都化为飞尘，百年文献荡然无存；幸好这部文稿还在，难道可以任它默默沉没吗？把它传布并推广开来，是可以做到的。古今作者的文章，常常担心篇目太多就容易散佚；时子曾亲自删定，难道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吗？万一遇到贤能而有力量的人，仿照当年删定的方式为他刊刻传播，也不是什么难事。世上未必没有这样的人，姑且记在这里等待将来。《柳常博所藏禊帖》后题。定武《兰亭》原石，昭陵旧石已经亡佚，只有薛道祖摹刻本留存，于是成为其他摹本中的第一。宋代末年，贾似道搜求东南士大夫所藏的《兰亭》本，委托门客廖莹中选校各本，选取字迹最好的部分，命国工王用和刻成，号称最精，次于薛本，其余都属下品。赵公子昂的书法在近世精妙绝伦，他常常喜爱临摹《禊帖》，去世以后也很难得到。如今道传常博恰好拥有这些作品，联缀成一卷，真可以说是三绝了。薛本起初归廖莹中所有，如今在申屠大用廉访家。贾本有人说被史八右丞取走，如今道传却是在吴君章副枢家摹得的。两种刻本还在流传，定武本的典范还没有消失。想到贾氏迷误国政、倚仗权势，借文艺来粉饰一时，以才艺供职；像廖莹中这样的人，大概深知古人的笔意，但他的功绩还不止这些。他校刻的九经，如今也成为天下善本，比《兰亭》一事的功劳更大。虽然不能因为人的品行而废弃他的作品，但如果考虑到他党附贾氏的罪过，也可以因此稍稍宽恕他了。士人选择所依从的人，怎能不谨慎，怎能不谨慎！题胡古愚所作《大拙先生传》后。柳宗元给愚溪作赋，以“愚”自命，却又说自己虽然不合于世俗，仍颇以文章笔墨自我安慰。他洗涤万物，包罗各种形态，对什么也不回避，可见他并不甘心真的愚钝。后来他写《寓词乞巧》，说自己一生抱守拙朴，有人或许认为这话不对。东易胡君古愚为陈信作《大拙先生传》，大致说他淡泊、迂缓、不善于求取功名；但又称赞他能写文章、喜爱诗歌、擅长书法，这样看来，他身上又有不拙的一面，大概也正合愚溪的意思。胡君既然把自己比作古代的愚者，见到大拙先生后又高兴地为他作传，京师诸公也相继赞颂传述，是因为古愚的话并没有说错。柳宗元不能使人相信自己真的愚拙，而大拙先生却因得到胡君作传，能够使人相信他是真正的大拙者吗？题东坡所赠李方叔诗真迹后。李方叔凭文学才华受到大苏公赏识；苏公主持贡举时想录取他，却错过了，李方叔最终没有中第而终身不得志。看苏公这首诗，深深地自我惭愧悔恨，大概是痛惜当时错失人才，而不是把它看作自己的私事，丝毫没有在其中放置嫌疑，胸怀广大光明，很有古人的风度。后来方叔在祭奠苏公的文章中说：“皇天后土，明察我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来归还千古英灵之气。”感慨激烈，虽被遗弃却不怨恨，真是两位贤者啊！大方是他的字，允蹈是他的字。杨诚斋曾称赞他年轻时所作《思故乡赋》，说它像耶居实。又举出他的诗中警策的几联，说：“晚年以鹖冠身份做杂买场。”这卷中有记载汪季路的话，说他曾投帖拜访曾觌，曾觌因为把此事上报给阜陵而不合意，事情便作罢。依靠曾觌来求得知遇，实在错了！假使他因此成名，再借杨公来传扬，也就不至于这样了。唉！士人处世，有的依附青云而显达，有的依附泥涂而受污。看看李氏的子孙，就可以明白选择依附对象的重要了。

译跋王荆公手书。丞相荆公给人写信，间或常有“匆匆”二字。前代儒者说，丞相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忙迫之状？现在这幅字帖也写“俗事纷纷”，却轻率地回答上面的询问，难道是把它当作信笔写下的日常用语而没有察觉吗？王公的书法取法王蒙，大体上萧散高远，不是其他人所能比及的。《致严堂记》跋。佛教徒割舍恩情、抛弃爱亲，自我放置在礼法之外，儒者之道显然不能进入其中。《孝经》说：“祭祀时要表达恭敬庄严。”这是儒者的话，而祭祀也是儒者的礼。惠本法师用这句话给他的堂取名，是什么缘故呢？我私下听说，“宏明普照大师”是惠本的父亲。他把父亲当作老师，父亲去世后仍奉祀他，所以这座堂因此得名。唉！父子之道，是人的天性。墨家弟子夷之厚葬自己的亲人，孟子知道他内心有不安，所以故意诘问他。施行仁爱要从亲人开始，这句话正是他本心中清明而不可熄灭的认识，因此最终能够慨然接受孟子的教诲。如今惠本取法孔子“致严”的话，远远超过常人。假使有孟子这样的圣贤，因势利导，发明他的明悟，使它归于正道，那么他难道会低于夷之吗？《刘谦字说》后题。程子说：有德却不以有德自居，叫作谦。他解释《大象》说：外表卑下而内心蕴含高大。朱子也说：以卑下蕴含高大，是谦卦的象。国子监学生刘生名谦，前任欧阳祭酒给他取字“蕴高”，并阐发有德而不自居的道理，告诉他。这个字的含义取自程子、朱子的正确解释。近来我曾读《易经》到这一卦，私下认为，一阳处在五阴之中，九三是成就此卦的主爻。从全卦来看，也是小中蕴含大、卑中蕴含尊、虚中蕴含实的象。虽然这与上下两个卦象“地中有山”不同，但意义也没有不相合的地方。所以《彖》辞说：“谦卦亨通，君子有好的结局。”《彖传》说：“谦逊使尊贵者更加光明，使卑下者不可逾越，这是君子的善终。”只有九三一爻单独说“君子有终”，与《彖》辞相合，可见圣人所指，确实十分明显。刘生把这卷给我看，因此冒昧附上这些说法，来向有道之士求正。《舒噜元帅复姓卷》跋。契丹在唐末开始兴起，在五代时强盛。舒噜是契丹后族的姓氏，又与萧氏并称，考察史书便可以看到。金朝灭辽后，把舒噜改为舒穆噜，因为这是他们国家对卑贱者的称呼，实在太不讲道理了。如今云南元帅存道公在朝廷上据理力争，恢复旧姓，洗刷数百年的耻辱，并抒发祖先的愤懑，他的志向可以说很壮烈了。孟子说：“给人加上幽、厉这样的恶谥，即使是孝子慈孙，经过百世也不能改掉。”把恶劣的姓氏无端加在人身上，难道就没有不能改变的吗？这就是所谓从外部加上的东西。然而卷中有说舒噜姓出自萧氏、而萧氏源出梁武帝；梁武帝在江左，与北方沙漠相隔遥远，不知这种说法根据什么。后世兴起的族姓，往往自立新姓，也有同旧姓相同的，何必一定要出自同一源流呢？希望向存道公请教，以消除疑惑。《道源文献录》后题。宋庆元年间，赵忠定公被贬，朱子学说被禁，直到今天谈起这些事的人，没有不咬牙切齿、痛心疾首的。小人想要排空天下的善类，必定给他们加上结党的罪名。自从司马文正公主持程子之学，党争之论便兴起；赵忠简公重新召用程氏门人，道学遭到禁止，于是又诬称为伪学，前后总共变了三次。马公几乎被开棺戮尸，二位赵公都死在远方，而程子、朱子仅仅免于灾祸，可以说惨烈了。道学在千百年间的发展，到这些人手中才得以彰明；大贤固然应当尊敬信奉，小人哪里会真心服从？他们嫉妒、诋毁并深深加害，也就不奇怪了。赵忠定有安定天下的重大功勋，忠诚贯日月，当时不能明察，却到了这种地步，尤其令人遗憾。唉！难道上天不想让道学昌盛吗？若是这样，为什么要生出这些人？上天既然确实生出这些人，又为什么要不断制造这样的祸患？这就是宋朝不能强盛的原因。崇宁年间树立党人碑，天下便迎来了靖康之变；绍兴年间驱逐正人，国势便退缩到江左；庆元年间的伪学禁令更加严酷，于是形势更加衰弱，时局也更加末败。幸而韩侂胄被诛，足以稍稍伸张士气；后来章显正人，也仅仅足以纠正前面的过失。考察宋代君臣辜负上天启佑道学之意的地方，实在已经很多了。我朝许文正公得到朱子的学说，用来辅佐圣祖；他的地域与朱子相隔极远，时代也相差很久，但志向却如同符节相合，岂不是奇异吗？幸赖皇上天资聪明，胸襟宏大卓越，尊崇、激励并表彰这种学说，于是程朱两家的书便传播于四海，道学的充分彰明，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这固然是因为过去排斥、禁绝、阻塞道学的势力反而促成了它，于是由此知道天意确实自有安排。赵忠定公的某位后孙记录祖先的言行出处，并附录诸儒的事迹，题名为《道源文献录》。唉！朱子的道学得以施行，赵忠定公的志向便没有泯灭；这两者本来就彼此相成、流传无穷，而其中可以作为世人鉴戒的意义尤其明显。这部书难道会不流传吗？跋东坡枯木竹石、杨补之墨梅。右边是东坡先生的枯木竹石，以及杨补之的墨梅折枝二作。虽然两人并非同时代人，但都是绝品。东坡公是一代宗师，假使杨补之早年能够拜入他的门下并受到赏识，难道会比文与可、李伯时一类人物逊色吗？然而人们见到东坡公的画，只把它看作文章、学问、品行之外的余事；杨补之为人有高尚的气节，文章、诗词、书法、绘画都清雅劲健秀丽，世人却唯独以画梅称道他。士人因某种技艺而成名，实在是不幸啊！赵明仲所收藏的《姚子敬书》《高彦敬诗》。

译房山高尚书与吴兴姚先生人品高尚卓越，所以他们的文章和书法自然有天趣。这一卷中有姚氏的书法和高氏的诗，诗风像王维、张籍，书法像杨凝式。上面沂王的大令，使人想见他超然脱俗的风采，难怪这两个人彼此投合得这样深。我同高公的声名踪迹无缘相及，至于子敬，只是偶然在东西两州间相逢。皇庆年间有孙伯劳拿出子敬在陆氏馆中所书的诸诗及亲自选编的一帙乐府，蝇头小楷极其精美，我十分欣慕，曾作诗送给孙伯劳，并在末章表达心意。后来赵君明仲往来我所在的州郡，我才更详细地知道子敬的事迹；明仲也过分称赞我，用来欺骗子敬与我交往，我却因未能认识子敬而引以为恨。泰定初年，明仲任常山主簿，我们相见时，他说：“子敬已经去世了。”他告诉我，子敬在一个月前似乎有病又似乎没有病，独自居住在敷山中，绝食，只是每天饮水，说：“人的肠胃污秽，都是饮食造成的；我将用这种方法荡涤它，使它澄清。”凡是来探望的家人都被他遣返回去，只留下一个儿子侍奉。第二天，他对儿子说：“你知道吗？男子不应死在妇人手里。”命人扶他起身坐好，便去世了。唉！他临死时竟是这样。世上了解他的人，只了解他的末节罢了。明仲因为知道我一向敬重他，每次见面便向我讲述子敬的事迹，我谨慎地记录下来，不敢忘记。当时距离他去世已经七年，如今又过去十八年了。明仲的儿子子肃带着这卷书来到京师，请我题写，于是我记下前面说过的话。明仲看到这些，能够不感慨吗？东坡书写《东皋子传》。昌黎韩公说，醉乡之徒虽然傲慢不羁、不与世俗交往，却还不能使内心平静，所以借托昏醉来逃避现实。东坡被贬惠州时，自己酿酒，和乡野人、道士一起喝醉，大概也是有所寄托吧。他自己说酒量很少，却见到别人畅饮酣适便和他们一同欢乐，不知道这和屈大夫吃酒糟、饮薄酒的意思相比怎么样。我生性不会饮酒，饮不过一合。几年前因为勉强饮酒导致眼病和肠道疾病，如今病根就此留下，不能消除。听到酒杯和酒器的气味，疾病便发作，大概已经同酒绝交了。然而在任官或乡居的宴集上，我从来没有不参加的，不敢因为自己不能饮酒而妨碍别人饮酒，常常低头和气地引导别人尽兴。和我相处的人，只看见我枯燥严冷，以为我厌恶痛苦。近来觉得确实如此，于是什么都推辞拒绝，于是不再有人同我结交作伴了。即使想仿效东皋子、东坡翁所做的事，也无法办到了。因看这卷书，深深叹息。《许益之秋夜杂兴诗》。右边是古诗十二首，是白云先生许益之所作。乙亥年夏天，我的眼病非常严重；到了秋天稍稍好转，便以文章向许君请教。许君劝我减少阅读、节省思虑，不要做这些无益的事。一天，他忽然把这组诗寄给我，并且在诗中说：“我只是想让你看看它，千万不要和作。”大概许君平时很少作诗，认为如果不是发自真正的兴致、与义理没有关系，像没有病却呻吟一样的作品，都是不应该有的。既然如此，这难道是随便写的吗？看它的文辞、风貌、声调、节奏，上溯晋魏，寄托的兴致高远，意味深长而含蓄悠远，看来是从紫阳夫子《感兴诗》的遗意中有所获得。他既不嫌弃我而教导我，又担心苦心创作会触发我的疾病而爱护我，许君对我竟然深厚到这种程度吗？过了两年许君去世，又过了两年，我从江东回来，才得以到他的墓前拜祭；他的诗声仅存，手迹却和从前一样。叹息九泉之下的人不能再生，哀悼真正的知己实在稀少，于是在后面叙述大概情形，为他停笔，泪流不止。《司马丞相人物记》。右边是《温国司马文正公人物记》。考察其中的记载，有的写元祐元年，有的写丙寅年，正是文正公任宰相的时候。大概是根据他所见、所接触的人记录下来，随后在下面分别写明他们的才干、品行和贤能或不肖；日后据此决定贬黜、升降、进退，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夹袋之意，确实是宰相的职责。当时公已经有病，却正延见天下士大夫，日夜不停，又亲手抄写，不以此为劳累；即使周公吐哺握发，又怎么能和他相比呢？上天没有让他多活一些时间，使他不能完成任用忠贤的志愿；而对于所记的蔡京、卞、曾布之类的人，也不知道他将如何处置。唉，真是可惜！这册书有宋孝宗的题字，也有史弥远的跋语。史弥远能够说出进贤退不肖，是宰相应有的才能，但他自身却违背了这一点，也是一面镜鉴。原本记有二十七叶，如今缺少一两叶，收藏在贞献公的孙子琏家中。

译题危太朴所藏诸卷。范德机墨迹。从前人们称赞人的美好品格，就说“超出风尘之表”；称赞文章，就说“不食人间烟火的语言”；称赞书法绘画，就说“萧然有林下之风”。如今观看范君德机的文章书法，想见他的为人，确实足以当得起这些称誉。至治元年，我参加礼部考试，范君当时任弥封官；我已经前去拜访，却得知他已经赴江西宪司幕府任职，于是没有能够认识他，至今仍以此为遗憾。又。我读范君的诗，读到“雨止修竹间，流萤夜深至”，顿时洒然惊异。我听太朴说：“从前我和先生秋夜不睡，在山中缓步行走，得到这两句，非常高兴。又说：‘语言太幽深，大概像鬼诗，应当用其他语句来映衬带出。’于是补足成这一篇。”如今看卷中仲氏的跋语，知道奇珍异宝横陈眼前，有识者没有不能辨认的。吴草庐遗墨。关于《春秋》“春王正月”的说法，我曾经依据经传考定，认为这是周历正月的改制，但还不敢完全相信自己的判断。我私下认为，最可作为依据的是左氏所说的“王周正月”，杜预注释为“周王的正月”。后来读到杜预的长历，凡是关于天时、星象、日辰的记载，没有不相合的，因此验证尤其明显；我认为这足以作出决定了。如今看草庐吴公考订律历的文章，说商太甲、周文王的冬至在十二月，周武王出师之初在殷历十二月戊子，三天以后是周正月辛卯朔；此后大寒在二月，惊蛰在三月【当时把惊蛰看作建寅月的中气】。这样以后，我就有理由相信自己的说法，也确实可以相信了。太朴把这篇文章拿给我看，难道不是幸运吗？又有幸看到他勉励务实求学的诗以及往来书信，其中期望和勉励极其深厚。太朴正因文学声名震动京师，被选入延阁；今后继续发扬光大，推演出他所谓有根源的学问，才真正没有辜负老师的教诲吧。《包恢宏斋所作〈约斋说〉》。“约”的含义，前面已经详细说明了。我私下考察前代儒者解释经书，必定把所解释的字贴合原文，又随着文意使上下文相互贯通，这样它的意义才能通晓。以“约”解释“约”，固然是少的意思，但若说“处在少的状态”便不顺，所以解释为穷困。“约礼”的“约”，固然是要约的意思，但若说“用道理来要约它”便不通；如果说反过来加以约束，以达到极其简要的程度，那就好。“守约”所守的是“约”。“说约”，是说到最简约的境地。所守的，是“约”中简要的意思。“说约”中的“约”，与“详”相对，是少而简要。这些都不可不仔细辨察。“详说”中的“约”，又专门以“说”来解释，与其他各条不同。分析义理如果不精确，那么实际奉行就一定会出差错。假如把这些例子一概看待，只把它当作训诂之学，却专务于含混宽泛的言论，喜欢苟同而厌恶差异，喜欢宏大而以细小为可耻，这种弊病哪里说得尽呢？

译《文丞相与危公书》文丞相后来表现出的忠义，天地间人人都知道。他当时位居一般僚属、任职外郡，却同文丞相结交，始终恭敬周到，一点也不懈怠。像危君子仁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超过常人的见识，怎么能做到这样呢？文丞相任权直学士院时，起草诏书，以义理严厉斥责贾似道，触犯了贾似道的意旨，被调任罢职，最终仍抗拒而不阿附。危君任仁和县宰时，听说贾似道想推荐提拔他，便解下官印离去。他们的志向节操如此相合，难怪会因志趣相同而互相寻求。至于有些人自以为是博学大儒，却依附权奸，奉行他们的法令来残害百姓，也不是没有。拿这些人同文丞相、危公相比，能不惭愧吗？虞学士书写《南丰拟岘台记》、荆公的诗以及他所作的《曾文定公祠堂记》。南丰先生记述拟岘台，说那里的山溪形势仿佛岘山。如果换作别人执笔，一定还会引用羊叔子的事迹；但南丰先生写到篇末，只是叙述风物和游览观赏的美好，以及裴使君简静的治理罢了。大概众人所必定要说的，正是先生不必说的。王文公的诗则从头到尾都引用羊叔子来赞美裴君；这大概是赋咏之作，又同记载事实不同，各自是一种奇特之处。邵庵虞公把这些都写了下来，其中难道有什么深意吗？又曾听说，先生写成台记后，裴使君送给他若干亩田，就是先生设置的义田，位于今天临川的后湖；这也是一件奇事。虞公记述先生祠堂，叙说义田却没有提到这件事，为什么呢？范文正公在苏州设置义田，子孙直到今天仍遵守而没有废弃。我曾感叹，世上像这样做的，不过是一家罢了。如今读虞公所作的《南丰先生祠堂记》，才知道先生在临川、金溪二县也有义田，世代遵守规约，同范氏没有不同。两家的盛大德行能够长久流传，真是奇异啊！凭借范公的忠义和功名，是天下所倚赖的人；但他刚刚参与大政便去世了，官位并没有完全配得上他的德行。曾氏三兄弟，子宣做到宰相，子开最终任翰林，先生只做到西掖；名望和地位各有差等。子开虽然也贤能，但若论以儒学文章卓然受人尊重，没有人比得上先生。唉！宋代的贤人君子，像范公和先生这样的，太少了。他们的君主不能保全国家，而两家的义田却独独保存到今天，必将自行流传无穷。那么，当时没有充分推行他们的事业，确实令人遗憾；但他们的子孙用来凭借和扶持家业的东西，难道不是已经竭尽他们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吗？从这件事看来，足以有所省察了。文定公最初设置义田时，命令本房的子孙不得享用。文昭公增置田产后，才命令他们享用。太朴亲眼见过他家的规约，就是这样。文定公不把义田据为己有，文昭公把施惠平均推及众人，都值得称赞。题写牟成父所作《邓平仲小传》及《济邸事略》之后。隆山牟君成父的父祖都在宋朝做官，并且都列名朝廷。牟君早年侍奉在左右，凡是典章制度和旧日事实，都能完整地说出来，号称博学广闻。这是他写下邓平仲和济邸事迹，留给曹士▯的文字；大概因为士▯以史事自任，所以牟君这样嘱托他。吴曦被诛，实在是杨巨源联结李好义、举兵行义的功劳，却被安丙一辈嫉妒而掩没。如今陈监丞众仲在辨析文字时举出此事作为说明，是正确的。前代详细记载吴曦事迹的，只有李心传。我曾读他的《朝野杂记》，其中也略过了杨巨源。近来有续写陈均《宋编年》的书，颇多记载杨巨源的事，但错误很多。它虽然记载安丙杀死他的参议官杨巨源，却又把擅自杀害孙忠锐的罪过归给杨巨源。大概当时功劳被归于安丙，所以杨巨源的事迹没有得到彰明。只有俞文豹的《吹剑录》记载了杨巨源事情的始末，以及他所撰写的《治书》，还记载安丙同彭辂谋划夺取杨巨源的兵权，命樊世显在大安城下杀死他；又说到他的妻子儿女流离困苦的情状，令人愤懑叹惋。蜀地有很多义士，《宋编年》也一并记载了平仲的志向，真是壮烈。如果没有牟君记载，世人未必会知道这些事。史弥远废黜济邸的罪状记载得很清楚，宋朝末年的诸位公卿的文字中都斑斑可见。郑清之本来是自行依附于善类的人，所以牟君特意揭发了其中隐情。韩昌黎所谓“在奸佞谄谀之人死后诛责他们，揭示潜藏德行的幽微光辉”，牟君所记的两件事都符合这一点。然而我又曾见方回记载某人的《宝庆录》，说济邸对杨太后和史弥远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于是史弥远同杨太后秘密谋划废黜济邸。史弥远已经访求到理宗，杨太后想见这个人，便借着召见士人的机会，每天命理宗进入内庭，太后从帘中仔细观察他，计划于是确定。如今牟君说，宁宗驾崩后，史弥远在夜里召理宗入宫，让杨谷、杨石向太后说明，太后坚持不同意；史弥远往返劝说七次，用危急的话威胁她，她才答应。这同方回所记不同；按事情推断，方回的记载应当是正确的。我从前喜欢听遗老谈说旧事，看见稗官野史中有可以补充记述的材料，往往不忍心舍弃。像俞文豹、方回所说的这些，都抄录收藏在家中，如今不能全部记起，姑且诵述其大概来附在这里。唉！牟君，我没有来得及认识他，如今也不能再同他交游了。我们这些出生较晚的人也将要老去，后来还会有人谈到这些事吗？实在令人感慨。答陈众仲询问《吹剑录》承蒙来信询问。俞文豹的《吹剑录》，旧时在宣城吴子彦家。我阅览他先祖丞相履斋公所收藏的书，见其中记载杨巨源诛讨吴曦的事，说杨巨源被安丙嫉妒而杀害，读来令人愤恨悲痛。书中还有一段，陆子遹任溧阳县令时，把六千多亩田献给史弥远，给百姓造成极大祸害，这件事也令人愤怒。俞文豹是括苍人，有一册文字，撰文诋毁诸葛孔明，说他的兄长文虎曾经拿他的学说去应试。又记载朱文公弹劾唐仲友的事：唐仲友在台州时，宠爱一个官妓严蕊奴；文公把她捕送到狱中，正遇某位提刑巡视所属地区，问她想往哪里去，妓女作词回答，其中有“去了，如何去住”之类的话，于是便释放了她。俞文豹认为文公是在迁怒，见其中议论乖异，所以没有全部抄录，只记录杨巨源、陆子遹两件事和几条杂说。对于杨巨源的事，他本想把它特别揭示出来，以纠正史家的错误；那张纸夹在书帙之中，很久没有找到，没能抄录给你，这只是杂记。李好义后来任总管，曾在元夕作《望江南》词说：“想起往事，少年时的胡须已经全白了。曾经率领三军平定国家的危难，沿边四郡一齐收复。叛逆党羽最终都封了侯。元宵夜里，灯火喧闹不绝。” “在上面列着一个闲散的总管，门前挂着几个纸灯球。箫声鼓声胜过皇州。”这是因为长期没有升迁而发出的怏怏不平之语。我在一部小说中看到这些话，而续写《宋编年》却在吴曦被诛数月后【开禧二年二月诛曦】记载李好义中毒而死，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方虚谷也熟悉前朝的事情，他记载宁宗驾崩之夜召理宗入内的事，尤其完备。将来您执笔讨论这些问题时，应当详细抄录呈上，或许可以作为微小的帮助。

译张氏先世敕黄之后题 右边这三道故宋敕黄，是敷文阁待制张公运和他的儿子监榷货务曼容所接受的。张氏世代居住在信州贵溪，后裔出自唐朝宰相张文瓘。到了待制父子，南渡以后相继有显达者。进入国朝以后，开府以玄教兴盛完备，享受极大的宠荣，同族子弟都列任守牧之官。开府的孙子德隆收藏这幅卷轴，不但可以看见他家世的兴盛，而且前代的典章旧事，如太庙行礼以及疏决编排、引见差官，已经除授官告身之外，又再次颁下敕书，也因此可以考见。这三道敕书大约在绍兴二十八年、三十一年、隆兴元年前后，首相是汤思退，中间是陈康伯。秦桧已经死去，孝宗刚开始励精图治，而汤思退又被起用，当时的形势也都可以由此知道了。监榷货务潘慈明，是我们兰溪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曾任江州知州，创建濂溪书院，朱子为他作过记，官至秘书丞、荆湖北路转运判官，也是一位名士，应该附记在这里。张氏墓铭之后 士人活着时有纯正美好的品行，施及一家一乡，却不能把它推广到远方；有通达敏捷的才干，表现在一官一事上，却不能显名于世，直到终老仍默默无闻。我的那篇余杭张元甫墓志铭，考察他的平生，几乎正如前面所说；但值得深感欣慰庆幸的，是他有一个好儿子。张君的次子、如今任龙溪主簿的舜咨，才华出众而多才多艺，尤其长于从政。他已经取得俸禄，又亲眼见到父母年老长寿，直到他们去世，距今将近七年。他来京师调任官职，回去后营办安葬，担心父亲潜藏的德行不能彰明，便请求擅长文章的人写铭文，把它揭示在墓上。当时陈众仲监丞、张仲举助教同我一起在国子学，都是一向同舜咨友好的人。于是张仲举为他写行状，陈众仲替他写墓铭，又让我把它书写下来，以帮助完成舜咨的志愿。唉！子女用显扬父亲的名声来完成孝道，而能够以善行继承父亲，才是显扬名声的实际意义。君子立言以传之后世，而言辞足以取信，才是使它流传久远的途径。舜咨既能尽孝，陈、张二人的言辞也都足以取信。我所书写的文字固然不足以增加或减损它的价值，但也不敢推辞，因此替他书写，并记在铭文之后来赠给他罢了。

译《苏御史治狱记》诉讼案件是重大的事情，审断案件是困难的事情。我曾亲身任职州县，确实相信这话。近年五府官员审决囚犯，也让所属官吏到府中接受约束；我看见他们众人坐在一堂之上，评议案件可不可行，往往受到很多牵制；而独断专行的人又苦于刚愎自用。至于有些人迎合文书、谋求自保，曲意制造疑似之处，以便为宽纵开方便之门，对于本应全部论决的案件，必定留下一两件而不肯全部处理。至于隐蔽难察的冤屈和罗织锻炼的诬陷，往往都有，却从来没有留心察看。他们借着使人活命的名声来沽名钓誉，却不知道所谓阴德正存在于这些地方；一旦有所偏颇，应当明察的反而变得昏暗，这是普遍的弊病。古人论治狱之道，说要明允、中正、敬慎、审察、勤勉、哀矜、平恕；其中有一项，便足以作为根本。没有这些品德，却可以掌管百姓性命的，从来没有。如今看苏公伯修任御史时审理案件十多件，我私下为此长叹。苏公所管辖的是湖北一道，同列官员很多；假如没有苏公从中察觉出入差错，还有谁会发现呢？唉！案件之中，上天不能使该死者复生，官吏不能使该生者死亡；死者能够复生，活者不因被判死而抱怨，大概只有苏公能够做到吧？所以我追溯根本来谈论这件事。朝廷忧虑囚犯积压太多，每三年派官员到各道一次，审决这些案件，这是很好的制度。近来又停止不行，大概一定有其中的缘故。假使人人都像苏公一样，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吕文穆公诰词 吕文穆公做了宋朝宰相以后，他的侄子文靖公，文靖公的儿子正献公，也都相继做了宰相，都是名臣；这个世家同宋朝相始终。文穆世代居住在河南，文靖从寿春迁到开封；建炎年间渡江南迁，后裔中有一支侨居在我们婺州。于是东莱先生出生了。先生的祖父、父亲以及他的弟弟大愚忠公，都葬在武义县朋招山，吕氏于是成为婺州的望族。近来更加衰落，凡是家谱、告身、遗像之类，都被人买去出售，甚至有人冒称吕氏苗裔。我私下曾为此叹息。这次来到京师，有幸见到文穆公进封徐国公、加食邑的诰书一通；这大概是祥符元年东封泰山时施恩颁下的。九世孙某所收藏的故物，其中典章仪范宛然如在眼前，如果不是贤能的子孙，不能世代守护。伯温兄弟正要进身而承受显贵职位，河南吕氏世家的传统又将复兴，我怎能不为此深感喜悦呢？唐郑浑告身之后题 唐代神策禁军的官员，掌管所属将校的选任，地位很重要。如今看郑公的告身，称他为左神策军散番兵马使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郑浑可任越州都督府司马，其余如旧。考察起来，兵马使押衙是职事官，银青光禄大夫是阶官，祭酒是检校官，中丞是兼官，上柱国是勋官。如今都督府司马之后的告身中有“守”字，排在兼官之上。唐代制度，职事官品位较高的称“守”；诰词说“很适宜进升官秩”，那么也不是正任。所谓“其余如故”，是说其他方面都没有改变。它同訾守思所受的制词说“依前件”，可见守思也授予了这些官职。诰词说“共同发扬禁军营垒的威势”，说明他未曾出任外官。越州都督一定属于神策军的遥领官，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大顺元年十月的诰书，当时正值昭宗，宦官掌握国柄，强臣悍将充斥内外，而郑公却因忠诚勤勉而受到褒奖，也很奇异。如今将近五百年，子孙仍能承继家传，把这道诰书珍藏起来，难道不是忠勤之名能够长久而不衰替吗？后裔元椿从闽地来到京师，经友人【缺】叔善于书法，请求我为此卷作跋，于是拿给王伯循待制看；王氏考订已经完备，我便又把自己的见解附在后面。汪氏浯村诗跋 浯水发源于琅邪灵门县。元次山的《中兴颂》在湘江东西之间的浯溪中部，那里大概就是摩崖石刻之处。浯水很少被特别称说，而浯溪却特别著名，是因为元次山的缘故。曾见元次山给零陵七泉命名，都在字旁加水旁；“浯溪”的“浯”也属于这一类。至于“峿台”加山旁、“塘亭”加土旁，可见这些名称都是按意思创造的。新安汪氏把自己居住的吴村改为吾村，又加水旁改成浯村，这是仰慕元次山的人吗？如今读他自己所作的记，说自己同世俗不合，乐于做隐遁的老人，确实可以看出他仰慕元次山。元次山已经远去，老人并不只是仰慕他的外在名迹，更是仰慕他的内在精神。将来浯村这个名字也会在世上大为著名，难道仅仅是浯溪著名吗？辛酉进士题名之后题 至治初元，我参与奏报进士名次，到如今已经二十二年了。当年六十四人，分布在东西南北，彼此声名行迹能够互相听闻的，大概很少。此次来到学馆，有幸看到题名，想到同年诸人的升沉、存亡，更加不胜感慨。只是我们这一榜得到的人才，被称为盛况；在政事、文学方面遍布朝廷内外的人，人人都能历数。像我这样没有才能的人却混在其中，不知道那些指点评论的人会怎么说呢？然而前瞻后顾，警戒劝谏，自我振作整饬，不给诸位同年留下羞耻，我也不敢不努力。至于名位不能达到他们的程度，却不是我所惭愧的。同年翰林待制赵君伯器把摹本连缀成册给我看，因此写在它后面。又 至元六年秋天，我接受国子助教的任命。当时李好文惟中从浙东宪佥入朝任司业，同我一起北上。后来惟中改任他职，一时同年中有很多人在成均任职：司业王思诚，致道监丞司▯彦恭，典簿赵琏伯器。第二年至正改元，惟中升任祭酒，我也惭愧地升任博士。致道、彦恭都因御史选任而出，分别任各道宪佥；伯器升任刑部主事。又过一年，惟中任西台治书侍御史，伯器升任现在的官职。至正以后，从外任入朝的有宝源库提举舍克赫子正、秘书大监巴图尔丹、侍仪使廉惠山哈雅公亮、礼部侍郎台哈布哈兼善子正。不久台哈布哈死于任上，兼善最近出任绍兴太守。如今在京师的只有伯器、致道、公亮和我四人，从中可以看见同年之间的聚散。从开始到如今，同我相交最久的就是伯器。然而我同伯器不只是有同年之好，从他的祖父贞献公时代起，我就受到他家知遇，到如今已经三代、三十多年，其他人没有这种关系。这大概就是我们的交情尤其深厚的原因吧。

译米元晖云山图 往年经过京口，登上北固山，眺望金山、焦山，俯视长江。当时春雨刚刚停歇，江上群山云气弥漫，山冈岭脊时隐时现，林木有时显露有时隐没。只遗憾没有杜甫那种“荡胸”的诗句可以为此登山挥笔。如今忽然看到这幅图，才知道海岳庵中人的笔力奇妙，能够完全画出我当日所见的景象。合上画卷追忆往事，不觉感到惆怅。书法、画法到了元章、元晖父子才发生变化：他们的书法以放纵改变庄重，绘画以简略代替繁密；但放纵之中能得到妍美，简略之中又不失工整，这正是父子二人的长处。李西台书法 唐代的诗文体裁一再变化，到晚唐末年便更加赶不上从前了。唯独书法，直到三百年后，仍然保有贞观、永徽以来的风骨气韵。李西台虽然处在宋初，实际上是唐人书法的最后代表。过了他以后，书法便更加变化而衰落。由此可知，古人的法度若能世代遵守，没有不好的。书写本是细小的事情，却可以用来考察时代的变化。题何北山标注《仪礼》之后 北山何先生为《仪礼》作标注，他所依据的本子，是永嘉张淳校定的本子。我从他的曾孙景瞻那里借到这部书，想寻找善本来相互传校，却没有找到。一天，三衢程国表来访，同我一起看这部书，他自己说正好有永嘉本，应该拿来赠给我。不久，果然让他的儿子送来，我高兴得不能自胜，几乎觉得上天有意帮助我的志愿。当时我正苦于痁疾，两个多月来身体瘦弱疲惫；又到了二月十六日，瘅热虽然退去，余下的症状却还没有平复。我铺陈纸张，准备朱墨，奋然提笔，众人都劝我不宜整天弯腰坐着，劳累手力和眼力。我回答说：“我乐于做这件事，病并不是值得忧虑的。”从十七日开始到二十九日完成。对于这样难读的书，要按考注疏，切实订正文义，划分句读，不经过几个月的功夫不可能完成。如今承蒙前代贤人的成书，又在半个月内匆忙办成，可以说容易了。然而从今天开始才熟悉这部书，再详细玩味其中的标注，前人为了贯通十七篇奥义所费的心力，哪里敢说容易呢？希望后世的人知道得到这部书仿佛有人相助，即使生病也不敢因此废弃学习；这样或许他们会珍爱、诵读、研习它，也不敢把它看得容易，这正是我最大的期望。张淳的校本，朱子尚且有不满意之处；如今何先生在字音和圈法上偶尔标注一二处，十分简略，有时只解释一两个字，其余不涉及，大概是要让读者一定亲自去求索。如今我全部仍按旧本，不敢有所增添。书写《荀子》之后 前些年因为读《史记》等书，记述荀子的年代而产生疑问，于是参考考证了相关说法。如今看唐仲友的考定，认为荀卿游历齐国时距离齐宣王的时代已经很远，都在齐襄王时，这大概是一种说法。“性恶”这一句话，根本就已经失去了。唐仲友的论述艰涩收缩而不敢明写，末尾却说李斯、韩非不是荀子之过。唉，为什么这样奇怪呢？他的心术和学术宗旨的偏差，从这里本来就可以看出来了。吴郡钱佃字耕道曾在江西漕司刊刻这部书，据元丰监本参校，自称特别精善；陈振孙的《书录》也认为它比其他本子完善得多。如今考察它，文字错误很多，二位大概都没有仔细察看。校勘刊刻的困难，怎么能不谨慎呢？嘉定年间，权知隆兴府滕强恕再次取来漫漶的本子加以翻新，也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强恕字仁伯，是金华人。再考察荀卿的年代：春申君去世时，是楚考烈王二十五年、齐王建二十七年。从齐宣王到这时共八十六年；据《鉴大事记》，宣王在位二十九年，那么就是七十六年；上推到宣王元年，共一百年。《大事记》记载，宣王十八年，聚集学士。荀卿五十岁时开始游历齐国，必定是在这之后。等到春申君去世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不能说荀卿没有见过宣王。唐氏又因为孟子在宣王时，便疑惑荀卿为何没有同孟子相遇。按《通鉴》记载，宣王二十四年，孟子来到齐国；二十九年离开齐国，前后六年。荀卿来齐或许在孟子之前，不能据此强行断定。况且从齐襄王元年到齐王建二十七年，共四十六年。假如荀卿五十岁游齐，到这时也已经九十多岁，并没有什么不同【《大事记》：襄王五年，荀卿任祭酒】。书写《扬子法言》之后 右边是《扬子法言》十三卷，晋代李轨作注。钱佃用国子监治平年间的旧本刊刻它，当时已经把宋咸的注增入了。如今用四注本考察，李轨的注简略，宋咸的注详细；凡是李注本中内容详细的地方，都是后来增入的。书中明明标注“咸曰”，却误认为是李轨的注，这是钱佃没有考察的过错。例如正文《渊骞》篇有一段脱漏三十六字，注中文字错误很多；有的地方应该另起一行，有的地方不应该，甚至还有正文没有断开却重新提行的情况，这样的校定哪里能说精善呢？司马公、宋咸、唐仲友的序都附录在后面，用来表明诸公推尊扬子的情形。至于唐仲友略微涉及扬雄的出仕和退隐，却把《易经》中的“肥遁”拿来相比，意义很不相类，大概也是曲意替他辩解。我所相信的意见，则有朱子的评论在那里。

译书写《文中子》之后 程子说：“王通是隐藏德行的君子，但他的言论被后人附会，不能说是一部完整的书。论其精粹之处，不是荀子、扬雄所能比。《续经》一类的书，都不是他所作。”朱子极力批评《续经》的僭妄，又说：“至于假借卜筮之象来仿拟《论语》，并且强行把唐初的文臣武将引来作为弟子，这正是福畤所作，而不是王通的本意。”两位先生这样评论王氏，是正确的。我曾看韩愈的《送王含序》，说他读《醉乡记》，悲叹王通借托于昏乱幽暗之境来逃避怀才不遇，把圣人归附于其中，认为这是王绩的事。王通的弟弟是王绩，王通的学问又知道尊崇孔氏，同韩愈属于同一科第，为什么韩愈没有一句提到他？他只称赞《醉乡记》的文辞，而《续经》中的言论反而不提，这是为什么呢？由此思考，福郊、福畤和他们的门人既然附会编成了这部书，当时耳目尚近，所以把它藏在家中不敢拿出来。料想过了几代以后，大概就不会再有人辨别它了，所以刘禹锡、李翱才开始举出王通的名字。这两个人同韩愈同时，而韩愈独独没有见到这些说法，大概因为它的流传还不广。唐朝末年皮日休、司空图喜欢它，于是开始明白揭示其流传隐现的情形，因此事情可以得到了解。然而其中年代事实互相抵牾乖谬，最终不足以蒙蔽后世人的耳目。孔子的弟子对于老师，弟子对于师长，用来尊崇、褒美他们的言辞，本来没有不达到极点的；但应当以真诚而不欺骗为根本。虚假的赞美和诬妄的言辞，哪里是爱护他们的方式呢？这不但使自己陷入虚妄伪饰，反而会成为父亲和老师的累赘，甚至使人不相信他们确实有这样的德行。福郊、福畤和他们门人的罪过，哪里能诛罚得尽呢？因此写下这些话，作为世人的警戒。王彦章画像记之后题 欧阳公撰写《五代史》，记载王彦章为节义而死的事，又称许他的才干，赞叹他的志向，惊异于他的言论，寄托了深厚的感情。大概乱世中的忠义之士很少，所以对他加以褒贬抑扬，不得不这样。然而他侍奉梁朝的罪过不可掩盖。因此欧阳公又说：“天下人厌恶梁朝，士人如果不幸生在那个时代，不做梁臣是可以的。至于接受它俸禄的人，就必须为它的事业而死。”像王彦章这样的人，可以说死得其所。这是正确的论断。后来有人记述王彦章画像，说到《五代史》中的记载，至于欧阳公的传记，每次读到都不免感慨愤激、长叹，遗憾旧史残缺简略而不完备。如今欣喜地得到家传，知道了详细情况，反复读到德胜之战，称他为天下伟丈夫。从前就想象着见到这个人，如今有幸拜见他的画像，便认为这是最为仰慕向往的事情。唉！欧阳公对于王彦章为什么如此情意深厚呢？古代名将以死效忠而不屈服的并不少，难道仅仅因为著述记载的缘故，就不能忘情吗？然而也未免过于反复叮咛了。《春秋》的笔法，严厉惩治乱臣贼党的同党。欧阳公撰史，自称有所取法于《春秋》，唯独这件事难道没有想到吗？子路死于孔悝的祸难，君子尚且说他只知道接受蒯聩的饮食而不逃避他的祸难是义，却不知道接受蒯辄的俸禄是不义。子路只是看见义理而没有辨析精细，难道王彦章还会像他一样，依附逆贼而为其效力吗？权衡轻重，那么为国死难的美德，难道不足以盖过依附贼党的罪恶吗？大凡人有所明察，也有所蒙蔽。欧阳公在这件事上被蒙蔽，所以明察之处有所遗漏。韩通没有被《五代史》记载，也就应该如此了。《长安志图》之后题 长安，是古代都城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周、秦、汉、唐，前后相接。它的山川、城郭、宫室制度，按理都应该记载。《三辅黄图》最古，宋敏求的《长安志》、吕大防的图记，都是后来出现的。凡是前人所述，都已经完备地汇集在这里了。同年东明李公惟中任西台治书侍御史，闲暇时眺望南山，观览曲江，向北到汉代故城，面对渭水，感慨而兴起怀抱。他取《长安志》所记载的内容，考察遗迹，又用旧图校正错误并加以补订，整理成七幅图。又把从汉代到如今历代治所的设置与废置、名胜遗迹、泾渠的水利，全都附录进去，共成二十二幅图。比起从前的人，内容更加详细精确了。书成后寄给我，我读了它而有所感触。自从大禹划分九州，雍州的田地列为上等；周人开始居住在豳地。太王从豳迁到岐，文王迁到丰，武王定都镐京。几位圣人突然兴起，凭借那里雄伟的地势经营事业、建立王业，难道不是确实有深远的见识吗？周平王遭逢犬戎之难，迁到东都，才开始把那片土地赐给秦国。凡是秦汉之间谈论秦地形势的，其实也是周朝的形势。娄敬浅陋无学，只知道秦国，却不知道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全盛时期的周朝，不值得过分遗憾。可是汉代群臣全都不知道周朝一代的治理，大体上承袭秦朝，而岐、丰一带忠厚的风俗也一直变化而没有恢复，这是值得深深遗憾的。人的见闻总是对眼前近处详细，对遥远之处简略；志书和地图所记载的内容，谈唐代比谈汉代详细，谈秦代已经简略，谈周代则模糊不清，无法考察。人们只看见后世穷奢极侈、千门万户，便以为那样才是壮丽；心想先王的制度一定崇尚俭朴，不嫌低小，没有能震动心目、惊骇耳目的景观。却不知道天子的居所本来就有恒定的尊严；只有君王建立国家，辨明方位、端正位置，根本依据的是宏大的规划。太王还是诸侯时，《绵》诗已经叙述宫室、宗庙、门、社，制度完备而井然，何况武王镐京的宫室呢？《周官》所说的象魏、两观、五门以及内外朝，其高大深远，仍然可以想见。《考工记》所载匠人营建国都的制度，也有可以考察的地方。大概以法度来显示威严，而这样的威严也并不不足。班固说：“工匠只知道阿房宫的营造通达天上，却不知道京城洛阳也有制度。”可惜他把美誉归于当时，却没有说周王室也有制度。如今李公作序，开头就说周朝高于汉、唐，又谈到周朝积累深厚、子孙延绵久长的原因，所指的多是周朝。只有李公能够推究其根本和开端，所以我得以一并发抒自己想说的话。米元章法帖 宋初的书体还没有脱离唐代，蔡忠惠仍然谨慎地遵守法度。到了黄太史、米南宫，才发生大的变化。米公得到徽宗显著的赏识，高宗起初喜爱黄庭坚，后来尤其喜爱米芾，甚至重视他的儿子友仁，把鉴定书画所得给予他；米氏父子的生死荣遇达到极点。鲁斋王先生曾评论米芾的书法，说应当从放纵之中求取妍美。别人的书法放纵了便不能妍美，放纵而能妍美，所以才是米芾书法的奇异之处。观赏者只看见它欹侧怒张的姿态，却没有察觉其中秀美妩媚、相互映发的神韵。这就是鲁斋提出“求妍”说法的原因。可以说是善于评论米芾书法的人了。这三帖都很奇特，前一帖作于崇宁初年，当时米芾任江淮制置发运司勾当；蔡京执掌国政，在政途上的人都是他的党羽，禁止求见本来就不足为奇。开阁接待天下士人，恐怕正会得到那些曲学阿世的人罢了，哪里值得期待呢？《礼部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