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集卷十六

译“定安公”是王莽擅自加上的称号。如今既然已经纠正王莽的错误，怎么还能沿用这个称号呢？我私下因此想到，《纲目》所记，或许应当从初始二年起，在年下注明“新莽始建国元年”；初始三年以后则注明王莽年号，像从前那样依次计数，同时记孺子在京师，仍沿用原来的称呼，这样大概才是恰当的。有人说，孺子刚即位时两岁，到王莽篡位前一年已经二十岁，还能称作孺子吗？况且更始既已即位，究竟应当继续系孺子之年，还是系更始之年，并注明孺子所在之处？后来方望立刘婴为帝，而刘玄又讨伐他，这件事又应当怎样记载呢？回答说：‘孺子，是幼稚者的通称。周成王十三岁继承王位，到二十岁周公还政，仍然称他为孺子。’王莽在这里不足以成为问题。记孺子年号，大概是为了纠正王莽篡窃的伪号，说明刘氏的统治并没有真正断绝。诸将共同拥立刘玄，刘玄又派兵诛杀王莽，这件事自然应系于刘玄；《纲目》认为刘玄没有成就帝业，注作“汉帝玄更始元年”，处理是恰当的。方望之事发生在光武建元元年，现在应当这样记：“方望以前，孺子婴在临泾称帝，刘玄派兵攻打并斩杀方望、刘婴，二人同时遇害。” （题语） 姚氏校注《战国策》后题 前些年我辨正鲍彪《战国策》的注，读《吕氏大事记》时，引用了剡州姚宏的说法，知道他的注并不正确；姚宏也曾注释这部书。考察近来的各家书目，都没有收录它，可见世上很少有人收藏。最近我从一位旧士人家得到一本，卷末记有季文叔、王觉孙、朴、刘敞的言论。姚宏自序说：‘曾经从孙朴的儿子孙慤那里得到一个本子。元祐初年我在馆中，取南丰曾巩的本子，参照苏颂、钱藻、刘敞所传的集贤院新本，在上面标出刘氏校字，姚氏又综合各本加以订定。每篇有异文以及其他书可以订正的地方，全都注在下面。由于高诱的注中有增补续写，文字简质而谨严厚重，深得古人著述的旨趣，和鲍氏任意删改大不相同。’又说：‘访得《春秋后语》，并非没有补益。大概这是晋代孔衍所著的书，如今尤其不可得，还赖此书得以见到其中一二，怎么可以废弃呢？’考察这部书成于绍兴丙寅，而鲍注刊出于丁卯，实际是同时的。鲍氏能够分次编排篇章条目，详尽地还原注说，读者往往被浮泛文辞迷惑，喜欢称道它；姚氏之书几乎绝迹，也就不足为怪了。姚宏字令声，如今题作伯声甫。他是待制舜明、廷辉的儿子，任删定官，因触犯秦桧而死于大理寺狱中。他的弟弟令威、令宪都在当时显达，这些人尤其应当得到传述。我所得的本子，背纸上有“宝庆”字样，是一百多年以前的旧物，间有碎烂之处。于是将它与鲍注校勘，因而把这些说法写在这里。将来应当广泛传抄，使学者还能见到前辈的典范和法则，足以仰慕。宋高宗书写东坡《游径山诗》，押“濯”字韵。宋崇宁、宣和年间，苏学受到禁绝。如今德寿皇帝却取来他的诗亲自书写。一时的好恶竟然如此，而学术的兴废大事尤其令人感慨。《山谷老人帖》这是山谷老人赠给制笔工匠严永的帖，大概写于他在戎州时。黄公曾亲手书写《煎茶赋》，其中说“试严永笔”，严永就是这个人。这张纸是摹本，后面有杜氏绾的印章。绾字季阳，官至知英州，他的祖父和正献公是兄弟。绾喜爱法书名画，见过王洋字渤所撰的墓志，这正是他摹写的作品。黄公喜爱书法，所以笔工的姓名常常见于他的诗帖，如允道、宁吴希炤、林为之、张通等，都可以考见。善书法的人得到好笔，就像优秀工匠使用锋利工具一样，称心顺手，这也是一大快事。那些说不挑笔也能写得妍美劲健的人，难道是通行的道理吗？又如蔡忠惠记载诸葛渐，苏大忠取用吴政父子，朱文公称许蔡藻三人，都是深通书法，所以才这样。唉！即使精通一技，也能依附贤者而不朽，何况更大的事业呢？杨补之画梅之后，有一张纸写着东坡词，赠给彭筠青老。清夷长者在书法方面，字体学习欧阳率更，像《睡壁轩记》一类的作品，尚可由这幅大字看见。他的气韵淳厚古雅而又萧散，兼有这种风格，几乎要超过唐人以上，更加可贵。彭青老也是安成的名士，曾与王卢溪、民瞻等交游。这幅写梅、书词的作品并非同时完成，大概是后人合在一起的。梅花画得精妙，无须再赞美了。《潜虚》旧本后题 我年轻时喜欢占筮一类的书，曾买到司马公《潜虚》，附有张敦实《发微》等论说，不知是什么人刻的。书本完整无缺，我以为是善本。后来又得到乡里孙氏的抄本，大概是提刑公宪文的旧物；纸背有梁充家任福建安抚使、韩彦直任知泉州时亲笔书写的姓名，是当时往来的书札。到现在已经一百五六十年了，我特别珍爱它。看到其中有文字缺漏，便拿前一个本子让学生补写。几年以后，我读朱子《跋》张氏《潜虚图记》，看到范炳文另本的首尾，才知道那个完整本是伪书，羞惭得汗流不止，为前日的轻率感到惭愧；而且其中增加了许多杂乱文字，无法删除，更成为一大遗憾。于是我把这件事告诉许君益之，许君便拿出他收藏的同样有缺文的本子，带来参校；按照朱子的办法，不是旧文的地方全用朱笔圈标出来，仍把先前的跋语录在卷后，以记下我的愚昧和悔恨。又拿给儿辈看，使他们扩大见闻，谨慎取舍，不要重犯我的过错。考察朱子所记关于行变、解变的数目，这个本子也不相合，尚未找到考证依据。只是图后跋语前有一条凡例二十六字、注文六字，即所谓说明画图关键和占法变化的文字，这个本子独有，而许君本也缺失，那么这个本子难道是范公所传的旧本吗？于是抄录其中两条给许君看，并把这些说法一并记在这里。张敦实是徽州婺源人，他的家乡有刊刻的完整本子；又听说昭武有艮斋谢氏所作的注释，但我没有见到。《家则堂诗卷》后题

译士大夫处在国家兴废存亡的关头，能够秉持节操、守住义理，归根到底保全自身，得到清议的肯定，那么他们留下的言论风范，人们本来就会仰望并珍藏。宋朝末年，文天祥、谢枋得的诗文，以及家公关于《春秋》的义理学说，就是这样。屏岩张先生在宋朝军队中任职时，得到家公所写的赠书若干篇，收藏在家中。他的儿子张枢把它们汇编成卷，并且阐明古代行人的义理，以赞美我朝礼待家公的做法，实现了父亲的志愿。这些事情都关系到民间伦理和世代教化。我看家公是故宋大臣，遭逢艰险而操守卓异，本来就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至于张先生以太学生身份随主上北迁，按例可以授官，有人也因此通达显贵；张先生却因为母亲年老，接受乡郡教授之职而归乡。四十岁时，他已经辞去俸禄、谢绝事务，从容地进退，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君子按照人的品类加以褒扬，所以家公对张先生情意深厚，是很恰当的。读他的诗，想象当时的情景：风雨羁绊，彼此含泪相望，吟诵《麦秀》之歌，声音凄凉，使人悲伤而不能自已；像钟仪的操守、越石的吟咏一样，志向光明，使人惊悚而起立。唉！这些确实足以令人有所感发。鲜于伯几书赠弟弟桂的手帖 中原大儒遗山先生曾说：‘有神灵降临到一位士人家中，降笔写道：“想求得聪明，首先必须积累学问；想求得子孙，首先必须积累孝行。”桂已经积累孝行了，学问却还没有用力。’这是兄长张枢所书。想求得聪明，首先必须积累学问，这话是对的。想求得子孙，首先必须积累孝行，这是有所图求而去行孝，我不接受神灵这句话。知道学习的人一定知道孝道；知道孝道却不知道学习，正如先儒所说，就无法考察圣贤所成就的法则，认识事理本来应当如此的道理，所做的事有时就会出于私意，担忧的正是这一点。鲜于公勉励他的弟弟学习，学习难道可以缺少吗？《马氏家谱》后跋 汴宋自建炎年间渡江以后，中原士大夫大多跟随南迁。如今时代更易、气运不同，已经将近二百年，子孙中还存在并且能够追记先世的人，能有几个呢？徽州婺源有马氏、权氏、掌氏、鱼氏等族，有的还存在，有的已经衰微。马氏中有一位名叫临翁的人，见我拿出家谱，知道他是吏部员外郎、直龙图阁马遵的后代。马遵的儿子是咸，咸的儿子是修己，修己的儿子是偲，都是名臣。从偲开始南迁。偲以下六代到临翁，都以医术闻名乡里。临翁对我说话时，能够清楚地讲述自己所治疗的病症以及故家旧族的遗风旧事，使人感慨长叹。人们称为世家，无非凭借世代做官、世代治学、世代从艺。在这三者之中，世代治学的最少见；世代做官的有时传一两代，世代从艺的传两三代，人们就认为很难得了。而马氏相传已经八代。《礼记》不是说过吗？医生家族不到三代，不要服用他的药，何况已经八代了呢？若不是阴德积累深厚，不会达到这种地步。由临翁继续培植，后继者也还没有穷尽。鲜于伯机亲自书写的乐府遗墨 鲜于伯机父亲的遗墨，世人正在珍重。这一卷虽然没有题识，但一看就知道是真迹。乐府词也是他亲自创作的。前两首写退居生活的情趣，恬淡闲雅，有辛弃疾、元好问的风格。后面无题的一首，格调仿佛《香奁集》《花间集》，艳丽而轻佻，不是庄重之士愿意听闻的。然而古今词人极力把这种作品视为工巧，往往都是如此，难道只有伯机父亲这样吗？《辋川图》摹本后题 王右丞王维的《辋川图》后来归于李赵公，之后传入南唐建业文房，宣和画谱中已经不再有记载。世上所见的，往往都是摹本。如今看领军赵侯孟威所收藏的，也十分精妙，值得玩赏。那真迹又当如何呢？我曾评论王维的文章清雅，风度高胜，超然于山水之间，怀疑他不是世间凡人；可是他身居显贵，最终不能为汗贼而死，反而使这幅图受到牵累，可惜啊！过去刘焘无言曾用精美的纸张书写王维的诗，以及裴迪所作的诗，说裴迪在唐代没有声名，但他的诗可以和王维相抗衡；由此也可以想见其为人。我认为裴迪不受世俗事务牵累，高尚自守，比王维更贤。于是观看这幅图，私下仿效刘焘的做法写下文字附在后面，并作这样的评论。至于我的书法拙劣，当然比不上他们，那就不必计较了。《定武兰亭》跋 友人给我看《禊帖》，说是从天台一户旧家得到的，纸墨都很古，末尾有许多宋代贤人的题识。鉴定者认为无疑是定武本。我曾记得前人谈到定武本的来源，有人认为宋景文从伶人孟水清那里得到，有人认为韩忠献向李学谕求取，李氏另刻一本献上，后来宋公才买到，众说不同，但都认为它出于庆历年间以后。如今这卷题为天圣丙寅年重新装裱，那么就更早于庆历；如果认为它是流传民间时所传下来的本子，那么“湍右”二字虽已模糊，而“带流天”三字残缺之处，却是薛绍彭所镌刻的，不应当出现在更早的本子上。看范文正公的题语说：“才翁东斋的图书，我曾全部看过。”【才翁应当是苏舜年。】他没有明确指《禊帖》，后面的诸公也都如此。我私下认为，这一定另有所指；而洪景卢的跋语，却明确是为这件帖写的。年代久远，文字散失错乱，无法考察，恐怕观览者因此怀疑它不是善本，所以特意表明并记在这里。王鲁斋先生父亲仙都公王澣所书《硕画》后题 古人治理天下，考察成败得失，丝毫不差；谋划和部署的方法、施行的次序，也无不预先在胸中确定，否则就不可能有所成就。鲁斋先生的父亲仙都公，曾亲笔书写武侯拜见先主，以及下至寇莱公出师澶渊等八九条事迹，题名为《硕画》。这些全是南北分隔时期攻取制胜的谋略，仙都公自有他的见解，不是后学所能完全理解的。我曾听说鲁斋早年仰慕武侯，熟悉天下形势，曾议论借蜀地攻取秦地，以俯拾之势取得中原；如今这幅《硕画》以武侯开篇，也可作为家庭讲论传闻的一项验证。可惜这些谋略都没有机会施行。所谓考察形势而预先制定计划，也只在这里看得到罢了。扬雄劝止单于入朝的文书中有“石画”二字，邓展说“石就是大”，那么“石”与“硕”相通，仙都公应当是取用这个意思。仙都公写给儿子的信【当时鲁斋刚七岁】

译鲁斋先生的学问，家中世代都有渊源。先生的祖父崇政，曾讲授经书，任直焕章阁，退休后名师愈。他曾师从龟山杨公，后来又与朱、张、吕三位先生交游。朱子撰写墓志，称赞他有根本、有文采。先生的父亲任朝奉郎、主管仙都观，名澣，曾执经受学于朱、吕门下，能够继承家学。这就是他写给儿子的信，内容无非是小学、《尚书》《少仪》以及外傅之教。先生生于庆元丁巳年，嘉定辛未年刚到学习《大学》的年龄，仙都公就去世了；所谓没有来得及听到《诗》《礼》的教训，指的就是这件事。先生才质宏伟，年少时就想以天下为己任；三十多岁以后，才知道家学传授的根源。有一天读《论语》“居处恭，执事敬”，受到警策，逐一叩问考亭学派的门径，最终得到北山作为老师。他先在长期熏陶中培养蒙昧的资质，又在一次转变之后归于正道，贤父兄和严师友的功劳，怎么可以轻视呢？我特意借这幅手帖，冒昧议论先生德业所以成就的原因，希望学者知道应当仰慕和效法。潘默成《醒醉帖》默成先生求酒的真迹和戒酒的文墨本，由叶君审言合为一卷，题作《醒醉帖》。我读了它，他求酒，是因为闭门养病，其他东西都不需要，只以醉乡为快乐；他戒酒，是因为患渴病，悟到病由饮酒而起，按照《千金方》的说法，暂时停止饮酒一千日。酒能消除疾病，也能招致疾病；先生有时饮酒、有时停止，都是因为疾病，这大概是调养身体的适宜方法。至于他害怕自己的定力不牢固，便在闻思大士面前发誓，这就不同于我们儒者了。黄太史曾作发愿文，痛戒酒肉，后来又照常饮食。两位先生在这件事上正相同。控制欲望而不被外物牵累，即使是佛学，也没有不与我们相同的地方。佛家心中无所执着，弊端是流于放纵；我们心中有所主宰，行动必然合乎适宜。该饮酒时知道节制，两位先生不拘泥于一端，本来就是儒者的常理。我看朱子对于黄公，屡次称赞他的孝友之美；而对于默成公，则认为他刚强而有欲求。两位先生足以作为百世师表的地方，在前者而不在后者。郑北山墓志铭跋【何耕道撰，叶阊天启书，北山何基篆】甲戌、乙亥年间，我闭门深居，每天无事可做，便取出家中收藏的乡先生遗文和逸事，汇集起来，题名《敬乡录》。只是所闻所见单少，不敢旁及，有时向朋友询问；许君益之亲手抄录了北山郑公的行状事迹。此后我一直遗憾没有见到他的全集和墓志铭一类的文字。当时叶君审言寓居坦溪，那里正是郑公后裔的家，于是向他询问，得到墓铭遗事和《雪竹赋》卷。我拜读之后，更加详细地了解到郑公。只是我们这一带人物杰出，建炎、绍兴年间，忠义威略方面有宗简、宗公，文学气节方面有潘默成，而郑公勤劳守边，志在恢复，当时并称其美：宗公像老虎一样镇守北方，郑公像伏熊一样临御西方。郑公平生与潘公交情深厚，入朝后不主张和议，后来又因触犯秦桧而被贬斥至死，他所受的祸害尤其严重。像郑公这样，处在这两位先生之间，难道不是伟大的人物吗？他的英风遗烈照耀乡里，后生小子仰望他，还足以使人奋然立身。我已经把《雪竹赋》《谏和议》《救胡邦衡》二篇以及其他诗文收入《敬乡录》，又反复阅读这篇墓志铭，感受到铭文中的慨叹、题义的奇古以及楷书法度的精严，看见了诸公的风操和情谊。我又读到郑公的儿子良嗣请求撰写墓铭的信，感情真挚而恳切，也很有启发。难道这不是他一生的大愿望吗？既然已经把它送还坦溪谈【缺】姑且在后面记下年月。《北山感雪竹赋》后题 士君子把一生的志向发为一时的言语，而一时的言语有时又会成为终身的符验。像北山郑公所作的《感雪竹赋》就是这样。当他借物起兴、借以自我表达时，后来在困厄中奋发，在摧折之际不屈，往往都与赋中所说相合。修养自身、践履诺言，至死不改，本来就是有志之士的事情；而文辞声气和仪态举止能够决定命运，其中的道理也很微妙。从前王沂公作《雪梅赋》说：“还没有在雪中谈论调和羹汤的事情，先在百花之上开放。”后来果然登上魁台；韩魏公作《雪赋》说：“老枝高擎重物，最终承担重大责任。”如今郑公的《雪竹赋》前后相互辉映，这三位都是宋代伟人。唉！也真是奇异啊！《苏文忠公杂书小册》这是一小册苏文忠公的杂书，文定公题识二十八字。册中抄录黄石公《素书》以及占相等方法。题作乙卯岁宝元元年，但文忠当时才两岁，文定尚未出生；“乙”应当是“己”，是错误。这里是苏公早年曾经翻阅的书，往往借余纸随手挥笔，横竖斜正之间交错出现，如《道德经》文字、杜公、韦公、韩公的诗篇以及杂事古语，虽然没有次序，却都可以讽诵。他又画人物面貌、篱笆树木、水波以及游戏和妍巧之物，全都有构思意趣。后来书法绘画的精妙，已经在这里显现出来。还有拟作对制的策论稿，列举时事十多条。考察苏公嘉祐六年所作的对策，开头采用了这篇文章，下面又移用一段作为结语。其中勤政、驾驭群臣、制服敌人、任用人才、增加财富、消除变乱的方法，都与这篇相合。大概当时天下的事情，关键处也就那么几项，只有明智的人所见大致相同；但苏公的言论必定出于这些内容，由此可见他的卓越见识，绝不是那些局促地揣摩套用的人所能相比的。至于弟弟怀念兄长而写在前面，凡是怀念弟弟而写在后面，追算年月，感叹离合，使人悠然生出悲恻之心，难道只是为了好看而已吗？文定公的长子涌泉少傅侨居婺州，他家收藏着这册书。后代子孙某人拿出来给我看。这是三百年前的旧物，亲笔遗泽仍然像新的一样，风范法度值得仰望。我既然欣幸得以寓目，便叙述大略作为识语，然后把它归还。《于介翁诗选》后题

译于介翁先生名石，因为居住在乡里时自号紫岩，迁到城中后又号两溪。他相貌古朴，气质刚健，喜欢谈笑诙谐；早年仰慕杜氏五位高士的为人，后来拜王定庵为老师学习词赋，又听闻诸位老先生的绪论，所以学问多有通达。先生自负很高，世道变化以后专心致力于诗歌，出入各家，诗风豪放激越，气骨苍劲，一望便知道他是山林中的旷达之士。当时我们乡里谈论诗歌的人，都没有能比得上他的。我十二三岁时曾跟随他游学，后来因为某事离开。几年以后，他看到我所作的文章，总是说：“这个孩子将来应当不在人下。”我当初没有能够完成学业，彼此都把这件事当作遗憾；但他对我的称道、诱导和扶助始终恳切不懈，仍有古人的风范。不久他就去世了。他一生刊刻诗稿七卷，儿子把刻板借给别人，却被那人藏匿；剩下的篇章，有人出钱买去，久而久之将要冒充自己的作品，实在浅薄可叹。我在闲暇时，就根据他的流传本和所藏续抄本，选成三卷。虽然惭愧自己力量不足，不能使他的作品广泛流传，但希望通过抄录散布，不至于完全泯灭，也让掠取美名、盗窃作品的人有所警戒。九泉之下如果有知，也足以得到安慰了。从前见过《金华山赋》以及乐府櫽括《出师表》等作品，都是先生自认为得意的，如今都没有地方考查，姑且等待访求。又曾得到仁山金先生所作的集序，当时没有编入诗集，难道是因为他所见不同吗？不过其中详细叙述山川人物，最后归结到期待之意，也并不浅薄。只是其中温和雅正的评论，似乎还不够切合罢了，也一并附在后面，给观览者看。《题程敬叔〈读书工程〉后》我前些年在宣城，听人谈论《四书集注》批点本，极力称赞黄勉斋，便对他说：“这部书出自我们金华，你知道吗？”那人勃然大怒，不再追问。原来从东莱吕成公给各书加功夫、校正句读并加以标点批抹以后，后来的儒者便沿用这种方法。北山何先生基、子恭鲁斋王先生栢都为它作过批点，也都采用这个方法。北山是勉斋的老师，鲁斋是北山的老师，他们的学问就是勉斋之学。二人所作的批点不止《四书》，但《四书》最为显著。鲁斋从早年到晚年，又不止一次请人看北山的批本，内容尤其详细。学者所流传的，大多是鲁斋本。仁山金履祥字吉父，与何、王二位同游其门；导江张逢字达善，是鲁斋的高足。他的学问流传到北方，所以鲁斋的名声借导江而更加显著。金、张二人也都作有批点之书，其学术渊源是有来历的。四明程君敬叔著《读书工程》来教导学者，举出批点《四书》的例子，正是鲁斋所制定、并列在书首的，却也错误地认为是勉斋的。难道是被传闻迷惑而没有考察吗？我私下看程君的序，所见书籍究竟如何？我的《四发挥》所发挥的不止《四书》：王氏《正始音》、金氏《尚书表注》、四书跋义考证【金氏只有《大学跋义》《论孟考证》】末尾记载鲁斋以天台陈茂卿《夙兴夜寐箴》、上蔡书堂诸生以及他的手书，这说明他对我们乡里诸公的学问极其尊信。凡是其中的言论风范，本来都是我乐于听闻的，只可惜没有办法告诉程君。我是后辈，知道仰慕乡里学术，痛惜学说逐渐衰微，也惋惜遗书多有散失。近年来我不断寻访考求，偶尔得到一两种，却遗憾未能完全辨识。程君如果各自拿出所有资料，互相参校订正，并求得它们在心中的实际作用，那么前贤若有知，也会为在不同时代有与我相同的人而欣慰。因此姑且写在这部书后面，以表达我的意思。【鲁斋也有一段《类聚朱子读书法》，在上蔡院讲义中。】《陈氏凤髓集》后题 诗歌集句始于近代，往往采集各家诗句，间或加以创作；还没有专门选取一家作品而集成完整一编的。文文山被囚禁时，才专门集杜陵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大家都认为这是创举。如今看九华陈氏《凤髓集》，才知道在此以前已经有这种做法。杜陵的诗广博深宏，包容万象，大事小事无不具备；对于古今治乱得失、人情的舒畅悲惨、忧戚欣喜，也无不分布其中、充分陈列。陈氏竟能融会贯通，排列联缀，长篇短章都词语连贯、句子顺畅，宛如天然生成。积累到数百首之多，既免于被讥为鸿鹄家鸡，又自称获得了凤髓胶弦的妙处，他用心不是既专一又勤奋吗？优秀工匠织锦时，经纬交错而成章法，顺理织成的纹样，本来灿然可观；至于裁剪缀合百衲衣，横斜曲直、纹理相接，丝毫不差，如果不是天下极其巧妙的人，实在不能做到。陈君名岩，字民瞻，自序写于宋淳祐年间，如今将近百年还没有流传于世。景德上人宗公拿出来给我看，请我题在后面，所以我这样评论。唉！文章存在于天地之间，变化无穷，实在不可测知。杜陵创作这些诗时，难道预先为后人设计这种集句方法吗？从今以后，前代各位大家的作品都可以仿照这种方法来编集；追溯这种做法的源头，必定要从陈君开始。陈君也足以因此而不朽了。后来我读缙云冯时行集，看到有跋杨序之《草堂集句》，才知道从前也有人这样做，只是大多没有流传下来。《读易杂记》后题 学者大都喜欢谈论《易》，如今尤其如此。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自汉魏以来，王辅嗣的学说单独流行，虽然还不够完善，但几百年来确实都尊奉它。到了宋代，邵子阐发伏羲的奥秘，程子推演周公、孔子的文义，朱子又阐明《易》专门是为占筮而作，把义理、象数和占筮融会贯通，讲说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所应当做的，是虚心潜心玩味，以求得圣贤之心，不应当横生自己的意见，喜欢新奇，穿凿割裂，专务以求多为能。还有些人名义上尊祖程朱，却夸耀繁多、逞显博学，援引杂乱，彼此矛盾，也不加顾念；又有人拾取前人已经说过的话，认为是自己发明，像在屋下再架一层屋，并不以此为嫌。像这样的人，大概多得数不清了，这对《易》究竟有什么益处呢？我读这部经已有多年，很厌烦众多说法。乙亥、丙子年间，我来到池州建德，陆路遥远，不能携带很多书，只带了古《易》、吕氏音训、程传【仁山金氏所作批点】、朱子《本义》、北山何氏《启蒙大传》二发挥、鲁斋王氏各图论，随身与儿辈讲说诵读，害怕受到混乱。后来又得到新安友人摹录的鹤山魏公《集义》、平庵项氏《玩辞》，以及近时几家编纂的《集义》，从周、程诸门人直到朱、吕学术渊源所在，都可以相互参看。

译只是其中取汉上朱氏之说来补备象数一派，未免杂乱。项氏的说法大多精当完善，其余各家大都选择不精、言语不得要领；拿这些与那一部相比，是非就清楚了。我不自量力，像从竹管中窥看天一样的浅陋见解，有时也有所记录，因而写在书中，将来向有道之人求正，并不是敢于谈论《易》。同时也让儿辈知道守住正道，不要忘记乡里老先生用来启发引导我们的地方，那么对《易》学大概也就有所裨益了。《朝峰亭诗》跋 这篇《朝峰亭诗》是梅公圣俞任建德县令时所作。三百多年以后，我来到这个地方，寻找它的遗迹，已经湮没很久了。询问当地老人，他们说亭子在山顶，前面正对玉峰，所以得名。等到考察宛陵诗，却说亭子距离县署二十步；与如今所指的地方似乎相距很远，难道过去的县署不止在这里吗？诗中又说四山环抱，如同朝见拱揖的形势，那么亭名就不是因为面对玉峰而来，民间传说怎么能相信呢？诗中写四时景色情趣，描摹得十分尽致；周围溪山风物，仿佛仍和过去一样。只是如今那里荆棘遍地，牛羊交错践踏，林木茂盛的景象已经没有了；至于所谓百姓诉讼日渐稀少、终年可以寻幽赏景的乐趣，如今又哪里还有呢？我已经营建梅公亭，但朝峰亭还有来不及修复的地方，留待后人。我因而感叹此地文物的浅陋，凡是梅公的题咏，没有人说到只言片语，于是取出池州以后所作的诗，全都抄写下来留给县人，并把这首诗附刻在亭记背面；又命人在山边杂植花木，希望不要毁坏。几十年以后，如果完全恢复旧日景观，贤能的大夫退食之余，能够拄杖漫步，登临赋诗，以追随梅公的乐趣，那么我即使不能亲眼看见，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梁昭明太子书〈隐山寺榜〉碑跋》建德县隐山寺有梁昭明太子书写的“隐山之寺”四个大字。昭明太子生性爱好山水，曾经到过池州，往往留有遗迹，有些也可能在县境之中。这幅书法相传是他亲自书写的，经过八百多年仍然完整独存，也很奇异。宋崇宁年间，褒村还有“牌墨犹存”的说法。宣和二年，县尉张畀摹写此本，刻在郡城西庙中。淳熙年间，太守袁说友又取真迹，置于神殿旁的龛中；敬重到这种程度，所传应当不是虚妄之说。丙子年秋天，我巡视旱情，来到寺中访寻，在东廊屋角发现它被尘土覆盖、侵蚀，便移出来，拂拭后仔细观看，感叹它笔势雄健秀美而庄重。于是对僧人某说：‘这难道还舍不得一块石头，不替它作长久保存的打算吗？’看到字迹稍有剥落，便让人依据池州庙中的石刻本参订摹刻，希望能够完善。第二年春天，我又因赈济饥民来到这里，已经买石磨治；不久去查看，石头却断成两块，不能使用了。我仍然告诉某僧不要因此懈怠，应当一定完成此事。又过了一年六月，某僧来告诉我说：‘前一个月，寺旁溪水突然暴涨，河岸崩塌，露出一块巨石，高约七尺，宽近半碑，形制具备而没有文字，容纳字迹的位置还有余地，大概是神明暗中有所帮助。’ 事情的开端实在出自先生，愿意记下大概情况。我欣然写下这些文字，让它一并刻在下方。这一年是至元重纪四年，岁次戊寅，九月壬戌朔，过了几天，具官吴某题。《建德县学产碑》跋 《建德县学产碑》是延祐丙辰年教谕程端礼所立。天历己巳年毁于火灾，其他册籍也没有了，于是人们趁机欺骗，隐匿、篡改、调换的弊端日益发生，长久下去将无法胜数。我来访求摹本，经过一年才得到，于是砍石重新刊刻，亲自参校，全部依照原样，希望前人的勤勉用心不至于泯灭。从今以后若有案牍可以查考，而奸诈欺骗之徒不能遂意，那么对学校也不是没有补益。《山谷草书〈船子和尚渔父词〉》跋 《渔父词》起源于玄真子《青箬绿蓑》一首，山谷老人将它櫽括为乐府词。船子和尚“夜静水寒”的偈语，也用乐府曲调来歌唱，大概是山谷老人非常喜爱的作品。这十五首，世上很多人没有见过。它们在萧散闲淡之中，时时寄托深意，与偈句有同样的机趣；而且山谷老人的书法奇逸，也足以使这种意味得到发挥。大概因为格调韵致高，所以一落笔自然超胜。世上那些专心致志于词章书翰的人，看了这些可以有所省悟。《叶审言所藏晋唐石刻》跋 《梅花兰亭》婺州副职跋本的石头起初裂成三段，后来成为五段。这正是五段石本，前辈称它具有定武本的典型法度。献之《保母帖》中所说的黄门冈，在今天会稽城外十多里、禹穴和天柱之间；其中的文字本来希望后人不要损伤，而曲水小砚也一并流出人间，难道是字画反而成为它们的累赘吗？虞永兴书写的《汝南公主铭》，应当是从另一帖中剔取出来的。元鲁山《铭》由李华撰写，颜公书写，这是另一幅小字，不知出自何人。王怀瓒铭也无法考查。五张纸都精美完善，其中两张出自我们乡里的梅花石，如今已经不存在了。王氏刻本还在，晋唐的风范法度并未远去。后来的年轻新学者，难道还知道叶君汇集这些作品的用意吗？《宋贤手帖》跋 欧公书信中说，科举甲科能够得到人才，不只是朝廷得到贤能，也能使学习古人的人受到勉励。这真是大人君子、懂得治道的人所说的话。吴传朋替友人营救僻远之地的缺员，又怜惜他长期闲置，已经不能稍微施展力量；从中足可看出显达之人顾念旧交的情谊。苏养直托人寻找香料，求取白葡萄本，托人置办金竹简纸，独自睡在粗毡上。虽然事情涉及细小琐碎之事，却自有诗人隐士的一种风致，都值得敬爱欣赏。更何况这些翰墨清丽，彼此映照、互相发明呢？《萧懿祠堂断碑》跋 萧懿是萧衍的亲兄长，但二人的心志行迹不同。萧懿忠诚，而萧衍篡位，这些事情详载于史传，十分明白。可是会稽陆游引用伯叔文、叔同来作比，说大萧怀着遗恨而死，没有等到看见梁朝兴起，这是多么错误啊！我的朋友张子长写文章加以纠正，如果陆氏复生，也应当无话可辩。立在汉中的庙碑，大概是因为萧懿在永明末年任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魏军，进入汉中，包围南郑；萧懿拒击魏军，解了南郑之围，魏军逃走，他又追击魏军将领杨元秀，夺取魏国六座城池，使边境安宁，曾经在这个地方立有功劳，所以有这块碑。宋乾道年间才被赵彦博发现，于是流传于世。赵彦博字富文，做官精明干练，很有声望，余力也用在这件事上。按碑文称“皇太子臣纲奉敕撰”，下文没有署书写者姓名，也许在残缺的后段。如今赵彦博径直说是简文帝书写，难道另有跋文吗？考察古代事实，实在不能不谨慎。第五行“海内”二字下面有“浩浩”二字，似乎也不是原文，观览者请仔细辨察。《汪元思〈固穷集〉及所录朱、吕二先生诗帖》跋

译大愚吕忠公被贬到庐陵，只有独善汪公撕裂衣裳包裹双脚前去送他。后来汪公迁居高安，最终死在那里；他的弟弟约叟停止应试，前往料理丧事。于是兄弟二人都以义行闻名于士大夫之间。从前徐晦之没有辜负杨公，临贺巢谷远道跟随二苏公，黄太史死于宜州，有一位永州唐姓之人替他料理后事、收集遗文；特立独行之士的风声意气，确实没有中断。独善的孙子元思努力学习，忍受贫困，自己列出贫约十条，指着内心发誓。他的朋友胡潜汇集圣贤处贫的言论和行为，编成《固穷集》，送给元思，并把贫约附在其中。元思拿给北山何先生看，何先生更加激励他的操守，元思最终死于贫困。唉！喜好义行是百姓的天性，而固守贫困是士人的节操。能够慷慨奔赴别人的急难，不被威武权势和气焰屈服，然后才有可能固守贫困；至于委靡怯懦、苟且羡慕富贵的人，一定不能勇敢地见义而为。元思固穷的美德，大概正是从独善的贫困中有所获得。汪氏兄弟祖孙，或许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叶君审言家中收藏元思《固穷集》，于是又把朱、吕二位先生写给独善的诗帖、约叟前往高安的行程日历中所作的《哭大愚诗》，以及何、王诸公称赞他们的话，汇集成一卷。我已经私下感叹此事，又推演申说一番，附在诸位老先生之后。独善名大度，字时法；约叟名大章；元思名开之。《题家藏〈渊明集〉后》我家藏有《渊明集》十卷，第三卷卷首有题记说：“渊明在晋代所作的诗文，都题写年号；入宋以后所作的，只题甲乙而已。”想来，是因为他以侍奉两个朝代为耻，所以用这种方式加以区别。思悦考察渊明的诗，发现题写甲子的，从庚子年开始，距丙辰年总共十七年间，只有九首，且都是晋安帝时所作。其中有一首题为“乙巳岁三月”，说是在建威参军任上经过钱溪时所作。这年秋天，他才任彭泽令，在任八十多天，便解下印绶，作《归去来兮辞》归去。此后十六年，到庚申年，晋禅位于宋，也就是恭帝元熙二年。萧德施作传说：“自从宋高祖的王业渐渐兴盛以后，他便不肯再出仕。”关于渊明的出仕和退隐，这才合乎事实。难道晋未禅宋以前二十年，他就忽然以侍奉两个朝代为耻，因此所作诗只题甲子，故意标异于人吗？何况诗中也有不标晋代年号的，所记的甲子，大概只是偶然记下一时之事罢了。后人把它们分类编次，也不是渊明本人的意思。世上好事之人，大多推崇旧说。如今因详细校勘，特意写在第三卷卷首，用来说明五臣的错误，并且消除后来人的疑惑。愚按，陈振孙伯玉也说有治平三年思悦的题记。思悦不知是什么人，如今也没有考证。不过，他所论很恰当，只是还不够完备。考察《宋书》《南史》，都说：“自从宋高祖的王业渐渐兴盛以后，他便不肯再出仕。”他所作的文章，都题写年月。义熙以前，明白书写晋氏年号；永初以来，只说甲子罢了。李善注《文选》时，在“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下”一篇题下，也引用《宋书》的这段话。大概沈约、李延寿都是这样说的，李善也引用了它，并不只是五臣误说。如今考察渊明的文章，只有《祭程氏妹文》写“义熙三年”；《祭从弟敬远文》则说“岁在辛亥，节惟仲秋”。《自祭文》又说：“岁惟丁卯，律中无射。”丁卯年在宋元嘉四年，辛亥年也在安帝时，那么所谓偶然记下一时之事，确实说得对了。本传说：江州刺史王宏想结识他，却不能把他请来，于是他暗中游览庐山。王宏让旧友庞通之准备酒具，在半道栗里邀请他。《集》中有《中答庞参军》四言、五言诗各一首，都是叙写邻里间的契合友好，显然说的就是这个人。又有一首《怨诗示庞主簿》，难道就是答庞参军吗？“半道栗里”也可以证明他迁居一事。陈氏《书录》说，吴仁杰《斗南》中有年谱，张演《季长》中有辨证，等见到后再一并考察。汤伯纪注释陶渊明《述酒》诗，断定它是庾辞的隐语。大概这是悼念恭帝的诗，发抒了千古以来无人发抒的意思，诸位先生都认为说得对。其中有些地方难以解释，也不敢断然确定，只能保留存疑的意思。我曾经有一两点管见，附在后面加以补充。“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素砾晶修渚，南岳无余云。”汤氏注说，司马氏是重黎的后代；这里说的是晋室南渡，国家虽然还没有灭亡，但形势早已分崩离析。到了现在，典午一姓的气数终于尽了。“素砾”不详，“修渚”疑指江陵。我认为，把“离”解释为“黎”，这是陶公故意借字来混淆；“离南”就是“午”，重离、典午，都是再造之意。若只解释为晋室南渡，也能通。陶公在《止酒》中说“我则鸣鸟不闻”，正是用这种鸟指凤凰。这里说的是南渡初期，各地诸侯一时仍然强盛。砾是小石，陶公大概以此自得于天性吧！我对陶公也这样看。汤公因解释《述酒》诗，便涉及其他各篇，直截了当地揭示作者的内心，所以不作泛泛的议论，文字很简要而精当。我读了他的著作，偶然有所见解，附在后面。《赠长沙公族祖》说：“同出一源而分流，人与世代各不相同。感慨地醒悟叹息，想到这最初的根源，孔服于是相继而来。岁月迅速流逝，感叹那行路之人，依恋不舍，徘徊犹豫……”苏明允引用族谱说，一篇诗的意思，不超出这几句话。《命子诗》的末句说“也就这样罢了”。郑康成《诫子书》的末尾说：“如果忽然忘记而不能认识，也就这样罢了。”陶公正是采用了这个意思。陆放翁的笔记也是这样说的。《归鸟》四章，第一章承接“和风”，第二章承接“清句”以下的意思，第三章承接“日夕气清”，第四章“寒条”包含四时的意思。《归园田居》第一首说：“狗在深巷中吠，鸡在桑树顶上鸣。”古代《鸡鸣行》说：“鸡在高树顶上鸣，狗在深巷中吠。”陶公完全采用了它的语句。

译第三篇说：“我在南山下种豆，草长得茂盛，豆苗却很稀疏。” 本于杨恽书信中的意思。《五柳先生传》说：“粗布短衣破旧得打着补丁，饭篮和水瓢常常空着。”《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说：“穿着粗布衣服，心中自得。”关于“屡空”，曾有人解释为宴饮之类吗？何晏注《论语》，把“空”解释为虚无之意，本于《庄子》，前代儒者多从此说。朱子把颜回、端木赐的“屡空”同《货殖列传》相对举，所以解释为贫困空乏。这里又多次以“被褐”同“屡空”相对吗？《饮酒》第十二首又说：“颜生称为仁，荣公说有道；屡空而不能获得，年长而常饥，直到老来仍然屡空。”以“屡空”对“长饥”，正合朱子的意思。《还旧居》诗说：“从前家住上京。”按，上京在今南康郡城外十里处的栗里原，距郡城一舍。因此，陶公从前曾迁居到这里；又有《移家》诗，可见他居住的地方不止一处。《拟古》第二首说：“听说田子泰有节义，是士人中的豪杰。”田畴字子泰，是北平无终人。又按，田畴起初跟随刘虞，刘虞被公孙瓒杀害后，他发誓报仇，最终却不能实现，后来跟随曹操征讨乌丸，他的节义也不值得称道。陶公也只是习惯听闻世俗所尊敬仰慕的人罢了。第三首说：“仲春时节遇到时雨，初雷在东方响起。各种蛰虫都潜伏着惊动起来，草木纵横舒展。轻快的新燕翩翩飞来，成双成对地飞入我的屋舍。原来的巢还在，于是相伴回来旧居。自从分别以来，门庭一天天荒芜。我心本来不是石头，你的情意究竟如何呢？”这是借燕子寄托不肯背弃的意思。《杂诗》第二首说：“日月把人抛掷而去，有志向却不能施展。”【陶公的志向并无其他，不过是忠愤罢了。】“想到这些，怀着悲伤而栖息，直到天亮也不能安静。”【这同《述酒》篇“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的意思相同。】《读山海经》第一首说“绕屋树扶疏”。汤氏注说“扶疏本《太玄》”。按，《燕刺王传》中刘向的封事，都有这句话，在扬雄之前。第十首“刑天舞干戚”，其他本误作“形夭无千岁”，曾纮伯容已经辨正。关于《桃花源记》及诗，洪景卢说，后人因陶公的记和诗，不过称赞仙家之乐，只有韩公说“渺茫宁知伪与真……”没有达到陶公作记的本意。我私下认为，桃源之事以逃避秦朝为说，至于说“无论魏晋”，其实是寄托刘裕，而把他托说成秦朝罢了。胡仁仲诗说：“靖节先生是绝世之人，为什么记载虚妄而不考察真实？”先生高步于末代，雅正的志向不肯做秦朝的百姓，所以写下这篇文章，显出他的意思，仿佛使天下脱离风尘。这种说法是对的。我早年曾有题《桃源图》的诗，颇能发明这个意思，所以录在这里以待考察。《徐文清公手书杂稿》后题。右边是已故宋代侍读、文清公、毅斋先生徐公亲笔书写的杂稿一册，所收作品起于乙酉，止于壬辰。徐公从诸生起家，历任内外官职，以明亮正直、敢于直言而著名。嘉定年间，他提举江东常平茶盐，上书触犯当时的宰相，被弹劾罢官归乡。乙酉年正值理宗即位、宝庆初年，同乡葛枢密容父、乔侍郎寿朋代他请求祠禄。绍定戊子年，他极力请求退休。第二年庚寅，诏令下达；端平年间被召入朝，晋升为中秘、奉常，亲手写下数千字的奏疏，极力陈述时弊。他在侍读经筵时，开导陈说友爱之道，因此又请求废除济邸主爵，请求取消王安石从祀，恢复周、程、张、朱从祀，并请求以赵忠定配享茂陵。北方使者到来时，没有带国书，他请求把使者安置在外馆，像晋代叔向辞谢郑国那样；又因此触犯当时的宰相。这些都是关系重大的事情。当时同辈俊杰傅景初、杨敬仲、柴与之、赵昌父、刘平国、陈师复共同推荐慎景元、魏华甫、袁广微同列。这些事至今还被人夸赞、称颂、传诵。徐公闲居十五六年，而此册所记前后八年；他悠然退居、自我警戒，态度凛然严肃。至于亲友间的庆贺、吊丧、问候、祭祀、宴集、往来，则真诚恳切，风流笃厚。至于冷暖晴雨的时令，花草树木、禽兽的情态，他都细密观察，深入省察，寄托兴致和情怀，没有一言一事不是出于正道。大概正因为他在闲暇时也不懈怠于学问和侍养，所以晚年以后，他的风节和议论更加笃实；从这里可以考见。徐公早年受业于乡先生、大冶主簿叶君子应，后来才跟随朱子游学。叶主簿确实是东莱吕祖谦的门人，前代贤者已经远去，学说逐渐衰微，这是晚学者深感遗憾的。我曾间或向叶主簿的曾孙审言请教，得到徐公杂说一卷、手帖一通，如今又见到这册，肃然如同承接徐公的清风，亲切如同听到徐公仁厚的话语，令人既畏惧又敬仰，使懦弱者立志，使鄙陋之心消除，实在不胜感慨叹息。谨写在册后，然后才归还它。《礼部集》卷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