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存疑卷十

译勉斋黄氏说：“造化开始时，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地二生火，地四生金。大概是阴阳之气，一种湿润、一种干燥，形成水和火；湿润到了极点、干燥到了极点，就形成木和金。” “五位相得”中，一、二、三等生数相连接，说它们相得，这是可以的。至于六，它是成数，接在五之后，却说相得，似乎难以解释。《蒙引》说：一至五的生数已经齐备，到这里成数应当接续，所以五之后立即接六，总的来说都是五行的一气。现在考察这个说法，似乎可以讲通；否则就没有解释了。大衍之数为五十，它实际使用四十九根；把它们分成两部分，以象征两仪；挂起一根，以象征三才；用四根四根地揲数，以象征四时；把余数归置在指间，以象征闰月。五年有两次闰月，所以要两次归置余数，然后再挂一根。上文说河图之数，正是为《易》的数理作准备。因此这里接着讲大衍之数，因为它是《易》的实际运用。《本义》认为，河图中央之数，是天五乘地十得到的；河图中一个五乘一个十，就成为五个十；再用五个十乘一个五，就成为十个五。圣人从这里有所体察，所以就根据中央之数来推衍。因为一是数的开始，十是数的终点；但一中已经包含十，数开始时必定含有终结的意义。河图中央之数是五个一，取其中一个一推衍而成十；把五个一分别推衍，就成为五个十。所以说“大衍之数五十”。程子说：“数开始于一，完备于五，小衍之成为十，大衍之成为五十。”朱子说：“中央之数是五，把它们分别推衍到各自的极数而达到十，一个推衍成十个，五个推衍就是五十。”由此即可看出大衍的意义。玉斋胡氏说，本身就是一、二、三的数，恐怕不对。朱子说：“河图的五十五，是天地自然形成的数；大衍的五十，是圣人从河图中取出天五、地十推衍出来的数。大体说来，河图是自然形成的，大衍则是有意推衍出来、用揲蓍求卦的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本来就是变化之物；然而没有蓍草，变化也就无从显现。因此圣人作《易》，产生蓍草、依靠数理，教人揲蓍求卦。大衍之数五十，是蓍草的全数。一百根蓍草可以与大衍之数相当，所以实际用于筮占时只用四十九根，剩下一根放置不用。这五十个数如果全部使用，数的运行就不能进行，也就无法成就《易》；必须放置一根不用，然后数的运行才开始，才可以成就《易》。这正是神妙而不可知的地方。所以《本义》说，这是出于理势的自然，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增减的。《启蒙》说，虚置一根以象征太极，《本义》删去不用；《蒙引》说，气有所作为而理无所作为，所以虚置一根来象征太极的无为。我认为：太极有动静，因而分出阴阳，太极并不是无为的；何况太极虽然不混杂于阴阳，也不能离开阴阳。如今虚置一根不用来象征太极，却把太极和阴阳判然分为两件事，尤其不稳妥。” 我的意思是，《启蒙》的说法并不是《本义》主张不用一根的真正原因，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把蓍草分成两部分来象征两仪。由此看来，四十九根蓍草在尚未使用以前，是太极浑然未分、阴阳尚未判别的象征。只是圣人没有明说罢了。《群书考索》说：揲蓍的方法，把四十九根蓍草聚在一起，就是一，而四十九隐含在一之中；把它们分开，就是四十九，而一隐含在四十九之中。这个一就是道，说它是无，实际上它存在；说它是有，却不能把它单独取出。四十九是作用，静止时归于一，发动时只能看见它的作用；一存在于其中，却不能单独取出。这就是大衍之数五十、实际使用四十九的道理。把四十九根蓍草随手分成两部分，左右两手各得到一部分，分别放在左右两边。在一大刻的时间内完成这些步骤，这就是象征两仪。用右手取右边那一大堆蓍草，挂在左手小指与无名指之间，这是象征人而与天地合为三才。用左右两手的蓍草各以四根四根地数，这是象征一年有四时。把每次以四根揲数后剩下的一根、两根、三根或四根，夹在左手中间三指的两个指缝之间，这是象征一年有闰月。历法是三年一闰，五年再闰，所以揲蓍的方法是先左挂、左揲、左归奇，再右揲、右归奇，共有五个步骤。五个步骤之中总共有两次归奇，然后另起一次挂一，正是象征五年有两次闰月。” 挂一根相当于一年，揲左边相当于两年，左边归奇相当于三年一闰。又揲右边相当于四年，右边归奇相当于五年再闰。所以要两次归奇，然后再挂一根。西山蔡氏说：天地之数为三百六十，每年太阳运行的气盈有六日，朔日运行的朔虚有六日，一年多出十二日；三年多出三十六日，除去三十日作为一个月，还多六日；再过两年多出二十四日，与前面剩下的六日合计三十日，成为第二个闰月。气盈，是天的数；朔虚，是月的数。朱子说：一年有十二个月，一个月有三十天，总计三百六十天，是一年的通常数目。因此太阳运行与天相会而多出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这是气盈；月亮运行与太阳相会而少了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这是朔虚。气盈和朔虚合在一起，闰月便产生了。按照这个说法，气盈、朔虚都不到六日。蔡氏说：“六日，是举成数而言。”考察起来，这只是大概说法。详细情形应当看《尚书》：“帝命令羲和，规定一年为三百六十六日，用闰月确定四时，成就一年。”这是蔡氏《尚书》传。乾的蓍策数为二百一十六，坤的蓍策数为一百四十四，总共三百六十，正合一周年的日数。上文说揲蓍求卦的方法，在造化方面已经有所象征；这里说揲过之后的蓍策数，在造化方面也有所象征。乾、坤的蓍策数，以及上下两篇的蓍策数，都是揲过之后剩下的蓍策数。朱子《大传》中所说“乾坤二篇之策”，正是指挂、归奇以外现存的蓍草数。揲蓍的方法中，三次揲数、挂和归奇合计十三策，现存三十六策，就是老阳之爻；三次揲数、挂和归奇合计十七策，现存三十二策，就是少阴之爻；三次揲数、挂和归奇合计二十一策，现存二十八策，就是少阳之爻；三次揲数、挂和归奇合计二十五策，现存二十四策，就是老阴之爻。《大传》专门以六爻乘二老来说明，所以说“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一百四十四”。

译《尚书》记载，帝命令羲和说：“规定一年为三百六十六日。” 《本义》说：“一年共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还不够六日。”本文说：“总共三百六十，正合一周年的日数”，这是举成数而言。乾的蓍策数为二百一十六：一爻三十六，二爻七十二，三爻一百零八，四爻一百四十四，五爻一百八十，六爻则二百一十六。坤的蓍策数为一百四十四：一爻二十四，二爻四十八，三爻七十二，四爻九十六，五爻一百二十，六爻则一百四十四。又说：“乾的蓍策数为二百一十六，是按照老阳的数计算的；坤的蓍策数也是这样。所以接着说，上下两篇的蓍策数共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都是老数。”《本义》说：“阳爻共有一百九十二，得到六千九百一十二策，这是把老阳之数重叠计算；阴爻也是这样。” 上下两篇的蓍策数为一万一千五百二十，正合万物之数。朱子说：“上下两篇的蓍策数相当于万物之数，也只是取象的说法，并不是万物恰好有这个数。上下两篇总共有三百八十四爻，阴阳各占一半。阳爻一百九十二个，每爻三十六策，总计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一百九十二个，每爻二十四策，总计四千六百零八策。阴阳合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这就是相当于万物之数。” 说它相当于万物之数，是因为万物的数目极多，而上下两篇的蓍策数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也极其多，所以认为它相当于万物之数。因此，经过四个步骤就形成《易》的变化，经过十八次变化就形成卦。分成两部分、挂起一根，正是揲蓍求卦的方法。这就是“四营而成易”。内卦和外卦的形成，只是从这里逐步积累而成。所以说“四营而成易，十八变而成卦”。“易”就是变化，因此在“四营而成易”之后，紧接着说十八次变化，才形成卦。形成八卦，便有了小成。上文说十八次变化而成卦，这里说形成八卦而小成，说明卦有内外体以及大小成。四营形成一次变化，三次变化形成一爻，九次变化便有三爻；这时已经形成八卦，对于六画卦来说就是小成。《蒙引》说：上文说到一次变化，顺势一直讲到十八次变化而成卦，中间关于内体的一节还没有发挥，所以在这里用这一句补足。引申推广它，触类旁通而发展它，天下一切能够做到的事情就都完成了。“引申”是说十八次变化成卦以后再引申，不是从八卦小成以后才引申。这与《易学启蒙》的说法不同。《蒙引辨言》说：既然经过十八次变化形成卦，就由此引申，根据爻是否变化来确定动静，那么一卦可以变化成为六十四卦。又以一卦为准，触类旁通而推广它，则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可以变化成为六十四卦，总共有四千九十六卦。变化到这个程度，就不能再增加了，所以说“天下一切能够做到的事情就都完成了”。显明道理，神妙地成就德行；这样就可以同人应答交往，也可以辅助神明了。上文说揲蓍求卦的方法，完成于十八次变化，极尽于引申触类，那么方法本身已经讲尽了。这里则说明它的功效给人看。所谓道，是《易》中所具备的道理，如吉凶消长的规律、进退存亡的道理。经过十八次变化，再经过引申触类之后，观察所得的是什么卦、遇到的是什么爻，那么这些道理就清楚地显现在卦爻辞中，这就是道因卦辞而显现。所谓德行，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所实行的事情，如建立诸侯、出兵、婚姻、祭祀、渡河、有所前往等。百姓对于吉凶的道路疑惑不定，不知道趋向和躲避，百姓的行动就无法成就其德行，因而阻滞不通。等到用蓍草询问《易》，经过十八次变化、引申触类之后，看到所得是什么卦、遇到的是什么爻，吉凶的道理都具备在卦爻之间。于是用它来做事就趋吉，用它来趋避凶患，始终勤勉不倦、努力不懈，百姓的行动因此得到成就，德行因此得到通达，仿佛神明所为。所以说“神妙地成就德行”。后章所说“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就是这个意思。道，是吉凶的道理；德行，是趋吉避凶的事情。询问《易》的人，必定先由数得到卦辞，由卦辞看见道理，看见道理以后德行才能成就，这就是次序。《本义》把“显道”归于卦辞，把“神德行”归于蓍数，似乎失去了次序。何况这一章专指蓍卦，还没有涉及卦辞。如果去掉“辞”字，不说显明道理，那么“显道”和“神德行”都归于蓍草，似乎更加简洁。但不知道朱子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分别解释。“同人应答交往、辅助神明”，总的承接“显道、神德行”而言，不必分别归属于上文的各句。孔子说：“知道变化的道理，大概就知道神明所做的事情了吧？” 变化的道理，都是神明所做的。因此能够知道变化的道理，就能知道神明所做的事情。这是孔子见到《易》数之后再次发出感叹，很像《中庸》的意思。假如不是固有聪明圣智、通达天德的人，谁能知道这些呢？意思就是如此。右边是第九章。《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用来发表言语的，重视卦辞；用来采取行动的，重视变化；用来制作器物的，重视卦象；用来卜筮的，重视占断。一般人运用《易》有两种情况：卜筮是一种，就是所谓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断；不使用卜筮是一种，就是所谓平居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例如孔子说：“假如再给我几年时间，到五十岁来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失。”又如前代儒者所说“孟子善于运用《易》”。这属于不使用卜筮的情况。本章说“用来发表言语的，重视卦辞”，是不使用卜筮；“用来采取行动的，重视变化”，是使用卜筮；“用来制作器物的，重视卦象”，也有不使用卜筮的情况。这些必须兼从动静两方面来说。

译所谓发表言语，不是空泛地说话，而是要处理事情。例如隽不疑引用经书来判决案件，就是这样。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能从事巫医。”孔子说：“说得好！”“不能恒守自己的德行，有时会招来羞辱”，这句话只是不占卜罢了。这是重视卦辞来发言。大概《易》包含天下的事情和道理。孔子说：“圣人由此观察天下的运动，考察它的通达和阻滞，来施行典章礼制，并系上卦辞以判断吉凶。”所以称为爻。它包含天下的事情和道理，由此可见。因此说：“所乐于玩味的，是爻的卦辞。”重视卦辞来发表言语、处理事情，那么人不会随便说话，一开口必定切中事理。所以说：“用来发表言语的，重视卦辞。”事物彼此交接、思虑刚刚开始、经营筹划和谋算，以及应对的方法，都叫作“动”。一般人揲蓍求卦，四营成为一次变化，所剩蓍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随着趋向而没有固定；三次变化以后，所剩蓍策或七、或八、或九、或六，也随着趋向而没有固定，这就叫作“变”。应对事情的开始不能预先执定，究竟应当怎样，只能看蓍策的变化，观察形成的是什么卦、遇到的是什么爻，然后据此应对。如果所得卦爻的事理没有错误，就可以做；可以做就做，不专门执着于某一种主张。如果所得卦爻的事理有错误，就不可以做；不可以做就停止，不固定执守某种做法。这就是重视变化。所谓动，是事情尚未完成；所谓变，是卦象尚未确定。旧说认为，人的举动不可拘执停滞，应当像蓍策中七、八、九、六的变化那样没有固定。我认为，如果依照这种说法，那么“以动尚变”就成了空泛之说，最初并没有贴合蓍策卦爻的变化，恐怕仍有妨碍。不过按照我的说法，不可固执停滞的意思自然存在。学者仔细思考，自会得到结论。所谓象，是变化已经确定的形态，如六画纯阳是乾的象，六画纯阴是坤的象，一阳在五阴之下发动是复的象，一阴伏在五阳之下是姤的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这样。所谓器，是行动已经完成的事物，如建侯、行师、婚媾、祭祀、涉川、攸往之类。《易》中都具备这些事情，《易》所具备的事情自有相应的卦象。例如屯初九有建侯之象，师卦“贞，丈人吉，无咎”有行师之象，屯六二有婚媾之象，随上九、升六四有祭祀之象，需卦坎水在前、乾健临之，便有利于涉水的象。人制作器物，取法其中的卦象，就能不犯过错、不遗忘，事情也因此得到成就。所以说：“用来制作器物的，重视卦象。”以行动重视变化，以制作器物重视卦象，只是一件事的始末而已。占断并不在卦辞之外，系在卦爻之下就叫作辞。揲蓍求卦时，看形成的是什么卦、遇到的是什么爻，其中卦辞或吉或凶，在应当使用的地方就叫作占。使用《易》进行卜筮以了解吉凶，就应当考察它的占断。考察“乾，元亨利贞”的卦辞，可以知道它是吉；考察“乾上九，亢龙”的卦辞，可以知道它是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这样。所以说：“用来卜筮的，重视占断。”《蒙引》说：“不能拘泥于‘卜筮’二字。若拘泥于卜筮二字，就必须卜筮之后才得到占断；那么怎么能反过来取占断用于卜筮呢？”我认为，依照我的说法，使用《易》来卜筮，就应当考察它的占断，这样说并没有不顺。如果依照《蒙引》，认为拘泥于卜筮二字，是把占断拿来用于卜筮，就会拘束前三句，想把它们一概看待，恐怕圣人的话不会这样拘泥。何况卜筮明显是实际事情，却把它说成假借字，不仅失去了本来的面貌，而且又增加了多余的曲解。学者仔细思考，自会得到结论。因此，君子将要有所作为、将要有所行动时，向《易》询问而得到言语，它接受所问之命就像回声一样迅速。不论事情在远处还是近处、幽暗处还是深处，都能于是知道将要发生的事。如果不是天下最精微的道理，谁能达到这种程度呢？本文说“向它询问而得到言语”，《本义》解释为发表言语、处理事情，又增添了文字，恐怕不是圣人的本意；而且也没有说揲蓍求卦之后去发表言语的人。依我看，“以言”应当理解为询问《易》所得的言语。朱子的小注说：“言，是向龟发问；接受命令如同回声，是龟接受了命令。”这个说法应当遵从。如果解释为发表言语、处理事情，那么很少有处理事情一定要依靠言语的情况。如果说是发表言语来处理事情，平常的解释又不相应；原文还漏掉了“事”字，所以把“以言”理解为询问《易》所得的言语较为恰当。“远近幽深”，例如事情在千里之外、百年以后，是远；在几案坐席之下、旦夕之间，是近。有些事情处在幽暗隐蔽之中，如汉、唐诸臣谋划诛杀宦官，宋太祖、太宗谋划取代后周，这属于幽。有些事情中潜伏着祸患，如曹操、刘备把割据土地的基础建立在天下英雄之上，以及“使君与操”的一番话；武后在唐太宗时只是才人，李淳风却说这个人已经在陛下宫中，这属于深。《通典》把造化气数的推移说成幽，把人心念虑的发动说成深，似乎不对。因为将来发生的事情是吉凶，是人事方面才有的。如果说造化气数的推移已经很远，人心念虑的发动又是“没有比隐微处更显著、没有比细微处更明显”的事情，那又怎么能叫作深呢？无论远近、幽深，都能由此推知将来的吉凶，从这里可以看出，《易》辞是天下最精微的。大概当初圣人作《系辞》，是先看出卦爻中的义理确实如此，然后设立一个虚拟的形象来说明天下万事，没有什么不能包括的。比如乾卦初九设立“潜龙”的形象，占辞说“勿用”。无论是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依此使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这样，所以说是天下最精微的。如果说得过于拘执，不能包括天下的道理，便是粗浅的事情，道理也就谈不上精微了。朱子《学易篇》说：“道理确定以后才成为实，事情到来以前仍是虚；作用和应验开始出现，才有实体。该有的根本本来无从考察其实体，须待虚中保存实体，作用和应验才可体味其中精微的意义。” 云庄刘氏说：“用筮法占问卦爻辞，但卦爻辞有时与所占之事不相应，吉凶从哪里判定呢？这是因为人在卦辞上用心浅，在卦象上用心深。伏羲教人卜筮，也只是有卦而已，随着所遇之卦，从卦体、卦象、卦变上寻求，没有不相应的。文王、周公所作的卦爻辞所能包括的终究有限，所以有时不能相应。一定要像《左传》《国语》中所记载的那样，考察卦体、卦象、卦变，再推求互体，才足以补足卦辞所未涉及的地方，预先判断吉凶。读《易》的人不可不注意这一点。”

译我按：圣人所谓最精微的话，只是讲明大纲，而且只是根据《易》辞加以赞述罢了。总的说来，在卦辞上用心浅，在卦象上用心深。如果确实如刘氏所说，我在《虚斋易蒙引序》中说过：“《易》可以用象来表现，却不能用言语穷尽；可以用言语说明，却不能穷尽其意义。”正是这个意思，学者不可不知道。反复考察其数而发生变化，交错综合其数，通晓这些变化，于是成就天地的文理；穷尽这些数，于是确定天下的卦象。不是天下最彻底的变化，谁能够做到这样呢？“参伍以变”，是说同一个数目，既按三来数，又按五来数。比如三十枚钱，按三来数，得到十组三，是三十；按五来数，得到六组五，五六也是三十。揲蓍的方法，从四营到三变，只是一次次往下数，并不是一个数又重新重复计算。“参伍以数”的事情，称作“参伍以变”，也只是借用这个字样，表示一先一后、互相考核，以审察数目多少的实际意义。“错综其数”。朱子《语录》说，六与九相对、七与八相对，便是东西相对为“错”；六上生七为阳，九下生八为阴，便是上下为“综”。我认为，如果只有七八，便没有上下可言；说六与九相对、七与八相对，也不是揲蓍时实际存在的情形，只是找出九七来同六八相对。依我看，“错综”二字只是指三变之间分布蓍策，三变以后总收取蓍策。比如一变之后，把挂、扐所得的策放在格子的第二小刻上；二变之后，放在第三小刻上。这就是所谓交错互见，一左一右。三变之后，把放在三个刻位上的策总取起来，计算看是九、六，还是七、八。这就是所谓总收提取，一低一昂。一变之中，就有参伍：左手分挂、左手揲数、左手归奇，是参；右手揲数、右手归奇，是伍。“文”，是阴阳老少的名称。刚完成一变时，所得的策数不是一二就是三四，还不知道它究竟是七、八、九、六，所以阴阳老少的文理还没有形成。等到三次揲数后，两手所得的策数合在一起，这就叫“通其变”。所得的策数不是七八，就是九六：七为少阳，八为少阴，九为老阳，六为老阴；天地的文理到这里才形成。三变以后，才看得出错综：三变所得的策分布开来，成为三错；提取合起来，成为一综。所得策数不是七八就是九六，但还看不出最终成了什么卦、对应什么爻，动静的形象也还没有确定。从三变到十八变，这叫“极其数”。这时所得的卦，如果六画都是七，就是纯乾；六画都是九，就是乾变为坤；六画都是八，就是纯坤；六画都是六，就是坤变为乾。卦爻动静的形象到此就确定了。《蒙引》说：“通其变”，是说变化达到极点，天下的文理已经形成；“极其数”，是说数目达到完备，天下的卦象已经确定。又说：动与变不同，例如九六属于变，七八不变。至于动，有时九六为动，有时五爻是九六，而一爻得七八也可以说是动。只要说动，就不再区分九六和七八。“天下之至变”，是说圆融神妙而不偏倚，变化没有固定方位。正因为如此，所以能成为多、少、奇、偶、老、少、动、静，不能知道它固定趋向，只随着变化所到之处而定。所以说：“不是天下最彻底的变化，谁能做到这样呢？”参伍、错综、通变、极数，都是崇尚变化、崇尚卦象的事情。《易》没有思虑，也没有作为，寂静而不动，一旦受到感应，便通晓天下一切事情的道理。不是天下最神妙的东西，谁能做到这样呢？上文讲崇尚卦辞、变化、卦象、占筮的事情，用“至精”“至变”来赞美它们。这里则推本于“至神”，也就是《本义》所说的四者，是《易》的体所以树立、用所以施行的原因。总的不过是前章“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意思。神是体，变是用。《易》只是蓍和卦。蓍卦本来是没有思虑和谋度的事物，所以说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这是说人在没有揲蓍求卦时；一旦受到感应而通晓天下事情的道理，就是上文“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接受命令立即响应、于是知道未来事物的意思。这里是承接上文再次申说，归结到“至神”。说《易》不在蓍卦之外。蓍虽然有卦象和变化，但在它尚未发动时，也只是四十九根枯茎罢了。卦虽然有卦辞和占断，但在它尚未显现时，也只是六十四卦的线画罢了。思虑产生于心，而《易》没有心，哪里有什么思虑？作为产生于思虑，《易》既然没有思虑，哪里有什么作为？人在还没有询问《易》时，蓍在匣中，卦在册上，就像鸿蒙尚未判分、征兆尚未显现一样；这就是寂然不动。等到人来询问《易》，卦象、变化、卦辞、占断因此显示出吉凶悔吝，并据此作出回应，于是通晓天下事情的道理。像这样，正是《易》至神的妙处，没有固定方所，所以一有感应便能如此通达。假如不是天下最神妙的东西，谁能做到这样呢？” 《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求精微的。上文讲“崇尚卦辞、变化、卦象、占断”已经完毕，这里要说明上文所说的圣人之道，所以说：“《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求精微的。”总的说来，极深研几，只是上文所谓至精至变。卦辞和占断是天下最精微的，能接受命令立即响应，于是知道未来事物；所以卦辞、占断就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的。卦象和变化是天下最彻底的变化，参伍错综而成文、确定卦象；所以卦象和变化就是圣人用来研求精微的。天下万事，随着得失无不有吉凶的报应；但在事情刚开始时，吉凶还没有显现，道理隐藏在尚未成形之中，这就是所谓深。卦辞和占断能在吉凶尚未显现的微妙处接受命令、知道未来，预先穷究其道理来告诉人，这就是穷极深奥。蓍策尚未发动以前，阴阳老少、卦爻动静还不知道如何分别，事情的吉凶悔吝还没有判定，其道理最微妙难见，这就是所谓几。卦象和变化则因蓍而成形、因揲数而得到，把卦爻的阴阳老少、动静，以及事情的吉凶悔吝，全都研究出来显示给人，这就是研求精微。

译正因为深，所以能够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正因为精微，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的，天下人原来迷失在吉凶的道路上，不知道应当趋向还是躲避；现在知道什么是吉、应当趋向什么，什么是凶、应当躲避什么，天下人的心志于是就通达了。《易》是圣人用来研求精微的，天下人原来被趋避的原因所迷惑，不知道应当做什么；现在便据此成就文理、确定卦象，又据此运用变动、制作器物，天下的事务于是就成就了。正因为神妙，所以不必加快却能迅速，不必行走却能到达。这又承接上文的意思，把它归结到神妙。与上文“《易》无思无为”一条意思相近。意思是，精微深奥所在的地方，也就是神妙所在的地方。正因为神妙，所以它用来通达心志、成就事务，都不需加快而自然迅速，不需行走而自然到达，说的是不凭借人的力量；这才是神妙的作为。孔子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理，说的就是这个。” 这承接上文的意思，使用首章的句子作结。既然《易》是圣人用来穷极深奥、研求精微，通达心志、成就事务的，因此说：“《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理，就是这个。” 这一章把上一章尚未说尽的意思补充完了，《蒙引》的解释也很明白。右为第十章。孔子说：“《易》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易》是开启万物、成就事务，包摄天下一切道理的，不过如此而已。因此，圣人借此通达天下人的心志，确定天下的事业，消除天下人的疑惑。” 这承接上一章讲卜筮的事情，也补足前章尚未说尽的意思。“开物成务”，包含知和行的意思：向人显示吉凶的道路，使人知道应当趋向和躲避，因而打开迷惑，这叫开物。既然知道吉凶所在，吉就趋向，凶就躲避，事务因此成就，这叫成务。“冒天下之道”，是说天下的道理都包摄在其中，没有遗漏。凡是天下的事情，小到涉水、所往，大到封建诸侯、出兵作战；精微到无形，粗显到有形，其中吉凶悔吝的道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没有不包括的。人们各自因事情来询问《易》，《易》都能帮助他们开启万物、成就事务，所以说包摄天下之道。《语类》说：“《易》这部书，借卜筮来设置警戒，逐爻开示吉凶，没有遗漏。”好像把天下许多道理都包藏在其中，所以说包摄天下之道。比如《大壮》卦“利贞”一爻，只说“在下位者不应把事情做得过分”。由此推开，凡居于下位的人都不应把事情做得过分，例如子对于父、臣对于君、僚属对于长官，都不可以越过分限、超越职守；即使可以做，也必须做到尽善，才能没有过失，所以有“元吉无咎”的警戒。我按：一定要依照这个说法，才能解释“包摄天下之道”。如果一爻只管一件事，那么爻辞只有三百八十四条，哪里足以穷尽天下事情的变化、包摄天下的道理呢？“圣人借此通达天下人的心志”三句，是承接上文“开物成务”而说的。意思是，《易》用来开启万物，所以圣人借此通达天下人的心志；《易》用来成就事务，所以圣人借此确定天下的事业。圣人用《易》通达心志、确定事业，于是天下人的疑惑就消除了，所以说“消除天下的疑惑”。“是故”二字语气较轻；依我的解释也说得通。不过《系辞传》中这类用法很多，如“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是故蓍之德圆而神”等，都可见这一点。所以，蓍的德性圆融而神妙，卦的德性方正而有知，六爻的意义通过变化来告知人，圣人凭借这些洗涤自己的心，退藏于幽密之处，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神妙可以知晓未来，智慧可以藏蓄过去，谁能做到这样呢？大概就是古代聪明睿智、神武而不依靠杀伐的人吧。这是说圣人不借助卜筮便能知道吉凶，必须先具备这种能力，然后创作《易》来供百姓使用，所以《语类》说这是在说明圣人创作《易》的根本。凡物圆就会流动，流动就神妙；方就会停止固定，停止固定就能表现出知。蓍在进行四营时，起初根本不知道它是一、二、三还是四；到三变时，又不知道它是七、八、九还是六。它圆转而不固定，变化而没有定方，所以说“它的德性圆融而神妙”。卦是揲蓍所得的；刚开始揲蓍时，不知道是什么卦、什么爻，吉凶的道理茫然未知；十八变以后，看所得是什么卦、所值是什么爻，而卦爻所具的道理，或吉或凶，都确定而不可更改。所以说“方而有知”。方，是确定而不转移；知，是心中藏有是非的道理。六爻的意义通过变化来告知人。例如乾卦六爻，有潜、见、惕、跃、飞、亢的不同；渐卦六爻，有干、磐、陆、木、陵、逵的差别。这就是通过变化告知人的地方。“贡”字的意思是告知，就是《尚书》中“冒贡于非几”的“贡”字。圣人具备这三者的德性，没有一点尘累，就像把它们拿来洗涤自己的心一样。《语类》说：“就是用《易》的道理来洗自己的心，里面再没有一点私意和小聪明。” 清明存于自身，志气如神，这是圣人圆融神妙的德性。“来”是吉凶的征兆，已经萌发而将要到来的事情。国家将要兴盛，一定有祥瑞；国家将要灭亡，一定有妖异。因此圣人清明存身，志气如神，祸福将要到来时，善的结果一定先知晓，不善的结果也一定先知晓。所以说“神可以知来”。文理细密、观察明察，足以辨别事物，这是圣人方正而有知的德性。“往”是吉凶虽然还没有出现征兆，但其中的道理已经确定。《尚书》说：“顺从正道就吉，违逆正道就凶，正如回声和影子一样。”圣人文理细密、观察明察，足以辨别什么是吉、什么是凶，所有道理都已经藏在胸中，所以说“知可以藏往”。梅福说：“如今君主的命令受到冒犯，主上的威势受到侵凌，外戚的权力日益隆盛，陛下看不见它的形状，希望察看它的影子。”这就是知道藏蓄过去之德的例子。“吉凶与民同患”，是说吉凶到来时，百姓不知道趋吉避凶，因而把它当作忧患，圣人也和百姓一样。趋吉避凶，圣人与百姓相同；藏往知来，圣人与百姓不同。这大概就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地方吧？“古之聪明睿知”和“神武不杀”是两项，承接上文“神以知来，知以藏往”而言。只有古代聪明睿智的人，不借助卜筮就能知道吉凶；也像神武之人能够使人服从，而不凭借杀伐的威势。因此《本义》说：“得到其中的道理，而不借助外在事物。”

译因此，圣人明白天的道理，察知百姓的事情，于是兴起神妙之物来供百姓使用。圣人凭借这些斋戒，使自己的德性神明化，大概就是这样。上文说圣人不借助卜筮而能自己知道吉凶，已经具备创作《易》的根本；这里接着说圣人制作卜筮，使人知道吉凶，以结束上文的意思。“是以”是承接上文，意思是圣人聪明睿智，具备圆融而神妙、方正而有知的德性，不借助卜筮也能知道吉凶。因此，他对上天的道理向上明察，对百姓的事情向下察知。明白天道怎样与创作《易》有关？天道不过是太极、阴阳变化的道理。从太极生两仪，从两仪生四象，从四象生八卦，从八卦生六十四卦，无不是天道自然的体现。圣人本来已经默然领会于心，而龙马背负河图出于河，其中自一至十的数目具备天地变化生成的道理，又启发圣人的独知。蓍茎生长，每茎一丈，成丛满百，取其一半，又与天地大衍之数相合。神龟出生时，背负九、足踏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十居中的纹理，又与阴阳之数相合。这些都是天道，也是圣人所明察的。察知百姓的事情怎样与创作《易》有关？爱与恶互相攻伐便产生吉凶，远与近相互取舍便产生悔吝，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便产生利害，这都是必然的道理。然而百姓出生以后，愚昧无知，正迷失在吉凶悔吝利害的道路上，不知道应当趋向还是躲避；这就是百姓的情状，也是圣人所察知的。圣人明白天道，就知道可以创作易卦，也知道蓍龟可以用于卜筮；察知百姓的情状，就知道百姓迷失在吉凶的道路上，不可不设法先行启发他们。于是兴起蓍这种神妙之物教百姓筮，兴起龟这种神妙之物教百姓卜，使百姓在使用中得到启发，百姓的行动也因此获得帮助。这就是圣人创作《易》、教人卜筮的事情。圣人既已创作卜筮、教人知道吉凶，自己也斋戒来考察占断，使心神明澈而不可测，如鬼神一样能够知来。这又是圣人使用《易》的方式。卜筮尚未创作时，圣人本来不借助它来知来；卜筮创作以后，圣人也借助它来知来。他并不因为自己能够知道吉凶就不用卜筮；这种不以圣自居，正是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样轻慢自负、自以为贤。因此，关闭门户叫作坤，打开门户叫作乾。一关一开叫作变，往来不穷叫作通。显现叫作象，成形叫作器。制作出来并加以使用叫作法，使百姓因其便利而出入、都使用它叫作神。这一段阐明上文兴起神物来供百姓使用的意思。乾坤、变通，说的是化育万物的功用，也是蓍龟由此产生的根源。显现、成象、成器，说的是万物生成的次序，也是蓍龟由此产生的过程。制定并使用法则、百姓使用而见其神妙，正是兴起神物以先导百姓使用的事情。这是从开始追溯到最终来说明的。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在利贞的时候，气机从外向内收敛，如同门户关闭，所以叫坤；到了元亨的时候，气机从内向外发散，如同门户打开，所以叫乾。关闭之后接着打开，打开之后接着关闭，就叫变。关闭过去而打开到来，打开过去而关闭到来，来而复往，往而复来，没有终止穷尽，就叫通。乾坤变通，是造化的功用，是发育万物的原因。万物由造化产生，在资始、资生之时，征兆刚刚萌发，形状尚未明显，胚胎初露而形体尚未形成，只是隐约仿佛可以看见，所以叫象。到了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时，形状已经明显，各自成为适宜的物体，形体已经形成，各自适合其用途，已有规矩法度可以观察，所以叫器。显现、成形、成器，是万物生成的次序；而蓍龟已经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万物产生于造化，都共同具备阴阳的道理，都可以取来使用；但不如蓍龟独自得到这种道理，尤其完整。因此圣人取蓍制定方法，用来卜筮。取一百根而使用其中一半，以合于大衍之数；用四十九根制定分、揲、挂、扐的方法，积累归奇的策数，成为七八九六之数，以成就天下的文理、确定天下的卦象。这就是制定蓍法并加以使用。太卜掌管三兆之法，叫玉兆、瓦兆、原兆。卜师掌管剖开龟甲所得的四兆，叫方兆、功兆、义兆、弓兆。龟人根据龟的方位、颜色和形体，辨别六种龟的类别。占人明火灼烧龟甲，依四时灼烧龟的四足，根据形体、颜色、墨痕、裂纹，辨别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征兆；察看形体的吉凶、颜色的善恶、墨痕的大小、裂纹的隐显，以知吉凶。这就是制定龟法并加以使用。圣人制定卜筮的方法以后，百姓用它来出行，用它来入处，并从中得到便利。看见它的利益，大家都相互带领着使用，欢欣鼓舞，勤勉不倦，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这就叫作神。神，是玄妙而不可测度的名称。百姓趋吉避凶，出于内心欢喜、意愿认可，却不知道是谁使他们如此，其中有不可测度之处，所以称为神。因此《本义》说：“百姓自然的日常使用”，意思是自然而然，并不是有人强使他们这样。因此，《易》有太极，由此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上文说圣人制定蓍法来筮，这里说圣人画卦。因为蓍是卦的工具，没有蓍，卦就无法施行；但没有卦，蓍也无法成立。所以圣人说到蓍，必然也涉及卦。说制定蓍筮的方法，成为百姓使用时的神妙工具，固然是圣人兴起神物来先导百姓使用；但假如易卦没有创作出来，这个蓍又凭什么成立呢？从圣人创作《易》来说，《易》不过是一阴一阳的变化罢了。从两仪到四象，从四象到八卦，都是阴阳的变化，这就叫《易》。然而阴阳所以能够变化，是因为有一个道理作为主宰，这个道理就是太极。太极发动而生阳，静止而生阴；阴阳的分别，本源于太极的动静。易卦开始时，左边画一阳爻，右边画一阴爻，两仪由此建立，这就是太极生两仪。阴阳生生不息，太极的动静随处分别；在两仪之上，又各自产生一奇一偶的爻画，共成四种，就是太阳、少阴、太阴、少阳，四象于是形成。在四象之上，又各自产生一奇一偶的爻画，共成八种，就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于是形成。八卦形成以后，六十四卦也不过是把八卦重叠起来，蓍策的作用从此开始。

译八卦确定吉凶，吉凶产生伟大的事业。这里的八卦包括六十四卦，因为六十四卦不过是把八卦重叠起来，所以能够确定吉凶。八卦形成以后，阴阳在其中往来交错，时势有消长不同，事情有恰当与不恰当的差异。时势增长、事情恰当，就得到吉；时势衰退、事情不恰当，就得到凶。吉凶于是确定。吉凶确定以后，吉就趋向，凶就躲避，伟大的事业于是产生。《蒙引》说：乾卦纯阳而刚健至极，其道大通而至正，这是时势增长；“至正”二字又包含事情恰当，所以占断为“元亨而利贞”。屯卦以震遇坎，是乾坤刚开始交合却遇到险陷，这是时势衰退。虽然能够行动可以亨通，但身处险境应当守正，不能仓促前进；不仓促前进就没有祸害，若仓促前进，事情不恰当就会有祸害。这可以看出八卦确定吉凶的地方。因此，作为法则和形象的东西，没有比天地更大的；变化通达，没有比四时更大的；悬挂的形象而显明，没有比日月更大的；尊崇高贵，没有比富贵更大的；完备万物、使其发挥作用，制作成器物来给天下带来利益，没有比圣人更大的。探求繁杂，搜索幽隐，钩取深奥，达到远处，以确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没有比蓍龟更大的。这一节赞美蓍龟功用的伟大，举天地、四时、日月、富贵、圣人，不过是为了引出蓍龟。大意是说，易卦创作以后，吉凶虽然由它确定，伟大事业虽然由它产生，但没有蓍龟，易卦的作用从哪里施行呢？所以接着赞美说：“作为法则和形象，没有比天地更大的……”最后说：“探求繁杂、搜索幽隐、钩取深奥、达到远处，没有比蓍龟更大的。” 天地之间形成的形象，都属于法象；而天地尤其广大。日月星辰的升降，昼夜的往来，万物的始终，都属于变化通达；而四时尤其显著。星辰的灿烂、银河的明亮回旋，都属于悬象显明；而日月尤其显著。凡是居于百姓之上的人，从士到公卿，都属于尊崇高贵；而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尤其尊贵。各种百工技艺之人，都能创制事物以取得便利；而完备万物使其发挥作用、制作器物以给天下带来利益，则圣人尤其伟大。另一种说法认为，“制作成器物以给天下带来利益”只是补充上文“完备万物、使其发挥作用”的意思；但一定要像《蒙引》所说，义理才完备。圣人顺着百姓所需要的利益而使他们获利，节制、爱护、养育等事情还很多，不只是“制作器物以给天下带来利益”。“▯▯”是深远的意思，依照上文“远近幽深”的例子，应当分作四项来说，而且都是就做事而言。徐氏把“▯▯”解释为物象，也不对。“▯”是杂乱的意思，如同众说纷纭，没有统一说法：有人说这样吉，有人说那样吉。比如曹操南下，吴国诸将有的想接受投降，有的想攻击他，众说纷纭而不能一致，这时应当用蓍龟来裁决，这就是“探▯”。大舜掌握两端而取其中，正是这个意思，只是他没有使用蓍龟。“▯”是幽暗隐蔽之中，如李训、郑注谋划诛杀宦官，宋太祖、太宗谋划取代周朝，都是这样。“深”是事情中有吉凶的道理，但其端绪隐藏而尚未显现，如李淳风所说“女子昌盛，将把唐朝子孙杀得差不多，这个人已经在陛下宫中”，可以说是深。又如王安石变法，祸患发展到成为宋朝动乱的根基，也是深处。由此类推，就可以看出它的意思。“远”是指事情发生在千里之外、百年以后。确定天下的吉凶，使天下人做事时知道什么是吉、什么是凶；其中的道理都由此确定。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使天下人趋吉避凶，勤勉努力而不懈怠，也由此成就。没有比蓍龟更大的，是说术数之学、谶纬之书，都足以预知未来；若要寻求其中精妙的，就没有比蓍龟更大的了。因此，天生出神妙之物，圣人取法于它；天地发生变化，圣人仿效它；上天显现征象而显示吉凶，圣人取象于它。这里说的是圣人创作《易》的由来，神妙之物就是蓍龟。圣人取法于它，建立卜筮的方法。日月星辰、昼夜寒暑的往来，人物的生死荣枯，都是天地的变化；圣人仿效这些，制作蓍策和卦爻，阴变为阳、阳变为阴。日月星辰运行合乎度数就吉，违反度数就凶；风寒雨旸顺应时令就吉，不合时令就凶。这就是上天显现征象来显示吉凶。圣人取象于此，制作卦爻的吉凶，因为顺理就吉，逆理就凶。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取法于它们。从来都遵循汉儒孔安国、刘向、刘歆等人的说法，认为伏羲取法河图而作《易》，大禹取法洛书而制定《洪范》。本朝大儒王祎认为洛书与河图一同出现在伏羲时代，圣人同时取法图书，因而批评汉儒的说法。他所列六条疑问中的第三条说：先儒说，河图从一到十的数，就是《洪范》的五行；河图五十五的数，就是九畴的子目。河图固然是五行之数，但五行只是九畴中的一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还要另有八个河图，九畴才成为九畴。至于九畴的子目，虽然合于河图五十五的数，但洛书的数只到四十五；如果把洛书看作九畴，那么它的子目就少了十。六条疑问都有道理，而这一条尤其精密切实。现在我依据他的说法，再为此作一番说明。

译从前伏羲承接天命而称王，正当人文兴起之时，龙马背负河图从黄河出现，其中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的数；神龟背负洛书从洛水出现，其中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的数。圣人取法于此：对于河图，空出中央十五，以象征太极；阳数只有一、三、七、九，合计二十；阴数只有二、四、六、八，合计也是二十，这是两仪的象。太阳居一而连九，少阴居二而连八，少阳居三而连七，太阴居四而连六，这是四象的象。对于洛书，空出中央五，以象征太极；一、九、三、七合计二十，居于四正之位；二、八、四、六合计二十，居于四隅之位，这是两仪的象。四正之位，一含九，三含七；四隅之位，二含八，四含六，这是四象的象。对于河图，分开四方相合的数，作为乾、坤、坎、离；补上四隅的空处，作为兑、震、巽、艮。对于洛书，以四方正位作为乾、坤、坎、离，以四隅偏位作为兑、震、巽、艮，这是八卦的象。河图把五个生数与五个成数相合，使它们同处于各自的方位，大概是显示其完整、说明其常道，是数的体；洛书以五个奇数统领四个偶数，使它们各居其位，大概是以阳统领阴而开启变化，是数的用。中央为主，外部为客，所以河图以生数居中、成数居外；正位为君，侧位为臣，所以洛书以奇数居正位、偶数居侧位。洛书的奇偶相对，就是河图的数分散而尚未相合；河图的生数、成数相配，就是洛书的数相合而有所归属。二者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说实质相同，是因为都本于天一至地十之数；说名称不同，是因为河图有十，洛书有九，各自所指不同。我按：圣人取法河图洛书的说法，自孔子以后，经过邵康节、程伊川、朱紫阳、真西山、蔡九峰、胡玉斋等诸儒，几乎众口一词。过了五百多年，到王华川先生，才独自认为这种说法不对。现在把他的说法拿来同诸儒比较讨论，果然没有办法改易。我曾说：义理的微妙，不是一人所能完全知道的；天地的秘密，也不会在一个时代全部泄露，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于是我重新作出解释，把从前的说法因诸儒之说而全部删去，仍将河图、洛书二图列在后面，等待学者详细考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口〕 《经部·易类·易经存疑》卷十。《易》中有四象，用来显示；系上卦爻辞，用来告知；用吉凶加以确定，用来防止疑惑。上文说圣人创作卜筮的方法，已经说尽了；这里说卦象、变化、卦辞、占断，以结束卜筮的事情。《易》中有四象，虽然这里只说象和变，但在象中确定吉凶，也仍然是在系辞之中。《易》中有老阴、老阳、少阴、少阳四象，随着它们的趋向而成就卦爻，所以说“用来显示”。比如六爻都是老阳，就是乾变为坤；都是老阴，就是坤变为乾，其余依此类推。圣人对每一卦、每一爻分别系上卦辞爻辞，阐明卦爻所具的道理来告知人。例如“乾元亨利贞”的卦辞，阐明乾卦大通而至正的道理来告知人；“坤利牝马”的卦辞，阐明坤卦柔顺中正的道理来告知人，所以说“用来告知”。卦爻有吉凶，圣人为吉的系辞，就确定它为吉，例如“亨”“利”“无悔”“无咎”，都属于吉；对于凶的，就警戒它为凶，例如“悔”“吝”“厉”，都属于凶。之所以这样，正因为人们在吉凶的道路上疑惑，不知道趋向和躲避，所以加以判定和警戒，使人对前往的方向不再疑惑。所以说“用来防止疑惑”。右为第十一章。《易》说：“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孔子说：“祐，就是帮助。上天所帮助的，是顺从的人；人所帮助的，是守信的人。履行诚信，思考顺道，又能尊崇贤能。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 “履信思顺”是就上九自身而言，不是说履行九五的诚信、思考九五的顺道；“尚贤”才是说尊崇九五的贤德。因为自己诚信顺道，又能任用贤人，所以得到上天保佑，吉祥而无所不利。孔子说：“书面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这样说来，圣人的心意难道就无法显现了吗？”孔子说：“圣人树立卦象来充分表达心意，设置卦来充分表现真情和虚伪，系上卦爻辞来充分表达言语，通过变化而使之通达来充分实现利益，用鼓动和舞动来充分表现神妙。” 上一章讲的是卜筮之事，这一章讲的是取象、设卦以及变通，完备地说明卜筮的始末。因为《易》若没有卦象就无法建立根本，若没有变通就无法发挥作用，所以这样立论，后文逐节阐发这个意思。第二节说“乾坤成列”，“乾坤”二字指的是卦象，《易》就建立在其中；“易”字指的是变通。形而上的是道，形而下的是器；这既是说卦象随事物变化而裁制、推行而通达，也是说变通。树立卦象以穷尽意旨，设置卦象以穷尽人情与伪饰。正如书信不能把话说尽，语言也不能把意旨完全表达出来。下文《系辞传》说：“向上观察天上的卦象，向下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土地的适宜，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天下万物的道理不外乎阴阳消长两端罢了。所谓幽明的缘故、死生的说法、鬼神的情状，以及雨风雷露的聚散、羽毛鳞甲之物的生死、百谷草木的荣枯，都是阴阳消长的表现。圣人只画一阴一阳两种爻画来象征它们，而天下许多事理都包括在这两画之中，所以说“树立卦象以穷尽意旨”。天下的人顺着本性行动，叫作情；违背本性行动，叫作伪。人的情与伪千变万化，很难穷尽。圣人设置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于是天下人的情伪都有所包容，没有遗漏。比如乾卦九二刚健中正，九五阳刚中正，这属于情；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九处位过高而不能下行，这属于伪。又如蒙卦九二，以可以亨通的道理启发人的蒙昧，又恰好合乎时中的原则，这是情；六三见到有钱的男子便不能自守，这是伪。由此类推，无法全部写尽。

译圣人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穷尽天下的事理，那么卦爻辞能够穷尽天下的言语，也是可以看出的。例如乾卦初九“潜龙勿用”，未出仕的人占得它，就应当隐退守约以等待时机；已经出仕的人占得它，就应当退身避让；平民占得它，不利于有所前往；商人占得它，就适宜深藏货物而不出售。即使天子以尊贵身份占得这一爻，也可能说明时势应当静守，事情应当谨慎秘密办理。仅乾卦初九这一爻的辞，天下各种人都可以使用。这样看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爻辞足以穷尽天下的言语，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说“系上卦爻辞以穷尽言语”。这里的“变”，是刚柔相互推移而产生变化的变，也就是七、八、九、六这几个数。阳数九为老阳，七为少阳；阴数六为老阴，八为少阴。老爻变化，少爻不变。如果六爻中有四爻变化，就以不变的爻为主，这又是把七、八看作变化的依据。圣人制定揲蓍求卦的方法，以七、八、九、六表示变化；所成的是哪一卦，所遇的是哪一爻，吉凶的道理便都有一定的依据。由此把卦爻所具备的道理落实到行动上，吉利的就依此趋近，凶险的就依此避开，事情的变化便可以因之而通达。所以说“变而通之”，能够变通，百姓的行动便可以得到成就，有吉利而没有凶害。凡是能够给百姓带来利益的事情，没有不包括在内的。所以说“以穷尽利益”。所谓鼓舞，就是用变通所产生的利益来鼓舞天下的人。既然通过变通可以获得利益，人们看见利益，便都乐意去做，勤勉不倦，好像有人在鼓舞他们一样。上一章说利用出入，百姓都使用它，称为神，也同样是这个意思。乾坤，大概就是《易》的内在根本吧？乾坤排列成序，而《易》便建立在其中。乾坤毁坏，就无法显现《易》；《易》不能显现，乾坤或许也就接近消亡了。这一节和下一节，是说明上文圣人树立卦象以穷尽意旨、设置卦象以穷尽情伪。我的意思是，这一节专门讲卦象，下一节才讲穷尽意旨和情伪。所谓乾坤，就是卦象；所谓形而上的道，就是卦象所表现的情伪。圣人树立卦象、设置卦象，归根到底不外乎阴阳奇偶两种爻画。所以说，乾坤两画就是《易》的根本。乾坤成列以下的文字，都是阐发这个意思。“缊”是包藏、积聚的东西，也可以说是衣服的内衬。丝绵是衣服的内衬，乾坤两画是《易》的内衬，也如同衣服有内衬一样。“《易》之缊”，也就是《易》的体骨。“《易》之缊”中的“易”字，与“易立乎其中”中的“易”字含义不同。“《易》之缊”的“易”，指《易》这部书；“易立乎其中”的“易”，指《易》的变通。说乾坤两画是《易》的根本，为什么呢？圣人画卦，是从太极到两仪，从两仪到四象，从四象到八卦。乾坤二画，随处相对而立，排列在蓍策之上，它们的位置不能任意更换，这就是“乾坤成列”。虽然这时还没有涉及蓍策、卦爻的变化，但蓍策、卦爻的变化，已经以阴阳两画为根本。假如没有阴阳两画，那么蓍策、卦爻的变化由谁来规定呢？所以说：“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阴阳两画又完全要依靠蓍策、卦爻的变化来运行。假如没有蓍策、卦爻的变化，那么图中的阴阳卦画也只是徒然设置，又有什么用呢？所以说：“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这里讲的是蓍策与卦爻相互为用。“乾坤毁，则无以见易”，说明卦爻中的阴阳两画不可缺少；“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说明蓍策、卦爻的变化也不可缺少。“易不可见”本来是因为乾坤毁坏，似乎已经没有乾坤了，却又说乾坤或许接近消亡，好像没有前后根据。其实这是圣人两次从卦爻、蓍策方面来说明它们彼此不可缺少，不应拘泥于首尾之间的因果关系。拘泥于字面，就难以贯通；能够领会其意而忘掉字句也是可以的。阴阳奇偶两种爻画，是《易》的体；蓍策的变化，是《易》的用。下一节所说“形而上之道、形而下之器”，是阐明《易》的体；说到“施用于天下的事业”，是阐明《易》的用。因此，形而上的叫作道，形而下的叫作器；使事物发生变化并加以裁制，叫作变；推演而实行，叫作通；把这些道理举出并施用于天下百姓，叫作事业。“乾坤成列”，就是卦爻中的阴阳。阴阳两画排列在蓍策之上，显明可见，是有形的东西，所以说是形而下。至于卦爻阴阳所包含的道理，隐藏在卦爻阴阳之中，不能凭形状看见，这就是形而上，因此叫作道。凡卦象所穷尽的意旨、卦中所穷尽的情伪，都是形而上的道。并没有另一个形而下的东西，只是把卦爻阴阳和形而上的道相对而言，所以称为“下”。器，是已经成形而有用的材料；卦爻阴阳都是有用之物，所以称为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是说明上文“变而通之以尽利”的意思，也就是说明为什么说变化并裁制叫作变，推行而通达叫作通。“化”是蓍策的变化。四营成一变，三变成一爻，都是这里所说的化。第一次变化后所得的策数，不是五就是九；第二次变化后所得的策数，不是四就是八；第三次变化后所得的策数，与第二次相同。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变化。凡四属于奇数，凡八属于偶数。奇数以三围成圆，偶数以四围成方；三取其全部，四取其一半。总计三变：如果所得全是奇数，就是三个三，得到九；如果所得全是偶数，就是三个二，得到六；两个偶数加一个奇数，就是二、二、三相加，得到七；两个奇数加一个偶数，就是二、三、二相加，得到八。这就是顺着变化而加以裁制。从三变到十八变，都是变化和裁制。于是所成的是哪一卦、所遇的是哪一爻，都有确定的卦象。由此把卦爻所显示的道理推演并实行于事情之中，吉利的我们可以趋近，这就是通；凶险的我们依此躲避，也是通。所以说“推而行之，谓之通”。把这种在变通中运行的道理施用于天下百姓，使天下百姓都用它来趋吉避凶，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还有什么功业不能建立？所以说“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译因此，圣人能够看见天下的动，就把它模拟为相应的形状，象征事物的适宜，所以叫作象。圣人能够看见天下的运动，观察它的变化和通达，以此实行典礼，并系上卦爻辞来断定吉凶，所以叫作爻。穷尽天下之动的道理，存在于卦中；鼓动天下之动的力量，存在于辞中。象是依据天下的动而建立的，能够穷尽天下之动，所以说天下之动存在于卦中。爻是依据天下的动而建立的，能够鼓舞天下之动，所以说天下之动存在于辞中。爻辞既已建立，自然能够鼓舞天下的人，使他们勤勉地趋吉避凶而不知疲倦，所以说“鼓天下之动”。使事物变化并加以裁制，关键在于变；推演而实行，关键在于通；把道理运用得神妙而明白，关键在于人；默默地成就事业，不用言语却能取得信任，关键在于德行。“化裁”和“推行”是同一件事。上文说“叫作变，叫作通”，这里说“关键在于变，关键在于通”，为什么呢？上文所说的化裁、推行，是圣人制作《易》；这里所说的化裁、推行，是人使用《易》。化而裁之，固然叫作变，但人之所以能够化裁，就在于圣人化裁所形成的变。若不是卦爻本来具有这样的变化，人又从哪里去化裁呢？推而行之，固然叫作通，但人之所以能够推行，就在于圣人推行所形成的通。若不是卦爻本来具有这样的通达，人又从哪里去推行呢？变通固然存在于《易》中，但人能够把变通运用得神妙明白，则在于人自身。卦爻所显示的事理，难道不是清楚明白的吗？然而人若不能善于运用，也就看不见其中的妙处了。《左传》记载陈敬仲逃奔齐国、南蒯将要作乱等事，他们所占问的事情，都有超出卦爻文字本身的所得。虽然其中不免有虚饰，但也一定有某种根据在里面，由此可以看出神妙明白之处。“不用言语却能取得信任”，是对上文“默默地成就事业”的补充。德行，就是得之于心而表现在行动中的品德。事情若具备这样的德行，自然能够默默成就，不用言语也能取得信任。这里说人使用《易》最后归结到德行，可以说是探究根本的论述。后世的术数之学，哪里有这样的议论？以上是第十二章。《易经存疑》卷十。经部，易类，《易经存疑》。钦定《四库全书》。《易经存疑》卷十一。明代林希元撰写。《系辞下传》。八卦排列成序，卦象就在其中了。由此重叠八卦，爻也就在其中了。这里再次讲圣人创作《易》的事情。八卦排列成序，就像上篇所说刚柔相摩；由此重叠八卦，就像上篇所说八卦相荡。八卦成列，是说从两仪到四象，再到八卦。圣人创作《易》，从两仪到四象，从四象到八卦。八卦画成以后，从乾一、兑二直到坤八，这八卦排列在蓍策上，卦的形体便清楚可见，所以说“象在其中”。如乾是三画纯阳之象，坤是三画纯阴之象，震、坎、艮是一阳二阴之象，巽、离、兑是一阴二阳之象。八卦的卦象全不超出这些。“由而重之”，是说把八卦重叠成为六十四卦，也就是上篇所说的“八卦相荡”和第九章所说的“兼三才而两之”。三画卦还不能说有爻，必须具备六画，才能说有爻。爻就是变化；六画具备以后才有变化，所以称为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