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修先生文集卷之十九序

译◆《赵征士集注〈阴符经〉序》我读《阴符经》，其中所说观察天道、掌握天道运行的方法，可以说已经完备了。这是说天道的本体由天而到人。天有五贼，能够看见它们的人就会昌盛，这就是观察天道。五贼存在于人心，在天道中施行，宇宙掌握在手中，万物的变化从自身产生，这就是掌握天道的运行。这是说天道的作用由人而通达于天。天性就是人；人心就是天机。建立天道，用来确定人的准则。这是说圣人兼备本体和作用，以天道建立人的最高准则。天发动杀机，龙蛇便出现在陆地上，这就不是单纯的天性了；人发动杀机，天地便反复翻覆，这就是人心的作用。天与人共同发动，万物变化的根基便确定了，这又是建立天道以确定人的准则。若不以道来确定，天与人便分裂为二；以道来确定，天与人便合而为一。分为二，天机运行超过适度而彼此相违；合为一，天机得到确定而变化得以运行。变化运行，天地各安其位，万物得到养育，君臣父子各自合乎天理而安于自己的位置。人的天性有巧拙，可以把九窍的邪气伏藏起来；关键在于三要，三要可以使之动，也可以使之静。这是希望合于天、希望成为圣人的功夫；所谓掌握天道、看见天贼、建立天道、使天人合一，其根本都出于这里。因为九窍的邪气尚未除去，就不能安静而会常常妄动；如果把三要看作祸害而完全斩断它，又会专一停留在静而不能活动。只有知道九窍的邪气存在于三要之中，克制这种邪气而恢复人的本初状态，才可以做到动静自如。所谓动静，就是朱子所说的“动从来没有离开静，而静也不是不动”。天人共同发动、万物变化的根基确定，正是动而从未离开静；而杀机则是动得过分。火从木中产生，灾祸一旦发作必定克制木；奸邪从国家中产生，时机一到便会溃败。认识并修炼这些道理，叫作圣人。火焚木、奸邪溃败，从大的方面说，就是龙蛇出陆、天地反复；从小的方面说，就是九窍的邪气。认识并修炼这些道理，从大的方面说，就是建立天道以确定人的准则；从小的方面说，就是使动静有所收摄。这些话彼此发明补足，几乎没有可以再容纳别说的地方。至于解说《阴符经》的人，中山赵征士才卿汇集近百家的注解，几万字之多，他的志向勤勉，学问也广博。陵川郝侍读已经为此作了序，又因为他的岳父郭公请我说几句话。我认为，经文的出处和意义，前人已经说尽；至于广泛引申、推阐称述，郝序也没有遗漏。至于兵家和养生家的说法，我还没有时间熟读并全部了解。只是我特别怀疑蔡氏在中篇所引用的“百姓可以使他们照着做，却不可以使他们知道”的说法，似乎不是正统学问的言语，反而有害于道，难道是蔡氏早年的说法吗？赵君一定能够考证这一点，所以写下来向他请教。至元八年四月望日，容城刘某书。◆《内经类编序》近世有一位易州张氏医生，他对于医书没有不考察的；但从汉代以后，他只认为张机、王叔和、孙思邈、钱乙得到了医术的传承。他用药以七方、十剂为根本，灵活运用。他的治法是：除非病人突然暴亡，否则一定先以调养胃气为根本，而不急于攻治疾病。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接近古法；东垣李明之则是得到张氏学术的人，他的论著和治病经验，大略可以在《遗山集》中看到。镇人罗谦甫曾跟随他学习。有一天经过我这里，说先师曾教导他：“古代虽然有药方，但药方也是有来源的。脚气病本来相同，却有南北地域的差异。南方多有湿气，脚气病的病因就是医经所说的水湿清冷、湿邪从下部侵入。孙氏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的方剂用于南方人多能奏效。至于北方土地高寒，那里的人也患脚气，是因为他们嗜好酪乳，并且把饮酒多、饮酒快当作能耐。这就是医经所说的饮食积聚于中焦、脚背肿胀于下部，以及谷物摄入多而气化少、湿邪停留在下部。我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的方剂用在这里，就像孙氏的方剂用在南方一样。你替我把医经中的病证分门别类，那么大概就能知道方剂的来源了。”我接受命令后，前后三次起草稿本，先师却三次都毁掉了。经过三年研磨、考订和确定，后来完成，命名为《内经类编》。冒昧希望您为它作序。《内经》有十六卷，其中《素问》以外的九卷，既然没有见到经文，暂且不论；姑且只说《素问》，程、邵两位先生都认为它是战国时代的书。然而从《甲乙经》以来，它已经不是战国时期的旧本了；从朱墨以来，又不是《甲乙经》的旧本了；而如今流传的本子，又不是战国时期的旧本了。如果不对所谓完整的全书观察其文字、考察其义理，就没有人能够辨识它真正的是非并融会贯通。如今先生编写这部书，恐怕只是想让学习者先熟悉这里的内容，然后再与那里会通。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还不如告诫学习者不要从事研究古方；而学习者如果不能这样做，那么还不如像研究古方的人那样，至少还能得到较好的结果。罗谦甫也认为如此。我听说李明之去世至今已有三十年，罗谦甫仍然为他立祠奉祀，像他在世时一样侍奉他。在浇薄的世俗之中能够做到这样，这件事值得为之作序。某年某月某日，刘某作序。◆《篆隶偏旁正讹序》小学废弃已经很久了。后世把书法之学作为小学，难道是因为书法古代小学六艺之一吗？古代的小学果真只是专门学习技艺而已吗？而古代的技艺果真只限于书法而已吗？如今所谓的书法之学，又果真就是古人所谓的小学吗？古人学习书法，点画的始末、方圆曲直，全都出于法则和形象的自然规律，中间不能容纳一丝一毫人为造作。幼年求学的人，大概是想就此知道事物义理类别所在，只是根据字形来探求字音罢了。这些都是天理人事所应当做的事，并没有一丝一毫羡慕外物、求取世俗声名的私心。至于后世，即使虞世南不知道王羲之的姓氏，颜真卿不知道颜之推的名字，也只顾把字写得颠倒、侧媚，以求妍美而已，何况普通学者呢？唉，世道变坏了，即使微小如一门技艺，也没有不如此的，真是令人叹息不尽！我如今教授书法已经二十多年，每每想让初学者转移临摹法书的功夫，去探求偏旁为什么相互构成、篆书和隶书为什么相互承接，把六书分门别类，依次学习。只是总有力量和时间不够的时候。如今田景延编纂汇集此书，凡是隶书字形虽然相近，而篆书实际不同的，如“奉”“泰”“奏”“秦”“春”等字，便归为一类。这不只是使写篆书的人不因隶书而写错，也使写隶书的人知道以篆书为根本，实在是一部有用的书。书名叫《篆隶偏傍正讹》，田景延请我为它作序。我因此感伤古道不能恢复，叹息自己的志愿没有实现，又欣喜景延勤勉笃实。所以为它作了这篇序。至元丙子八月既望日序。

译◆《庄周梦蝶图序》庄周寓言说自己梦见变成蝴蝶，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解释的人认为这是齐同万物；也有人猜想，蝴蝶和庄周都是幻相。既然是幻相，便没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去。没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去，正是齐同万物的原因。说这是齐同，说是无所适而不可，本来都可以。然而庄周哪里足以知道这些呢？庄周所学的是纵横变化之术，大概是当时不得志，想在乱世中求得全身；但他的才华高、意气广，有些不能自已，因此看见天地竟然如此广大，古今竟然如此遥远，圣贤的功业竟然如此广博盛大。而自己却以微小的身躯，置身于纷纷扰扰的万物之间，时日并不长久；又被外在的是非可否所约束，被内在的得失寿夭所困扰，却不知道以义理和天命来安顿自己，想借此向家人和世俗炫耀，求得朝夕苟安的办法，却又不能实现。于是姑且把一切混同为空洞，把万事万物都纳入幻境，或许可以借此在其中任意狂放，以妄想让自己超然于天地万物之外。这样看来，即使所谓幻境，也未必真的看见它是幻境。连幻境都不知道，又哪里知道我所谓的齐同万物？又哪里知道我所谓无所适而不可？我所说的齐同、我所说的无所适而不可，都是以道作为主宰的。所以处在显达地位而不增加什么，处在困穷境地而不减少什么，随着时势变化，遇到事物便赋予相应形态，哪里去而不能齐同，哪里去而不可呢？这就是我所说的齐同与可行，必须循序渐进、穷究义理之后才能谈论。庄周却不是这样，他一下子就把万事万物纳入幻境，说在幽深昏暗、恍惚不明之中自有一个所谓的道存在。唉！那些粗疏轻率、厌烦思考的人，谁不喜欢这种容易的说法而去实行？那些在当时不得志、又得罪名教的人，谁不认为这种说法对自己有利而趋附它？正始、熙宁年间的那些人，本来不值得说；但世人所谓的大儒，偶然遭遇困顿挫折，姑且借这种说法来自我排遣的，也时常有之。总而言之，都是不知道义理和天命罢了。虽然如此，庄周已经死了，他留下的学说也不过是他梦中那只栩栩如生的蝴蝶。我跟着去辨析它，似乎本来不必与庄周相干。然而从庄周的角度看，还不如用夭均之说来止息分别，所以我就对着这幅图戏言道：“画出你的，是绘画；辨析你的，是文字。文字和绘画都没有知觉。画你的人的心，以及我辨析你的心，在没有发作之前本来就不存在，发作之后也仍然没有实在存在。用它们无所知、无所有的状态来观察，哪里有彼此、是非？既然没有彼此，哪里还有是非？”如果庄周有知，必定会说：“我哪里知道呢！” 使读者先在面前变色发怒，后来又发笑，这正是用来齐同它的办法。画庄周的是皋落，为这幅图作序的是内翰杨某，续作序并题咏的是京师的才俊士大夫。◆《送郝季常知颍州序》名门子弟，处在天下最容易的境地，同时也处在天下最不容易的境地。如果能够努力自立，稍稍不同于众人，便都可以凭借门第关系和条件建立功业。如果做不到，在别人那里未必马上受到贬斥罢了，在清议人士那里却会不被容纳。季常在他的兄长出使宋朝的第二年，请求通过行人出使宋朝问罪，派出后宋人却不接纳。十年后又请求出使，交给大臣会议，认为不可。第二年又请求，迫不得已再次派出，到了建康又返回，几乎死去的情形总共有十多次。他的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可以共事、有所作为的人。我过去曾跟随他接受过一次诗书教育，又知道他是有志向的人。如今他将要在颍州任知州，带着米和钱经过我这里，来告别，并请我给他一些告诫。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诫你的，你出发吧。我本来已经说过了，只是劝你努力做好处在天下最容易地位上的事情，谨慎对待处在天下最不容易地位上的事情罢了。我没有什么可以告诫你的。容城刘某作序。◆《送翟判官序》我从前听说翟氏的先人在人群中有隐而不显的德行，事情的来龙去脉十分详细，我记在心里已经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验证。渡江作战时，良佐参加了其中。从江淮到闽越，经历炎热和瘴疠，于是患病不起。当时气运正处于困厄之中，南北的人因疾病死亡，接连不断，奄奄一息，谁能承受得住呢？人们本来已经不指望他活着，也不再替自己考虑活命的办法了。等他回来时，乡里虽然惊异他竟然到达，但他的容貌已经不像从前，生气仿佛被夺走，明眼人仍然为他忧虑。两年后，我住在山中，忽然有人报告说：“新任江州路判官来访。”我出门迎接，竟然隐约看见了从前的良佐。凡是有些事情，是人的智谋所不能推测的，其中一定有天意存在。从前我听说的事情，到这时才得到验证。良佐喜爱善行，喜欢读书，如今将要主持政务了。他若能思考天与人的关系，即使处在反复变乱的极端时代，看到人力压倒天理、文饰灭失本质，导致气运失去平衡，也会知道所谓一定不变的道理从来没有丝毫差错，不会辜负我；那么他的政绩必定会不同于常人。你出发吧，我将要观察你了。登临庐山，泛舟九江，在濂溪、白鹿之间徘徊，以表达对高山景行的仰慕之意。而良佐看见一叶轻舟凌驾水波，船上若隐若现有人垂钓，长声啸歌，敲击船桨而歌唱，像太康那样的渔父，这个人一定就是我。

译◆《送张仲贤宣慰淮东序》东南地区山水奇异秀美，却受南北疆界限制，不能周游遍览，使人常常郁郁不乐，好像有所失去。自宋朝灭亡后分裂一百五十年，如今一日重新统一，东南所有名胜古迹都可以一眼望尽、行程万里，任凭自己游览，这本来就不是那些只在当世琐屑事务中观赏景物、自我娱乐的人所能乐于得到的。天下正太平无事，政事有纲纪，士人以才干自负，却常常因为不能显示自己异于常人，不能充分施展所有才华而叹息。如今沿江南北，都是我们新近取得的地方，百姓不习惯安定而多有变乱，有弊端可以革除，有祸害可以清除；这也是那些有志于当世、以有所作为为事业的人所乐于得到的机会。尧山张仲贤出自金源名族，年轻时曾任刀笔小吏，在武安为乐舜咨的属官；后来学习，才终于能够世代承继儒业，写诗作文有深远的意趣，也很喜欢读佛经。他对世俗滋味虽然十分淡薄，但他能够有所作为，以及他所希望有所作为的志向，都确实坚定地存在。自监察掾属出任山东、真定诸幕府僚佐，入朝做京官，又出任宣德府同知，虽然每一处都有能干的声誉，但与他内心所存的志向相比，百不及一二。如今任宣慰淮东，这正是适合他的职位，他将要出发，便到山中来访问我。我听说他有这次出行，东吴西楚仿佛已经呈现在我的一叶扁舟之上。因此我和仲贤的志趣虽然不同，但得到的快乐却相同。于是举起酒杯斟满，各自尽情倾诉平生。后来我又与他约定说：“如今您和我固然快乐，却还没有真正得到那种快乐。也许在秋风春水之时，我将向南方而行，您和贤能的州牧在淮海之间到郊外迎接我。我便访问淮东的父老和您的僚佐，了解您的施政安排；到那时我把酒杯斟满为您祝寿，而您则指点江山胜景来回报我。到了那时，我们两人的快乐又将不止于此了。”仲贤说：“是这样。既然已经有了约定，就不能不把这些话记下来，所以写下它送您出行。”容城刘某作序。◆《静华君张氏墨竹诗序》古代男女各有自己的学业，所学习的内容也各有先后次第，但无不把德行作为根本。比如男子所说的六艺、女子所说的妇工，虽然都是各自应当掌握的本领，但真正使用它们时也都排在末位。然而所谓艺与工，是内外职分、男女功业，各有固定的分际。不仅不敢互相逾越，有些方面即使知道了也没有时间涉及。因此，《诗》《书》和六艺的学问，妇女不能参与；《诗》《书》和六艺尚且不能参与，何况后世所谓书札、绘画，即使男子也无暇专门从事，妇人又哪里能够参与呢？假使天资美好，有些技艺不待学习就能做到，也只应当自我寄托罢了；至于借此求取知名并流传久远，那显然属于外在的事务，又何必在这上面琐屑用心呢？静华君张氏，是蔡武康的女儿，嫁给乔氏为妻。金源名士王翛然、元裕之都是她母族的亲戚，所以她家承继的学问和遗泽，形成了浓厚的风范。静华君贞静端洁，她的气质与竹子又有相同之处，所以一向擅长画墨竹。元、郝诸位先生见到她的画，便作诗作赋来比拟她的德性。静华君全都不知道这些事，而乔氏将诗文汇集成一卷，请我作序，并将一并刻在石上。从前欧阳永叔撰写《五代史》，把王凝的妻子列叙在杂传之中；朱文公删定《楚辞》，把《胡笳》收录在《反骚》之后，大概都是对后世士人寄托了不小的期望。我因此吟咏黄鲁直歌咏姨母李夫人墨竹时所说的“人间俗气一点无，健妇果胜大丈夫”两句，感慨万分地为她写下这篇序。读者也应当知道，我为静华君作序，意旨不在这里，而在于那里；我并且叙述男女学习的区别、古今世道的变化，希望后来的人还能够知道应当趋向的方向。至元辛巳二月既望，容城刘某作序。◆《赐杖诗序》至元二十九年春天，皇上赐给侍卫都指挥使王公庆端一根西土进贡的雕玉杖。王公捧杖拜谢之后，天下听说此事，作诗赞美它的有五十多首。王公把诗分成三卷，命我作序。我说：古人从接受百亩田地、吃饱饭击腹而歌，直到获得列土分封、享有万钟千驷，凡是上位者赐予下位者的东西，都应当随着对方的身份地位而没有不足，这本来就是职责，并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才赐予。下位者从耕田缴纳租税，到驾驭兵器、治理百姓事务，凡是下位者为上位者辛劳的，也应当随着自己的身份地位而没有不尽心的，这同样是职责，并不是为了某种目的才辛劳。上位者如果说：这种赏赐可以用来鼓舞他，也可以用来驾驭他，于是因此赐予；下位者也说：可以怀念私人的恩惠，可以获得丰厚的赏赐，于是因此效劳，那么这不只是有违君臣之义，在彼此相互责望之间，只要有一处达不到要求，双方的职责就会随之亏损。后世君臣关系不能始终如一，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既然如此，臣下对于君主的赏赐，应当怎样对待呢？答案是：恭敬它罢了，荣耀它罢了，就像古人整理坐席后先尝食物、穿着所得服饰拜谢一样。我从前听说王公曾经得到赐锦衣貂裘的恩典，只有在巡卫时接受赐宴才穿用，宴后便收好珍藏，十分谨慎，大概是懂得这种礼节。如今对于这根玉杖，他怎样恭敬并珍视它，也一定自有合宜的处置方式。这些，诗人已经略略说到了。至于圣上以如天的仁德把赤诚之心推及天下，必定不会因为一根杖的缘故，便立即谋求臣下报答。而王公平日以忠诚勤勉著称，都是出于本性所固有、履行职责所应当做的事，绝不会因为一根杖，才更加勉励自己为国家效力。这一点虽然是诗人们共同知道的，但他们的言语还没有说到。我谨以此作为序文，补足其中的缺漏。第二年二月望日，刘某谨序。

译◆《都山老人九十诗序》庆都山中有一位老人，姓刘。年轻时正值兵乱，却从未有一天离开乡里，而兵乱也没有侵犯那里。今年他九十岁，仍然没有疾病，子孙满堂，田园依旧，老人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老了。燕赵诸位先生作诗为老人祝寿的很多，他的儿子刘式把诗汇集成一卷，准备时时吟诵，用来助兴于举杯祝寿的欢乐；又请我记述此事并作序。我读了这些诗，私下颇有感触：从金源贞祐年间直到壬辰年，黄河南北兵祸连续不断，生机几乎断绝。先儒所说天下萧然、洪水造成的灾祸，大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天地气运败坏混乱到这种地步，而人物能生存在这种气运之中，这就叫作命。有什么办法能够逃脱呢？这位老人居处南北交通的要冲，却仿佛与世道变化毫不相干，难道是他的禀赋不同，即使天地的运行也不能夺走他的生命吗？还是因为他的德性存养深厚、积累长久，所以能够胜过这些灾变呢？也许只是偶然，这本来就无法知道。然而这就是这位老人能够自我祝寿的原因。子女用来为父母祝寿的办法，本来就不止一种，例如使父母心情愉悦，起居安适，按照时节调节寒暖，节制饮食，等等。如今老人九十岁仍然健康强健，再向上达到上寿，不过是一步之遥了。刘式，你应当努力吧！难道你请我作序，只是为了九十岁诗集而已吗？某年某月某日，容城刘某作序。◆《寿史翁百岁诗序》老人九十六岁，百岁不过是数目将满。老人是保定祁县人，有一个儿子，如今任郡中从事。从事先前担任宰府属官时，请求出任乡郡官职，正是因为父亲的缘故。郡尹以下的官员听说从事的父亲年近百岁，便簇拥车马，带着酒肉到老人家祝寿，这是敬老。亲友宾客也来辅助祝寿。人的寿命达到一百岁，举世也没有多少。唐人称九十岁为人瑞，何况百岁呢？《汉官仪》说，三老五更要选取男女身体健全的人，大概是因为男女都健全可贵。宋代旧例，百姓活到百岁，男子授官，妇人受封；做官者的父母年满九十，待遇如同百岁百姓。大概是因为有子而且子能做官，尤其可贵。如今老人既已百岁，又有儿子做官，儿子做官后又出任乡郡官，他被人歌咏赞颂，实在是应该的！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庵作序。◆《廉公惠更名序》故相廉公的嗣子公惠，旧名为孚，因为他的名字在字形上与兄弟的名字取类不合，大概曾经向父亲请求更改，却还没有来得及改。如今虽然已经成为孤儿，但心里总像有缺憾一样，于是和我商量，改名为“怡”，并把这件事告知家庙。这也算是礼制的一种变通；而取这个名字的意义，则是取兄弟和睦亲爱的意思。大概廉公临终时，因为诸子恪、恂等人都还年幼，而公惠独自年长，便恳切地看着诸子，把他们托付给公惠。如今公惠内心所想的是，既然原来的名字在字形上与兄弟不合，就一定要寻求与他们相合才罢休；而新名字的意义又专门着眼于兄弟之义。这样每天警醒自省，也就不会忘记父亲的训诫了。大概可以做到这样吧？至元戊子十月既望，容城刘某作序。◆《古里氏名字序》吴景初请我为他的儿子制定名字，并自述说：他是女真人，他的儿子石伦曾任金朝大将，为金朝战死；本姓古里氏。因为女真的各个姓氏，如今都各自选取相近的汉姓来改从中原姓氏，所以古里氏按照惯例称作吴姓，已经有好几代了。我听了这件事，认为非常不可取。姓氏是先世承受下来、传给子孙的，它的血脉传承截然分明，不敢有丝毫混乱。如今并不是有所禁令，却自行断绝本根，依附于别的族裔，反而因循苟且，顺从流俗而不加顾惜。至于儿子的名字，取什么都可以，为什么反而来问我呢？如今先为他正定本姓，然后再给他的儿子命名，承字延伯，大概是表示不忘上天所赋予的根本，并且有所留传。这样一来，古里氏将要成为显著的姓氏了。后世子孙即使想改掉它，难道还做得到吗？唉，承，你可要努力听从这番话啊！至元庚寅重九日，牧溪翁作序。◆《徐生哀挽序》至元十二年秋九月，徐景岩去世。他病重时，哭着对我说：“我的修养还没有完成，学业还没有成就，活了二十六年就死了，也只是白白活了一生。我希望您为我在碑石上说几句话，或许可以使我不朽，也稍稍安慰我。”幸而他最终没有辜负我们平日的情谊，也没有留下死者的遗憾。他临终对父亲徐佑以及故友徐子怿说的话，也是如此。唉！凭徐生的聪明敏锐，未成年就能写文章，长大后讲学从未停息，难道他不知道做学问本来就不是为了求得不朽吗？而能够使人不朽的，又不在于某个人的一句话。既然人的一句话果真可以托付以求不朽，又何必拘泥于一块小小的石碑呢？如今他哀切恳求到这种地步，难道是因为他的气势正英发锐进、奋然而前时，上天却突然折损夺去了他的生命吗？其中难道有不能自行停止的原因吗？由此观察他的志向，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岁，或许他能够达到真正不朽的境界，也未可知。原想刻铭文表彰墓道，只是或许不太合宜，于是叙述徐生才华志向如此，率领同道作辞哀悼他，也差不多可以尽到与朋友善始善终的情义了。次年正月十六日，容城刘某作序。《田景延写生画像诗序》清苑田景延擅长写生画像，不仅极其形似，而且也获得了东坡所谓的“意思”、朱文公所谓的如同天成的“风神气韵”。绘画要达到形似，可以凭力量求得；但意思和天然神韵，必须先达到形似的极致，然后才能在心中领会。并不是在形似之外另有一种所谓意思和天然神韵，这也是由下学而上达的道理。我曾题在一幅画卷上说：“云烟映照天空，天机在若有若无之间隐现，谁能从毫末之间显出清丽的风姿？”画家也有空谈的弊病，走到哪里都把《南华经》说得空空如也。这也可以作为不能达到田景延境界者的警戒。至元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容城刘某书。《中祀释奠仪序》正殿寝堂的制度，不是古制；设置神像的仪式，也不是古制。唯独释奠之礼还遵从古制。因此不免有内在情意与外在礼文相互抵牾的地方：比如神位不设在地上，而簠簋却陈列在前；神位不面向东方，而行礼时有时却面向西方。这些都是前代儒者想加以修订阐明而未能顾及的事。虽然如此，从今天来看，所谓情意与礼文相互抵牾之处，求学者也已经不能全部看见了；何况前代儒者想修订阐明而没有顾及的地方呢？安肃刘仲祥汇集各家释奠仪式，编成这部书，用于今天的学者，并非没有益处。然而，前面所说的情意与礼文相互抵牾之处，以及前代儒者想修订阐明而未暇处理的地方，学者也不可不知道。至元戊子八月十五日，刘某作序。

译《李公勉复初名序》上天赋予人的称号，只是“人”而已。凡是与“人”相配而称颂其美德的，如贤人、善人之类，虽然品级高下不同，但究其所指，各有一定范围，都不足以完全体现“人”的广大。比如“天”，有人称为“上天”，是说它崇高；有人称为“神天”，是说它变化神妙，但都不能兼有这些意义。如果只说“天”而已，那么天的整体就完全显现出来了。人的情况也是这样。现在有人称他说：“您是贤人”“您是善人”，他一定会欣然喜悦；若只称他为“人”，他反而会恼怒不悦。这是因为不知道上天赋予人的“人”这一称号是多么广大。假如知道这一点，就会终身急切地希望自己稍微达到“人”的称号，却又唯恐不能达到；而先前使自己欣然喜悦的那些称誉，也会认为浅陋而不屑一顾。无极李公勉，幼名叫“授”，是父母亲所命的。到成年取字时，父亲已经去世了，他嫌“授”是幼名，便改名为“策”。如今公勉知道自己应当勉励的地方正在于上天所赋予的“人”这一称号，于是终身仍称幼名，这是古人的道理。父亲已经去世，又不忍心再改自己的名，于是慨然借祭祀之时告诉父亲，恢复原名。唉，公勉大概是有志向的人吧！他大概是不肯苟且吧？我知道他一定会思考自己的名字，并以此勉励自己。因他的请求，把这个道理告诉他。某年某月某日，泛翁作序。《静修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说 《唯诺说》为什么“唯”恭敬地用于应答“诺”呢？回答说：因为二者各有适用之处。呼唤人时，声音一定向内收，所以用“唯”来趋前应答，好像取来东西奉上；下达命令时，声音一定向外发，所以用“诺”来承受命令，好像把东西交给人而由他接受。若失去各自适用的地方，文章义理就会随之混乱。难道不只是这样吗？万物没有没有对应关系的，也没有没有阴阳分别的，声音也是如此。声音意象的清浊、开合，也无不相互配合。姑且以进退、存亡、吉凶、消长来体察它，就可以看见了。这是天机的发动，也是礼乐由此产生的原因。即使天地也不知道它为什么如此，何况只是人呢？万物的声音也是这样，难道只是声音这样吗？凡是形状、颜色、气息、味道也都如此。何况古今时代的变化、事物之间的伦理关系，圣人何曾在其中任意增减呢？虽然如此，能够精妙地把握这个道理并主持这些事情的，只是人的心罢了。一定要竭尽其心，然后声音才合乎律，身体行为才合乎尺度。假如不是这样，差不多就会变成无论做什么都自以为合乎道的“道”了。这样的作用，正是把人的本性当作本性的表现。《唯诺后说》天的声音清而向上，地的声音浊而向下。形体受到感应，声音便由此发出，道理也就在这里。表示来的声音一定有来的意义，表示去的声音一定有去的意义。事情受到感应而发出声音，道理也在这里。最初天地并没有心意，却有来和去的分别。至于一草一木，它的声音也一定象征着它的形态：说“树”，有树木直立的形象；说“枝”，有枝条分散各异的形象。至于鹅、鸭、鸡、雀、鸦这一类名称，则又是根据它们的叫声来命名的。“鶂鶂”用来谐合鹅声，“喈喈”用来谐合鸡声。语言产生在有声音之后，而它的道理在有声音之前就已经具备了。有声音以后，古今和地域的语言日益不同。人们只看见它们的不同，却不知道它们的相同。知道它们相同，就知道我所说的“唯诺”并不只是说明“唯诺”。让人坐却站起来，让人站却跪下，是形体上的龃龉；应当说“唯”时说“诺”，应当说“诺”时说“唯”，是声音上的龃龉。圣人制定礼制，并不是真的凭空制定了什么，只是认识到了这些道理罢了。《张潜名说》张氏的儿子跟随我学习，长大后改掉了幼名。我给他取名为“潜”，说：“潜啊，我告诉你。一个人的家族，原本没有振兴，却有人使它振兴，必定是卓越非凡的人。人如果不能自我振兴，却思考用什么办法振兴自己，不是挺拔特立、勤勉自持的人做不到。你的家族低微而没有显达，你的资质柔和而谨厚，我又使你潜藏，又希望你潜藏，似乎很困惑。虽然如此，你难道没有看见天地那种凛然的气象吗？这就是潜藏的象征。刚健是开始，君子自强也是从这里开始。跃起、飞翔，都是从潜藏而来的。用儒学更新家族，用道义立身。你的潜藏若不是这样，就会浑浑沦沦，混同于常人，终其一生。只要你自己能够做到，我还教你什么呢？”我又有一层意思，准备始终教导你：已经伟大了而后来收敛为小，叫作潜；已经明达了而后来归于晦藏，也叫作潜。不曾伟大而只归于小，不曾明达而只归于晦，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也可以说，我所谓的潜藏只是自欺。潜啊，不要辜负你的名字。《憃斋说》近世士大夫多把顽钝、鲁拙作为鲁人不足之处的称呼，用来给自己命号。他们未必真有这些缺点，也不是故意用它们谦逊托辞，而是一定有所取法。然而他们所取的意义有两种：有的人认为轻浮机巧、外表洁厉而离道太远，想要自我矫正以接近质朴真实，于是不得已取这个名称，意思仿佛是说：与其失误在那一方面，宁可失误在这一方面。这样用心，在义理上没有什么过失。有的人信奉老庄学说，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天下古今一定要如此，才能无所营求而接近道，保守节制而保全自身。这是经过选择主动采取，并非不得已；他们的意思是要借此使自己获利罢了。假如前一种说法能够实行，也不过是人人崇尚质朴，对世道并非没有益处。若不幸后一种说法盛行，天下人都将苟且简略、逃避事务，这样造成的祸害难道会有尽头吗？唉！同一件事之间，心术的细微差别，义与利的分界竟有如此不同，不能不加以察辨。安肃刘仲祥，聪明敏锐、博学多闻，专门研究礼学，把他的书斋命名为“憃”，大概是想借此自我矫正，而不是用来自利。所以我已经为他题写了匾额，又把这篇说列在匾额左边。刘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