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修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题跋

译◆《书康节诗后》万物本来是齐同的，一加以齐同，反而不齐了。就像东西一样，东方自是东方，西方自是西方，本来并不相同。然而东方人的西方，就是西方人的东方。称为东可以，称为西也可以，这样看来，它们未始不相齐。但东西的形态一旦确立，指着西方称它为东方，那么作为东方的一方必定会起身争辩，不相齐的情形就出现了。不去强行使它们齐同，万物反而会自行齐平。东就是西，我站在中间来规定什么是东、什么是西。这样便可以说是无所执着。一旦有所执着，就会不再是东而成为西了。可以说是无所执着吗？那个空本来就无所执着。偏倚于空，难道不也是一种执着吗？这正是程子深深取法于邵子言论的地方。然而那个提出这种学说的人说：“这不足以破除我的学说。”我说：“所谓齐同，本来就不曾使万物真正齐同。”我又说：“所谓空，本来就不曾执着于空。”唉，这些说法迂曲荒谬，反复辗转，越是逃避，越是没有实质。◆《跋怀素藏真律公二帖墨本后》颜鲁公从他的九世祖颜腾到本人，以书法闻名天下的共有十人，颜頵、颜頍不在其中。他的书法渊源已经如此深厚，他的父亲又曾向殷仲容学习书法，而颜公本人又从张长史那里领会书法的要旨。如今看到怀素这两帖中所说的话，才知道颜公向师友讲习书法又是这样勤勉。唉！书法只是一种技艺，却一定要把它精通到这种程度，何况那些更大的事业呢？帖后有文潞公、吕汲公、赵懿简、刘忠肃诸公在元祐四年所写的跋语。这一年，潞公以元老身份担任平章军国事，正在辞职；汲公担任宰相，懿简公担任枢密，忠肃公担任御史。啊，这也真是盛况啊！后来游师雄在长安刻印此帖，是元祐八年九月。宣仁后正是在这一月去世，而第二年已经不再是元祐年号了。宋朝的治乱也由此分界，这又引发了我的感慨。这虽然只是一件法帖，却有两点可以作为鉴戒，所以一并写在后面，留待观览者参考。至元丁丑七月己亥，容城刘某书。◆《书王维集后》王维和郑虔都因为擅长诗歌和绘画而闻名于当世，后来又都在叛贼手下任事；叛乱平定后，也都因为绘画而勉强免于一死。郑相如曾说郑虔应当受到伪官的污名，但又说只要愿意守节就可以免罪。仁义礼智这些原则，天道固然有命运的说法，但其中关于君臣关系的义理，并不能完全用命运解释。那些擅长术数的人，或许能够从气运的变化中推知一些事情。然而他说守节便可以免罪，这只是说明人自身有善恶本性罢了。陈图南说种放晚年的操守应当不及早年，又说只要谨慎就不会失守，也是这个意思。可见那些研究术数的人，本来也一定把人的行为作为根本，并不专门依赖命数。因此把这些话表明出来，写在这里。◆《书高允图后》人所表现出的行为，接近合乎义理的情况很多。若一定要确认一个人在行为开始时，确实看见了义理本来应当如此，并且断然没有一丝一毫出于个人私欲，这就不容易判断了。然而考察他一生的作为，他内心深处的意念，也有无法掩饰的地方。比如高允忠诚坦率、正直明亮，大概是他天生本质如此；他存心处事，一定不是那种善于侥幸钻营、委曲求全的人。像他劝翟黑子有罪就自首如实交代，也是因为义理本来就应当如此；可是修史者紧接着加上“或许可以获得宽赦”的话，那么所谓自首如实交代，就成了谋求侥幸的凭借。至于在史实上不欺骗，又说是因为担心辜负翟黑子，这样看来，高允判断是非所依据的义理本来应当如此，只剩下这一点了。这些都是史官不明白义理，在遣词造句时轻率地增删改动，往往使人的忠诚正直之心不能在天地之间清楚显现，并不只是高允一人的事。读史的人不可不知道这一点。◆《跋鲁公祭季明侄文真迹后》季明与卢逖是在同一时期遇害的。如今鲁公所谓“仁兄爱我，让你传达消息给我”，不应当排在卢逖之后。如果季明先于卢逖遇害，那么后来潜告之事，就是由忠节首先发动，而史书发生了遗漏和错误。况且鲁公在为他父亲所立的庙碑中，自述自己与师古相隔四世，与忠节同出一祖；而《新唐书》却说鲁公是师古五世从孙，与忠节同为五世祖之后，这不应当是鲁公自己的叙述有误，正如撰写欧阳璀碑文时出现错误一样。旧史本来把颜之推列为鲁公和忠节的五代祖，又把忠节列为鲁公的从父兄。不知《新唐书》根据什么改成这样；汪应辰在鲁公传中辨正师古五世的错误，却没有在忠节传中辨正他们同为五世祖之后的错误，也可以说考证得不精细。因此可知，欧阳永叔不敢把《新唐书》的世系列传当作定论，并不只是因为张巡、许远、孔氏；曾子固所说的史书错误，也不只是《李白传》一处。至元丁丑八月癸亥日，容城刘某书。◆《书王子端草书后》“子端振衣而起，辽海的后辈因而为之一变，争相追求奇异新颖。黄山惊叹，竹溪流泪。钟鼎文章和骚雅诗篇，潜藏着精神。”这是黙翁的话。“雪溪仙人，诗的风骨清俊，画笔中还留有诗歌的法度。声名光彩像旧日塞外一样传遍天地，却让如今的议论被后辈轻易破除。”这是遗山的话。两位先生的话，一定会有能够辨析其中得失的人。苏轼说，书法发展到颜真卿、柳公权，钟繇、王羲之的法度就更加衰微；诗歌发展到李白、杜甫，魏晋以来高雅的风气也逐渐少了。朱文公也认为如此，而黙翁大概正是懂得这一点，所以不取法于子端。哪里能够找到像黙翁这样的人，与他谈论这些呢？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书。◆《题娄生平钑模本后》银工娄生平所刻的墨本，前人的题记没有不认为它是天下最精巧的。人的心灵本来可以参赞天地、辅助化育，假如专心致力于一门技艺，它的精密和神妙又有什么达不到的呢？所以达到这种程度，原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所感慨的是：从用污尊掬水饮酒而有了器皿，从有器皿而有了文饰，从有文饰而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精巧；考察它的世代流传，距离古人还不算遥远。可是后来的人没有穷尽，他们将止步于此而已吗？还是会继续变化，使文饰更加繁盛？或者将返回古人创制器物、适合实用、端正宏大而淳厚的制度呢？◆《题辽金以来诸人辞翰后》辽代诰敕一卷，附有金代正隆年间词人的作品；如今姚、窦等人的跋语一卷。我看了以后说，从辽、金直到今天，由北向南，文物制度的变化也逐渐扩大了。刘某题。

译◆《跋朱文公杰然直方二帖真迹后》先生的《杰然直方》两帖，是郝奉使得到的；仪真，我看了其中的文辞意旨，笔势可以凌驾古今，开合之间包举宇宙，荆公实在不足以与之相当。至于先生颓然自得、顺应自然，浩然自归的气象，正是康节收束自守之时，也没有这样的境界。这是先生所说的书法自汉魏以后，在晋宋时败坏，到黄庭坚、米芾时达到极点的千古绝论。观者若以这种意思去探求，或许会有所感悟。而由此阅读先生的著作而获得他的心意，那么与世俗凡人所从事的学习相比，他们都不过处在百尺高楼之下罢了。又哪里只是书法一事呢？至元丁丑八月壬戌，容城刘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