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易详解卷十五　　　　　宋　李　撰

译用来显示常道，用用来说明变化，《易》的道理就没有剩余了。如果不是圣人穷究事理的妙处，谁能知道其中的所以然呢？天地最大的德性叫作生养，圣人最大的宝物叫作地位。靠什么守住地位？靠仁。靠什么聚集众人？靠财。治理财物、端正言辞、禁止百姓做不正当的事，就叫作义。天地和圣人本质上是相同的。天地生养万物，圣人施行仁爱，作用并没有不同。不过，谈天地的德，只说“生养”罢了；而圣人既有所谓“位”，又有所谓“仁”；既有所谓“财”，又有所谓“义”。为什么如此多事呢？这是因为天地无为而成就化育，所以它的德用一句话就可以说尽；圣人有为而应对世事，所以他的道不是一句话能够说完的。因此，天地以生养万物为德，生养之外不容再增加别的内容；圣人既然有了这个“大宝”之位，就不能没有守护它的方法，所以用仁来守护。仁是用来爱人的，但如果没有财物，仁爱就会流于空惠，所以还要用财来聚养百姓。治理财物的方法，在于端正名分，使人不敢妄取；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使他们不逾越本分，其中又包含着义。圣人应对世事的方法到了这里，难道还能容许有一丝一毫没有尽到的吗？天地无为，所以它的道简约而平易；圣人有为，所以他的道周备而详尽。虽然繁简不同，但对于好生之德来说，终究是同一的。圣人就是有为的天地，天地就是无为的圣人，怎么可以把二者看成有差别呢？本章说，卦爻的变通以及造化的功业之大，都以《易》为根本。古代包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观察天上的象，低头观察地上的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和大地适宜万物的情形；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贯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易》始于伏羲，并不是说伏羲以前果真没有《易》。天地刚刚分判时，《易》的道理已经具备，只是还没有人把它的端绪发明出来罢了。所以天上有自然形成的象，地上有自然形成的法则，鸟兽有自然形成的纹理，大地有自然形成的宜适，万物和人自身都有自然的道理。伏羲只是观察并取法于这些，于是八卦便创制出来了。这其中难道有一丝一毫出于个人私意吗？所以伏羲创制以前，《易》的道理并没有减少；伏羲创制以后，《易》的道理也没有增加。只是他能够先于天下人看见尚未被看见的东西，并开启它的端绪，所以后世说八卦是伏羲所作，却不知道八卦本来并非凭空创作的。天地之间本来就有八卦的道理，伏羲只是依循它而摹写出来罢了。可是有些说法却说伏羲创作了八卦，既然如此，伏羲还会进一步把八卦重叠成六十四卦吗？他们不知道，八卦的创制对伏羲来说已经是多余的，何况还会亲自把它重叠成六十四卦呢？后世只看到神农制作耒耜的好处，说是取法于《益》卦，便认为六十四卦在伏羲时代已经存在，却不知道所谓“取诸益”，取的不是卦形，而是其中的道理。八卦还没有画出时，八卦的道理已经具备；六十四卦还没有重叠时，六十四卦的道理也已经包含在其中了。难道一定要等画出卦象以后才显现，重叠成卦以后才彰明吗？学者观察其中自然的道理，就知道圣人创作《易》，完全没有掺杂个人私意。编结绳索制成网罟，用来打猎和捕鱼，大概是取法于《离》卦。《传》说：提起网的总绳，众多网眼就会张开；《离》卦有眼睛之象，两只眼睛相承接，正是网罟的形象。两只眼睛相承接，万物便各自附丽于适当的位置，所以打猎捕鱼的象取法于《离》卦。包牺氏去世后，神农氏兴起，砍削木头制成耜，弯曲木头制成耒，把耒和耨的好处教给天下百姓，大概是取法于《益》卦。上卦为巽，下卦为震。巽是木，震也属木。震木

译是阳木，巽木是阴木。阳木适合砍削，阴木适合弯曲，这就是耒耜的象。天下的利益，有什么能比农事的功劳更大呢？神农教百姓耕种，使万世都得到资生养育的好处，所以取法于《益》卦。在正午设立市场，招来天下百姓，聚集天下货物，彼此交易后离开，各自得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大概是取法于《噬嗑》卦。

译《离》有正午太阳之象，震有变动之象，所以在正午设市，调剂有无，这就是《噬嗑》的意义。“嗑”就是合。市场聚集各种货物，把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况且讼狱和市场又是奸人容易藏身的地方，也贵在能够加以咬断、使其合乎正理，所以取法于此卦。神农氏去世后，黄帝、尧、舜兴起，通达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厌倦；神妙地顺应变化，使百姓各得其宜。《易》说：穷极则变，变则通，通则长久。因此，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大概是取法于乾坤。上衣下裳，就是乾坤的象。《史记》说黄帝创制文章制度，以表明贵贱；尧有黄色蔽膝、纯色衣服，舜也观察古人的形制。山龙、华虫绘在衣上，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等，都是衣裳的制度，始于黄帝、尧、舜。黄帝以前，天下质朴简略，没有文饰。这三位圣人开始使天下发生变化并得到贯通，以适应当时的需要。因此，制作器物和制度的事情，能够开启万物、成就事务，越详细就越彰明。变通无穷，是《易》的道；能够与变化同进，是圣人运用《易》的神妙。剖空木头制成船，削尖木头制成桨。船桨的好处，在于帮助人渡过不能通行的地方，到达远方，使天下得到便利，大概是取法于《涣》卦。以巽木处在坎水之上，是船桨的象。所以《涣》卦也说“乘木有功”。所谓“有功”，不就是帮助人渡过不能通行的地方，到达远方而使天下得到便利吗？所以说“像渡过大河一样，要用你来制作舟楫”。驯服牛，驾乘马，牵引重物、到达远方，以此使天下得到便利，大概是取法于《随》卦。震卦初九变为坤卦，而坤为牛；震也有马的象。上卦和悦，下卦发动，这就是驯牛驾马的意义。牛马的用途，也只是随着各自适宜的事物来使用罢了，何必拘泥呢？所以取法于《随》卦。设置重重门户，敲击梆子，以防备暴客，大概是取法于《豫》卦。“豫”有预先防备的意思。天下处在安乐欢悦的时代，如果不能预先设置防备，那么其中就会潜伏不可测的祸患。因此设置重门、敲击梆子，以防暴客，就是预防意外的意思。砍断木头制成杵，挖地制成臼。臼杵的便利，使万民得到帮助，大概是取法于《小过》卦。震为木，艮为山；上卦发动而下卦止住，这是杵臼的象。以小事而使天下获利，大概就是取法于此。弯曲木头制成弓，削尖木头制成箭。弓箭的好处，在于用来威服天下，大概是取法于《睽》卦。上卦为离，下卦为兑，离有兵革之象，弓箭也是兵器。天下彼此乖离而不能合一，然后用威势使其服从。所以《睽》卦也有张弓、解弓的意义。上古的人住在洞穴中，露天居处；后世圣人改用宫室，上面有栋梁，下面有屋檐，用来防备风雨，大概是取法于《大壮》卦。宫室以壮大为贵，所以有上栋下宇的形制，取法于《大壮》卦。萧何说：“天子把四海作为家，如果没有壮丽的宫室，就无法显示威严。” 古代安葬死者，只用柴薪厚厚包裹，葬在旷野之中，不起坟、不植树，丧期也没有定数；后世圣人改用棺椁，大概是取法于《大过》卦。泽中有树木，是棺椁的象。送葬死者，是大事。即使礼制显得过于厚重，圣人也取法于此。上古结绳治理事务，后世圣人改用书契，使百官得以治理政务，使万民得以明察，大概是取法于《夬》卦。“夬”是决断的意思；争讼之事，要凭书契之后才能裁决。本章说圣人制作器物、崇尚取法卦象的事情。因此，《易》就是象；所谓象，就是仿像。彖，是统摄一卦材料的论说；爻，是效法天下万物运动变化的。因而吉凶产生，悔恨和遗憾也显现出来。《易》的卦本来取法于象，而象就是根据事物的形体来加以仿像。彖，是用来统论一卦材料的；爻，则各自随着爻位的变化来加以效法。这三者齐备，吉凶便由此产生，悔吝也由此显著。悔吝本来有防患的意义，所以用“著”来称说它。本章说爻、象、彖三者的区别。阳卦多阴爻，阴卦多阳爻，为什么会这样？阳卦以奇数为特征，阴卦以偶数为特征，它们的德行又怎样呢？阳卦是一位君主、两位民众，是君子之道；阴卦是两位君主、一位民众，是小人之道。震、坎、艮三卦，都是一阳二阴，所以是阳卦；巽、离、兑三卦，都是一阴二阳，所以是阴卦。阳卦中两阴相偶，而一阳独奇；阴卦中两阳相偶，而一阴也自成一偶。奇偶的德性不同，所以行为也不同。阳代表君，阴代表民；君以一人治理民众，民众以多数奉事君主，这是天下得以治理的原因。如果君主多而民众少，彼此凌驾，就无法相互统属，难道不会造成天下大乱吗？所以一君二民是君子之道，因为它顺；二君一民是小人之道，因为它逆。这就是尊阳而贱阴的原因。本章讨论阴阳奇偶的不同。《易》说：“心意纷杂地往来，朋友便顺从你的思虑。”孔子说：“天下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天下万事最终归向相同，只是道路不同；所达到的道理相同，只是思虑有百般。天下有什么可思、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太阳西去，月亮东来；月亮西去，太阳东来，日月相互推移，光明便产生了。寒气退去，暑气到来；暑气退去，寒气到来，寒暑相互推移，一年便形成了。退去的是屈，来到的是伸；屈伸相互感应，利益便由此产生。尺蠖弯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存自身。”这里说明的是《咸》卦九四的意义。思虑所造成的牵累太大了！人没有不具备心的，也没有不产生思虑的。思虑，是心与外物交接而发生的活动。心与外物交接，外物有所牵系，这种感应就不广大。因此《咸》卦九四在往来之间心意纷乱，把这种状态当作感应，于是所跟从的只有自己的同类，不是同类就不跟从；所回应的也只是思虑所涉及的对象，思虑没有涉及的就不回应。况且天下万物难道真有必要如此奔忙地思考忧虑吗？万物的变化，彼此交会的道路虽然不同，却可以同归一处；思虑虽然有百般，却可以达到同一结果。它们自然相互感应，本来不必经过思虑才能实现。

译所以说：“无思无为，寂静而不动，一旦受到感应，便通达天下万事的道理。”寂静不动而能感通的妙处，本来就存在其中，还需要什么思虑呢？天下的道理，只有对外物不存私心的人，才能应对万物而不被万物滞碍。万物之理彼此感应，在往来屈伸之际，本来就是自然而然，并不是有什么力量使它如此。天道运行，日月相互推移，光明自然产生，日月难道有意于往来吗？寒暑相互推移，一年自然形成，寒暑难道也有意于屈伸吗？退去者自然屈退，并不是有什么使它屈退；到来者自然伸展，并不是有什么使它伸展。屈者必然伸，伸者必然屈，彼此感应、彼此回应，利益便由此产生。尺蠖弯曲身体，起初并不是有意求伸，却自然伸展；龙蛇蛰伏，起初并不是有意保存自身，却自然保全了自身。万物之理的感应自然而然，不容虚伪，怎么能用有意的思维去求取呢？一旦落入思虑，往来便纷乱不已，自身更加劳苦，而万物对自己的回应反而更加狭窄。这正是《咸》九四被圣人认为层次较低的原因。精研义理而达到入神的境界，是为了施行实际功用；善于运用实际功用来安顿自身，是为了增崇德性。超过这个阶段以后，就不是人所能知道的了。穷究神妙、知晓变化，是德性盛大的境界。这里因谈到屈伸往来的道理，又进一步说明道学的次序，其中也有自然的界限。真正积累功力、经过长久努力，才能有所深入；精心研习义理而达到入神，似乎是收敛屈曲，但这正是出而致用的根本。善于发挥所学的作用来安顿自身，似乎是舒展伸张，但这正是深入而增崇德性的凭借。内在和外在相互滋养，君子的学问便日益增长而不停止。虽然如此，这只是修养实践的次序。学问有两种：有人学，有天学。人学，是穷究事理；天学，是尽其本性。学习尚未超出人的范围时，精研义理、运用所学，还可以凭借智力和有意用功来完成；从这里再往前达到天学的境界，又哪里还需要用力呢？所以，开始于可以知道，最终达到无所知，便足以穷究无方所的神妙，知晓变化的奥妙，而成为德性最盛大的人。因此，精研义理、善用其道，是学问尚且有心的阶段；穷究神妙、知晓变化，是学问进入无心的阶段。学习进入无心，就达到天学境界了，哪里还需要为思虑而奔忙呢？《易》说：“困在石头上，倚靠在蒺藜上，进入自己的宫室，却见不到妻子，凶。”孔子说：“不该困的地方却陷入困境，名声一定受辱；不该依靠的地方却加以依靠，自身一定危险。既受辱又危险，死亡的日期将要到了，妻子哪里还能够见到呢？” 这是《困》卦六三的意义。不该困的地方却陷入困境，不该依靠的地方却加以依靠，是进退两方面都陷入困境。进退都困，名声受辱而自身危险，连自己都不能保全，哪里还能够见到妻子呢？小人冒险而存侥幸心理，把自己置于危险困厄之地，却还安然自得而不自知；这正是崔武子至死也没有醒悟的原因。《易》说：“公在高墙之上射隼，捕获它，没有什么不利。”孔子说：“隼是禽鸟，弓箭是器物，射隼的人是人。君子把器物藏在自身，等待时机而行动，怎么会有不利呢？行动而没有受到阻碍，所以出动就有收获。”这是说器物已经成就之后才行动。这是《解》卦上六的意义。《解》的时代，是君子大有作为的时代。君子用来济脱危难，必须有相应的器具；而使用器具，又必须有适当的时机。有其人而没有器具，不足以施用；有其器具而不是时机，也不能有所作为。既有可用的器具，又遇到可以作为的时机，所以行动时没有结括之忧，出动后必有收获之利。君子这样做，难道是靠万分之一的侥幸吗？器具成就以后才行动；器具在我，行动在时；培养可用的能力，等待必然有用的时机，君子不过是不苟且罢了。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为可耻，不畏惧不义；看不见利益就不奋勉，没有威势就不受惩戒。小小地惩罚他而使他受到大的警诫，这是小人的福气。”《易》说：“脚戴刑具，遮没脚趾，没有灾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善行不积累，就不足以成就名声；恶行不积累，也不足以毁灭自身。小人把小善看成没有益处而不去做，把小恶看成没有伤害而不除去。因此恶行积累到无法掩盖，罪过大到无法解脱。《易》说：“肩戴刑具，遮没耳朵，凶。” 这是《噬嗑》初九和上九的意义。“脚戴刑具，遮没脚趾”，是在憎疾恶行的开始，可以使他自行改过，所以没有灾咎；“肩戴刑具，遮没耳朵”，是说恶行已经积成。恶行积成之后才治理，就来不及了，所以终于导致凶。小人作恶，如果不在开始时惩戒，等到恶行增长而不知悔改，再想补救还来得及吗？孔子说：“危险，是因为处在安稳地位的人造成的；灭亡，是因为保守已有生存状态的人造成的；动乱，是因为自以为已有治理的人造成的。因此君子安定时不忘危险，生存时不忘灭亡，治理时不忘动乱，所以自身可以安稳，国家也可以保全。”《易》说：“灭亡了，灭亡了！像系在丛生的桑树上一样。”这是《否》九五的意义。《否》九五，正是扭转《否》而成为《泰》的时候。由《否》转为《泰》，似乎可以稍稍安定了；然而君子在此时仍然战战兢兢地牢记“灭亡了，灭亡了”的警戒。“其亡其亡”重复说两遍，是忧虑深重而谨慎到了极点。圣人为天下和后世保守治理所作的警戒，深切极了。孔子说：“德性浅薄却处在尊贵地位，见识浅小却谋划大事，力量微小却承担重任，很少有不失败的。”《易》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侯的食物，鼎身沾污，凶。”这是说不能胜任所承担的责任。这是《鼎》九四的意义。九四处在大臣的地位，承担着辅佐君主的责任。三公如鼎的三足，承载君主之鼎，却使鼎足折断，可知是不能胜任其职。不能胜任职务，以致倾覆公侯的食物，遭遇凶祸也是应该的。没有相应的德性却占据相应的地位，这是《易》特别深切告诫的事情。孔子说：“能够知道事物的先兆，真是神妙啊！君子与上位者交往不谄媚，与下位者交往不轻慢，大概就是知道先兆吧？先兆，是事物开始发动时、吉祥尚未显现之前就出现的征兆。君子见到先兆便行动，不等到一天终了。《易》说：‘像石头一样坚定，不到一天，守正则吉。’坚定如石，哪里还用等上一天？事情的决断就可以明白了。君子知道先兆，知道显著，知道柔顺，知道刚健，是众人所仰望的人。”}],

译这是《豫》六二的意义。六二夹在初爻和三爻之间，向上与三爻交往就成为谄媚，向下与初爻交往就成为轻慢。六二只是凭借中正自守，不谄媚、不轻慢，独自安处于极其安静的境地，坚定得像石头一样，因此能够看见先兆便行动，而不等到一天终了。只有天下最安静的人，才能看见事物发动的先兆；既然能够最早知道先兆，所以知道柔顺最终必然转为刚健，也知道隐微最终必然显著。事情尚未发生时，其征兆其实已经先行确定了。因此有所不动，一旦行动就一定不会等到一天终了。这难道不是因为处于无为的中正之地，才正好成为有所作为的地方吗？这就是所谓“知道先兆，真是神妙啊”！孔子正是因此乐于称道它。孔子说：“颜氏的弟子颜回，大概接近圣道了吧？有了不善，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了以后，没有再去做的。”《易》说：“不远就能复归，没有大的悔恨，大吉。” 这是《复》初九的意义。颜子的好学，以不重复犯错为根本；而不重复犯错，又以克制自己为根本。只有能够克制自己，私欲才无从产生。这就是他有了不善从来没有不知道的，知道以后从不再做，从而符合“不远复”的原因。不过，圣人没有需要复归的情况，而颜子还不免有需要复归之处；圣人没有不善，而颜子还不免有不善。他大概还没有达到只差一间的圣人境界吧。天地之气交互凝聚，万物由此化育而醇厚；男女交合精气，万物由此化生。《易》说：“三个人同行，就会减少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会得到他的朋友。”说的是专一。这是《损》六三的意义。“絪緼”是紧密交结的状态。天地专一，所以万物化育而醇厚；男女专一，所以万物化生。因此三个人同行，就有所减损；一个人独行，就有所获得。专一的作用，即使天地造化也要依赖它，何况人呢？孔子说：“君子先安顿自身，然后行动；先使心意平易，然后说话；先确定交往关系，然后提出请求。君子修养这三点，所以能够周全。心怀危惧而行动，百姓不会跟随；心怀恐惧而说话，百姓不会响应；没有交往基础就提出请求，百姓不会给予。没有人帮助他，伤害他的人就会来了。”《易》说：“没有人增益他，有人来攻击他；立定心志却不能恒久，凶。” 这是《益》上九的意义。损和益的到来，都是自己招致的。自己有能够接受它的条件，外物才有能够给予它的依据。因此先安顿自身再行动，行动就没有不被顺从的；先使心意平易再说话，说出的话就没有不被回应的；先确定交往关系再提出请求，所求就没有得不到的。这些都是自己造成的。如果不是这样，自己没有接受天下增益的条件，却只有求取增益的念头，那么万物就不会给予他，甚至可能有人来伤害他。上九立心不能恒久，却求益过分，所以没有人增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圣人认为这是自己招致的祸咎。本章解释卦爻的意义，与《上系》相同。孔子说：“乾坤，是《易》的门户吗？乾是阳类的事物，坤是阴类的事物。阴阳合其德，刚柔便有形体；凭借它来体现天地的造作，贯通神明的德性。” 有些解释者说，观察《易》必须从乾坤开始；《易》好比房屋，乾坤好比门户。唉，这还不知道乾坤的广大。其实《易》和乾坤不是两个东西：乾坤就是《易》，《易》就是乾坤。因此乾坤毁坏，就无法看见《易》；《易》不可见，乾坤也将随之消失。可见《易》和乾坤只是同体而名称不同。那么，所谓《易》的门户，难道就是门户开合、往来的枢机吗？所以说：关闭门户叫作坤，打开门户叫作乾，一开一合叫作变。正因为有一开一合的变化，所以称为门户。既然如此，已经说乾坤了，为什么又说阴阳、刚柔呢？阴阳说的是德性，刚柔说的是形体。阴阳合其德，所以能够体现天地的造作；刚柔各有形体，所以能够贯通神明的德性。阴阳变化流通，那么天地的造作就是我的造作，难道不能体现它吗？刚柔相互推移，那么神明的德性就是我的德性，难道不能贯通它吗？论说到这里，乾坤之大若说不是《易》，便不可能了。造化作用的精妙，应当深入体味。它所命名的事物虽然错杂，却不逾越界限。考察它所取的类别，难道是衰世的意思吗？六十四卦彼此参错而不整齐，但都不超出阴阳之数，所以有条理而不混乱，称为“杂而不越”。然而考察它的义理类别，就知道它并不是上古时代所制作的。上古时代民风淳厚未失，圣人的制作也简略而不完备。到了后世，忧患越来越严重，制作也越来越详细。所谓“衰世的意思”，大概是指文王与纣王的时代吧？《易》彰明过去，察知未来；使隐微显现，使幽深明白；开启事理而命名恰当，辨别万物而端正言辞，作出断语，于是就完备了。它所命名的事物虽小，所取的类别却大；它的意旨虽深远，辞句却文采丰富；它的言语虽曲折委婉，却切中道理；它所叙述的事虽放开铺陈，却隐藏着深意。圣人之所以作出这样变化周流、不拘一格的文字，是因为考虑到百姓有疑惑和两难，以此帮助百姓行动，向他们显示吉凶，说明得失所招致的报应。圣人忧虑世道的心思，在这里才可以看见。那么，《易》这部书，是否与《春秋》虽属不同经典而旨意相同呢？《春秋》记事隐微而意义显明，言辞委婉而成章，内容尽备而不污秽，似乎无可比拟。然而它的大纲不过是以惩恶劝善为根本。圣人内心忧虑世道的念头非常迫切，所以在书中表现出来时，唯恐有所遗漏，这就是它反复谆谆而不厌倦的原因。学者想要观察圣人的著作，不能不明白圣人的用心。本章因讨论乾坤而进一步谈到《易》这部书，它的精妙就是如此。《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代吧？创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之心吧？《易》始于伏羲，却说“兴于中古”，是因为夏、商末年，《易》的道理中断了。文王遭遇羑里之变，重叠六爻，创作彖辞，于是《易》的道理重新兴盛。所以说“兴于中古”。因此，《履》是德性的根基；《谦》是德性的把柄；《复》是德性的根本；《恒》是德性的稳固；《损》是德性的修养；《益》是德性的充裕；《困》是辨别德性的处境；《井》是德性的立足之地；《巽》是德性的裁制。

译这九个卦，是圣人在忧患时代用来反省自身、修养德性的要领，而且各有次序。因为不学习礼，就无法立身，所以《履》是德性的根基，用来使人立身；保持盈满有一定方法，必须用谦来守持，所以《谦》是德性的把柄，用来守持德性。既已立身并能守持，但如果不能复归本性，仍然没有脱离外在事物，所以《复》是德性的根本。既已复归本性，如果没有方法守住它，复归也会有时失去，所以《恒》使德性稳固。既然稳固了，又担心不能长久，于是还要抑制忿怒、节制欲望以修养自身，向善迁移、改正过错以增长善行，损益之道便由此运行。这样一来，处于困穷之时就能形成辨别力，推行养育人的恩惠而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实行巽顺之道而能得到适宜。凭此处置忧患，难道不是从容宽裕、绰绰有余吗？《履》平和而能达到极致，《谦》自处卑下却尊贵而光明，《复》虽然微小却能辨别外物，《恒》处于纷杂之中却不使人厌倦，《损》开始艰难而后来容易，《益》不断增长充裕却不凭空造作，《困》身处穷困却能通达，《井》安居其所而利益可以流通，《巽》能够称量事物而隐藏自己的作用。礼的作用，以和谐为贵；先王之道，这就是美好之处。这是《履》平和而能达到极致的原因。主动处于下位的人，别人反而抬高他；主动退居后面的人，别人反而让他居先。这是《谦》尊贵而光明的原因。《复》虽然微小，却不被外物扰乱；《恒》虽然处于纷杂之中，却不使人厌烦。《损》先难后易，是为了使人不苟且。《益》不断增长充裕而不凭空造作，贵在没有人为造作。《困》虽然自身穷困，道却更加通达；《井》虽然位置不变，利益却没有穷尽。《巽》能够衡量事物的适宜，却把自己的作用隐藏起来。这又是进一步说明九卦的意义。《履》用来调和行为，《谦》用来制成礼法，《复》用来认识自身，《恒》用来专一德性，《损》用来远离祸害，《益》用来兴起利益，《困》用来减少怨尤，《井》用来辨明义理，《巽》用来施行权变。行为以与人和同为贵，所以《履》用来调和行为；礼以自处卑下为根本，所以《谦》用来制成礼法；《复》在于返回根本，所以用来认识自身；《恒》能够日日更新，所以用来专一德性；《损》在于自我减损，所以用来远离祸害；《益》在于增益他人，所以用来兴起利益；身处困境而能安定，所以可以减少怨尤；《井》随着事物的需求而给予，所以用来辨明义理；《巽》以顺从为本而能深入，所以用来施行权变。上面说的是九卦的德性，这里又说九卦的作用。本章三次陈述九卦，用来说明圣人在忧患中处世的道路。《易》作为一部书，不可远离；作为一种道，屡屡迁变，运动变化而不固定，周流于六虚之间，上下没有常位，刚柔相互变易，不能制定固定的典要，只随着变化而适应。它的出入有法度，使人无论处内处外都知道警惧；又使人明白忧患和变故，没有师保在旁，却好像父母临近一样。开始依循它的言辞来揣度其方向，便知道它虽看似没有固定典要，实际上仍有一定的常法。《易》不可片刻离开，不能离开的不是它的书本形式，而是它的道。因为《易》的道虽然妙在不拘一格，实际上归结于最根本的统一。不拘一格，是圣人应对世事的作用；最根本的统一，是圣人忧虑世人的心。因此从应世的作用来看，《易》的道不断推移而不固定，变化运动而不止息，周流于六位之间，有时在上、有时在下而无常位，刚柔相互变易，似乎不能制定固定典要，只能随变化而适应。但从圣人忧虑世人的心来看，它的出入不过是向人显示法度，它的内外不过是使人知道忧惧，说明忧患和变故的端绪，使人始终战战兢兢，常常仿佛师保、父母就在面前，不敢有所失坠。依循它的言辞来揣度义理，那么前面所说不能制定固定典要的地方，实际上仍有一定的常法存在。这种不固定，正是归于最根本统一的途径。然而神明般把握它的法则，要存在于人自身；如果不是这样的人，《易》的道怎么能徒然运行呢？本章论述《易》道的广大，虽然说它没有固定不变的形式，但归根到底，不过是与百姓共同忧患罢了。《易》作为一部书，推究开始而把握终结，以此构成它的本质。六爻彼此错杂，是为了表现各自的时位和事物。初爻难以知道，上爻容易知道，这是因为一个在本始，一个在末终。初爻的辞是用来模拟事物的开始，最终完成于上爻。至于错杂万物、铺陈德性、辨别是非，如果不是中间的爻，就不能完备。唉！如果要总括存亡吉凶，那么所处的爻位便可以知道。聪明的人观察卦的彖辞，思考就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二爻和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它们的善处也不同。二爻多誉，四爻多惧，因为四爻接近君位。柔顺之道不利于处在远位，重要的是没有灾咎；它的作用在于柔而得中。三爻和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三爻多凶，五爻多功，这是贵贱等级造成的。柔居其位就危险，刚居其位就能胜任吗？一卦之中有开始也有终结，推究它的开始而把握它的终结，这是由卦的体质决定的。六爻的作用有阴有阳，根据彼此错杂来寻求适宜，这是由时位和事物决定的。一卦有六爻，各爻都有位置，但初爻和上爻没有正位。初爻处在一卦的最下方，事情尚在模拟商议而没有确定，所以爻辞难以理解；上爻处在一卦的终点，事情已经完成，所以容易理解。只有处在始终之间、用来辨别是非的中间诸爻，如果不是中爻，便会有所不完备。这就是中间有四个爻位的原因。因此总括吉凶存亡，便可以从所居的爻位看出；观察彖辞，便能看见一卦的整体。卦体具备始终的完整性，而六爻的位置却有偏正不同，这也是四个中间爻位各不相同的原因。乾没有一爻，坤没有六爻，只有四个中间爻位发挥作用。五居阳位之中，所以为正；三居阳位之偏，所以不正；二居阴位之中，所以称正；四居阴位之偏，所以不正。因此二爻与四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二爻居中，四爻居偏。二爻因为居中，向上应于君位，所以多有声誉；四爻因为居偏，又逼近君位，所以多有恐惧。二爻和四爻都是阴位。柔顺之道不利于处在远位。然而二爻之所以没有灾咎，是因为得中。三爻和五爻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五爻位置端正，三爻位置不正。五爻因为端正，所以得位而多有功绩；三爻因为不正，又重叠在刚位而不得中，所以多凶。这是因为它们的地位有贵贱之别。然而三、五是至刚的爻位，柔居其上就危险，刚居其上就能胜任。这样说来，二、四、三、五之所以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难道不是因为它们偏正不同吗？不过，这只是说它们通常的情况。如果有所变通，就不能拘泥于一端。例如《屯》初九、《颐》上九、《谦》九三、《小畜》六四，都是一卦的主爻，又不能用上述规律来一概而论。本章专门辨析六爻的位置，只说二、五两爻得到正位。

译《易》作为一部书，广大而完备。它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备三才而各自重叠一层，所以成为六爻；六爻并不是别的东西，就是三才之道。道有变化运动，所以称为爻；爻有等级，所以称为物；物彼此错杂，所以称为文；文与所处位置不相当，于是吉凶由此产生。《易》这部书广大而完备，无所不包。对天来说有天道，对地来说有地道，对人来说有人道。这三者同出而名称不同，道理本来是一致的，只是落实在天地人各自所得之处时有所不同，但也从未不是一体的。所以《易》最初只有三画，把这三画重叠一次而成为六画。初、二属于地，三、四属于人，五、上属于天。六画分配之后，三才之道就齐备了，《易》也由此开始周流而无穷。因此道有变通的作用，六爻便由此产生；爻有贵贱的等级，时位和事物便由此显现；刚柔相错而形成文，文与爻位不相当，吉凶便由此产生。由此推衍伸展，触类旁通，所谓广大而完备的内容，全都在这里了。这样看来，《易》从三画成为六画，又从六画产生吉凶悔吝的变化，难道不是从隐微到显著，都是自然的道理吗？本章论述《易》兼备三才之道，所以如此广大完备。《易》的兴起，大概正当殷的末世、周的盛德时代吧？大概正当文王与纣王的时代吧？因此它的辞语带有警戒。对危险者使其平安，对轻忽者使其倾覆。它的道理非常广大，百物无不包括。始终以警惧相加，重要的是使人没有灾咎。这就是《易》的道。内里文明而外表柔顺，以此承受大难，这就是文王成为《明夷》之象的原因。当纣王衰败时，灭绝天理而放纵人欲，以文王盛大的德性，尚且不能免于羑里的拘禁，那么《易》的兴起，难道不是因为忧患而产生的吗？正因为有忧患，所以卦辞带有警戒。使心怀危惧者得到平安，使轻慢疏忽者走向倾覆；它的道理非常广大，无所不包。即使百物的隐微之处，也在不舍弃之列。从始至终都使人知道恐惧，使人在安定时不忘危险，归于没有灾咎。这就是《易》的道，它是为忧虑世道而作的。本章论述文王创作《易》的用意。乾，是天下最刚健的。它的德行始终平易，因此能够知道险难。坤，是天下最柔顺的。它的德行始终简约，因此能够知道阻滞。它能使这些道理悦入人心，能研析诸侯的思虑；能够判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因此，变化、言语和行动，凡是吉事都有祥兆；观察卦象之事，可以知道器物；占筮之事，可以知道未来。所谓险阻，就是遭遇患难的处境。在患难之时，必须先让自己处在平易的境地，然后才能应对周旋而不乱。驾船的人常常担心看不见水道的曲折，而站在水边观看的人却常能看见。下棋的人常常苦于不知道棋局的胜负，而袖手旁观的人却常常能够看出。大概处在天下平常状态的人，才能通晓天下的变化；处在天下安定状态的人，才能思虑天下的危险。这也是事理的必然。所以乾虽然是天下最刚健的，却常以易为德，因此能够知晓天下的险；坤虽然是天下最柔顺的，却常以简为能，因此能够知晓天下的阻。易与简在我自身，险与阻在外物。我自己处在平安无事的境地，那么患难到来，哪里足以成为我的负累呢？因此，做到易简，天下的道理就能得到；所以在心中体会它，心中没有不能回应的；在思虑中研究它，思虑没有不能获得结果的。凡是用来判定天下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事业的，无不由易简之德发挥作用而来。因此，变化、行动和言语不拘泥于一种方式：用善行来谋划，就有吉庆祥瑞的应验；用取象之事来观察，就有可以看见的迹象；用疑难之事来占问，就能知道未来的道理。因为先以易简作为德行，那么天下的事情还有什么地方是不能去做的呢？天地安排好了位置，圣人使天地的功能得以完成。人的谋划、鬼神的谋划，以及百姓，都参与其中而成就其能。天地不能独自完成全部功业，只有圣人能够使它们的功业完整。圣人的功业，就是圣人所能做的事情。因此，天地安排位置并成就功能，必定要依赖圣人。然而圣人难道果真是凭自己的能力做到的吗？他还要向人谋划，向鬼神谋划。即使是愚昧的百姓，也都能够参与其中，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就是说，天地本身无所谓能，而由圣人成就其能。圣人不自行施展自己的能力，而是凭借天下人的能力来成就功业，所以说：“谋划要涉及自己的内心，要涉及卿士，要涉及庶人，还要涉及卜筮。”这样看来，所谓卿士、卜筮，就是人的谋划、鬼神的谋划；所谓庶人，就是百姓参与其中而成就其能吗？八卦用卦象来告知，爻辞和彖辞用事物的情状来说明。刚柔错杂地处在各爻之中，吉凶就可以看见了。变化运动是从有利方面来说的，吉凶则随着情状而变化。因此，爱与恶相互攻伐，吉凶由此产生；远与近相互取用，悔恨和吝惜由此产生；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利害由此产生。凡是《易》的情状，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就会凶；或者彼此互相伤害，便会既有悔又有吝。爻辞和彖辞用情状来说明，说的是情状尚未发动的时候。吉凶随着情状而变化，说的是情状已经发动之后。情状尚未发动时，在爻辞、彖辞中有一定的体；情状既已发动，所以吉凶会出现相反的差异。屈伸相互感应而产生利益，这是以真情相感，所以只说“利”；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而产生利害，其中夹杂着虚伪，所以兼说利害。将要叛变的人，说话惭愧；内心疑惑的人，说话支离。吉善之人的言辞少，浮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说话虚浮而有所防备；失去操守的人，说话畏缩委屈。卦爻辞也是这样。将要叛变的人，内心忸怩不安，如《同人》九三所说“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这就是言辞惭愧。内心疑惑的人，所见不能统一，所以言辞支离，如《睽》六三所说“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这就是言辞分枝。吉善之人内在充足，不求多说，所以言辞少，如《大有》上九所说“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这就是言辞少。浮躁妄动的人喜好不断进取，所以言辞多，如《丰》上六所说“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这就是言辞多。诬蔑他人的善行，言辞浮泛而有所防备、没有主张，如《睽》上九所说“见豕负涂，载鬼一车”之类，难道不是言辞有所防备吗？自己失去操守，言辞便畏缩而不能自立，如《巽》九二所说“上九，巽在床下”，难道不是言辞屈曲吗？从卦爻辞来看，也就可以知道人的言辞了。这一章因论述乾坤易简之德，又泛论了爻辞、彖辞和卦辞的意义。

译钦定四库全书 《用易详解》卷十六　宋代李杞撰 《说卦传》从前圣人创作《易》时，暗中赞助神明而产生蓍草之用，参照天数、两倍地数而建立数，观察阴阳的变化而创立卦，发挥刚柔的作用而产生爻，使道德和谐顺畅并按义理加以治理，穷尽事理、尽知本性，以达到天命。所谓“生蓍”，不是说蓍草生长，而是圣人能够默默地与神明的妙理相通，所以向神明询问；神明用言语降下命令，回应如回声一般，蓍草因而发挥作用，并由此更加神妙，这就是所谓“生蓍”。“参天”是指九，“两地”是指六。太极尚未分化时，以三包含于一；一产生以后，三个三相乘为九，九是乾元的用数；画开而成为两仪，得到六，于是乾坤形成。坤包容于乾，六兼含九。天为九、地为六，参天两地的数相互依托而产生，这就是数的起源。于是观察阴阳的变化，卦由此建立；发挥刚柔的作用，爻由此产生。这些都是圣人创作《易》的妙处。不过，圣人创作《易》，难道只是取用蓍数、卦爻而已吗？他是要把道德性命之学显示给天下后世。道德性命人人都具备，却不知道，所以圣人创作《易》来引导他们，也就是要补足人们所不足的地方。人人都有道德，却常常忧虑彼此乖离而不能合一，所以圣人使它们和谐顺畅，圆融而成为一体。人人都有义，却常常忧虑运用时不得其宜，所以圣人加以条理疏通，使人在处理事情时各得其当。人人都有性命，却常常在日常运用中不自知，所以圣人使人穷究天地万物的道理，以尽知自己的本性；尽知自己的本性，再尽知人与万物的本性，然后达到对天道之命的认识。这难道不是圣人创作《易》的最高功效吗？因此，《易》尚未创作时，天下虽然具备这些道理，却不能自己知道；《易》创作以后，天下获得这些道理，便能够自我充足。人人都知道蓍数、卦爻是卜筮的工具，却不知道它们正是道德性命之学的根本。因此，蓍数、卦爻是从实际作用方面说，道德性命是从虚理作用方面说；由实际作用达到虚理，又依凭虚理来运转实际作用。圣人忧虑天下后世，真是仁厚啊！这一章论述圣人创作《易》，用来向天下显示性命之学。从前圣人创作《易》，是要顺应性命的道理，所以建立天之道，称为阴与阳；建立地之道，称为柔与刚；建立人之道，称为仁与义。兼取天地人三才而各自重叠为两，所以《易》用六画组成卦；分为阴位、阳位，交替运用柔与刚，所以《易》用六位形成文理。一阴一阳就叫作道，继承道而发展的叫作善，成就道而形成的叫作性。这就是性命的道理，没有超出阴阳之外的。说阴阳、说柔刚、说仁义，三者对于道而言，天地人各自随其所得而不同，但作为性命来说却只有一个道理。因此，天之道并不是没有柔刚，而是以阴阳为主；地之道并不是没有阴阳，而是以柔刚为主；人之道也并不是没有阴阳和柔刚，却一定专门说仁义。柔刚是阴阳的德，仁义是柔刚的作用。这三者同出一源而名称不同，称作性命之理，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圣人最初创作《易》时，不过只有三画。三画是天地人的生数；但虽有生数，还不足以成卦，所以必须重叠为两层，六画完备以后，一卦的形体才开始形成。五、六爻属于天，三、四爻属于人，初、二爻属于地，三才的成数到这里才完备。六爻完备以后，于是分阴分阳，有时处在阴位而运用刚，有时处在阳位而运用柔，在六位之间错综交互，这样灿然的文理才显现出来。那么，圣人创作《易》，难道也能离开阴阳吗？因此，从性命之理来看，阴阳之体可以兼有三才之道；从圣人创作《易》来看，阴阳的作用可以贯通六爻的变化。这一章从头到尾作了完备的说明。天地各有定位，山泽之气相通，雷风相互迫近，水火不相侵害。八卦相互错杂；数已往之卦时顺推，知未来之卦时逆推。因此，《易》是用逆数来推演的。邵氏说：“这是伏羲八卦的位置：乾在南，坤在北，离在东，坎在西，兑在东南，震在东北，巽在西南，艮在西北。于是八卦相互交错而形成六十四卦，这就是所谓先天之学。先天之数，从震开始，经过离、兑而到乾，是在数已经生成的卦；从巽开始，经过坎、艮而到坤，是推演尚未生成的卦。《易》生成卦时，以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为次序，都是用逆数来计算。因为《易》的数顺着数就容易穷尽，逆着数就没有穷尽。正因为逆数，所以生生不息而无穷，这难道是可以从形迹上求得的吗！” 这一章论述先天八卦的位置。雷使万物发动，风使万物散布，雨使万物滋润，太阳使万物明亮，艮使万物停止，兑使万物喜悦，乾统御万物，坤收藏万物。雷的发动、风的散布、雨的滋润、太阳的照耀、艮的止息、兑的喜悦，这六者生养万物的功用也很大。乾不过是作为主宰来统御它们，坤不过是退藏其作用罢了。乾坤是以无为作为作用，六子是以有为作为作用。这一章论述先天八卦的作用，其卦位相对关系与上一章相同。帝从震而出，在巽处整齐万物，在离处与万物相见，在坤处使万物承担事务，在兑处表达喜悦，在乾处交战，在坎处劳作，在艮处完成万物。帝，是主持天地的神。邵氏说：“这些卦位是文王所确定的：把乾放在西北，把坤退居西南。乾统领三个阳卦之子，由长子主持事务；坤统领三个阴卦之女，由长女代替母亲。坎、离各得其位，兑、震互为配偶，以对应四正的方位。这就是所谓后天之学。” 万物从震中出现，震是东方。万物在巽处整齐，巽是东南。“齐”是说万物洁净整齐。离就是光明，万物都在这里相见，是南方的卦。圣人面向南方而听治天下，面向光明而治理，大概就是取法于此。坤就是地，万物都在这里得到养育，所以说“在坤处承担事务”。兑是正秋，是万物喜悦的时节，所以说“表达喜悦于兑”。在乾处交战，乾是西北的卦，是说阴阳相互迫近。坎是水，是正北方的卦，也是劳卦，是万物归聚之处，所以说“在坎处劳作”。艮是东北的卦，是万物终结并开始的地方，所以说“在艮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