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类考卷十四

译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此征发军队，以此兴作田役，以此检阅追捕逃犯，以此命令缴纳贡赋。」邱葵氏说：「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这是乡里的制度。乡里有比、闾、族、党、州、乡的名称，所以军队有伍、两、卒、旅、师、军的数目。这个制度一定，那么士兵不需要选拔，将领不需要改设。有事时编入行伍，无事时回归乡里，没有招集扰民的麻烦，没有粮饷供给的费用，这是先王之所以兵源充足的原因。」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比、闾、族、党、州、乡是乡里不可更改的制度，而伍、两、卒、旅、师、军的法则，是在征伐之时，根据现成调发的士兵来编定罢了。大概当无事时，士兵隐藏在农民之中，等到有事时，自然依据《司马法》：四个邱为一个甸，出一辆长毂战车，六十四井之内，五百七十二家，可以任用的有一千二百八十人，从中选取七十五人，登记在司马名下，而民力才开始宽裕。这七十五人并非全部调发为兵。又查《司马法》：「十个甸为一个成，成有一百井，八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这是八百家之中可以任用的有二千人，二千人之中调发三十人罢了。这样登记在司马名下的，一个成之中有一百二十余人，占当兵人数的四分之一，实际出兵只有十分之一多一点，以此征发军队，而民力更加宽裕。怎么能说伍、两、卒、旅、军、师就是依照比、闾、族、党、州、乡的法度呢？况且军队的兴起，有大司马率领出征，而军司马、舆司马、行司马都是在出兵时才设置的。怎么能说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卿大夫都率领士兵出征，而将领不改设、士兵不选拔呢？他们只是看到军制与乡制的数目相合，就认为军队出自乡里。然而天子有六乡六遂，大国三乡三遂，次国二乡二遂，小国一乡一遂。乡里有比、闾、族、党、州、乡，就像遂有邻里、鄼、鄙、县、遂一样。在乡里的没有一家不是兵，而在遂里的却独自安逸，为什么厚待远方而薄待近处如此呢！天子六军，暂且不谈。且以大国三军来说：伍五人，两二十五人，三两七十五人，出一辆战车。百人为卒，三卒三百人，出四辆战车。五百人为旅，二千五百人为师，三师七百五十人，出一百辆战车。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出五百辆战车。而大国千乘，共计六军，乃是汇总三乡三遂的全部人数。其交互调发，只取其中一半，所以说三军罢了。难道说三军都是三乡的百姓，而没有三遂的百姓吗？《尚书·费誓》说：「鲁人三郊三遂。」孔颖达疏说：「三郊三遂，是说鲁人的三军。」又《坊记》疏说：「凡是出兵的法度，乡里为正，遂为副。」《左传》疏说：「古时用兵，先取之于乡，乡里不足，取之于遂，遂不足，取之于公邑采地。」这样看来，军制兼出于乡遂，而不专属于乡里，是很明显的。《鲁颂·閟宫》篇说：「公车千乘，公徒三万。」郑玄注说：「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合计三万七千五百人。说三万，是举成数而言。」然而《管子·小匡》篇说：「将齐国分为三份以设三军，一万人一军，三军教士三万人。」那么其数目又与《鲁颂》相合。有人竟然以一军万人为古法，而《周礼》一军的数目多二千五百人，认为是妄加的数字。这又是固执一面的见解。

译师旅：即军旅。

朱熹说：“二千五百人称为师，五百人称为旅。”

元按：《周易·彖传》说：“师，就是众多的意思。”《尔雅》说：“师、旅，都是众多的意思。”凡是《诗经》《尚书》中说到师与旅，注释大多以“众”来解释。古人称呼军队，有时说师旅，有时说军旅，都是世俗的常用语，起初并没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尚书》说：“班师振旅。”这就是师旅的意思。周代的制度，旅累积而成师，师累积而成军。而《周礼》中的《小宰》《大司徒》《小司徒》《乡师》《封人》《鼓人》《县师》《保氏》《遂师》《稍人》《鸡人》《典瑞》《小史》《大史》《典路》《司右》《旅贲氏》《大仆》《衔枚氏》《象胥》等篇，都有关于军旅的记载。孔子说：“军旅的事情，我没有学过。”又说：“王孙贾治理军旅。”子路说：“再加上师旅。”大概军旅、师旅的称呼，都是常用语罢了。

帅：

邢昺说：帅就是将领。

元按：周代的制度，统领军队称为将，统领师和旅称为帅，统领卒称为长，统领两称为司马，统领伍也称为长。所以帅，是统领师与旅的人。称为三军，那么作为军将的有三人，作为师帅的有十五人，作为旅帅的有七十五人，作为卒长的有三百七十五人，作为两司马的有一千五百人，作为伍长的有七千五百人。现在说“三军可以改变主帅”，那么又是从统领三军的角度来说的，可见帅这个称呼，是上下通用的。管仲的军令说：“五家为轨，所以五个人编为伍，由轨长来率领；十轨为里，所以五十个人编为小戎，由里有司来率领；四里为连，所以二百个人编为卒，由连长来率领；十连为乡，所以三千个人编为旅，由乡良人来率领；五乡为一帅，所以一万个人编为一军，由五乡的帅来率领。”可见帅，就是主领的意思，可以上下通用。《牧誓》说：“千夫长，百夫长。”孔颖达疏说：“长与帅意义相同。《周礼》中五人、二十五人都称为长，《牧誓》中千百人也称为长。所以三军可以称帅，也可以称长。”

陈：

朱熹说：陈指军队行伍的行列。

元按：传文说：善于用兵的人不摆阵势，善于摆阵势的人不交战。春秋时期，各国互相攻伐，已经不是成周时期的旧制度了。苏轼说：周代制度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这个数目奇数而不整齐，因此要多设曲折变化，以尽其变化而不可被击败。管仲改变这个制度，以一万人为一军，三军共三万人，像贯穿绳索一样，法令简单统一，而民众有余力去效死，所以可以取胜。我因此考证，改变周代制度的不只是齐国有内政，秦、楚、晋、郑、鲁、卫都不是旧制度。秦国设立陷阵，五人为伍，十伍为队，一军共二百五十队，以三千七百五十人为奇兵，其中七十五队作为中垒，正门称为握奇，大将军驻守其中。六纛、五麾、金鼓、府鼓、辎重都在中垒之外，其余八千七百五十人分为八阵，每阵各一千九十四人，又有独比、参伍、烈火、队官、曲部、校裨、军等称呼，这是秦国的制度。楚武王设立荆尸来讨伐随国，又授予帅孑来确立阵法，后来又有左盂、右盂、两甄的阵势。到了楚庄王，又以三军为正军，二广为亲军，游阙为游兵，而阵势的左右，分为二拒，这是楚国的制度。晋献公设立州兵，晋文公设立上、中、下三军，十家九县长轒九百，其余四十县留守四千，又设立三行，又改为上下新军，这是晋国的制度。郑国有鱼丽、鹅鹳的阵势，记载于《左氏春秋传》，这是郑国的制度。鲁成公设立邱甲，每甸增加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三甸增加一乘，三桓改为三军，季氏专掌一军，而孟孙、仲孙各专掌一军的一半，这是鲁国的制度。卫国有王孙贾治理军旅，其制度虽然不见于经典，但阵法必定与列国不同，所以卫灵公问孔子，而孔子说没有学过，是想让他先礼后兵罢了。孔子曾说：“我作战就能胜利”，而在夹谷之会，用武力对付莱人；费人作乱，用武力讨伐费人，孔子难道是真的没有学过吗？

兵车：

朱熹说：“不以兵车言，是不借助威力。”

金履祥说：“齐桓公也不无兵车的会合，而话语说‘不以兵车’，大概虽然有兵车而没有使用，是指大战而言。所以《国语》说：‘诸侯铠甲不解，兵器不解，弓袋无弓，衣服无裂。’胡安国说：‘自从讨伐山戎以前二十多年，不曾任命大夫为主将，不曾率领大众出征讨伐。’”

元按：韵书说，兵是兵器。兵车，是指用车载兵器作战。《司马法》所说的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就是这样。传文说：“秦国的精锐士兵不能抵挡桓公、文公的节制。”这就是五霸中只有桓公、文公最为兴盛的原因吗？

干戈：

孔安国说：干是盾牌，戈是戈矛。

元按：干戈都是兵器。干又名楯，又名橹，就是现在的旁牌。《方言》说：“自

译关东地区，有的称它为楯，有的称它为干；关西地区称它为楯。《诗经》说：“师干之试。”注解说：“干就是楯。”楯上系上纷带，然后才可以手持。《费誓》说：“敿乃干。”注解说：“敿，是系结的意思；指楯上的纷带。纷带像绶带但较小，系在楯上以便手持，同时也作为装饰。”另外，“干”这个词的意思是“扞”（抵挡）。《牧誓》说：“比尔干。”注解说：“排列起来以抵挡敌人。”《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侯抽戈楯以冒之。”就是这个意思。戈与防（戟）相似。《周礼·夏官司戈盾》说：“掌管戈和盾这类兵器并分发它们。”注解说：“戈，就是当今所说的句孑防。有的叫它鸡鸣，有的叫它拥头。”《考工记》说：“冶氏制作戈和防。戈有两个刃，刃宽二寸，内（连接柄的部分）是刃宽的两倍，胡（横出的部分）是刃宽的三倍，援（直出的部分）是刃宽的四倍；防有三个刃，刃宽一寸半，内是刃宽的三倍，胡是刃宽的四倍，援是刃宽的五倍。”又《庐人》制作庐器：“戈的柄长六尺六寸，防的柄长一丈六尺。”《诗经》说：“修我戈矛。”又说：“修我矛防。”这说明戈与防是不同的，而郑玄把戈解释为句孑防，大概是以汉代的制度而言罢了。汉代的戈有旁出刃的称为句孑，也叫胡孑。《顾命》说：“兊之戈在东房。”又说：“执戈上刃，夹两阶戺。”而不提到防，难道不是因为防比戈长，不适合在东房和台阶之间手持吗？所以知道戈与防形状相似，但长短大小不同。朱熹在《集注》中把戈当作防，是没有考证清楚罢了。如果说戈是短防，那是可以的。

译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邢昺说：所谓“九合”，是指以兵车会盟的场合，三乘兵车为一防，共六防。《谷梁传》说：以礼服会盟的场合，共有十一次。范宁注说：十三年在北杏会盟，十四年在鄄地会盟，十五年又在鄄地会盟，十六年在幽地会盟，二十七年又在幽地会盟，僖公元年在柽地会盟，二年在贯地会盟，三年在阳谷会盟，五年在首戴会盟，七年在母会盟，九年在葵邱会盟，总共十一次会盟。不选取北杏和阳谷这两次，凑成九次。

朱熹说：“‘九’在《春秋》传中写作‘纠’，意为纠集督率，古字通用。”

我按：《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齐国侵犯我国北部边境，鲁公派展喜去犒劳军队，展喜说：“周公、太公辅佐成王，成王赐给他们盟约，说：‘世世代代子孙不要互相侵害。’盟书保存在盟府，由太师掌管。桓公因此纠集诸侯，谋划那些不协和的事，弥补他们的缺失，匡正挽救他们的灾难，这是彰显旧日的职守。”朱熹说“九”当作“纠”，大概是依据展喜的话，而“纠合宗族”中的“纠”，也是证据。公羊、谷梁等学者没有考证，就径直认为是九次会盟诸侯。至于数桓公会盟的次数不止九次，于是又因为不采用“兵车之防”的说法而解释说：“以礼服会盟九次，其余则是以兵车会盟。”然而齐侯会盟共十五次，以礼服会盟十一次，以兵车会盟四次，哪有九次会盟的数目呢？罗泌说：“九合，是以葵邱会盟来说的。”咸淮的会盟固然发生在葵邱之后，而贯、谷的举动又不是最盛大的。至于以兵车会盟，则是庄公十四年伐宋，二十八年救郑，僖公元年救邢，四年侵陈、蔡，六年伐郑，以及十五年救徐，首止的战役，这是定王世子所说的“一匡天下”。如果把九合当作葵邱会盟，是对的；而又把“一匡天下”当作以兵车会盟，难道孔子所说的“九合一匡”有两种会盟吗？从前晋平公问叔向说：“齐桓公九次会盟诸侯，一次匡正天下，这是君主的力量呢？还是臣子的力量呢？”叔向回答说：“好比穿衣服一样，管仲裁制，隰朋缝制，宾胥无镶边，君主举起穿上罢了，这是臣子的力量。”师旷靠着瑟笑他，平公问他，师向回答说：“凡是做臣子的，就像厨师对待味道一样，管仲切割，隰朋熬煎，宾胥无调和，然后进献给君主，君主不吃，谁能强迫他吃呢？这是君主的力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齐桓公盛大的举动，而孔子认为是管仲的力量，又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散头发、衣襟左开，而不及桓公的是为什么呢？”大概是认为桓公应当辅佐天子，恢弘王纲，继承旧日的职分，而不应当挟持天子来九次会盟诸侯。《诗经》在《卫风》中保留《木瓜》，是为了赞美桓公，而《齐风》中对桓公却没有称述。那么桓公本来没有伊尹、周公那样的志向，而管仲器量狭小，不能引导他走上大道，他死后国家就乱了，是理所当然的。

请讨

朱熹集注：胡氏说：“《春秋》的法度，杀害国君的贼人，人人都可以诛杀。仲尼这样做，先诛杀后报告也是可以的。”

黄震说：“沐浴后上朝，向哀公报告，君臣的道义已经尽到了。责备他先诛杀后报告，是认为仲尼做得还不够。”

我按：杨慎说：孔子当时已经退休，家中没有藏甲，身份不是军队统帅，凭什么去诛杀？如果想要先诛杀，那就是身为司寇却擅自杀人。聚集众人就是窝藏逃犯的主谋，独自前往就是刺客，这两者没有一个是可行的。却说先诛杀后报告，是错误的。这在《论语》注疏中是第一处不通顺的地方，即使有怀疑的人，也认为是胡氏的失误。详细考证胡氏这句话，见于《春秋》隐公四年夏，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的传注，引用《论语》这一章接着说：“那么邻国有弑君逆乱，声讨罪行进行征伐，即使先诛杀后报告也是可以的。”大概是指宋、陈两国移兵讨伐州吁而言，而不是指孔子。朱熹集注引用它，增加了“仲尼此举”四个字，完全不是胡氏的本意。如果可以先诛杀，孔子当时就应当先做，不需要后人的纷纷议论。

奔殿

马融说：“殿在军队后面，前面叫启，后面叫殿。”

金履祥说：“殿是兵家所说的后卫。”

我按：《司马法·谋帅篇》说：“前驱的启乘车，大殿的倅车跟随。”注说：“大殿就是后军。”《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秋，齐侯伐卫，前锋谷荣为王孙挥驾车，后军商子游为夏之御冦驾车。注说：“前锋，是前军的名称；后军，是后军的名称。王孙挥是前军主帅，谷荣是驾车人；夏之御冦是后军主帅，商子游是驾车人。”所以说：“殿在军队后面。”《哀公十一年》，齐国为鄎的缘故，国书率领军队伐鲁，孟孺子泄率领右师，冉求率领左师，在郊外与齐军作战。樊迟请求越过沟渠让军队进入，齐军右师逃跑，齐人追赶他们，渡过泗水。孟之反最后进入，作为后卫，抽出箭射他的马说：“马不前进。”那么孟之反作为后卫，只是作为右师的后卫罢了。当时颜羽、邴泄都在右师并且一同逃跑，他们的左师有冉求作为主帅，管周父作为驾车人，樊迟作为车右，于是获得齐军甲士的首级八十颗而不与右师一同逃跑，难道冉求因为

译武城三百人作为自己的徒卒，都是他亲自挑选的，而季氏增加给他的七千名甲士，难道都是精锐部队吗？

译《论语类考》卷十四

总校官知县臣杨懋珩

校对官中书臣程琰

誊录监生臣徐苞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类考》卷十五

明 陈士元 撰

宫室考

宗庙

陈祥道说：“宗庙是用来象征生前有朝廷的，寝宫是用来象征生前有寝居的。建在观门之内，是不敢远离亲人；位在观门之左，是不忍心让亲人死去。”《孔子家语》说：“天子七座宗庙，诸侯五座宗庙，从虞代到周代都没有改变。”因此《虞书》中“禋祭六宗”，是为了显现太祖；《周官》中“守祧八人”，是为了兼管姜嫄的宫室，那么虞、周两代实行七庙制就可以知道了。伊尹所说的七世宗庙，是商代的礼制。《礼记》、《荀子》、《谷梁传》都说到天子七庙，不仅仅是周代的制度。那么从虞代到周代实行七庙制，又可以知道了。

朱熹说：“《王制》说‘天子七庙，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宗庙共七座’，诸侯、大夫、士依次递减两座来祭祀。礼法中又有‘适士二庙，官士一庙’的文字。大抵士没有太庙，但都祭祀到祖父和父亲。它们的制度都在中门的左侧，外面建有总体的宫墙，里面各自有寝宫和宗庙，另有门和围墙。太祖在北面，左昭右穆，依次向南排列。天子的太祖百世不迁，一昭一穆作为宗庙，也百世不迁。二昭二穆作为四亲庙，高祖以上亲缘尽了就迁毁。诸侯没有两个宗庙，大夫没有两个宗庙，它们迁毁的顺序与天子相同。《仪礼》所说的‘按照班次附祭’，《檀弓》所说的‘附祭于祖父’，就是这个意思。”

季本说：“《礼纬》说：‘唐虞五座宗庙，亲庙四座，祖庙一座；夏代四座宗庙，到子孙时五座；殷代五座宗庙，到子孙时六座；周代五座宗庙，到子孙时七座。’孔颖达说：‘夏代没有太祖，尊崇禹，只有五座宗庙；殷代尊崇契而宗奉汤，就是六座宗庙；周代尊崇后稷，宗奉文王、武王，就是七座宗庙。’文王、武王的祧庙，当时称为庙，就像《诗经》所说的‘于穆清庙’那样。有人认为文王、武王两代室，也是礼学家附会罢了。《明堂位》说：‘鲁公的宗庙，是文世室；武公的宗庙，是武世室。’春秋时期武公、〇公、桓公、僖公都称为宫，鲁公伯禽也不应该独有世室的称呼。所谓世室屋坏，大概是指祧主所藏的地方。古代祧主在埋藏之前，虽然其世代在太祖之上，必定另外有一间屋子来安放神主，并且世代藏之，各占一室。这是以同堂异室为义，所以不叫某宫、某庙，而叫世室屋。礼学家认为祧主藏在太庙左右的夹室中，这是错误的。如果藏在夹室中，那么祭祀时有不及祧主的时候，祝祷的号呼、笙磬的声音，难道不传到墙壁之外吗？怎么能让远祖的灵魂安适呢？《周礼》有先公的祧庙，这是祧庙以世代分先后，不以室分左右。”

元按：宗是尊的意思，尊崇奉祀的庙宇，所以叫宗庙。《考工记》说：“夏后世的世室，堂长十四步，宽是长的四分之一，五室，每室三步四尺，四旁两夹室，白盛门，堂占三分之二，室占三分之一。”殷人的重屋，堂长七寻，高三尺，四阿重屋。周人的明堂，以九尺的筵为度，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五室，每室二筵，室内用几来度量，堂上用筵来度量，宫中度用寻来度量，野外用步来度量，道路用车轨来度量。庙门能容纳大扄七个，闱门能容纳小扄三个。注说：“世室，就是宗庙；重屋，就是正寝。三代有时举宗庙，有时举正寝，有时举明堂，互相提及，以说明制度相同。”周代的明堂有五室，《孝经》说：“周公在明堂宗祀文王”，那么明堂也是宗庙了。有明堂必有太室，《尚书》说：“王进入太室祼祭。”注说：“太室，就是清庙。”那么明堂也是清庙了。又《月令》以五室都为太庙，那么太室也是太庙了。古人建国，左边是祖庙，五庙就在雉门的左边，而明堂则在南门之外。有五庙的寝宫，那么明堂如果不是祖庙，就是寝庙了。《周礼》夏官〇仆掌管五寝，注说：“五寝之庙，大概是因为明堂有五室，所以有五寝。”明堂的名称不见于《周礼》，而见于《考工记》，意在当时或许称为寝庙。朱熹说：“每一世各为一庙，庙有门，有堂，有室，有房，有夹室，有寝，四面有墙。”宋祁说：“周代制度有庙有寝，用来象征人君前朝后寝。庙藏木主，寝藏衣冠。到了秦代才把寝宫移到墓侧，所以陵上又改称寝殿，后世沿袭。现在宗庙没有寝宫，大概是从秦代开始的。”《尔雅》说：“室有东西厢的叫庙，没有东西厢有室的叫寝。”庙中的路叫做唐，堂前的路叫做陈，閍叫做门，宫中的门叫做闱，小的叫做闺，小闺叫做閤。所谓东西厢，就是夹室前的堂。寝在前庙在后，应该有道路、闱门、閤门。有人说閤门在庙门外，然而《说文》以閤为门旁的户，难道

译难道（世室）在宗庙门外吗？朱熹说堂下的墙壁上有闱门，妇人进入宗庙走闱门，闱门就像现在的东西掖门，位于旁边的墙壁上。既然闱门是妇人通行的路，那么它应当在宗庙房屋的后方，而男子通行的閤门，应当在宗庙房屋的前方了。孙毓说：“宗庙的制度，外面是都宫，里面各有寝庙，各有门墙。”太祖庙在北面，左昭右穆依次向南排列。贾公彦说：“诸侯有五个宗庙，太祖庙在中间，两个昭庙在东边，两个穆庙在西边。每个门的前面两旁有隔墙，墙上都有閤门。诸侯在太祖庙接受聘问。太祖庙以西的隔墙有三个閤门，向东走到太祖庙，总共经过三个閤门。”所谓向东走到太祖庙，是指从外门进入，转弯向东走。大概把路寝门作为内门，又称为中门，这就是天子诸侯的雉门。它的外门就是皋门。进入外门然后曲折进入宗庙门，那么大门在雉门外面，是皋门就可以知道了。这样贾公彦的说法与孙毓“左昭右穆依次向南排列”的说法不同。既然说太庙西边有三个閤门，那么东边也以此作为定规，就没有地方安置世室了。那么世室难道一定要居于太祖的左右，而排列在昭穆之上吗？

译太庙

朱子说：太庙是鲁国周公的庙。

元按：《春秋》文公十三年，世室的屋顶损坏。公羊学派说：“世室是什么？是鲁公的庙。周公的庙称为太庙，鲁公的庙称为世室，其他诸公的庙称为宫。周公为什么称为太庙？因为在鲁国分封鲁公，是为了尊崇周公。周公在前受拜，鲁公在后受拜。说：‘生前供养周公，死后以周公为主。’这就是鲁国的太庙之所以作为周公庙的原因。”《春秋》成公三年，新宫发生火灾。六年，建立武宫。定公元年，建立某宫。哀公三年，桓宫、僖宫发生火灾。又《明堂位》说：“鲁公的庙，是文世室；武公的庙，是武世室。”既然如此，那么诸侯大概不止五座庙了。又僖公八年，在太庙举行禘祭。太庙是周公的庙，在周公的庙里禘祭文王，可见文王没有专门的庙。文王没有庙，神主藏在世室。因为世室仅能容纳神主，其规制不宽敞，不能以周公迁就文王，所以将文王的神主迁出，在周公庙举行禘祭。文王迁就其庙，那么周公的正妻怎么能不退避到后寝呢？从前有人主张女主退避的说法，大概就是这个原因。《荀子·宥坐》篇说：“子贡在鲁庙的北堂参观，出来后问孔子。孔子说：‘太庙的殿堂，也曾有过说法。官员提供优秀的工匠，依照华丽的节制来修饰，并不是没有好的材料。’大概是说重视文饰。”庄公二十三年秋天，给桓宫的柱子涂丹漆。第二年春天，雕刻桓宫的椽子。这都是不合礼制的。《明堂位》说：“鲁国的太庙，是天子的明堂。库门，是天子的皋门；雉门，是天子的应门；山节藻棁，复庙重檐，刮楹达乡，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这些都是天子庙堂的装饰。”如果这样，那么鲁国的庙堂僭越太严重了，不是周公所制定的诸侯国的礼制。孔子凡事都要询问，难道没有深意吗？

朝廷

朱子说：朝廷是政事发出的地方。

元按：周代的制度，天子有四朝：一是外朝，由秋官朝士掌管；二是中朝，由夏官司士端正其位次；三是内朝，就是路寝的朝堂；四是询事之朝，由小司寇掌管其政令。通常只说三朝，是因为询事之朝不是常设的朝堂，所以不提。杜佑说：天子路寝的门有五座，最外面的是皋门，第二是库门，第三是雉门，第四是应门，第五是路门。路门里面就是路寝。皋门里面是外朝。朝堂上有三棵槐树，左右有九棵棘树，靠近库门有三府九寺。库门里面有宗庙社稷，雉门外有两观，两观外面有询事之朝，位于宗庙社稷之间。雉门内有百官宿卫的官署，应门内是中朝。中朝东面有九卿的台。燕朝就是路寝的朝堂，由太仆掌管。陈祥道说：周官太仆掌管燕朝的服饰位次，宰夫掌管治朝的法度，司士掌管朝仪的位次，朝士掌管外朝的法度。这是说天子的朝堂。《礼记·文王世子》说：公族在内朝朝见，由庶子掌管；他们在外朝，由司士掌管。又《玉藻》说：穿着朝服在白天于内朝视朝，退下后到路寝听政。那么《文王世子》和《玉藻》所说的朝，是诸侯的朝堂。大概天子库门之外是外朝，由朝士掌管；路门之外是治朝，由宰夫司士掌管；路寝是燕朝，由太仆掌管。诸侯也有路寝，有外朝，那么《文王世子》所说的内朝，就是《玉藻》所说的路寝；《玉藻》所说的内朝，就是《文王世子》所说的外朝。《玉藻》在路寝之外说内朝，那么还有外朝了。诸侯的内朝，由司士掌管，其官职与天子相同。燕朝由庶子掌管，其官职与天子不同。天子有五门，而诸侯只有皋、应、路三门而已。《明堂位》称鲁公的宫，说库门是天子的皋门、雉门；应门是天子的应门，说名称和制度两者兼有四种。”这说明鲁国没有皋门、应门了。《檀弓》说：“鲁庄公去世，安葬后，戴绖不入库门。”这说明库门在雉门外。《郊特牲》说：“在库门内举行绎祭。”说远离应当对着庙门，庙在库门之内。《小宗伯》说：“右边是社稷，左边是宗庙。”那么外朝在库门之外、皋门之内，就明白了。又《鲁语》说：“天子和诸侯，在外朝合办民事，在内朝合办神事。”注解说：“神事指祭祀，民事指颁布政事。”那么孔子在朝廷，大概是在外朝。

公门

元按：诸侯有三门都称为公门，这里所说的公门是孔子入朝的地方，大概是应门。《曲礼》说：“龟、筴、几、杖、席、盖、重素、袗絺绤，不进入公门；苞履、扱祍、厌冠，不进入公门；书方、衰、凶器，不进入公门。”大概是公门尊严，不轻易进入。又《考工记》说：“应门二彻参个。”注解说：“正门称为应门，就是朝门。彻是辙，二彻之内八尺，参个三八二丈四尺。”这是说天子的门，而诸侯的礼制则有降等，其门或许比这窄，但《聘礼》是侯国的礼制，而疏引二彻三个为证，难道门制或许有相同的吗？

中门

朱子说：“中门，在门中间，指当枨闑之间，是君主出入的地方。”元按：《

译《尔雅》说：“枨叫做楔。”注释说：“门两旁的木头，大概门有两扇，其两旁有长木，叫做枨，又名楔。门中间有一短木，叫做闑，又名橛。左右两扇门各有中间位置，左扇门的中间在闑的东边、枨的西边，右扇门的中间在闑的西边、枨的东边。这是从里面看外面而言的。然而门以面向厅堂为正，即从外面看里面。大体上左扇门是主人出入的道路，右扇门是宾客出入的道路。古人常掩上左扇门，只用右扇门出入。所以《玉藻》说：‘关上左扇门，站在其中。’指的是右扇门的中间。又说：‘国君入门，副使擦过闑；大夫在闑与闑之间；士副使擦过枨。’宾客入门不走在门中间，不踩门槛。公事从闑的西边，私事从闑的东边。这些都是说宾客的事。又《燕礼》与《大射礼》都说：‘卿大夫都从门的右边进入。’《曲礼》说：‘大夫和士出入国君的门，从闑的右边。’这所谓的右，是从外面看而言的。所以《燕礼》注释说：‘凡是入门而向右，是从闑的东边；向左则是从闑的西边。从闑的东边，是臣子朝见国君的法度；从闑的西边，是聘问宾客入门的法度。’《论语》所记载的‘站立不处在门中间’，指的是左扇门的中间。中间是国君出入的道路，臣子进入不敢由此，必定靠近闑的东边，何况敢站在门中间呢？

译跨过门槛

朱子说：“阈，就是门限。按照礼制，士大夫出入公门，应从门闑的右侧通过，不踩踏门槛。”

元按：《尔雅》说：“柣叫做阈。”郭璞、孙炎都注释为门限。邢昺说：“经传的各种注释都把阈解释为门限，指的是门下横木作为内外的界限。”俗称为地柣。

经过君位

朱子说：“位，是君主的虚位，指门和屏之间的地方，是人君站立的地方。”元按：《曲礼》说：“天子靠着斧依站立，诸侯面向北朝见天子叫做觐。天子在宁处站立，诸公面向东，诸侯面向西叫做朝。”孔颖达疏说：“依的形状像屏风，以绛色为底色，高八尺，东西方向正对门窗之间，绣有斧形花纹，也叫斧依。”《觐礼》说：“天子在门窗之间设置斧依。”郑玄注说：“依就像现在的绨素屏风，斧就是黼。”依有时写作扆。《尔雅》说：“门窗之间叫做扆，门屏之间叫做宁。”这就是《周礼》所说的外朝。但是天子在外屏，其屏在路门外；诸侯在内屏，其屏在路门内。那么宁立之处，天子应当在门外屏内，诸侯应当在屏外门内，这是不同的。朱子说人君站立，饶鲁说古代没有坐着接见臣下的礼节，到了秦朝尊崇君主、贬低臣下，才开始有君主坐、臣子站的制度，现在的朝仪用的是秦制。古代朝会，君臣都站立，公西赤束带站在朝廷上。《史记》说秦王一旦抛弃宾客而不站立，就是这个意思。孔子经过君主的虚位，大概是因为国家有朝会，君主就站在门屏之间，而卿大夫士的朝位分别列在门外的东西两侧，所以孔子进门时，必须经过门屏之间去就朝位，君主还没有视朝，所以说虚位。

萧墙 树塞

朱子说：“萧墙，就是屏。”又说：“屏叫做树，塞就是遮蔽的意思。在门前设置屏，用来遮蔽内外。”

元按：邢昺说：“萧的意思是肃，君臣相见的礼节，到了屏前就增加肃敬，所以叫做萧墙。”金履祥说：“叫做萧墙，虽然设置屏来限制内外，但萧疏可以通望内外，像汉代的罘罳之类。”既然说遮蔽内外，又说萧疏通望，这就不是墙屏的形制了。大概是因为《明堂位》说：“疏屏，是天子宫庙的装饰。”注说：“疏，是雕刻；屏，是树立。雕刻成云气虫兽，就像现在的罘罳。”罘罳有时写作桴思，所以金氏把屏当作罘罳。然而汉代的罘罳是阙上的小楼，虽然萧疏通望，但不是遮蔽内外的屏。古代天子、诸侯、大夫、士都有物品来遮蔽内外。天子、诸侯叫做屏，用木头制作，高八尺，足高二尺，漆成红色。中大夫用帘，士用帷。天子设在门外，诸侯设在门内，大夫、士设在庭中。《尔雅》说：“屏叫做树。”注说：“树立的意思，立墙当门来自我遮蔽。”又《郊特牲》说：“台门而旅树。”注说：“旅，是道路。树用来遮蔽道路。”鲁国的季氏有萧墙，齐国的管仲有树塞，都是以大夫的身份僭越诸侯的礼制。

宫墙

朱子说：“古人宫外只有墙，没有现在人的廊室。”

元按：《释名》说：宫，就是穹。意思是房屋显露在墙垣之上，高耸的样子。《尔雅》说：宫，叫做室；室，叫做宫。注说：实质相同而名称不同。古代宫室上下通称。《庄子》说：黄帝建造特室。《管子》说：尧有衢室之问。《帝王世纪》说：尧见舜处于二宫，而孟子则称为二室。又说：宫室之美。又说：取诸宫中。那么宫室可以通称。到了秦汉以后，才开始把宫作为至尊所居的称呼。《释名》说：墙，是障，用来自我遮蔽。《左传》说：有墙来遮蔽丑恶，就是这个意思。有宫，就有墙。及肩的墙，是士庶人的墙，可以窥见室家的美好。室家也叫做宫。《礼记》说：从命士以上，父子都住在不同的宫，就是这个意思。数仞高的墙，是天子和诸侯的墙，看不见宗庙的美好，宗庙也叫做宫。《诗经》说：公侯之宫；《春秋》桓宫、僖宫，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子贡把室家的墙和宗庙的墙，总称为宫墙。

阼阶

朱子说：阼阶是东阶。

元按：《说文》说：“阶是陛，意思是设置台阶以便登升。”《考工记》说：“夏后氏九阶。”注说：“南面三阶，三面各二阶，所以是九阶。”我私下认为尧时土阶三尺，夏代的制度应当比唐虞时期更高，而有九级之阶，并不是四面共设九阶。古代堂前没有台阶，只在左右设置两个台阶，由东西序以上。地道尊右，所以右边为宾阶；东方属仁，主人居住，所以左边为阼阶。阼阶是主人的台阶。天子尊贵，他的堂也只有两个台阶，君主站在阼阶，以宾客之礼延请群臣，所以下降台阶。《曲礼》说：践阼临祭祀。注说：天子踏上主阶来行事。从秦始皇开始，中间设甬道，高傲自尊，于是有了中阶。《明堂位》说：三公在中阶之前

译（天子）面向北，以东为上；诸侯的位置，在阼阶的东边，面向西，以北为上；诸伯的位置，在西阶的西边，面向东，以北为上。那中阶的名称，在经典中未曾出现，只有《明堂位》一书中提到。大概《明堂位》是秦汉时期的人所撰写的。孔子穿着朝服站在阼阶上，孔安国认为这是宗庙的阼阶。大概因为大夫穿着朝服来祭祀神灵，所以用祭服来依凭神灵。而朱子不说是宗庙，难道是说孔子站在主人的台阶上，用接待宾客的礼节来对待乡人吗？

译堂室

朱子说：“升堂入室，比喻进入大道的次第。”

元按：《说文》说：堂，就是殿。《释名》说：室，就是实。是说人物充满充实于其中。《礼记》说：天子的堂高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尚书大传》说：天子的堂高九雉，公侯七雉，子男五雉。大概古人前堂后室，背靠阴面而怀抱阳面，堂朝向光明，以中间为尊；室朝向生气，以右边为尊。室的南面是堂，堂的中间是两楹之间；室则左右为东西房，而堂的左右则通达显明，没有间隔。

奥

元按：《尔雅》说：“室的西南角叫做奥，西北角叫做屋漏，东北角叫做宧，东南角叫做防。”邢昺说：“这是区分室中四个角落的不同名称。”孙炎说：“奥，是室中隐蔽幽深的地方。古人建造房屋，门不在正中间而靠近东边，那么西南角最为深隐，所以叫做奥。而祭祀以及尊者常常待在那里。”《曲礼》说：“凡是做儿子的，居住不占据奥位。”就是这个意思。

灶

朱子说：灶是五祀之一。

元按：《释名》说：灶，就是造，创造食物。《月令》说：孟夏之月，祭祀灶神。又说：灶神，是老年妇女祭祀的对象，用盆盛放祭品，用瓶作为尊器。《庄子》说：仲尼读书，老妇倚靠在灶的角上听他读。何孟春说：这是宾客的位置。古人挖地为灶，所以席地而坐可以倚靠它的角。现在人称灶为东厨，还保留着这个遗俗。《史记》说：李少君凭借祭祀灶神的方术被汉武帝召见，于是天子开始亲自祭祀灶神。自汉朝以来，才开始有灶神的称呼。《淮南子》说：炎帝死后成为灶神。《路史》说：苏伯死后成为灶神。《东观汉记》说：阴氏在腊日早晨做饭，看见灶神，用黄羊祭祀他。《抱朴子内篇》说：灶神每月最后一天上天，向天帝报告人的罪状，大罪减损寿命，小罪减损寿命的计数。《宋史》说：彭介夜里听到厨房里有声音，偷看，看见一个人穿着王者的服装，说：“我是灶君，来为你料理家事罢了。”又《茅君内传》及《杂五行书》叙述灶神的事情很多。大概人心祈求福报而编造奇事，就像这样。仲尼不谈怪异，不就是这类事情吗！

牖

朱子说：“牖是南面的窗户。按照礼制，病人住在北窗下。君主来探视，就移到南窗下，让君主得以面南来看他。”

元按：《丧大记》说：“生病时，内外都要打扫。君大夫撤去悬挂的乐器，士去掉琴瑟。头朝东躺在北窗下。”孔颖达说：“病人通常在北窗下，如果君主来探视，就暂时移到南窗下，头朝东，让君主得以面南来看他。”金履祥说：“北牖的‘牖’应当是‘墉’。大概室中北墙而南窗，古人室北墙上起柱为壁，壁间西北角有小圆窗名扉，叫做屋漏，然而没有北牖的名称。牖、墉不同，墉是墙；牖是窗。《尚书》说：‘既勤垣墉’，说的是墙；《易经》说：‘纳约自牖’，说的是通明的窗户。”

长府

郑玄说：“长府，是仓库的名称。储藏货财叫做府。”

元按：《周礼·天官》有大府、玉府、内府、外府的职官。大府是管理王室仓库的长官，玉府掌管王室的金玉玩好，内府主管良货财藏在内者，外府主管泉布藏在外者。府就是聚集，是说货财聚集的地方。鲁国聚集财物的地方名叫长府。《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定公住在长府，用来讨伐季平子。而叔孙氏的司马騣戾率领士兵来救援，从西北角攻入。”那么长府大概在宫内，它也是鲁国的内府吗？

厩

邢昺说：“厩焚，是说孔子的家马厩被火烧了。”

许谦说：厩是养马的栏舍。凡是牧马的数量，四匹马为一乘，三乘为一皂，三皂为一系，六系为一厩。一厩二百一十六匹马，厩就是栏舍。牧马的人叫做圉。而马有良马、良马，则每匹马配一人；劣马则每两匹马配一人。良马则每乘有圉师，每皂有趣马，每系有驭夫，每厩有仆夫。劣马则每六匹马配一师，每六师配一趣马，每六趣马配一驭夫。天子十二栏马，六种五良一劣。劣马是良马数量的三倍。诸侯六栏，三良三劣。这一章说的是邦国的马厩，良马三栏六百四十八匹马，掌管牧马的人总共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劣马三栏，马与人数也如此。所以马厩被烧，夫子问人而不问马。

元按：《家语》《杂记》都记载这件事，而《家语》却说“国厩”，所以许氏据此认为是邦国的马厩。既然已经是国厩，那么路马也很重要了。问人之后，难道就不能问马吗？邢氏认为是“孔子的家马厩”，是因为他退朝后才知道这件事。《杂记》说“厩焚，孔子拜谢乡里来救火的人”。孔颖达疏说：“厩焚，是孔子的马厩被焚。”这是孔子的私厩，所以在退朝后才问。

节棁

包咸说：“节，就是栭。雕刻成山形，棁是梁上的短柱；画成藻文，是说其奢侈。”

朱子说：节，是柱头的斗栱。

译藻，是水草的名称。棁，是梁上的短柱。元氏按：《尔雅》说：“杗廇叫做梁，梁上面的楹叫做棁，閞叫做槉，栭叫做楶。”注解说：“棁，就是侏儒柱。閞，是柱上的欂，也叫枅，又名叫防。楶就是栌。”疏解说：“杗廇，是柱。那梁上的短柱名叫棁，又名叫侏儒柱，是因为它短小。閞，是柱上的木名，又叫做槉，又名叫欂，又名叫枅，就是柱上方的木，又名叫防，是一种东西而有五个名称。栭一名楶，又名叫节，就是栌，指的是斗栱。根据这些，那么节就是攎而不是欂了。《明堂位》说：“山节，藻棁，是天子宫庙的装饰。”注解说：“山节，是把栌欂雕刻成山的形状。藻棁，是在侏儒柱上画藻文。”又《礼器》说：“管仲用了山节藻棁。”注解说：“栭叫做节，梁上的楹叫做棁。”

译疏文说：欂栌也叫作节，山节是指把柱头雕刻成斗拱形状，像山一样。根据这个说法，那么“节”这个名字就总括了欂栌。又熊氏认为，在栭上放置木穏叫做欂栌，就是现在的防木，那么节与欂栌就不同了。大概古今宫室的制度，方言称呼不同就是这样。《尚书·益稷》篇说：山龙华虫，又说藻火粉米。疏文说：山取其安静镇守，且能兴起云雨；藻取其有文采。这是古人服饰制度的法象。现在用山藻作为宫室的象征，难道也是取这个意义吗？

居蔡

朱子说：居就是藏的意思。

元按：《周礼·龟人》说：“凡是取龟，在秋天；攻治龟甲，在春天。”各自用它们的物品放入龟室。郑玄说：“六龟各有不同的室。”孔颖达说：“龟有六个室，六龟各自进入它们的室。”然而古代藏龟的室，只有天子诸侯才能建造。臧孙作为大夫却僭越了，而且有山节藻棁的奢侈，用来谄媚侍奉鬼神，所以孔子认为他不智。

市朝

朱子说：肆是陈列尸体。

吴仲迂氏说：“市朝不过是连在一起说的。《左传》说：‘晋国杀了三郤，在朝廷陈列尸体；杀了安于，在市场上陈列尸体。’地位低贱的在市场上。”

应劭氏说：“大夫以上在朝廷，士以下在市场。”

元按：《考工记》说：“匠人营造都城，边长九里，四面各三门，前面是朝廷后面是市场，市朝各占一方百步之地。”注说：“王宫所居，面就是向的意思。一夫指各方百步的土地。”又《秋官》乡士各自掌管其乡的民数，辨别诉讼案件，区分死刑的罪行，而汇总于每旬，并在朝廷听职。狱讼判决后，士师接受中协日，刑杀后陈列尸体三天。郑玄说“肆就是申、陈列”。有罪既杀，陈列其尸体叫“肆”，并且引用《论语》“肆诸市朝”作为陈列尸体的证据。又掌囚，向王报告刑罚，捧着囚犯到朝士，加上明梏到市场刑杀。又掌戮在市场刑杀盗贼。大概在市场行刑的，就是《礼记》“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意思。凡是罪当死，不在八议之列，然后可以在市场戮杀。公伯寮诬告子路的罪行，按照周制，不知道是否合该处死，而子服景伯极力能在市朝陈列尸体，那么鲁国的士师不接受中协日的情况就多了。难怪柳下惠坚持正道而三次被罢免。

论语类考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类考卷十六

明 陈士元 撰

饮食考

醯

朱子说：醯是醋。

元按：《周礼》有醯人掌管五齐七菹，注说：“齐菹需要醯才能做成。”《集韵》说：“醯，酸味。”《释名》说：“醯，苦酒。”六经中没有“醋”字，读《汉书》才见到。

酱

马融氏说：鱼脍没有芥酱不吃。

朱子说：吃肉用酱各有适宜。

元按：《内则》说：“煮猪肉，包苦实蓼；煮鸡肉，醢酱实蓼；煮鱼肉，卵酱实蓼；煮鳖肉，醢酱实蓼。”《说文》说：“酱，醢。”《集韵》说：“酱，醯。”《周礼·膳夫》说：“凡是王的馈赠，食酱用一百二十罋。”注说：“酱，指醯醢。”现在的人则称醯为醋，不称酱为醯了。风俗。

通说：“雷不作酱，世人说让人腹内雷声。”王充《论衡》说：“作豆酱，讨厌听到雷声，想要人急作，不想积久。”《太平御览》说：“子路感雷精而生，尚鬭好勇，死衞人醢之。孔子覆醢，每闻雷，心恻怛耳。”这是又把醢即酱。

祭肉

元按：祭肉叫做胙。《左传》说：宰孔赐齐侯胙。《史记》说：天子赐楚成王胙，是的。胙也叫作福。《说文》说：胙，祭福肉。《谷梁》说：胙，致福肉。《周礼·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注说：致福，谓进祭祀之余肉。所以《左传》说申生致胙于公，而《国语》则说致福于公，是福即胙。祭于公，君庙之胙；朋友之馈，家庙之胙。朋友且拜，则拜公胙，可知胙肉生曰脤，熟曰膰。《孟子》说：膰肉不至，谓熟胙。

腥

朱子说：腥是生肉。

元按：生肉有腥气，所以叫腥。《少仪》说：“切葱若薤，实之。”

醯以柔之。注说：杀腥气。《周礼》庖人：秋行犊麋，膳膏腥。注说：膏腥，鸡膏。此特论因时煎和之法，然几肉。

之生者皆谓之腥，不独牛羊鸡鱼而已。又饮食之秽者，亦皆谓之腥。《书》说：“庶羣自酒腥闻在上”，是的。又郭璞注《尔雅》说：“饭中有腥，谓有生米。”

脍

朱子说：“牛羊与鱼之腥，聂而切之为脍。”

元按朱子之言出《少仪》。郑玄注说：“聂之为言防也。先藿叶切之，复报切之，则成脍。”又孔颖达《郊特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