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类考卷三
清诸县，由济入海。又《水经》所载汶名有五：北汶、瀛汶、紫汶、浯汶、牟汶。名虽异，而流则同。又《沂州志》亦有汶水，葢近于费邑者。然闵子所指之汶上，当在济青之域。今青州府沂水县西北七十里有闵公山，世传闵子避召处。但闵子所谓「如有复我，必在汶上」，乃其自誓之辞。季氏不复，闵子未必至汶上也。程子云：仲尼之门，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闵子、曽子数人。而《家语》乃记闵子骞为费宰，问政于孔子，孔子告以徳法御民之语。岂闵子变其志耶？传记汉儒所増，不可尽信，多类此。
译清河等县，由济水流入大海。又《水经》所载汶水之名有五种：北汶、瀛汶、紫汶、浯汶、牟汶。名称虽然不同，但水流则是相同的。又《沂州志》中也有汶水，大概是靠近费县的那一条。然而闵子所说的汶上，应当在济水与青州一带。如今青州府沂水县西北七十里有闵公山，世人传说是闵子躲避征召的地方。但闵子所说的“如果让我复职，我一定在汶上”，乃是他的自誓之辞。季氏没有让他复职，闵子未必真的到了汶上。程子说：孔子门下，能够不仕于大夫之家的，有闵子、曾子等几人。而《孔子家语》却记载闵子骞担任费宰，向孔子问政，孔子用德法御民的话来回答他。难道是闵子改变了他的志向吗？传记是汉代儒生所增补的，不能完全相信，大多像这类情况。
津
郑▯氏曰津济渡处
元按《尔雅》云：涉水处曰津。《括地志》云：黄城山在许州叶县西南二十五里。今叶县▯裕州，黄城山在叶县北十里。《圣贤塜墓记》云：黄城山即长沮、桀溺耦耕处，下有东流水，即子路问津处。而《一统志》于叶县黄城山亦载子路问津事，葢自叶适蔡之路也。
石门
朱子曰石门地名
金履祥氏曰：「赵善誉《舆地攷》云：『石门在东平之境。』元按《春秋》隠公三年冬，齐侯、郑伯盟于石门。杜预氏云：『石门齐地，在济北庐县故城西南。』又《水经注》云：『济北庐县故城西南六十里有石门。』然庐县故城在今山东济南府长清县西南二十里，则石门当在今兖州府东平州平隂县地。是齐郑所盟之石门，即子路所宿之石门也。《一统志》云：『平隂县西二十五里山上有石门，东西相向，可通人行者是已。』而《沂州志》又云：『石门山在费县西南八十里，即子路宿处』，似谬。」
互乡
朱子曰互乡乡名
元按《寰宇记》云：徐州沛县合乡故城，古互乡之地。葢孔子难与言者。一统志云：互乡在河南陈州商水县。《论语》“互乡难与言”，即此。二説不同，葢沛县在春秋时为宋地，商水乃陈地也。夫子尝过陈、宋，未知孰是。
达巷党 阙党
朱子曰：「达巷，党名。又曰：阙党，党名。」
元按二党地里今不知何在。孟康氏云：达巷党人项槖也。荀卿氏云：仲尼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知有亲者，多取孝弟以化之也。又仲尼所居之里谓之阙里。《括地志》云：阙里在兖州曲阜西南三里。《水经注》云：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即灵光之南阙。又灵光殿基之东有两观阙。阙里之义，葢本于此。而阙党之称，或亦近阙里者与？
陋巷
元按《一统志》云：「陋巷在曲阜县顔子庙前。」
东里
朱子曰东里地名子产所居也
元按：邢昺氏疏云，“东里，郑城中里名；子产居东里，因以为号。”
三归
朱子曰三归台名
元按《五经异义》云：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囿台以观鸟兽鱼鼈。诸侯无灵台，惟有时台、囿台而已。管仲作台，僣也。《一统志》云：三归台在东平州东阿县西二里。然今之东阿县即古阿邑，临淄去阿逺，管仲相齐，岂筑台于逺地？若以阿为管仲采邑，考之《春秋》，则阿乃卫邑。齐桓公与鲁庄公同时，庄公六传而为襄公。《左传》襄公十四年，孙林父败卫侯于阿，则是时阿尚属卫。其后齐威王烹阿大夫，乃卫亡之后也。管仲岂筑台于卫地？故知东阿三归为妄。
舞雩
朱子曰：「舞雩，祭天祷雨之处，有坛墠树木也。」
元按《一统志》云：舞雩台在曲阜县鲁城南，一名雩坛，余详《礼仪考》。
社稷
朱子曰社稷犹言公家
元按颛臾始封为附庸之国，以国事附于鲁，本非鲁臣。至春秋之世，各相兼并，颛臾始臣于鲁。故孔子以为社稷之臣。称国而必曰社稷者，王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立社曰置社。天子社广五丈，诸侯半之。天子社五色，冒以黄，而诸侯受土各以其方之色，亦冒以黄，而苴以茅。葢诸侯受封必先立社。《礼记·王制》云：“诸侯祭社稷。”《周礼·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庙。又《匠人营国》左祖右社。又《封人》设其社稷之壝。又《小司徒》立邦国之社稷。注云：“社以祭五土之只，稷以祭五谷之神。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养人故也。”《祭法》：“王社、侯社无预农事故不置稷，大社、国社则农之祈报在焉，故皆有稷。”其位在中门之右，其壝则北靣不屋。其祭以甲日，天子用大牢，服则希冕，诸侯用少牢，乐则帗舞。蔡墨云：“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来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国立社稷而祭必有神，故以古之有功社稷者为之主。里有里社，如《管仲》书社三百是
译津
郑氏说：津是渡水的地方。
元按：《尔雅》说：涉水的地方叫津。《括地志》说：黄城山在许州叶县西南二十五里。现在叶县属裕州，黄城山在叶县北十里。《圣贤冢墓记》说：黄城山就是长沮、桀溺一起耕种的地方，下面有向东流的水，就是子路问渡口所在的地方。而《一统志》在叶县黄城山也记载了子路问津的事，大概是从叶县到蔡国的道路吧。
石门
朱子说：石门是地名。
金履祥说：“赵善誉《舆地考》说：‘石门在东平的境内。’元按：《春秋》隐公三年冬天，齐侯、郑伯在石门结盟。杜预说：‘石门是齐国的地方，在济北庐县故城西南。’又《水经注》说：‘济北庐县故城西南六十里有石门。’然而庐县故城在今天山东济南府长清县西南二十里，那么石门应当在今天兖州府东平州平阴县的地方。这是齐郑结盟的石门，也就是子路住宿的石门。《一统志》说：‘平阴县西二十五里山上有石门，东西相对，可以通过行人，就是这里。’而《沂州志》又说：‘石门山在费县西南八十里，就是子路住宿的地方’，似乎错了。”
互乡
朱子说：互乡是乡名。
元按：《寰宇记》说：徐州沛县合乡故城，是古代互乡的地方。大概是孔子难以与之交谈的人所在的地方。《一统志》说：互乡在河南陈州商水县。《论语》“互乡难与言”，就是这里。两种说法不同，大概沛县在春秋时是宋国的地方，商水则是陈国的地方。孔子曾经经过陈、宋两地，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达巷党 阙党
朱子说：“达巷，是党名。又说：阙党，是党名。”
元按：这两个党的地理位置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孟康说：达巷党的人是项橐。荀卿说：孔子住在阙党，阙党的子弟没有不知道有父母的，大多选取孝悌来教化他们。又孔子所住的里巷叫做阙里。《括地志》说：阙里在兖州曲阜西南三里。《水经注》说：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就是灵光殿的南阙。又灵光殿基的东边有两座观阙。阙里的含义，大概源于此。而阙党的称呼，或许也是靠近阙里的吧？
陋巷
元按：《一统志》说：“陋巷在曲阜县颜子庙前。”
东里
朱子说：东里是地名，是子产居住的地方。
元按：邢昺疏说，“东里，是郑国城中的里名；子产住在东里，因此作为他的称号。”
三归
朱子说：三归是台名。
元按：《五经异义》说：天子有三台，灵台用来观察天文，时台用来观察四季，囿台用来观察鸟兽鱼鳖。诸侯没有灵台，只有时台、囿台而已。管仲建造台，是僭越了。《一统志》说：三归台在东平州东阿县西二里。然而现在的东阿县就是古代的阿邑，临淄距离阿很远，管仲辅佐齐国，怎么会在遥远的地方筑台？如果把阿当作管仲的采邑，考察《春秋》，那么阿是卫国的邑。齐桓公与鲁庄公同时，庄公传六代到襄公。《左传》襄公十四年，孙林父在阿打败卫侯，那么那时阿还属于卫国。后来齐威王烹杀阿大夫，那是卫国灭亡之后了。管仲怎么会在卫国土地上筑台？所以知道东阿的三归是荒谬的。
舞雩
朱子说：“舞雩，是祭天求雨的地方，有坛场和树木。”
元按：《一统志》说：舞雩台在曲阜县鲁城南，一名雩坛，其余详见《礼仪考》。
社稷
朱子说：社稷犹言公家。
元按：颛臾最初被封为附庸之国，将国事依附于鲁国，本来不是鲁国的臣子。到了春秋时代，各国互相兼并，颛臾才开始臣服于鲁国。所以孔子认为他是社稷之臣。称国家必定说社稷，是因为王为群姓立社叫大社，王为自己立社叫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叫国社，诸侯为自己立社叫侯社，大夫以下立社叫置社。天子社广五丈，诸侯减半。天子社五色，覆盖以黄色，而诸侯受土各以其方位的颜色，也覆盖以黄色，并用茅草垫底。大概诸侯受封必须先立社。《礼记·王制》说：“诸侯祭社稷。”《周礼·小宗伯》掌管建立国家的神位，右边是社稷，左边是宗庙。又《匠人营国》说左祖右社。又《封人》设置社稷的围墙。又《小司徒》建立邦国的社稷。注说：“社用来祭祀五土之神，稷用来祭祀五谷之神。祭社必定连带祭稷，因为它们功效相同利益均等而养育人民。”《祭法》：“王社、侯社不预农事所以不设稷，大社、国社则农事的祈祷报答在其中，所以都有稷。”其位置在中门的右边，其围墙则北面不设屋顶。其祭祀在甲日，天子用大牢，服饰则希冕，诸侯用少牢，音乐则帗舞。蔡墨说：“烈山氏的儿子叫柱，担任稷神，从夏朝以来祭祀他。周弃也担任稷神，从商朝以来祭祀他。”国家立社稷而祭祀必定有神，所以用古代有功社稷的人作为主神。里有里社，如《管子》书社三百是
也。邑有邑社，如子路谓费有社稷是也。孔子所谓社稷，则以国社、侯社言。孟子云：“民为重，社稷次之。”是也。其曰“社稷之臣”者，犹言鲁国之臣云尔，不敢斥言鲁君，故称社稷也。
译罢了。城邑有城邑的社稷，就像子路说费邑有社稷那样。孔子所说的社稷，是指国家的社稷、诸侯的社稷而言。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社稷次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那些被称为“社稷之臣”的人，不过是说他们是鲁国的臣子罢了，不敢直接指称鲁君，所以用社稷来代称。
问社
邢昺氏曰：「社，五土之总神。夏都安邑，殷都亳，周都丰、镐，其土各有所宜木也。」
朱子曰：「古者立社，各树其土之所宜木以为主也。」元按《周礼·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与其野。是自古社木，固有不同者。然宰我所称夏殷之社，乃亡国之社也。亡国之社，则屋之祭，则为之尸。《郊特牲》云：「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灾。孔颖达氏云：「亳社，殷社也。武王伐纣，以其社班赐诸侯，使各立之，以戒亡国。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周礼》所谓「右社稷」者，乃天子诸侯之正社稷又云：「决隂事于亳社，言不与正社稷同也。」鲁之外朝东有亳社，西有国社，故《左传》云：「间于两社，为公室辅」是也。哀公问社于宰我，或因毫社之灾，木烬于火，而欲求木以植之，故以为问。而宰我乃举三代所植之木为对耳。岂为非立社本意，而宰我妄对乎？但孔子所以责宰我者，惟在「使民战栗」之一语。《周礼·小宗伯》立军社，而《尚书》谓「不用命，戮于社」，故朱子以宰我附会其説。然何休氏注《公羊传》亦云：「松犹容也，想见其容貌而事之人正之意也。柏犹迫也，亲而不逺地正之意也。栗犹战栗，敬谨貌，天正之意也。」岂休之言有所受耶？余见《草木考》。
山川
朱子曰山川山川之神也
元按：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周礼》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坟衍，各因其方。山虞若祭山林，则为主而修除且跸。山川望祭，天子四望达于四方。鲁三望，惟祀泰山与河海，为其在境内也。祭山川之仪，其瑞用璋邸，其服用毳冕，其乐则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其鬯用蜃，其祭期以孟春仲冬，而毕于季冬。其所用牺牲，则月令谓孟春毋用牝，他时固可以牝祭，而孔子必取骍角之牛，何哉？葢孟春毋用牝者，谓祀山林川泽，而非谓祀名山大川也。名山谓五岳：泰山、霍山、华山、恒山、嵩山；大川谓四渎：江、河、淮、济也。所谓山川其舍诸者，谓人之祭山川不能舍骍角，非谓山川之神不舍骍角也。
山梁
邢昺氏曰桥梁也
元按《尔雅》云隄谓之梁。郭璞注云：梁即桥也。卫风云：有狐绥绥，在彼淇梁。毛苌注云：石絶水曰梁。谓之山梁者，其山溪水流之处而为梁以渡者乎？夫雉本山栖，而山梁则人所徃来之地。孔子见其色斯举矣，翔而后集，乃叹曰：「时哉时哉！」葢色斯举者，可以速则速也；翔而后集者，可以止则止也。时，孔子去鲁，葢有感焉。若谓饮啄得其时，则动物之常耳，孔子何取哉？夫山梁雌雉，处非其地，而举集得宜，可以避祸。「时哉」之叹，孔子所以教子路者至矣。子路不悟而共之，宜其不免于卫难。
沟渎
元按《尔雅》水注沟，曰浍；注浍，曰渎。渎乃水之大者。后汉应劭《奏议》云：“昔召忽亲死子纠之难，而孔子曰‘经于沟渎，人莫之知’，是以孔子自经沟渎之言，指召忽也。”《春秋》庄公八年，《左传》云：“鲁杀子纠于生渎，召忽死之生渎。”《史记·世家》作“笙渎”，注云：“笙渎，鲁地，句渎也。”句渎一作沟渎。
夷狄蛮貊
郑▯氏曰：「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貊。」狄，郭璞氏曰：「九夷在东，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蛮在南。」次四荒者。
朱子曰蛮南蛮貊北狄
元按《曲礼》云：“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夷各自为国。”举夷狄则蛮貊可知，犹四时错举，春秋之义。
九夷
朱子曰东方之夷有九种
元按《尚书·旅獒》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尔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明堂位》云：“九夷、八蛮、
译问社
邢昺说：“社，是五方土地的神灵总称。夏朝建都于安邑，殷朝建都于亳，周朝建都于丰、镐，各地的土地都有适宜种植的树木。”
朱熹说：“古代设立社坛，各自种植当地适宜生长的树木作为社主。”元按：《周礼·大司徒》规定设立社稷坛的围墙，并种植田主，各自根据郊野适宜生长的树木，来命名社坛和郊野。由此可见，自古以来的社坛树木，本来就有不同的。然而宰我所提到的夏、殷两代的社坛，是亡国之社。亡国之社，用房屋覆盖，祭祀时设立尸位。《礼记·郊特牲》说：“亡国之社，用房屋覆盖，是为了不让它接受天阳之气。”《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发生火灾。孔颖达说：“亳社，是殷朝的社坛。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后，将殷朝的社坛分赐给诸侯，让他们各自建立，以警示亡国的教训。因为它的社坛有房屋覆盖，所以火灾能够将其烧毁。”《周礼》所说的“右社稷”，是天子和诸侯的正统社稷；又说：“在亳社决断阴事，说明它与正统社稷不同。”鲁国外朝的东面有亳社，西面有国社，所以《左传》说：“在两社之间，作为公室的辅佐”，就是这个意思。鲁哀公向宰我询问社坛的事，可能是因为亳社发生火灾，树木被烧尽，想要寻求树木来种植，所以以此发问。而宰我于是列举夏、商、周三代所种植的树木来回答。这难道不是设立社坛的本意，而宰我胡乱回答吗？但是孔子责备宰我，仅仅在于“使百姓战栗”这一句话。《周礼·小宗伯》设立军社，而《尚书》说“不服从命令的，在社坛前杀戮”，所以朱熹认为宰我附会了这种说法。然而何休注解《公羊传》也说：“‘松’通‘容’，意思是想象其容貌而侍奉，体现人正的含义。‘柏’通‘迫’，意思是亲近而不疏远，体现地正的含义。‘栗’通‘战栗’，是恭敬谨慎的样子，体现天正的含义。”难道何休的话有所传承吗？其余内容见《草木考》。
山川
朱熹说：山川，是山川的神灵。
元按：《王制》规定，天子祭祀天下的名山大川，五岳的祭祀规格比照三公，四渎的祭祀规格比照诸侯。诸侯祭祀位于其境内的名山大川。《周礼》大宗伯用血祭祭祀五岳，用埋牲沉牲祭祀山林川泽。小宗伯划定山川丘陵坟衍的祭祀范围，各自依据方位。山虞如果祭祀山林，就作为主祭者进行修缮清理并戒严。山川的望祭，天子四方遥望祭祀，通达四方。鲁国的三望，只祭祀泰山与河海，因为它们位于境内。祭祀山川的礼仪，其瑞玉使用璋邸，其礼服使用毳冕，其音乐演奏蕤宾，歌唱函钟，舞蹈大夏。其香酒使用蜃，祭祀时间在孟春和仲冬，到季冬结束。其所用的牺牲，根据《月令》说孟春不用雌性，其他时候本来可以用雌性祭祀，而孔子必定选用红毛红角的牛，为什么呢？大概孟春不用雌性，是指祭祀山林川泽，而不是指祭祀名山大川。名山指五岳：泰山、霍山、华山、恒山、嵩山；大川指四渎：江、河、淮、济。所谓“山川难道会舍弃它吗”，是说人们祭祀山川不能舍弃红毛红角的牛，不是说山川的神灵不接纳红毛红角的牛。
山梁
邢昺说：桥梁。
元按：《尔雅》说堤坝叫做梁。郭璞注说：梁就是桥。《诗经·卫风》说：“有狐绥绥，在彼淇梁。”毛苌注说：石头截断水流的地方叫做梁。称为山梁的，大概是山溪水流之处建造桥梁以便渡过的地方吧？野鸡本来栖息在山中，而山梁则是人们往来的地方。孔子看到它见有人来就飞起，盘旋后才落下，于是感叹说：“好时机啊，好时机啊！”大概见有人来就飞起，是可以快速行动时就快速行动；盘旋后才落下，是可以停止时就停止。当时，孔子离开鲁国，大概有所感触。如果说吃喝得其时，那是动物的常态罢了，孔子有什么可取的呢？山梁上的雌野鸡，处在不合适的地方，而飞起和落下都适宜，可以躲避祸患。“好时机啊”的感叹，孔子用来教导子路，用意极深。子路没有领悟而与之共享，难怪他不能免于卫国之难。
沟渎
元按：《尔雅》说水流入沟，叫做浍；水流入浍，叫做渎。渎是较大的水道。后汉应劭《奏议》说：“从前召忽亲身死于子纠之难，而孔子说‘自缢于沟渎，没有人知道’，所以孔子自缢于沟渎的话，是指召忽。”《春秋》庄公八年，《左传》说：“鲁国在生渎杀死子纠，召忽死于生渎。”《史记·世家》写作“笙渎”，注说：“笙渎，是鲁地，即句渎。”句渎一作沟渎。
夷狄蛮貊
郑玄说：“东方叫夷，南方叫蛮，西方叫戎，北方叫貊。”狄，郭璞说：“九夷在东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六蛮在南方。”其次是四荒。
朱熹说：蛮是南蛮，貊是北狄。
元按：《曲礼》说：“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四夷各自为国。”提到夷狄，那么蛮貊也就可知了，就像四季错举，是《春秋》的义例。
九夷
朱熹说：东方的夷族有九种。
元按：《尚书·旅獒》说：“只有攻克商朝，于是开通了通往九夷八蛮的道路。”《周礼·职方氏》掌管天下的土地，辨别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的人民。《尔雅》说：“九夷、八狄、七戎、六蛮，称为四海。”《明堂位》说：“九夷、八蛮、
六戎、五狄。”夫四夷之数，参差不同。郑▯注《周礼》谓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国数理或然也。孔子欲居夷，不言南蛮、西戎、北狄，而独言东方之九夷，何也？范▯《东夷论》云：“东方之夷，天性柔顺，易以道御。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回顽薄之俗，就寛畧之法，故东夷柔谨，异乎三方之风。”孔子懐愤欲居九夷，岂有感于箕子耶？《东夷传》云：“九夷者，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夷、风夷、阳夷、干夷九种也。”孔子居九夷，言九夷尚可化，而中国君臣不见用，故发此叹耳。尝读《逸论语》曰：“子欲居九夷，从鳯嬉。”呜呼！孔子忧世甚切，岂为从鳯嬉也与哉？
译六戎、五狄。那四方夷狄的数量，参差不齐，各不相同。郑玄注释《周礼》时说四夷有八、七、九、五、六等数目，周朝所征服的邦国数量或许就是这样。孔子想要居住到夷地，不说南蛮、西戎、北狄，却唯独说东方的九夷，这是为什么呢？范晔在《东夷论》中说：“东方的夷人，天性柔顺，容易用道德来驾驭。从前箕子背离衰败的殷朝运势，避居朝鲜，施行八条禁令，使人们知道禁忌，扭转了愚顽浅薄的习俗，归于宽简的法度，所以东夷柔顺谨慎，不同于其他三方的风气。”孔子心怀愤懑想要居住到九夷之地，难道是受到箕子的感化吗？《东夷传》说：“九夷，是指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干夷这九种。”孔子想要居住在九夷之地，是说九夷还可以教化，而中原的君臣却不任用我，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罢了。我曾经读过《逸论语》说：“孔子想要居住到九夷之地，跟随凤鸟嬉戏。”唉！孔子忧虑世事非常深切，难道是为了跟随凤鸟嬉戏吗？
论语类考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类考卷四
明 陈士元 撰
田则考
邻里乡党
朱子曰：「五家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又曰：「二十五家为州。」
元按周制有乡遂二法，王畿六乡六遂，大国三乡三遂，次国二乡二遂，小国一乡一遂。乡以治国中，遂以治四郊。其乡制则掌于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而遂法则掌于遂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鄼，五鄼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比邻皆五家，闾里皆二十五家，族鄼皆百家，党鄙皆五百家，州县皆二千五百家，乡遂皆万二千五百家。乡则有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遂则有遂大夫、县正、鄙师、鄼长、里宰、邻长。是邻与里属之遂，而党与州属之乡。然其制则因于井田，每井虽八家，六乡之中有宅田、圭田、贾田，六遂之中有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余夫之田，则一井有不满八家者，故乡遂惟以五家起数，自比而积至于乡，自邻而积至于遂。即《左传》“庐井有伍”之法，而“伍两防，旅师军”之名亦由于此。凢曰邻里，曰乡党，曰州里者，甚言居处相近之地，非在他邦也。《礼记》云：“得罪于乡党州闾”，则乡遂比邻之名，盖自古有之。
千室十室
朱子曰：「千室，大邑；又曰：十室，小邑也。」
元按周制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每井八家，家亦谓之室，又谓之宅。五畆之宅，半在田，半在邑。四井为邑，每邑凢三十二室。十室之邑，邑之至小者；千室之邑，则有一百二十五井，是邑之至大者。曰十，曰千，举成数耳。千室之邑，乃大夫之采地也。载师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治其邑者，大夫之家宰也。
千乘百乘
马融氏曰：「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出革车一乘，千乘之赋，其地千成，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诸侯千乘，大夫百乘。」
朱子曰：「千乘诸侯之国，其地可出兵车千乘；百乘卿大夫之家。」
元按班固谓殷周因井田而制军赋，六尺为步，步百为畆，畆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畆，公田十畆，是为八百八十畆，余二十畆以为庐舍。井十为通，通十为成，成方十里，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谓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出赋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此诸侯之大者，是谓千乘之国。每乘有两车，一曰兵车，即驰车也；一曰大车，即革车也。两车总百人，谓之一乘。车百乘则有地百成，千乘则有地千成也。
百里
元按《尚书大传》云：古者百里之国，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宫。季本云：百里之国，并算郊内两靣，径四十里，以四十里乘四十里，得一千六百里，除山林陵麓沟洫城郭宫室涂邑三分去一，得一千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又以遂径方六十里，乘六十里，得三千六百里，除郊内地一千六百里，得三千里，三分去一，得一千三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又以鄙径方百里，乘百里，得一万里，除遂内地三千六百里，得六千四百里，三分去一，得四千二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又通计乡遂都鄙三分去一，共六千六百六十六里三分里之二，此百里之国之数也。詹道传云：大国地方百里，积万里为田，九十亿畆，即九百万畆，所谓提封万井也。三分去一，计三千三百三十三
译《论语类考》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类考》卷四
明代陈士元撰
田制考
邻里乡党
朱熹说：“五家为邻，二十五家为里，一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五百家为党。”又说：“二十五家为州。”
陈元按：周代的制度有乡和遂两种法则，王畿之内设六乡六遂，大国设三乡三遂，中等国家设二乡二遂，小国设一乡一遂。乡用来治理国都之中，遂用来治理四郊。乡的制度由大司徒掌管，五家为比，五个比为闾，四个闾为族，五个族为党，五个党为州，五个州为乡。而遂的法则由遂人掌管，五家为邻，五个邻为里，四个里为鄼，五个鄼为鄙，五个鄙为县，五个县为遂。比和邻都是五家，闾和里都是二十五家，族和鄼都是百家，党和鄙都是五百家，州和县都是二千五百家，乡和遂都是一万二千五百家。乡设有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遂设有遂大夫、县正、鄙师、鄼长、里宰、邻长。因此，邻和里属于遂，而党和州属于乡。然而这种制度是依据井田制而来的，每口井虽然通常有八家，但在六乡之中有宅田、圭田、贾田，在六遂之中有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余夫之田，所以一口井有时不满八家，因此乡和遂都从五家开始计算，从比累积到乡，从邻累积到遂。这就是《左传》中“庐井有伍”的法则，而“伍、两、旅、师、军”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凡是说邻里、乡党、州里的，都是极言居住相近的地方，并非在他国。《礼记》说：“得罪于乡党州闾”，那么乡、遂、比、邻的名称，大概自古以来就有了。
千室十室
朱熹说：“千室，是大邑；又说：十室，是小邑。”
陈元按：周代制度，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每井八家，家也称为室，也称为宅。五亩的宅地，一半在田，一半在邑。四井为一邑，每邑共有三十二室。十室的邑，是邑中最小的；千室的邑，则有一百二十五井，是邑中最大的。说十，说千，都是举整数而言。千室的邑，是大夫的采地。载师用家邑的田地来承担稍地，治理这邑的，是大夫的家宰。
千乘百乘
马融说：“十井为通，十通为成，一成出革车一乘，千乘的赋税，其地有一千成，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余，只有公侯的封地才能容纳，诸侯千乘，大夫百乘。”
朱熹说：“千乘的诸侯国，其地可以出兵车千乘；百乘是卿大夫的家。”
陈元按：班固说殷周依据井田制来制定军赋，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井方圆一里，这是九夫，八家共同耕种，各家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共八百八十亩，剩余二十亩作为庐舍。十井为通，十通为成，成方圆十里，十成为终，十终为同，同方圆百里，十同为封，十封为畿，畿方圆千里。有税有赋，税用来充足粮食，赋用来充足兵力。所以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是十六井。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丘为甸，甸是六十四井。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干戈齐备，这叫做乘马之法。一同百里，总括一万井，除去山川低洼、城池邑居、园囿道路，三千六百井出赋税，六千四百井出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这是卿大夫采地中最大的，叫做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总括十万井，出赋税六万四千井，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这是诸侯中最大的，叫做千乘之国。每乘有两辆车，一叫兵车，即驰车；一叫大车，即革车。两辆车总共百人，称为一乘。车百乘则有地百成，千乘则有地千成。
百里
陈元按：《尚书大传》说：古代百里之国，三十里的遂，二十里的郊，九里的城，三里的宫。季本说：百里之国，并算郊内两面，直径四十里，以四十里乘四十里，得一千六百里，除去山林陵麓沟洫城郭宫室道路三分之一，得一千六十六里又三分之二里。又以遂直径方圆六十里，乘六十里，得三千六百里，除去郊内地一千六百里，得三千里，除去三分之一，得一千三百三十三里又三分之一里。又以鄙直径方圆百里，乘百里，得一万里，除去遂内地三千六百里，得六千四百里，除去三分之一，得四千二百六十六里又三分之二里。又通计乡遂都鄙除去三分之一，共六千六百六十六里又三分之二里，这是百里之国的数目。詹道传说：大国地方百里，积万里为田，九十亿亩，即九百万亩，所谓总括万井。除去三分之一，计三千三百三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