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类考卷四

译井田制中，井田的三分之一，实际拥有田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田的三分之二，每井九百亩，共计六百万亩；每井扣除二十亩公田作为庐舍用地，共扣除一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亩；公私合计收获五百八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七亩。我私下认为，公侯百里见方的封地，才是其实际封爵禄位的数量，怎么能在其中去掉三分之一呢？

译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

朱熹说：方圆六七十里，是小国。五六十里，那就更小了。

元按：四围称为“方”，“方”也就是指国家。方圆六十里的国家，在经传中没有见过。孟子说：伯爵七十里，子爵男爵五十里。《尚书大传》说：方圆七十里的国家，遂地宽二十里，郊外宽九里，城宽三里，宫宽一里。方圆五十里的国家，遂地宽九里，郊外宽三里，城宽一里，以城作为宫。

季本说：方圆七十里的国家，郊内两面直径为十八里，用十八里乘以十八里，得到三百二十四里，减去三分之一，得到二百一十六里。又用遂地直径四十里，乘以四十里，得到一千六百里，减去郊内的三百二十四里，得到一千二百七十六里，减去三分之一，得到八百五十里又三分之二里。又用鄙地直径七十里，乘以七十里，得到四千九百里，减去遂地内的一千六百里，得到三千三百里，减去三分之一，得到二千二百里。又总计乡、遂、都、鄙，共三千二百六十六里又三分之二里。至于方圆五十里的国家，则郊内两面直径为六里，用六里乘以六里，得到三十六里，减去三分之一，得到二十四里。又用遂地直径十八里，乘以十八里，得到三百二十四里，减去郊内的三十六里，得到二百八十八里，减去三分之一，得到一百九十二里。又用鄙地直径五十里，乘以五十里，得到二千五百里，减去遂地内的三百二十四里，得到二千一百七十六里，减去三分之一，得到一千四百五十里又三分之二里。总计乡、遂、都、鄙，共计一千六百六十六里又三分之二里。

詹道传说：方圆七十里的国家，井田制下公私实收二百八十七万四千六百六十七亩。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井田制下公私实收一百四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亩又三分之二亩。这都是减去三分之一的算法。我私下怀疑这不是伯爵、子爵、男爵实际封地的数目。因为公侯百里，提封一万井，那么方圆七十里的伯爵国应当累积五千井，是公侯的一半；方圆五十里的子爵男爵国应当累积二千五百井，是伯爵的一半，这是实际数目，不可减去的。古代封国只有方圆七十里、五十里，而冉求有六十里的说法，他的意思或许在伯爵、子爵男爵国之间，不敢预先拟定罢了。

有人问：《王制》《孟子》都说公侯百里，伯爵七十里，子爵男爵五十里。而《周礼》却说：“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制度不同，为什么呢？回答说：“《王制》《孟子》说的是各国爵禄的实际数目，而《周礼》则是以封疆边界来说的。公侯的封疆边界，虽然有五百里、四百里，但受田食禄只有七十里而已。子爵男爵的封疆虽然二百里，但受田食禄只有五十里而已。就像现在的县，大小不同，但俸禄却是固定的。《周礼》哪里与《王制》《孟子》不同呢？只是子爵男爵的封疆有宽窄，而冉求六十里的说法，或许有所见地。不然，难道春秋时期各国侵夺，并非先王封疆的旧制，而冉求却有五十、六十、六七十里不确定的说法吗？”

万方

元按：万是盈满的数目。万方就是万国。《外纪》说黄帝划分疆域，得到方圆百里的国家一万区。刘恕怀疑方圆百里的国家有一万个，除非方圆十万里才能容纳，这大概是只衡量了纵向尺度而没有考虑到横向。纵横合度，那么方圆百里的国家有一万个，只是方圆一万里罢了。《尚书》称尧说“协和万邦”，称禹说“万邦之君”，称汤说“诞告万方”，称武王说“抚万邦”，这是极言其治理教化之深远，以万为成数，说远近大小之国不止于千而已。

郑氏说：州有十二师，每一师统领一百个国家，每州一千二百个国家，畿外八州总共九千六百个国家，其余四百个国家在畿内。《王制》说：天子县内方圆百里的国家九个，方圆七十里的国家二十一个，方圆五十里的国家六十三个，总共九十三个国家。又说：天子县内方圆千里者，等于方圆百里者一百个，封赐方圆百里者九个，其余方圆百里者九十一个。又封赐方圆七十里者二十一个，等于方圆百里者十个，方圆十里者二十九个，其余方圆百里者八十，方圆十里者七十一。又封赐方圆五十里者六十三个，等于方圆百里者十五个，方圆十里者七十五个，其余方圆百里者六十四，方圆十里者九十六。又说：总共九州一千七百七十三个国家，天子的元士和诸侯的附庸不在其中。孔颖达注说：这是殷代的制度，大概因为《洛诰》说天下诸侯受命于周的有一千七百七十三国，与数目相同，所以知道《王制》所说的是殷代诸侯的数目。如果这样，那么汤所说的万方，难道真符合万的数目吗？有人以为三代地域只有殷代狭窄，这是拘泥于殷代方圆三千里，夏周都是方圆七千里的说法，而不知道三代疆理天下都是地尽四海，所以禹之外薄四海，汤之肇域四海，武王则富有四海之内，难道有三千里、七千里宽窄不同到这种地步吗？三代田里虽然无考据，但汉代制度可以类推。汉代天下之地，东西九千三

译纵横各一百二十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全国土地总面积为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扣除城邑、道路、山川、林麓所占的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其中可以开垦的土地共计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已经开垦的土地共计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即使是夏、商、周三代兴盛之时，难道有超过汉朝的吗？然而汉朝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相当于周代百步之亩的二亩四分，每顷相当于周代的二百四十亩。可以开垦的土地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相当于周代的七千七百四十九万八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成周时期王畿之内土地总面积为一百万井，一井九亩即九顷，作为田地为九百万顷，扣除这部分后还剩余六千八百四十九万八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以方圆百里的国家土地总面积为一万井，即九万顷来计算，大约可以得到方圆百里的国家七百六十一座。将这九万顷的土地平分，则每份四万五千顷，可划分为方圆七十里的国家；四等分，则每份二万二千五百顷，可划分为方圆五十里的国家。还剩余八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如果仅以方圆七十里的国家土地总面积四万五千顷来计算，大约可以得到方圆七十里的国家一千五百二十二座，也还剩余八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又如果仅以方圆五十里的国家土地总面积二万二千五百顷来计算，大约可以得到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三千零四十四座，也还剩余八千二百七十二顷八十亩。大的划分为方圆百里的国家七百六十一座，次一等的划分为方圆七十里的国家一千五百二十二座，再次一等的划分为方圆五十里的国家三千零四十四座，而剩余的土地可以析出作为附庸国的就不计算在内了。疆域相互依存，大小交错，其形状本来就不能像棋局那样方正，而且其数量也不止于《王制》所说的千七百七十三国，执玉圭的诸侯不都是百里见方，执帛的诸侯不都是五十里见方。〇由连帅统领，由州伯统辖，最终统归于天王，数量虽然未必符合一万，但自千以上都可以称为万。更何况圣人的声名远播至蛮夷之地，尊贵的亲属又怎能用诸侯封地的固定数目来限定，从而认为殷汤“地狭万方”的说法是虚妄的呢？

译沟洫

邢昺说：《考工记》郑玄注说：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赋税，治沟也。方十里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税，缘边一里，治洫也。方百里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税，缘边十里，治浍也。这是沟洫的制度。

朱熹说：“沟洫，是田间的水道，用来端正疆界，防备旱涝的。田间的路，大概是顺着田的边界，规定它的宽窄，以及它的横纵，以通行人车马的往来。就是《周礼》中遂上的径，沟上的畛，洫上的涂，浍上的道。遂宽二尺，沟宽四尺，洫宽八尺，浍宽二寻，也就是一丈六尺了。径能容牛马，畛能容大车，涂能容乘车，一轨是道，二轨是路，三轨就将近二丈了。这些水陆占用的土地，不能作为田地的很多。先王不是不吝惜而白白废弃它们，而是为了端正疆界，制止侵夺争执，按时蓄积排泄，防备水旱，作为长久之计，有不得不这样的原因。商鞅怀着急切苛刻之心，实行苟且的政治，尽开阡陌，以尽地利，千古圣贤传授精微防备的意思，就泯灭了。”

元按：《周礼》遂人掌管邦国的郊野，夫间有遂，十夫有沟，百夫有洫，千夫有浍，万夫有川。解说的人认为这是夏后氏的田制贡法。又说匠人治理沟洫，耜宽五寸，二耜为耦，一耦所挖，宽一尺，深一尺，称为畎。田首加倍，宽二尺，深二尺，称为遂。九夫为井，井间宽四尺，深四尺，称为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宽八尺，深八尺，称为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宽二寻，深二仞，称为浍。解说的人认为这是助法。贾公彦说：“遂人的制度，沟横而洫纵；匠人的制度，沟纵而洫横。”大概是说乡遂都鄙的制度不同罢了。从现在考证来看，那么《周礼》《王制》《司马法》未曾不合，而世俗儒者纷纷起议，难怪三代井田不可行于后世了。小司徒经画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为井邑丘甸县都，这就是司焉法，通成终同的制度，井田的正法。有田必有水，所以用遂沟洫浍川环绕它；有水必有道，所以用径畛涂道路贯通它。水与道既然依附于田，那么井田之余必有贫瘠坚硬之处，可以作为田而不成井的，也有菜牧错杂之处而不能定数的。它的水道，那么十夫有沟而至于万夫有川，岂是拘泥于棋局之画而没有通变之妙呢？《王制》说：“山林川泽，林麓沟渎，城郭涂巷，三分去一。”这是田的实数。那三分益一的，是用水与道及山川城郭菜牧之处来说的，所以小司徒也说：“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十一使自赋。”这是说其大概，都鄙并非无贡而助法多，乡遂并非无助而贡法多罢了。汉儒却说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难道都鄙的田没有一沟洫以备旱涝的吗？为何拘泥于一偏之论而不究三代变通之法呢？孔子称禹尽力乎沟洫，大概禹平洪水之患，又治田间之水，使大小相注，各循其道，然后可以定九州田壤贡赋之制。《皋陶谟》也说：“濬畎浍距川。”说禹之尽力沟洫，难道不是这样吗？

彻

邢昺说：“古代公田之法，十取其一，是说十亩之内取一亩。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税亩，又履其余亩，是十取二了。《周礼》载师说：‘凡任地，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那是说王畿之内所共多，所以赋税重。诸书所言十一，都是说畿外之国。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那么郊外、郊内其法不同。”

朱熹说：“彻，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亩，而与同沟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计亩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所以称为彻。”

元按：三代贡助彻本无二法，于民所受田中取其租谓之贡，就其中留公田借民耕而官收其租谓之助，助即彻也。公刘乃殷之诸侯，其诗曰“彻田为粮”，则当时已谓助为彻矣。但未世人皆自利，不相通融，而失助之本意，故周特以彻名，欲人知有通义耳。贡法无常田而岁有常额，犹今之计亩收租也；助则官有常田，租无常额，犹今之就田分租也。观夏人有休助之谚，则贡法之始亦非不善，自上夺民时，不得耕耨，而岁必取盈，如龙子所讥者，是用贡之弊，所以不善而殷改为助也。孟子云“虽周亦助”，又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盖举夏后氏之贡以起

译殷代的“助”法，是帮助周代“彻”法也含有“助”的意思，并不是说“彻”兼有“贡”和“助”的性质，而是从夏、殷的制度中引申出来的。周代的“彻”法，在天子王畿之内，土地总面积为百万井，姑且暂且不谈，试说诸侯百里之国的土地总面积为一万井，每一井公田一百亩，应当有一百万亩，每亩大约收获粟一石八斗，应当为一百八十万石。一井有八户人家，每家只以一名妇女为计算标准，应当有八万名妇女，每名妇女大约织造布绢二匹，应当为十六万匹，这还不包括丝絮在内。用来守护宗庙的典籍，如祭祀、宫室、婚姻、丧葬、百官的俸禄、宴飨诸侯的币帛、饮食以及赏赐贤能辛劳者、慰问长老，这些都是吉凶宾嘉的常礼。至于军需，则有车马、甲兵的准备，旗帜、戎装的修缮，有的取自粟米，有的取自布缕，那么租税的收入，费用已经充足了。鲁宣公为什么要按亩征税呢？大概是因为春秋时期，盟会防备的礼仪繁多，战争事务广泛，耗尽民力来供应转运输送，放纵嗜欲而违背农时，导致国家用度匮乏，于是按亩加税，也是势所必然。按亩征税，就是夏代不好的“贡”法。既然按亩征税，鲁哀公又有年成饥荒、用度不足的忧患，所以有若以“彻”法进言，希望他节约用度、爱护百姓，这样国家用度自然充足。《左传》说：“季孙想要实行田赋，让冉有去询问孔子，孔子不回答，却私下对冉有说：‘季孙如果愿意实行我的法度，周公的典章还在；如果只想苟且行事，又何必来询问呢？’”鲁国的君臣都想要加赋，而有若所说的“彻”，就是孔子所称道的周公典章。有人怀疑《周礼》就是周公的典章，为什么没有公田的记载？我认为，周代的公田在九夫之中，而“彻”法是十取其一。然而《载师》所掌管，从园圃到漆林的征收，有轻于十分之一的，也有重于十分之一的。郑玄寻求其中的道理而不得，于是说：“周代的制度是轻近而重远，王畿用贡法，邦国用助法。”这大概是不了解《周礼》虽然没有明确说出公田的“彻”法，但“彻”法本来就已经明显可考。《小司徒》经划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从九夫为井，到四县为都，这不是井田吗？有井田就有公田了。又说：“制定民职，以命令地贡，以征收财赋。”这不是公田的“彻”法吗？《遂人》的职掌说：“以兴起锄草利于百姓。”意思是兴起众民共同耕种公田。《里宰》的职掌说：“以岁时合耦于锄。”意思是集合众力耦耕公田。《旅师》的职掌说：“聚野之锄粟。”意思是不合耦耕种公田而罚取其公田的税粟。《仓人》的职掌说：“掌管粟入的储藏。”这是公田所收获的粟。那么公田的“彻”法，《周礼》中明显可考就是这样。郑玄却说“王畿用贡法”，这是拘泥于“国中什一使自赋”的一句话，而不探究孟子的本意，难道不是疏漏吗？大概是因为前代儒者认为班禄的制度不见于《周礼》，所以提出“成周无公田”的说法。然而成周公田的法度非常详细严密，耕种时有草人来教化土壤，有司稼来辨别种子，相度地宜而巡视稼穑，有里宰来集合耦耕，有遂人来兴起众民，有旅师、仓人来征收粟米，有卒伍的法度来命令缴纳，有遗人来掌管委积，有司禄来颁给用度。公卿大夫则有采地，士大夫在职的俸禄与庶人在官的俸禄则由司禄供给，大役、宾客、防纪、军旅的用度则由遗人供给。所用之余作为赈贷，以备凶荒。这就是百姓与君主都不缺乏的原因。

译稼圃

马融说：“种植五谷叫稼，种植菜蔬叫圃。”

我按：《周礼》中太宰以九种职事来任用万民，第一是三农生产九种谷物，第二是园圃培育草木。大司徒辨别十二种土壤的物产，了解它们的种类，以此教导人们耕种和栽培。载师以园圃的职事任用园圃之民，园人掌管国家的园圃。闾师任用农夫从事耕种，贡纳九种谷物；任用圃人从事种植，贡纳草木。此外还有遂人教导耕种，遂师巡视耕种，遂大夫修明耕种政令。至于邻长、里宰、县正等管理耕种的官员，又各自以督促耕种事务、考察土地、辨别作物种子为职责。大概周朝以农业立国，所以如此重视农业。而官员与百姓每日在田间往来，彼此感情没有隔阂。所谓“送饭到南边的田里，田官见了非常欢喜”，那种风气可以想象了。如今樊迟问稼圃之事，而孔子拒绝他，为什么呢？大概《周礼》所说的稼穑，就是《无逸》《豳风》中防止君王逸乐的意思。周公引导君王重视农业。樊迟请求学习稼圃，是想亲自做小人的事，打算以此倡导四方百姓，却不知这种形势不可行。所以孔子拒绝樊迟，与孟子驳斥许行的意思没有不同。戴埴《防璞》说：“古代人各有职业，一事一物必有传授。如农事的本末源流，稍见于《生民》《七月》《周礼》中任用农夫和圃人的职事，老农老圃，大概熟习听闻他们的职业。”现在所传的《齐民要术》，可以推知大概。《管子》“地员”一篇，记载土地适宜种植的情况，比《禹贡》更详细。而《亢仓子》讲述农道，比《管子》更详细。《汉书·艺文志》记载：“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汜胜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葵一篇，共九家一百十四篇。”总之，各有传授，不能一概以孔子轻视为由，就认为没有这门学问。

躬稼

朱熹说：“大禹平定水土，后稷播种谷物，都亲身从事耕种之事。”

我按：马融说：“大禹尽力于沟渠水利，后稷播种百谷，所以说躬稼。”我私下认为躬稼是亲身从事耕种之事，可以称后稷，却不可以称大禹。然而书传中大禹和后稷多并称，所以躬稼的是后稷，而孔子兼称大禹。“八年在外，三次经过家门而不入”的是大禹，而孟子兼称后稷。这是大禹的躬稼，固然不必追究其实际是否如此。

耦耕

朱熹说：耦是并耕。

饶鲁说：“两把耜在同一沟中耕种，叫作耦耕。”

我按：《周礼》匠人规定“耜宽五寸，两把耜为耦”，贾公彦注说：“两把耜为耦，是两人各执一把耜，像长沮、桀溺那样并耕。”《周颂》说：“十千维耦。”《国语》说：“农夫作耦。”这是确实的。古代耕种必用牛，而驾驭牛耕种的是人。看冉耕、司马耕都以“牛”为字，那么“耕”的含义就可见了。而贾公彦却说后汉才开始用牛耕，难道是这样吗？两人并耕叫作耦，而吴国孙权以八头牛为四耦，也应当是以八人耕种了。董仲舒说：“大禹看见耕种的人五耦，就扶着车轼致敬。”大概驾驭牛耕种，自炎黄以来就有了。

耰

郑玄说：耰是覆盖种子。

程复心说：“耕种完毕而播种完毕，又再耕，翻土以覆盖种子，叫作耰。”

我按：许慎《说文》说：“耰，摩田器也。”《韵防》说：“播种后，用此器摩平，使土张开之处复合，用来覆盖种子。”贾思勰说：“古叫耰，今叫劳。”谚语说：“耕而不劳，不如作暴。”劳就是现在的压田。贾谊说：“秦民借父亲的耰锄，还有自得的神色。”耰与锄都是农具。《论语》所谓“耰而不辍”，大概是手持耰这种农具，用力于耰田罢了。

论语类考卷四

<经部,四书类,论语类考》>

钦定四库全书

论语类考卷五

明 陈士元 撰

官职考

冡宰

马融说：“冡宰，是天官卿的辅佐，治理王政的人。”

朱熹说：冡宰即大宰。

我按：殷制建官先设六太，第一是太宰，没有冡宰之名。杜佑《通典》说：太宰在殷为六太，在周为六卿，也叫冡宰。大概周武王既废黜殷命，参考殷官，才改太宰为冡宰。夫高宗是殷君，而孔子说听于冡宰，是举周官之名罢了。冡宰、太宰，周代通称。《周礼》说：乃立天官冡宰，使率领其属员；又说太宰卿一人。郑玄注说：冡是大，宰是官，百官总领于此，叫作冡；列职于王则称大。陆德明注说：宰是调和膳食之名，此冡宰也能调和众官，故号大宰。柯尚迁注说：冡是山顶，大也；宰是主，制也，谓所主制者大也。兼采众说，而冡宰之义就明白了。

大宰

孔融说：“太宰，官名，或是吴国，或是宋国，不可知。”

吴程说：“《左传》，鲁、郑、楚诸国都有此官，不只是吴、宋。”金履祥说：“天子的宰叫太宰，宋是王者之后，吴僭越称王，所以当时他们的宰也称太宰。”

我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