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事纬卷十二

译左传事纬卷十二

（经部，春秋类，左传事纬）

左传事纬例略

旧有的《左传》文字依附于《春秋》经文，以年、时、月、日相互关联维系。我将其改为按年代编排的叙事体，篇目共一百零八篇，旨在让读者一目了然就能理解，并且没有遗忘的弊病。杜预认为《左传》有先于经文、后于经文等多种体例，所以往往有经文没有对应的传文，以及经文详细而传文简略、经文简略而传文详细的情况。既然确立了叙事的体例，即使传文中只有一字一句稍微涉及某件事，也将其附入其中，以便不遗漏古代史书的文字。

疏漏遗漏固然粗陋，重复繁杂也太多。有一件事，或者关联两件事乃至多件事的，只选取其中重要的一项记录。在论断中互相援引，大概就能贯通融汇了。

事件统摄于篇章，年代容易混乱，所以每年必须间隔一个字来书写。每年的首件事，则仿照本文大字书写某年，其余则分别注释某年，不使传文在篇末重复出现显得累赘。以我愚钝的见解，不敢说文章旁征博引各家之说，杂采各种记载，没有必要附会冷僻的学说，折中调和统一归于正大，只期望阐明《春秋》经传而已。

简端零碎的评语，寄托我的意旨，偶尔拈出一两条，用来标志赏识事件的要点，也作为标题，滥竽充数的评语一概不收【以上是正书的体例】

研读《春秋》的人，异说纷纭，从汉、唐以来不下数百家。只有杜预自号“左癖”，能自成一家之言。特意选取他的序言置于卷末压卷，而孔颖达的序言排在其次。孔颖达是尊崇杜预的。

左丘明列传，旧史中没有，这里采缀一二遗事，用来弥补司马迁的缺漏。左氏确立体例，有发凡起例，有新意，前后互相阐明，最为条理详尽。自从《公羊传》《谷梁传》产生异同之见，胡安国形成科举应试之学，左氏的体例就搁置不讲了。这里为之推演论述，共三十一篇，名为《左氏辩例》。

旧有苏轼的地图，杂入宋代诸侯年表，只列出几个国家，宋人发明图说，详略失当，而且刊刻错讹，又淆乱观览。现在设立六幅图，世系二十一个，一并著录公姓卿族，地理度量广狭，详细记载山川，年表完备列出各国，各自标出大事。其中的帝派、天官、职官，则是我的意见所增加的。名为《左氏图说》。

左氏《碎金屑玉》阅读起来越久越新，学识博通，文字工绝。在曝晒日光的闲暇，随看随抄，积累成卷，名为《览左随笔》。

杜预的《春秋左传名号归一图》，久失校对，不无颠倒误谬，这里另作一式，分国别氏，指掌了然，名为《春秋名氏谱》。

六书不明，豕亥致紊，附以左氏字释，用来作为考订的辅助【以上是前书的体例】

钦定四库全书

左传事纬前集卷一 灵璧知县马骕撰《晋杜预春秋左传序》

《春秋》，是鲁国史书的名称。记事的人，以事件系于日，以日系于月，以月系于时，以时系于年，用来记录远近，区别同异。所以史书所记载的，必定标明年份以作为事件的开端。一年有四季，所以交错列举作为所记载的名称。《周礼》有史官，掌管邦国四方之事，通达四方之志。诸侯也各有国史，大事书写在简策上，小事只写在简牍上罢了。孟子说：“楚国称之为梼杌，晋国称之为乘，而鲁国称之为春秋，其实是一样的。”韩宣子到鲁国，看到《易象》与鲁《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了，我这才知道周公的德行与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韩宣子所看到的，大概是周的旧典礼经。周德既衰，官职失去其职守，在上位的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等所记注的，多违背旧章。孔子依据鲁国史策书的成文，考订其真伪，而记载其曲礼，上以遵循周公的遗制，下以阐明将来的法度。那些教化所存、文辞所害的，就删削而纠正它，以示劝戒。其余的都直接使用旧史。史书有文质之分，辞令有详略之别，不必改动。所以传文说：“其善志。”又说：“非圣人孰能修之？”大概是周公的志向，孔子从而阐明它。左丘明受经于孔子，认为经是不可删改的书。所以传文有时先于经文以开始事件，有时后于经文以终结义理，有时依据经文以辩明道理，有时交错经文以契合异同，随义而发。那些体例所重视的，旧史遗文，略不尽举，不是圣人所修的要旨。身为国史，亲自阅览载籍，必定广泛记录而完备言之。其文辞舒缓，其旨意深远，将让学者原始要终，寻找其枝叶，探究其穷尽，优柔而引导之，使自行求索，餍足而饱食之，使自行趋向。如同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才算是得法。那些发凡以言例的，都是经国的常制，周公的垂法，史书的旧章，孔子从而修之，以成一经的通体。那些阐显幽微，裁成义类的，都是依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那些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的，都是用来兴起新旧，发扬大义，称之为变例。然而也有史书所不书，就以此作为义理的，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传文不言凡，曲折而畅达之。那些经文没有义例，因行事而言的，则传文直接言其归趣而已，不是例。所以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

译舍弃宗族尊称夫人，梁国灭亡、城缘陵等事就是这类。第二是志在晦涩简约，通过言辞的推演来知晓体例，参与谋划却不给予土地、不共同谋划而说“及”等事就是这类。第三是委婉而成章法，曲折地顺从义理训诫，以显示大的顺从，各种避讳、璧假许田等事就是这类。第四是详尽而不污浊，直书其事，具备文辞以显现意旨，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等事就是这类。第五是惩恶而劝善，追求名声而消亡欲望，掩盖而彰显，记载齐豹为盗、三叛人名等事就是这类。推究这五种体例，来寻究经文，触类旁通而加以引申，附于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之中，王道的正理，人伦的纲纪就完备了。

有人问：《春秋》通过交错文辞来显现义理，如果像您所论述的那样，那么经文中应当有事同文异却没有其义理的情况。先儒所说的，都不是这样。回答说：《春秋》虽然以一字作为褒贬，但都需要数句来构成言辞，不像八卦的爻可以错综成为六十四卦。固然应当依据传文来作为判断。古今谈论《左氏春秋》的人很多，现在遗留的文字可见的有十几家，大体上辗转相承，进不能错综经文以穷尽其变化，退不坚守丘明的传文。对于丘明传文中有所不通的地方，都隐而不说，反而肤浅地引用《公羊》《谷梁》，恰好足以自乱阵脚。我之所以与众不同，是专门修习丘明的传文来解释经文，经文的条理必然出自传文，传文的义例总归于凡例，推究变例以端正褒贬，删减《公羊》《谷梁》二传而去掉异端，这大概是丘明的志向。如果有疑惑错杂的地方，就详细论述而暂且阙如，以等待后来的贤人。然而刘子骏开创通晓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都是先儒中的美善之人。末尾有颍子严，虽然浅近，也再次成为名家。所以特别举出刘、贾、许、颍的违背之处，以显示同异，将经文之年与传文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自随之解释，命名为《经传集解》。又另外汇集各种体例以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互作为部类，共四十部十五卷，都显明其异同，从而解释它们，命名为《释例》，将使学者观察所聚集的同异之说，《释例》详细地解释它们。

有人问：《春秋》的创作，《左传》及《谷梁传》没有明文。解说的人认为仲尼从卫国返回鲁国，修撰《春秋》，立为素王，丘明作为素臣。谈论《公羊》的人也说，贬黜周朝而尊王鲁国，行为危正而言辞谦逊，以避开当时的祸害，所以隐晦其文辞，隐藏其义理。《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经》终于孔丘卒，请问您安于哪种说法？回答说：与我所听到的不同。仲尼说：“文王已经去世，文化不就在我们这里吗？”这是制作的本意。叹息说：“凤凰不飞来，黄河不出图，我大概完了吧！”这是哀伤当时天子的政事。麟凤是五灵，是王者的嘉瑞。现在麒麟出现不是其时，虚应其征兆而失去其归宿，这是圣人所以感动的地方。绝笔于获麟的一句，是因为感动而起，固然是所以作为终结。

问：“那么《春秋》为什么始于鲁隐公？”回答说：“周平王，是东周的始王。隐公，是让国的贤君。考察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是周公的福泽。如果平王能祈求上天永命，继承开创中兴；隐公能继承宣祖的基业，光启王室；那么西周的美德可寻，文武的踪迹不坠。因此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朝的旧制，以隐晦成王的义理，垂法将来。所书写的王，就是平王；所使用的历法，就是周正；所称的公，就是鲁隐。哪里存在贬黜周朝而尊王鲁国呢？”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我大概会成为东周吧！”这就是其义理。至于制作的文辞，所以彰明过往考察未来，情见于辞，言辞高则隐远，辞约则意隐，这是常理，不是隐藏它。圣人包周身之隐，既作之后，又复隐讳以避患，不是我听到的。子路想使门人为臣，孔子认为欺天而说。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不是通论。先儒认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已经妖妄；又引经至仲尼卒，也近于诬蔑。依据《公羊经》止于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所以我认为是感麟而作，作起于获麟，那么文辞止于所起，才得到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也不采纳。

译晋代杜预《春秋长历论》

《尚书》称一周年有三百六十六天，用闰月来确立四季，形成完整的年份，使百官各司其职，各项事业都得以兴盛。因此天子必须设立日官，诸侯必须设立日御，世代修习其业，以考核其术数。就完整的数目而言，所以说有六天，其实只有五天又四分之一天。太阳每天运行一度，而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又十九分度之有余。日官应当防范并汇集这种快慢的变化，以考核确定晦、朔的错综关系，从而设置闰月。闰月没有中气，而北斗星斜指在两个星宿之间，这就是它与其他月份不同的地方。积累这些规律以相互贯通，四季八节就没有违背，才能形成完整的年份，其法度精密到了极点。掌握了它的精微之处，以符合天道，事情有条理而不违背，所以《左传》说：“用闰月来校正时间，用时间来安排事务，用事务来使百姓生活富足，养育民众的道理，就在这里面。”然而阴阳的运行，随着运动而产生偏差，偏差不断积累，于是与历法错乱。所以孔子、左丘明每逢朔日、闰日都发表议论，大概是矫正得失，借此来阐明历数。桓公十七年发生日食，得到了朔日，但史官遗漏了具体日期，只单独记载了朔日；僖公十五年发生日食，史官遗漏了朔日和具体日期。所以《左传》根据这些得失，一并指出当时史官的错误，同时用来阐明其他内容，说：“日食有时是因为历法失去了正确性。”庄公二十五年经文记载六月辛未朔日发生日食，在社庙击鼓并用牲祭祀。周朝的六月，是夏朝的四月，即所谓的正阳之月。但当时的历法错误，实际上那是七月的朔日，不是六月。所以《左传》说这是不正常的。只有正月朔日邪气尚未发作，才说发生日食，这时才在社庙用币祭祀，在朝廷击鼓。这并非用币击鼓的常规月份，而是因为变故而兴起，历法有误。文公十五年经文与此相同，而再次发表《左传》议论说：“不合礼制。”说明前面的《左传》议论想要审察正阳之月，后面的《左传》议论想要阐明诸侯的礼制。这是圣贤的细微法度，先儒所没有理解的。昭公十七年夏六月发生日食，而季平子说这不是正阳之月，以此欺骗朝廷，近乎指鹿为马，所以《左传》说：“不像君主的样子。”并且借此阐明这个月份是符合天道的。刘歆创制三统历，用来修治《春秋》。《春秋》中日食有干支纪日的有三十四次，而三统历只符合一次。历法术数与其他各家相比已经最为疏漏，又每六千多年就增加一天。凡是年份应当累积天数作为次序，却无故增加，这是不可行的极端情况。班固是前代的名儒，却认为三统历最为精密，不只是班固如此。自古以来论述《春秋》的人，大多陈述谬误，有的创制自家的术数，有的使用黄帝以来的各种历法，来推算经文中的朔日，都不能和谐符合。日食发生在朔日，这是天象对经文的验证，又记载了朔日发生日食。可以说得到了天道，而刘歆、贾逵等儒者的说法都认为是在月之二日或三日。他们违背了圣人的明文，其弊病在于固守一种说法，不与天道变化相沟通。我感慨《春秋》中的这些事，常常著写历论，极力阐述历法的通理。其大旨说：天体运行不息，日月星辰各自运行其轨道，都是运动的物体。物体运动就不一致，虽然运行度数大致可以限定，累积天数成为月份，以新旧相序，不得不有毫毛般的差异。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春秋》中有连续几个月发生日食的，也有多年不发生日食的，道理不能一致而算法保持常数，所以历法没有不产生差失的。起初差失在毫毛之间而尚未能察觉，积累而成多，以致失去朔望晦朔，就不得不更改历法以顺应它。《尚书》所说的“恭敬顺从昊天，观测日月星辰的历象”，《易经》所说的“治理历法以明确时节”，是说应当顺应天道以求符合，而不是为了符合去验证天道。推演这个理论，《春秋》二百多年间，其治理历法变通的情况很多。虽然数术已经灭绝，但重新寻究经文的细微法度，大概可以知道。时节的违谬，经文中有验证。学者固然应当详细遵循经文，通过月日日的日食来考核朔晦。用推算时验的方法而都不对，各自依据自己的学说来推算《春秋》，这与度量自己的足迹而想要削去别人的脚没有区别。我撰写历论之后，到咸宁年间，善于计算的李修、夏显依据论体创制术数，名为“干度历”，上表朝廷。其术数符合日行四分之一的数值，而略微增加月行的度数，采用三百年更改历法的意思。两个元数相互推算，七千多年承接强弱，强弱的差异很少，而恰好足以长远通达盈缩。尚书及史官用“干度历”与“太始历”参校古今记载，“干度历”特别优胜。现在其术数完整存在，当时又一并考核古今十种历法以验证《春秋》，知道“三统历”最为疏漏。现在详细列出其时得失的数目，又依据经文的细微法度证据以及失闰法度考核日辰朔晦，以相互阐明，作为经文长历。各种经文证据以及失闰时文字谬误，都甄别发掘出来。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天道，大概是《春秋》当时的文历。学者阅览它。

晋杜预《后序》

大康元年三月，吴国寇乱刚刚平定，我从江陵回到襄阳，解除甲胄休整军队，于是抒发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才完成。恰逢汲郡汲县有人发掘其境内旧墓，大量获得古书，都是简编科斗文字。发掘坟墓的人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科斗书久已废弃，推寻不能完全通晓。起初藏在秘府，我晚些时候得以见到，所记大概七十五卷，多杂乱怪妄，不可训解。《周易》及《纪年》最为分明。《周易》上下篇与现在完全相同，另有阴阳说，而没有彖、象、文言、系辞。怀疑在当时，孔子在鲁国创作它，尚未传播到远方国家。其《纪年》篇起自夏、

译殷、周两代，都是三代王室的史事，没有区分各国的界限。唯独特别记载晋国，从殇叔开始，依次是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庄伯。庄伯十一年十一月，正是鲁隐公元年正月，都采用夏历建寅之月作为岁首，编年次序相连。晋国灭亡后，只记载魏国的事，直到魏哀王二十年，这大概是魏国的史书。推算校勘哀王二十年，太岁在壬戌，这是周赧王十六年，秦昭王八年，韩襄王十三年，赵武灵王二十七年，楚怀王三十年，燕昭王十三年，齐湣王二十五年。距离孔子去世一百八十一岁，距离如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岁。哀王在《史记》中，是襄王的儿子，惠王的孙子。惠王三十六年去世，襄王即位，在位十六年去世，哀王即位。古书《年篇》记载，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开始，到十六年称惠成王去世，就是惠王。怀疑《史记》错误地将惠成王的时代分为后王的年号。哀王二十三年才去世，所以特别不称谥号，称为今王。这部书的文意，很像《春秋》经，由此足以看出古代国史策书记事的常规。文中称鲁隐公与邾庄公在姑蔑结盟，就是《春秋》所记载的邾仪父，因为未受王命，所以不书爵位，称仪父，是尊重他。又称晋献公联合虞国军队讨伐虢国，灭了下阳，就是《春秋》所记载的虞师、晋师灭下阳，先写虞国受贿，所以如此。又称周襄王在河阳会盟诸侯，就是《春秋》所记载的天王狩于河阳，因为臣子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典范。这类例子很多，略举几条，以说明国史都是依据事实记载时事。孔子修订《春秋》，是根据义理而制定不同的文辞。又称卫懿公与赤翟在洞泽作战。怀疑“洞”应当是“泂”，就是《左传》所说的荧泽。齐国佐来献玉磬、纪公的甗，就是《左传》所说的宾媚人。所记载的多与《左传》相符，不同于《公羊》《谷梁》，知道这两部书是近世穿凿附会，不是《春秋》的本意，这是很清楚的。虽然不都与《史记》《尚书》相同，但是参证求索，可以端正学者。另外有一卷，纯粹汇集解释《左氏》的卜筮之事，上下次序，以及文义，都与《左传》相同，名叫《师春》。《师春》似乎是抄集者的名字。《纪年》又称殷仲壬即位住在亳，他的卿士是伊尹。仲壬去世，伊尹将太甲放逐到桐，于是自立。伊尹在太甲七年即位。太甲暗中从桐逃出，杀死伊尹，于是立他的儿子伊陟、伊奋，命令恢复他们父亲的田宅并平分。《左氏》说“伊尹放逐太甲并辅佐他，最终没有怨恨的神色”，那么太甲虽然被放逐后回来，杀死伊尹，但还是用他的儿子为相。这条记载与《尚书》叙述太甲的事大相违背，不知道老叟伏生或许导致昏忘，将这部古书也当作当时的杂记，不足以取信。因为它对《左氏》粗略有益，所以略加记载，附在集解的末尾。

译孔颖达《春秋正义》序

《春秋》这部书，记载的是人君行动的准则，是左史官职掌的典籍。君王统御天地人三才而居有九州，顺应四季来治理万物。四季有序，则上天如玉烛般调和；三才协调，则下界天命昌盛。因此可以享有国运长久，美名流传后世。既然这样，那么有所作为的准则，能不慎重吗？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与战争。祭祀必须竭尽恭敬，战争则不施加于无罪之人。盟誓防卫符合礼制，兴师动众顺应节度。失当就贬斥其恶，得当就褒扬其善。这是《春秋》的大法，是帝王圣王的明镜。至于三始的条目，在黄帝时已彰显；六经的道理，在《礼记》中已光大。那么这本书的兴起，渊源尚且久远。只是年代久远，无从说起。等到周王室东迁，王纲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将移。郑伯在前败王，晋侯在后请隧。窃取僭越名号的，哪个国家不是这样？专行征伐的，诸侯都是如此。下凌上替，内叛外侵，九州骚动，三纲遂绝。孔子内蕴大圣，逢此之时，想垂示法度，却没有地位；想以武力匡正，却没有军队；想以利禄赏赐，却没有钱财；想以道理说服，却不被采用。空叹衔书的凤凰，竟似丧家的野狗。既然无法补救已往，便希望垂训后代。于是依据鲁史记载的得失，据周经来正褒贬。一字所嘉，如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所谓不怒而人威，不赏而人劝，实为永世作则，历百王而不朽。至于秦灭典籍，宏大的谋划遂渐消沉。汉德既兴，儒风未泯。前汉研究《左氏传》的，有张苍、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等人，各自做诂训。然而杂取《公羊》、《谷梁》来解释《左氏》，这好比用帽子配鞋，将丝混麻，方凿圆枘，怎么能契合呢？晋代杜元凯又作《左氏集解》，专取丘明的传，来解释孔子的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不合，岂能分离？如今比较先儒优劣，杜氏为第一。所以晋宋传授以至于今，作义疏的，则有沈文何、苏宽、刘炫。然而沈氏于义例粗可，于经传极疏；苏氏则全不体察本文，只旁攻贾服，使后之学者钻仰无成；刘炫在数君之内，实为翘楚。然而聪惠辩博，固然罕有匹敌；但探赜钩深，未能致远。其经注易者，必具饰以文辞；其理致难者，乃不入其根节。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余条。习杜义而攻杜氏，犹蠧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虽规杜过义，又浅近。所谓捕鸣蝉于前，不知黄雀在其后。按僖公三十三年经云：“晋人败狄于箕。”杜注云：“郤缺称人者，未为卿。”刘炫规云：“晋侯称人，与殽战同。”按殽战在葬晋文公之前，可得云背丧用兵，以贱者告。箕战在葬晋文公之后，非是背丧用兵，何得云与殽战同？此则一年之经，数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规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经云：“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盖寡者二人。”刘炫规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为质及宋逃归。按《家语·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归，则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则于时成公三十三四矣。计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余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历然，犹尚妄说，况其余错乱，良可悲矣。然比诸义疏，犹有可观。今奉敕删定，据以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补焉。若两义俱违，则特申短见。虽课率庸鄙，仍不敢自专。谨与朝请大夫国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门博士臣杨士勋、四门博士臣朱长才等对共参定。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上骑都尉臣马嘉运、朝散大夫行大学博士上骑都尉臣王德韶、给事郎守四门博士上骑都尉臣苏德融、登仕郎守大学助教云骑尉臣随德素等对敕使赵弘智覆更详审，为之正义，凡三十六卷，冀贻诸学者，以裨万一焉。

左丘明小传

左丘明，鲁国人。有人说他是楚国左史倚相的后代。担任鲁国太史，受经于孔子。当时周室衰微，典籍残缺。孔子思存前圣之业，因为鲁国是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所以与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物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借朝聘以定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

译先生，当世的君臣拥有权威势力，他们的事迹都记载在史传中，因此（某些事）隐而不宣，是为了避免当时的祸难。又搜集记载了从周穆王以来，直到鲁悼公、知伯阴谋时的史事，无不详尽记载，编成《国语》。它的文体不依附于《春秋》经文，所以号称《春秋》外传。书中记载：鲁侯打算任命孔子为司徒，将要召见三桓商议此事，于是询问左丘明。左丘明说：“孔丘，难道是圣人吗？圣人在朝执政，有过错的人就会离位。君主虽然想谋划，恐怕也不会合乎情理吧？”鲁侯说：“您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左丘明说：“周国有个人喜爱皮衣且喜好美味，想制成价值千金的皮衣，却去和狐狸商量取它的皮；想制作少牢那样的珍馐，却去和羊商量取它的肉。话还没说完，狐狸们一起逃到深丘之下，羊群一起藏到深林之中。所以周人五年做不成一件皮衣，十年凑不齐一次少牢。为什么呢？因为周人的谋划失误了。现在君主想任命孔丘为司徒，召见三桓商议，这也像是和狐狸商量做皮衣，和羊商量做美味一样。”于是鲁侯就不再与三桓商议，直接召见孔子任命他为司徒。我按：狐狸、羊的比喻，类似《战国策》中策士的言论，而孔子担任司徒一事，不见于《孔子家语》及司马迁的《史记》，恐怕是后世所添加附会的，当时未必真有此事。有人说：左丘明是孔子之前的贤人，孔子所引用的，大都是前代的人，如老子、彭祖、伯夷之类。又《左传》、《国语》编纂杂乱不伦，似乎不是一个人所作。传述《春秋》的人，怀疑是楚国史官左史倚相的后代，所以记载楚国的事特别详细，多有无经之传，这就是证据。这种说法颇为乖谬奇异，不可考据。孔子所称道的颜渊、闵子骞等人，难道不是亲受教门的弟子吗？司马迁说鲁国君子左丘明作传，又说左丘失明，于是有了《国语》，况且内外传杂采不同的文字。如果齐、晋这样的大国，也都有无经之传，何必一定是楚国人所作呢？自从左氏去世二百多年后，经文既遭受焚书之祸，也废弃泯灭。等到鲁共王毁坏孔子旧宅，在墙壁中发现了古文逸《礼》三十九篇，《尚书》十六篇。天汉年间以后，孔安国献出这些书，遭遇巫蛊之祸，未能施行。至于《春秋》左氏传，是左丘明所修撰，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多通，藏在秘府，潜伏而未显露。汉武帝时，河间献王献出《左氏传》及古文《周官》。光武帝时，议论设立《左氏》学，公羊学派的人上书诋毁《左氏》，《左氏》学未能设立。成帝时，刘歆校勘秘书，看到府中的《左氏传》非常喜爱，引用传文解释经文，辗转相互阐发，由此章句义理完备。刘歆认为《左氏》的好恶与圣人相同，亲眼见过孔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二弟子之后，传闻与亲见的详略不同。刘歆多次以此询问刘向，刘向不能反驳。等到刘歆得宠亲近，想建立《左氏》学，列入学宫。哀帝命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理，诸儒博士有的不肯应答。刘歆于是写信给太常博士，责备他们。和帝元兴年间，郑兴父子及刘歆创通大义，奏请设立《左氏》学，才开始立入学宫。从此以后，《左氏》显赫而公羊、谷梁二传衰微了。现在看《左氏》一书，条例文辞，无不灿烂明晰完备，而公羊、谷梁穿凿附会，往往自相矛盾，优劣昭然若揭。为什么汉儒聚讼纷纷，很久之后才定论呢？难道古文的隐显有时机，圣贤的大业，终究不能被遮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