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事纬前集卷三

译左传事纬前集卷三

<经部,春秋类,左传事纬》>

钦定四库全书

左传事纬》前集卷四「灵璧知县马骕撰」

左氏辩例下

搜狩例

搜五

狩四

治兵一

大阅一

焚一

矢鱼一

观社一

《周礼》大司马的职掌说：“仲春时节教导振旅，随即进行搜田；仲夏时节教导苃舍，随即进行苗田；仲秋时节教导治兵，随即进行狝田；仲冬时节教导大阅，随即进行狩田。”《尔雅》说：“春季打猎叫搜，夏季打猎叫苗，秋季打猎叫狝，冬季打猎叫狩。”出兵叫治兵，回师叫振旅。《左传》说：“春搜、夏苗、秋狝、冬狩，都是在农闲时节用来讲习军事事务的。”每三年进行一次治兵，回师后举行振旅，归来后举行饮至礼，用来清点军需物资。所有这些，都是讲习战事和田猎的大致纲领。古代讲习战事和田猎，事情本来相互关联，国家虽然安定，但忘记战备必然危险，因此四季的农闲时节，都用来举行这些事务，因为礼仪不同，所以名称也不同。《周官》中大阅、狩田的法度，特别详细于其他三个季节，大概也是顺应农闲的适宜时机，来大规模演习武备。治兵、振旅，就是秋、春讲习战事的名称，而《左传》称每三年举行一次，那么四季讲武之外，又每三年大规模举行一次，这就好比常规祭祀之外，又有禘祭一样。讲习战事接近于习练杀伐，所以接着进行田猎；田猎担心其竭尽物产，所以用三驱之礼来约束。在农闲时举行，并不是滥用武力。鸟兽的肉，用来陈列在祭器上；皮革、齿牙、骨角、毛羽，用来制作器物，并不是沉溺于田猎。田猎既有固定的时间，又有固定的地点，天子一定在王畿之内，诸侯一定在封地之内，选择山泽不长草木的地方，靠近国都的空闲土地来进行。《左传》提到郑国的原圃，秦国的具囿，就是这类地方。《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鲁国的搜、苗、狝、狩，一定非常多，如果不是失时、违地，就是国家的常规礼仪，按例都不记载。经文所记载的，只有搜、狩几件事而已，都是讥讽。桓公四年春正月，公在郎地打猎。《左传》说：“记载时间是合乎礼的。”三代正朔不同，而夏历最符合天道，所以政令治教仍然使用夏历。《春秋》的正月，实际上是周历的仲冬，所以《左传》认为得时是合乎礼的。然而仍然记载，是因为郎不是打猎的地方而在郎打猎，所以记载地点以示讥讽。如果在禚地、红地、比蒲、昌闲，都有非地的讥讽了。怎么知道记载地点就是讥讽呢？隐公五年春，公在棠地射鱼。《左传》说：“不合礼，而且说的是遥远的地方。”陈列鱼供人观看，既不是田猎的常规，《左传》用不合礼来解释，讥讽已经明白，又说“言逺地”，那么在棠地就体现了。况且天王在河阳打猎，《左传》也解释其非地，由此知道记载地点的都是讥讽之辞。各种搜都称“大搜”，昭公八年秋在红地打猎，《左传》称革车千乘，而经文特意不称“大”，像这样不是关乎褒贬的要旨，也是沿袭旧史书的详略罢了。讲习战事以习练戎备，想要到庄严的地方，以显示威命，礼制必须告祭宗庙然后行动。庄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日，治兵。《左传》说：“在宗庙治兵，合乎礼。”就是这样。治兵不在仲秋而没有讥讽，是因为申明号令，将要围攻郕国，虽然不是因田猎而举行，仍然以合乎礼为宜，也就像防备灾难而筑城，不再用时节来约束它一样。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日，大阅，也是因为畏惧齐国的缘故，所以没有贬斥。不是同类吗？桓公七年春，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查《尔雅》，火田叫狩，古代也有这种方法，那只是放火烧草，守候在下风而已，现在却完全焚烧一个沼泽，所以特意记载“焚”来讥讽其竭尽物产。礼制，天子不包围合围，诸侯不掩捕群兽，群兽尚且不取，却焚烧沼泽，何况咸丘又不是合适的地点呢？《春秋》记载搜、阅、治兵，都不记载公。定公十四年秋，在比蒲大搜，邾子来会合公，公实际上亲自到场，而经文不记载，为什么呢？各种搜不记载公，并不是公都不亲临。国家的大事叫祭祀和战争，不是一个人的私事，所以按例不记载公，如果是怠慢的君主，接近于沉溺田猎，他的打猎，未必是因为讲习战事而举行，像这样特意记载公来显明他。庄公四年冬，公和齐人在禚地打猎，越过国境而与地位低微的人一起打猎，打猎一定是游嬉之事，就像棠地观鱼之类，但郎、禚还是行打猎之礼，所以用“狩”来记载。公朝见列国，只记载“公如某”而不记载事情，因为这是国家的常规事务，所以不记载。庄公二十三年，公到齐国观社，《左传》说：“不合礼。”《鲁语》说：“齐国抛弃太公的法度，而在社日让民众观看。”襄公二十四年《左传》说：“齐国在社日清点军需物资，让客人观看。”那么这也是齐国清点军需物资，在社日聚集民众，既然不是我国习练戎备的事情，却越过国境去观看，是失礼的举动，所以《左传》说：“君主的举动一定记载，记载而不合法度，后代子孙看什么呢？”特意记载“观社”，讥讽很深了。哀公十四年春，在西边打猎获得麒麟，《左传》称“在大野打猎”，大概得到了国家的打猎地点，所以不记载地点，虞人修习其常规职事，所以不说“狩”，春季打猎，又不是失时，然而仍然记载，是因为获得麒麟的缘故。麒麟是，

译仁兽，是圣明君王的吉祥瑞兆。明君不刻意追求它出现，而是偶然遇见并捕获。孔子哀伤周朝王道不能复兴，感慨吉祥瑞兆没有回应，因此依据鲁国史官的记录编写《春秋》，寄托褒扬与贬斥以阐明中兴的教化。因感怀而兴起，因感怀而终结，于是就在获麟这一年停笔。

僖公二十八年冬天，周天子在河阳巡狩。《左传》说：“晋侯召见周天子，让诸侯朝见，并且让天子巡狩。”孔子说：“以臣下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史书记载说：天王在河阳巡狩，意思是说那不是天子该去的地方，并且彰显晋侯的德行。

周王室衰微已经很久了，晋侯作为霸主，为了尊崇天子，却自己嫌忌势力强大，不敢入朝觐见，于是召天子出来巡狩，趁机尽到臣下的礼节，这他的志向确实是善良的。但是旧史直书“召王”，既彰显了天子的软弱，又昭示了晋侯的过失，不知道名分等级更为重要。宁可让天子像是自己主动出来巡狩，因为越过边境、失去土地而记载“失地”的过错，这样过错显得小，而天子的尊严自然保全，并且隐去了晋侯召见天子的缺失，以彰显晋侯的德行。

《左传》称引“书曰”，凡是这类“书曰”的记载，都是孔子的新意。而河阳的巡狩、赵盾的弑君、泄冶的获罪，都违背了常规的体例，以兴起大义，处理危疑的道理，所以又明显地称引圣人的言论，以昭示其书法的原则。所以说：“《春秋》的称谓，如果不是圣人，谁能修订它呢？”

译土功的常例

筑城二十三

筑邑一

筑馆一

筑苑囿三

筑台三

兴作三

疏浚一

毁坏一

庄公二十九年冬季十二月，修筑诸邑和防邑。《春秋左传》说：“这是记载了合乎时宜。”凡是土木工程，角亢二星在清晨出现时，农事已经结束，此时告诫百姓准备工事；心宿在清晨出现时，开始使用人力；定星在黄昏时位于中天，于是树立版木开始施工；冬至日到来时，工程结束。这是土功的总则。国家大型城郭的修建，是不可废止的，但必须谨慎以免妨害百姓农务，一定要选择农闲之时，所以通过观察天星来制定常规节令。角亢二星在清晨出现在东方，此时庄稼已经收获，三项农事刚开始结束，于是告诫百姓从事土功。大火星继角亢之后在清晨出现，于是投入筑作的人力。定星在黄昏位于中天，于是树立版木开始施工。冬至日，微弱的阳气开始萌动，农事即将兴起，土功在此时结束。因为土功劳役重大，所以记载于经文中。隐公元年，《左传》说：“费伯率领军队修筑郎邑，没有记载，因为不是国君的命令。”新作南门，没有记载，也是因为不是国君的命令。那么，只要是出于国君命令，无论是否合乎时宜，都应当记载。暂且以筑城为例。桓公十六年冬季，修筑向邑。《左传》说：“记载了合乎时宜。”庄公二十九年冬季十二月，修筑诸邑和防邑。《左传》说：“记载了合乎时宜。”文公十二年冬季十二月，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邑和郓邑。《左传》说：“记载了合乎时宜。”宣公八年冬季，修筑平阳。《左传》说：“记载了合乎时宜。”成公九年冬季十一月，修筑中城。《左传》说：“记载了合乎时宜。”这些都是因为合乎时宜而记载。隐公七年夏季，修筑中丘。《左传》说：“记载了不合时宜。”九年夏季，修筑郎邑。《左传》说：“记载了不合时宜。”这些都是因为不合时宜而记载。土功的时节，本来设立这些节令，是因为农事已经清闲，可以动用劳役，如果实际上不损害农事，即使天象未到，也没有可指责的。襄公十三年冬季，修筑防邑。《左传》说：“记载了合乎时宜。”就是这样。如果修筑确实不合时宜，自己知道不可以，却拖延着去告祭宗庙，既损害百姓，又怠慢祖先，经文就依据告祭而记载，以显示其过失。定公十五年冬季，修筑漆邑。《左传》说：“记载了不合时宜且未告祭。”就是这样。土功既有常例，而关于筑城是否合乎时宜，《左传》又屡次阐发，为什么呢？《春秋》对于筑城，有两层含义。无事时的防备预备，则利用农闲；面临危难抵御敌人，则四季都可以。《左传》所着重阐发的，都是防备预备的筑城；所不阐发的，都是抵御敌人的筑城。抵御敌人而筑城，不需要等待时节，所以《左传》不谈论得失。襄公十九年冬季，修筑西郛。《左传》说：“畏惧齐国。”修筑武城。《左传》说：“穆叔说：‘齐国还没有退去，不能不畏惧，于是修筑武城。’”像这类情况，直接说明目的，无论是否合乎时节，都不在常例之内，也就像常规求雨之外，还有旱灾求雨一样。庄公二十八年冬季，修筑郿邑。《左传》说：“不是都城。”凡邑中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叫都，没有的叫邑。邑叫筑，都叫城，这是区别城和筑的名称。《周礼》规定四县为都，四井为邑，这都邑虽然未必是《周礼》的制度，大致上是都大邑小，所以《春秋》所记载的仍然沿用典章防制的名称。在都叫城，在邑叫筑。都称为城，不论是否有庙，像修筑漆邑就是这样。漆邑是邾国庶其用来投奔的地方，难道有宗庙先君的神主吗？如果宗庙所在的地方，即使是邑也叫都，尊崇其称号，所以提高其称谓，以宗庙而使其显得重大。郿原本是邑，而且没有庙，所以单独记载为筑。《左传》因此在这里阐发常例，常例说凡邑，则不是其他筑的常例。至于台、苑囿和馆，都称为筑，没有大小名称的区别。台、苑囿、馆说筑，是创始的措辞。延厩、南门、雉门、两观说新，是修缮旧的措辞。这是命名适宜的道理。庄公二十九年春季，新修延厩。《左传》说：“记载了不合时宜。”凡马正午而出，正午而入，春秋分时昼夜相等，称为正午。马在春分出牧，秋分入厩，这是周朝的典制。现在春季修筑马厩，既耽误百姓农务，又违背马匹的节令，两者都可指责，所以《左传》称不合时宜而阐发马匹出入的常例。其他都说新作，而这里说新不说作，是经文缺字，不是常例。僖公二十年春季，新作南门。《左传》说：“记载了不合时宜。”凡开启和封闭要顺应时节，春秋泛泛兴起的工程，总用土功的时节。如果门户、道路桥梁的开启，城郭、墙壕的封闭，都是官民开闭的事务，不可一日缺乏，又必须随坏随修，不能用土功的候时。现在僖公无故修饰南门，不是开启封闭的急务，《左传》怀疑城门或许损坏，涉及开闭的急务，所以指责其不合时宜，因而另外兴起顺时应时的常例。由此例可以推知一切急务都可以顺时应时。庄公元年秋季，在外修筑王姬的馆舍，王女下嫁，不得不修筑。文公十六年秋季，毁坏泉台，蛇出为妖，声姜因此去世，不得不毁坏。庄公九年冬季，疏浚洙水，畏惧齐国的危难，不得不疏浚。至于其他抵御危难的筑城，或春或夏或冬，都没有褒贬，这也是顺时应时的说法而已。定公二年夏季，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冬季，新作雉门和两观。各种宫室的火灾，大室的毁坏，都不说作，大概都是顺时应时修缮，重在灾坏，所以不记载作。现在历经三个时节之后才作，所以特别记载。至于不急的政务，游观的场所

译自然应当以土木工程所限定的时节为宜。《左传》因此在记载筑城、筑都、筑囿、新建马厩、修筑南门等事件时，分别指出其得失，用来彰显和阐明各类事例。昭公九年冬天，修筑郎囿。《左传》说：“这是记载了合宜的时节。”成公十八年秋天，修筑鹿囿。《左传》说：“这是记载了不合宜的时节。”定公十三年夏天，修筑蛇渊囿，也由此可知是不合宜的时节了。庄公三十一年春天，在郎地筑台；夏天，在薛地筑台；秋天，在秦地筑台。一年之内三次征发劳役，既已经极度奢侈，又违背了天时气候。《左传》虽未明言，但道理自明。鲁国征发民力的工程有三十六次，而霸主所建的六座城池还不包括在内。征发劳役如果违背农时，固然有竭民之力的祸害；即使征发劳役不违背农时，然而民力也耗尽了。三个农时耕作却无收获，只有一个农时得以休息。这就是《春秋》经文之所以详细记载这些事件的原因。

译灾异条例

日食三十六次

星孛三次

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次

陨石六次、六只鹢鸟逆风而飞一次

大雨伴随雷电一次

宗庙震动一次

雨雪一次

无冰三次

降霜不冻死草木、李梅结果一次

降霜冻死豆类一次

雨夹冰凌一次

大雨雹三次

大水灾九次

久不降雨七次

大旱灾两次

蝗虫十一次

螟虫三次

多麇、有蜮、有蜚、蝝生各一次

饥荒三次

丰收、大丰收各一次

无麦苗、大无麦禾各一次

火灾十一次

火灾一次

地震五次

山崩两次

鸜鹆来筑巢一次

《春秋》记载灾异，是谨慎对待天象变化，重视民事。如果人事不修，导致阴阳失调，于是出现雨阳寒暑的乖违，震动崩塌的祸患，水旱饥馑的惩罚，螽螟蝝蜚的灾害。发生在国都内的灾异，必定记载；发生在国外的灾异，若有来告，也必定记载。而日食星变，尤其明显。在上位者因此事事谨慎并记录下来。太阳，是众阳的屏障，是人君的象征。周天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太阳一年绕天一周，月亮每月绕天一周，每月一次交会，交会常在朔日。被月亮遮掩则发生日食。经文不记载月食，因为日食时月亮缺的部分看不见。日月都是运动的星体，虽然同行但不一定同道。历法家所推算的，还有盈缩的差异，所以有多年不食的，有连月而食的。术数存在于星台官员手中，不是经文所急迫的。经文只根据天上所见，记载为“日有食之”罢了。如果太阳被完全遮掩，则记载为“既”，既就是日光尽的意思。日食的记载必须完备朔日的干支，这是历法的纪事。朔，是日月交会。日官在日食时应记录月朔，朔有干支才可推求。失误就是过错。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文说“不记载，是日官失误”。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日官位居卿位以确立日礼。日御不失误日期以授予百官于朝。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文说“不记载朔日，是日官失误”。前者只失误日期，后者连朔日也失误，传文因此重复说明条例。由此推论，所有朔日记载不完备的，都是日官的失误。日食虽然是天变之大，但也属于历数的常理。只有正阳之月君子厌恶，于是有击鼓用币的礼仪。按传文，正阳之月应当是夏四月，即孟夏，也就是周历的六月。庄公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击鼓用牲于社，传文说“非常”。只有正月之朔邪气未作，日有食之，于是用币于社，击鼓于朝。正阳月朔阴邪未作，阴尤其不宜侵阳，所以诸侯用币于社，社是上公之神，因此祈祷而不责备，击鼓于朝退而自责。这虽然记载为六月，以长历推算，其实是七月置闰失误所致，导致月份错乱不当，击鼓而击鼓失时了。击鼓应当在朝却在社，失其处了。社应用币却用牲，失其用了。一举三失，所以传文讥讽非常，既以明礼，又以正时。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击鼓用牲于社，传文说“非礼”。日有食之，天子不举，击鼓于社，诸侯用币于社，击鼓于朝。这是正阳之月，虽然适宜击鼓，但礼有等差，不可僭越。天子贬膳修省，不举盛馔，击鼓于社，以责群阴。诸侯位卑，只宜用币于社，击鼓于朝而已。现在却在社击鼓用牲，有两处失误。虽不失常月，仍以非礼记载。庄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击鼓用牲于社，失时违礼，可依例推论了。孛是妖星，也叫彗星。传文称除旧布新，也说除秽。经文虽不言占验，但以妖变非常，因此记载。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既见而移入，所以称曰入。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传文称于大辰西及汉，总在大辰之度，所以曰大辰。哀公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平旦众星皆没，所以不言次。这都是据事以书，无义例。昭公二十六年传文说齐有彗星，而经文不记载，大概是鲁国没看见罢了。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夘，夜恒星不见，传文说“夜明”。夜中星陨如雨，传文说“与雨偕”。夜明而常星不见，夜半而有云，星陨且雨，变异非常，所以书于经。不言石者，见星之陨于上，不见在地之验也。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传文说“陨星”。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传文说“风”。陨于地，视之则石，数之则五，随其闻见先后而书之。不言星者，止见在地为石，不见其陨于上也。鹢遇迅风而退飞过宋国都，不与陨石同曰，故重言是月。宋人以异来告，是以并书焉。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传文说“癸酉大雨霖，以震书始。庚辰大雨雪，亦如之，书时失。”凡雨自三日以往为霖，

译平地上积雪一尺称为大雪，连绵不断的雪下了多日，只记载开始的两日以记录其起始。建寅之月（正月），不应该有雷电，既然有了雷电，又不应该下大雪，这是阴阳运行错乱，所以因为时节失常而记载，并借此阐发连绵雨雪的体例。然而《春秋》经文中没有提到“霖”字，可知经文有误。雷声极大并击打物体，统称为震。僖公十五年，雷震夷伯的庙宇，传文说：“这是为了惩罚他。”当时展氏有隐藏的罪恶，隐藏的罪恶是法律所无法触及的，尊贵之人的罪过是刑罚所不加施的，而天象变异震动了他的祖庙，圣人借由这种自然的灾异征兆，彰显其事，以触动那些行为污秽的人，建立教化的意义难道不深远吗？霜雪寒热，各有固定的时节，反常就会成为灾害。降霜冻死作物，下雪却无结冰，冬天温暖导致李梅结果，过于寒冷导致雨水结冰挂在树上，这类情况，大概都是因为时节失常而记载的。僖公二十九年秋，大雨伴随雷电，传文说：“这是灾害。”那么，雨和电都被视为灾害而记载。昭公四年春，周历正月，下大雹，本该下雪却下了雹，这也是灾害。桓公元年秋，发大水，传文说：“凡是平原地区出水称为大水，广阔平坦的地方称为原，原野都出水成为灾害，由此可知。”所以《春秋》经文中对于水灾，全都用“大”字来记载。庄公十一年秋，宋国发大水，传文称鲁公派人去吊唁，前往吊唁所以记载。庄公二十五年秋，发大水，在社庙和城门击鼓并用牺牲祭祀，传文说：“这也是非常规的做法。凡是天灾，只献币帛不用牺牲，不是日食月食之灾不击鼓。”这一年日食的礼仪非常规，而这次大水祭祀也非常规，因此总括阐发天灾的体例，日食、大水都属于天灾，礼仪上应当献币帛而不用牺牲，而鲁国都用了牺牲；不是日月之灾不击鼓，而鲁国又因为大水击鼓。一年之内发生两次天灾，都违背了常理。传文因此显明地举出周公的典礼规范。干旱就是不下雨，而经文为什么有时记载“不雨”，有时记载“旱”呢？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下雨。传文说：“从十月不雨直到五月，不称为旱，是因为没有造成灾害。”《春秋》的法则，举行求雨祭祀而得到雨，记载“大雩”，经文中说“大雩”，传文中说“旱”的就是这种情况。举行求雨祭祀而得不到雨，记载“旱”。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宣公七年秋大旱，就是这种情况。干旱而没有造成灾害，记载“不雨”，这一年以及庄公三十一年、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的情况就是如此。僖公时期的不雨，每个季节必定列举第一个月，又记载下雨的月份；文公时期的不雨，都在已经下雨之后，总计之前不雨的情况而记载，虽然不再记载下雨，事情由此可知。像这样的情况，大概是因为前面已经具备了体例，后面就遵循其省略的文法，左氏不发传文，是因为这不属于义例所在之处。谷梁传说：“一个季节内说‘不雨’的，是怜悯雨水，有志于百姓；跨越季节说‘不雨’的，是不担忧雨水，没有志于百姓。”《春秋》记载天灾，而谷梁传谈论人事，如果文公时期一个季节不雨，应当用什么法则记载呢？隐公元年传文说：“有飞虫不为灾害，也不记载。”庄公十八年秋有蜮，传文说：“是灾害。”二十九年秋有飞虫，传文说：“是灾害。”凡是事物不为灾害就不记载，前面显明不记载的意义，后面阐发凡例，以说明各种事物都是如此。螽斯吃五谷，螟虫吃禾苗心。麇鹿过多危害庄稼，都作为灾害而记载。飞虫臭恶，危害人，蜮含沙射影，嫌疑不是危害庄稼，所以在这里分别发传文。文公三年秋，宋国雨螽。传文说：“坠落而死。”从上而下称为雨，所以雪称为雨雪，雹称为雨雹，螽称为雨螽。螽斯死了就不为灾害，宋国人大概认为是上天保佑欢喜而来报告，所以记载。经文和谷梁传都说：“灾害严重，茅草屋顶都烧尽了。”果真如此，那么为什么不记载“多螽”而记载“雨螽”呢？知道不是这样。宣公十五年冬，蝝生，饥荒。传文说：“这是庆幸的事。”这一年秋，螽斯到来，冬天它们的幼虫又出生，遇到寒冷而死，没有成为螽斯。既然不为灾害，然而还是记载，是因为如果早出生，百姓困苦必定更严重，所以虽然饥荒还是庆幸，不是庆幸饥荒，而是庆幸蝝生。《春秋》五谷都成熟，记载“有年”；五谷大丰收，记载“大有年”；五谷不丰而百姓困苦，记载“饥”；五谷全无而百姓大困，记载“大饥”。如果只指没有某种东西而不说饥的，都是还没有到使百姓困苦的地步。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传文说：“不伤害嘉谷。”现在的五月，大水淹死了熟麦和麦苗，而黍稷等嘉谷还可以重新种植，就可以不饥荒。庄公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臧孙辰到齐国借粮。传文说：“冬饥，臧孙辰到齐国借粮，符合礼仪。”传文根据借粮之前的情况说饥荒，得到齐国的粮食，缓解了百姓的困苦，所以认为借粮符合礼仪，最终也没有饥荒，所以传文说饥而经文不记载饥。《春秋》水旱螽螟的灾害很多，记载饥荒的只有三次而已，其余并不是都忌讳记载饥荒。天灾物害，所指在物体，无麦无禾，所指在谷物；饥与大饥，所指在百姓，百姓面有菜色，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望，经文所以记载饥荒。天灾物害，毁坏庄稼伤害禾苗，经文所以记载水旱螽螟。也像干旱与不雨有深浅程度一样。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传文称“饥而不害”，这不足以作为证据吗？地道安静，震动就是失常，国家君主的山川崩竭就是罪过。各种记载山崩地震都是记录怪异现象。昭公二十五年，有鸜鹆来筑巢。传文说：“记载所没有的。”这种鸟穴居，不在鲁国境内，现在来了又筑巢

译用“无”字来记载火灾，就不属于“灾”的范畴了。宣公十六年，成周的宣榭发生火灾。《左传》说：“是人放火造成的。”凡是火灾，人为的称为“火”，天灾引起的称为“灾”。《春秋》记载的灾异共有十一次，其中只有这一次是人为的火，其余都是天灾。圣人重视天象变异，所以特意用“灾”这个名称来区别。庄公二十年，齐国发生大灾，齐国以重大变故来报告，因此《春秋》记载为“大”。《公羊传》说：“是大饥荒，为什么记载？因为波及到我鲁国。”如果这样，那么御廪和西宫的火灾，难道也要说成“御廪饥荒”、“西宫饥荒”吗？《公羊传》常常喜欢标新立异，实际上并没有看到它有什么奇特之处。成公三年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哀悼祢庙受灾，特意改变了礼仪，《春秋》因此认为做得好而加以记载。《左传》说，祸福如果不报告就不记载，由此可知《春秋》记载外国的灾异，都是根据报告来的。庄公十一年宋国发大水，《公羊传》说“因为波及到我鲁国”，《谷梁传》说“因为宋是周朝王室的后代”。襄公九年宋国发生火灾，《谷梁传》说“因为宋是故国”。僖公十四年沙鹿山崩塌，成公五年梁山崩塌，昭公十八年宋、卫、陈、郑四国发生火灾，《公羊传》都说“是为天下记录灾异”，《谷梁传》说“其用意在于这些灾异发生在同一天”。《公羊传》在解释宋国火灾时，已经错误地将其视为火，于是胡乱制定条例说“大的叫灾，小的叫火”。《谷梁传》在解释陈国火灾时，也错误地将其视为火，于是胡乱制定条例说“国家叫灾，城邑叫火”。这些纷纷扰扰、牵强附会的说法，究竟该听从哪一个呢？昭公九年陈国发生火灾，陈国已经灭亡，降为楚国的县，而不把它系于楚国，是因为《春秋》记载灾害，都是以受灾受祸的地方来叙述。梁山、沙鹿的崩塌，没有系于晋国，由此可知陈国也不必系于楚国。宣榭系于成周，是因为宣榭不能以名称通称。《公羊传》说“成周宣榭发生火灾，乐器藏在那里，这是新的周”。《谷梁传》说“周国的灾异不记载，这里说宣榭，是特指它”。《公羊传》说“陈国已经灭亡了，这里说陈国发生火灾，是为了保存陈国”。《谷梁传》说“火灾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是怜悯陈国而保存它”。然而说灾说火，怎么足以保存陈国而推崇新的周呢？如果不说灾不说火，那么特指和怜悯的方法，又寄托在哪些文字上呢？《春秋》义理鲜明完备，大义不过数十条罢了，况且是根据事情来阐明条例，难道是根据条例来记载事情吗？左丘明亲眼见过孔子，尚且有很多疑问不加以论断，《公羊传》和《谷梁传》却在数百年之后，想要事事揣测迎合圣人的心意吗？每件事都产生异端邪说，未免是用自己的矛去刺自己的盾了。

译奔放例

天王出居三条

公孙一条

夫人孙两条

唁三条

王臣奔三条

诸侯奔十二条

灭国奔四条

内臣奔六条

外臣子弟奔四十七条

以地来奔三条

放三条

叛五条

溃四条

逃三条

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在郑。《传》说：天子没有“出”的说法。经文说：天王出居在郑，是为了躲避母弟的祸难。成公十二年，周公出奔到晋国。《传》说：凡是自周王室而言没有“出”的说法，周公是自己出走，所以称“出”。凡是说“出”的，都是指出其封疆。天子以天下为家，本来就没有出封疆的道理。虽然有出奔的人，史官也不说“出”。这是表示没有外邦。天子所到的地方，都安顿他的居所，所以不说“奔”，而另外用“居”来命名，这是尊崇天子。重新阐发体例，是为了显示君臣的同理。昭公二十三年，天王居住在狄泉。襄公三十年，王子瑕奔郑。所谓“凡自周无出”，是正例。襄王被匹夫的孝道所蒙蔽，不顾天下的道义，躲避母弟的祸难，自己断绝与国家的联系，所以称“出居”。周公既已被王恢复职位，却又自己出走，自己断绝与周王室的关系，所以称“出奔”。都不应当书“出”却书了“出”，这就是所谓的变例。只有天子不说“奔”，王臣以及诸侯的君臣则都书“奔”。“奔”是逼迫驱逐的名词。而对于内部的公及夫人单独书为“孙”，使得好像不是被臣下逼迫驱逐，而是谦让而离开的，这是为内部避讳。诸侯的出奔，都见于其臣下旧例所书，概举臣名。襄公十四年，卫侯出奔齐。《传》称名，在诸侯的旧例中说：孙林父、甯殖驱逐他们的君主。这是以臣名来告的，是本文。孔子修史，都显示变例，都隐去“出”者的名字，而以君主自奔为文。昭公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传》说：这是谴责他。谓君主不能自安自固，以至于被下臣驱逐，所犯的过错实在很多，难道只是驱逐他的臣子吗？臣子驱逐君主，其罪已显著，隐去臣子而称君主，是为了深刻彰显君主的恶。《传》阐发北燕伯款以类推其余，经文所书的，都是这样。至于称名与否，《传》不发例，大概是从告而已。子朝的祸乱，昭公的被逐，事情既非常态，大都就事立文，难以用例举。昭公二十二年，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住在皇。二十六年，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所称的“以”，也不是师能左右他的“以”。二十二年，刘子、单子以王猛进入王城。二十六年，天王进入成周。所称的“入”，也不是国家迎接而立的“入”。昭公二十五年，次于阳州。二十八年，次于干侯。所称的“次”，也不是师出过信的“次”。二十六年，公至自齐，居住在郓。《传》说：说的是鲁地。二十七年，公至自齐，居住在郓。《传》说：说的是在外。已进入国境，所以书“至”，还犹在外，所以书地。《传》互言，以明其义。所称的“至”，也不是告庙的“至”。所称的“居”，也不是天王的“居”。据事而书，不得不然。如果执例以求，符合盈庭之言，难道能尽通吗？吊亡谓之唁，昭公的孙，经书唁公者三，详内事也。昭公二十五年，《传》说：“书曰公孙于齐，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礼也。”将求于人，则先下之，礼之善物也。公至齐竟，齐将来唁，公不敢远劳齐侯，而逆之于野井。孔子详书所次、所唁之地，合数句之文，以见公之先下，不于唁生例焉。诸国灭而君奔者，皆不言出，国亡实无所出，亦非例也。诸侯之大夫逼迫逃亡，曰奔；受罪黜免，曰放。奔放情有优劣，放为君舍其罪，缓步而出，较为稍优；奔为惧罪苟免，奔驰而去，斯为劣矣。奔放之书，各从其实，优劣自见。襄公二十九年，齐高止出奔北燕，《传》说：“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书曰出奔，罪高止也。实放，书奔，贬优从劣，斯为仲尼新意矣。”外大夫之奔放，经不尽书，何也？宣公十年，《传》说：“凡诸侯之大夫违，告于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则告，不然则否。”违兼奔放而言，两国交聘往来，是臣尝奉玉帛之使，则用以告，若其不然，恩好未接，不告亦不书也。发例言告，是旧例之所书，皆从告也。诸侯君臣之奔者于外，曰出奔某；于内，曰来奔。来奔则不言出，史氏立辞之宜。若来而又奔他国，贱不复书。《传》称邾子益奔齐，庆封奔楚，不见于经，是也。以地来奔，重在地，虽贱必书，亦书其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重在人，则止书人。文公十二年，郕伯来奔，《传》说：“太子以夫钟与郕邽来奔，公以诸侯逆之，非礼也。故书曰郕伯来奔，不书地，尊诸侯也。”是也。奔而书名，皆罪奔者之身。司城举官，子哀称字，

译崔氏一族，都没有罪过。陈国的黄、卫国的鱄、秦国的鍼都自称是弟弟，以此归罪于他们的兄长。如果没有善于写文章的人，就会把他们都归罪了。大夫占据城邑而将自己依附于他国，《春秋》记载为“叛”。宋国的华亥弟弟辰，晋国的赵鞅、荀寅等人，都与国家相对抗，得以回归后又再次失败，于是出逃奔往他国，有背叛并依附他人的意思，所以都记载为“叛”。定公十一年，宋国的乐大心从曹国进入萧地，上文说“某某进入萧地以叛”，这从“叛”字可以知道，是《春秋》省略了文字。襄公二十三年，晋国的栾盈重新进入晋国，进入曲沃，率领曲沃的军队进入晋国都城，战败而死，没有依附他国，所以不记载为“叛”。“叛”中地位低微的人，不在外部记载，而高弱、高竖，内部的阳虎、南蒯，都没有见于《春秋》。至于像庶其、牟夷、黑肱，传文中称为“三叛人”，《春秋》不记载为“叛”，那么在内部就不能说“叛”，而是说“来”。襄公二十六年，卫国的孙林父进入戚地以叛，传文说“归罪于孙氏”，“叛”都是背离君主的名称。卫国当时没有国君，但独占城邑背离国家，仍然称之为“叛”，这大概是孔子特意提出的新意，旧史未必会用“叛”来记载。溃，是指众人离散流移，像积水溃决一样。文公三年，攻打沈国，沈国溃败，传文说“凡是百姓逃离他们的上级叫溃，上级逃离叫逃”。众人依靠城池，城池依靠德行，相互依靠怀念以保卫国家，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一朝离散，就像水溃决一样。国君如果逃跑，军队抛弃盟约，违背典章礼仪，抛弃车马服饰，群臣不知道他的谋划，国家不能保全安定，这与平民的逃跑没有区别，所以在众人中称为“溃”，在上级中称为“逃”，以区别上下级的名称。《公羊传》说：“国家叫溃，城邑叫叛。”所谓“溃”，是百姓离散离去；所谓“叛”，是举城归属他人，是由强势大夫造成的。传文说庆氏带着陈地“叛”，为什么一定要在城邑呢？昭公二十九年，郓地溃败，《公羊传》说：“城邑不说溃，是因为有外城，君主在那里。”《公羊传》常常根据君主是否存在来制定体例，《春秋》的记载，难道是这样杂乱无章吗？僖公五年，在首止结盟，郑伯逃跑回国没有结盟。襄公七年，在鄬地设防，陈侯逃跑回国。这就是所说的在上级的“逃”。文公十年，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传文称麇子逃跑回国，而《春秋》没有记载，是因为鲁君不在驻扎地，楚国人没有告知鲁国。庄公十七年，郑詹从齐国逃跑来到鲁国，他在齐国被囚禁，不能坚守节操而逃跑，因为他到了鲁国，所以根据这件事记载在《春秋》中，然而这不是体例所说的情况。体例中的“溃”“逃”，大概是指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座城邑之内，君臣相互需要任用，为了变化文辞而区别它们。郑詹是逃亡的囚犯，无处不可逃，既然不属于这一类，怎么能混入体例中呢？

译归入例

归十五

复归五

入七

复入二

纳七

立二

成公十八年，宋国的鱼石再次进入彭城。《左传》说：“经文写作‘复入’，大凡离开自己的国家，国内迎接并拥立他，称为‘入’；恢复他的君位，称为‘复归’；由诸侯接纳他回国，称为‘归’；因为作恶而再次进入，称为‘复入’。”襄公二十六年，卫国国君衎再次回到卫国。《左传》说：“经文写作‘复归’，是国内接纳他，这说明‘复归’也是国内迎接。”大凡离开自己的国家，这是贯通君主、臣子、子弟的惯例，国内迎接并拥立他，本来没有君位的就称“入”，本来有君位而恢复的则称“复归”。庄公九年，齐国的小白进入齐国，像这类情况，是没有君位的。僖公二十八年，卫国国君郑从楚国再次回到卫国，像这类情况，是有君位的。由诸侯接纳回国，无论有没有君位都称为“归”。成公十四年，卫国的孙林父从晋国回到卫国，像这类情况，是有君位的。桓公十七年，蔡国的季从陈国回到蔡国，像这类情况，是没有君位的。自己身为叛乱的首领，举兵入侵，就称“复入”。襄公二十三年，晋国的栾盈再次进入晋国，以及这里的鱼石，就是这种情况。这四种称谓是为了表明内外援助的情况，辨别顺逆的用词，是通用于君主、臣子夺取国家或封地的人而言的。孔子纠正了鱼石、卫国衎的经文用词，以表彰旧的制度。左丘明在《左传》中陈述凡例，总括并阐明这些，以彰显《春秋》的大例。

在国内不能说“归于鲁”，所以称“来归”。闵公元年，季子来归，就是这种情况。庄公六年，卫国国君朔进入卫国，五个国家违抗周天子的命令，来接纳卫朔，卫朔害怕有违背众人的嫌疑，以国内迎接的名义报告，所以不写“归”而写“入”。成公十五年，宋国的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华元实际上是宋国国内迎接的，想要挟持晋国来辅助自己，以国外接纳的名义报告，所以不写“复归”而写“归”。《春秋》沿用了这种写法，以显示这两个人的实情。定公十三年，晋国的赵鞅回到晋国。昭公十三年，楚国的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赵鞅凭借韩、魏的请求，楚比依靠陈、蔡的残余势力，都不是诸侯的接纳，却写“归”的原因，是韩、魏有联合国家的形势，陈、蔡有恢复国家的开端，说明不是晋、楚所能控制的。僖公二十八年，曹国国君襄再次回到曹国，虽然是晋国人让他复位的，但侯獳爱戴国君而请求，所以有国内迎接的用词。桓公十五年，许叔进入许国，本来没有出国境，现在才开始就国，群臣嘉许他，所以使用国内迎接的文体。这都是当时的史官依据周代的典章，来兴起时事的情实。

《左传》称“诸侯接纳他回国叫‘归’”，而经文中确实有写“纳”的，僖公二十五年，楚国人包围陈国，接纳顿子进入顿国，像这类情况，都有兴师动众、可见接纳之事，不需要举例就自然明白，所以只说其“纳”，不说其“归”。《春秋》中诸侯之外的接纳有三种：一是言语告请，蔡季之类就是；二是兴师送入，顿子之类就是；三是所接纳的国君另在他国，而攻打他的本国，让他得以进入，卫朔之类就是。说“归”就知道是接纳，说“纳”就知道是归，也不必再说，跟随接纳者的报告就写“纳”，跟随归国者的报告就写“归”，根据事情的适宜，都不是义例所兴起的。僖公三十年，卫国国君郑回到卫国，成公十六年，曹国国君从京师回来，两位国君都被拘禁在周王室，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诸侯回国，有的写名字，有的不写名字，有的说“归于某”，有的说“归自某”，有的说“自某归”，史官用词不同，《左传》没有发例，例在于“归”字而已，不在于其他文字。如果说称出所从的国家，是因为那个国家有力，那么楚比在外没有援助，为什么写“自晋”？陈、蔡被封于楚国，楚平王为什么没有写“自楚”？这不是明显的证据吗？

襄公二十五年，卫国国君进入夷仪，晋国人怜悯卫衎失去国家，让卫国分得一个邑，这不是国内迎接，也写“入”，为什么呢？“入”是从外面进入的常用词罢了。《春秋》中的“入”很多，例只有两种：施用于国家城邑就是“弗地”，在于归复就是“国逆”。国逆又以拥立为例，迎接而不拥立，就都不在例的范围之内。襄公三十年，郑国的良霄出奔到许国，从许国进入郑国，郑国人杀了良霄，独自回来没有军队进入，起初是作恶，不是因为作恶而进入，既然不能称“复入”，进入就被杀，又不是国内迎接而拥立他的人，虽然称“入”，也是从外面进入的常用词罢了。昭公二十二年，刘子、单子带着王猛进入王城，二十六年，天王进入成周，这虽然写“入”，也难以牵强附会成例。说“大凡离开自己的国家”，说明不是周王朝的制度，况且自从周朝没有“出”的说法，怎么会有“入”，知道旧的典章也不涉及这些。各种接纳直接写接纳之事，本来不分难易。《谷梁传》说：“纳，是内部不接受。”这种说法不对。包围陈国而接纳顿子，顿国必定是想要的。宣公十一年，楚子进入陈国，接纳公孙宁、仪行父进入陈国，这两个人虽然淫乱，但引导楚国匡正国家贼臣，讨伐国君安葬，上下交欢，《左传》称有礼，谁又为难他们呢？昭公十二年，齐国高偃率领军队接纳北燕伯进入阳地，《左传》称“依靠他的民众”，既然说依靠民众，明显不是不接受，知道《谷梁传》的说法不恰当了。文公十四年，晋国人接纳捷菑进入邾国，没能接纳，直接写“弗克”，才见到不接受。赵盾被贬称为人，这是贬责，不在于纳

译“生”是义理。所谓“立”，是指直书被拥立之人。《隐公四年》，卫国人拥立晋，传文说：“经文写‘卫人立晋’，表示这是众人的意愿。”晋原本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回国，适宜记载为“进入卫国”，孔子赞许他得到民众支持，所以改变措辞以示褒美。《昭公二十三年》，尹氏拥立王子朝，只提尹氏，表明知道这不是周人所支持的。《谷梁传》说：“‘立’是指不该被拥立的人，这又显得狭隘了。”《春秋》通过“立”的写法来阐明得失，左氏通过阐发体例来端正褒贬。虽然通过比较事件可以知晓，但必须通过措辞才能显现出来。如果拘泥于片面的解说来审视整部经典，我知道追求深远的道理恐怕会陷入困境。

译关于丧葬的条例

天王去世九次

安葬天王五次

王子猛去世一次

诸侯去世十一次

安葬本国国君九次

太子去世三次

诸侯去世一百二十四次

安葬诸侯八十七次

王室大臣去世两次

安葬王室大臣一次

内臣去世三十一次

归葬内臣一次

安葬外国大夫一次

夫人去世十次

安葬小君九次

内妃去世三次

安葬内妃一次

王姬去世一次

内女去世七次

安葬内女三次

前来迎接内女去世一次

奔丧一次

去世与安葬四次

送还含玉和赗马两次

送还襚衣一次

请求赙赠一次

《曲礼》说：天子去世称为“崩”，诸侯去世称为“薨”，大夫去世称为“卒”，士去世称为“不禄”，平民去世称为“死”，这是古代的制度。士和平民不得记载为“卒”，《春秋》只记载天王、诸侯和内大夫的去世。鲁国史书自己记载国君去世用“薨”，如果邻国也记载为“薨”，那就与本国的国君没有区别，所以略去对外国君主去世的记载而用“卒”，用来区别内外以示不同。五等爵位，在臣子口中都称为“公”。《春秋》对鲁国称“公”，记载为“薨”；对列国称其爵位，记载为“卒”，这是遵循内辞的原则。列国安葬时则举其谥号称“公”，这是遵循彼国臣子的说法。国君去世的地方，以路寝为正统。成公十八年，国君在路寝去世，传文说：“这是合乎道义的。”僖公三十三年，国君在小寝去世，传文说：“这是安于私室。”昭公三十二年，国君在干侯去世，传文说：“这是失去了应有的位置。”《春秋》十二位国君中，在路寝去世的，只有庄公、宣公、成公三位而已。推演这个例子来说，文公在台下去世，襄公在楚宫去世，定公在高寝去世，都不合乎道义。桓公在齐国去世，也是失去了应有的位置，传文虽然没有明说，但也可以推知。国君去世记载地点，是为了详述内政，谨慎对待凶险变故。隐公、闵公两位国君，亲身遭遇弑杀逆乱，史官忌讳记载地点，所以只记载去世而不说地点。如果说了地点，那么国家的丑恶就会彰显，所以隐晦而不记载。《春秋》详述内政而略写外邦，所以列国国君去世的条例不记载地点。至于有去世不在国内，不记载地点就不明显的，又必须记载地点来阐明。郑伯在鄵去世，宋公在曲棘去世，吴子在巢去世，蔡侯、许男在楚国去世，就是这类情况。诸侯去世称其名，只有天王尊贵至极，所以尊敬而不称其名。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去世，传文说：“这是不成其为去世。”没有过一年就即位，不能称为国君，所以称其名。又不说“崩”，因为内国国君不称其名。如果没过一年就即位，就称其名并记载为“卒”。庄公三十二年，子般去世；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去世，没有成为国君，所以称“子”。“子”，是在丧期中的称呼。列国的去世和安葬，得以记载在经文中，为什么呢？古代交往邻国的道理，有赴告的文书，有吊唁的礼节，有丧葬的礼仪。记载“卒”，是赴告；记载“葬”，是安葬。诸侯的去世，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为什么呢？古代同盟的国家，活着时有互通名号的道义，死了有赴告名号的言辞。称名是遵循赴告，不称名也是遵循赴告。隐公七年，滕侯去世，传文说：“不称名，是因为没有结盟。”凡是诸侯结盟，于是称名，所以去世就以赴告的名号告知，最终称嗣君，这叫做礼经。僖公二十三年，杞子去世，传文说：“不称名，是因为没有结盟。”凡是诸侯结盟，死了就以赴告的名号告知，这是礼制。赴告以名号就也记载它，不然就不记载。这是为了避免不敏之失。这两个例子。是为了阐明称名与否的意义，前面发凡以显示去世赴告的常法，后面发凡以说明即使有时违反礼法，史官也承接告知而记载。况且怀疑杞子降爵，所以再次发例。那么没有结盟而不赴告名号的，滕侯、杞子，就是这类情况。结盟而赴告名号的，隐公三年宋公和去世，桓公十一年郑伯寤生去世，就是这类情况。没有结盟而赴告名号的，桓公五年陈侯鲍去世，十年曹伯终生去世，就是这类情况。结盟而不赴告名号的，隐公八年宿男去世，成公十四年秦伯去世，就是这类情况。结盟不仅限于在位的国君，如果曾经与其父亲结盟，也应该以名号赴告其子。像这样的，是为了继承先君的心意，敦厚世代友好的情谊。襄公六年，杞伯姑容去世，传文说：“开始赴告以名号，是因为结盟的缘故。”昭公三年，滕子原去世，传文说：“因为结盟的缘故所以称名。”杞与成公结盟而在襄公时去世，滕与襄公结盟而在昭公时去世，与先君结盟的，也以赴告名号，传文所以发例以阐明它。隐公八年蔡侯考父去世，知道是与惠公结盟了。昭公三十一年，薛伯谷去世，传文说：“因为结盟的缘故所以记载赴告。”条例屡次发出，到这里又重复说，是因为薛国进入《春秋》记载，这是第一次称名，传文不嫌重复，以重申它。结盟而以国地相称的，地主也列于盟约中，即使大夫出盟，也称自己的国君，以开启神明，所以去世都遵循亲身结盟的例子以赴告。庄公二十一年郑伯突去世，十六年与鲁国大夫在幽地结盟。成公四年郑伯坚去世，二年公与郑人在蜀地结盟。昭公七年卫侯恶去世，元年叔孙豹与齐国恶在虢地结盟。隐公元年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宿是地主，国君即使不出，能没有大夫结盟吗？而宿男的去世不称名，知道是结盟而不赴告了。诸侯的去世，听说就去哭临，结盟的去世，赴告就去吊唁。吊唁哭临的事细微，不记载在经文中，但传文可以查考。哭临，就是哭丧。国家有亲疏，以地远近为差别

译鲁襄公十二年，吴国国君去世，鲁国前往吊唁。《左传》说：“在周庙举行吊唁仪式，符合礼制。”凡是诸侯去世，异姓诸侯在宫外吊唁，同姓诸侯在宗庙吊唁，同宗族的人在祖庙吊唁，同族的人在祢庙吊唁。因此，鲁国为姬姓诸侯吊唁，在周庙举行；为邢、凡、蒋、茅、胙、祭这些诸侯吊唁，在周公庙举行。吊唁本是常例，但到这里才特别举例说明，是因为吴国开始与中原大国交往，鲁公能够体现礼制，《左传》因此详细赞美此事。吊唁，是派遣使者去慰问活着的人；赠赙，是派遣使者去赠送死者。先王制定礼制，哀悼死者、送终，各有常规，所以丧葬有固定的期限，根据远近有所差别，以适应吊唁和赠赙的节度。吊唁和赠赙所用的币帛、车马称为“赗”，货物钱财称为“赙”，衣被称为“襚”，珠玉称为“含”。鲁隐公元年，周天子派宰咺来送鲁惠公和仲子的赗赠。《左传》说：“太迟缓了，而且仲子还没有去世，所以直呼其名。”天子七月下葬，天下诸侯都到；诸侯五月下葬，同盟国家都到；大夫三月下葬，同官位的人都到；士人满一个月下葬，外姻亲属都到。赠送死者赶不上尸体，慰问生者赶不上哀痛，预先准备凶事是不合礼的。这时惠公已经下葬，仲子还没有去世，周天子的使者不合时宜，因此贬斥他而直呼其名。鲁文公九年，秦国派人来送鲁僖公和成风的襚衣。《左传》说：“符合礼制，这是诸侯互相吊唁祝贺。虽然不合时宜，但只要合乎礼，就记载下来，以不忘旧日的情谊。”秦国虽然赠送赶不上尸体，但秦国不是方岳同盟的国家，现在仰慕中原诸夏，向鲁国表示敬意，不讥讽其迟缓，而以结交友好为礼，这是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而定的。鲁昭公六年，〇国伯益姑去世。《左传》说：“吊唁如同同盟的礼制。”〇国有治理田地的怨恨，鲁国不废除吊唁的记载，所以《左传》特别彰显吊唁的条例，因此称之为礼，说明礼制中有吊唁这一项。王畿内的诸侯担任王的卿士，虽然爵位位列五等，但因为身为王臣的缘故，不得与国外交往，所以去世不发讣告，鲁国也不去吊唁下葬，经文中大多不记载。鲁文公三年，王子虎去世。《左传》说：“前来发讣告吊唁如同同盟的礼制。”王子虎参与了翟泉之盟，实际上代表王命，他去世时，作为臣子不敢擅自发讣告，周王因此按照同盟的惯例向鲁国发讣告。天子告知臣子去世，略去爵位，发讣告并吊唁，传文也称其为礼，说明王臣与诸侯同等。那么刘卷记载去世、记载下葬，也可以类推了。鲁昭公十五年，传文称王大子寿去世，王穆后崩逝。王臣记载去世，而王后和大子不记载，大概是没有发讣告的缘故。诸侯恭敬地对待王的去世，吊唁、赠赙、吊唁下葬，一样都不能缺少。鲁隐公三年，周天子去世，武氏子来请求赙赠，鲁国不给予赙赠，导致对方来请求，又不去吊唁下葬，所以不记载下葬。天子的请求，本来不该由鲁国承担，这也算是恭敬不足了，特别记载下来以互相讥讽。内夫人去世，礼制有三项：去世则向同盟国家发讣告，下葬后在寝宫反哭，吊唁哭祭后祔祭于姑母。三项礼制都完成，然后才完备文字记载说：“夫人某氏去世下葬，我的小君某。”文姜、敬嬴就是这类情况。如果不发讣告、不祔祭，那么去世不称夫人，去世下葬不说“葬我小君”。如果不反哭，那么不记载下葬。大概“薨”是夫人去世的称呼，“小君”是夫人的别称，称夫人、称薨、称小君，这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发讣告和祔祭都废除，这就叫做不成礼，就不能使用夫人的礼制。鲁定公十五年，姒氏去世。《左传》说：“不称夫人，因为没有发讣告，也没有祔祭。”下葬定姒。《左传》说：“不称小君，因为不成礼。”这就是例子。在寝宫反哭，是悲哀最极致的地方，情感最迫切。下葬后不反哭，这就叫做不思念亲人，几乎与不下葬没有区别，那么也就没有必要记载下葬了。鲁哀公十二年，孟子去世。《左传》说：“去世不发讣告，所以不称夫人；不反哭，所以不说葬小君。”这就是例子。妇女的道义，母亲因儿子尊贵而尊贵，即使是妾的儿子成为国君，她的母亲也就成为夫人。正夫人已经去世，那么尊贵加于臣子，内外的礼制都像夫人一样。鲁襄公四年，夫人姒氏去世下葬，我的小君定姒。按照传文，匠庆责备季文子没有完成小君的礼制，季孙害怕而备齐礼制，经文得以完备文字记载去世下葬。鲁文公四年，夫人风氏去世。五年，周王派荣叔来送含玉和赗赠，下葬我的小君成风。周王派召伯来吊唁下葬。按照传文，以含玉、赗赠、吊唁下葬为礼，这不是妾成为夫人的证据吗？鲁隐公三年，君氏去世。《左传》说：“这是声子，没有向诸侯发讣告，没有在寝宫反哭，没有祔祭于姑母，所以不说薨，不称夫人，所以不说下葬，不记载姓氏。因为国君的缘故称为君氏。”声子是隐公的母亲，应该备齐夫人的礼制，但隐公当时心怀谦让，不遵从正君之礼，所以不敢在其母身上备齐礼制，又不敢称子氏以避开正夫人仲子的称号，经文记载君氏以区别于众妾。这大概是隐公至高的道义，一时的权宜之计。夫人与国君同体，她的去世也必须向外向王朝诸侯发讣告，如果来吊唁赠赙吊唁下葬，也像国君的礼制一样。像这样的，是为了显示其地位相等。所以春秋时期赠送死者，有同时施于国君和夫人的，惠公仲子的赗赠，僖公成风的襚衣就是如此。天子对于诸侯及夫人的去世，应该派遣卿大夫参与赠赙下葬。鲁文公元年，叔服吊唁僖公的下葬。五年，荣叔送成风的含玉和赗赠，召伯吊唁下葬。就是这样。王朝列国之君的去世，诸侯吊唁下葬各有常规，一概不得亲自前往吊唁。因为诸侯守护社稷，封疆为重，非朝见、吊唁、征伐不得越过国境，即使是天子的去世，也只是派遣卿大夫共同完成吊唁下葬的礼制罢了。鲁文公八年，

译传文记载穆伯前往周王室吊唁襄王。鲁文公九年，经文记载叔孙得臣前往京师参加襄王的葬礼。这就是那件事。列国诸侯的丧事，按照礼制都不派遣卿大夫去吊唁。昭公三十年，传文说：“先王的制度，诸侯的丧事，由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这是古代的礼制。等到礼制衰败时，礼仪反而过于隆重，文公、襄公因此加以抑制。所以昭公三年，传文说：“国君去世，大夫去吊唁，卿大夫负责葬礼事务；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这在文公、襄公时期，还算是为了不烦扰诸侯，然而已经超过了古代的制度了。文公六年，公子遂前往晋国，参加襄公的葬礼，卿大夫负责葬礼，所以名字和姓氏出现在经文和传文中，并不认为是合乎礼制的。昭公六年，安葬秦景公，传文说：“大夫前往秦国参加景公的葬礼，是合乎礼制的。”这里传文特意指出合乎礼制，从而显现出三个例子：一是用来显示古代的制度，二是用来显示其他国家的葬礼都是鲁国人前往吊唁，三是用来显示吊唁和葬礼如果不是卿大夫就不记载人名。《左传》细微的文字，用来显现大的条例，就是这样。襄公三十一年，滕子前来吊唁葬礼。定公十五年，邾子前来奔丧，滕子前来吊唁葬礼。吊唁和葬礼，尚且不派遣卿大夫，何况诸侯亲自前往，过于礼制就尤其严重，不用说就知道了。成公十年，传文记载安葬晋景公，鲁君亲自送葬，鲁国人认为这是耻辱，所以经文避讳而不记载。吊唁和葬礼的期限，天子是七个月，诸侯是五个月，传文已经阐明了条例。不到期限就安葬，称为不怀念亲人；超过期限才安葬，称为迟缓。其月数符合死亡和安葬的月份而通说，经文对于葬礼如实记录，是非自然明白。文公八年八月，周天子去世；九年二月，安葬襄王，这是天子七个月的期限。成公十八年八月，鲁君在路寝去世；十二月，安葬我们的国君成公，传文说：“记载顺礼。”这是诸侯五个月的期限。应当安葬的月份，还要先占卜较远的日期，以示怀念亲人。宣公八年，传文说：“占卜安葬先选较远的日期，避开不怀念亲人的嫌疑。”何况不到期限，就是不怀念亲人了。不怀念亲人的过错，明显可知，所以传文没有讥讽。只有对于超过期限的迟缓者，再另外分类来阐明。庄公三年五月，安葬桓王，传文说：“迟缓。”桓王从桓公十五年三月去世，累积七年才安葬。文公元年四月，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传文说：“安葬僖公迟缓。”僖公从前一年十一月去世，中间有闰月，累积七月才安葬。这两者都是无故迟缓，传文指出以显示天子和诸侯的条例。隐公五年四月，安葬卫桓公，传文说：“因为动乱的原因，所以迟缓。”闵公元年六月，安葬我们的国君庄公，传文说：“因为动乱的原因，所以迟缓。”卫国有州吁的动乱，十四个月才安葬；鲁国有庆父的动乱，十一月才安葬。这两者虽然也超过期限，但国家有变故灾难，并非怠慢礼制，传文指出以显示内外同样的情况。其余的或者因为动乱或者因为怠慢，可以类推而知。鲁国国君去世安葬大多不顺从制度，只有成公在路寝去世，五个月安葬，国家安静，世子继承嗣位，所以传文特别称“记载顺礼”，以作为群公葬礼的法则。在庄公时看到因动乱而迟缓，在僖公时看到无故而迟缓，在成公时看到顺礼得期。传文指出这三者，以包罗群公葬礼的得失。外国的葬礼不记载，就是鲁国没有去吊唁葬礼；国内的葬礼不记载就是丧礼没有完成。隐公十一年传文说：不记载葬礼，是因为丧礼没有完成。那么闵公也是丧礼没有完成了。吴、楚的国君，爵位不超过子爵，却僭越号称王，他们的葬礼不合典礼。鲁国虽然前往吊唁，经文也不记载。记载葬礼将要举出谥号称王，所以避开不写罢了。《公羊传》说：天子记载去世不记载安葬，必定是合乎时宜的；诸侯记载丧事和安葬，因为有天子存在，不能必定合乎时宜。《谷梁传》说：天子记载安葬，是因为有缘故危险而不能安葬。又说：失德不记载安葬，弑君不记载安葬，灭国不记载安葬。丧事和葬礼有制度，鲁国史官所记载的，大概是记录内部的事情，怎么能舍弃近事而言说远事呢。诸侯的葬礼，大致以五个月为期限，而大小国家的礼制则不同。爵位有五等而分为三等：公为上等，侯伯为次等，子男为下等。僖公四年，许男新臣去世，传文说：许穆公死于军中，用侯礼安葬他。凡是诸侯死于朝见或军中，加一等；死于王事，加二等。于是有用衮衣收敛许男，爵位是男，加一等而用侯礼安葬。襄公十八年，曹伯负刍死于军中；定公四年，邾伯成死于军中。他们都是伯爵，就应当加一等而用公礼安葬。传文已经阐明条例，都可以类推而知。曹伯记载死于军中，许男不记载死于军中，史文详略不同，并非义例所在。国内臣子的丧事，只有以卿礼终身的才能在经文中记载。翚、溺以及柔生出现在经文和传文中，去世不记载丧事，大概是因为不能以卿礼终身。卿大夫记载丧事，又借日期来显示意义。隐公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师去世，传文说：国君不参与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春秋》不以日月为例，而在卿大夫丧事中使用它的原因，是事情的得失，既不足以褒贬国君，又不是死者的罪过，没有言辞可以寄托其文，而人臣地位轻微，死日似乎可以省略，所以特别用它来显示条例。国君的卿佐，是国家的股肱，股肱如果有亏损，还有什么比这更痛心的呢。生病就亲自探视，去世就亲自参与小敛、大敛，这是慎重终始、归葬厚道的道理。初终而不参与小敛，情义就淡薄了。孔子修订经文，特别显示新意，删去日期以显明其事，用来说明厚薄，以警戒将来。襄公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孙行父去世，传文记载：大夫入内收敛，国君在位，这是国君参与

译小敛，是《春秋》经文中记载日期的证据。《文公》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孙敖在齐国去世；十五年夏，齐国人送还公孙敖的防地，《左传》说：经文记载“齐人归公孙敖之防”，是因为孟氏且国缘故。公孙敖放纵欲望、违背君命，卿的地位已经断绝，但感念儿子赦免父亲，并且迎回他的防地，敦睦公族，崇尚仁孝。完备地记载归还防地，恩泽确实格外隆重，虽然不参与小敛，但记载日期是可以的。《庄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去世。《成公》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在貍脤去世。《昭公》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孙婼去世。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诣去世。这几个例子，有的国君有病，有的国君在外，有的去世不在国内，然而仍然记载日期的原因，不是不想参与小敛，而是实际上不能。君子不要求别人做他做不到的事，所以没有删去。大夫在国内去世，惯例不记载地点。《定公》五年六月丙申，季孙意如去世。《左传》称在房中去世，而经文不记载房，这是对的。如果在外面去世，那么经文必须记载地点，像“在齐国”、“在貍脤”之类就是如此。卿不记载葬礼，为什么呢？葬礼是臣子的事，不属于公家所及，所以不能见于经文。外国卿大夫不记载去世，为什么呢？《襄公》十九年《左传》称郑国公孙虿去世，向晋国报丧，大夫报丧不及国君，史官不记录。外国卿大夫的葬礼没有记载于经文的惯例。《庄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前往陈国，安葬原仲。《左传》说：“不符合礼制，卿没有君命不越过国境。”季友私自交往安葬，详细记载其事，以显示不合礼制，难道是为了原仲的葬礼而记载吗？国内女子的丧事，只有作为诸侯夫人的才记载去世、记载葬礼，恩义成就于对等之体，所以与诸侯同例。《襄公》三十年宋伯姬去世，叔弓前往宋国，安葬宋共姬，就是如此。既然身为夫人，即使被遗弃，反而在父母家中，仍然以成人之恩记录其去世。《文公》十二年子叔姬去世。《左传》说：“不称‘绝’，记载叔姬，是说不是女子。”《成公》八年“绝”叔姬去世。《左传》说：“从‘绝’国归来，所以记载。”九年“绝”伯来迎接叔姬的灵柩回国。《左传》说：“是请求来的，‘绝’叔姬为‘绝’国，所以如此。迎接叔姬是为了我国。”女子未嫁，不记载其去世，嫁后归来，仍然得以记载，‘绝’叔姬就是如此。《宣公》十六年郯伯姬归来，其后不记载其去世，或许改嫁大夫了。‘绝’叔姬的去世最终由‘绝’国迎接，所以系于‘绝’国。子叔姬已断绝关系，不再归来，所以不系于‘绝’国。这是两个叔姬的区别。妇人许嫁而加笄，犹如男子的冠礼，虽然未嫁人，即以成人之礼相待，记载去世以示非未成年而死，只是不称国号而已。《僖公》九年伯姬去世，就是如此。如果嫁给非诸侯而是列国的大夫，应当比照外国大夫，生前记载其来，死后略去其去世，大概因为微不足道而不值得记载。齐高叔姬就是如此。列国夫人的去世，非国内女子不记录。《庄公》二年齐王姬去世，这不是国内女子而特别记载，是因为王姬下嫁，让鲁国为主婚，所以比照国内女子的例子而记载。《檀弓》说：“齐国报告王姬去世，鲁庄公为她服大功。”就是这件事。四年，齐侯安葬纪伯姬，纪国已灭，纪季进入酅地，齐侯对新附庸加礼，主持伯姬的丧事，所以特别称齐侯安葬她。二十九年，纪叔姬去世；三十年，安葬纪叔姬。纪国久已灭亡，叔姬执节守义，终不改嫁，贤德而记录她，所以仍系于纪。两位姬姓女子亡国无谥号，所以只称伯叔而已。《襄公》三十年，叔弓前往宋国，安葬宋共姬。夫人谥号跟随其夫，本是周制，仍需臣子追加。夫人去世，大夫送葬，共姬遭遇火灾而去世，鲁国人怜悯她，而派卿共同安葬，经文记载“叔弓如宋”，超过礼制了。唉！周朝不举行葬礼的有七位王，而周朝衰微与鲁国怠慢一并显现。鲁国不举行葬礼的有两位公，而国家动乱与礼制废弛一并显现。诸侯的去世，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而列国的勤勉与懒惰就显现了。大夫的去世，有的称“曰”有的不称，而君恩的厚薄就昭示了。有按期举行的葬礼，有过期举行的葬礼，有不及期举行的葬礼，而葬礼的得失就区分开了。有天子的求赙，有王臣的归赗，有远国的归襚，而赠礼的美恶就明白了。夫人有的薨逝、有的去世、有的安葬、有的不安葬，而知道当时所谓的适妾之别。国内女子有的记录、有的不记录、有的详细、有的简略，而知道当时所谓的尊卑隆杀之别。而且天王有时不记载崩逝，王臣有时记载去世，诸侯有时不记载去世，外臣有时记载安葬，国君薨逝有时不记载地点，夫人有时记载地点，大夫有时不记载去世安葬，诸侯有时奔丧。圣人依据典章制度来确立文辞，用微言大义来彰显义理，《春秋》一书，没有苟且之处，在崩、薨、卒、葬中也可以见到。

译刺杀条例

刺二

杀大夫三十七

杀不称大夫二

自外杀二

两下相杀二

杀子弟六

弑君及大夫三

盗杀三

庄公二十二年，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这是《春秋》中国家讨伐的笔法。所谓国家讨伐，是指称国名或称“人”来记载杀戮，并书写死者的名字，以表明死者有罪，是国家共同讨伐的对象。如果是国君杀害子弟，倘若死者无罪，则同时书写杀者与死者的名字，以彰显杀者的罪恶。僖公五年，晋侯杀了他的世子申生；襄公三十年，周天王杀了他的弟弟佞夫。《左传》说：“罪在君王。”这类情况就是如此。《左传》记载陈国杀太子御寇，而《春秋》经文却书作“公子”，采用国家讨伐的笔法，为什么呢？古代讨杀大夫，都要将罪状宣告诸侯，慎重使用刑罚，用以惩戒不义。晋国杀申生，《左传》称“来告”；卫国杀孔达，《左传》记载了告辞。辞令虽然不同，大概都是告知其常例。御寇的罪状不见于《左传》，而经文书作“公子”，“公子”是众位公子的通称。大概是陈国人忌讳杀太子，不宣告其罪状，而以国家讨伐“公子”来告于诸侯。大臣之间互相杀害，如果死者有罪，就不书写杀者，而一概使用国家讨伐的条例。文公六年，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阳处父，《左传》说：“侵官。”就是这样。如果死者无罪，就两人都书写名氏，而使用两下相杀的条例。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杀召伯、毛伯，就是这样。至于作乱的人众多，趁乱杀人，主名无法分辨，所以也称国称人。虽然死者的名氏可知，也随例去掉，以示无罪。如果不去掉，就与国家讨伐同例，因此不称其名。文公七年，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左传》说：“不称名，是因为人多。”并且说“不是他的罪过”。说人多以解释杀者不称名的原因，说无罪以解释死者不称名的原因。这是通过变通文辞来体现义理。士人杀大夫，经文记载为“盗”，士人地位低贱，名氏不得见于经文，所以不使用两下相杀的条例。如果不书写杀者，又与国家讨伐相同，于是书作“盗”以憎恶之。襄公十年，盗贼杀郑国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左传》说：“书作‘盗’，是说没有大夫参与。如果有大夫参与，就会两人都称名了。”宋国人也不是六卿，然而不称“盗”的原因，是因为郑国的贼人知道是尉止、司臣之流，所以书作“盗”以憎恶其人。宋国则是穆公、襄公的家族作乱，而主名不知，不知憎恶谁，所以不说“盗”。《春秋》中杀大夫的事例最多，《左传》有条例而无通例。那些国家讨伐称名的文辞，《左传》每用“书曰”来发起条例，所谓曲折而畅达的举措。不称名是因为无罪，以及那些称名而有罪状的，推演为条例，而通晓经文就可以全部知道了。成公十七年，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郤锜、郤犫、郤至；十八年，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胥童。《左传》说：“民众”不赞同郤氏、胥童与国君作乱，所以都书作“晋杀其大夫”。晋厉公因私欲杀三郤，怀疑应当无罪，不称名；书作偃以家怨害胥童，怀疑应当两人都称名氏。然而都有罪状，都受到国家讨伐，由此可知死者有罪，即使是君杀臣，或是臣相杀，都适宜以国家讨伐来书写。襄公二年，楚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公子申，《左传》说“多受小国的贿赂，以逼迫子重、子辛，楚国人杀了他”，所以书作“楚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公子申”。五年，楚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公子壬夫，《左传》说“贪婪”。十九年，齐国杀了他们的大夫高厚，《左传》说“随从国君行昏乱之事”。郑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公子嘉，《左传》说“专断”。二十年，蔡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公子燮，《左传》说“言论不与民众同欲”。昭公十二年，楚国杀了他们的大夫成熊，《左传》说“怀宠”。诸如此类，或死于君手，或死于同僚，或死于国人，都使用国家讨伐称名的文辞，《左传》每每申明，以彰显圣人的书法。成公十八年，齐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国佐，《左传》说“弃命专杀，因谷地叛故”。国佐原本厌恶淫乱而杀庆克，齐国因此讨伐他，怀疑罪不及死，所以《左传》明确以三条罪状指出。宣公九年，陈国杀了他们的大夫泄冶，《左传》称“孔子说：‘民众多邪僻，不要自立法度，这说的就是泄冶吧。’国家无道，行为危正而言语谦逊，而在淫乱的朝廷直谏，所以君子不赞许”。这是违背条例而兴起义理，所以特别举出圣人的言论来阐明。成公十五年，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山，《左传》说“说背叛其族”。荡山是宋国的公族，反而危害公室，所以特别去掉族称以彰显其罪。襄公二十三年，晋国人杀栾盈，《左传》说“不称大夫，是说从外面来的”。三十年，郑国人杀良霄，《左传》说“不称大夫，是说从外面进入的”。两位大臣从外面犯君，不再是大夫，所以不书大夫，以断绝其爵位。这两者又是国家讨伐的变通文辞。经文书作“其”的，都是指其自身所有，所以臣下说“弑其君”，君主说“杀其大夫”，杀其子弟，君主与大夫都是国人所有，所以称国称人，也都说“其”。只有两下相杀，特别不说“其”，大概是因为死者并非杀者所有。王札子杀召伯、毛伯，就是这样。桓公二年，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说“其”，是依据君主来行文。

译（《春秋》经文中称名），是指督弑杀了他的国君以及国君的大夫。仇牧、荀息与此义相同。这三位与国君同遭危难，可谓合乎道义，然而既没有称官的褒扬，又不除去名字以示无罪，却都不免于称名，像这样的，为什么呢？孔父在内不能治理家门，在外招致百姓怨恨，自身死亡而祸及国君；仇牧没有警觉，遭遇贼人，没有忠诚值得褒扬；荀息追随昏庸的国君，期望在于履行诺言。这三位本来就有招致死亡的原因，这就是他们之所以没有善文（褒扬之辞）的缘故。

宣公十一年，楚人杀了陈国的夏征舒，是从外部来杀，并非杀其臣子，所以只书写姓名。传文中说“楚子”，而经文中书写“人”，“人”是众人的通称，是讨伐贼人的文辞。襄公二十七年，卫国杀了其大夫甯喜，这也是讨伐贼人，但卫国人是自己讨伐其臣子，所以仍然书写其大夫。凡是放逐、杀害、俘获他国臣子的，都不说某国大夫。臣子卑贱，爵位称号不足以特别通达，因此隐去其大夫的身份，只空写姓名。昭公八年，杀陈国的孔奂，就是这类情况。凡是书写大夫而爵位实际上是卿、司马、司空之类的，就以其官职来称。文公八年，宋人杀了其大夫司马，传文说：“司马握着符节而死，所以用官职来书写。”《春秋》的体例，书写爵位并非褒扬，而书写官职则是褒扬。公子卬无罪，所以不书写名字，又称官以尊贵他。这是夫人杀他，而经文中书写“人”的原因，夫人尊贵与国君相等，既然不是两下（同等地位）相比，夫人不得通告邻国，所以对上称“人”，对下去名，表明这不是国家讨伐的文辞。

《春秋》中以姓名出现在经文中的，大都是爵位为卿，只有公子作乱被杀，不在此例。庄公九年，齐人取子纠，杀了他。昭公十四年，莒国杀了其公子意恢，子纠实际上是齐人来告发，让鲁国杀他，当时史官厌恶齐人诡诈地请求管仲，并非不忍心杀害其亲人，所以极言“取杀”，以彰明其事。意恢作乱，所以使用国家讨伐的文辞。福没有比享有国家、拥有家族更大的，祸没有比骨肉相残更严重的。《春秋》对于公子夺取国家以及作乱被杀的，也都书写名字，不一定系于是否为卿。昭公八年，陈侯的弟弟招杀了陈世子偃师，传文说：“罪在招。”招与公子过作乱，杀了偃师而立公子留，等到楚人杀了夏征舒，公子留出奔，招于是归罪于过而杀了他，楚军来讨伐，得以免除死罪，被放逐到越国。那么招是随从犯罪，旧史必定书写过为首恶，孔子特意认为罪在招而书写他。世子尚且为人臣，所以遵循两下相杀的体例，招虽然作乱，但未曾对兄长动刀兵，经文保留其弟的罪名，本来就次于叔段了。

二十年，盗杀了卫国国君的哥哥絷。三十一年，传文说：“有的求名而不得，有的想掩盖而名声彰著，这是惩戒不义。”齐豹担任卫国司寇，是守嗣大夫。作乱而不义，其书写为“盗”。“盗”，是士杀大夫的称呼。齐豹是大夫，贬低从士的体例，这就是所谓“求名不得”，《春秋》惩戒邪恶、劝勉善良的宗旨啊？内部杀大夫，其书写为“刺”。僖公二十八年，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防备戍守，被刺死。畏惧晋国杀戍守者，而以没有防备戍守告知楚国，恐怕不被远近所信任，所以显明地书写其罪在于防备。成公十六年，刺公子偃，这是内部事务，直接书写其被刺而已。“刺”，取《周官》三刺之法，表示不冤枉滥杀。这是《春秋》为内部避讳的旧文。推究这些体例，《春秋》的道义就完备了。

《公羊传》说：“宋人杀其大夫，为什么不写名字？宋国三代没有大夫，三代内部娶亲。司马，为什么举官职？宋国三代没有大夫。”《谷梁传》说：“以官职称呼，是无君之辞。”既然说了“其大夫”，为什么说是无大夫？《春秋》中身为国君而不像国君的很多，为什么唯独在宋国称官职呢？国家讨伐的体例，有时称“人”，有时只称国，原本没有两种含义。卑贱者书写“盗”，原本有定名。《谷梁传》说：“称人以杀，杀有罪；称国以杀，杀无罪。”《公羊传》说：“大夫弑君，称名；卑贱者穷困，称人；大夫相杀，称人；大夫相杀，称人；卑贱者穷困，称盗。”如果相信称国是杀无罪，那么子反覆师、里克作逆都在可赦之列，既然以弑君卑贱者称人、盗，杀蔡侯又说是卑贱吗？卑贱者让这卑贱者杀大夫，又当以什么来命名呢？况且杀大夫而称“盗”，已经是极贬，而大逆弑君反而从末减而称人吗？我之所以摒弃《公羊》《谷梁》二传而极力尊崇《左传》，就是因为这类原因。

译弑杀条例

弑君二十三例

内书“薨”二例

外书“防”三例

内未成君防二例

外杀未成君三例

守门人弑君一例

盗贼杀君一例

戕害一例

自外杀四例

宣公十八年，邾人在鄫地戕害鄫子。传文说：凡是自己虐待其君主的称为“弑”，从外部杀害的称为“戕”。“弑”和“戕”都是指杀害，这是内外不同的名称。臣子对于君主，应当亲近并尊敬他，畏惧并爱戴他，却敢肆意妄为、违背道义，加害于元首，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其由来是逐渐形成的，虽然有无道之君和罪臣的区别，但义理上取法于积微而起，通称为“弑”，是为了避开恶名。“戕”是防范暴力的称呼。国君应当重视门禁、守卫险要，用来警戒不测之事，却轻率地接近暴客，变故在仓促间发生，所以称为“戕”。这两者是根据事件确立的文体，传文阐发凡例，以阐明周公典章中防范的书法。《春秋》中弑君的事很多，戕害只有一例。如果君主战死于敌手，又应当书写“灭”，“戕”唯独为在国内被杀者设立名称，因此在这里示例。宣公四年，郑国公子归生弑杀其君夷。传文说：权位不足。凡是弑君而称君主的，是君主无道；称臣子的，是臣子的罪过。这是特别为弑君确立的凡例。上天生育百姓并树立君主，让他们管理万物，以此维系生命。如果君主高傲放纵，阻塞隔绝，群臣绝望，这就叫做独夫。这种人被弑，实在是自取灭亡，所以只书写君主的名字，而隐去弑君者，称国或称人弑杀其君，是说君主无道，众人想要共同断绝他。如果君主并非无道而臣下专横叛逆，就书写弑君者的名字，作为首恶，以警示后世，终究是不义而不可赦免的。归生的传文，是为臣子确立的凡例。文公十六年，宋国人弑杀其君杵臼。传文说：君主无道，这是为君主确立的凡例。襄公二十六年，卫国宁喜弑杀其君剽。传文说：说明罪责在宁氏。接受父亲命令而迎立旧君，似乎无罪，所以再次发传以阐明。三十一年，莒国人弑杀其君密州。传文说：说明罪责在莒人。凡例阐明君臣关系，如今却是父子关系，所以重申其义，以显示君父相同。这是左氏反复示例的做法。类似这样。君主虽然不像君主，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君主本来没有可被弑杀的道理，称君的法则，也只有两次体现其义，以惩戒后来的君主，难道会赦免臣子吗？杵臼的罪恶波及百姓，第二年林父讨伐宋国，还立文公，经文在此贬低卿大夫称人，深加削责。由此可知，乱贼之徒，固然是天下万世所不容诛杀的。郑君夷被弑，公子宋实际上是罪魁祸首，反而诬陷归生，归生恐惧而顺从，权位不足以抵御祸乱，于是成为首恶。昭公十三年，楚国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在干谿弑杀其君防。比并非首谋，灵王因此而死。如果舍弃而不责罚，那么下面侥幸的人，就不会忌惮，所以虽然是被胁迫立君，仍然加以定罪。哀公六年，齐国陈乞弑杀其君荼。弑君者，实际上是朱毛、阳生。然而陈乞迎立阳生，子荼被杀，祸患由陈乞开始，所以让他承担主名。楚国比胁迫立君，陈乞流泪归顺，阳生畏惧年老，都似乎可以免罪。《春秋》明确记载，作为弑君之义，在于无可逃避。宣公二年，晋国赵盾弑杀其君夷皋。传文称灵公不像君主，按凡例应当称君。弑君的不是赵盾，而经文不更改，正是为了显示良史的法则，深责逃亡不出国境、返回却不讨伐贼人的罪过。仲尼说：“出国境才能免罪。”这是赵盾应当受罪了。昭公十九年，许国世子止弑杀其君买。古代医生如果不是三代行医，还不肯服用他的药。止身为国嗣，国家难道没有医生吗？却轻率果断地进药，罪过等同于弑杀。传文说：“经文说弑杀其君，君子说：尽心竭力侍奉君主，舍弃药物是可以的。”这是止应当加弑杀之罪了。这两者虽然推究其本心，《春秋》不赦免，大概是为了教化的长远防范。《春秋》的法则，诸侯不接受先君命令而篡位自立，得以参与诸侯盟会的，就作为成君，书写其被弑、被杀，书写爵位与成君相同。文公十八年，齐国人弑杀其君商人。昭公十一年，楚子防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就是这样。如果没有参与诸侯盟会，就称为未列入盟会，不得书写爵位。在国内不称“弑”，其君在外不称“杀某侯”。隐公四年，卫国人在濮地杀州吁。庄公九年，齐国人杀无知。昭公十三年，楚国公子弃疾杀公子比。桓公六年，蔡国人杀陈佗，就是这样。篡位自立以列入盟会为成君，这是列国的制度。至于本国之内，盟会名义下委身事君，一天事奉他，君臣的名分就已确定，这种被杀，虽然不书写爵位，书写“弑”也不遵循两下相杀的凡例，而与弑君同称。州吁、无知都是弑逆的贼人，所以称人以阐明其罪。楚国比也是弑君者，然而弃疾图谋君位用欺诈，不能算是讨伐贼人，就书写弃疾以定罪。这虽然是弑杀未成君者，仍然使用称君称臣的凡例而已。诸侯的嗣君立于先君之后，未安葬称“子”，已安葬称“君”，其被杀，就依照这个来称呼。僖公九年，晋国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传文说：“经文说杀其君之子，是因为未安葬。”十年，晋国里克弑杀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按传文，里克在住处杀奚齐，荀息立卓子以安葬。里克在朝廷杀他，荀息随之而死。卓的死实在在九年冬，经文根据赴告而书写在十年春，大概先君

译安葬之后，即使未满一年，也立即称其为君，称其为弑。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杀其君舍，舍君在位未满一年，而《春秋》经文记载为“弑其君”，必定是因为齐侯已经下葬。虽然经传没有记载其下葬之事，但通过卓子的例子类推判断，就可以知道了。《春秋》中记载弑君及大夫的，事情本来是先君后大夫，旧史根据事实来记载这件事。桓公二年，宋督弑杀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左传》说：“君子认为督有无君之心，然后才发动恶行，所以先记载弑杀其君。”这实际上是先杀孔父，后弑与夷，而经文先记载君，这是孔子变通旧例的新意。其他国家发生弑君，记载为“弑”；鲁君被弑，则记载为“薨”而不说去世的地方，大概是不忍心说“弑”，又不忍心指出其尸体所在之处，只说“公薨”罢了。隐公、闵公就是这样。未正式即位为君的人，其他国家被杀，记载为“杀”；在国内被杀，则记载为“弑”（注：此处原文“防”通“弑”或特指某种讳称，结合上下文及传统注疏，通常指未成君者在国内被杀称“弑”或特定讳称，此处依原文“防”字音义，古注多认为通“弑”或指“弑”的讳称，但根据后文“子般防”、“子防”及传文“讳之也”，此处应译为记载为“防”或理解为一种避讳的记载方式，现代汉语中可译为“记载为‘防’”或依义译为“以避讳之辞记载”），以与善终者同等对待。庄公三十二年，子般防；文公十八年，子防。《左传》说：“记载为‘子防’，是避讳。”就是这样。文公已经下葬，而子恶记载为“子”，记载为“防”，则是孔子的新意。隐公、闵公记载为“薨”，子般记载为“防”，《左传》只是直说其事而不阐明其义，那么旧史原本就有避讳的方法，孔子沿袭而不改变。董狐书法不隐瞒，南史拿着竹简屡次进言，他们志在痛恨恶行，这里是为了国家避讳过失，圣贤有两种通达的意图，并存是可以的。而且避讳恶行的义理，不只是鲁国史书，各国也有这样的。襄公七年，郑伯髡顽防；昭公元年，楚子麇防；哀公十年，齐侯阳生防。这三者都是被弑却以“防”来报丧，史官因此记载，这是那些国家都有隐讳的方法，圣人也不必全部革除。所有称为“弑”的，都是臣子加于君父的名分，所以未成君的不说“弑”；两位君主互相杀害，不是下级对上级，所以即使已成君也不说“弑”；不是在国都内被杀，所以又不说“戕”；不是在战场上被杀，所以又不说“灭”。像这样的，都记载为“杀”。昭公十一年，楚子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十六年，楚子诱骗戎蛮子杀了他。这类情况就是这样。诸侯互相杀害不称名，而楚子称名，是因为蔡侯被杀，群士多死，蔡人深深怨恨楚子，而以名来报丧，旧史因此称名以断绝关系。襄公二十九年，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哀公四年，盗贼杀蔡侯申。盗贼卑贱，不能拥有其君，所以不说“弑其君”；守门人下贱不是士，所以不能称为盗贼。这两者虽然没有发传解释，推寻义例，都可以知道。经文记载“弑”、记载“杀”的，有的举国，有的举人。有的记载地点，有的不记载地点，有的称名去族，有的备称名氏，经文多参差不齐，传无义例。那么事情有异同，报丧有详略，不是圣人修经的重点。义例只有称君、称臣的区别罢了。《春秋》的混乱到了极点，上面没有北面向上的尊卑，下面没有奉身归命的道义。祸乱一旦构成，大逆随之而来。《春秋》作出来，乱臣贼子就害怕了。《春秋》之所以作出来，就是这样的啊？

译孤经例

昭公二十二年，王室发生动乱，不记载作乱之人，而直接书写“乱”字，是承接叔鞅的话。《左传》记载叔鞅从京师回来，谈论王室的动乱，当时是非尚未明了，所以只用“乱”字来记载。其他国家都要等待通报才记载，而这里不等待通报，是因为动乱发生在王室，听到消息就立即载入史册，以防显出鲁国人对此事的重视。庄公十六年，齐人在遂地被歼灭；闵公二年，郑国抛弃了其军队，齐国玩忽职守没有防备，所以以自取灭亡来行文；郑国派遣军队，不召而溃，主帅逃跑，所以罪责归于郑国。这两件事当时史官就事论事，有的根据通报，所以《左传》没有显明其义例。定公五年，向蔡国赠送粮食，蔡国被楚国围困，鲁国赠送粮食给它，《左传》说周天子屡次怜悯没有资财，记载此事是符合礼制的。桓公六年，子同出生，《左传》说以太子的礼仪来举荐他，是为了完备礼仪而记载。记载他刚出生，所以不称太子。既已出生之后，作为正妻的长子，按法理应当为太子，所以举用太子的礼仪。十二位国君中只有庄公是这样，文公和哀公的母亲不知是否为正妻，况且他们的父亲尚未即位就生了他们，即使是正妻所生也不记载。根据公衡的年份，成公又不是穆姜所生，纵然为嫡长子，而不使用太子的礼仪，也不记载，所以经文只记载“子同”而已。《谷梁传》说：“因为怀疑所以记载。”文姜回到鲁国三年才生子，有什么可怀疑的？况且如果是未经修定的经文而记载怀疑，那么史官就是不法；如果是已经修定的经文而记载怀疑，那么圣人必定会删削它。这怎么能用来解释经文呢？庄公二十二年，肆大眚，是赦免有罪之人。“大眚”且肆，小罪可想而知。《易经》说：“赦免过失，宽宥罪过。”《尚书》说：“因灾祸而肆赦”，荡涤众人的旧恶，以更新其心。国家有时使用它，不是制度中的常例，所以记载。《谷梁传》说：“因为嫌忌天子的葬礼。”认为文姜的罪过应被诛绝，嫌忌于天子，允许她下葬，赦免之后才记载“葬”。诸侯中淫乱不得善终的人，各国都安葬他们，为什么唯独对内部责备文姜？庄公活着时不能纠正他的母亲，难道死后就突然怀疑她的葬礼？况且天子已经衰微，难道能制约天下人葬与不葬吗？《谷梁传》的说法不足以相信。襄公十一年，设立三军；昭公五年，废除中军，记载军制的变化，私家势力的强大。鲁国本来有两军，全部属于国君，有事时三家轮流统帅。季氏想独占其民，于是设立三军，三家各占其一。季氏全部征召，孟氏取子弟的一半，其余归于公室，叔孙氏使其子弟以父兄身份作为公臣。等到废除中军时，仍然使用两军而将公室四分，季氏选取两份，两位大夫各取一份，都全部征召，只是向公室进贡而已。这样那么三家专权，公室就越来越弱了。《公羊传》说：三军，是三卿。古代有上卿、下卿，废除中军，是恢复古制。《谷梁传》说：诸侯一军，三军不是正制。废除中军，是推崇恢复正制。《公羊传》以两军为古制，《谷梁传》以一军为正制，不知道鲁国是大国，按礼制应当有三军。自春秋以来，畏惧大国的役使，而使用两军。等到公室衰弱而三家强大，于是屡次改变军制，以专权。设立它、废除它，无论是否符合制度，都是假借改制之名，以利于私欲。有什么可称道的复古呢？宣公十五年，初次按亩征税；成公元年，制作丘甲；哀公十二年，使用田赋。公田的制度，十分取其一，借用民力来治理，所以称为借。宣公丈量其余的田亩，又收取其十一，那就是十分之二了。谷物不过借，所以丰财而多取，可以吗？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丘出一匹马，三头牛；甸出四匹马，十二头牛，长毂一辆，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这是古代的制度。成公让丘出甲，那么就把甸所赋的取之于丘了。丘赋的制度，根据其田产、私财通出，牛三、马二，所以《左传》说丘也足够了。季孙想让一丘的百姓，既出家庭资财的赋税，又出田亩的赋税，较之旧法加倍。不听从孔子的话，而防用之，史官因此显明地记载于防。这三者都是讥讽重敛。税亩实行后遂成为常例，所以记载说“初”；丘甲是为了防备齐国的灾难，暂时使用，所以不说“初”而说“作”。甲须制作而赋，不须制作，所以记载说“用”。税亩实行而百姓不堪其命了；丘甲制作而百姓更加不堪其命了；田赋使用而百姓尤其不堪其命了。史官因此详细记载，而孔子因此不删削。与以上诸经传没有凡例，也没有新义，知道都是旧史所记载，圣人保存它而不革除。以一国的史书，兼记内外之事，兼记二百四十二年内外之事，制作沿革、祸福通报，固有事出非常、文辞特异者，史官记载，不得不完备。像这样的，周公的礼经所不能及，孔子的变例所不须用。经文因此有孤文遗义，所以论述其遗义如此。

总论

凡例五十，是周公的旧典，一经的通体。书与不书，称与不称，言与不言，先书，追书，故书，书曰之类，共二百八十五。孔子的新意，是一事的变例。母弟二，凡其义不异，所以发凡五十，其别四十九。经有例而传无凡者多矣，又不止五十。祝佗说

译周公辅佐王室，以治理天下，完备器物与典章法度，以此命令伯禽。所称的典章法度，大概即是防书（即《春秋》原始记录）的成法了。韩宣子访问鲁国，见到《易》的卦象和《鲁春秋》，说：“周朝的礼制全在鲁国了。”所谓《春秋》，大概即是周公的礼经。所以《隐公七年》的传例说：称之为礼经。《十一年》的传例说：不记载于防书，首次提出两条“凡例”，特意举出这段文字，以说明防书所记载的，必定遵循礼经。礼经是什么呢？就是祝佗所说的典章法度，韩宣子所说的周礼。左丘明作传，虽然选取典礼的言辞，来完备凡例，然而剪裁简约成文，不一定使用其全部言辞。有因为一件事而兼举多种凡例的，如归、复、灭、入、战败、侵伐之类就是这样。有针对一件事而特别设立一条凡例的，如王后、母弟、女媵、臣违、卿出、并聘、自周无出之类就是这样。有旧文实在繁复，凡例只说经文所具有的，如郊祭、雩祭、尝祭、烝祭，不说礿祭、祠祭、地祗之类就是这样。有旧文本就简略，因而连说经文所没有的，如公侯在防书中称子，先说王曰小童之类就是这样。有经文不详细而凡例于是推及到的，如吴子乘防书而传，发出异姓同姓之临的凡例就是这样。有经文没有其事而传独举其凡例的，如分至启闭、登台而望云物之类就是这样。于是又有传不称“凡”，实则是一经的大凡例，如诸侯五年再朝天子，七月而葬，国卿不防，公侯天子不私求财，诸如此类，也莫非是周公的典章。丘明解释经文以广泛记载，而详尽地陈述罢了。至于经文有变例，那是有原因的。十二世的史官未必使用同一种方法，七十国的赴告未必文字相同。然而鲁史虽然好，却不能尽善，所以鱼石因恶行入国而史不书，复入子家从乱而史不书归，像生若此之类的，违谬实在很多。孔子全部依据周典来纠正它，于是善恶显义，周典可以穷尽，而褒贬微文，周典又不能完全涵盖。依据圣人，焉能没有自己独创的意义呢？侵伐有凡例，而齐卫来战；灭取有凡例，而梁伯自亡，齐告以族，崔杼不妨书氏，董狐载笔，赵盾不妨。主恶忠臣，可官而不可名。天王可狩而不可召。于是知道圣人修经，有依凡之例，有违凡之例，有鲁史之例，有参酌众国之例，有二百余年之例，有一时一事特起之例，有人所共见之例，有大义危疑，圣心独断之例。左氏之所以杂称二百八十五种变例。杜预知道那是仲尼的新意。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左氏的好恶与圣人相同，所以唯独能窥见其大义。那些公羊、谷梁、子夏的弟子，纷纷臆测解说，大都是耳食之学，其能符合圣经的，十中不得一罢了。所以我作辩例，一以左氏为主，私下附于武库之末。

译圣明的天子，或许会选取（贤才）并让他们在学宫任职吗？话一出口，四匹马也追不上舌头。

《左传事纬》前集卷四

《钦定四库全书》

《左传事纬》前集卷五 灵璧知县马骕撰《左传图说》

帝派图

分封建国崇尚已久，并非从周朝才开始。《左传》喜欢叙述祖先的功德，我查考《左传》原文，旁参各家说法，编撰成《受封图》一卷。唉！虢国都不爱惜，哪里还顾得上虞国？汉水以北的姬姓诸侯，楚国把他们全部吞并了。庭坚的祭祀，忽然中断，东方的诸侯，凭什么依靠？越国称霸而吴国灭亡，并非因为赏赐而出。曹国凌驾于桧国之上，桧国被替代，总括记载周朝的衰微，用来叙述这七个派系，以了解大概情况罢了。

虞帝不隶属于轩辕氏，罗长源已经详细辩驳过了。虞幕能够倾听和顺的风声来成就音乐，使万物生长，所以史伯将他与契、稷并列提及，并说：“成就天下大功的人，他们的子孙未曾不显赫。”像这样，那么虞幕就是开始受封的君主，虞就是有国的称号了。不然的话，尧帝将帝位传给他的曾孙，怎么能称为禅让呢？况且以五教的教化使命，从唐尧、虞舜时代就乱了姓氏、乱了伦理，难道是从两个女儿开始的吗？

世系图

旧例在十二公的元年，列出十九个诸侯，大概他们的世系在《左传》中明显可见。但是他们的公子、支庶以及卿大夫的世家，没有全部详细记载，所以这里完备地记录下来。同姓的附在本国之中，异姓的分别列在本国之后。至于像周朝王室的周公、召公，并非没有世家，而不著录在国别中的，是因为《左传》中有时隐晦有时明显，不能完全知晓他们的世系传承。鲁国的臧氏出自孝公，齐国的崔氏出自丁公，晋国的栾氏出自靖公，祁氏出自献公，而不附在本图中的，是因为他们的起源距离东迁已经太远了。省略那些过于繁杂的，而记载那些特别显著的，《世本》一书，可以不问了。

天官图

那些彗星、孛星、流星、珥、蜺等天象的占卜，已经有专家了。而《左传》所记载的梓慎、裨灶等人，各自能够观察天象运行而识别吉凶，看到星象变化而验证灾祥，他们的术数都有证据。只是学者们对所听到的感到困惑，即使是甘德、石申以下的书籍，尚且引起众多争论，何况是更上面的呢？我特别就《左传》所涉及的内容，分布在图中，而星官的远近，度数的广狭，都可以按照图来查考，应当不会违背梓慎、裨灶的意思罢了。

日食三十六次【哀公十四年在获麟之后不久不计算】

隐公三年春，周王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发生日食，全食。

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发生日食。

庄公十八年春，周王三月，发生日食。

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发生日食。在社庙击鼓并用牲祭祀。庄公二十六年冬，十二月癸亥朔，发生日食。

庄公三十年秋，九月庚午朔，发生日食。在社庙击鼓并用牲祭祀。

僖公五年秋，九月戊申朔，发生日食。

僖公十二年春，周王三月庚午，发生日食。

僖公十五年夏，五月，发生日食。

文公元年春，二月癸亥，发生日食。

文公十五年夏，六月辛丑朔，发生日食，在社庙击鼓并用牲祭祀。宣公八年秋，七月甲子，发生日食，全食。

宣公十年夏，四月丙辰，发生日食。

宣公十七年夏，六月癸卯，发生日食。

成公十六年，夏，六月丙寅朔，发生日食。

成公十七年冬，十二月丁巳朔，发生日食。

襄公十四年春，二月乙未朔，发生日食。

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巳，发生日食。

襄公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发生日食。

襄公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发生日食。

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辰朔，发生日食。

襄公二十三年春，周王二月癸酉朔，发生日食。

襄公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发生日食，全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