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事纬前集卷一

译《左传事纬》前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左传事纬》前集卷二，灵璧知县马骕撰《左氏辨例》上

年月例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左传》说：“元年春王，是周历的正月，鲁公即位的第一年，也是周王的正月。”按：隐公元年，就是周平王的四十九年。撰写《春秋》的人为什么不写“平王四十九年”，而说“隐公元年”呢？《春秋》是鲁国的史书，不是周朝的史书。用一国的史书来记载天下的事，所以对内详备而对外简略，相信确凿的记载而存疑阙略。用年、时、月、日来相互统系，这是史官原有的体例，并不是为了体现义例而额外添加的。在月份前冠以“王”字，表明这个历法是王者颁布的。夏历以寅月为正月，商历以丑月为正月，而周历以子月为正月，三代的正月不同，所以在月份前冠以“王”字，说明这是当时周王的正月。春天随着月份推移，春天不是王所能更改的，所以不说“王春”，而说“王正月”。如果遇到废弛法度、扰乱常理，失去颁布历法的情况，那么经文中就不书“王”。桓公十八年不书“王”，十四年也不书“王”，知道这不全是文字脱漏，一定是周王没有颁布历法了。周灵王、景王时期，天子地位卑微，诸侯远远地禀承正朔，所以子朝之乱时，经文仍然书“王”，不责备周王做不到的事。四季具备才称为一年，因此即使季节里没有大事，也必须举出首月以明确季节，桓公九年夏四月、隐公九年秋七月、桓公元年冬十月，就是这类情况。如果季节里有大事，就随事系于月份，那些没有详细记载月份的，直接系于季节，《春秋》没有遗漏季节，并不是没有遗漏月份。为什么一定要举出首月呢？如果春天的三个月都缺失，不能在“春”字下空悬一个“王”字，所以全部不书“王”，这并不是因为周王没有颁布历法的说法。《公羊传》说：“隐公没有正月”，《谷梁传》说：“隐公没有正，桓公没有王”，这是穿凿附会。史书记载的年、时、月、日，都应当具备文字，而《春秋》文字大多不具备，桓公四年、七年都没有秋冬，定公十四年没有冬，昭公十年有十二月却没有冬，庄公二十二年特别称夏五月，又有十四处有日无月。那些不可知的，或许是史册原本就缺失而孔子没有修改；那些可知的，或许是孔子原本具备文字而后人脱漏错误。至于有时无月，有月无日，史官立文原本就有详略，孔子依据史书成文，不得不沿袭旧文而书写。陈侯鲍去世，两次报丧而书写两天；卫侯晋去世，重复书写丙戌。慎重对待疑点并沿袭旧文，不得不这样，难道都是义例所在吗？《春秋》不以日月作为义例，只有日食必须用甲乙干支来明确，卿大夫去世是股肱之痛，这两者书写日期以体现义理。隐公元年冬十二月，公子益师去世，《左传》说：“鲁公不参与小敛，所以不书日期。”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发生日食，《左传》说：“不书日期，是史官失误。”《左传》解释经文，只有这两件事，知道除此之外，并非义例，这就明白了。《公羊传》和《谷梁传》对于日月，多生出不同的义理，拿整部经文的文字，全部用日月来衡量。对于“公如”（国君前往），就说：“前往时到月，是危险；前往月到时，是危险前往；前往月到月，是厌恶。”对于“来朝”，就说：“时是正当，月是厌恶。”对于卒葬，就说：“诸侯日卒，是正当；时卒，是正当。”不及时而日卒，是渴〇；不日卒，是慢〇；过时而日卒，是隐之；不日卒，是谓之不能〇；当时而不日，是正当；日卒，是不得葬。对于灭国，就说：“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时。”对于螽螟（虫灾），就说：“严重则书月，不严重则书时。”又有桓盟不日，外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卑之盟不日，侵伐不日，取邑不日，诈战不日，防国不日，夷狄不日。各种说法违背其例的，不是说谨之，就是说恶之，必定曲解以求通达。而有时这里说危之，那里说美之，即使两家之间也如同矛盾不相容，都不是圣人的本意。按经文，朝聘、侵伐、土功、执杀之类，未曾书写日期；而要盟、战败、崩薨、卒葬之类，则多书写日期。根据事情轻重安排文字，本就有同异，何况时间有远近、详略各别，所以文公以上书写日期二百四十九次，宣公以下书写日期四百三十二次。年数相同而后世加倍，知道久远遗落不可尽举，作为义例了。

即位例

即位八

不书即位四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这是史册的正法。人君继位，逾年改元，朝庙告朔，因而登上人君之位，所以史官书写在史册上曰“公即位”。《左传》说：隐公不书即位，是因为摄政；庄公不称即位，是因为文姜出奔的缘故；闵公不书即位，是因为动乱的缘故；僖公不称即位，是因为公出奔的缘故。这四位君主对于即位，有的谦让而不为，有的悲痛而不忍，有的动乱而不得，本来无可书写，不是孔子删去的。桓、文、宣、成、襄、昭、定、哀八位君主本来自己即位，不是孔子增加的。《公羊传》说：君主被杀，儿子不说即位，臣子和儿子一例。《谷梁传》说：继正统即位，继被杀者不说即位。而桓公、宣公的即位，《公羊传》说“如其意”，《谷梁传》说“与闻乎弑，无恩于先君”。对于隐公的不即位，既说“成其意”

译等到桓公、宣公即位，又说是“如其意”，这是善意的意图也实现了，恶意的意图也顺从了，抹去实际发生的事而只保留其意图，有这样的道理吗？隐公、庄公、闵公、僖公的旧史既然没有即位的记载，孔子修《春秋》时沿袭旧史而没有增添，这就是圣人的新意。所以《左传》用“不书”、“不称”来揭示这一点。四位君主虽然没有正式即位，但也改换年号、告祭月朔、朝拜宗庙，与百姓一起更新开始，所以史官仍然记载“春王正月”，借此表明这个月份本来适宜即位而实际上没有即位，都是有原因的。桓公杀害兄长继承君位，似乎在隐公死的那天就应当即位，应当像晋国人杀害厉公而立悼公那样，即位就改元，不等到第二年。然而桓公正将罪责推给寪氏，谎称自己不与弑君贼同谋，把自己等同于遭遇丧事的礼仪，还是等到第二年才举行即位仪式，史官根据事实来记载罢了。定公元年不记载正月，大概是因为正月时定公尚未即位，岁首未能朝见天子，正月没有可见的大事，所以不记载。等到六月才即位，既然不是即位通常的月份，也不是记事适宜的时候，又必须详细记载具体日期，所以记载“戊辰即位”，然后改元。在改元之前，必定沿用前任君主的年号，而史官记录史册，又不能一年使用两个年号，所以这一年八年就称为元年，这是史书的体例如此。从汉、魏以来，即使是秋冬改元的，史书必定把新年号冠于岁首，是遵循这个意思吧。

译告朔的条例

不告月一次

不视朔一次

文公六年闰月没有告月，但仍然在祖庙朝见。《左传》说：“这不符合礼制。闰月是用来校正时节的，时节是用来安排农事的，农事是用来使百姓生活富足的，养育百姓的道理，就在于此。”不告闰月的朔日，就是抛弃了时政，怎么能为民呢？这是借文公的过失，来阐明告朔的礼仪。天子将历法颁给诸侯，诸侯接受后藏在祖庙里，每月的初一，用一只特羊在祖庙告祭，接受历法并施行，于是听取治理这个月的政事，这叫做视朔。因为要在祖庙告祭，所以也叫告朔。这一天又在宗庙行礼祭祀，叫做朝庙。如果是在岁首，就叫做朝正。襄公二十九年的《左传》提到“释不朝正于庙”，就是这个意思。视朔、朝庙，这两种礼仪，都是在每月初一进行的。之所以一定要在初一听政，是因为君主设立官职、分配职责，委任臣下，总括成败来考察能力，掌握八种权柄来明确赏罚，如果不亲自处理这些事，那么忠诚与懒惰就无法区分，混乱的言论就会转移视听，朝廷政事日益紊乱，国家败坏的端倪必定由此产生。圣人知道确实如此，因此简化礼节，敬重其事，制定了视朔的制度，趁着初一在祖庙告祭，于是临朝听政，考察过去、商议未来，公开众人意见来决断。这样一来，上下沟通顺畅，官员治理得当，百姓安居乐业。文公因为闰月不是正常的月份，因而废除了这个礼仪，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彰显他的过失。怠慢政事、废弃礼仪，即使去祖庙朝见，也如同没有朝见一样，所以说“犹”。“犹”是表示可以停止的词语。《春秋》经文称“告月”，《左传》传文称“告朔”，告月必定是在初一。文公十六年夏五月，文公四次没有视朔。《左传》说：“是因为生病。”文公自从六年没有视闰朔，大概此后这种礼仪逐渐被废弃，各位国君多有不执行的。到了定公、哀公的时代，只剩下了祭祀用的活羊，子贡感慨想要去掉它，这就是证据。既然已经记载了一次，以彰显礼仪、明确讥讽，之后就不再重复记载。然而文公在十六年，因为生病的缘故，从二月到五月，四次没有视朔，虽然说是废礼，但实际上并非怠惰，所以《春秋》再次明确记载此事。考察各位国君因生病而废视朔的不止一次，特别在这里表明一次，其他的就可以推知了。况且那年春天，文公因为生病推辞了与齐国的盟会，又借此说明他并非诈病。视朔、朝庙，是国家的常事，常事不记载，只记载其过失，过失也不可胜数，保留一两条以示法度罢了。左丘明作《左传》，博览群书，即使经文没有记载，也广泛记录并详细阐述。僖公五年的《左传》说：“春王正月辛亥初一，冬至，文公已经视朔，于是登上观台观望并记录，这是礼制。”凡是二分、二至、四立，必定记录云气物候以备查考，就是这个原因。礼制规定，天子有灵台，诸侯有观台，观台是在台上建造房屋，可以在春秋二分、夏冬二至、立春立夏为启、立秋立冬为闭这八个节气之日登台观望，记录所见的云气物候和颜色，如果有变异或祥瑞，必定有后来的验证，记录是为了防备和预备。视朔，是初一的礼仪；登台，是冬至的礼仪。这里初一和冬至是同一天，所以僖公两件事都做了，左氏称赞僖公符合礼制，因此记录此事，并发出“凡例”以阐明周公的典制。《左传》中的凡例有五十五条，只有这一条是“凡例”。经文没有记载此事，但这也是国家的大典，所以传文特别举出它。《春秋》是编年体的史书，遇到初一就记初一，遇到晦日就记晦日，遇到闰月就记闰月，原本没有特殊的义例，所记载的事情，旧有详略之分，有的缺失不完备，也不是褒贬讥讽的说法。只有日食借初一的日期来表明，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左传》说“不记初一，是因为日官失职”，这就是例子。《谷梁传》说“说日不说初一，食在晦日初一都不说食，晦夜初一都说食，正初一说初一不说日食，既初一”，这是不懂历法，只是穿凿附会。僖公五年九月己夘晦，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公羊传》说“晦就是〇，记录怪异”，这又把日当作怪异，其错误更加严重。圣人敬天制定历法，用来授予百姓时节，划分四季以校正冷暖，设置闰月以调节盈虚，这是为了重视民事。所以传文中经常讥讽设置闰月的失误，文公元年的《左传》说“于是闰三月，不符合礼制”，先王校正时节，在开始履端，次序就不会错乱，在中间举正，百姓就不会迷惑，在年终归余，事情就不会违背。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的《左传》说“辰在申，是司历的过失，两次失误闰月了”。哀公十二年十二月有螽，《左传》引用孔子的话说“现在火星还在西流，是司历的过失”，详细解释这些传文，就知道闰月的重要性。文公不告闰月，仍然在祖庙朝见，圣人明确记载以示讥讽。《公羊传》说“天上没有这个月份，‘犹’表示通融可以停止”。《谷梁传》说“天子不告朔，丧事不计数”，这话说得多么悖谬啊！杜预简略两传而去掉异端，大概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王臣的条例

锡命三次

来聘七次

来求三次

归脤一次

来含〇二次

来防塟二次

来一次

周王称天王的有二十五次，称王的有八次，称天子的有一次，《左传》没有不同的说法，这不是条例。这三种，是天子的通称。天子至尊，不可贬责，所以《春秋》没有贬低天王的条例，而对于失礼乱纪的行为，有时贬低天王以使义理得以显示。隐公元年，天王派宰咺来归送惠公仲子的〇，《左传》说：“迟缓，而且子氏还没有死，所以称名。”咺不应该称名却称名，是贬低咺。贬低咺是为了

译这是责备周王的。周王的臣子出使，必定奉周王的命令，所以称“天王使某”。隐公元年，祭伯来鲁国，《春秋》传文说：“这不是周王的命令。”这是解释他们之间的私人交往。隐公三年，武氏子来鲁国请求助丧的财物，《春秋》传文说：“因为周王还没有安葬。”平王的灵柩还在殡宫，新王还不能行使爵位任命之权，听从冢宰的安排，所以称其父系亲属，又不称“使”。文公九年，毛伯来鲁国请求铜金，《春秋》传文说：“不记载周王命令，是因为周王还没有安葬。”虽然已经过了周年但尚未安葬，也不称周王使者。像这样的情况，都是如实记录。至于祭公迎接周王后，因为婚礼不称主人，又不属于这个例子了。天子不应有所求，有所求就应受到讥讽。桓公十五年，天王派家父来鲁国请求车辆，《春秋》传文说：“不合礼制。”诸侯不向天子进贡车马服饰，天子不私下索取财物，由此推论，请求助丧财物、请求铜金都不合礼制。天子赐予命令，未听说其详细情况，诸侯有的在即位时受到赐命，有的历经多年后受到加赐，有的已经去世而受到追赐。文公元年，天王派毛伯来鲁国赐给鲁公命令，这是即位时的赐命。大概是赐予命圭，合瑞作为信物，就像传文中说“赐给晋侯命令”，就是这类情况。晋侯接受玉圭时态度怠慢，可知赐命是有玉圭的。庄公元年，周王派荣叔来鲁国赐给桓公命令，这是已去世后的追赐。大概是追赠命令以褒扬其德行，就像传文中说“追命卫襄公”，就是这类情况。成公八年，天子派召伯来鲁国赐给鲁公命令，这是历经多年后才赐命，不知什么原因，传文中说“赐给齐侯命令”以及“策命晋侯”都是任命为侯伯，成公又不是这类情况，或许是仍然是合瑞的礼仪但延缓使用，只要得到就感到荣耀，所以不再讥讽其延缓。齐、晋、卫的赐命不记载是因为没有告知。周王臣子的称呼，传文虽然没有明确陈述通例，但推究经文和传文就可以知道。周王的公卿，记载爵位，祭伯、凡伯就是如此。大夫称字，南季、荣叔就是如此。元士、中士称名，刘夏、石尚就是如此。下士称人，公在洮地会见周王使者就是如此。有的称祭公、称宰，是举官职而言，这是正例。之所以知道是这样，是因为宰咺归送赙赠财物因迟缓而称名，桓公四年，天王派宰渠伯纠来鲁国聘问，《春秋》传文说：“父亲在世，所以称名。”代理父亲的职务出使聘问，这是不合礼制的，因此贬斥他。周礼规定，大宰是卿一人，小宰是中大夫二人，宰夫是下大夫四人。这个宰不知是哪一级的宰，但贬斥而称名，那么按规定应当称字，这是大夫称字的例子。然而春秋时期，周王的卿士有无爵位的，如王叔、陈生、伯舆之类，不知经文中如何称呼。滕侯的祖先担任周朝的卜正，齐侯吕伋担任虎贲氏。周制大夫本来多有爵位的，又该如何称呼呢？那么卿而无爵，或许也记载字，但不能越过字而称名。大夫有爵位，或许也记载爵位，但不能舍弃爵位而称字。襄公十五年，刘夏在齐国迎接周王后，传文说：“卿不出使，不合礼制。”刘夏不是卿而称名，相对而言，那么卿也有称字的道理。周王臣子出现在经文中的人很多，祭伯、凡伯、毛伯、召伯、单伯、尹子、刘子、单子，其中未必没有大夫。南季、荣叔、家父、王季子，其中未必没有卿，只是没有明确证据，所以依据惯例而言。桓公五年，天王派仍叔的儿子来鲁国聘问，《春秋》传文说：“年幼，讥讽派遣童子出使聘问。”本来称其父为子，然而记载其父的字，其父是大夫。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援卫国，在官防地授予重大事务，褒扬而称其字，然而仍然冠以“王人”，王人是下士。褒贬既然有别，由此产生义理而惯例必然存在于经文中。春秋的法度，其严厉就是这样。

译侯爵条例

五等爵位，即公、侯、伯、子、男，是奉王命成为诸侯的人。他们的条例是称呼爵位，低于此的是附庸。附庸未受王命，没有爵位，不能称为诸侯，他们的条例是称呼名字。《春秋》中朝聘、会盟的国家，宋国为公，鲁、晋、齐、卫、陈、蔡、邢、纪、邓为侯，秦、郑、曹、薛、杞、谷、滑、北燕为伯，楚、莒、吴、越、邾、小邾、滕、徐、郜、郯、鄫、沈、胡、顿为子，许、宿为男。这三十四国在经文中最为显赫。说两个邾国起初是附庸，后来称子。滕、薛起初称为侯，后来滕降称子，薛降称伯。有人说这是当时周王所进升或罢黜的结果。鲁国是本国，在国内不可自称鲁侯，所以经文写作“公”，顺从臣子的言辞。五等爵位都称公，死后谥号称为某公，因此传文对于列国都称公，经文对于葬礼都举谥号称公，这是礼制的常例。蔡国的葬礼有时书写爵位，只是史官用词不同罢了。夷狄即使强大，爵位不过子，吴、楚称王，是僭越而不合典制，所以不记载葬礼。如果记载葬礼就应当书写某王，正因为断绝而不记载葬礼。由此可知附庸条例称呼名字，庄公五年郳犁来朝，传文说：“称呼名字，是因为未受王命。”只是解释称呼名字的原因，而没有贬责的说法，这是条例应当称呼名字。五等爵位不书写名字，如果书写名字就是贬责。桓公七年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文说：“称呼名字，是轻视他们。”僖公二十五年卫侯燬灭邢，传文说：“是同姓，所以称呼名字。贬责而称呼名字，这是条例不应当称呼名字。”诸侯的朝聘、会盟、征伐，条例都不称呼名字，至于奔逃、被执、归附、入国，有时称呼名字有时不称呼名字，经文没有统一法则，传文没有明确条例，大概是根据告命的言辞来书写的。《公羊传》说：“失去土地的君主称呼名字。”《谷梁传》说：“称呼名字，是失去国家。”他们的说法虽然本于《曲礼》，但难以与《左传》相通，而且与经文多有违背谬误，暂且不予采纳。《春秋》嘉奖而书写字，君臣条例相同。隐公元年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传文说：“未受王命，所以不书写爵位，称仪父，是尊重他。”这是附庸的褒奖。桓公十七年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传文说：“蔡国人嘉奖他。”这是诸侯的褒奖。由此可知六等君主都可以褒奖而称字，许叔、纪季就是这类。公侯称子是什么意思？僖公九年宋子会盟于葵丘，传文说：“宋桓公去世未葬而襄公会盟诸侯，所以称子。凡在丧期，王称小童，公侯称子，这是在会盟时未葬的称呼，已葬就称爵位。”《公羊传》说：“君主去世称子某，已葬称子，过一年称公。”这是错误的。那已葬称子的情况，文公十八年子卒，传文说：“是避讳。”鲁国人避讳弑君，还以未成君告，所以以子书写。僖公二十五年，卫子在洮地会盟。成公秉承父亲志向，降名称子，所以嘉奖而顺从他。这都是有特殊原因的，不能举为条例。僖公二十八年，卫子在践土会盟。卫国没有新丧，这也称子，是因为武叔摄政没有正式任命，不能成为君主。既然公侯在丧期称子是条例，而不是贬责。那么宋共、卫惠、卫定之类，都是先君未葬而称爵位，是不合礼制的。既然秉承父亲摄政的，尚且不称爵位，那么晋太子州蒲代替父亲而称侯，是不合礼制的。这些都是可以触类旁通的。伯称子，是变例以贬责。僖公二十三年子卒，传文说：“书写曰子，是夷狄。”二十七年子来朝，传文说：“使用夷狄礼仪，所以称子。”襄公二十九年子来盟，传文说：“书写子，是轻视他。”三件事不同，所以重复条例以说明，其实都是贬责。荆，是楚国的初号，后来才改称为楚。国家有两个名字，就像小邾起初名叫郳，不是贬责。《公羊传》说：“是州名，州不如国。”《谷梁传》说：“是排斥。”贬责有道，为什么在国家名字上产生差异？而且楚国作为夷狄很久了，扰乱华夏日益严重，为什么唯独在起初贬责？诸侯的贬责，有时甚至死后不书写。成公二年，会盟于蜀，传文说：“许、蔡不书写，是因为乘坐楚国的车，称为失位。”这是孔子删削以示讥讽，也是变例中仅见的。由此可知贬责诸侯的条例，或者书写名字，或者删削，或者称子，尽于此了，没有以人称的。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公羊》《谷梁》都认为这是排斥。杜氏独自认为三人都是附庸的世子，他们的君主应当称名，所以他们的儿子降称人。大概《左传》没有贬责君主称人的条例，杜氏因此推论他的说法。查考经文书写人而传文说诸侯的，有十一次，丘明都没有说明条例，大概也是当时告命记录的不同。如果说贬责诸侯而去爵称人，这是指责卿的条例，指责君主了。登上谢堂而询问凤毛，责问坊州进贡杜若，有什么不同呢？

班序条例

齐桓公会盟的国家十五个【周、鲁、宋、陈、卫、蔡、郑、许、邢、曹、邾、滑、滕、江、黄】

宋襄公会盟的国家十一个【齐、楚、陈、卫、蔡、郑、许、曹、邾、滕、鄫】

晋文公会盟的国家十一个【周、鲁、齐、宋、陈、蔡、郑、卫、莒、邾、秦】

楚庄王会盟的国家四个【

译鲁国、宋国、陈国、郑国

译晋悼公参与盟会的国家有十六个【周、鲁、齐、宋、陈、卫、郑、曹、莒、邾、滕、薛〇、小邾、吴、鄫】；晋平公参与盟会的国家有十七个【鲁、楚、齐、秦、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滕、薛〇、小邾】；楚灵王参与盟会的国家有十三个【宋、蔡、陈、郑、许、徐、越、滕、顿、胡、沈、小邾、淮夷】。

春秋时期的盟会，旨在防备侵伐。鲁国防备他国时，都将鲁国排在“防”字之上，这并不是尊崇鲁国，而是遵循本国的辞令，自行记载本国之事，在行文上应当如此。如果防备的一方前往，而防备的对象不合于经书书名的规则，那么“防”字上面就没有字，只是直接陈述所做的事罢了。庄公十五年，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结盟，防备齐国，就是这种情况。如果鲁国不参与，而诸侯互相防备，就只按先后顺序排列，即使是霸主也只排在诸侯之上，不说霸主防备某某。庄公十五年，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防备，就是这种情况。如果霸主派遣大夫前往防备诸侯，虽然政令出自霸主之国，仍然将大夫排在诸侯之下。文公十四年，鲁公与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国赵盾在新城结盟防备，就是这种情况。如果王室大臣参与盟会，不论尊卑，必定将王室大臣排在各国之上。僖公八年，鲁公与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在洮地结盟防备。九年，鲁公与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防备，就是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春秋的常法，史官的旧例。孔子认为这符合书法规范，因此没有改变。春秋时期的国家，按照大小强弱来排列次序。庄公十四年以前，征伐防备的国家有十六个，当时没有霸主，没有固定的次序，蔡国常排在卫国之上，只有桓公十六年排在陈国之下。大概是因为后来到了桓公、文公以来，霸主所排列的次序才成为定例。齐桓公在幽地盟会时，让陈国这个小国排在卫国之上，从此直到春秋结束，都是按照这个次序提升的。然而大夫不排在正卿之前，臣子不排在诸侯之前，所以文公十七年、襄公二十七年，陈国都排在卫国之下，因为公孙宁、孔奂不是正卿。僖公二十八年，卫国排在郑国之下，因为叔武尚未成为国君。次序虽然确定，但有时先到后到，霸主又可以升降其位。襄公十年讨伐郑国，传文说：“齐太子光先到达军队，所以排在滕国之前。”二十六年防备澶渊，传文说：“郑国排在宋国之前，没有失去应有的位置。”这又是一时的进退，而不是常例。霸主所排列的次序，只依据土地和兵力来决定前后，不问其分封、爵位、同姓异姓。然而周朝的宗盟，异姓排在后面，所以载书有时与防备的次序不同。践土之盟，齐国、宋国排在前面，而定公四年的传文称其载书说：“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召陵之防，蔡国排在卫国之前，而传文称苌〇告诉刘子于是让卫侯排在前面，就是这两种情况。传文与经书相违背，大概都是因为王室大臣临场，所以防备和盟会的次序不同。其余杂乱的盟会，未必都是这样。各国有事求助于大国，虽然大国排在诸侯之上，但主持防备和军事的，小国有时也排在大国之前。隐公八年，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齐国尊崇宋国，让宋国主持防备。隐公五年，邾人、郑人讨伐宋国，邾国主持军事。齐桓公讨伐郳国、讨伐郑国、讨伐徐国，都是先宋后齐，大概是因为小国主持军事，即使是霸主也退居其下。史官据实记载，以显示事情的起因，旧法就是这样。桓公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郎地作战，传文说：“先写齐、卫，是因为王爵。”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传文说：“先写虞，是因为贿赂的缘故。”郑国主持军事却因王爵被压低，虞国贪贿助晋却用了主持军事的例子，这是孔子特意显示新意，以端正褒贬，所以左氏发传以阐明。防备和盟会以国地为名的，地主也参与其事。桓公十四年，鲁公与郑伯在曹地防备，传文说：“曹人赠送礼物，是合乎礼的。”僖公十九年，陈人、蔡人、楚人、郑人在齐地结盟，传文说：“是为了重修桓公的友好关系。”推此为例，知道所有以国地为名的，该国也参与其中。僖公二十七年，鲁公与诸侯在宋地结盟，宋国实际上没有参与盟会，但也以国地为名，是因为宋国正被包围，与同盟没有嫌疑。像这样的情况，推究可知，不是地主的例子。特殊的防备和盟会，先排列各国，而后说防备某某于某地。僖公五年，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首止防备王世子，传文说：“谋划安定周王室。”成公十五年，叔孙侨如与某某在钟离防备吴国，传文说：“开始与吴国通好。”襄公十年，鲁公与某某在柤地防备吴国，传文说：“防备吴子寿梦。”十四年，季孙宿、叔老与某某在向地防备吴国，传文说：“为吴国谋划对付楚国。”诸侯为其国而动，所以特殊排列，以彰显其事。像这样的情况，是根据事情立文的适宜，传文因此只指出归趣，不发表褒贬之义。公羊、谷梁认为尊崇王世子，既不是要点，而说疏远吴国尤其荒谬。戚地的防备，难道不也是因为这个吴国吗？《春秋》先写防备后写盟会的，在防备时已经排列

译对于诸侯，如果在会盟中不再依次排列，是为了省略文字。如果中间没有其他事件，就不称“诸侯”。昭公十三年秋天，鲁公在平丘与某某会盟，八月在平丘共同结盟，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中间有其他事件，就再次总称“诸侯”以作明确。僖公九年夏天，鲁公在葵丘与某某会盟，秋七月，伯姬去世，九月诸侯在葵丘结盟，就是这种情况。首止的会盟之间，虽然没有其他事件，但王世子只与会盟而不结盟，所以称“诸侯”以作区别。像这样总称“诸侯”，都不是贬义。如果不是前面列举后面省略的情况，各国行事没有善终，就不加序列而直接称“诸侯”以讥讽。僖公十四年，诸侯修筑缘陵，传文说：“不记载人名，是有缺漏。”文公十五年，诸侯在扈地结盟，传文说：“记载为诸侯，是因为无能。”文公十七年，诸侯在扈地会盟，传文说：“记载为诸侯，是因为无功。”这些都是因为不足以序列而略去。由此可知，总称“诸侯”的，都是孔子变例的讥讽。《春秋》自诸侯执政以来，会盟所关联的事，就变得重要了。诸侯中篡位自立的人，如果能参与诸侯的会盟，就被视为正式君主，记载其爵位为侯伯，不再追究讨伐。臣子杀他，与弑君相同。昭公元年，莒国的展舆出奔吴国，不称爵位，是因为未列入会盟。所以宣公元年，传文说：“在平州会盟，以确立君位。”成公十六年，传文说：“先君如果有罪，那么君主就列入会盟了。”由此可知，列入会盟就确立地位，确立地位就记载爵位。王政不行，而诸侯自相推戴，确实是变局啊。

译臣称例

“臣”是卿、大夫、士等爵位等级的称呼。公、侯属于大国，伯属于次国，子、男属于小国。按照《周官》的制度，其臣属也依据爵位来区分尊卑。但到了春秋时期，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当时所称国家的大小，都是根据当时的土地和人口来确定的，不再依照爵位等级的旧制。《左传》说卫国对于晋国，不能与次国相比，那么莒、邾、滕、薛等国就更是微小了。圣人作《春秋》，不得不根据时势的适宜而顺从它，不能向上与《周官》的制度相同。

诸侯必定有受命之卿，所谓受命之卿，就是其君主在朝廷上正式授予爵位，宫室、车马、服饰、礼仪都符合其受命的等级。如果有参与盟会、侵伐等事务，必定在经文中列出名字和字。鲁、晋、齐、楚、宋、卫、郑、陈、蔡等国是经常这样记载的。春秋时期的小国，当时依附于大国，不能列入盟会的很多。等到它们被列入盟会时，对上不能通达天子，对下不能完备礼仪以成行列，只是简略地记载为“人”。所以盟会、侵伐的战役中，只有曹国的公子首出现在经文中，其余以奔亡出现的，只有邾国的畀我、曹国的公孙防等几个人而已。由此可知符合制度的很少。

邾国的庶其、莒国的牟夷、邾国的黑肱来奔，《左传》都说他们不是卿。纪国的裂繻迎接新娘，《左传》说“卿为君主迎接”。这说明这些小国也都有卿，只是因为偏僻简陋而没有出现在经文中。降格为夷狄，何况他们的臣属呢？楚国刚出现时，只简略地书写国名，逐渐开始书写“人”，再逐渐有了君臣之分。到了成公二年的蜀地盟会，卿不书名，作为贬斥，才开始与中原各国标准一致。吴国刚通好时，也只书写国名，后来才逐渐有了君臣之分。这都是因为起初礼仪文饰缺失简陋，告辞不能合乎礼制，所以简略记载，并非在起初就加以贬斥。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认为曹国没有大夫，邾娄没有大夫，莒国没有大夫，楚国没有大夫，秦国没有大夫，吴国没有君主和大夫。又说隐公不爵命大夫，宋国三代没有大夫。这些都是拘泥荒谬、违背经义的，不能作为准则。《公羊传》说：州不如国，国不如氏，氏不如人，人不如名，名不如字，字不如子。相信这种说法的话，楚国到了文公、宣公时期，吴国到了定公、哀公时期，进犯中原日益严重，有什么德行而得到晋升呢？

卿的惯例是书写名字，如果受到贬斥，对外就降格称为“人”，对内就去掉族氏，只称名字，这是不应该说“我人”的。卿既已去世，惯例书写字，夷伯、原仲就是这样。大夫的名字惯例不出现于经文，对外书写为“人”，对内就直接陈述其所做之事而已。卑贱的臣属作乱，记载为“盗”。定公八年盗窃宝玉和大弓，哀公四年盗杀蔡侯申，就是这样。如果不是士，又不能说“盗”。襄公二十九年守门人杀吴子余祭，就是这样。这是《春秋》书法的大致情况。

臣属有族氏的，古代天子赐姓命氏，诸侯命族。族，是氏的别名。诸侯只有卿赐族，隐公八年，无骇去世，鲁公命令以他的字作为展氏。死后赐族，是礼制。也有生前赐族的，庄公三十二年，立叔孙氏。诸侯的儿子叫公子，公子的儿子叫公孙。孙，是系于公的常称，不是族氏，但与族氏同例，书写都是常例，去掉都是贬斥。怎么知道去掉族氏是贬斥呢？隐公四年，翚率领军队，《左传》说：“厌恶他。”庄公三年，溺抵御齐军伐卫，《左传》说：“厌恶他。”襄公二十七年，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盟会，《左传》说：“不书写他的族氏，是说违背命令。”《左传》三次为此发例，可知内臣有贬斥而去族氏的惯例了。

既然贬斥去族氏，那么常例就是称族氏。文公八年，公子遂抵御洛戎并在暴地盟会，《左传》说：“记载为公子遂，是珍视他。”这不由君主命令，似乎应该去掉族氏，但大夫出使边境，如果有能利于国家、安定社稷的情况，专断是可以的。嘉奖他解除危难，珍视而不贬斥，所以《左传》再次发例。

卿出入必定称族氏，因为族氏是君主所赐。卿出行必定奉君主的命令，婚礼虽然秉承当时君主的命令，言辞必定称先君作为礼辞。桓公三年，公子翚到齐国迎接新娘，《左传》说：“修好先君的友好关系，所以称公子。”宣公元年，公子遂到齐国迎接新娘，《左传》说：“尊重君主的命令。”成公十四年，叔孙侨如到齐国迎接新娘，《左传》说：“称族氏，是尊重君主的命令。”首次发传以阐明先君的友好，其次发传以阐明君主的命令，第三次发例以阐明族氏与公子的相同。所有这些都不是褒扬，而是在婚礼中互相阐发其义理，以著称族氏是常例罢了。

也有因为尊崇而因此去掉族氏的，公子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左传》说：“尊重夫人。”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左传》说：“舍弃族氏，是尊重夫人。”昭公十四年，意如从晋国回来，《左传》说：“尊重晋国，是自责的礼节。”二十四年，婼从晋国回来，《左传》说：“尊重晋国。”对内不让大夫与夫人同等尊贵，对外削去我国臣属的族氏以尊崇大国。所有这些并非全是臣属的罪过，这是另一个惯例。

对内去掉族氏既与对外称“人”同为贬斥，即使不是贬斥也相同其例。文公二年，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左传》说：“卿不书写，是为了穆公的缘故，尊重秦国，称为崇尚德行。”襄公八年，季孙宿抵御晋侯、郑伯、齐人、宋人、卫人、邾人在邢丘，〇说：“大夫不书写，是尊重晋侯。”这类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未受命者及一命的大夫，不能出现在经文中，列名书字，都是再命、三命的卿，大国的臣属，必定应当有命；而经文全部书写为大夫，为什么呢？考察经文

译《春秋》经传中，卿与大夫的称谓往往相互涉及：晋国诛杀三卿，经文称“大夫”；邢丘的防务，传文称“大夫”，其实都是卿。经文不书“卿”，并非没有卿。《王制》说：“上大夫即为卿”，这是卿的总称，也可以称为大夫。

怎么知道对外卿称“人”是一种贬斥呢？僖公二十九年，在翟泉结盟，传文说：“不书卿，是罪责他们。”文公九年，救援郑国，传文说：“不书卿，是因为迟缓，以此惩戒不恭敬。”文公十七年，讨伐宋国，传文说：“不书卿，是因为失去了应有的位置。”宣公十二年，在清丘结盟，传文说：“不书卿，是因为言语不实。”成公二年，在蜀地结盟，传文说：“不书卿，是因为盟约缺乏诚意。”襄公十四年，在向地防备吴国，防备讨伐秦国，传文说：“齐国的崔杼、宋国的华阅、仲江防备讨伐秦国，不书其名，是因为懈怠；在向地的防务也是如此。卫国的北宫括在防吴时不书其名，在伐秦时书其名，是因为他代理职务。”襄公二十六年，在澶渊防备，传文说：“向戌不书其名，是因为迟到。”襄公三十年，在澶渊防备，因宋国火灾的缘故，传文说：“不书卿，是因为不守信。”清丘之盟，宋国实际上言语不实，然而华椒承袭群臣虚伪的言论，误导国家，仍然不免被讥讽。

凡是卿参与防务而经文称“人”的情况，左氏对每件事都阐发条例，事情不同但贬斥责罚的原则一致，都出自孔子的新意，所以不惜反复说明以阐明它。这就是外卿有贬斥而称“人”的条例。

大夫虽然适宜称“人”，但事情有时特殊，则有变例，在经文中以名字出现的：文公二年，晋国士縠在垂陇结盟，传文说：“书士縠之名，是因为他能胜任此事。”僖公元年，俘获莒挐，传文说：“莒挐不是卿，嘉奖俘获他。”襄公二十一年，邾国的庶其带着漆、闾丘来投奔，传文说：“庶其不是卿，带着土地来，虽然地位低贱，必定书其名，是因为重视土地。”昭公五年，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及防兹来投奔，传文说：“牟夷不是卿却书其名，是因为重视土地。”昭公三十一年，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传文说：“地位低贱却书其名，是因为重视土地。”这些都是不该书其名却书了名，所以传文各自阐发条例以阐明它。

卿的书“字”、书“子”、书“官”，都不直呼其名，这是褒奖：庄公二十五年，陈侯派女叔来聘问，传文说：“嘉奖他，所以不书其名。”闵公元年，季子来归，传文说：“嘉奖他。”齐国的仲孙来，传文说：“书曰仲孙，是嘉奖他。”文公十四年，宋国的子哀来投奔，传文说：“尊重他。”这是称“字”的褒奖。闵公二年，高子来结盟，嘉许他平定鲁国危难而不书其名，这是称“子”的褒奖。文公八年，宋国杀其大夫司马，宋国司城来投奔，传文说：“司马握着符节而死，所以书以官职。司城荡意诸来投奔，向府人出示符节而出，也书以官职，都尊重他们。”这是称官的褒奖。文公十五年，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传文说：“他的官职跟随他。”书曰：“宋司马华孙”，尊重他。这又是兼书官职与字以赞美他。这些都是应当书其名，又因尊重而不书其名，也各自阐发义理以阐明它，这又是一个条例。

去掉族氏是内卿的贬斥，但外臣也有很多不书族氏的。寻究按察《春秋》中各种氏族称谓很多参差不齐，想归咎于外国的赴告，则嫌有亲自前来的人，条例无法贯通。于是有未赐族氏的说法，以无骇为例，但又有有族氏却不书的，也无法贯通。

弑君不书族氏的有四个：州吁、无知。《公羊传》说：“当权执政。”《谷梁传》说：“弑君并取代他。”然而商人也是弑君夺取国家，为什么唯独称公子？宋督、宋万，《谷梁传》说：“万，是宋国地位低下的人。”然而宋督身为大宰，为什么不称族氏？如果认为未赐族氏，传文中明明有“华父督”、“南宫长万”的文字，难道是没有族氏吗？

杀大夫不书族氏的有两个：得臣、宜申。如果认为是贬斥，则自有国法讨伐的条例。况且楚国的公子侧、成熊等六七人都称氏族，为什么唯独对这两人贬斥？想以此为例，则有如此差异；想认为无例，而左氏阐发的各种称谓鲜明显著，似乎不是唯独遗漏这两人。

这大概不是典策旧法，所以传文不阐发凡例。当时各国凭心意来赴告，言辞有详略。孔子采录文辞以示义理，义理所起之处，删削而正之。义理无关之处，则沿袭旧策而已。或者有因旧文以示义理的，宣公十年，齐崔氏出奔卫国。传文说：“书曰崔氏，不是他的罪过。而且赴告以族氏不以名，顺从赴告为文明，顺从其本国史官罢了。”昭公三十一年，传文说：“有人求名而不得，有人想掩盖而名声彰著。因此《春秋》书齐豹曰‘盗’，三个叛徒书其名，以惩戒不义，列举恶行无礼，这是好的志意。”像这样的新例，定非旧法。司马华孙的称谓，也无其他可比。这难道是大的条例吗？

于是知道传文所阐发的，都是孔子的变例；传文不阐发的，则沿袭史文而书。或者未赐族氏，或者时有详略罢了。郑宛、莒庆、鲁挟、柔之类，也未必都没有族氏。经文自庄公以上弑君者都不言氏，闵公以下弑君者都书氏，也足以说明当时史官的差异，并非全是孔子删削正定的。

译母弟通例

宣公十七年，鲁公的弟弟叔肸去世。《左传》说：“他是鲁公的同母弟。凡是太子的同母弟，国君在世时称为公子，国君不在世时称为弟。凡是称弟的，都是同母弟。这是同母弟的通例。”国家有嫡长子，称为储君，在王和诸侯那里都称世子，也称太子。王的世子不称名。僖公五年，在首止会见王的世子，就是这样。诸侯的世子称名。桓公九年，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就是这样。附庸国的世子称人。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就是这样。太子的弟弟，在王那里称王子，在诸侯那里称公子。系于国君名下的，不一定是太子的同母弟，是因为尊重在位的父亲。即使是同母弟，也系于国君名下，不能说是太子的弟弟。这是因为统属于国君。如果太子成为国君，只有同母弟称弟，记载在史册上，是为了区别并使之不同，亲近并和睦他们，既以推崇友爱兄弟的名分，也以奖赏作为弟弟的恭敬，成就相互爱护的好处。同母弟被记载在经文中二十次，这里只阐发其中六次。凡是称弟的都是同母弟，这是正例。桓公三年，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十四年，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成公十年，卫侯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都是同母弟。然而也有不称弟的，为什么呢？庶弟不能称弟，而同母弟可以称公子，旧史原本可以两通。如果不是以此为例，不必一定加以删改。兄弟之间互相杀害，就称弟以示大义。孔子依据史册的体例，提出新意以正贬责。哥哥杀害弟弟，称弟以彰显哥哥的罪责；弟弟杀害哥哥，又去掉弟的称呼以归罪于弟弟自身。隐公元年，郑伯在鄢地打败段。《左传》说：“段不像弟弟，所以不说弟。称郑伯，是讥讽他失教。”襄公三十年，天王杀了他的弟弟佞夫。《左传》说：“罪在王。”郑伯怀有嫉妒杀害之心，天王纵容群臣杀害弟弟，明显称两位哥哥为首恶，佞夫不知道反谋，所以称弟而专门归罪于王。段是作乱的首恶，所以去掉弟的称呼而两人都获罪，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襄公二十年，陈侯的弟弟黄出逃到楚国。《左传》说：“说他没有罪。”昭公元年，秦伯的弟弟鍼出逃。《左传》说：“罪在秦伯。”秦伯有千乘的大国，却不能容纳同母弟，罪在秦伯则鍼无罪。陈侯不能控制臣下，而弟弟被驱逐，黄无罪，则罪在陈侯，这是互相举出的文辞。那么卫侯的弟弟鱄出逃到晋国，也是罪在卫侯了。昭公八年，陈侯的弟弟招杀了陈世子偃师。《左传》说：“罪在招。”春秋两下互相杀害，就都称名以归罪于杀害者。招虽然有罪，然而没有把刀指向他的哥哥，所以遵循两下相杀的文辞，以首恶书写，弟弟称名，罪又轻于段杀害哥哥，所以保留他的弟称。至于嘉好之事，就沿用旧史的称呼，或称弟，或称公子，都可以。庄公二十五年，公子友前往陈国；昭公元年，陈公子招在虢地会见。这两位公子都是国君的同母弟，既然不是贬责，明显是国家的常言。子弟的称呼，与族同贵，不是卿就不以公子、公弟书写。因此莒挐不是卿，虽然嘉获了他，而称名，仍然不称莒子之弟挐。知道凡是书写弟的，又一定是卿。昭公二十年，盗贼杀了卫侯的哥哥絷。《公羊传》说：“同母弟称弟，同母兄称兄。”然而《左传》只阐发同母弟的体例，是因为诸侯有同母弟是常事，有同母兄的，仅见于卫国而已。既然不是国家的常事，史册哪里会有常典呢？

昏姻例

纳币三

逆十一

送二

归六

媵四

至二

入一

求妇一

致女一

内女来三

内女来归三

防内女一

夫人如三

夫人归于一

夫人防享杂如九

文公二年，公子遂前往齐国纳币。《左传》说：“符合礼制。”凡是国君即位，友好舅甥关系，修好婚姻，娶元妃，以供奉祭祀，这是孝。孝是礼的开始。这里阐发体例，以说明婚礼得以记载在经文中。《仪礼》士婚礼六礼：下达、纳采、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是也。纳征有玄纁束帛，所以诸侯称为纳币。诸侯婚礼失传，以士婚礼来推定，不能只有纳币、逆女两件事。然而这两件事记载而其余不记载，是因为这两件事应当派遣卿。成公八年，宋公派华元来聘问。《左传》说：“聘问共姬。”聘问就是士礼所说的下达。华元以卿的身份被记载，然而经文使用常聘的文辞，只言其事而不谓礼，大概是不应当派遣的。夏天，宋公派公孙寿来纳币。《左传》说：“符合礼制。”这是纳币应当派遣卿。士婚礼亲迎，诸侯也应当亲迎。庄公二十四年，鲁公前往齐国逆女，就是这样。如果国君有故，就派遣卿代替。隐公二年，纪裂繻来逆女。《左传》说：“卿为国君逆女。”文公四年，在齐国逆妇姜。《左传》说：“卿不亲自前往，不符合礼制。”这是卿逆女就符合礼制了。只有天子尊贵无与匹敌，不亲自前往迎娶，派遣卿迎娶而上公临视。桓公八年，祭公来，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左传》说：“符合礼制。”祭公是天子的三公，所以说符合礼制，不说卿，举重略轻。襄公十五年，刘夏从齐国迎娶王后。《左传》说：“官师从单

译靖公在齐国迎接王后，卿大夫没有随行，这是不合礼制的。」刘夏并非卿大夫，却跟随上公去迎接王后，《传》说这是不合礼制的，由此可知祭公迎接王后时必定有卿大夫随行。经文没有单独记载单靖公，是因为他还没有经过鲁国。婚姻必须宾主地位对等，所以天子向诸侯聘娶王后，必定让同姓的诸侯作为主人，让他与王后的娘家行礼。所以祭公先来鲁国接受命令，鲁国作为婚礼的主人。天子将女儿嫁给诸侯，也必定让同姓的诸侯作为主人，让他与夫家行礼。庄公元年，单伯送王姬，就是这种情况。嫁女则先将女子送到鲁国，等待夫家前来迎接。王姬到达鲁国，必定建造馆舍来安置她。秋天，在城外建造王姬的馆舍。《传》说：「这是为了行外礼。」鲁国与齐国是仇敌，庄公不敢违背王命，况且正在守丧期间，所以在城外行礼，是变通之礼中的正道。迎接王后则让鲁国作为主人，鲁国只派遣使者前往迎接，王命已经完成，不再经过鲁国，直接返回京师罢了。桓公九年，纪季姜回到京师。〇说：「凡是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才记载。」按照王后记载的情况也很少，又必须是从列国告知出嫁，即使告知也不记载。纳币、迎娶女子，有时称「使」，有时不称「使」，为什么呢？因为婚礼不称主人，是为了有防微杜渐、羞耻之心，不想自己说娶媳妇，所以卿大夫禀承君母的命，而妇人的命令又不能通达邻国，如果说卿大夫擅自前来，纪裂繻之类就是这种情况。如果国君没有母亲，臣下没有禀命的对象，不得不称君命，宋公孙夀就是这种情况。这些都是根据具体事情来记载，不是固定的体例。妇人称出嫁为「归」，凡是称字而「归」的，都是初嫁。庄公十二年，纪叔姬回到酅。纪侯离开国家而死，叔姬回到鲁国，纪季自己安定后才让她回去，保全节操坚守道义，所以系于纪国，而用初嫁的文辞。僖公十五年，季姬回到鄫。前年季姬来鲁国省亲，庄公留住她并断绝与鄫子的关系，这次既然朝见后就让她改嫁，所以省亲不记载，而用改嫁的文辞。这两种情况不是出嫁记载「归」，而是就事立文的含义。妇人的称呼，天子在迎接时称「后」，举出她得到王的命令，后礼已经完成，表示没有外心。在「归」时称字，是为了伸张父母的尊贵，即使嫁给王，还说我的女儿某某，纪姜就是这种情况。诸侯在迎接时称「女」，卿大夫为君主迎接也一样，内外都是如此。庄公纪裂繻，公子遂迎娶女子就是这种情况。卿大夫自己迎接，则称所迎接女子的字。宣公五年，齐国高固来迎娶叔姬，〇说：「记载说迎娶叔姬，是卿大夫自己迎接。」就是这种情况。像这样，是为了明确尊卑的区别，显示文义的顺畅。〇虽然不发布凡例，经文本来就很明显。妇人对着婆婆称「妇」，僖公二十五年，宋国荡伯姬来迎娶妇人。三十一年，〇伯姬来求娶妇人就是这种情况。妇人而求娶、迎娶，大概都是因为不合礼制而记载。内娶不能远指，她回来叫「至自某」，已经进入国家不能称「女」，叫「夫人妇某氏」。妇，是有婆婆的称呼；至，是告庙的文辞。成公十四年，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就是这种情况。文公对于出姜，贵聘贱迎而入不告至，所以说迎娶妇姜于齐而不称女。庄公对于哀姜，纳币亲迎而有孟任的嫌疑，同反异入，所以说夫人姜氏入而不称至。这两种情况违背常礼，略去文辞以示区别。宣公元年，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史官缺漏文字没有氏，不是义例。庄公元年，夫人逃到齐国，〇说：「不称姜氏，断绝不为亲礼。」夫人的贬斥，仅见于此，知道其余都是缺漏文字了。桓公三年，齐侯送姜氏到讙，〇说：「不合礼制。」凡是公嫁女给敌国姊妹，则上卿送她，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她。对于大国即使是公子，也用上卿，送她给天子，则诸卿都去；公不自己送，对于小国，则上大夫送她。这是通说送女的体例。诸称「凡」都是周公旧典，经文虽然没有尽载其事，〇因为齐侯的过失而一并提及。王后尚且不亲自送，何况列国呢？礼，夫人初到，大夫执贽以见，以明臣子之道。宗妇也见，通称为觌。庄公二十四年，大夫宗妇觌用币，〇说不合礼制。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现在男女同贽，是没有区别。那么觌的常事不记载，这是以非常事记载。成公八年，卫国人来送媵，传说合礼。凡是诸侯嫁女，同姓送媵，异姓则不送。古时候诸侯娶适夫人，侄娣为媵，同姓之国也送媵国三人，共九女，所以广继嗣。夫人薨则不更聘，以侄娣媵继室，一与之醮，终身不二，重人伦，笃夫妇之义。如果当时无人，则待年而媵，所以有媵在嫁后者。参骨肉至亲，以息阴讼，所以媵必用同姓。礼称纳女于天子曰备百姓，于国君曰备酒浆。国君不言百姓，是无异姓之媵。九年，晋人来送媵，〇说合礼。十年，齐人来送媵，不合礼可知。女嫁三月，使大夫随加聘问，以致成妇礼，谓之致女，存谦序勤，用笃昏姻之好。在内则详书其事，在外则用聘文而已。成公九年，季孙行父如宋致女。桓公三年，齐侯使其弟年来聘，传说致夫人也。

译详细记载内部事务而简略外部事务的原则，不符合《春秋》的义例。无论是内臣出使还是外婚聘问，都是因为聘问而前往。卿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能越过国境去处理私人的婚姻，这些情况不能记载在简策上，都只说“如某”，这只是聘问的常例罢了。僖公五年，公孙兹出使牟国；成公八年，公孙婴齐出使莒国，就是这样的例子。女子已经出嫁，有时回娘家，问候父母是否安康，这叫做归宁。父母已经去世，就派遣卿去慰问她的兄弟，比如称楚司马子庚聘问秦国，是为夫人行宁礼，这也是这样的例子。妇人触犯七出的条款，被丈夫休弃，回到父母家，这叫做出。庄公二十七年，〇伯姬来，〇说这是归宁。凡是诸侯的女儿归宁叫来，被休弃叫来归；夫人归宁叫如某，被休弃叫归于某。这是关于归宁和被休弃的通例。来和如都有返回的意思，归是不返回的说法。这一年，〇伯姬来归宁。宣公十六年郯伯姬来归。《〇》说：“是被休弃。”文公九年夫人姜氏如齐，是归宁。鲁国的夫人没有被休弃的。文公十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〇》说：“是大归。儿子死了自己离开，所以与被休弃用同样的文字。”文公十五年齐人来归子叔姬。《〇》说：“是王命的原因。”这也是被休弃而返回，上文已经记载，齐国奉王命送她回鲁国，所以文字不同。妇人迎送不出家门，见兄弟不跨过门槛，所以礼制有归宁而没有防会。外部事务不是她们所参与的，而《春秋》确实记载了这些事，没有固定的义例可称，所以都直接记载以表明其过失。庄公二十七年公防〇伯姬于洮。《〇》说：“不是正当的事。天子不展示道义不巡守，诸侯不处理民事不举事，卿没有君命不越境，防会内女不是诸侯的事，所以讥讽它。”庄公二年夫人姜氏防齐侯于禚。《〇》说：“记载奸情。”七年夫人姜氏防齐侯于防。《〇》说：“是齐国的意图。”文姜连年与齐侯防会，有的说防，有的说享，有的说如师，既然不是礼制所允许的，小君的行动不得不记载，所以经文明确记载其事。《〇》在齐地称为“书奸”，在鲁地称为“齐志”，略举两端，就事实而言，以见其余。十九年、二十年夫人姜氏如莒，莒不是父母之国，不用贬斥就明白了。桓公十八年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僖公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防齐侯于阳谷，男女没有区别，一起出行朝防，都是《春秋》直接记载以深深讥讽的。

译朝聘条例

鲁君派遣使者出使诸侯国聘问，共七次。

鲁君前往京师，一次。

鲁君前往周天子所在之处朝见，两次。

鲁国大夫前往京师，五次。

鲁君前往晋国，二十一次。

鲁君前往齐国，十一次【桓公、庄公时期四次前往，并非朝见，故不计数】。

鲁君前往楚国，两次。

鲁国大夫前往各国，五十六次【因具体事务而前往的不计数】。

各国君主来朝见，四十四次【其中记载“来”字的有四次】。

各国派遣使者来聘问，三十一次。

外国诸侯相互前往，四次。

君主出行称为“朝”，卿大夫出行称为“聘”。“朝”，是指诸侯朝见天子，小国朝见大国。“聘”，是指派遣卿大夫手持玉帛相互慰问问候。诸侯朝见天子是可以的，但诸侯之间相互朝见又是为什么呢？《周礼·大行人》说：“凡是诸侯之间的邦交，每年相互问候，每三年相互聘问，每一代君主更替时相互朝见。”这说明诸侯之间也有相互朝见的制度，这都是为了习练礼仪、考察道义、端正刑罚、统一德行，以尊崇天子。而不是像春秋时代那样，强国与弱国、众国与寡国相互制约，使得小国奔走劳顿不得安宁。父亲去世儿子继位称为“世”，新君刚刚即位，或者对方来朝见，或者前往朝见对方，都符合“世相朝”的法则。虽然古代典章制度废缺，但春秋时期仍有遵循的。鲁文公十一年，曹伯来朝见，〇说：“这是新君即位而来朝见。”这是对方新君即位而前来朝见本国。鲁襄公元年，邾子来朝见，卫国国君派遣公孙剽来聘问，〇说：“这是合乎礼制的。凡是诸侯新君即位，小国去朝见，大国去聘问，以此来延续友好、结守信义、谋划事务、弥补过失，这是礼制中最重要的。”邾子的来朝见，是本国新君即位而对方前来朝见。这与《周礼》中“世相朝”的制度，大致是相符合的。鲁文公十五年，曹伯来朝见，〇说：“这是合乎礼制的。诸侯每五年两次相互朝见，以修明王命，这是古代的制度。”既然说是古代制度，必定也是周代的法则，但《周礼》中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每一代君主才朝见一次，间隔太疏远，在这期间必定有相互朝见的制度，而且一方是新君，一方是旧君，彼此还不熟悉，在这个时候，必须前往朝见。《周礼》只是列举了主要的制度罢了。鲁文公元年，公孙敖前往齐国，〇说：“开始聘问，这是合乎礼制的。凡是君主即位，卿大夫出使并聘问，践行修好旧谊，结交外援，善待邻国，以保卫国家，这是忠信谦让的道理。”这里说君主即位而卿大夫出使聘问，鲁襄公元年又说：“君主即位，大国去聘问。”这说明新君刚刚即位，又有交聘的制度，就像朝见礼仪一样，难道只是一代君主才聘问一次吗？中间年份的聘问，也可以类推而知。自从霸主执政，因时制宜，不再遵循周代旧法。子大叔说：“文公、襄公称霸时，他们的政令不烦扰诸侯，命令诸侯每三年聘问一次，每五年朝见一次，大概是因为五年两次朝见，往来次数太多，重新制定从简，以此来取悦诸侯。”霸主未能创立新的制度改变旧物，诸侯有的遵从有的违背，所以邾、曹这些国家还有遵循旧章、符合周礼的情况。文公、襄公德行衰微，朝聘没有固定的标准，悼公又接着更改命令。鲁襄公八年，《左传》说：“在邢丘会盟，以命令朝聘的次数。”这也是与文公、襄公相同。而周礼已经很久不施行了。国内前往各国朝聘，都记载为“如”，“如”是记载事情的开始，不知道事情的结果如何，所以。同样是朝见，有到达黄河就返回的；同样是聘问，有到达黄地就返回，甚至没到就逃往莒国的。怎么能在开始时就直接记载为“朝”或“聘”呢？鲁僖公二十八年夏天，鲁君在周天子所在之处朝见；冬天，鲁君在周天子所在之处朝见。周天子不在京师，朝见后才记载，所以不说“如”。国外来鲁国朝聘，都记载为“来朝”、“来聘”。他们本来已经朝见、已经聘问了，记载的是事情的结束。那些来鲁国朝见的，如果一起到达并一同行朝见之礼，就总括记载为“来朝”。鲁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见；鲁桓公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就是这样。如果各自行朝见之礼，就分别记载为“来朝”。鲁桓公七年，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就是这样。鲁庄公二十三年，萧叔朝见鲁君，是在谷地朝见，所以不说“来”。鲁僖公二十九年春天，介葛卢来；冬天，介葛卢来；鲁襄公十八年，白狄来，都是来了但不能行朝见之礼，所以不说“朝”。像这类情况，都是根据事实来书写，并不是在字句中寄托褒贬。《公羊传》说：“兼而言之，为什么呢？是为了防备国家。”谷、邓两国不大过滕、薛两国是明显的，所以不采纳这种说法。鲁桓公五年冬天，州公前往曹国；六年春天，确实来了。〇说：“从曹国来朝见”，记载为“实来”，是因为没有返回他的国家。说“奔”则行了朝见之礼，说“朝”则停留不走了，所以改变措辞说“实来”，不说“州公”，是承接上年的省略写法。《春秋》本来就有省略写法的记载，像鲁昭公六年齐侯攻打北燕，七年与齐国讲和之类就是这样。《公羊传》说：“这是怠慢他，同化我们。”《谷梁传》说：“因为他画了我们，所以简略地记载。”这也是偏执的言论。外国相互朝见也说“如”，是告知后才记载。鲁桓公五年，齐侯、郑伯前往纪国，齐、郑借朝见想要袭击纪国，纪国害怕而告知来了。州公前往曹国，是为明年“实来”而记载。鲁文公十四年，单伯前往齐国，是为鲁国前往齐国而记载。鲁襄公五年，叔孙豹、鄫世子巫前往晋国，《左传》说：“是说他们等同于鲁国大夫。”鲁国在晋国觐见，所以改变惯例记载。外国相互前往很多，其余都不记载，因为与鲁国内政无关，又没有告知的缘故。鲁国的

译朝见聘问天子的有八个国家，而朝见聘问各诸侯国的有九十次。鲁国所朝见的，是晋、齐和楚；而朝见鲁国的，不过是曹、邾、滕、薛等几个小国罢了。《春秋》时代，只看重利益，哪里还存有殷勤聘问、按时朝见的周代礼制呢？

译防盟例

防九十七

盟一百九

遇七

胥命一

平六

诸侯会合称为“防”，昭告神明以约束言辞称为“盟”。朝聘、防盟，都是用来和睦邻邦、尊崇周王、建立信任的方法。古代诸侯在方岳之地防盟，一定出自天子的命令。春秋时期周王政令不行，所以诸侯自行相互防盟。只防而不盟的，史书只记载为“防”；杀牲歃血、签署盟书后，才记载为“盟”。齐桓公以前，参与防盟的国家有十五个，有时单独行动，有时三方联合，各自依从自己的喜好。自从北杏之会以后，霸主执政，就推举霸主为防盟的首领，而各国跟随他。其中的排列次序也只听命于霸主而已。五等爵位中，公、侯最为尊贵；各国的卿，地位相当于小国的君主。所以在防盟中，卿不敢与公、侯平起平坐，但可以与伯、子、男平起平坐。僖公二十九年，防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左传》说：“鲁公与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齐国归父、陈辕涛涂、秦小子憗在翟泉结盟。不记载卿的名字，是谴责他们。”按照礼制，卿不应与公、侯平起平坐，与伯、子、男平起平坐是可以的。这就是它的体例。王子虎在盟约中位列各国之上，是亵渎了大典；各国卿大夫向上与公、侯平起平坐，亏损礼制、伤害道义。鲁侯忌讳与天子的大夫结盟，所以隐去不写。鲁公也都称“人”，由此可知其中的原因：如果只谴责卿，就不应该隐去公的名字；也不应该贬低王子虎。襄公二十六年，鲁公与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在澶渊防盟。《传》说：“赵武不记载，是尊重鲁公；郑国排在宋国前面，是不失其所。卿与公、侯平起平坐，都应该被贬责。当时是为了显示宋国向戌迟到，所以记载良霄来驳斥他。”这是谴责卿而不隐去公的名字，由此可知隐去公的名字是因为忌讳。文公二年，与晋国处父结盟。《左传》说：“这是为了压制他。晋国想侮辱鲁公，派大夫在鲁都阳处父与鲁公结盟，鲁公不能匡正国君以守正道，亲身与公结盟，削去族名只存名字，以彰显其恶。隐去公字而说‘及’，好像是被防者前往防盟，不使用称‘人’的体例，以正直压制不正直。这是孔子的变通体例。”卿忌讳与公平起平坐，被贬而称“人”，为什么呢？大概称“人”的话，防者虽然记载在防盟中，就没有与公平起平坐的嫌疑。隐公八年，鲁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之类就是如此。如果国内没有君主，即使大夫也不忌讳与公平起平坐。庄公九年，鲁公与齐国大夫在蔇结盟。《传》说：“齐国没有君主。”就是这样。如果在防盟中有君主，可以与公平起平坐，那么各国就没有贬责。僖公七年，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世子欵、郑世子华在甯母结盟之类就是如此。防盟中有君主，即使不在行列中，卿也不被贬责。成公二年，鲁公与楚国公子婴齐在蜀地防盟，当时有蔡、许两国的君主，所以婴齐记载名字就是这样。像这样的情况，根据事情确立文辞，不违背常例，既然没有褒贬的意义，左氏就没有讥讽。国内卿大夫与公、侯防盟的情况很多，体例已经列举，所以国内的事情依据史实成文，不再贬削。襄公十六年，叔老与郑伯、晋荀偃、卫甯殖、宋人伐许。传曰：“记载为防郑伯，是因为把他当作夷狄的缘故。防盟中卿与郑伯可以视为同等，所以在这里举例说明，所谓防伯、子、男是可以的，就是这样。”春秋互文见义，难道一定要每件事都发例吗？王子虎在翟泉的盟约，为什么说是亵渎大典呢？诸侯防盟，是为了共同奖助王室，天子派臣子莅临而已，所以往往同防而不同盟，因为诸侯不敢与王国结盟。僖公二十八年，鲁公与某某在践土结盟。〇曰：“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宣公七年，鲁公与某某在黒壤防盟。〇曰：“在黒壤结盟，王叔桓公莅临，以谋划不和睦之事。”哀公十三年，鲁公与晋侯及吴子在黄池防盟。〇曰：“鲁公与单平公、晋定公、吴夫差在黄池防盟。秋七月，吴晋争先结盟。”这三者，王臣都不列入盟约，这是尊重的正法。如果有王室不安定，命令使者与诸侯结盟，那么经文中没有贬责。僖公八年，王人在洮结盟。〇曰：“谋划王室之事。”文公十年，与苏子在女栗结盟。〇曰：“因为顷王即位的原因。”襄公三年，单子鸡泽结盟，当时也是灵王新即位，这都是王命下达结盟，事势应当如此。只有翟泉之盟，诸侯新近和睦，王室没有忧患，子虎无故列入盟约，因此被贬责。春秋中王臣防盟十几件事，都依据这个类推了。盟约中称“同”，是表示服从与差异的言辞，假借神明来约束不信任，所以载辞有时称“同”。春秋时期的同盟有十六次，公羊说：“同是指欲望相同。”谷梁说：“同是尊崇周室，共同排斥楚国。”两种说法虽然接近正确，但服从与差异的说法更多。庄公十六年，在幽地结盟。传曰：“郑国讲和。”二十七年，在幽地结盟。传曰：“陈、郑服从。”文公十四年，在新城结盟。传曰：“跟随楚国的人服从，并且谋划邾国。”成公五年，在虫牢结盟。〇曰：“郑国服从。”七年，在马陵结盟。传曰：“重申虫牢的盟约，并且莒国服从的缘故。”襄公三年，在鸡泽结盟。传曰：“晋国因为郑国服从的缘故会合诸侯。”九年，在戏地结盟。传曰：“郑国服从。”十一年，在亳城北结盟。传曰：“郑国人害怕，于是讲和。”二十五年，在重丘结盟。传曰：“齐国讲和的缘故。”昭公十三年，在平丘结盟。传曰：

译“这是齐国所穿的服饰。”这十次盟会，都是先前相同而后又产生差异，所以用“服异”作为记载的体例。像江黄之盟，以及贯穿陈、许、顿、胡的盟会，皋鼬原本并非同盟，所以不采用“服异”的体例。那些看似应当称“同”却没有称的，如僖公五年在首止结盟，郑伯逃跑回国；七年于宁母，郑太子华在防地听从命令。然而传文中说子华请求去除三族，管仲说“您不要答应，郑国必定会接受盟约”，这说明郑国还没有臣服；八年于洮，郑伯请求结盟。然而传文中说请求臣服，这说明郑国还没有列入防地的盟约中。文公十五年郤缺进入蔡国，冬天在扈地结盟，传文中说蔡国也参与了盟会，这是蔡国新来臣服。然而传文中说郤缺进入蔡国以城下之盟而返回，这说明蔡国已经先期臣服了。这些都是不在盟会中体现服属差异，所以不采用这种体例。宣公十二年于清丘，传文中说“体恤病弱，讨伐贰心”；十七年于断道，传文中说“讨伐贰心”；成公九年于蒲，传文中说“诸侯对晋国有贰心”；十五年于戚，传文中说“讨伐曹成公”；十七年于柯陵，传文中说“重申戚地的盟约”；十八年于虚朾，传文中说“谋划救援宋国”。这六次盟会都不是因为服属差异而称“同盟”的，清丘、断道与蒲，诸侯已有贰心，所以同心讨伐贰心；戚与虚朾，同心痛恨邪恶；柯陵之盟，郑国不服，想要让诸侯同心伐郑，所以载书也都称“同”。《公羊传》所说的“同欲”是对的。其他不是诸侯在防地结盟，而是大夫在他国结盟的，前往的叫“涖盟”，来的叫“来盟”；以及来聘问因而结盟的，根据事实确立文辞，不是义例所附加的。各防地没有记载其具体事情的，襄公三十年在澶渊结盟，因为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传文中说“责备他们”。宋国人不能自我责备而出防地求取财物，诸侯也无从归咎，如果只贬低卿大夫称为“人”，则类似于无功的一类，所以明确系连其缘故以责备宋国。孔子特意缀连不同的文辞罢了。桓公二年于稷结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传文中说“为了贿赂的缘故立了华氏”。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放入太庙，〇说“不合礼”。本意想要平息动乱，最终却立了贼臣，四国结党作恶，鲁国也接受了贿赂，这是国家最大的丑恶，史官不便直接指斥，所以远述结盟的意图，后面系连取鼎的文辞。如果宋国的动乱真的平定了，而取贿赂是不合礼的，这实际上是替鲁国避讳，所谓委婉而成章就是如此。而且文辞也连言所盟之事，像于袲结盟、伐郑之类，不像宋国火灾那样叮咛其辞。遇，是草率的约定，各自简化礼仪，像道路上的相逢相遇，不像防地那样预先谋划、在闲地约定日期聚集，所以有没到防期而相遇的，隐公四年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之类就是。有暂时需要相见而相遇的，庄公三十年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就是。《曲礼》说“没到约定日期相见叫遇，在闲地相见”。说：防正指这类，而有人说用《周礼》“冬见曰遇”的，是不对的。申述约言以相互命令，而不歃血，叫做胥命。桓公三年，齐侯、卫侯在蒲地胥命，传文中说：“不结盟。”《春秋》中的胥命仅此一事，难道其他就不做吗？庄公二十一年，传文中说在弭地胥命，大概事情也有，只是因为没有报告，所以不记载罢了。和解而不结盟叫平，先前有不平，现在才释怨修好，各平都举国而言平，总说两国和平的意义，所以不记载公卿。有的说：“人与举国是一样的。”《谷梁传》说：“人众辞，平称众，上下都想要。”那么那些不称人的，难道是国君一人的意志，而臣民都不想要吗？这种说法浅陋了。宣公十五年，宋人与楚人平，传文中有盟辞。昭公七年，燕与齐平，〇说在濡上结盟，似乎平也有结盟的。然而平实际上是修好的事情，不是要盟。定公十一年，“与郑平”，下面才说：“叔还到郑国涖盟”，知道平之后或许另有盟约，而盟约不是平的事情。在《周礼》中，“大宗伯以宾礼亲近邦国，而以盟防激发四方之志”，天子巡守，诸侯已经朝见，就设立方明，这是防盟，是天子的权力。《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盟防都出自诸侯的意志，即使有褒贬，也只是说“彼善于此”罢了。《春秋》没有义战，《春秋》难道有义的防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