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事纬前集卷二

译《左传事纬前集》卷二

<经部，春秋类，《左传事纬》>

钦定四库全书

《左传事纬前集》卷三，灵璧知县马骕撰《左氏辩例中》

祭祀条例

郊祭九次

望祭三次

雩祭二十一次

尝祭一次

烝祭两次

禘祭两次

大事一次

从祀一次

有事两次

制作神主一次

建立宗庙两次

考正宗庙一次

丹漆楹柱、雕刻屋椽各一次

房屋毁坏一次

桓公五年秋天举行大雩祭。《左传》说：“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凡是祭祀，惊蛰时节举行郊祭，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秋气初降时举行尝祭，闭蛰时节举行烝祭。超过时节就记载。”这是说祭祀之事有固定的时节。《周礼》规定，祭祀天神称为“祀”，祭祀地祇称为“祭”，祭祀人鬼称为“享”。分开来说名称有三种，统而言之直接用“祀”来概括罢了。凡是祭祀大概通指天地和宗庙之事，然而经文只列举郊、雩、尝、烝，不提及礿、祠以及地祇的祭祀，这是因为左氏采纳周公的典制，删减约略成文，省略了经文中没有记载的内容。惊蛰，是建寅之月；龙见，是建巳之月；始杀，是建酉之月；闭蛰，是建亥之月。这四种都指向月份中的中气而言。从这些中气开始，直到下一个月中气之前的三十天内，都是祭祀的期限。如果超过这个期限，就是过时了。所以卯月还可以举行郊祭，子月还可以举行烝祭。不列举月份而列举节气，是因为月份划分四季，中间夹杂着闰月，节气未必永远固定在某个月份，于是以天象星宿和物候作为征验。土木工程的规定，也是如此。鲁国因为周公的功勋劳绩，世代使用郊祭，所以礼制称鲁侯在孟春时节乘坐大路车，装载弧韣旗帜，十二旒，日月图案，在郊外祭祀上帝，以后稷配享。于是南郊之礼成为鲁国的常祀。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祭，都不吉，于是免除牺牲，但仍然举行三望祭。《左传》说：“不合礼制。礼制规定不占卜常祀，只占卜牺牲和日期。牛占卜日期称为牺牲，牺牲选定后才占卜郊祭，这是上位者的怠慢。望祭是郊祭的附属。不举行郊祭也就没有望祭的必要。”《左传》引用孟献子的话说：“惊蛰举行郊祭，郊祭之后才耕作。”耕作指春分时节。以节气物候来说，四月举行郊祭，或许还未失时，所以《左传》不说过时，只讥讽其占卜常祀已有定期，又何必再占卜？占卜不吉而免除已备好的牺牲，因而废除郊祭，这是怠慢。望祭所祭的有三项：祭祀国之分星，祭祀国之名山，祭祀国之大川。这是因郊祭而列举的，如今废除郊祭却修持小祀，所以说“犹”。“犹”是表示可以停止的意思。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祭用的牛口受伤，改卜牛，牛死了，于是不举行郊祭，仍然举行三望祭。《左传》说：“不举行郊祭而举行望祭，都不合礼制。望祭是郊祭的附属。不举行郊祭也就没有望祭的必要。礼制规定不占卜郊祭，只占卜牺牲和日期，既然得到吉日，改换牛称为牺牲；如果还未占卜日期，仍然称为牛罢了。牛死而废除郊祭，也是不合礼制。”所以《左传》重申条例以阐明此理。这些都是因为违礼而记载的。至于有的在五月，有的在九月，有的在耕作之后，有的在惊蛰之前，那么过时的讥讽，就像凡例中所称的那样了。诸侯祭祀其山川，鲁国得以祭祀上帝。所以经文记载大雩祭，在建巳六月，祭祀天帝，远为百谷祈求甘霖，这是定时。桓公在秋天举行雩祭，所以《左传》称不合时宜。经文记载雩祭二十一次，没有当时的，以凡例推之，似乎可以尽知。然而有异说。雩祭虽是夏祭，倘若遇到年旱，则又举行，作为祈禳，即使不当时，也不算过。襄公五年秋大雩，传曰：因为旱灾。八年秋九月大雩，传曰：因为旱灾。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传曰：因为旱灾。昭公三年八月大雩，传曰：因为旱灾。六年秋九月大雩，传曰：因为旱灾。十六年九月大雩，传曰：因为旱灾。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传曰：因为旱灾。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传曰：记载两次雩祭，是因为旱灾严重。因旱灾而雩祭，雩祭而得雨，因此喜悦而记载雩祭，不再记载旱灾，这与不合时宜的雩祭不同。《左传》每件事都解释，以区别于凡例所称。阴气开始肃杀，嘉谷按时成熟，用来进献尝祭宗庙，《左传》称十月上辛有事大庙，这是酉月举行尝祭的征验。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发生火灾，乙亥举行尝祭，《左传》说：记载是因为没有损害。御廪用来储藏粢盛，火灾烧毁了房屋，但未波及谷物，嘉谷没有损害，不废除祭祀典制，记载以示法度。这是先时而过，传文不再讥讽，传文本来已有成例。火伏蛰毕，昆虫闭户，万物告成，可进献者众多，于是举行烝祭宗庙。烝的意思是众多。桓公八年正月己夘举行烝祭，夏五月丁丑又举行烝祭，以期限来说，正月的烝祭不算过，然而五月又举行烝祭，亵渎而失时，所以两次记载以显示其讥讽。这四种是国家的常祀，得时不记载，失时违礼才记载，以警戒怠慢，示法戒。鲁国以天子之礼乐祭祀周公，所以得以使用禘祭，禘祭三年举行一次。国君去世，三年丧期结束，将新主安放在大庙，庙中远主应当迁入祧庙，因大祭以审谛昭穆之序，于是就以三年为节。禘祭是吉礼，所以必须在三年之后在庙中举行。除丧即吉，占卜日期而行，没有固定的月份。僖公三十三年传曰：凡是国君去世，服丧哭泣而祔祭，祔祭而制作神主，单独祭祀

译对于神主，在宗庙举行烝、尝、禘等祭祀，这是制作神主以应对吉凶祭祀的节度。安葬后返回举行虞祭，于是停止哭泣，将亡者的神位附祭于祖先，由于灵柩已经远离，孝子思念哀慕、彷徨无依，于是制作木制神主，设立几案和席位，用特殊的礼仪祭祀他，这与宗庙中冬烝、秋尝等时祭不同。三年举行大禘祭，将神主迁入宗庙，这才与吉礼相同，这些都是在宗庙中进行的，而不是对着神主进行的。然而，急切制作神主，是为了伸张孝子的思念；延缓举行禘祭，是为了完成三年的丧制。文公二年二月，制作僖公的神主。《春秋传》说：“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超过安葬后十个月，违背了附祭于祖先的时机，所以记载此事以讥讽其迟缓。闵公二年夏五月，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春秋传》说：“太快了。”庄公去世才二十二月，丧期未满，不应举行吉礼却举行了吉禘，而且不在大庙而在庄公庙举行，所以详细记载以讥讽其急切。禘祭只计算到可以举行吉礼的月份才进行，原本没有固定的月份，所以庄公的吉禘祭只讥讽其过快，而不算违背时节。吉禘祭之后，通常每三年再次举行，仍然计算除去丧服的月份，占卜日期后举行，那么新君即位，按法度应当三年举行禘祭，五年又举行禘祭，八年又举行禘祭。禘祭既然是国家的常规祭祀，按例都不记载。《春秋》简略地记载了几件事，都是为了记录异常情况，即使没有违背常规时节，但在常规之中有不寻常之处，因此予以记载。文公二年在大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的位次。《春秋传》说：“这是逆祀。”禘祭而称为大事，是因为僖公以庶兄身份继承闵公之位，曾经做过闵公的臣子，应该排在闵公位次之下，却提升到了闵公之上，所以记载此事以讥讽他。丧期未满就在大庙举行祭祀，讥讽之意已经明显，不再记载“吉”字，特意因为逆祀的缘故，将此事写得重大，使文辞有所不同。定公八年从祀先公，《春秋传》也称禘祭。顺次祭祀先公并纠正闵公、僖公的位次，所以特意记载“从祀”，不再记载“禘”，都是用不同的文辞来标示异常情况。僖公八年在大庙举行禘祭，用来迎致夫人。《春秋传》说：“不合礼制。”凡是夫人如果不死在寝宫，不殡于宗庙，不向同姓诸侯通报死讯，不附祭于婆婆，就不迎致她的神主。夫人四礼若有缺失，就不能将神主迎致到宗庙，禘祭也不应让她参与。姜氏淫乱并参与杀害，没有死在寝宫，僖公怀疑其礼制，历经三次禘祭最终才迎致她，记载此事以显示其异常。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日，在大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壬午日仍然举行绎祭，万舞进入而撤去籥乐。《春秋传》说：“襄仲去世却举行绎祭，不合礼制。”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日，在武宫举行祭祀，籥乐进入，叔弓负责撤去籥乐，处理丧事。《春秋传》说：“合乎礼制。”祭祀的第二天再次祭祀，陈列前一天的礼仪，用来款待代表受祭者的尸，称为绎祭。祭祀必定使用音乐，所以吹籥乐，跳万舞。卿佐去世，按理应当撤去音乐，废除绎祭。仲遂去世时，鲁国人只知道撤去音乐，不知道废除绎祭，让万舞进入而撤去籥乐，厌恶听到籥乐的声音，所以说是不合礼制。叔弓负责处理丧事，籥乐刚进入他就突然去世，因此为他完全撤去所有音乐，所以说合乎礼制。都是禘祭而记载“有事”，意义在于两位卿的丧事，简略地说“有事”以表明得失。禘祭虽然是常规，但仲遂、叔弓的丧事非常规，因此予以记载。三年的禘祭在大庙举行，众公的禘祭在其各自的宫庙举行，不是禘祭却使用禘祭的礼仪，也称为禘，所以武宫的禘祭不加讥讽，大概也有这样的制度。昭公二十五年《春秋传》记载在襄公庙举行禘祭，难道不是这类情况吗？经文中对周公的庙称为大庙，其室称为大室。文公十三年大室的屋顶损坏，《春秋传》说“记载是因为不恭敬”，宗庙中的室是重檐复庙，不修缮而使其损坏，所以以不恭敬记载。《谷梁传》说：“周公的称为大庙，伯禽的称为大室，众公的称为宫。”按照《尔雅》，宫室没有尊卑的区别，既然称为大，就知道是周公的称号了。众公的庙以谥号命名宫：炀宫、武宫、桓宫、僖宫就是如此。神主刚进入称为新宫，成公三年新宫发生火灾，就是如此。夫人的庙也称为宫，仲子的宫就是如此。至于《春秋》所称没有固定称呼的，大庙有时称为大宫，众宫有时称为祖祢庙，由此可知宫庙也没有尊卑之分，不同的只是称号罢了。宫庙修建是常规，也不是记载的对象，所以《春秋》众公不记载立宫。庄公二十三年秋，给桓宫的柱子涂丹漆；二十四年春，雕刻桓宫的椽子。《春秋传》说：“都不合礼制。”成公六年建立武宫，《春秋传》说：“不合礼制。”定公元年建立炀宫，庄公将要迎娶夫人而崇饰过于奢侈，行父、意如凭私意远远地建立已毁坏的庙，所以都予以记载。鲁国只有周公的庙可以使用八佾舞，后来其他宫庙僭越使用。隐公五年考成仲子的宫，初次献舞六羽，隐公成全父亲为夫人仲子立宫的意愿，考成其宫，因此阐明大典，意义不在于立宫，所以简略地说成宫。公询问羽舞的数量，所以记载六羽，称赞其复古。《春秋传》说名器不可以借给别人，因此曲县繁缨，孔子都感到惋惜，这是为了防止细微的僭越。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礼乐比拟天子，在成王时赐予有功之臣，是可以的，然而众公僭越使用，而大夫又僭越于公，最终导致雍彻用于三家之堂，八佾舞于季孙之庭。唉！

译告庙的体例

鲁公出行归来，记载“至”的情况共七十九次。

鲁公归来后居住在外的有四次。

鲁公在外停留的有四次。

夫人归来记载“至”的有一次。

单伯归来记载“至”的有一次。

大夫归来记载“至”的有两次。

丧事归来记载“至”的有三次。

回国记载“至”的有三次。

复命记载“至”的有六次。

桓公二年，鲁公从唐地归来。《左传》说：“这是向宗庙告祭。凡是鲁公出行，都要向宗庙告祭；返回时，举行饮至礼，放下酒爵，在防地记录功勋，这是礼制。如果鲁公与某国单独会盟，往来都称地名，这是表示谦让。如果是三个国家以上会盟，去时称地名，回来称防地，这是表示事情已成。凡是鲁公出行的情况，都是统括朝见、会盟、征伐而言的。孝子对待父母，出门必须告知，回来必须当面禀报；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所以出门必须向宗庙告祭，回来必须当面禀报。曾子问：‘告祭使用规定的币帛，回来也必须如此。’大概出入都要用币帛告祭。只是出门时告祭后就出发，回来时告祭完毕，再举行饮至礼。饮至，是庆贺出行归来，在宗庙中饮酒以为欢乐。桓公十六年，鲁公从伐郑归来。《左传》说：‘这是用饮至的礼节。’是的，既然饮酒放下酒爵，就在防地记录功勋，以迅速记载功劳，这叫做防勋。襄公十三年，鲁公从晋国归来。《左传》说：‘孟献子在宗庙记录功劳，这是礼。’是的，放下酒爵才记录功勋，记录功勋在宗庙，可知饮至也在宗庙。告庙、饮至、防勋这三件事，《左传》都说这是礼。从唐地归来，是因为会盟；从伐郑归来，是因为侵伐；从晋国归来，是因为朝见。由此可知，朝见、会盟、征伐，告庙的礼节相同。《左传》之所以反复申明这个体例。体例中说到防勋，而孟献子记录功劳，这两件事是一致的。《周礼》规定，王事叫勋，事功叫劳。相对而言，勋大劳小，所以《左传》又变换文字来概括它们。凡是这三种情况，桓公十六年只说饮至，襄公十三年只说记录功劳，为什么呢？大概这三件事虽然不一定全部实行，也可以记载“至”，只有全部缺失才不记载。事情本来相互关联，没有不告祭就饮至、不告祭就记录功劳的。或者在告祭之后，饮至、记录功劳，只实行其中一项礼节，也记载“至”。所以《左传》互相阐发。鲁公从晋国归来，是朝见，而献子记录功劳，那么记录功勋的不只是征伐的功勋，即使是平常的事情，只要有安定国家、安抚百姓的功劳，也可以在宗庙记录功劳。有出行而归来，必定以庆贺会盟向祖先昭告；有功勋就记录功勋，无功就告祭事情而已，没有不告祭的。鲁公出行一百七十六次，记载“至”的七十九次，其余都没有向宗庙告祭。隐公不告祭，是谦让；其他鲁公不告祭，是怠慢。然而怠慢也是就大体而言，如果有出行或耻辱，不足以荣耀，应当反省自身、责备自己，不与庆贺的礼节相同。最终像这样的，不告祭不是怠慢，告祭实际上是不记载以讥讽它。宣公五年，鲁公从齐国归来。《左传》说：“这是记载过错。”被拘禁受辱，牵连邻国的臣子，却还举行饮至礼，所以记载它以显示过错。桓公十八年，鲁公的灵柩从齐国归来，这是以死亡归来向宗庙告祭。庄公二十三年，鲁公到齐国观社，鲁公从齐国归来，不是会盟也不是朝见。这是以失礼记载“至”。襄公十三年，鲁公从晋国归来，以荣耀归来，向宗庙告祭。昭公二十六年，鲁公从齐国归来，居住在郓地，这是以应当告祭而记载。告庙开启返回，大抵都据实而言，但有时有避讳，孔子也顺从它。僖公十七年，鲁公从防地归来。《左传》说：“淮地的防，鲁公有诸侯的事务未归，却娶了项女，齐人认为这是讨伐而拘禁鲁公，记载为‘至自防’，好像还有诸侯的事务，并且避讳它。避讳被拘禁而以防地向宗庙告祭，所以记载为防。”宣公八年，鲁公从防地归来，黑壤，贿赂免罪，避讳不记载会盟，但还是记载“至”，可知必定不以被拘禁向宗庙告祭了。《左传》在桓公、襄公时著录告至的常例，在宣公时显示记载过错的讥讽，在僖公、昭公时显示避讳的道义，举这些来概括其他出行。诸侯的会盟，必定在会盟之后才归来，都记载会盟不记载盟誓的，是因为会盟都因会盟而做，起初必定以会盟征召诸侯，鲁公出行以会盟告祭了。返回也告祭会盟，虽然一并告祭盟誓，不记载在经文中，大概出行不以盟誓告祭。鲁公与一国单独会盟，会盟必定有主人，两国相让，都不肯为主，会盟不成，所以只记载地名。定公八年，鲁公从瓦地归来。十年，鲁公从夹谷归来，就是这样。从三国以上会盟已成，所以就记载会盟。各种记载“公至自防”的，就是这样。以国名归来的二十七次，以侵伐围救归来的二十次，以会盟归来的二十六次，以地名归来的六次，而干侯不是会盟。僖公二十八年，鲁公与某某在温地会盟，于是围许，鲁公从围许归来。襄公十年，鲁公与某某在柤地会盟，于是灭偪阳，鲁公从会盟归来。两件事相似而归来的文字不同。诸如此类，事情形势相接，有的以开始告祭，有的以结束告祭，没有其他意义。《公羊传》说：“得意就记载会盟，不得意就记载征伐。”《谷梁传》说：“会盟夷狄不记载归来，记载归来是为了保存中国。厌恶的事情不记载归来，记载归来是表示危险。桓公的会盟不记载归来，记载归来是表示危险。离开会盟不记载归来，记载归来是表示危险。”如果这样，那么记载归来与否，完全在于褒贬讥讽，推寻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定公十二年，鲁公从围成归来，出行未出边境，却也记载归来，这是因为陪臣执掌命令，大都耦国，鲁公亲自从事军事，所以出入都告祭。《谷梁传》说：“表示危险，靠近齐国。”这又太牵强了。国内娶妻必定向宗庙告祭，所以夫人初入，记载“至”，或者有出行而返回，体例也记载。文公九年，夫人姜氏从齐国归来，夫人出行十二次而记载“至”的，只有这一次，其他或者礼仪

译没有完备，或许是因为淫乱放纵而不报告。其余那些按惯例不应记载却记载了“至”的情况，则是鲁国人认为事情特殊，用来向宗庙报告。孔子从旧例中确立新义，借以显示变通的体例。文公十五年，单伯从齐国回来。传文说：“这是尊重他。他坚守节操不改变，最终不废弃礼制，所以尊重他并报告归来，以显示尊崇特殊的文辞。”昭公十四年，季孙意如从晋国回来。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从晋国回来。庆幸他们得以幸免，欢喜地向宗庙报告，又借此申明尊崇晋国、自责己过的道理。春秋时期，公卿出行归来，才开始记载“至”；军事行动，按惯例不记载“还”。庄公八年，军队返回。传文说：“君子因此称赞鲁庄公克制自己、恢复礼制，保全军队而撤退，所以特别记载‘师还’。”宣公十五年，归父从晋国返回。传文说：“这是称赞他。嘉许他依礼自行退却，所以特别记载‘还自晋’。”有的采用当时史官的旧文，有的出自圣人的新意，虽然不属于常规体例所称，也是褒扬善行的细微文辞。君臣如果朝见聘问没有归来，而经文中又记载，即使多次记载，传文也不说明体例，那就是就事论事以显示得失罢了，并非体例。国君如果在国内，每月初一，用朝享的礼仪，亲自到宗庙祭祀；如果他在外，这种礼仪就缺失了，不举行，那么守臣就向宗庙报告，说明国君所在的地方，所以经文中才有“公在”的记载。襄公二十九年，公在楚国。传文说：“解释为什么不向宗庙朝正。”每月必须报告，而正月是岁首，嘉礼尤其重要，所以在这个月解释。考察各位国君在外，缺失朝正之礼的情况最多，这种礼仪有常规，不是体例急需强调的，只在国君远出超过一年的特别严重情况下，保留一件事以示法度而已。昭公是鲁君，群臣用来向宗庙报告，所以经书“公在”。从二十五年开始出居郓地，又居干侯，多年在外而经文不记载，等到后来才记载。为什么呢？三十年，公在干侯。传文说：“不先记载郓地和干侯，是因为国君尚未征讨过错。”三十一年，公在干侯。传文说：“说不能内外兼顾。”三十二年，公在干侯。传文说：“说不能内外兼顾，又不能用人。”此前既因为国君妄为，且明白过错谬误还可以掩盖，所以不斥责直言。如果还在国内，三十年以后，明确罪责在国君，不再是过错谬误了，所以经文每年必记，传文每年交替说明其事，以昭显书写的意义，这也是圣人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二十九年以前，旧史必定全部记载“公在”，孔子删削前面的而保留后面的，就形成了孔子的新意。所谓从旧例中确立新义的，都类似这样。

译关于告赴的体例

《春秋》记载列国之事，是依据各国的告赴文书。国家的大事，包括祭祀、盟会、朝聘、征伐、灭国夺取、出奔违命、死亡丧事、弑杀、灾异。对内则告祭宗庙，书写于简册；对外则告赴邻国，必定要有告赴文书，史官才承接并记录它。告赴，是为了重视大事，避免怠慢，昭告邻国，体现恭敬谨慎的意思。诸侯各自有国史，大事书写于简册，小事记录于简牍。简牍所记录的，详细记载始末，杂采辞令，不一定都经过告赴。经过删减文字、突出义理，才登上简册。周公制定的典礼，存在于列国之事中，没有告赴就不记载。《隐公十一年》传文说：“郑伯率领虢国军队攻打宋国，大败宋军，宋国没有告命，所以不记载。”凡是诸侯有告命就记载，否则就不记载。军队出征的善恶，也是如此。即使是灭国，如果灭国者不告，败胜者不告，攻克者也不记载于简册。《文公十四年》传文说：“周顷王去世，周公阅与王孙苏争夺政权，所以没有赴告。凡是崩薨不赴告就不记载，祸福不告也不记载，这是惩戒不敬。”这两条发凡，用来互相阐明告赴的总例。命，是国家的大事，政令概指各种事情，来告就记载，不告就不记载。告辞有详略异同，史书有虚实得失。孔子作经，遵循周制以明确典礼，加以刊正以显示劝戒，于是义例往往由此产生。所以有对方如实告，修改辞令而记载的；有对方虚假告，因虚假而记载的；或者告辞虽然不合典制，偶然符合圣人的义理，因而记载它作为法度；或者告赴失时，违背礼制，因而不再改正，遂记载它作为警戒。那么也有简册所不记载，即作为体例的，这都是圣人立经，褒贬彰明善恶，化旧为新，以昭示大义。《襄公十四年》传文说：“孙林父、宁殖驱逐他们的国君，等到记载于经则说‘卫侯出奔齐’，像这类，是修改了告辞。”《文公七年》传文说：“晋国潜师夜起，在令狐打败秦国，实际上并未列阵。晋国人忌讳背弃前言，以都列阵告，等到记载于经乃说‘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像这类，是因其虚言。”《宣公十年》齐崔氏出奔卫，传文说：“崔杼奔卫，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旧法当告以名，今告以族，适合无罪之义，像这类，是因告以示法。”《文公十四年》九月，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传文说：“齐人安定懿公派使者来告难，所以书以九月。”《隐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传文说：“壬戌，平王崩赴。”因为庚戌的缘故，记载它。《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传文说：“十一月癸巳，天王崩，未来赴，也未书，这是礼。”十二月，王人来告丧，问崩日，以甲寅告，所以记载它，以征验过错。《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崩。传文说：“再赴也。”《僖公五年》传文说：“晋侯派使者以杀太子申生的缘故来告。”《僖公十一年》传文说：“晋侯派使者以防郑之乱来告。”以及诸经传倒错，与夫不同盟而赴以名，同盟而不赴以名，像这类，虽然失时违礼，遂记载它，以示劝戒。征伐盟会之大，鲁国若亲自参与其事，则告庙书册，不待邻国之告。若列国师出相加，克灭相寻，崩薨祸福之事，非告则无由知，即或知之，例亦不书。《文公五年》，楚人灭蓼，臧孙闻而兴叹，鲁非不知，但非遣使相告，未敢辄登史册。若是者，所以防止谬误，避免不审慎，大概其谨慎如此。体例称崩薨不赴，祸福不告。那么邻国相命，凶事谓之赴，他事谓之告，其实对言则别，散言则通。他事不可言赴，而凶事或称告。《昭公七年》传文说：“卫齐恶告丧于周，不又称告与福。”莫大于享国有家，反福则为祸。《成公元年》传文说：“王人来告败，是败师有告也。”《僖公二十四年》传文说：“王使来告难，曰：‘不谷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宠子带，鄙在郑地汜。’是君奔有告也。”《宣公十年》传例说：“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敢告。”是臣违有告也。《宣公十四年》传文说：“孔达缢而死，卫人以说于晋而免，遂告于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达，搆我敝邑于大国，既伏其罪矣，敢告。’”是杀大夫有告也。《文公十四年》传文说：“齐人定懿公使来告难，是弑君有告也。”《僖公八年》传文说：“王人来告丧难，故也是以缓。”是死丧有告也。《昭公十八年》，郑灾传文说：“使行人告于诸侯，是灾异有告也。”败灭告则胜克亦告，奔亡告则归复亦告，死丧灾异有祸无福无不告也，无不书也。乃春秋之世，则有违弃典章，怠慢不敬者，崩薨祸福多不告赴。考之于经，既无其事，而简牍之记尚存。左氏因经立传，广记而备言。之采简牍为传，以补经所未备者，上

译考察周公制定的典章法则，有“不告不书”的规定，以此作为惩戒不敬的防范，知道这都是孔子借此来昭示法度戒律的，所以往往阐发其中的义理，用来作为体例。《隐元年》传文说：“纪国攻打夷国，夷国没有报告，所以《春秋》不记载。”《僖公九年》传文说：“齐侯率领诸侯的军队攻打晋国，命令没有下达鲁国，所以《春秋》不记载。”《僖公二十四年》传文说：“秦伯护送重耳回国，不记载，是因为没有报告入国；派人在高梁杀害怀公，不记载，也是因为不报告。”《襄公十年》传文说：“王叔奔逃到晋国，不记载，是因为没有报告。”《哀公元年》传文说：“吴国攻入越国，不记载，是因为吴国没有报告，越国也没有报告战败。”左丘明反复阐明这两条通例的含义，以表明那些有传文而无经文记载的事情，都是因为不报告的缘故。周天子十二次去世而不记载崩逝的有三次，楚国十二代君主而不记载会盟的也有三次，秦穆公的会盟、郑昭公的被弑、许庄公的奔逃，都是有传文而无经文记载；邾、莒、薛、宿等国间或记载其会盟，邓、息、申、随、唐、蓼、肥、鼓等国的灭亡，都未在经文中出现，侵伐、会盟、袭取、奔亡等事，经文中不记载的，在传文中却有很多。《庄公十九年》、《二十年》、《二十六年》的经文都没有传文，传文不解释经文而详细记载其他事情，这些都是简牍上记载的内容，丘明采集编集成传，当时那些国家不来报告，所以旧史不记载。孔子修订《春秋》，不采用简牍上的记载来补充，是因为这正符合“不告不书”的体例，于是因袭旧史而成就新史。体例说“灭亡不报告，战败战胜不报告克捷，不记载于会盟”，这是互相说明其报告的情况。狄国攻打邢国，并非狄国能够报告克捷；楚国灭亡庸国，并非庸国能够报告战败；但只要有一方报告，也就记载了，所以传文在“吴入越”之下，兼举报告庆贺、报告战败来说，以表明那些不记载的，是因为双方都不报告。周朝称王的时候，八百个国家前来会同，那么周公关于报告赴会、记载书写的法则，诸侯一定都知道了。鲁国奉行周礼，所以旧史所记载的多符合典章制度，晋国的《乘》、楚国的《梼杌》，不能胜过它的刊正。这就是圣人因袭鲁国史书而作《春秋》的原因。

译内讳例

外事不记载，固然因为未向宗庙禀告。然而《春秋》是鲁国的史书，既然记录本国事务，却也有不记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鲁国事务不记载的有三种情况：一是未向宗庙禀告就不记载，二是非君主亲自参与的事务就不记载，三是为了避讳就不记载。鲁公出行一百七十六次，其中不记载到达的有九十七次；夫人出行十二次，不记载到达的有十一次。这些都是因为未向宗庙禀告。《左传》隐元年说：“费伯率领军队修筑郎城，不记载，因为这不是君主的命令。改葬惠公，鲁公没有亲临，所以不记载。卫侯前来参加葬礼，没有见到鲁公，也不记载。公子豫与邾人、郑人在翼地结盟，不记载，因为这不是君主的命令。新建南门，不记载，也不是君主的命令。”这些都是非君主亲自参与的事务。《礼记·坊记》说：“有功绩就归功于君主，有过错就归咎于自己，这是为了掩盖恶行、宣扬善举，其义理在于维护君主和亲人的尊严。因此圣贤制定法则，普遍存在避讳的条例。《左传》僖元年说：‘鲁公出逃又返回，不记载，是为了避讳。避讳国家的恶行，是合乎礼制的。’避讳虽然有条例，但没有固定的格式，有时避讳大事而简略记载小事，有时避讳小事而详细记载大事，这都是当时的臣子根据自己的心意来处理的。《礼》中本来就有掩盖恶行的方法，圣人有时也听任这样做。不剥夺避讳的权利，也不为此制定固定的规则，是因为如果每件事都避讳，那么作恶的人就没有忌惮了，身居高位的人也不知道受到惩戒；但如果稍有小的恶行，就揭露其短处，又伤害了爱戴和尊敬的义理，这就不再是臣子应有的心意了。所以避讳恶行是合乎礼制的，不隐瞒是直率的，将二者贯通，圣人以此立法作为世间的教化。《公羊传》说：‘对于外国，大恶记载，小恶不记载；对于本国，大恶避讳，小恶记载。’如果真是这样，避讳就有固定的标准，但考察经文，却并非如此。在易田事件中，接纳鼎的恶行却不避讳；鲁公入朝比鲁公出朝更轻微，却避讳入朝而不避讳出朝。推究《公羊传》的说法，确实不能让人心安。避讳的方法，也不止一种，有含蓄其辞的，有避讳其名的，有完全隐瞒其事、在经文中完全看不见的。大体上有条例，没有通例。只有《左传》关于盟于扈的两处记载，既称是孔子的书法，又列举通例来申明，知道也是采纳旧章以表达新意，而掩盖恶行、隐藏耻辱，无不是周公的典礼，只是没有一定不变的避讳方法罢了。文公七年，鲁公会见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左传》说：‘鲁公迟到，所以不记载会见的诸侯。凡是会见诸侯，不记载所见的诸侯，是因为迟到。迟到而不记载，是因为该国君主不敏捷。’文公十五年，诸侯在扈地结盟，《左传》说：‘记载说“诸侯在扈地结盟”，是因为没有功劳的缘故。凡是诸侯会见，鲁公不参与就不记载，是为了避讳君主的恶行；参与了却不记载，是因为迟到。会见结盟没有功劳，那么诸侯就不按次序排列。’既然已经作为条例了。如果不是没有功劳的会见，各国都在我掌控之中，唯独迟到不敏捷，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呢？避讳君主的恶行而略去诸侯，就好像诸侯没有功劳一样。文公七年扈地结盟，就是如此。到了文公十五年扈地结盟，责任在于诸侯的无能，虽然鲁公没有参与会见，也不是鲁公的恶行。然而经文与迟到的情况相同，《左传》又重申前面的条例，以说明这不是指这种情况。僖公二年修筑楚丘，《左传》说：‘不记载会见的诸侯，是因为迟到。’桓公十三年，鲁公会见纪侯、郑伯以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作战，《左传》说：‘不记载作战的地点，是因为迟到。’在修筑城池时不记载会见的国家，在作战时不记载作战的地点，所避讳的不同，都是为了避讳不敏捷。宣公七年，鲁公在黒壤会见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左传》说：‘鲁公不参与结盟，因为贿赂而免于祸患，所以黒壤之盟不记载，是为了避讳。’会见和结盟同条例，都使用这种方法，都是为了避讳君主的恶行。庄公十八年，鲁公在济西追击戎人，《左传》说：‘不说他们来，是为了避讳。’僖公十七年，鲁公从防地回来，《左传》说：‘还有诸侯的事务，并且是为了避讳。’襄公三十年，在澶渊会见，因为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左传》说：‘不记载鲁国大夫，是为了避讳。’哀公十二年，孟子去世，《左传》说：‘昭公娶了吴国的女子，所以不记载姓氏。’诸如此类，是含蓄其辞。避讳出逃称为“孙”，避讳被杀称为“薨”，避讳杀害未成君的人称为“防”，避讳杀害大夫称为“刺”。诸如此类，是避讳其名。僖公元年，《左传》说：‘鲁公出逃又返回，不记载，是为了避讳。’文公二年，《左传》说：‘前往晋国，不记载，是为了避讳。’成公十年，《左传》说：‘安葬晋景公，鲁公送葬，诸侯都不在，鲁国人受辱，所以不记载，是为了避讳。’昭公十六年，《左传》说：‘鲁公在晋国，晋国人扣留鲁公，不记载，是为了避讳。’诸如此类，是完全隐瞒其事，在经文中完全看不见。这三种避讳方法不同，但总归于避讳国家恶行的义理。成公十六年在沙随会见，没有见到鲁公，鲁公被阻止，都如此避讳。不避讳的，是因为耻辱轻于被扣留，况且晋国使用侨如的谗言，不是鲁公的罪过。昭公十三年在平丘同盟，鲁公不参与结盟，黒壤和扈地的结盟都避讳，而这里不避讳，是因为鲁国不堪受晋国的索取，谗言邪恶众多，晋国使用邾、莒的控告，不是国家的恶行。各种避讳的条例，有的本于《防书》的制度，有的因于鲁国史书的文字，有的出于圣人的心意。况且后来列举通例而避讳恶行称为合乎礼制，所以说无不是周公的典礼罢了。

将师例

经文的大条例，君主亲自率领军队，只说君主，不说军队。隐公七年，鲁公讨伐邾国之类就是这样。卿大夫率领军队且兵力充足，则军队和将领都记载。隐公二年，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之类就是这样。卿大夫率领军队但兵力不足，则只空举将领的名字。宣公六年，晋国赵盾、卫国孙免侵犯

译陈国这类情况就是这样。大夫率领军队且人数满师，就称“师”。隐公五年，卫国军队进入郕国这类情况就是这样。大夫率领军队但人数不满师，就称“人”。隐公二年，莒国人进入向国这类情况就是这样。之所以这样，为什么呢？《周礼》规定，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二千五百人为一师，五百人为一旅。用兵人数的多少，其数目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重视举大事、动大众，满师就记载；轻视举众少，所以不记载旅。师就是众多的意思，即使是五军、三军，都一律以师为名，意义在于取其众多。定公四年的传文说：“国君出征，军队跟随；卿大夫出征，旅跟随。”因此国君统帅不说“帅师”，卿大夫统帅不说“帅旅”。举出重要的部分，事情自然可以推知。卿大夫出征不符合军队跟随，如果不说“师”，那么军队就看不出来。卿大夫尊贵，自然应该记载名称和师，文辞又需要区别显现，所以将帅和师并举。如果不满师，卿大夫必须自身显现，只举出将帅的名称罢了。旅少不值得记录。大夫的名氏不符合在经文中出现，但所率领的确实众多，师必须自身显现，所以略去不说“人”。如果不满师，一旅的士兵，既然不值得记录，必须空举其将，称之为“人”。“人”就是大夫本人。内部的大夫在经文中，不符合书写为“我人”，所以直接陈述其事。桓公二年进入某地，八年讨伐邾国这类情况就是这样。这类情况显然容易知道，所以传文不发布凡例。那些不完全如此的情况，也是告辞的详略不同，并非全是褒贬的意义。文公十二年，河曲之战，实际上是晋国卿大夫与秦伯交战，但经文记载为“人”。僖公二十七年，围攻宋国，是楚国子玉，但经文记载为“人”。像这样的，传文没有义例，都是他们以无功为耻，以卑微者的身份告辞，因而记载罢了。卿大夫盟会防守无功，就有贬斥而称“人”的义例，征伐也是如此，都在传文中屡次发布，所以可以引类而知。传文没有诸侯称“人”的法度，不可以牵强附会。荆楚偏僻简陋，起初属于夷狄，告辞违背礼制，君臣混杂，不与中原各国标准相同。成公二年以前，也没有将其纳入义例。宣公二年，晋人、宋人、卫人、陈人侵犯郑国。按照传文，郑国接受楚国命令讨伐宋国，囚禁华元，俘获乐吕，这是晋国不兴盛的表现。赵盾兴起诸侯的军队，将为宋国报仇雪耻，却畏惧越椒的众多军队，托辞班师，以辜负诸侯的期望，所以贬斥而称“人”。襄公八年，郑人侵犯蔡国。陈、蔡是楚国的盟国。郑国想要亲近晋国讨伐陈国并进入其中，况且有东门之怨。子产有言辞辩解，所以免于讥讽。等到侵犯蔡国，既没有晋国的命令，又没有正当的言辞，况且对蔡国没有怨恨，却轻举妄动缺乏谋略，从而开启四五年间的不得安宁。所以子国而称“人”，也是用来贬斥他。庄公十年，荆在莘地打败蔡国军队，不称将帅。僖公二十三年，楚人讨伐陈国，得臣不称名，既然尚未将其纳入义例，都是告辞的略写罢了。凡是外域的事情，大体上举国而言。僖公十八年，仅仅记载狄人，都是因为偏僻简陋，不同于中原各国。成公三年，郑国讨伐许国。昭公十二年，晋国讨伐鲜虞。有的可能是当日告辞的略写，有的可能是后人传录的缺失，都不是义例所在。《谷梁传》说：“说晋国视狄为狄，是因为不认为它与夷狄共同讨伐中原各国正当，所以称狄。把鲜虞视为中原各国，这种说法已经悖谬，又何必辩驳其余的呢。”《左传》不为这些发布义例，是知道这不是圣人修订经文的要点，所以不肤浅地引用近世的说法来扰乱它。

译师出例

及伐三

及围一

及救一

防伐三十六

防侵三

防围三

防救四

防战二

以三

次十六

乞师五

宣公七年，鲁公防备齐侯伐莱。《左传》说：“不赞成参与谋划。”凡是军队出动，参与谋划的用“及”，不参与谋划的用“防”。参与谋划的，是志同道合的国家，彼此计议尚未确定，共同商议利害，计议确定后才行动，所以用相连的“及”字。不赞成参与谋划而出兵的，是指不得已而应命，所以用外合的“防”字。这两者都是根据鲁国而言的。鲁公防备伐莱，而《左传》用师出示例，是因为君主出行军队跟随，知道必有军队。而且例文又提到“凡”，大概通指卿大夫率领军队的人，而统括而言。桓公十六年，鲁公防备宋公、卫侯、陈侯伐郑。春天在曹地防备，以谋划伐郑。到夏天才伐郑。按例应当说“及”，然而记载为“防”，是因为郑厉公篡位，忽被接纳，名不正，所以避讳使用不赞成参与谋划的“防”字。成公八年，晋侯派士燮来聘问，叔孙侨如防备晋士燮、齐人、邾人伐郯。事先谋划而不说“及”，是因为盟主的命令上行于下，不是势均力敌的国家，不在例文范围内，所以虽然参与谋划也都说“防”。将要侵伐而用谦卑言辞向别人借兵，叫做乞师。大国对小国，小国对大国，都记载为“乞”。“乞”是不保证能得到的言辞，都是谦辞以促成其计谋，所以都遵循不赞成参与谋划的例。参与谋划必定彼此同欲，乞师则志在乞师者。晋乞师四次，固然出于霸主命令，即成公二年《左传》称臧宣叔到晋国乞师，而鞌之战也不说“及”，是说并非谋划。这就是经书“防”、“及”的意义。僖公二十六年，鲁公率领楚师伐齐，夺取谷地。《左传》说：“凡是军队能左右调动的用‘以’。”这就是经书“以”的例。小国而使用大国的军队，或者势均力敌相互使用，想左就左，想右就右，专断其命运，进退在自己，所以改变“防”、“及”的文辞而记载为“以”。如果是霸主的命令，又不在例文范围内了。庄公三年，鲁公驻扎在滑。《左传》说：“凡是军队住一晚叫舍，住两晚叫信，超过信叫次。”这就是经书“次”的例。用兵崇尚神速，军队久驻耗费财物，所以春秋行军三日以上就记载其驻扎。舍与信，轻微琐碎不记载。军队没有施加行动，驻扎的地方就记载，以显示迟速。庄公三年，鲁公驻扎在滑；八年，军队驻扎在郎之类就是这样。已经记载军队施加行动，就不记载驻扎，以事情适宜，不是为了虚设驻扎。那些军队久驻而不说驻扎的，就是这样。已经记载军队施加行动，又记载驻扎的，意义在于取驻扎。僖公四年，于是伐楚，驻扎在陉；十五年，在牡丘结盟，于是驻扎在匡就是这样。春秋有记载“次”在事情前面的，“次”以成就事情。僖公元年，驻扎在聂北，救邢之类就是这样。有记载驻扎在事情后面的，事情完成而驻扎。襄公二十三年，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晋，驻扎在雍榆之类就是这样。跟随其事实，不是义例。《公羊传》说：“为什么先说驻扎而后说救？因为是君主。为什么先说救而后说驻扎？先通达君命。”这都是臆测，不得其实。“次”作为例，只是记载军队行动，不寄托褒贬。聂北、雍榆，《左传》都说：“礼，是善其事，不是善其驻扎。”而在“次”这一字上生义，就沉溺了。以上三例，凡是称师明确的，都是为师发例，不是师出就不在此例。如果鲁公防备戎于潜的“防”，鲁公及邾仪父盟于蔑的“及”，以蔡侯献舞归的“以”，次于干侯的“次”，像这类，不可枚举。既然不是战伐之事，不必全部牵强附会。“遂”是两事的文辞。春秋君臣的出行，因彼及此，都记载为“遂”，记事之宜，不是例文所加。僖公四年，侵蔡，蔡溃，于是伐楚。桓公八年，祭公来，于是迎王后于纪。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到京师，于是到晋。桓公十八年，鲁公防备齐侯于泺，鲁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到齐。像这类，本来谋划为两事。僖公六年，伐郑，围新城。楚人围许，诸侯于是救许。庄公十九年，公子结送陈人的妇到鄄，于是及齐侯、宋公结盟。像这类，本来未谋划而因事便行。只要有兩事，就记载为“遂”，不区别其本来谋划与否。《公羊传》说：“‘遂’是什么？生事。”不尽然。大夫出边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的，就专断。文公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防备晋赵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防备雒戎盟于暴。《左传》说：“记载为‘公子遂’，是珍视他。四天之间，不容回报，虽然专命而盟，患难俱解，所以不用‘遂’事的文辞，重举名氏以贵之。”公子结本来以送陈而出，听说齐、宋有防备，权宜以盟二君，既非君命，又失陈好。到冬天，三国来伐，无善可褒，所以不重书名氏，然而也无贬，本来欲安社稷、利国家。襄公十年春，防备吴于柤。夏五月甲午，于是灭偪阳。《左传》说：“记载为‘遂灭偪阳’，是说自防。”诸“遂”

译都不记载传文，唯独在这里说“书曰”的，是孔子所修改的。旧史大概另外记载诸侯灭掉偪阳，孔子修改而记载“遂”，以显示因为防御而灭国，用来彰显其过失。“遂”字只是借用来表明事情的原因，其实善恶取决于事情本身，不取决于“遂”字。“遂”作为用词，不专用于军队，军队出动也使用它，而且不是常例。所以附在此处。

译侵伐条例

伐二百一十一例

侵六十例

袭一例

围四十四例

救二十三例

追二例

戍三例

城六例

庄公二十九年，郑国军队侵犯许国。《左传》说：凡是军队出征，有钟鼓之声的称为“伐”，没有钟鼓之声的称为“侵”，行动轻捷迅速的称为“袭”。这三种称谓是用来区别兴师用兵的不同状态的。《周礼·大司马》掌管九种征伐的法度：对于残害贤良的人就征伐他，对于依仗险固不服从的人就侵犯他，而没有“袭”的名称。然而礼制中还有另外七种名称：叫做“眚”、“坛”、“削”、“正”、“残”、“社”、“灭”。《春秋》中没有记载这些事情的，《左传》就不发布相关的凡例，而“灭”与“入”分别列为不同的条例，这就是所谓《左传》删减旧有章法以成文的情况。

鸣钟击鼓以声讨其罪过而征讨他，像这样的情况，《春秋》经文记载为“伐”。僖公四年，齐国征伐楚国。《左传》称齐国责备楚国不进贡包茅，导致周昭王未能返回。文公十七年，晋国征伐宋国。《左传》称讨伐的理由是：为什么杀害国君？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隐藏钟鼓之声，秘密派兵入境以凌驾于对方之上，像这样的情况，《春秋》经文记载为“侵”。庄公十五年，郑国军队侵犯宋国。《左传》称诸侯为宋国征伐郳国，郑国人趁间隙侵犯宋国。僖公三十三年，狄人侵犯齐国。《左传》称是因为晋国的防备。这类情况就是如此。

加倍行军速度，轻装简从，趁对方不备而突然袭击，像这样的情况，《春秋》经文记载为“袭”。襄公二十三年，齐侯袭击莒国。《左传》称齐侯从晋国回来，不进入国都，于是袭击莒国。就是如此。

《公羊传》说：粗疏的称为“侵”，精细的称为“伐”。《谷梁传》说：掠夺人民，驱赶牛马称为“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称为“伐”。三传的说法不同，考察文字含义，以《左传》为优。襄公十九年，晋国士匄率领军队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设防，就撤军返回。《左传》说：听说丧事而撤军，是符合礼制的。《左传》既然称其符合礼制，那么军队不攻击丧事，必定有常定的制度，符合礼制的常规，即使不等待国君的命令也可以。详细记载军队到达的地方以及撤军的情况，是赞美其符合礼制。

《春秋》记载战争，战败记载被俘获，记载追击和救援，记载包围和攻入，记载灭亡和夺取，这些都是侵犯征伐用兵的事情。《左传》的凡例有数条，按类别相从，现在也各自立为篇章，以便相互阐发。包围、救援、追击、戍守，《左传》没有说明凡例，统一附在此篇之内，是因为其义理不可遗漏。

《公羊传》说：战争不提及征伐，包围不提及战争，攻入不提及包围，灭亡不提及攻入。这种说法虽然接近正确，然而战争、包围、灭亡、攻入事情本来不同，难以作为大的凡例。况且征伐夺取、征伐包围本来多有兼用的情况，既然无关褒贬之义，也是旧史官根据报告，有的详细有的简略罢了。

环绕攻击称为“围”，聚集兵力防守称为“戍”，彼此互相救援称为“救”，修缮都邑称为“城”，敌人离去而跟踪追击称为“追”。这些都没有固定的凡例，只是就事立文而已，褒贬讥讽的意义另有所在。

僖公元年，齐国军队、宋国军队、曹国军队为邢国筑城。《左传》说：这是救援祸患。凡是诸侯霸主救援祸患、分担灾难、讨伐罪过，是符合礼制的。桓公作为诸侯霸主，邢国迁移如同回家一样，赞美他符合礼制，所以详细叙述三师的事迹，《左传》因此发出救援祸患的凡例。然而赞美在于救援祸患，不在于筑城。僖公十四年，诸侯为缘陵筑城。《左传》说：“不记载人名，是有缺漏。”这不是贬低吗？救援也是美名。文公九年，公子遂会同晋人、宋人、卫人、许人救援郑国。《左传》说：“卿大夫不记载名字，是因为迟缓。用来惩戒不恭敬。”这不是贬低吗？

庄公十八年，鲁庄公在济西追击戎人。《左传》说：“不记载戎人前来，是避讳。边境没有防备，戎人前来不知道，所以避讳不称其侵犯。”僖公二十六年，齐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僖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完备地记载，这是无可避讳的了。

包围国家的直接记载“围某”，庄公八年，鲁军和齐军包围郕国；僖公六年，楚人包围许国之类就是如此。包围城邑的记载“伐某国，围某邑”，隐公五年，宋人征伐郑国，包围长葛；僖公二十三年，齐侯征伐宋国，包围缗之类就是如此。大概不依附于国家或城邑，就无法知道征伐国家夺取城邑的人，也是这样。

昭公二十三年，晋人包围郊地，郊地不依附于周，是因为《春秋》的法度，大都以名称通行的不依附于国家。庄公三十二年，为小谷筑城，《左传》称是为了管仲，而不依附于齐国；僖公二年，虞师、晋师灭亡下阳，是虢国的城邑，而不依附于虢国；成公七年，吴国攻入州来；昭公十三年，吴国灭亡州来，是楚国的城邑，而不依附于楚国。由此可知《春秋》有大都名称通行的凡例。

隐公六年，宋人夺取长葛，长葛不依附于郑国，是因为前年宋人征伐郑国，包围长葛，郑国的城邑可知，这里是遵循省略文字的写法，而不是大都名称通行的凡例。如果实际上不是其城邑而依附于其国家的，那么是孔子偶然展示变例以表明义理，又不是书法的常规。

襄公元年，包围宋国彭城，《左传》说：“不是宋国的土地，是追记。”于是为宋国讨伐鱼石，所以称宋，而且不登载叛人。称之为宋。志十年，戍守郑国虎牢，《左传》说：“不是郑国的土地。”说将要归还，这些都是圣人修订，特意设立不同的文字，而不是鲁国史官的旧例。

庄公二年，公子庆父率领军队征伐于余丘；三十年，齐人降服鄣；闵公二年，齐人迁移阳。这三者既不是大都，又无所依附可知，都是附庸的国家。《公羊传》说：“于余丘，是邾娄的城邑，不依附于邾娄，是把它当作国家。因为国君在那里。”国家自为国家，城邑自为城邑，难道能因为国君存在而混淆它们的名称吗？《公羊传》、《谷梁传》又说：“鄣，是纪国的遗留城邑。纪国灭亡已经二十多年，其国家不能自存，哪里能有孤立的城邑？历

译很久才降服吗？」这两家错误荒谬的说法，常常是这样，难怪杜预将其视为异端邪说。

译战败的体例

败师十六次

战二十三

败绩十五

克一

取师三

王师败绩一

庄公十一年，鲁庄公在鄑地击败宋国军队。《左传》说：“宋国军队还没有摆开阵势就逼近他们，在鄑地打败了他们。”大凡军队交战，敌人没有摆开阵势而击败他们，称为“败某师”；双方都摆开阵势称为“战”；大败溃散称为“败绩”；俘获敌将称为“克”；包围并击败他们称为“取某师”；周天子的军队战败称为“王师败绩于某”。这是《春秋》记载战败的通用体例。敌人没有摆开阵势，使用权谋诡诈取胜，使对方不能列阵；即使列阵了但不能发挥作用，也按没有摆开阵势来书写。这一年鲁庄公在鄑地击败宋国军队。昭公元年，晋国荀吴在大卤击败狄人，《左传》都说“没有摆开阵势就逼近他们”，这就是没有列阵的情况。庄公十年，鲁庄公在长勺击败齐国军队，等到齐人三次击鼓，士气衰竭才战胜他们。定公十四年，越国在欈李击败吴国，让罪人拿着剑，欺骗吴国而攻击他们。这两种情况敌人虽然已经列阵，但使用权谋战胜他们，这就是列阵而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昭公五年，叔弓率领军队在蚡泉击败莒国军队，《左传》说：“莒国没有摆开阵势。”再次说明体例，是因为担心君臣之间的区别。昭公二十三年，吴国在鸡父击败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左传》说：“不写‘战’，是因为楚国没有摆开阵势。”再次说明体例，是因为担心与“陈”（阵）字相混淆。两军对垒，坚固而有准备，权谋一概无法施展，成败取决于意志和力量。这时书写“战”，军队溃败，像河岸崩塌山崩一样，丧失其功绩，这时书写“败绩”。有的情况是，双方尚未交锋，成败各自收敛，所以有只写“战”不写“败”的情况。至于没有摆开阵势却书写“战”，以及实际战败却不写“败”，都是根据告捷文书来记录的。文公七年，晋国人在令狐与秦国人交战，晋国忌讳食言，虽然夜间逼近秦军，却以交战来报告，所以不写败师而写战。昭公十七年，楚国人与吴国人在长岸交战，吴楚两军都战败，都不肯报告，所以写战不写败绩。宣公十二年，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在邲交战，晋军战败，上军摆开阵势，荀林父才战败，所以战和败都书写。败绩都称“师”，有的称“人”。成公十六年，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交战，楚子、郑师战败，军队没有溃散，楚子眼睛受伤而退兵，所以指事而言。僖公十五年，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俘获晋侯，君主虽然被俘，但战马陷入泥沼，军队实际上没有大溃散。僖公二十八年，晋侯、齐师、宋师、秦师与楚人在城濮交战，楚师战败，《左传》称左右军溃散，子玉收容他的部下而停止，经文写败绩，是因为败多而存少。成公十六年，楚子、郑师战败，《左传》称子反说：“我的部下确实逃跑了。”经文不写师败，是因为败少而存多。国内英勇杰出的人，才力足以服众，威权足以自固，进不能成为外寇，强敌退却，狡诈勇猛有两位君主的形势，战胜他们，就不说对方败绩，而写所克的名字。隐公元年，郑伯在鄢地战胜段，《左传》说：“像两位君主，所以说克。”就是这件事。威力兼备，像罗网覆盖，全军被俘，称为取师。哀公九年，宋国皇瑗在雍丘俘获郑国军队，《左传》称皇瑗包围郑军，营垒合围，郑军哭泣，这是自知必死没有逃脱之路了。让有才能的人不死，是一军生死全在宋国手中。取师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王者无敌，天下没有人能与他交战，所以他的战败，不写“战”，而直接以自败来书写。成公元年，王师在茅戎战败，就是这件事。这六种是记事的通用体例，内外没有不同的称呼。《公羊传》说：“内不言败，言战乃败矣。”对于干时之战则说：“不赞成公复仇。”《谷梁传》说：“中国与夷狄不言战，直曰败之。”两个夷狄说：“败于鸡父，则说中国不败。”胡子髠，沈子盈，他们灭亡了吗？说他们战败，是解释他们灭亡。对于长岸之战则说：“进楚子曰战。”既设立区别，又曲解以求通达，违背原意而产生体例，用意虽然勤勉，不如《左氏》的彰明。战必由伐，所以《春秋》言战即不言伐。伐者，讨罪之辞。若言战而先言伐，皆罪彼所伐之国，我以钟鼓声讨其罪，彼不服而敢战，用两书伐战，以深责之。庄二十八年，齐人伐衞，衞人及齐人战，是也。桓十二年，及郑师伐宋，战于宋，传曰：“宋无信也。”彼无信，故言伐言战，直书战于宋者，尤其无信，以彼独战为文也。桓十年，齐侯、衞侯、郑伯来战于郎，传曰：“我有辞也。”故不称侵伐，我有辞，故不言伐，恶其无礼，亦以彼独战为文也。二者不言及某战，皆不令彼与我敌，所以痛责之焉。战必先期，战地是为战所。桓十三年，公防纪侯、郑伯及齐侯、宋公、衞侯、燕人战，传曰：“不书所战后也。”纪、郑先至，期战，公后不及期，犹与诸侯共其成败，故备书诸国而不言地，是则为内讳尔。夫兵加于人一也，曰伐、曰侵、曰袭，而其状分焉。临敌一也，曰战、曰败师、曰取师，而其状分焉。防书如是，所以区别其名，昭然可知

译也。而《左传》《公羊传》却在中原与夷狄之间建立学说，不也太偏狭了吗？《春秋》作为公平宽恕的著作，又在哪里体现呢？

译执获例

执君十三

执臣十

执行人六

执单伯、子叔姬各一

君灭一

获君一

获臣五

得一

献捷二

归俘一

成公十五年，晋侯抓获曹伯，押解到周天子都城。《左传》说：“（晋侯的暴行）没有波及曹国百姓。”大凡国君对百姓无道，诸侯征讨并抓获他，就记载为“某人执某侯”，否则就不这样记载。“执”是征讨罪行的措辞。《春秋》中抓获国君的事例有十多起，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这不是体例所强加的，而体例只在于抓获者所称呼的名称。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树立国君，让他们管理百姓以作为百姓的主宰。如果国君在百姓之上肆意妄为，百姓心怀怨恨仇视，诸侯征讨并抓获他，就顺从众人的征讨，文中称“人”来抓获。僖公五年，晋人抓获虞公。《左传》说：“这是归罪于虞公，并且说明事情容易。”贪图璧玉和骏马而拒绝忠言劝谏，等同于无道。波及百姓，晋侯借道攻取虞国，而称“人”来抓获，就是这样。倘若自身行为不义，但恶行没有波及百姓，即使抓获他，也不称“人”。晋侯抓获曹伯，就是这样。那些称“人”来抓获的，未必都有加害百姓的罪行。当时各国通报，想要加重其罪责，大多以加害百姓为说辞。国史沿袭这种说法来记载，而简牍上的记录都保存下来。孔子借此显示虚实，以阐明得失。僖公二十一年，抓获宋公用来讨伐宋国。宋国无德却争夺盟主地位，为诸侯所痛恨，所以不说楚人抓获，而是总括显示众国共同抓获的文辞来贬斥他，这是又一个体例。行人是用来沟通两国情谊的，古代上面有飞箭传递，下面有驿马奔走。成公九年《左传》说：“两军交战，使者在其间是可以的。”这就是体例。如果肆意发泄愤怒、迁怒于人，快意地派遣使者，好比豺狼求食而已。经文在此明显称“行人”以归罪于抓获者。行人六条传文，阐发其中三条。襄公十一年，楚人抓获郑国行人良霄。《左传》说：“记载行人，是说他是使者。”昭公八年，楚人抓获陈国行人干徵师，杀了他。《左传》说：“罪责不在行人。”昭公二十三年，晋人抓获我国行人叔孙婼。《左传》说：“是说他是使者。”凭借良霄来彰显行人的事理，凭借干徵师来显示无罪的意义，凭借叔孙婼来统一内外称呼，那么其余三人就都能随体例而知晓了。涛涂、宁喜之类，罪责在他们自身；郑詹、行父之流，因为执政而受罪，本来不是使者，按实情记载，都归罪于他们。郑国祭仲前往宋国，既非防务也非聘问，借此被诱骗，却以行人身份应命，不能为节操而死，挟持伪诈以篡夺其君位，这应该称行人而不称，这就是祭仲的罪过了。只有王室使者不在行人体例之内，无论有罪无罪，诸侯不得抓获，所以不称行人。妇女也没有拘捕的道理。文公十四年，齐人抓获单伯；齐人抓获子叔姬。所抓获的都是不该抓获的，直书其事而意义不可见。与抓获者征讨罪名的名义，无论抓获国君还是臣子，按法应当押解到周天子都城。大概诸侯不得互相治理，按礼应当由天子治理。定公元年，晋人在周天子都城抓获宋国仲孙蔑，在周天子身边抓获人然后押解回去，很久才押解到周天子都城，所以只记载所抓获的人，不记载押解到的地方。至于有的抓获后押解回去，有的押解到诸侯国，都不是合适的地方；有的又释放他，舍置他，杀他，用他，都不是合适的事。诸如此类，《左传》虽然没有阐发体例，明显记载其事，而意义自然明了。战获的名称，国君战死叫“灭”，大夫无论生死都叫“获”。昭公二十三年，吴国在鸡父击败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胡子髠、沈子逞战死，抓获陈国夏齧。《左传》说：“这是君臣的措辞。”这就是体例。国君是社稷的主宰，与社稷宗庙共存亡。而自身死在敌国，国家虽然存在，也记载为“灭”。胡子、沈子战死，《左传》说：“我们的国君死了。”就是这样。那些因战伤而死的人，虽然战败但没有被擒获，所以不记载为“灭”。至于国家灭亡而国君存活，即使出逃，如果押解回去，也都记载为“灭”。只是那种“灭”的字在上，这种“灭”的字在下罢了。贯通战败、灭亡、入侵之间，国君被擒获在外，就说“以归”；在内，就说“以来”。庄公十年，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国军队，把蔡侯献舞押解回去。哀公七年，入侵邾国，把邾子益押解来。就是这样。僖公十五年，晋侯与秦伯在韩地交战，抓获晋侯。晋侯背弃贿赂没有亲信，刚愎自用违背占卜，秦人抓获他。经文不记载“以归”，而称为“获”，是贬低随从臣下的体例。怎么知道大夫无论生死都叫“获”呢？宣公二年，在大棘交战，抓获宋国华元。《左传》称华元逃归，这是活捉。哀公十一年，在艾陵交战，齐军大败，抓获齐国国书。《左传》称归还国子的首级，这是死获。那么“获”是大夫的名称，而加在晋侯身上，难道不是贬低吗？贬低的称呼，难道能举为例吗？《公羊传》说：“国君死在位上叫灭，活捉叫获，并不完全如此。”定公九年，得到宝玉、大弓。《左传》说：“记载说得到器物。大凡获得器物叫得，使用器物而有收获叫获。物品制成器物可被人使用，宝玉、大弓就是这样。使用器物而有收获，比如麒麟为田猎所获，俘虏为战争所获，俘虏就是被获的大夫。”军队抓获的俘虏献给上级，叫做献捷。庄公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左传》说：“不合礼。大凡诸侯有对四夷的功劳，就献给周王，周王以

译对夷狄要警惕，对中原各国则不必如此。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鲁僖公六年，齐国人送还卫国的俘虏。《左传》说：“卫国是宝物，所谓‘遗’是指赠送敌国的物品，‘归’也是赠送的意思。赠送俘虏已经不合礼法，何况又失礼地称‘献’呢？这两种情况都受到讥讽。鲁僖公二十一年，楚国人派宜申来献捷。宋国的捷报并非征伐四夷的战功，其中的讥讽之意已经很明显。不提及宋国，是因为上文已说讨伐宋国，省略文字便可明白。《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捷报？是为鲁襄公避讳。’《谷梁传》说：‘不承认楚国的捷报吗？是因为宋国。’道理在此处，却去别处寻求，这难道不是画蛇添足的说法吗？

译灭取例

灭国二十九

大去一

亡一

取国四

灭邑三

取邑十五

入国二十三

入邑四

归邑田五

堕邑二

取田五

假田一

疆田一

迁十

降二

文十五年，晋国郤缺率领军队攻打蔡国，戊申日攻入蔡国。《左传》说：“凡是战胜一个国家叫做‘灭’，攻占一座大城叫做‘入’。”宣公九年，攻取根牟。《左传》说：“这是说容易。”成公六年，攻取鄟。《左传》说：“这是说容易。”襄公十三年，攻取邿。《左传》说：“凡是记载‘取’，是说容易；动用大军才叫‘灭’，不占有土地叫‘入’。”昭公四年，攻取鄫。《左传》说：“这是说容易。鄫国背叛而来，所以叫‘取’。”凡是攻克城邑而没有动用军队叫做‘取’，‘灭’、‘取’、‘入’这三者，是说明国家和城邑的通用规则。国家称‘灭’，城邑称‘取’，这是常理。《春秋》实际上并不区分国家和城邑，只根据事情的难易来措辞，这大概是典章防范的旧法。《左传》在文十五年已经阐发了‘灭’、‘入’的规则，到襄公十三年再次阐发，是因为军事行动所施加的对象，不能一一详细列举，所以举出旧有的典章规则来类推说明。大军陷敌，断绝其社稷，占有其土地，称为战胜国家，则通称为‘灭’。如果动用正规军队且用力沉重，即使攻获大都，得到却不占有，只以‘入’来表述罢了。然而国家不等同于城邑，城池不包含土地，灭城邑必定要动用大军，所以再次阐发规则。敌人抵抗作战，斩杀俘获，用力艰难沉重，即使是城邑也称‘灭’。不运用军队以及运用军队而不劳苦，即使是国家也称‘取’。那些国家城邑而不占有其土地，通称为‘入’。庄公十三年，齐国人灭遂；僖公十七年，灭项；像这类，是灭国。隐公六年，宋国人取长葛；十年，取郜、取防；像这类，是取邑。僖公二年，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下阳；昭公十三年，吴国灭州来；这是灭邑。根牟、鄟、邿是取国。郤缺入蔡之类是入国；成公七年，吴国入州来之类是入邑。所以说：“这三者说的是国家城邑的通用规则。”《左传》阐发‘取’的规则有四次，而都说容易，以鄫为例，阐发凡例又说不用军队，不用军队就是容易的状况。规则说攻克城邑，而鄟、邿、根牟都是国家，可知国家和城邑称呼相同。阐发‘取’规则的这四次，邿动用了军队，鄫接受溃败叛离，鄟是附庸，根牟是夷狄，四者各不相同，所以每件事都加以阐明。邿是小国，既非城邑也非夷狄，因此用凡例附会它。取鄫的规则说不运用军队，怎么知道运用军队而不劳苦？也说‘取’鄫邑。又叛离而来，即使解甲收兵，也可以坐收其利。如果各国之中，各有君长，僖公三年，徐国人取舒，舒又是蛮夷中的大国。难道是不烦劳一旅之师，可以完全用虚言恐吓他们吗？如果是这样，就应当记载‘降’，不应当记载‘取’了。《春秋》中伐国取邑的很多，既然称‘伐’，应当必定有军队。僖公二十六年，鲁公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取谷。宣公十年，公孙归父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取绎。这两者在经文中，又明显称‘师’，难道都是整顿军队而不使用，而各城邑望风来附吗？所以知道所谓‘取’，或者是趁其衰乱，或者是接受其溃败叛离，或者是用少量军队而不顿兵劳力，或者是因伐国而以余力得到城邑，通称为‘取’，像取像携，是说它容易。而不运用军队，尤为更容易，这种事也很多。《左传》因鄫来申明其规则，其实运用军队的很多。‘取’城邑既然容易，那么‘取’田也容易。成公二年，取汶阳田，向盟主乞师，兴兵伐齐得到它，既然艰难，却也记载‘取’，是因为晋国让齐国人归还我鲁国，不加兵，所以从容易的角度来说罢了。隐公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我进入祊。桓公元年，郑伯用璧借许田，祊是郑国祭祀泰山的城邑，它的田地靠近鲁国；许是鲁国朝宿的城邑，它的田地靠近郑国，而有周公的庙。郑国想用祊交换许田，各自从本国的适宜出发，用谦逊的言辞来请求，请求放弃泰山而祭祀周公，所以派宛来归还祊。经文说‘入祊’，不肯接受，而占有其土地。桓公元年，郑伯再次请求交换祊田，实际上是用祊交换许田，而经文记载‘璧假’，鲁国不应当听从郑国祭祀周公，又不应当取祊田，说如果进献璧玉来借田，不是长久交换，这是史官避讳恶行的言辞。《春秋》的‘取’规则有二：用于军队，则是覆灭而击败它；加于国家城邑土田，都说容易。‘入’规则也有二：在于归复，则是国家逆乱；施于国家城邑土田，都不占有土地。文字相同意义不同，恰好适合立文的适宜罢了。各种田地记载‘来归’‘归我’‘归之于疆田’，都是因为史官成文，详细记录内事，没有义例。定公十二年，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毁坏郈；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毁坏费。‘堕’是毁坏其城邑。三都强大，以夺取三家的权力，陪臣执掌命令，下位凌驾上位衰替，所以仲由毁坏它们，孔子不禁止，率领军队登台，仅而获得成功，直书其事，以显示三家的强大，也没有规则。文公三年，秦国人攻打晋国，《左传》称‘取王官及郊’；襄公二十三年，齐侯攻打卫国，于是攻打晋国，《左传》称‘取

译“朝歌”二字，都书写“伐”而不书写“取”。隐公四年，莒人攻打牟娄，夺取了牟娄，“伐”和“取”都书写，这是因为对方只报告了“伐”而没有报告“取”，而这里“伐”和“取”都报告了，这就好比攻打国家、包围城邑，有的书写有的不书写，并非体例所特意增加，都是根据报告的辞令来决定详略罢了。灭掉国家并俘虏其国君，说“以归”；其国君逃亡，说“奔某”。庄公十年，齐国军队灭掉谭国，谭国国君逃奔到莒国。僖公二十六年，楚国人灭掉夔国，把夔国国君带回来，就是这类情况。如果不说“以归”，也不说“奔”，大概是因为其国君已经死了。这些都是根据事实来书写，都不是义例的规定。只有秦人夺取梁国，孔子用变化的文字来贬斥它。僖公十九年，梁国灭亡，传文说：“不书写其国君，是因为梁国自取灭亡。”做事不合时宜，就会在民众中引起怨恨。梁伯白白兴造无益的工程，欺诈地声称没有危害的寇患，扰民并激起大国的野心，灭亡的征兆已经预先显现了。用自取灭亡的文字来书写，并不是夺取者的罪过。庄公四年，纪侯大大地离开他的国家，传文称“把国家给了季氏，社稷有了供奉，所以不说‘灭’；没有被逼迫驱逐，所以不说‘奔’。不忍心受屈辱，自己违背国家，‘大去’是不再回来的意思。”当时的史官根据实际情况而言说，孔子沿用了它，传文中没有书写“曰”，所以书写的文字，知道这不是圣人的新意了。《春秋》的体例，灭掉同姓国家要书写其名。僖公二十五年，卫侯燬灭掉邢国，传文说：“因为是同姓，所以书写其名。”这就是体例。灭掉国家本身就不对，而亲近的人互相残杀，罪恶尤其严重，所以斥责其名来定罪他。僖公五年，晋国人拘捕虞公，正是显示定罪虞国的体例。况且晋国人修缮虞国的祭祀，把贡品归还给周王，因此免于被指责灭掉同姓国家。僖公二十六年，楚国人灭掉防国，防国有不祭祀的罪过，亲近的关系已经断绝，因此没有贬斥。襄公六年，齐侯灭掉莱国，莱国人倚仗计谋不防备齐国的命令，齐侯把莱国人迁徙到郳地，没有断绝他们的世系，所以也没有指责。既然“入”已经以不占有土地为体例，所以那个国家虽然断绝，也只说“入”。僖公三十三年，秦国人进入滑国，传文称“灭掉滑国而返回，不占有它的土地。”闵公二年，狄人进入卫国；哀公八年，宋公进入曹国。根据传文都是灭掉国家夺取土地，而都不书写“灭”，为什么呢？狄人没有正式的文书报告，卫国的君臣全部死亡。齐桓公想要保存卫国，向诸侯宣告，说狄人已经离去，不能占有它的土地了，所以不书写“灭”而书写“入”。曹国人背叛晋国，侵犯宋国，宋国军队前往讨伐，已经返回后又辱骂他们，愤怒而再次返回，于是灭掉了曹国。灭掉曹国并非本意，所以用“入”来报告。《公羊传》说：“避讳同姓国家的灭亡。为什么避讳？同姓国家的灭亡，有能力救援却不救援。”此前有能力却不救援的情况很多，为什么到这时才指责呢？此时已经非常衰微，还有什么力量呢？迁徙其民众说“迁”，胁迫而使其服从说“降”。僖公元年，邢国迁徙到夷仪；三十一年，卫国迁徙到帝丘；成公十五年，许国迁徙到叶；昭公九年，许国迁徙到夷；十八年，许国迁徙到白羽；定公四年，许国迁徙到容城；哀公二年，蔡国迁徙到州来。都是他们自己想要迁徙，所以用自迁的文字来书写。庄公元年，齐国军队迁徙纪国的郱、鄑、郚，十年宋国人迁徙宿国，闵公二年齐国人迁徙阳国，都是被迫迁徙，所以用齐、宋作为主语来书写。庄公八年，军队和齐国军队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国军队投降，那是畏惧而来投降。三十年，齐国人使鄣国投降，这是远远地用兵威胁迫他们。这些都是根据事实来书写，不是体例。世道太平时，八种权柄掌握在大宰手中，九种征伐之法由夏官统领治理，不会不混乱。周公于是设立“灭”、“取”的名称，作为防止书写的法则，然而典籍中有其称号，周官没有完备其文字，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圣人厌恶这种情况很久了。“迁”、“降”二字，即使典籍中也没有其体例，总都是乱世的事情。《春秋》对于争夺国家、掠夺土地，没有看到好的文字。齐襄公逼迫纪国，而《公羊传》夸大其复仇，唉，这也是不思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