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属辞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属辞》十五卷，元代赵汸撰写。赵汸对《春秋》的研究用力极深。至正丁酉年，在初步完成《集传》初稿后，又因《礼记·经解》中的话语，领悟到《春秋》的要义在于通过比较史实、连缀文辞来体现，于是进一步推究孔子删改史书的界限，撰写了这本书。他确立的条例共有八条：一是保存并阐明书写的大体原则，二是借助删改来行使权变，三是改变文辞以显示意义，四是辨析名分与实际的界限，五是谨慎区分内外之别，六是特别用笔以正名分，七是依据日月来明确类别，八是文辞顺从当事者。他的学说以杜预的《释例》、陈傅良的《后传》为基础，但也多有补充和纠正。赵汸《东山集》中有《与朱风林书》说：“认为《春秋》是随事删改，决无固定条例，前辈这样说的人也很多。直到丹阳洪氏的学说出现，这段公案才不容再提。他说：‘《春秋》本来没有条例，学者根据行事的事迹来制定条例，就像天本来没有度数，历法家根据周天的数目来制定度数。’这个论述很恰当。至于黄先生则认为：‘鲁国史书有条例，圣人经典没有条例。并非没有条例，而是以义理为条例，隐含而不显露。’这就更加精妙了。如今赵汸所编纂的，却是比事属辞的方法，其中异同详略，触类旁通，自成义例，与先儒所编纂解释的截然不同。由此可知，用条例来解说经典，固然不足以了解圣人；而用一切笼统的说法来自欺欺人，且漫无统纪的，也不足以谈论《春秋》。因此只用‘属辞’来命名此书。”又有《与赵伯友书》说：“承蒙您撰写笔削行状，作《黄先生传》，特此奉上《师说》一部、《属辞》一部。尊兄既然熟悉行状，又阅读了《师说》，那么对于六经复古之学的艰苦缘由，已大致了解。然后仔细勘读《属辞》一遍，才知道我怀抱此志二十多年，并非不得已才停止，勉强依附传注家以博取当世名声的意思。这本书参互错综，似乎不易阅读，但其大体只是属辞比事的方法，没有一个义理是凭空捏造的。”等等，他论述义例颇为确切，自我期许也很高。现在看他的书，删除繁琐内容，分为八类，较诸家更有条理；而门类多的失之纷乱，门类少的失之牵强附会，这两种弊病也大致相当。至于日月一例，不出公羊、谷梁的窠臼，尤其嫌其迂回曲折，所以仍被卓尔康讥讽【语见卓尔康《春秋辨义》】，大概是因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吧。然而他的书淹通贯串，依据传文探求经文，多由考证得出，终究不像其他家的臆测之说。所以虽然穿凿附会不能尽免，但宏纲大旨可取之处很多，前有宋濂序，所论《春秋》五变，均切中那些空腹游谈之弊，现在一并录下，使那些凭臆测解说经典的人知道情状不可掩盖。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属辞原序

《春秋》是古代的历史记载，夏、商、周都有。到了我们的孔子，则依据鲁国的史书加以修订，作为万代不可磨灭的经典，它们名称虽然相同，实质却不同。因为在鲁国史书中，有史官一定的方法；在圣人经典中，则有孔子删改的旨意。自从鲁国史书失传，学者不再能看见，来验证圣人经典所记载的内容，往往混为一谈，不能加以辩明。幸好左氏传还保存着鲁国史书的遗法，公羊、谷梁两家多列举书与不书来显示义理，圣人删改的旨意粗略可以追寻。然而他们的偏蔽在于，左氏以史法作为经文的书法，公羊、谷梁虽然详于经义，但也不知道应当言说史例，因此两方面都失当了。左氏的学说既已盛行，杜预为之作注，他对史例的推究颇为详细。杜氏之后，只有陈傅良依据公羊、谷梁所列举的书法，来考正左传删改的大义，最为有证据。这固然是读《春秋》的人所应当尊崇的，但可憾的是，这两人各自滞于一偏，未免像前面的偏蔽一样。如果有谁能防范并综合它们，区分并辨别它们，那么《春秋》的义理就会像日星一样昭明了。无奈习学者大多忽视而不加察究。那些致力于此而发掘千古不传秘密的人，就是赵君子常这个人吧！子常早年从九江黄先生楚望学习《春秋》，先生的志向是以阐明六经的晦涩为己任，他的学问以积思自悟、务必求得圣人之心为本。曾经对子常说：“有鲁史的《春秋》，则从伯禽到顷公就是；有孔子的《春秋》，则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就是。必须先考订史法，然后圣人的删改才可以求得。”子常接受他的学说回去，日夜思考，忽然有所得，查考左传、杜注，完备地看到鲁国史书的旧法，鲜明地可以列举。急忙前往向先生请教，而先生去世已经很久了。子常更加竭尽精力，几乎废寝忘食，像这样过了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领悟，并且认为《春秋》的方法，在于属辞比事罢了。于是分离分析，分部排列，分别义例，确立八体来布列，汇集杜、陈两家的长处而舍弃他们的短处，有未及之处辩明并补充。哪些是史策的旧文？哪些是圣人的删改？

译（万物）全都有所依附。凡是晦涩难懂、经历数百年都无法决断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于是编撰成十五卷，命名为《春秋属辞》。唉！世间谈论《春秋》的人，到此也可以定论了。我宋濂曾经阅览简策所载，谈论《春秋》的多达数十百家，探求其大概，共有五次变化。第一次变化，是《春秋》三家竞相成为专门之学，各自坚守师说，所以有墨守成规、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议论。到了后来，有人觉得这种胶固已深而不能行远，于是仿效《周礼》中调人的意义来调和和解，这是第二次变化。又后来，有人厌恶其是非淆乱而不以经文为本，选择其中可取的保留，不可取的舍弃，这是第三次变化。又后来，解释者众多，实际上超出了三家之外，有志之士荟萃成编，于是《集传》《集义》之类的书越来越兴盛，这是第四次变化。又后来，担忧常说的话不足以耸人听闻，争相以标新立异来争雄，割裂书法，牵强附会各类条目，喧哗着自以为高明，更严重的甚至分配《易经》的卦象，逐事去充实它，这是第五次变化。这五次变化纷扰不定，大概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经文与史法的区别，所以这种说法越多而其宗旨越晦暗不明吧！赵汸生于五次变化之后，唯独能辨别清楚这两者，直接探究圣人之心于千载之上，如果不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超群的见识，不足以参与此事。唉！世间谈论《春秋》的人，到此也可以定论了。像我宋濂这样不聪明，私下曾经从事这部经典的研究，辛勤钻研磨�不短，最终众说纷纭，不得其门而入。近来有幸与赵汸结交，赵汸不鄙夷我，让我在他的书首题写序言。我宋濂哪里足以懂得《春秋》？偶尔与一两位朋友打开诵读，见其义理精微、条例严密，都有依据，多发现前贤所未发现的。譬如在宽敞的房屋中奏乐，五音繁盛汇聚，好像不能立刻定论，仔细听它，那么清浊的类别、重轻的尺度，都井井有条而不混乱。赵汸可以说对圣经有深远的功劳了！我宋濂哪里足以懂得《春秋》？竟然忘记僭越，而这样序写作者的心意。至于孔子治理天下的宏大宗旨，用来垂范后世的，已经见于赵汸自己所著的书中，这里不敢抄袭旧说而冒昧告知。赵汸姓赵，名汸，子常是字，歙县休宁人。隐居东山，虽然生病也不忘著书，四方学子尊敬他，称为东山先生。赵汸另有《春秋师说》三卷、《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春秋集传》十五卷，与《属辞》并行于世。前史官金华宋濂谨序。

译《六经》同出于圣人，《易》、《诗》、《书》、《礼》、《乐》的宗旨，近代的解说者都掌握了其根本，唯独《春秋》未能定于一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学者的智慧不足以理解圣人，而且又不遵循《春秋》的教法。从前圣人已经创作《六经》来在天下完成教化，而《春秋》的教化有其法则，独自与五经不同，这就是所谓的“属辞比事”。大概《诗》、《书》、《礼》、《乐》是帝王盛大德行和成功已经形成的事迹；《易》观察阴阳消长以显现吉凶，圣人都是叙述并传述它们罢了。《春秋》裁断鲁国史书，有笔有削，用来寄托其拨乱反正的权变，这与“述而不作”的事情不同。自从弟子中高材的如子游、子夏，尚且不能赞一词，如果不是圣人制定法则来教导人，让人考察其异同的缘故来探求，那么笔削的意图从哪里可以看出呢？这就是“属辞比事”之所以作为《春秋》的教化，不能与五经相同的原因。然而圣人的志向却有不容易知晓的地方，或者归属而不精当，或者比较而不详细，那么义理类别就不伦次，而《春秋》的宗旨就混乱了。所以说：“属辞比事而不混乱的，是深通《春秋》的人。”有志于这部经书的人，难道可以舍弃这个而另求他处吗？左氏距离七十子之徒不远，却没有听到这个，所以虽然博览遗留的文章，大致见到本末，但对于笔削的宗旨没有什么阐发，这就是所说的智慧不足以理解圣人，而且又不遵循《春秋》的教法。公羊、谷梁以不记载来阐发义理，啖、赵二氏编纂条例来解释经文，还保留有属辞的遗意，而陈君举得到的最多，差不多算是知道有《春秋》的教法的人。然而他们都拘泥于褒贬，不能推究见到始终，那么圣人的志向难道容易知晓吗？至于程、张、邵、朱四位君子，可以说是智慧足以理解圣人了，但对于属辞比事没有闲暇多次提及，这就是五经微妙的旨意所以昏暗后又光明，《春秋》独自郁结而不阐发的原因。从此以后解说的人虽然众多，而君子一概称之为虚辞。文章义理虽然隽永但不符合经文，那么称之为虚辞是可以的，又何必怀疑众说纷纷呢？庄周的话说得好：“《春秋》治理世事，是先王的志向，圣人议论而不辩论。”这是制作的根本意图。微言既已断绝，教义不彰显，于是从议论变为讥刺，从讥刺变为褒贬，从褒贬变为赏罚。厌恶其深刻的人，又提出实录的说法来矫正它，而先王治理世事的志向就荒废了。这就是君子所说的虚辞。所以说：“《春秋》的义理不明了，学者的智慧不足以理解圣人，而且又不遵循《春秋》的教法”，难道不是这样吗！近来我曾私下运用其方法来探求，而得到笔削的大致有八条，大概是制作的源头。春秋是鲁国的史书，虽然有笔有削，而一国的纪纲本末未曾不具备。大概有有笔而无削的，认为还像鲁国的春秋，所以第一条叫“存策书之大体”。圣人拨乱以治理世事，而国书有固定的体例，不借助笔削无以寄托文意，所以第二条叫“假笔削以行权”。然而事情有非常，情有特异，即使笔削也有不足以尽其义的地方，于是有变文、有特笔，而变文的区别为类的，叫辩名实，叫谨中外，所以第三条叫“变文以示义”，第四条叫“辩名实之际”，第五条叫“谨中外之辩”，第六条叫“特笔以正名”。上下内外不同的区分，轻重浅深的不齐，即使这六条不能自己显现，就用日月的法则来区分和辨别，然后六义都成立，没有细微不显现的，所以第七条叫“因日月以明类”。如果不是有所是正，都跟随史文，然而特笔也不过几简，所以第八条叫“辞从主人”。这些都是所说的议论而不辩论。虽然如此，如果不是这部经书有孔门遗留的教法，那么又从哪里在千载之上得到圣人的意图呢！于是离开经文辨别类别，分析类别为凡例，发掘其隐蔽之处，辩论并解释它，写成八篇，叫《春秋属辞》，将让学者通过《春秋》的教法来探求制作的源头，制作的源头既然得到，然后圣人治理世事的义理才可以谈论。哪里能得到属辞比事而不混乱的人，一起订正我的说法呢！新安赵汸序。

春秋属辞原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属辞目录

卷一

存策书之大体第一

序

存策书之大体第一之一

一，嗣君逾年即位，记载“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行即位礼，不记载即位。告朔朝正，记载“王正月”。

二，即位不在正月所以不记载正月。

三，岁首，必定记载王月，没有系月的事情，不记载王月。

四，一时无事，记载首月。

五，事情系日的，遇到晦、朔，就记载晦、朔。

六，丧事以月断的遇到闰月就记载闰月。

七，凡是天灾物异没有不记载的，外灾报告就记载，庆祥只有年丰麟瑞才记载。

卷二

存策书之大体第一之二

八，卜郊不从，牛灾，犹三望。郊祭不时都记载。

九，天灾，鼓用牲于社。

十，大雩不时。

十一，禘祭必定因事而记载，义理在用禘，称禘；义理不在用。

禘称事。

十二，尝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