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属辞卷九

译文公、成公虽然没有功德，也没有罪恶，根据他们通常的称呼，其中的得失自然显现。桓公背负篡位弑君的罪行，周天子不能讨伐，在他去世时，反而赐命宠信他，使得乱臣贼子无所畏惧顾忌，所以经文不称“天”，以表明其过失，这也与赐命给文公、成公的情况不同。隐公元年记载天王派遣宰咺来送惠公和仲子的助丧财物，这里不称“天”，是因为仲子是惠公再娶的夫人，借着送惠公的助丧财物连带送给了仲子，尚且有轻重之分；而这是为妾母治丧，开启了正妻与妾室并列、匹敌的道路，所以经文不称“天”，以表明其过失，这也与送惠公和仲子助丧财物的情况不同。文元年记载天王派遣叔服来为防地之葬送含玉和助丧财物，这里不称“天”，是因为周王朝为诸侯治丧，是礼仪所应当有的；僖公曾经朝见聘问天子，所以天子派遣内史来为他治丧，并未违背典制；而为妾母治丧与送含玉及助丧财物相同，所以经文不称“天”，以表明其过失，这也与为僖公治丧的事情不同。这三者都是废弃法度、扰乱纲纪，自我废弃而徇私的事情，与恩惠等级有厚薄之分的不可相提并论。大概“王”与“天王”都是尊称，文字的不同是为了区分事情的不同，而不是用文字来表示贬低。自从先代儒者认为“王”不称“天”是贬低，而称“天”的并非褒扬，所以学者得以对此提出非议。

译第二条，为鲁君讳与王卿士结盟，不书“公”字，是将其视为地位卑微者。

僖公二十九年，夏六月，防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在翟泉结盟。

文公十年，秋七月，与苏子在女栗结盟。

以上防王人（即王卿士）在外结盟而不书“公”字的有一例，与王卿士结盟而不书“公”字的有一例。翟泉之盟的过失，与践土之盟没有不同，但书法不同，是因为践土之盟是晋文公尊崇周王、确立霸权的开始，诸侯的次序不可不列明，所以隐去王子之名不书，以保全大体罢了。翟泉之盟，王子又出防，各国大夫为了重申盟约，而鲁君也参与其中，所以只书“防”，使其看起来像是地位卑微者在防地结盟，这是为鲁君讳。《左传》说：“卿不书，是谴责他。”按照礼制，卿不应与公侯结盟，与伯、子、男结盟是可以的。左氏不懂得笔削的界限，知道卿不应与公侯结盟，却不知道大夫不可与王子结盟；知道大夫不书是因为有罪，却不知道公与王臣结盟是应当讳言的。《春秋》对于公与外臣结盟不讳，唯独与王臣结盟则讳，左氏都不能阐发这些条例，由此可知，内史不书“公”而视为同于卑微者，都是笔削的法度。襄王去世，顷王新立，王室没有危难，而苏子特意与鲁侯结盟，难道不是因为晋国正不可依靠，而王臣自行出来与诸侯结盟吗？诸侯侍奉天子，要等待结盟才信任，这不是向天下展示应有的态度，所以只书“及”，使其看起来像是卑微者接受盟约。然而苏子书爵位以显示实情，这与有霸主存在的践土、翟泉之盟不同。王子与诸侯大夫都称“人”，解说见后篇。

第三条，为鲁君讳与大夫结盟，不书“公”字，是将其视为同于地位卑微者，因为是大夫来结盟。公去掉其族氏。

文公二年，三月乙巳，与晋处父结盟。

以上公前往霸主之国而与该国臣子结盟的，有一例。虽然在齐、晋霸业兴盛时，未曾让诸侯在其国内接受盟约。鲁闵公、襄公，是年幼的国君。桓公出落姑与闵公结盟，悼公出长樗与襄公结盟，不敢以非礼之事加于列国。鲁君前往霸主之国接受盟约，从文公开始，而晋襄公恼怒他不来朝见，派他的大夫与公结盟以羞辱他。卿不应与公侯结盟，何况是盟约呢？何况是接受盟约呢？晋国轻视诸侯到了极点。然而晋文公末年，鲁国既不朝见，又不朝见他的嗣君，因此招致羞辱。所以与处父结盟不书“公”，而公前往晋国也一并隐去不书，好像深深讳言此事。处父不称族氏，又是为了区别于前来重申盟约的大夫。《左传》说：“以此厌弃他。”杜氏说：“厌恶处父。”或者是认为晋国失去了宗盟诸侯的道理。

成公三年，十一月丙午，与荀庚结盟。丁未，与孙良夫结盟。十一年，三月己丑，与郤犨结盟。

襄公十五年，二月己亥，与向戌在刘地结盟。

以上外臣来聘问，而公与他们结盟的有三例，其事与内臣前往国外主持盟约相同。凡是主持盟约，都是与国君结盟，习俗既久，不知道这是不对的，《春秋》都不书“公”，以此来纠正它。

庄公二十二年，秋七月丙申，与齐高徯在防地结盟。

以上公与外臣特意结盟的有一例。凡是内史不书“公”，都是讥讽在外。如果是莒人这样的卑微者，齐大夫无君，讥讽不在外，就书“公及盟”，遵循常规辞例。凡是讳公，只是说隐避其辞，显示有所羞恶，但实情不可掩盖。终《春秋》之世，没有外国的卑微者与鲁卿结盟，难道有鲁国的卑微者能与霸主之国的正卿结盟之事吗？通过连缀文辞、比较事件，可知并非内国的卑微者。杜氏见左氏此经无传，因此认为与高徯结盟是内国的卑微者，是不深入考量的缘故。

第四条，为鲁君讳为仇敌服役，将“公将”称为“师”。

庄公八年，春，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人、蔡人【为下文治兵月份】。夏，军队与齐师包围郕国。秋，军队返回。

以上为鲁君讳将而称为“师”的有三例。陈氏说：“这是我国国君统帅，为何称为‘师’？”庄公在防地对齐国，都是讥讽他。现在考察陈氏依据《左传》，公子庆父请求伐齐，知道公在军中。然而僖公十八年师救齐不言“还”，史书没有书“师还”的条例，这是公从围郕返回的变文。庄公以千乘之国为仇敌服役，所以为公讳耻。然而说“师还”，则还是用细微的文字显示出来，所以表明父子之亲，显示不共戴天的警戒，不仅仅是隐恶。

第五条，为鲁君讳与仇敌狩猎，对外称“人”，视为同于地位卑微者。

庄公四年，冬，公与齐人在禚地狩猎。

以上为鲁君讳狩猎而对外称“人”的有一例，《公羊传》说：“公为何与卑微者狩猎？是齐侯。齐侯则为何称‘人’？是讳与仇敌狩猎。”何氏说：“以不隐去公，知道是齐侯。”现在考察：公羊学者在此独得经意，然而不知道防伐对外称“人”、围郕对内称“师”都是讳言，所以有“其余从同同”的说法。“从同同”，是解说经文的遁辞，不是笔削的意义。

第六条，为鲁君讳与仇敌防伐对外，称“人”，视为同于地位卑微者。

庄公五年，冬，公与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

以上为鲁君讳防伐而对外称“人”的有一例，义与讳与仇敌狩猎相同。庄公与仇敌接触，《春秋》始终讳言。连同宋、陈、蔡一起，既然为内讳，不可再存留笔削的痕迹，义与僖公二十七年入楚君自异。《谷梁传》说：“这是齐侯、宋公。”此说必有所受，但说称“人”是因为诸侯以公逆王命，则不对。既然说以逆王命贬斥，则内应当隐去公不书，现在四国称“人”而内独书“公”，是

译如果认为您是首恶，那么所谓让诸侯以“公”字称呼您，也是奇特诡谲的，不符合圣人笔法的气象。凡是《春秋》中有变动的文辞，都是为了辨别嫌疑、保全大体、辨析名实，而不是为了用文字来进行贬斥。经书记载伐卫这一件事，记载外君以“讳”字避讳仇敌，记载救卫以“月”字记录，记载王人以“字”字尊重王命，而五国违背王命的罪过自有不可掩盖之处，所以记载“公防伐”，采用其惯常的辞例，而其中的义理就没有不明了的了。

译七、妾母作为主婚人，正妻姜氏不称姓氏。

文公四年夏天，从齐国迎接正妻姜氏。

宣公元年三月，于是正妻姜氏从齐国回到鲁国。

以上两处正妻姜氏不称姓氏的情况，凡是夫人有嫡母在，称“妇某氏”，以区别于没有嫡母的情况。文公四年的出姜，有嫡母声姜在，但实际上是由妾母成风以妾祖姑的身份主婚，因为妾母既然已称夫人，声姜避让不敢主婚。宣公元年的穆姜，没有嫡母，敬嬴是她的妾母。成公十四年的齐姜，穆姜是她的嫡母。她们都按照妇礼到来，所以史官都称她们为“妇姜氏”。孔子尊崇妾母，是当时国君的意思，并非笔削所加。她们去世安葬使用夫人礼，既然都依据史文以显示实际情况，嫡妾的区别终究不能没有辨析，所以在成风、敬嬴以妾母身份主婚迎接正妻的日子，正妻姜氏特意不称姓氏，使她们不能与嫡母迎接正妻的记载相同，以表明妾母僭越是不合礼的。称氏与不称氏同为妇姜，文字不同，是因为事情不同。陈氏说：“有成风在，出姜就不称氏；有敬嬴在，穆姜就不称氏，这是为了区别嫡母。”最符合经文的防微杜渐之意。公羊学派认为不称姜氏是讥讽国君在丧期娶妻，这既与出姜的情况意义不同，又说：“国内没有贬斥国君的道理，却贬斥夫人。”更加支离穿凿了。改变文字是为了区别嫌疑、阐明细微，如果是丧期娶妻，就不需要改变文字就能看出来。凡是无需改变文字就能看出来的，都遵循常规用语，因为不胜其烦去辨析。

八、夫人不称姜氏

庄公元年三月，夫人逃到齐国。

以上夫人出逃不称姜氏的情况有一处。夫人前年与国君一起去齐国，而国君死在齐国，这一年夫人又逃到齐国，这是两件事，不能互相涵盖。如果依据史官的常规法则，没有不书姜氏的道理。孔子因为桓公被杀，凶手是姜氏，她出逃，也是因为参与弑君而不被鲁国容留，实际上是一件事且首尾相连。她返回时既没有记载“至”，所以出逃时不称姜氏，特意使用一事再次出现而涵盖上文的体例，让人对比观看，那么“公与夫人姜氏如齐”、“公薨于齐”、“夫人孙于齐”，总共作为一件事来记载，夫人与弑君之罪自然显现。罪行既然显现，那么夫人应当被鲁国断绝关系可知，而不是用去掉姜氏来表示断绝。

僖公元年十二月丁巳，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到达。

以上夫人氏不称姜的情况有一处。上文记载“夫人薨于夷，齐人以归”，没有说“丧”，可见是因罪被讨伐，不成其为丧礼。这里说“夫人氏之丧”而不说“姜”，可见就是“齐人以归”的姜氏。既然齐国人杀了她送回来，不成其为丧礼，那么在道义上就与鲁国断绝，明确鲁国人不应当请求她的灵柩并以夫人礼安葬。公羊、谷梁认为夫人不称姜氏都是贬斥，先儒认为既然讳言其被杀，就不应有贬斥，所以杜预以来都认为这是缺文。我认为经文两件事，不应缺失的地方恰好相同，通过连缀辞句、比较史事，知道这是笔削的防微杜渐，只是两传把去掉姜氏作为贬斥断绝的文字，所以不通。不成丧就不说葬，这是史文的惯例。

九、凡是拘捕，通常称“人”，一定是霸主征讨才称“君”。

僖公五年冬天，晋国人拘捕了虞公。十九年春天周王三月，宋国人拘捕了滕子婴齐。六月己酉，邾国人拘捕了鄫子并用他祭祀社神。二十八年冬天，晋国人拘捕了卫侯，把他送到京师。

成公九年秋天，晋国人拘捕了郑伯。

襄公十六年春天，晋国人拘捕了莒子、邾子带回国。十九年春天，晋国人拘捕了邾子。

哀公四年春天，宋国人拘捕了小邾子。夏天，晋国人拘捕了戎蛮子赤送到楚国。

以上拘捕国君称“人”的有九处，被拘捕者称名的有一处，外族君主被拘捕称名的有一处。啖氏说：“春秋时以强暴弱，所以拘捕都称‘人’，这是混乱的辞令。”现在考察卫人君臣的祸患，实际上是晋文公造成的，所以即使是霸主拘捕诸侯，送到京师，也称“人”。拘捕郑伯以下的事，解说见上篇。赵氏说：“诸侯被拘捕，失去土地就称名，否则就不称名。”现在考察虞公，是天子的三公，虽然失去土地也不称名，是遵循史文。滕子婴齐、戎蛮子赤，都不能再恢复国家，大概是追记他们的名字以区别，而滕子又记载月份，是详细记载中原国家的事。鄫子被拘捕，用来祭祀社神，直接记载以显示实情，所以不称名，而特意记载日期以区别这件事。

僖公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晋侯进入曹国，拘捕了曹伯，交给宋国人。成公十五年春天，晋侯拘捕了曹伯，送到京师。

以上霸主拘捕诸侯称“君”的有两处。《公羊传》说：“称侯而拘捕的，是霸主征讨；称人而拘捕的，不是霸主征讨。”现在考察凡是拘捕通常称“人”，是遵循史文。一定是霸主征讨才称“君”，大概是改变文字以给予区别。左氏看到史法拘捕只称“人”，而不知道经意，所以发出的条例错谬。公羊的这个义理，必定有所传承。曹伯背叛中原而跟随楚国，负刍篡位，都是霸主道义所应当征讨的，所以两次拘捕都称“君”。拘捕曹伯交给宋国人，虽然承接进入曹国的文字，不另外称晋侯，其义理是一样的。陆氏认为承接上文不可重复说晋人，这是史法。考察获麟之后，史书记载陈宗竖从楚国再次进入陈国，陈国人杀了他，不说杀陈宗竖，是省略文字。郑伯的事与陈宗竖相同，而经书记载：“郑良霄出奔许国，从许国进入郑国，郑国人杀了良霄。”文字没有省略，是因为大夫从外面进入国家，与国人一起讨伐而杀他。

译（它们）各自表达一种含义，在经文中不能互相混淆。刘侍读曾经阐发过这一义理，推测孔子修订旧史时，像这样的改动有很多。假如坚持认为“曹伯”是另一种含义，不能承接上文的“晋侯”，那么特别记载为“晋人执曹伯”，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十位国君返回本国，如果不说是“自”，必定是从京师、从楚国之后才说“自”。如果（国君）杀死了自己的大夫、公子然后回国，就不说“自京师”；如果能够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就不说“自楚”。

译庄公六年夏六月，卫侯朔进入卫国。

僖公二十八年冬，曹伯襄返回曹国。

襄公二十六年春王二月甲午，卫侯衎返回卫国。

成公十六年秋，曹伯从京师返回。

僖公二十八年六月，卫侯郑从楚国返回卫国。三十年秋，卫侯郑回到卫国。

昭公十三年秋，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

以上国君回国，记载为“入”的有一例，记载为“归”的有四例，记载为“复归”的有三例，其中提到“自”（从某地）的有两例。凡是公子、大夫回国或进入城邑，都记载他们从何处来，是为了详细交代他们出入的缘由，以显示善恶程度的轻重，所以都遵循通常的称呼。国君回国不记载从何处来，是因为南面称王的君主，道义上拥有专断之权，善恶在于自身，即使借助邻国的力量，也不值得特别记录。从京师回来必须记载，是为了尊崇周王朝，并且表明释放有罪之人出自天子；从楚国回来必须记载，是为了疏远四方蛮夷，并且表明他们背叛中原而得以免于诛杀。只有卫侯郑被周王赦免，事情与曹伯相同，却不记载“归自京师”，是因为郑国让卫国人杀了元咺和公子瑕之后才让他进入卫国，所以不把杀害大夫、公子的罪责累加在周王室身上，同时也表明卫侯虽然被天子释放，实际上是杀了这两个人之后才得以回国。蔡侯庐、陈侯吴实际上是楚国让他们复位的，却不记载“自楚”，是因为楚国灭掉了他们，两代之后立他们的孙子以恢复国家，这与国君出奔被俘后归来的情况不能混同。陈、蔡之人接纳蔡公以图谋复兴，最终实现了他们的志向，所以也不应当说“自楚”。上文记载了灭陈、灭蔡，而这里都按照“延续断绝的宗祀”来称名，事情已经显著，其中的义理无不包含在内。那些说“入”、说“归”、说“复归”，有的称名有的不称名，都遵循当事人的说法。第十一类：出奔的国君从外面进入城邑，如果是伯国去迎接他，则不称名。

桓公十五年秋九月，郑伯突进入栎地。

襄公二十五年秋八月，卫侯进入夷仪【承接上文之事记月】

以上出奔的国君进入城邑两例不称名的，是因为一国国君出奔如果有废立之事则称名，以辨别两位国君。所以郑伯突、卫侯衎出奔都称名，他们从外面进入城邑的事情也相同，而卫侯进入夷仪唯独不称名，是因为传文说晋侯派魏舒、宛没去迎接卫侯，打算让卫国把夷仪给他，这与杀了檀伯而占据栎地的情况不同。卫国之所以有两位国君，是晋国人造成的。剽屡次被列入盟主的防务名单，而晋侯又迎接衎并给他夷仪，这就是剽被弑的原因。所以卫侯进入夷仪唯独不称名，以区别于郑伯，讥讽的对象不在卫侯。详情已见于前篇。

第十二类：大夫出奔，如果不是因为国君出奔，则不称名。

文公八年冬，宋国司城来投奔。十四年秋，宋子哀来投奔。以上外国大夫出奔不称名的有两例。宋国人将要弑杀昭公，荡意诸、高子哀都忠于昭公，而被公子鲍的党羽忌恨，因此来投奔。所以一例记载其官职，一例记载其字而不称名，以区别于其他被国君驱逐的大臣。宋国大夫记载官职，解说见《特笔篇》。

第十三类：公子回国，如果没有罪过则不称名。

闵公元年秋季，季子回来。

桓公十五年夏，许叔进入许国。十七年秋，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为下文葬礼记月】

以上国内公子回来的有一例，国外公子回国的有一例，进入国家的有一例，都称字而不称名。笔削的法则是：大夫、公子回国，如果没有罪过则不记载。而季友实际上是鲁国的社稷之臣，闵公向霸主请求并结盟以让他复位；蔡季是被蔡国人召回，回国后继承国家；许叔趁着郑昭复位的间隙得以进入，许国因此能在灭亡中得以保存。这三人的回国，都关系到宗庙社稷的存亡安危，这些人虽然无罪，但他们的功绩不可埋没，所以不称名以作区别。第十四类：大夫被杀，如果不是君臣关系则不称名，如果杀得符合其罪则去除族称。

庄公二十六年夏，曹国杀其大夫。

僖公二十五年夏，宋国杀其大夫。

文公七年夏，宋国人杀其大夫。八年冬，宋国人杀其大夫司马。

以上称国杀大夫不称名的有两例，称人杀大夫不称名的有两例。国君杀大夫，无论有罪无罪都称名，以示臣礼。庄公、僖公时代，曹国、宋国杀其大夫不称名，都没有传文解释。陈氏说：“曹赤篡位而杀其大夫，必定有不认为曹赤是君主的人。大概曹赤所杀的，必定是忠于曹羁的人，对于曹赤没有君臣之分。曹赤既然做了曹国国君，以讨伐罪人相告，所以称国以杀。《春秋》不以君臣之礼来对待他，所以不称名，以此区别于大夫被其国君杀害的情况。”宋成公在僖公二十三年继位，第二年前往楚国，第三年杀其大夫，也不称名，不知是何人、何事。成公去世，昭公尚未即位，穆公、襄公的族人率领国人攻打成公，在公宫杀了公孙固、公孙郑，这就称“人”，指的是穆公、襄公的族人，这是众人杀害称“人”的条例。八年传文说：“宋襄夫人依靠戴氏的族人杀了襄公的孙子孔叔、公孙钟离以及大司马公子卬，都是昭公的党羽。”那么称“人”的，是戴氏的族人；大夫、司马，是公子卬。宋国人将要弑杀昭公而立鲍，那么他们所杀的必定是忠于昭公的人，所以都不称名，以区别于讨伐叛乱称“人”的情况。《左传》对于公子鲍的奸邪、襄夫人的恶行、公臣贼党的进退，考据精详，却不懂书法。既然以弑君者称君，认为昭公无道，而大夫被杀不称名，只说“非其罪”而已。然而这不妨碍其叙述

译事情之所以成为实录，是因为它符合事实。如果像陈氏那样认为昭公无道而杀害大夫，那么这种观点不仅是不尊重其君主，同时也违背了事实真相。

译僖公二十八年夏，楚国杀了其大夫得臣。

文公十年夏，楚国杀了其大夫宜申。

成公十五年秋，宋国杀了其大夫山。

以上这三起杀大夫并削除其家族的事例，指的是成得臣、鬭宜申、荡山，都是讨伐他们应当受到的罪责。凡是讥讽擅自杀人，是指杀了有罪的人却不向天子报告罢了。《春秋》记载国君杀大夫共二十二次：有为了取悦大国而杀人的，郑国的申侯、卫国的孔达、蔡国的公子驷就是这类；有军队战败而归罪于人的，晋国的先縠、楚国的公子侧就是这类；有强大家族互相倾轧的，晋国的两个赵氏、三个郤氏、齐国的高厚就是这类；有罪状不明显的，郑国的公子嘉、楚国的屈申就是这类；有因谗言而被杀的，楚国的成熊、郤宛就是这类；有不按其所犯罪行而杀的，晋国的里克、卫国的甯喜就是这类。其他事例都有可议论之处，讥讽的不仅仅是擅自杀人。而一律以“国杀”来记载的，就像传文中说“记述杀防郑的人，是郤芮”，而晋侯以“因为防郑的动乱”为由来报告，那么史官原本就是以“国杀”来记载的了。那些或者是君臣共同谋划，或者是执政大臣预先揣测君主心意，或者是奉命而行，都是根据报告来记载的。然而其中也有讨伐得当、罪有应得的，笔削的界限难道可以不加辨析吗？城濮之战，子玉违抗命令导致军队覆没，罪当讨伐，这与共王亲自战败于鄢陵，而子反因为子重的话而被杀的情况不同。子西因谋弑穆王而被诛杀，与成熊、郤宛因谗言被杀的情况不同。荡泽削弱公室，杀了公子肥，华元因此离开国家，鱼石请求讨伐，反而让司徒、司城率领国人攻打荡氏，杀了子山，这也可以与强大家族互相倾轧的情况用同样的文字记载吗？郑国子产执政，公孙黒犯了三条罪，等到他生病将死之后才施加刑罚，那么华元不依赖宠信来确立法度，也可以说是懂得官职职守的人了。所以孔子在这三位大臣身上都删去了他们的族氏，以区别于称国名而杀且刑罚不中的人。那些有罪而不及时讨伐的，如公孙黒，也遵循通常的称呼，那么笔削的用意就显现出来了。

十五、无君相杀称国

文公六年冬，晋国杀了其大夫阳处父。

昭公十四年冬，莒国杀了其公子意恢。

以上这两起下级杀害上级，称国名而杀的情况，两种说法已在上篇中一并提及。

十六、内师加小国言伐，加大国言侵。如果接纳应当接纳的，即使是强国也称伐。使用楚国军队称伐，避讳公与小国作战，只称及。频繁与大国作战，只称败。

隐公七年秋，公攻打邾国。

庄公二十六年春，公攻打戎族。

僖公二十一年冬，公攻打邾国。二十二年春，公攻打邾国。三十三年夏，公攻打邾国。

宣公四年春，公攻打莒国。十八年春，公攻打〇。

哀公七年秋，公攻打邾国。

庄公二年夏，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

僖公三十三年秋，公子遂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文公十四年春，叔彭生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宣公十年秋，公孙归父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襄公二十年秋，仲孙速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昭公十年秋七月，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率领军队攻打莒国。哀公元年冬，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二年春王二月，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六年冬，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攻打邾国。

桓公八年秋，攻打邾国。

以上记载公攻打的情况有八次，大夫攻打的情况有九次，地位低微者攻打一次，都是小国，其中一次攻打戎族。

庄公十年二月，公侵犯宋国。

定公六年二月，公侵犯郑国。八年春王正月，公侵犯齐国。二月，公侵犯齐国。

成公六年秋，仲孙蔑、叔孙侨如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襄公二十四年春，仲孙羯率领军队侵犯齐国。

定公八年秋，李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侵犯卫国。

以上记载公侵犯的情况有四次，大夫侵犯的情况有三次，都是大国。

庄公九年夏，公攻打齐国以接纳子纠。

僖公二十六年冬，公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谷邑。

以上记载公攻打齐国的情况有两次，各家解释侵伐的意义都不恰当。只有胡氏认为“声张罪状进行讨伐叫伐，秘密行军掠夺边境叫侵”，考察经文所记载的夺取城邑进入国家，都是由伐而后显现的，那么胡氏的说法是正确的。然而经文对于本国军队攻打小国都称伐，攻打大国都称侵，难道鲁人对邾、莒这些小国都声张罪状进行讨伐，对宋、卫这些大国常常秘密行军掠夺边境吗？凡是《春秋》所记载的侵伐，除了霸主讨伐叛乱和贰心之外，没有不是为了作乱的。都遵循通常的措辞，就无法显示意义；都改变其文字，就无法体现事实。所以孔子对于本国军队攻打小国，即使是地位低微者也称伐，显示其倚仗人多欺凌人少；攻打大国，即使是公将也称侵，显示侵犯不是其本分，全部改变其文字以显示意义。对于外国军队，有的以大欺小称侵，有的以外族侵犯中国称伐，有的小国称伐我，有的大国称侵我，都遵循通常的措辞以体现事实。《周官》大司马说亲近小事奉大国以和睦邦国，九伐之法，欺凌弱小侵犯寡少则加以惩罚，这就是《春秋》本国军队记载侵伐的意义。只有庄公接纳子纠称伐齐，因为子纠的母亲是鲁国女子，其尊贵应当立为君，当时齐国无君，大夫又曾经来结盟，那么公亲自攻打齐国以接纳其应当立为君的儿子，出兵有名，不是轻率侵犯大国可比。只有僖公使用楚国军队称伐齐，显示其借助强大的楚国来报复邻国，是中夏的大变，所以都遵循通常的称呼。

僖公二十二年秋八月丁未，与邾人在升陉作战。

译上述关于内师以及小国作战未言“败绩”的情况，有一种说法认为：“鲁公与邾国军队在升陉交战，我军大败。”鲁国是大国，邾国是小国，鲁国不能以德服邾却与之交战，鲁国的地位已经降低了，更何况是为了争夺须句之地呢？因此采用“再次出现则承袭上文”的笔法，不再重复提及“公”字，并将两件事合并为一役来记载。对比来看，上文说鲁公讨伐邾国夺取须句，下文说与邾人交战，那么鲁公能夺取土地却不能使邾国臣服的意思已经显现了，所以用“我师败绩”来为鲁国讳饰。

译庄公十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庄公在长勺打败了齐国的军队。夏季六月，鲁庄公在乘丘打败了宋国的军队【月份承袭上文的六月】。

以上记载鲁国在国内击败大国，却不称“战”、不称“败绩”的有两处。《左传》说：“齐国军队侵犯我国，在长勺交战，齐国军队大败。”《檀弓》记载鲁庄公与宋人在乘丘交战，县贲父驾车，卜国担任车右，马匹惊惧，鲁庄公从车上跌落，副车的人递上挽手的绳索，县贲父、卜国为此战死。这两次战役，都是先交战而后击败对方。《春秋》不记载“鲁公与齐、宋交战”，只说“击败某国军队”，是因为齐国在干时已经击败鲁国，随即派遣大夫率领军队逼近鲁国，胁迫杀害公子纠，又趁着再次战胜的机会侵犯鲁国，在长勺战败后，又挟持宋国的军队驻扎在郎地，齐国对鲁国的欺凌太过频繁了。所以省略了主客双方的常规措辞，将前次战役合并为一件事来加以讥讽。齐桓公既然已经取得君位，就图谋霸业，宋国既然已经顺从，接下来应当降服鲁国，而鲁国因为公子纠的缘故，不能立刻屈服于齐国。桓公不能放下鲁国留待日后图谋，却频繁作战导致军队失利，这不是开始称霸、经略远方的策略。

《春秋》十七年，不是侵犯不称“败”，频繁作战不称“及”，“战”与“伐”是不同的事情，再用“伐”来涵盖“及”，过错在外。说“来战”，是偏袒恶行。防备作战不记载地点，“战”，是抗拒霸主的讨伐，不记载地点。

文公七年夏季四月戊子日，晋国人与秦军人在令狐交战。十二年冬季十二月戊午日，晋国人、秦军人在河曲交战。

以上记载“及战”的，记载“战”的有一处。凡是敌军尚未列阵，称为“击败某国军队”，这是史官记录诈战的措辞。襄公去世，晋国人想拥立年长的君主，派先蔑、士会到秦国迎接公子雍。赵盾与各位大夫都忌惮穆嬴，并且畏惧其逼迫，于是违背先蔑，拥立灵公，喂饱战马，备好干粮，秘密出兵夜间发起攻击，在令狐击败秦军。这是诈战中最严重的一次。杜预认为晋国人忌讳此事，以“战”来报告，是不对的。秦国并非侵犯，没有以“战”来报告的理据。《春秋》在文公去世之后记载殽之战与彭衙之战，而晋侯的“战”与“伐”都称爵位，是给予他继承霸权的地位。晋国人拥立君主未定，违背盟约夜间逼近秦军，过错在晋国，担心记载“击败秦军”与殽之战相同，所以改变措辞记载“及战”以区别其事。凡是作战必定称“及”，这是主客双方的措辞。秦穆公侵犯晋国，夺取羁马，赵盾与两位将领在河曲抵御，都出战交战，秦军夜间逃跑，又侵犯晋国进入瑕地。《左传》记载主客之事非常详细。赵伯循说：“作战不称‘及’，是双方都为主。”这是不对的。邲之战，晋国不主动作战而大败，《春秋》仍然记载晋及楚，可知主客有固定的区分，史官不会因为畏惧作战而改变常规措辞，这是明显的。令狐之战后，秦晋互相侵犯不记载。秦穆公侵犯晋国，夺取北征，《春秋》省略了，只记载秦伐晋。而秦军又出动，于是客方不称“伐”，主方不称“及”，将前次战役合并讥讽。《谷梁传》说：“秦晋的战争已经频繁，所以省略了。”这个说法是对的。自从秦晋连年用兵，不记载始终，只归罪于秦国。令狐、北征、河曲，虽然是三次战役但实际是一件事，所以都改变措辞以区别。而晋国大夫主导战伐称“人”，与地位低微者相同，于是开始各自明确其罪责，以表明晋国霸业中途衰落的缘由。

僖公十八年春季，周历正月，宋公、曹伯、卫人、邾人侵犯齐国。五月戊寅日，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

以上记载“伐”者及“战”者有一处。凡是作战都以主方及客方，而这里唯独以客方及主方。《谷梁传》说：“客方不称‘及’，称‘及’，是厌恶宋国。”郑玄说：“作战称‘及’，是区别主客罢了。宋襄公侵犯丧期，所以颠倒文辞以宋及齐。”《谷梁传》不知道宋襄公拥立孝公，所谓厌恶宋国，是指侵犯丧期，所以郑君这样解释。现在根据事实来寻求书法，那么记载“伐”的，是为了齐国人拥立无亏；记载“战”的，是无亏已经被杀，而四位公子又与宋军交战。大概既然废长立少，那么四位公子都争夺君位，所以“伐”是一件事，“战”是一件事。《春秋》改变主客常规措辞，反而以宋及齐交战，使宋公好像是被侵犯的一方，表明虽然是一次战役但实际是两件事，那么与孝公争夺君位的不仅仅只有无亏，而齐桓公、宋襄公的过失都可以看出来了。

桓公十年冬季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在郎地交战。以上说“来战”的，有一处。郑国人怨恨鲁国因为周朝班序排在郑国之后，向齐国请求军队，齐国也愤恨鲁国帮助纪国，所以偕同卫国、郑国来交战。在史法上，国内受侵犯应当记载“及战”，而《春秋》不称“及”，是因为齐国、郑国因私害公，出兵没有正当理由，所以省略主客的文辞，直接记载“来战”以显示外方的恶行，表明讥讽不在鲁国。胡安国说：“来战的，罪在对方，战于郎就是这样；往战的，罪在国内，战于宋就是这样。”这个说法似是而非。大概郎之战，鲁国有理；宋之战，宋国本是首恶，并非无罪。其记载“战于宋”，是史官记录内方的法则，文辞承袭“及伐”以国内为主，与《春秋》改变文辞不同。陈氏说：“说战于宋，是轻视宋国的罪责。”错误也类似。

十三年春季二月，鲁公会见纪侯、郑伯。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

以上防备作战不记载地点的，有一处。宋国因为拥立厉公，所以向郑国索取大量贿赂，郑国无法承受。鲁公共四次会见宋公，一次与他结盟，而宋公拒绝讲和，鲁公于是与郑伯在武父结盟，随即率领军队侵犯宋国，在宋地交战。不称“败绩”，是因为胜负相当，所以主客双方的愤恨未已。宋国借助齐国、卫国、燕国，而

译鲁国也援引纪国来增强郑国的力量，不再互相侵扰攻伐，只约定日期进行一次决战以决出胜负，这与在鞌地发生的防战情况相同。然而鞌之战记载了地点，而这次不记载地点，是因为鞌之战是霸主之国讨伐背叛者以救援盟国，而这次齐、卫、纪对于宋、郑的旧怨，起初并无关联。如果保留战争地点，那么就会与“战于宋”看起来像是两件事，所以《春秋》隐去了战争地点，贯通前面的战役来体现它。那么宋庄公、鲁桓公凭借篡位辅佐篡位，反复图谋私利，因愤怒而互相攻伐，以至于达到这种地步，而齐僖公恃强行不义，又挟持卫朔共同作恶，罪责没有不明显的，而所战之地就不值得详述了。然而战争必定有地点，按体例应当记载，所以《左传》说：“不记载所战之地，是后来的补记。”刘侍读驳斥说：“既然已经赶上了约定的战期，为什么反而隐去战争地点呢？”《公羊传》认为是宋国与鲁国交战，《谷梁传》认为是纪国与齐国交战，都不符合事实。

译庄公二十八年春季，周王三月甲寅日，齐国人攻打卫国。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以上记载交战而不提及地点，是因为齐桓公奉周王命令讨伐卫国，惩处其拥立子颓的罪行。卫人辄又抗拒交战，所以《春秋》删去了交战的地点，因为他们既扰乱王室，又抗拒霸主征讨，罪过与各国间互相攻伐不同，所交战之地不值得详细记载。《谷梁传》说：“为何称战？因为是在卫国交战。”杜预却认为这是史官的失误，凡是出国境作战，史书无不记载地点，如果在国都作战则记载“入”。我又在后两篇中看到十八次记载夺取王畿内的城邑而称“灭”，国内灭国不记载军队。

僖公二年夏季，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了下阳。

以上记载伐取王畿内城邑而称“灭”的，这是一例。不是国家却称“灭”，这是《谷梁传》阐发的义理，但解释得不恰当。林氏说：“不说‘晋取’，是因为天子的土地不是诸侯所能夺取的，所以称‘灭’，使其如同国家一般。”可以说领会了经文的本意。虢公是天子的三公，下阳是他受封的城邑。王畿内的土地，是天子用来禄养公卿大夫士的，称为采邑，意思是不得拥有那里的土地和人民，只收取其租税而已。这不能与各国间互相争夺的文字相同，所以把“伐取”改为“灭”，这与外族拘捕天子使者把“执”改为“伐”一样，虞、晋的罪过太大了！

僖公十七年夏季，灭项。

以上国内灭小国不记载军队的，这是一例。《左传》体例说：“动用大军才称‘灭’。”沈文何说：“这里既称‘灭’，所以知道动用了大军。”杜预说：“不记载军队，是避讳。”刘敞说既然不避讳“灭”，为何避讳“师”，以此规劝杜预的过错，是对的。僖公从刚即位到现在，中原安定，而鲁国没有内外忧患，都是齐桓公霸业的力量。防淮之战无功，而鲁国又灭项来离间齐国，僖公成了五霸的罪人。于是有了被止羞辱之事，而夫人违背礼制，在卞地拦截齐侯以释放僖公。所以灭项略去不记载军队，使其看起来不像出自公命，而是地位低微的人在国中擅自所为，言辞越简略而义理越深远。

《春秋属辞》卷十

<经部,春秋类,春秋属辞》>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属辞》卷十一 元 赵汸 撰

辩名实之际第四

第二条：辨析名与实的界限，正统必须书写“王”，诸侯称爵位，大夫称名和氏，四方蛮夷大国称“子”，这是《春秋》的名分。诸侯不尊奉周王而霸主兴起，中原没有霸主而夷狄横行，大夫专掌兵权而诸侯离散，这是《春秋》的实情。《春秋》的名实如此，将以此昭示后世，说这是实录可以吗？回答说：“实录尚且不可以，何况是圣人拨乱反正以治理世事的事情呢！”这辨析名实，就是《春秋》的要义。大概其说法有两点：一是去除名分以保全实情，征伐在诸侯手中，那么大夫将兵就不称名氏；中原有霸主，那么楚君侵伐就不称君，就是这样。二是去除名分以责备实情，诸侯不尊周王，那么正月就不书写“王”；中原无霸主，那么诸侯就不排列君位；大夫将兵省略常规用词，那么称“人”，就是这样。这两点，是王霸升降的界限，国家丧乱的缘由，夷夏盛衰的变化，天下大势的趋势，而是一部经典的枢要。所以圣人深意寄托于此。

第十九，天下无王，那么桓公时期的《春秋》缺而不书“王”。

桓公三年春季正月。四年春季正月。五年春季正月。六年春季正月。七年春季二月。八年春季正月。十一年春季正月。十二年春季正月。十三年春季二月。十四年春季正月。十五年春季二月。十六年春季正月。十七年春季正月。

以上桓公时期《春秋》正月不书“王”的有十三个，显示出天下无王。《春秋》始于隐公，所记载的都是诸侯首恶之事。到桓公弑隐公、华督弑宋公、陈佗杀其太子而立、郑突篡夺其君兄之位，宋、郑的动乱，诸侯不能讨伐，反而从中获利，熊通因此在荆楚僭越称王，那么天下的动乱已经极点了。郑庄公不臣服，繻葛之战，伦理道德败坏，诸侯不为此改变，于是就到了无王的境地。天下无王，是霸主兴起的缘由。《春秋》辨析名实之际，在天下无王的时候，如果还书写“王”，就像其他时候一样，那么经文就成了虚文，而名实就混乱了。所以在桓公时期，略而不书“王”，以深绝那些不臣服的诸侯；在庄公、僖公的编年史中，叙述齐桓公的霸业，赋予他尊王的义理。对待霸主，也是用来谴责诸侯的。然而桓公、文公的兴起，虽然借尊王来显示名义，但朝觐、狱讼不到，贡赋不归，诸侯侍奉天子的，也只有吊丧、送葬而已。于是人情对周室绝望，而《王风》不再兴起，自东迁以来，天下之势开始发生一大变化。所以庄公、僖公的崩葬特别删削而不书，与无王的简略隐晦相互阐明，这是辨析名实的首要任务。杜预不通晓此义，说是因为王室不颁布历法，所以刘敞规劝他，说：“昭公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王室有子朝之乱，天王居住在狄泉，岂能颁布历法？”而正月必须书“王”，已足以破除他的疑惑。《谷梁传》说：“桓公弑君，所以无王。”这只是特指一国一人的事情罢了，都不足以知晓笔削的权变。其元年、十八年书“王”的，元年是新君的开始，十八年是旧君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