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属辞卷十二
二嗣王在丧称王配名卒称子
昭二十二年夏，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
诸侯嗣子未葬称名，既葬称子，在丧之称，天子与诸侯不异。此年冬书王子猛卒，虽既葬而未及葬节，故称子称名，与诸侯在丧未葬之称同，此国史定法也。则居皇入王城，王下皆当称子称名。今但称名不称子，与下文异者，葢所称与羣王子无别，特去其子字，乃夫子深意也。景王穆后大子夀早夭，猛与丐皆其同母弟也。王宠庶长子朝，欲立之，单旗、刘狄欲立王子猛。王欲杀二子，防王崩，子朝作乱，鲁史书曰「王室乱」而已，诸侯未知孰为正也。晋虽举籍谈、荀跞之师而不能正子朝之罪。二十四年三月庚戌，晋侯使士景伯涖问周故，士伯立于干祭而问于介众，晋人乃辞王子朝，不纳其使，则前乎此晋人犹观望两间，未能辩其曲直也。子朝在王城，时谓之西王；敬王居狄泉，时谓之东王，则虽周人亦未知适从也，而况于天下后世乎？夫子以王猛实宜立者，而其在丧之称疑于羣王子，与后书王子朝无异辞，故于二简特去子而称王猛，则猛当为王，朝实为逆，不待加一辞矣。卒仍旧史者，存周制以显笔削之微权也。
三嗣君出奔复归称世子
桓十五年夏，郑世子忽复归于郑。
桓十一年，郑庄卒。九月，书「突归于郑，郑忽出奔卫」。突以争国去，属忽以去位，不得称子，此史法也。忽尝有恶于鲁，鲁桓终始右突，则忽之复归非鲁人意也，鲁史必不能正忽以世子之名。夫世子者，大子未嗣位之称也。忽君郑五月而后出，于史法亦不得称世子。其复归以世子称，非鲁史旧文明矣。夫忽与突适庶之分素定，始于出奔，终于见弑，郑乱几二十年，则由祭仲畏难以立突，宋、鲁二君同恶相济，使人伦不明以至于斯。故夫子超越史氏恒法，举其世国本称，则突与祭仲、宋、鲁之罪，亦不辩而明矣。不得称爵者，忽未逾年出奔，未尝正君位也。蒯聩出入皆称世子，葢史旧文，夫子因之以正名实，与此相发，而不以入例者，非特笔也。
四所纳应立虽未在位称子
庄九年夏，公伐齐，纳子纠。九月，齐人取子纠杀之。凡嗣君未逾年称子者，以其即柩前之位也。子纠为鲁所纳，未入国，而小白已自莒先入立，葬襄公矣。战败鲁师，乃来胁杀子纠。子纠未尝一日立在丧之位，乃得称子，何也？凡争国公子，或称纳，或称归，或入或出，皆去属，不以正不正。若纠与捷、菑、突、忽、羁、赤、小白、阳生之类皆是，则史固不得异文，何独于纠之纳与杀，而以嗣君在丧之号称之？此《春秋》特笔也。案《史记》，子纠母，鲁女也；小白母，卫女也。鲁女班当在卫女上，则纠贵应立。然以才，则小白贤；以党，则小白有国、髙为内主。论其事，则子纠见杀，而小白成一匡天下之功。苟后世但以小白为贤、为有功，而不知纠贵之应立，则自贤者必丑正，恃功者可夺适，斯有国者祸乱之原也。《春秋》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是故于纳称子，明其应立，以别于外纳不正而后书者；于杀称子，同于在位，以别于两下相杀而不书者。则纠与小白正不正之分，不辩而明矣。二传皆作「伐齐纳纠」。孔頴达曰：「今左氏定本，纠上有子字。」葢唐初学者校定《春秋》古经，以正二传之失
五，以庶孽易适嗣，未逾年见弑，称「杀其君之子」。
僖九年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记曰：「君薨，大子号称子，待犹君也，故遇弑虽未逾年称君，此国史定法。若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是也。史于里克杀奚齐，当书弑其君，与齐舍同，而乃书杀其君之子，与恒辞异者，里克弑逆之罪易见，而献公首恶之名难知，故孔子特笔是正之，上以明申生无罪见杀之由，下为万世匹适之戒，见里克之不臣，由献公之不父也。学者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比而观之，则《春秋》之敎明矣。」赵伯循曰：「奚齐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
译两位嗣王在丧期，称王并连名，卒时称子。
昭公二十二年夏，刘子、单子护送王猛居住在皇地。秋，刘子、单子护送王猛进入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去世。
诸侯的嗣君在未安葬时称名，安葬后称子，在丧期间的称呼，天子与诸侯没有区别。这一年冬记载王子猛去世，虽然已经安葬但还未到安葬的节期，所以称子称名，与诸侯在丧未葬时的称呼相同，这是国史确定的法则。那么，在居皇、入王城时，王字之下都应当称子称名。现在只称名不称子，与下文不同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如果称子，就与群王子没有区别，特意去掉“子”字，这是孔夫子深远的用意。景王穆后的太子寿早夭，猛和丐都是他的同母弟。景王宠爱庶长子朝，想立他为君，单旗、刘狄想立王子猛。景王想杀这两人，防备景王死后，子朝作乱，鲁史只记载“王室乱”而已，诸侯不知道谁才是正统。晋国虽然发动籍谈、荀跞的军队，却不能纠正子朝的罪行。二十四年三月庚戌，晋侯派士景伯审理询问周室变故，士伯站在干祭之地向介众询问，晋国人于是拒绝王子朝，不接纳他的使者，那么在此之前，晋国人还在两方之间观望，未能辨明谁曲谁直。子朝在王城，当时称为西王；敬王住在狄泉，当时称为东王，那么即使是周人也都不知道该顺从谁，何况天下后世呢？孔夫子认为王猛确实应当被立为君，而他在丧期的称呼容易与群王子混淆，与后来记载王子朝的言辞没有区别，所以在两处简文中特意去掉“子”字而称王猛，那么猛应当为君，朝确实是逆贼，不需要再加一个字了。卒时仍然沿用旧史，是为了保存周制以彰显笔削的微妙权变。
三、嗣君出奔又返回，称世子
桓公十五年夏，郑世子忽返回郑国。
桓公十一年，郑庄公去世。九月，记载“突返回郑国，郑忽出奔卫国”。突因争夺君位而离开，导致忽失去君位，不得称子，这是史法。忽曾经得罪过鲁国，鲁桓公始终偏袒突，那么忽的返回并非鲁国的意愿，鲁史一定不能以世子之名来纠正忽的地位。世子，是太子未继承君位时的称呼。忽做郑国国君五个月后才出奔，按史法也不得称世子。他返回时以世子相称，显然不是鲁史的原文。忽与突嫡庶之分早已确定，从开始出奔到最终被杀，郑国混乱近二十年，这是由于祭仲畏惧困难而立突，宋、鲁两君同恶相济，使人伦不明到了这种地步。所以孔夫子超越史氏的常规法则，举出他世代继承国家的本称，那么突与祭仲、宋、鲁的罪过，不辩自明。不能称爵位，是因为忽未满一年就出奔，未曾正式即位。蒯聩出入都称世子，大概是史书的原文，孔夫子借此来正名实，与此相互印证，而不以入为例，并非特笔。
四、所纳应立者，虽未在位也称子
庄公九年夏，公伐齐，纳子纠。九月，齐人捉住子纠并杀了他。凡是嗣君未满一年称子的，是因为他已在灵柩前即位。子纠被鲁国所纳，未入国境，而小白已从莒国先入国即位，安葬了襄公。齐军打败鲁军，于是来胁迫杀死子纠。子纠未曾一天站在丧位上，却得以称子，为什么呢？凡是争国的公子，或称纳，或称归，或入或出，都去掉所属关系，不以正统与否来区分。像纠与捷、菑、突、忽、羁、赤、小白、阳生之类都是如此，那么史书本来就不应有不同的文字，为什么独独在子纠的被纳与被杀上，用嗣君在丧的号名称呼他？这是《春秋》的特笔。查《史记》，子纠的母亲是鲁女；小白的母亲是卫女。鲁女的地位应在卫女之上，那么纠尊贵应当被立。然而论才能，小白贤能；论党羽，小白有国、高氏作为内应。论事情的结果，子纠被杀，而小白成就了一匡天下的功业。如果后世只因为小白贤能、有功，而不知道纠尊贵应当被立，那么自认为贤能的人必然会丑化正统，倚仗功劳的人可以夺取嫡位，这就是有国者祸乱的根源。《春秋》重义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所以在被纳时称子，明确他应当被立，以区别于外纳不正而后记载的；在被杀时称子，等同于在位者，以区别于两下相杀而不记载的。那么纠与小白正统与否的区别，不辩自明。两传都作“伐齐纳纠”。孔颖达说：“现在左氏定本，纠字上有子字。”大概是唐初学者校定《春秋》古经，以纠正两传的失误。
五、以庶孽取代嫡嗣，未满一年被杀，称“杀其君之子”。
僖公九年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
《礼记》说：“国君去世，太子号称子，等待时还如同国君，所以遭遇弑杀即使未满一年也称君，这是国史确定的法则。像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就是这样。史书对于里克杀奚齐，应当记载弑其君，与齐舍相同，却记载杀其君之子，与常规言辞不同，是因为里克弑逆的罪过容易看见，而献公首恶的名声难以知晓，所以孔夫子特笔纠正，上以阐明申生无罪被杀的缘由，下为万世嫡庶之戒，表明里克的不臣，是由于献公的不父。学者将《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对比观看，那么《春秋》的教化就明白了。”赵伯循说：“奚齐因为本来不正，所以称君之子，
明国人不以为嗣，独君意立之。」此説为得经意。在丧遇弑称君，例见《辞从主人》篇中。
译明国人不把他当作继承人，只有国君有意立他。」这种说法符合经义。在丧礼中遇到弑君之事而称“君”，其体例可见于《辞从主人》篇中。
六妾母继室卒称君氏
隠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氏者，隠公之母声子也。声子者，惠公夫人孟子之娣侄。古者诸侯不▯娶，元妃卒则次妃摄治内事，谓之继室。故孟子卒，声子继室，生隐公，而惠公复违礼▯取仲子为夫人，生桓公。惠公薨，桓公幼，隠公追成父志，立桓为大子，而已摄君位。以夫人礼成仲子之丧，则声子犹娣侄而已。娣侄之丧，史不书于策。于是以吾君之丧其母，史不可不书也。史法苟适夫人丧，不用夫人礼，则亦书曰「某氏卒」，而无异称，如姒氏、孟子是也。而声子独称君氏，故説者疑之。公羊、谷梁作尹氏，以为天子之大夫也。然史法天子大夫卒，当书氏书名，如刘卷是也。若曰「尹氏卒」，则是举族皆死之文矣。古史谨严，又经圣人修定，宁有此等书法哉！然而声子特称君氏，文独卓异者，实夫子特笔也。仲子以▯娶称夫人，而声子书「子氏卒」，既无以异于众娣侄，且嫌于适夫人之不成丧者，而名实乱矣。礼：妾为女君之党服，摄女君则不为女君之党服。此摄女君之明文也。声子以摄女君之贵，则异乎众娣侄。经于女君称小君，则摄女君得称君氏，故特书「君氏卒」，以明声子继室之为正，惠公▯取之非礼。立桓为大子，已摄君位，以夫人礼成仲子之丧，隠公之处事变，庶几无憾，而桓卒弑隠，则桓恶大矣。此脩《春秋》之意也。
七王人救列国兼称字
庄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卫。
鲁史之法，非卿称人，笔削之义，诸侯与大夫略其恒称，则称人，皆未有称人而又称字者。此王人兼称字，乃特笔也。卫侯朔赞杀二公子而立，又得罪于天子，天子命立黔牟而出朔。齐襄乃合鲁、宋、陈、蔡抗王命以伐卫而纳之，其事甚逆。于是王人救卫，救黔牟也。夫子以救卫称王人，前与讳四国之君无异，而后与讳王子虎之文同。朔之罪既不见于经，惟王人之救可证出朔立君为天子之意。若复从其恒称，则是非不白，故王人虽非卿，特字以尊异之，见王人救卫为正，则朔与诸侯之罪明矣。
八诸侯灭吾同宗之国称名
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丙午，卫侯燬灭邢。
春秋之法，诸侯不生名，有二君则名之，卒名之。其书灭国君，将除楚子外，惟卫侯灭邢、齐侯灭莱二事，而卫侯特称名，二传皆有「灭同姓名」之説，则异姓岂可灭乎？故学者不能无疑于此。黄先生曰：「凡蒋、邢、茅、胙、祭，皆周公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劳于天下，既封伯禽于鲁，又封其支子六人，所以荅周公之勲。至春秋时，徃徃为大国吞并。今邢人为卫灭矣，邢与鲁同出周公，则邢之存亡，于鲁甚相闗。卫既忍于灭周公之后，而鲁不能为之请于天子、请于大国、请于卫，以复存其社稷，故书曰『卫侯燬灭邢』，虽罪卫侯，而实系于鲁也。」汸案：礼为同姓临于宗庙，同宗临于祖庙。二传知卫与邢为同姓，而不知鲁与邢为同宗；知卫灭同姓为伐本，而不知鲁不救同宗为无亲。春秋灭国复兴者多矣，岂齐桓能存亡国，而晋文独不能哉？当卫侯郑之▯执也，鲁之君臣以同姓故，且为纳玉于王与晋侯而请归之，使念其同大祖之国，而以存亡继絶为请，晋文方有讨于卫，宜无不从者。鲁人不知出此，此邢之所以灭而不复兴也。故圣人特名卫侯，以示亲亲之道，当知所先后，葢一本之教也。若灭同姓之有罪，则不待异其文而后见矣。
九宋昭公之大夫特书官
文八年冬，宋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十五年三月，宋司马华孙来盟。
诸侯大夫称名氏，杀则称其大夫，未有不名而以官称者。而宋昭公之大夫，既不名，且独称其官，此《春秋》之特笔也。《春秋》以弑君书者二十四，未有上通君祖母，下结六卿、公族以及国人，尽杀大夫之忠于君者，而使其党为卿，以卒成其簒弑如公子鲍者；亦未有以世适嗣位，外防诸侯，内奉宗庙，前乱臣而后贼子，徒拥虚器十年，而坐受簒夺如宋昭公者。是故昭公之大夫皆书其官，不书其官，则见杀而
译六位妾母继室去世，称君氏。
隐公三年夏四月辛卯日，君氏去世。君氏是隐公的母亲声子。声子是惠公夫人孟子的妹妹或侄女。古代诸侯不娶同姓女子，正妻去世则由次妻代理主持内务，称为继室。所以孟子去世后，声子作为继室，生下了隐公，而惠公又违背礼制娶了仲子为夫人，生下了桓公。惠公去世后，桓公年幼，隐公为了完成父亲的遗志，立桓公为太子，自己代理君位。用夫人的礼仪安葬仲子，那么声子就只是妹妹或侄女的身份。妹妹或侄女的丧事，史官不在简策上记载。因为这是国君母亲的丧事，史官不能不记载。史官的体例如果适用夫人的丧礼，不使用夫人的礼仪，就只写“某氏卒”，没有特殊的称呼，像姒氏、孟子就是这样。而声子唯独称为君氏，所以解说的人对此有疑问。《公羊传》、《谷梁传》写作尹氏，认为是天子的大夫。然而史官的体例，天子的大夫去世，应当写氏写名，像刘卷就是这样。如果写“尹氏卒”，那就是全族都死去的记载了。古代史书严谨，又经过圣人修订，怎么会有这样的书写法则呢！然而声子特别称为君氏，文辞独特出众，这确实是孔子的特别笔法。仲子因为正娶被称为夫人，而声子如果只写“子氏卒”，既无法与众多的妹妹侄女区分，又让人怀疑正夫人没有完成丧礼，名实就混乱了。礼制规定：妾为女君亲属服丧，代理女君则不为女君亲属服丧。这是代理女君身份的明文规定。声子因为代理女君的身份尊贵，就与众多的妹妹侄女不同。经文中对女君称小君，那么代理女君就可以称君氏，所以特别记载“君氏卒”，以表明声子作为继室是正当的，惠公娶仲子是不合礼的。立桓公为太子，自己代理君位，用夫人的礼仪安葬仲子，隐公处理这些变故，大概没有遗憾，而桓公最终杀害隐公，那么桓公的罪恶就大了。这是孔子修《春秋》的用意。
七、王人救援列国兼称字
庄公六年春，周历正月，王人子突救援卫国。
鲁国史官的体例，不是卿就称人，笔削的原则，诸侯与大夫省略常规称呼，就称人，都没有称人而又称字的。这里王人兼称字，是特别的笔法。卫侯朔帮助杀害两位公子而即位，又得罪了天子，天子命令立黔牟而驱逐朔。齐襄公于是联合鲁、宋、陈、蔡抗拒王命讨伐卫国而接纳朔，这件事非常悖逆。于是王人救援卫国，是救援黔牟。孔子因为救援卫国而称王人，前面与隐讳四国国君的文字没有不同，后面与隐讳王子虎的文字相同。朔的罪行既然没有出现在经文中，只有王人的救援可以证明驱逐朔立君是天子的意思。如果再次使用常规称呼，是非就不明白，所以王人虽然不是卿，特别称字以尊崇他，表明王人救援卫国是正当的，那么朔与诸侯的罪过就明白了。
八、诸侯灭我同宗之国称名
僖公二十五年春，周历正月丙午日，卫侯燬灭邢国。
《春秋》的体例，诸侯不写名，有两个君主就写名，去世写名。记载灭国君主，除了楚子之外，只有卫侯灭邢、齐侯灭莱两件事，而卫侯特别写名，两传都有“灭同姓”的说法，那么异姓难道可以灭吗？所以学者不能不对此有疑问。黄先生说：“凡是蒋、邢、茅、胙、祭，都是周公的封地。成王因为周公有大功劳于天下，既封伯禽于鲁，又封他的支子六人，用来报答周公的功劳。到春秋时，常常被大国吞并。现在邢人被卫国灭了，邢与鲁同出周公，那么邢的存亡，与鲁非常相关。卫国既然忍心灭周公的后代，而鲁国不能为此向天子、向大国、向卫国请求，以恢复其社稷，所以记载‘卫侯燬灭邢’，虽然责备卫侯，但实际上关系到鲁国。”汪氏按：礼制为同姓在宗庙临丧，同宗在祖庙临丧。两传知道卫与邢是同姓，而不知道鲁与邢是同宗；知道卫灭同姓是伐本，而不知道鲁不救同宗是无亲。《春秋》中灭国又复兴的很多，难道齐桓公能保存亡国，而晋文公偏偏不能吗？当卫侯郑被拘捕时，鲁国的君臣因为同姓的缘故，并且为纳玉于周王与晋侯而请求释放他，让他念及同大祖的国家，而以保存亡国、延续断绝为请求，晋文公正有讨伐卫国的行动，应当没有不听从的。鲁国人不知道这样做，这就是邢国被灭而不复兴的原因。所以圣人特别写卫侯的名，以显示亲爱亲人的道理，应当知道先后次序，大概是一根本的教化。如果灭同姓是有罪的，那么不需要改变文字就能看出来了。
九、宋昭公的大夫特书官
文公八年冬，宋国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十五年三月，宋司马华孙来盟。
诸侯大夫称名氏，被杀就称其大夫，没有不写名而以官职称呼的。而宋昭公的大夫，既不写名，又只称其官职，这是《春秋》的特别笔法。《春秋》记载弑君的有二十四次，没有像公子鲍那样，上通君祖母，下结六卿、公族以及国人，尽杀忠于君主的大夫，而让他的党羽做卿，以最终完成篡弑的；也没有像宋昭公那样，以世袭嫡嗣即位，外防诸侯，内奉宗庙，前是乱臣后是贼子，徒拥虚位十年，而坐受篡夺的。所以昭公的大夫都写其官职，不写官职，那么
不名者，嫌于曹大夫；出奔而不名者，嫌于反国之蔡季；来盟不称使且不名者，嫌于齐髙子矣。夫公子鲍之弑械，动于昭公未即位之前，而卒成于十年之久，使非有贵戚彊家囊橐其门，则鲍虽奸，襄夫人虽恶，昭公安能拱手就戮于一妇人邪？属辞比事而求之，则宋人杀其大夫司马，而使华孙代之，且来盟，然后弑其君，则知身为世乡，外结援隣国，内假手于襄夫人，以成鲍之簒者，华氏之族也。华元，司寇华御事之子也，而代公子成为右师，此葢鲍与夫人所位置者，而昭公岂能用之？如华元者，固知晋大夫可以货取，而盟主为不足忌，于是使华耦来盟于鲁，既而晋、卫、陈、郑伐宋，讨弑君者，而鲁不与；晋人受赂立文公而还，华元卒相宋公，皆华氏之始谋也。夫子于此葢深致意焉，是故特书其官。然公孙固大司马也，不书官者，昭公未即位，官非其官也。公子卬始代乐豫为司马，既而亦为大司马，乃以旧官书者，宋大司马僭王官，不可书也。子哀不书官者，其为卿与晋郤缺、赵穿同，杜氏所谓「散位从卿」者也。自左氏舍所录之事而妄解书法，学者但知其例之不通，而不知其事之可据。葢其事可据者，皆列国史志之成言，而所以为例者，乃左氏之陋见也。为其学者徃徃自不能深考，而独「宋昭公无道见弑」之説，至今犹诵于口而笔于书，未有辩。其诬者，然则《春秋》特笔之义，其可不明乎？
译不称名，是嫌与曹国大夫混淆；出奔而不称名，是嫌与返回本国的蔡季混淆；来会盟不称使节且不称名，是嫌与齐国高子混淆。公子鲍弑君的阴谋，在昭公尚未即位时就已经萌动，最终在十年后得逞，如果不是有贵戚强大家族在其门内包庇，那么鲍虽然奸诈，襄夫人虽然恶毒，昭公怎么能拱手被一个妇人杀害呢？通过考察文辞、比对史实来探求，可知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司马，让华孙接替，并且来会盟，然后才弑杀国君，由此可知身为世袭卿族，对外结交邻国援助，对内借襄夫人之手，以成就鲍篡位的，正是华氏家族。华元是司寇华御事的儿子，他接替公子成担任右师，这大概是鲍和襄夫人安插的人，昭公岂能任用他？像华元这样的人，本来就知道晋国大夫可以用财物收买，而盟主也不值得忌惮，于是派华耦来鲁国会盟，随后晋、卫、陈、郑攻打宋国，讨伐弑君者，而鲁国不参与；晋国人接受贿赂拥立文公后撤军，华元最终辅佐宋公，这些都是华氏最初的谋划。孔子在这里大概深含用意，所以特意记载他的官职。然而公孙固是大司马，不记载官职，是因为昭公尚未即位，那官职并非他的官职。公子卬起初接替乐豫担任司马，后来也担任大司马，却用旧官职记载，是因为宋国的大司马僭越了王官，不可以记载。子哀不记载官职，是因为他作为卿与晋国的郤缺、赵穿相同，杜预所说的“散位从卿”就是这样。自从左氏舍弃所记载的史实而妄加解释书法，学者只知道他的体例不通，却不知道史实可以作为依据。大概可以作为依据的史实，都是列国史志的定论，而所谓体例，却是左氏的浅陋见解。学习他的人往往自己不能深入考证，唯独“宋昭公无道被弑”的说法，至今还在口头上诵读、笔下书写，没有人辩驳。这是诬蔑，那么《春秋》特笔的含义，难道可以不明确吗？
十诸侯防围邑，系国。戍邑，系国。围其父所居邑，虽外大夫主兵，不系国。
襄元年春，仲孙蔑防晋栾黡、宋华元、卫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宋彭城。十年冬，戌郑虎牢。
哀三年春，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
襄二年，防于戚，遂城虎牢。不系郑者，伯主之令，以内辞书，史恒辞也。楚取宋邑以居宋之叛者，故晋为宋合诸侯之师以讨之。晋降彭城而归诸宋，宜也【据襄二十六年传文】故围虽有宋人，犹系彭城于宋，明诸侯分地有制，非惟楚不当取，晋亦不可受也。晋取虎牢以偪郑者九年矣，而郑不服，于是又命诸侯戌之。虽以伯令书，犹系虎牢于郑者，明郑服则归之，而非取其地也。蒯聩在戚，而国夏、曼姑围戚，齐人助子围父也。故虽有齐卿主兵，而不系戚于卫，以蒯聩居戚故也。戚不系卫，则辄不当有国，父不可围，而齐人党逆之罪重矣。春秋有相易以成其义者，谓此类也。自夫子为正名之论，当时髙弟如子路犹不能无疑。修《春秋》时，蒯聩犹在戚也。葢灵公尝欲立郢而卒不立者，知蒯聩在晋，晋人必将纳之，郢虽立犹不立也。而卫人立辄以拒父，卫为无父之国矣。是故蒯聩出入皆称世子，而围戚不系卫。以郑世子忽、宋彭城、郑虎牢三特笔，比而观之，春秋之法明矣。
十一诸侯敌王命败绩称人
庄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
败者称师，卫何以不称师？此谷梁发义也，而所释未是。赵伯循曰：「败称人，罪卫之不服王命，故异其文，得经防矣。」葢非师不言败者，史文也。卫有立子頽之罪，齐桓以王命讨之，而卫人敢于拒战，嫌与敌国同文，故变师言人，明不当较也。史本无日伐之例，惟日战是其恒法，此举战之日加之伐之上，日其伐以尊王命，明与他伐国者不同；而不日其战以罪卫人，明非以主及客者可例论也。
十二师及齐师战书公围成
昭二十六年夏公围成
传曰：「齐侯使公子鉏帅师从公，齐师围成，师及齐师战于炊鼻。」此史文之实录也。齐侯纳公而不尽力，季孙据国以拒君，言之可谓详矣。圣经外略齐师，内讳及战，特书「公围成」，虽若为国讳耻，而尊尊之义愈至，其所以示君臣之敎严矣。
十三城成周，晋人执宋大夫以归。书执于京师。
定元年春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
合十国大夫城成周，于无伯之世，晋人可谓有功王室。然寻盟狄泉，魏舒干位以莅政，是僭王官也；执宋大夫，不请于天子而以归，是京师晋也。传言正月晋人执宋仲几以归，三月归于京师，此策书实录之文，而经不然者，周室东迁而后，下陵上替己久。郑庄公言「天既厌周徳」，晋女叔寛以苌▯谋王室为违天，邪説诬民，非一日矣。然天子一命城成周，而诸侯大夫奔走恐后，则人心犹不忘周也；执大夫以归，知其不可而卒归诸京师，则犹有所畏也。夫人心在周，则天命未絶于周矣。故既削狄泉之盟，黜魏舒不序，而没晋人执大夫以归之文，但书「城成周」、「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而月以异之。上以尊王室，下以全诸侯城成周之功，而宋大夫不受功、晋人专执，其罪皆不可掩。此圣人知天命、为东周之微意，作《春秋》之本义也。
十四，郑伯之弟段出奔。书「郑伯克段」。
隠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案传曰：「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准鲁史恒法，当书「郑伯之弟段出奔共」，若秦伯之弟鍼出奔晋之比。其诸侯自攻叛邑，鲁史不书，若栾盈奔曲沃，晋人围之，晋人克栾盈于曲沃，尽杀栾氏之族，但书「晋人杀栾盈」是也。孔子以段大都耦国，完聚图逆，郑伯处心积虑，志在于杀，皆非一日，与秦鍼、陈黄、宋辰不同，不可一例书，故特书「郑伯克段于鄢」，则段之罪固无所逃，郑伯之情亦不可掩矣。左氏谓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敎也，此为得之；谓段不弟故不言弟，则未尽。时段形迹已具，故去属比簒公子尔。杜氏
译十、诸侯防御围困邑城，系属于国。戍守邑城，系属于国。围困其父亲所居住的邑城，即使是外国大夫主持军事，也不系属于国。
襄公元年春季，仲孙蔑防御晋国的栾黡、宋国的华元、卫国的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围困宋国的彭城。十年冬季，戍守郑国的虎牢。
哀公三年春季，齐国的国夏、卫国的石曼姑率领军队围困戚邑。
襄公二年，在戚邑防御，于是修筑虎牢城墙。不将虎牢系属于郑国，是因为这是霸主的命令，用内辞书写，这是史官的常例。楚国夺取宋国的邑城以安置宋国的叛逃者，所以晋国为宋国会合诸侯的军队去讨伐他们。晋国将彭城降服并归还给宋国，是适宜的【依据襄公二十六年的传文】。所以围困虽然涉及宋人，仍将彭城系属于宋国，表明诸侯分封土地有制度，不仅楚国不应当夺取，晋国也不可以接受。晋国夺取虎牢以胁迫郑国已经九年了，而郑国不服从，于是又命令诸侯戍守它。虽然按照霸主的命令书写，仍将虎牢系属于郑国，表明郑国服从就归还它，而不是夺取它的土地。蒯聩在戚邑，而国夏、石曼姑围困戚邑，齐国人帮助儿子围困父亲。所以虽然有齐国卿大夫主持军事，却不将戚邑系属于卫国，是因为蒯聩居住在戚邑的缘故。戚邑不系属于卫国，那么辄就不应当拥有国家，父亲不可围困，而齐国人偏袒逆贼的罪责就更重了。《春秋》有相互变换以成就其义理的情况，说的就是这类情况。自从孔子提出正名的理论，当时高弟如子路尚且不能没有疑惑。修撰《春秋》时，蒯聩还在戚邑。大概卫灵公曾经想立郢为君但最终没有立，是知道蒯聩在晋国，晋国人必将接纳他，郢即使被立也如同没有被立一样。而卫国人立辄以抗拒父亲，卫国就成了无父的国家了。因此蒯聩出入都称世子，而围困戚邑不系属于卫国。将郑世子忽、宋彭城、郑虎牢这三处特笔，对比观看，《春秋》的法度就明白了。
十一、诸侯对抗王命战败称人
庄公二十八年春季周王三月甲寅日，齐国人攻打卫国。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战败。
战败者称师，卫国为什么不称师？这是《谷梁传》阐发的义理，但所解释的不正确。赵伯循说：“战败称人，是罪责卫国不服从王命，所以改变文辞，符合经文的法度。”大概不是军队就不言败，这是史书的文例。卫国有立子颓的罪过，齐桓公以王命讨伐他，而卫国人敢于抗拒交战，嫌与敌对国家同文，所以变称师为称人，表明不应当较量。史书本来没有记载伐日期的惯例，只有记载战日期是其常法，这里将交战日期加在伐之上，记载伐的日期以尊崇王命，表明与其他伐国者不同；而不记载战的日期以罪责卫国人，表明不是以主及客可以类推的。
十二、师及齐师战书公围成
昭公二十六年夏季，公围困成邑。
传文说：“齐侯派公子鉏率领军队跟随公，齐师围困成邑，师同齐师在炊鼻交战。”这是史书的实录。齐侯接纳公而不尽力，季孙据守国家以抗拒君主，说这话可谓详细了。圣经典籍对外略去齐师，对内讳言交战，特别书写“公围成”，虽然像是为国家讳耻，而尊尊之义更加周到，其用来显示君臣教化的严厉啊。
十三、城成周，晋人执宋大夫以归。书执于京师。
定公元年春季周王三月，晋人在京师执拿宋国的仲几。
会合十国大夫修筑成周城墙，在没有霸主的时代，晋国人可以说对王室有功。然而寻盟狄泉，魏舒僭越职位以主持政事，这是僭越王官；执拿宋国大夫，不请示天子而带回去，这是将京师当作晋国。传文说正月晋人执拿宋仲几带回去，三月归还于京师，这是策书实录的文辞，而经文不这样写，是因为周室东迁以后，下陵上替已经很久了。郑庄公说“天已经厌弃周德”，晋国女叔宽认为苌弘谋划王室是违背天意，邪说诬民，不是一天了。然而天子一命修筑成周，而诸侯大夫奔走恐后，那么人心还不忘周；执拿大夫带回去，知道不可行最终归还于京师，那么还有所畏惧。夫人心在周，那么天命没有断绝于周。所以既削去狄泉之盟，黜退魏舒不列名，而隐去晋人执拿大夫带回去的文辞，只书写“城成周”、“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而用月份来区别。对上以尊崇王室，对下以保全诸侯修筑成周的功劳，而宋大夫不受功、晋人专断执拿，其罪过都不可掩盖。这是圣人知晓天命、为东周存留微意，作《春秋》的本义。
十四、郑伯之弟段出奔。书“郑伯克段”。
隐公元年夏季五月，郑伯在鄢地战胜段。
考察传文说：“段进入鄢地，公在鄢地讨伐他。五月辛丑日，大叔出奔共地。”按照鲁史的常法，应当书写“郑伯之弟段出奔共地”，如同秦伯之弟鍼出奔晋国之类。诸侯自己攻打叛邑，鲁史不书写，如同栾盈奔曲沃，晋人围困他，晋人战胜栾盈于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只书写“晋人杀栾盈”就是这样。孔子认为段拥有大都耦国，聚众图谋叛逆，郑伯处心积虑，志在杀害，都不是一天形成的，与秦鍼、陈黄、宋辰不同，不可一例书写，所以特别书写“郑伯克段于鄢”，那么段的罪过固然无处逃避，郑伯的情状也不可掩盖了。左氏认为如同二君所以称克，称郑伯是讥讽失教，这算是得之；认为段不弟所以不言弟，则未尽。当时段的形迹已经具备，所以去掉属比篡夺的公子尔。杜氏
亦谓此夫子改旧史以明义，但指传中所称「书」、「不书」、「故书」、「书曰」之类，皆为孔子变例，则左氏学者之陋尔。
译这也说是这位夫子修改旧史以阐明大义，但认为《春秋》传文中提到的“书”、“不书”、“故书”、“书曰”之类，都是孔子改变体例的表现，这不过是左氏学者的浅陋见解罢了。
十五纪侯出奔书去国
庄四年夏纪侯大去其国
此纪侯出奔也，不书出奔者，笔削之法：被兵而出不书，若许庄公、莒共公、楚昭王是也；必国灭不死社稷而后书，若谭子、▯子、温子、徐子是也。夫被兵而出者，内有忠力之臣，外有大国之救，敌去国存，犹可复归。纪侯迫于彊齐，请援于隣国，归女于京师，而犹不得免焉。已不能下齐，以国与季，无复归之望，不得与被兵出奔者比矣。国灭不死位者，势穷力屈，宗庙既夷，社稷既墟，不能效死而犹脱身以逃者也。纪侯不忍残民以争必亡之国，又不忍五庙之不祀，故使季以纪事齐，而已独委国去之，亦与国灭不死社稷者不同。是故不书出奔，而特异其文，书去其国，其所寓之国不足志矣。古之君子，不以其所养人者害人。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纪侯其知此矣，故圣人特笔以明之。大者，纪侯之名，从史文也。
十六，郑髙克出奔。师溃。书：「郑弃其师。」
闵二年十二月郑弃其师
传曰：「郑人恶髙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髙克奔陈。」郑人为之赋《清人》。《诗清人》序曰：「髙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欲逺之不能，公子素恶髙克之进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准鲁史恒法，不过书曰「郑髙克出奔陈」而已。孔子以文公失驭臣之道，诚有如诗人所讥者，时政不在大夫，大夫出奔无与乎国之大故。古者君行师从，卿行旅从，则师重于大夫，故特书「郑弃其师」，而髙克之奔不足志矣。
十七楚君杀弑君者别称人
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徴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
传曰：「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徴舒。此楚子入陈而后杀夏徴舒之实也。楚自君将称君以来，终《春秋》所书楚事，皆所以治其罪也。而入陈杀陈夏徴舒，灭陈杀陈孔奂，文与事皆相似。楚防、蔡般皆尝弑君者，而防诱般杀之以灭蔡，一是讨弑君者而存其国，一是身负大恶而假讨贼之名以灭人国，皆不可无辩。况讨贼乃天下大义，不可以楚故而不明，故特书「楚人杀陈夏徴舒」于上以示义，然后书「丁亥，楚子入陈」，纳二卿，从其恒辞以见实。葢讨贼名义既正，则与楚防懐恶挟诈者不同矣。《春秋》于楚庄王事取节焉者，以弑君贼必不可无讨，苟能讨之而不为利，虽蛮荆犹与之，信大义于天下也。是故入陈书日以别之。黄先生曰：「齐、晋为中国盟主，俱有功于天下，然皆包容弑君贼，置而不问。故圣人于楚子入陈一事，先正其讨贼之义，然后书楚子入陈，便与称兵肆乱不同，乃圣人与人为善、止遏乱略处，此书法所以为妙也。」
十八战，称「楚人」，败，称「楚师」，书入郢。
定四年冬十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柏举，楚师败绩。庚辰，吴入郢。
凡入国曰国，入邑曰邑，未有入国而言邑者。此入国矣，而言邑，何也？中国诸侯皆王者所封，无自号其国者，自号其国者皆僭窃也。是故赤狄尝自号其国曰潞，以归称潞子，得从其自号以配爵；灭称赤狄潞氏，不得从其自号以名国。故灭不言潞，言灭潞，则与三代建国无辩矣，此史氏之法也。战称楚人，败称楚师，入称郢，特笔之义，葢取诸此。楚之先熊绎事周，至成王始以子男田封诸荆山。入春秋，至庄公末年，犹称荆。僖元年伐郑，始称楚。葢荆其本号，楚乃僭王后所自改之号也。春秋书楚事，凡所以谨内外之辩者，无不致其严矣。惟始终称楚无异辞，葢非入灭皆得以号举也。于是蔡侯以吴子战败楚师，书入郢而不言入楚，以其叛周自立，僭天子大号以争诸侯，不得与三代建国无辜见入者同文也。是故吴得称子，楚囊瓦书人，而入书日，许蔡侯以复世雠，而吴之入郢，亦不可与▯弱▯寡之师例论也。
春秋属辞卷十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属辞》>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属辞》巻十四
译十五、纪侯出奔，史书“去国”
庄公四年夏季，纪侯大大地离开了他的国家。
这是纪侯出奔，史书不记载为“出奔”的原因，在于笔削的原则：因遭受战争而出奔的不记载，像许庄公、莒共公、楚昭王就是这样；必须是国家灭亡而不死守社稷的才记载，像谭子、〇子、温子、徐子就是这样。那些因遭受战争而出奔的人，国内有忠诚竭力的臣子，国外有大国的救援，敌人退去国家尚存，还有重新回归的希望。纪侯被强大的齐国逼迫，向邻国请求援助，向周王室进献女子，却仍然不能免于祸患。他既不能屈服于齐国，把国家交给季子，也没有重新回归的希望，不能与因遭受战争而出奔的人相比。国家灭亡而不死守君位的人，是形势困窘力量耗尽，宗庙已经被毁，社稷已经荒废，不能效死尽忠却还能脱身逃跑的人。纪侯不忍心残害百姓去争夺注定灭亡的国家，又不忍心五座宗庙无人祭祀，所以让季子以纪国之事归附齐国，而自己独自舍弃国家离开，这也与国家灭亡而不死守社稷的人不同。因此不记载为“出奔”，而是特别用不同的文辞，记载为“去其国”，他寄居的国家不值得记载。古代的君子，不拿自己养育百姓的东西去伤害百姓。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社稷次之，君主最轻。”纪侯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圣人特别用笔法来阐明这一点。“大”字，是纪侯的名字，沿用了史官的文字。
十六、郑国高克出奔。军队溃散。史书：“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
闵公二年十二月，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
《左传》说：“郑国人厌恶高克，派他率领军队驻扎在黄河边上，很久不召他回来，军队溃散回来，高克逃奔到陈国。”郑国人为此作了《清人》这首诗。《诗经·清人》的序言说：“高克贪利而不顾念他的君主，郑文公想疏远他而不能，公子素厌恶高克进用不合礼法，郑文公退斥他不合道义，这是危害国家、丧失军队的根本，所以作了这首诗。”按照鲁国史书的常规法则，不过记载为“郑国高克出奔到陈国”罢了。孔子认为郑文公失去了驾驭臣下的道义，确实像诗人所讥讽的那样，当时政令不在大夫手中，大夫出奔与国家的大变故无关。古代君主出行军队跟随，卿出行旅队跟随，那么军队比大夫重要，所以特别记载“郑国抛弃了他的军队”，而高克的出奔不值得记载。
十七、楚君杀弑君者，特别称“人”
宣公十一年冬季十月，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徵舒。丁亥日，楚子进入陈国，接纳公孙宁、仪行父到陈国。
《左传》说：“楚子因为陈国夏氏作乱的缘故，讨伐陈国，告诉陈国人不要动，将要讨伐少西氏。”于是进入陈国，杀了夏徵舒。这是楚子进入陈国而后杀夏徵舒的实情。楚自君主将称君以来，终《春秋》所记载的楚国事情，都是为了惩治它的罪过。而进入陈国杀陈国夏徵舒，灭亡陈国杀陈国孔奂，文辞与事情都相似。楚国的防、蔡国的般都曾经弑君，而防诱使般杀了他以灭亡蔡国，一个是讨伐弑君者而保存其国家，一个是自身背负大恶而假借讨伐贼人的名义以灭亡别人的国家，都不能没有辨别。况且讨伐贼人是天下的大义，不能因为楚国的缘故而不阐明，所以特别记载“楚国人杀陈国夏徵舒”在上面以显示大义，然后记载“丁亥，楚子进入陈国”，接纳两位卿，遵循常规文辞以显示实情。大概讨伐贼人的名义既然正当，就与楚国防怀恶挟诈的人不同了。《春秋》对楚庄王的事情采取节制，是因为弑君的贼人必定不能不讨伐，如果能讨伐而不谋取利益，即使是蛮荆也给予肯定，在天下信守大义。因此进入陈国记载日期以区别它。黄先生说：“齐、晋是中国盟主，都对天下有功，但都包容弑君贼人，置之不问。所以圣人在楚子进入陈国这一件事上，先端正他讨伐贼人的大义，然后记载楚子进入陈国，便与兴兵肆乱不同，这是圣人劝人为善、制止战乱的地方，这书法之所以精妙的原因。”
十八、作战，称“楚人”，战败，称“楚师”，记载“入郢”。
定公四年冬季十一月庚午日，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作战，楚军大败。庚辰日，吴国进入郢都。
凡是进入国家叫国，进入城邑叫邑，没有进入国家而说城邑的。这里进入国家了，却说城邑，为什么呢？中国诸侯都是周王所封，没有自称其国的，自称其国的都是僭越窃取。因此赤狄曾经自称其国叫潞，归附时称潞子，得以沿用它自称来匹配爵位；灭亡时称赤狄潞氏，不得沿用它自称来命名国家。所以灭亡不说潞，说灭潞，就与三代建立的国家没有区别了，这是史官的法则。作战称楚人，战败称楚师，进入称郢，特别笔法的意义，大概取法于此。楚国的祖先熊绎侍奉周朝，到成王时才以子男之田封在荆山。进入春秋时期，到庄公末年，还称荆。僖公元年讨伐郑国，才开始称楚。大概荆是本来的称号，楚是僭越称王后自己改的称号。《春秋》记载楚国事情，凡是用来谨慎内外区别的，无不极其严格。只是始终称楚没有不同的文辞，大概不是进入或灭亡都可以用称号来举称。于是蔡侯率领吴子战败楚军，记载进入郢而不说进入楚，因为它背叛周朝自立，僭越天子大号以争夺诸侯，不能与三代建立的国家无辜被进入的相同文辞。因此吴国得以称子，楚国囊瓦记载为人，而进入记载日期，允许蔡侯报世代仇怨，而吴国进入郢，也不能与〇弱〇寡的军队同类而论。
春秋属辞卷十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属辞》>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属辞》卷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