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从主人第八

译如果能在这些可见之处尽心钻研，那么那些不可见的深意，自然会在言语和字面之外自行领悟。只是恐怕其中可见的部分，仍然会有所遗漏。前代儒者著书，即使年老仍希望有所进步，所以有的人终身不曾示人。像我赵汸这样，衰老病弱日益加深，昏聩闭塞容易遗忘，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姑且拿出来交给共同求学的士人，作为《集传》的引荐。至于根据那些可见的部分来补足其未完备之处，通达于那些不可见的部分以穷尽圣人的志向，那就寄希望于君子了。歙县诸生赵汸字子常，在东山精舍私下题写。

译春秋属辞目录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属辞》卷一，元赵汸撰，存策书之大体第一

策书，是国家正式的历史记录。传述祝佗的话，说鲁国分派物品有备物、典策，而韩宣子见到《易象》与《鲁春秋》，说：“周朝的礼制全在鲁国了。”班固《汉书·艺文志》因此说鲁国是周公的封国，礼制文物完备，史官有法度。杜预也以备物、典策作为《春秋》的体制，而孔颖达认为像现在的官署规程品式之类，都说鲁国的旧史中有周公遗留的法度。自从伯禽以来，没有大的丧乱，史官前后相继，有非其他国家能比得上的。然而古代不是大事不记录在策书上，小事则用简牍记载，所以说它是国家的正史。现在以《春秋》所记载的，对照西周未乱之时，那记录在策书上的，不过有国君即位、迎娶夫人、朝见聘问、会盟朝聘、天子诸侯去世、大夫去世安葬、祸福、宣告命令、求雨祭社、禘祭尝祭、搜狩、筑城、不合礼制不合时令，以及灾异庆祥的感应，而一国的纲纪本末大致具备，善恶也存在于其中，大概策书的大体不超过这些罢了。东迁以来，王室更加衰微，诸侯背叛，霸业又衰落，外族纵横，大夫专权，家臣擅命，于是伐国、灭国、围城入侵、迁徙掠夺的祸患交错发生，弑君、杀大夫、放逐、接纳的变故相继出现，而策书的常法开始不足以尽述其善恶的情状了。所以孔子断自隐公，有笔有削，以寄托其拨乱反正的志向。那所谓策书的大体，而一国本末具备的，都有笔而无削，使不失去鲁国正史的常规，这就是所谓存策书的大体。《春秋》，是当代的历史。假如仲尼在笔削之际，不再保存其大体，鲁国的君臣能不惊骇吗？因此有笔有削以行其权变，有笔无削以存其事实。事实保存而权变更能通达，权变通达而事实更加明白，相互交错以畅达其文辞，相互更易以成就其义理。然而自从左氏不知道有笔削的宗旨，公羊学者于是以《春秋》为夫子博采众国之书，通修一代之史，于是褒贬之说盛行。又有认为有贬无褒的，又有认为一经所书皆为非常，而常事不书的，有认为黜周王鲁的，有认为用夏变周的，他们的过失在于不知道有存策书大体之义罢了。解说经义昧于源流，竟到了这种地步！所以现在特别选取圣人所存有笔而无削的，全部著录于篇，那旧说中严重违背义类的，也或离析而辩正。

存策书之大体第一之一

一、嗣君逾年即位，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行即位礼，不书“即位”。告朔朝正，书“王正月”。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庄公元年春王正月

闵公元年春王正月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

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哀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以上书“元年春王正月”，不书“即位”的有四，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的有七。古代天子分封诸侯，都能世袭其爵位、践履其职位、臣妾其民众，都有史官以记录一国的政令，而奉行天子的正朔。所以诸侯去世，既已殡殓，嗣子定位于柩前；逾年正月朔日，乃先谒庙以明继祖，还就阼阶之位，见百官以正君臣，国史因此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如《春秋》书桓、文、宣、成、襄、昭、哀是也。或有故不行即位礼，则不书“即位”，犹朝庙告朔，故书“王正月”，如《春秋》书隐、庄、闵、僖是也。隐公摄位，不行即位礼；庄、闵、僖以继弑君，不行即位礼；桓、宣亦继弑君而行即位礼者，桓、宣躬负篡逆，欲自同于遭丧继位者，以欺天下后世也。大概即位乃已见群臣，故有所隐避，则其礼可废；朝庙告朔，乃新君见祖祢、奉王教之始，礼不可废也。这在周人必有旧例，鲁史修辞亦有成法，所以杜氏、啖氏据《周书》与《春秋》经传，定着其说如此。而近代说者往往不同，有谓以夏时冠周月的。夫四时始春终冬，所以成岁，三代虽正朔不同，而正月之必为岁首，岁首之为孟春，其序皆一定而不可易也。今既曰周月，则《春秋》所书正月为建子之月矣，谓建子之月为春，何夏时之云？又有见殷周古书书月则不书时，以《春秋》书月又书时为夫子特笔者，盖古书乃简牍记言之体，得以从略；《春秋》策书，国之正史，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盖三代正史遗法也。借令不书时，则事有不

译得到“书月”这一记载的，应当寄托着什么含义呢？又有人认为是孔子删去了“公即位”的记载，这大概是因为不信任《左传》而产生的错误。《左传》知道鲁国史书有不记载的惯例，但考察得不详细，对于隐公不记载即位，说是“摄政”，这是对的；对于庄公不记载即位，说是“因为文姜出奔的缘故”；对于闵公不记载即位，说是“因为动乱”；对于僖公不记载即位，说是“因为国君出奔的缘故”。不列举重大的原因而列举细微的原因，随具体事件随意解说，而义理不能贯通，所以解说者得以排斥它。只有《谷梁传》认为继承旧君之位就不称“即位”，这是正确的。先君不能以正道终结，那么子弟不忍心即位，这种说法必定有所传承，而学者不能驳倒它，〇所以即位的原则是一致的，记载也有罪过，不记载也有罪过，而义理更加不通了。这是因为学者都不懂得保存史策大体法则的方法，所以他们的错误大多像这样。凡是即位必定在朔日，《春秋》记载日事时注明晦朔，这些不记载的，都是孔子删削的。保存史策的大体，只是说不抹杀其事罢了。至于事情有常规和变例，法则有异同，上下地位不同，内外形势各异，仍然用日月来区别。国君在正月即位是符合常规的，所以略去以表明变例。凡是日月的法则自为一篇，在后面创通其义，这里只是随事解释，使相互阐发罢了。

译定公即位不在正月，所以《春秋》不记载“正月”。

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定公即位。

以上记载六月即位的只有一例。凡是国君不行即位礼，也记载“正月”，因为还举行朝正之礼。这一年昭公的灵柩尚未运回，继承人未定，鲁国没有国君，所以用周王的三月来记事。史官虽然追记为元年，以系连前半年的月日，实际上与其他公的元年不同。定公从季氏手中接受国家，等到昭公的灵柩运回，安葬之后才即位，所以即位在六月，也与其他继位的国君不同。这是史册记载的大体原则，不必经过删改，其义理已经明白了。孔子认为季氏驱逐了他们的国君，昭公死后又断绝了他的嫡嗣，灵柩不能按时运回，于是鲁国没有国君达半年之久。定公安于得到国家，而不知道为此表示哀痛，所以凡是国君在正月即位的都不记载日期，而定公即位唯独记载日期以表示不同，大概是不记载日期视为常例，记载日期则表示变异。《公羊传》却把定公没有正月作为《春秋》的隐微言辞。凡是《公羊传》和《谷梁传》不了解删改的本末，而凭主观臆测解释经义，错误都与此类似。

三年的岁首必定记载“王”，月份没有系连事件，不记载“王月”。

隐公三年王二月，四年王二月，七年王三月，十年王二月。

桓公二年王正月，三年□正月，四年□正月，五年□正月，六年□正月，七年□二月，八年□正月，十年王正月，十一年□正月，十二年□正月。

十三年□二月，十四年□正月，十五年□二月，十六年□正月，十七年□正月，十八年王正月。庄公二年王二月，三年王正月，四年王二月，五年王正月，六年王正月，八年王正月，十年王正月，十一年王正月，十二年王三月，十六年王正月，十八年王三月，十九年王正月，二十年王二月，二十一年王正月，二十二年王正月，二十四年。

王三月。二十八年王三月。三十年王正月。

闵公二年王正月

僖公二年王正月。三年王正月。四年王正月。六年王正月。八年王正月。九年王三月。十年王正月。十二年王三月。十五年王正月。十六年王正月。十八年王正月。十九年王三月。二十四年王正月。二十五年王正月。二十六年王正月。三十年王。

正月，三十二年王正月，三十三年王二月。

文公二年王二月，三年王正月，五年王正月，八年王正月，十年王三月，十二年王正月，十三年王正月，十四年王正月，十八年王二月。

宣公二年王二月，三年王正月，四年王正月，九年王正月，十一年王正月，十六年王正月，十七年王正月。

成公三年王正月，五年王正月，六年王正月，七年王正月，九年王正月，十一年王三月，十四年王正月，十五年王二月，十六年王正月，十八年王正月。

襄公二年王正月、四年王三月、六年王三月、八年王正月、十一年王正月、十二年王三月、十四年王正月、十六年王正月、十七年王二月、十九年王正月、二十年王正月、二十一年王正月、二十二年王正月、二十三年王二月、二十六年王二月、二十九年王正月、三十年王正月、三十一年王

正月

昭公三年王正月，四年王正月，五年王正月，六年王正月，七年王正月，十年王正月，十一年王二月，十五年王正月，十八年王三月，二十年王正月，二十一年王三月，二十三年王正月，二十四年王二月，二十六年王正月，二十八年王三月，三十年王正月，三十一年王正月，三十二年王正月。

定公元年王三月，二年王正月，三年王正月，四年王二月，五年王三月，六年王正月，七年王正月，八年王正月，九年王正月，十年王三月，十五。

年王正月

哀公二年王二月，四年王二月，八年王正月，九年王二月，十年王二月。

以上记载“王正月”九十一处，“王二月”二十四处，“王三月”十九处。岁首必定记载“王月”，表明奉行周王的历法。事件系连在正月，就记载“王正月”；正月没有事件，而事件系连在二月，就记载“王二月”；正月、二月都没有事件，而事件系连在三月，就记载“王三月”。月份是为了系连事件而记载的。孔氏说：“二月，是殷代的正；三月，是夏代的正。所以都记载‘王’以区别它们。”吴先生说：“这是诸侯国的史书，所以在月份上加‘王’；如果是王朝的史书，月份上就不必加‘王’了。”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那十一个公的元年所记载的“王正月”，是为朝正即位而记载，不同于常年系连事件，兼有其他含义，所以不列入这个例子。只有定公元年记载“王三月”，系连事件与常年相同，是因为即位在六月。这都是鲁国史官的成法。近代有人把记载“王”认为是孔子特意笔削的，考察殷人的钟铭

译有“唯正月王春吉日”这样的文字，可见当时月份称王，是夏商周三代通用的言辞。在“春”字前加上“王”字，又可以作为更改时令的佐证。因为时令和月份都是王者所更改的，所以可以上下连称，以使文辞通顺。必定是正史，然后“王”字才不放在“春”字之前，这本来符合王者恭敬奉行天时的大义。鲁隐公从元年之后就没有记载正月，《谷梁传》说：“隐公十年没有正月，是因为隐公自身不正。”解说的人说：“这是隐公谦逊，不去朝廷朝正。”考察隐公元年之后的记载，记二月并系属事件的有三处，记三月并系属事件的有一处，其他如二年春在潜地与戎人会盟、五年春在棠地射鱼、九年春宋公与卫侯在垂地相遇之类，有的是因为笔削的法则不记载月份，有的是史官原本就不记载月份，《谷梁传》知道日月记载中有深意，却不能辨析清楚。如果在桓公十八年之中，记载正月却不记载“王”字的有十处，记载二月却不记载“王”字的有三处，那么这是孔子删削的结果。而杜预认为这是因为王室没有颁布历法，刘宝楠纠正他说：“昭公二十三年以后，王室发生了子朝之乱，诸侯不知该尊奉谁，又还有谁颁布历法呢？为什么经文都记载了‘王’字呢？”这大概是杜预不懂得笔削的大义的缘故。如果岁首没有系属月份的事件，就只记载“春王”，既然月份记载中已经不写月份，就不嫌没有“王”字了。凡是史书文字都有其含义，总的论述在《辞从主人》篇中。

译四、一时无事，书首月

隐公六年秋七月；九年秋七月。

桓公元年冬十月；九年夏四月、秋七月；十二年春正月；十三年秋七月、冬十月；十八年秋七月。庄公四年秋七月；五年春王正月；十一年春王正月。十二年夏四月；十三年秋七月；十五年冬十月。十六年春王正月；十八年冬十月；十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二十年秋七月；二十一年春王正月；二十二年夏五月；三十年春王正月。

僖公六年春王正月；十年秋七月；十二年秋七月；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秋七月；三十年春王正月；三十一年秋七月；三十二年春王正月。

文公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十三年春王正月。宣公六年夏四月、冬十月；十一年春王正月；十二年秋七月；十八年夏四月。

成公元年冬十月；十年冬十月；十一年冬十月；十二年冬十月。

襄公二十二年夏四月；三十一年春王正月。

昭公十年春王正月；十二年秋七月；十四年夏四月；二十年春王正月；二十九年秋七月；三十二年秋七月。

定公二年春王正月；三年夏四月；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冬十月；九年春王正月；十一年夏四月。哀公八年秋七月；九年冬十月。

以上皆无大事，故记载四季的首月。六十年间，若一时无事，便记载该季首月，备齐四季以构成完整的一年。《公羊传》说：“《春秋》编年，四季具备，然后才称为一年。”这大概是夏、商、周三代正史遗留下来的法则。春季以正月为首，夏季以四月为首，秋季以七月为首，冬季以十月为首。有人认为是孔子在《春秋》中添加了季节记载，其错误显而易见。只有庄公二十二年记载“夏五月”，并非首月，这是因为孔子删削了该月的事件，因而保留其时月以凑足一季，表明鲁国史官在此处原本并无缺漏。然而不将五月改为四月，是为了表明孔子修史的原则是“文则史”，只有删削而无增益。

五、系于日期的事件，若遇晦日或朔日，则记载晦日或朔日。

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夘晦，地震夷伯之庙。

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交战。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坠落于宋国五块。二十二年十一月己巳朔，宋公与楚人在〇地交战。

以上记载晦日的有两例，记载朔日的有两例，其中日食记载朔日的另见别处。赵氏说：“古代史官的法度，应当记载具体日期，若遇到晦日或朔日，必定记载，以此作为历法推算的验证。”

六、丧事以月为断限的，若遇闰月则记载闰月。

哀公五年冬，叔还前往齐国。闰月，安葬齐景公。

以上记载闰月的有一例，因为丧事以月为断限，恰逢数个闰月，所以记载闰月。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周天子驾崩；乙未，楚子昭去世。从甲寅到乙未相隔四十二天，这显然是闰月。不记载闰月的，是因为丧事以年为断限，则不计算闰月。

七、凡是天灾物异无不记载，外邦灾异若来告则记载，喜庆祥瑞唯有年成丰收、麒麟祥瑞才记载。

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发生日食。

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发生日食，全食。十七年冬十月朔，发生日食。

庄公十八年春王三月，发生日食。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发生日食。二十六年冬十二月癸亥朔，发生日食。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发生日食。

僖公五年九月戊申朔，发生日食。十二年春王三月庚午，发生日食。十五年夏五月，发生日食。

文公元年二月癸亥，发生日食。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发生日食。

宣公八年秋七月甲子，发生日食，全食。十年夏四月丙辰，发生日食。十七年六月癸卯，发生日食。

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发生日食。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发生日食。

襄公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发生日食。十五年秋八月丁巳，发生日食。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发生日食。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发生日食；冬十月庚辰朔，发生日食。二十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发生日食。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发生日食，全食；八月癸巳朔，发生日食。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发生日食。

昭公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发生日食；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发生日食；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发生日食；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发生日食；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发生日食；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发生日食；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发生日食。

定公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发生日食。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发生日食。十五年八月庚辰朔，发生日食。以上日食共三十六次，记载日期和朔日的有二十六次，记载日期不记载朔日的有七次，记载朔日不记载日期的有一次，既不记载日期也不记载朔日的有两次。《左氏传》说：“不

译《尚书》说：“这是官职失职造成的。天子设有日官，诸侯设有日御。”那么它的意思是指王朝的日官失职，并非指鲁国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公羊传》说：“记载某月某日初一，发生日食，这是因为日食发生在真正的初一。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日期，有的比实际日期早，有的比实际日期晚。比实际日期早的，是因为真正的初一在记载日期的前面；比实际日期晚的，是因为真正的初一在记载日期的后面。”这大概是认为掌管历法的官员出现了失误，导致日食没有发生在真正的初一，所以《春秋》删去了那些错误的朔日记载。杜预在《释例》中用《长历》来推算校勘经文和传文，明确指出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是二月初一，但经文没有记载“朔”，这是史官的失误，这又与《左传》所说的“日官失职”相违背。然而，《长历》所推算的《春秋》日食也并非完全正确，不能依据它来解释经文。《汉书·律历志》记载西汉时期的日食大多发生在晦日，也有发生在晦日前一天的，公羊学的这一说法必定有所承袭。大概圣人认为日食如果不在真正的初一，如果如实记载在经文中，就不符合治理历法、明确时日的本意，所以有的去掉“朔”字，有的去掉日期，以此来表达深意，详见《日月篇》。现在考察发现，自文公以后没有不记载日期的，自襄公以后没有不记载朔日的，周历中计算交朔的方法，在周平王东迁以后就失传了，到了这个时候月份的大小才符合规律，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又查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有三十六次。《公羊传》说：“这是记载异常现象。”何休又全部列举后来的事变来对应这些日食。现在考察西汉二百一十二年，日食有五十三次；东汉一百九十六年，日食有七十二次；魏晋一百五十年，日食有七十九次；唐朝二百八十九年，日食有九十三次；宋朝直到嘉定十六年，日食有一百二十次。大致是世道越衰落，日食就越频繁，这是国运盛衰的征兆。自从汉惠帝以后，出现了一年两次日食的情况，晋代甚至达到一年三次，这也是《春秋》时期所没有的，与其他灾异不同，如果一定要把某件具体事情指认为日食的应验，恐怕不符合经书的防备之意。

译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夘日，夜里，恒星看不见了。半夜，星星坠落像雨一样。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彗星闯入北斗星。

昭公十七年冬，有彗星出现在大辰星宿。

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以上星象变异共四起。凡是日食、星象变异，都是为天下记录异常，并非一国的史志。梁山、沙鹿山崩塌，也不是一国的史志，要等待报告才记载，所以另外列出。查考《左氏传》说：“星星坠落像雨一样，是和雨一起落下的。”《公羊传》说：“像雨一样，并不是雨。未经修订的《春秋》记载：‘雨星离地一尺又返回。’君子修订后说：‘星星坠落像雨一样。’”所谓未经修订的《春秋》，是指鲁国史官的旧文，《公羊传》仅在这一处提及，也是口耳相传的话。只是左氏将“如”读作“而”，意义于是相差很远，不知依据什么。又查考《汉书·天文志》，永始年间星星坠落像雨一样，长两丈，连续不断未到地面就熄灭了。“离地一尺又返回”，就是未到地面就熄灭的意思。古今星象变异本来就有这样的，所坠落的，是星星的光影，所以虽然多却看不到在地上的形体。解说的人认为是积聚的气消散所致，比其他异常更为严重，大概是王运到此终结了。又查考昭公十七年，申须说：“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公羊传》、杜预、郭璞都将孛星、彗星视为同一颗星，现在知道并非如此。《汉书》注文中颖说：“彗星、孛星、长星，三颗星其占卜大致相同，而形状稍有差异。孛星光芒短，它的光向四方散开蓬蓬孛孛的样子；彗星光芒长，参差不齐像扫帚；长星光芒有一条直线，有的横贯天空，有的十丈，有的三十丈。”《史记》记载：彗星出现在东井星宿，齐景公为此担忧。晏子说：“君主高台深池，赋税征收像不够用，刑罚恐怕承受不住，孛星将要出现，还怕什么彗星呢？”那么孛星比彗星更严重。经书记载星象变异只有这四起，根据当时考察，都是大异常。桓公、庄公时期，诸侯中没有称王、称霸的人出现，而天下大权归于齐、晋，人心对周王室绝望，这是王室的一大变故。文公、宣公时期，晋国失去霸权而楚国兴起，中原疲于征伐，从此王室更加卑微，这又是另一大变故。孔子在庄公十二年、十七年，庄王、僖王去世安葬不记载；文公十四年，顷王去世安葬不记载，解说见《辩名实篇》。平丘会盟之后，晋国不能再主持华夏盟会，《春秋》的治理权落在夷狄手中。子朝之乱，诸侯中没有勤王的人，五年后才恢复正统，这又是另一大变故。经书记载“王室乱”，是自进入春秋以来史文中所未有的。哀公时期，东方诸侯更受制于吴、越，天下将变为六国，《春秋》绝笔于获麟。天象人事如此吻合，而笔削之法也相互始终，《春秋》不只是记录异常。《左氏传》记载叔服、梓慎论说星孛，只以大国灾祸来对应，这是当时的流俗之论，上不知有王室，下不知有天下大势，他们所知道的，只有二三个大国而已。《天文书》说：“北斗是帝车，大辰是天子的正位。”也不是这两个人所知道的。

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

僖公二十年五月乙巳日，西宫发生火灾。

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日，新宫发生火灾，哭了三天。

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日，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

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日，桓宫、僖宫发生火灾。四年六月辛丑日，亳社发生火灾。

以上火灾共六起：御廪是国君亲自耕种以供奉祭祀谷物的仓库；西宫是侧室。何氏说：“礼制，夫人住中宫，稍靠前；右媵住西宫，左媵住东宫，稍靠后。”新宫是宣公的宫殿，主要指新入宗庙。雉门两观，解说见后。桓宫、僖宫，亲尽而不毁。亳社是殷商的社庙，诸侯拥有它来警戒亡国，有房屋，所以发生火灾。

桓公元年秋大水，十三年夏大水。

庄公七年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

宣公十年秋大水。

成公五年秋大水。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以上大水共八起。凡是灾异发生在一国的，根据经书所记载的本国人事考察，那么警戒告知的意思就可见了。董仲舒说：“水，是阴气。”《春秋纬》说：“阴盛臣逆，民悲情发，就出水。”大概是桓公弑君自立而喜好作乱，三家势力的起源；庄公对国母淫乱放纵不能制止；宣公篡夺嫡位，成公年幼体弱，而三家势力形成；到襄公末年，季氏更加专权。这些都是阴盛臣逆的应验。程子说：“《春秋》所记载的灾异，都是天人响应，只是人见识浅薄认为没有应验，其实都有应验。因为汉儒谈论灾异都牵强附会不足信，儒者因此全部废弃了。”

隐公九年三月癸酉日，大雨伴雷电。庚辰日，大雪。

桓公八年冬十月下雪。

僖公十年冬，大雪。十五年九月己夘晦日，雷电震夷伯的庙。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昭公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以上大雨、雷电各一起，雷电震庙一起，下雪、雨雹各三起。胡侍讲说：“雷不该发出，电不该显现，却大声雷电，这是

译阳气失其节制；雷电交加时本应降雪，不应再降大雨大雪，若出现大雨雪，这是阴气放纵的表现。阴阳的运行变化有常理，凡是失去其节度，都是人为感应所致。」冰雹，是乖戾之气，是阴侵阳、臣侵君的象征。何氏说：「大雪，是阴气旺盛的表现。」

译桓公十四年春天没有结冰。

成公元年春天没有结冰。

襄公二十八年春天没有结冰。

以上是没有结冰的三条记载。何休说：“周历的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周历的二月，是夏历的十二月。按常理应当有坚冰，没有冰，是因为气候温暖。”《尚书》说：“豫州，经常温暖。”没有冰的灾异，在襄公二十八年确立了体例。

成公十六年春天周历正月，雨落在树木上结成冰。

以上是雨木冰的记载。高氏说：“雨落在树木上结成冰，是上面温暖而下面寒冷。”刘向说：“树木象征少阳，是贵臣卿大夫的象。”后世的雨木冰，多应验在大臣身上。

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降霜但不冻死草木，李树和梅树结果实。

定公元年冬天十月，降霜冻死了豆类。

以上是霜灾违背二月时令的记载。季秋之月，即夏历九月，霜开始降落，草木枯黄凋落。周历十二月，即夏历十月，霜应当浓重但不能冻死草木，李梅再次开花并结果；周历十月，即夏历八月，霜不应当浓重却冻死了豆类，这都是非常之灾。李尧俞说：“豆类这种作物，容易生长却难以冻死。《谷梁传》说：‘不该冻死却冻死了，是举重；该冻死却没冻死，是举轻。’这里说豆类，是举重。”范氏说：“举出冻死豆类，那么冻死草木就可以知道了。”又查《韩非子》记载哀公问孔子说：“《春秋》记载陨霜不杀草，为什么要记录它呢？”孔子回答说：“这是说该冻死却没冻死。适宜冻死却没冻死，那么李梅冬天结果。天道失序，草木尚且冒犯它，何况君主呢？”这不是孔子的话。当时僖公去世，文公在守丧，适宜冻死却没冻死的含义，从何取义呢？假如哀公又问：“陨霜杀菽，为什么要记录它呢？”那么将回答说：“这是说不该冻死却冻死了。”在定公继承旧业之后，又从何取义呢？昭公因为讨伐季氏失败而出逃，孔子难道会让哀公重蹈覆辙吗？看孔子责备宰我使百姓战栗的回答，讥讽季康子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提问，那么韩非子的说法是荒谬的就很明显了。这是韩非想要假托圣人之言来粉饰他的刑名之术，这与《春秋》的道理不相通。

庄公三十一年冬天没有下雨。

僖公二年冬天十月没有下雨，三年春天周历正月没有下雨，夏天四月没有下雨，六月下雨。

文公二年从十二月没有下雨直到秋天七月，十年从正月没有下雨直到秋天七月，十三年从正月没有下雨直到秋天七月。以上没有下雨记载时令的有一条，记载四季首月的有三条，记载经历时间的有三条，记载下雨的有一条。一个时令没有下雨记载时令，超过一个时令没有下雨记载首月。僖公接连记载首月没有下雨，却记载六月下雨，可见是为了告庙而记载；超过三个时令没有下雨总括记载，即使下了雨也不记载，其不告庙也可以看出来了。《谷梁传》说：“没有下雨，是勤于求雨。一个时令说没有下雨，是怜悯求雨。经历多个时令说没有下雨，是文公不担忧求雨。”这符合当时史官的情意。

僖公二十一年夏天大旱。

宣公七年秋天大旱。

以上是大旱的记载。说旱，不说饥荒，说明年成还有收成。

宣公十年冬天饥荒，十五年冬天饥荒。

襄公二十四年冬天大饥荒。

以上是饥荒两条，大饥荒一条。凡是饥荒都记载在冬天的，是因为正当秋收之时，五谷都没有，百姓已经匮乏断绝，国家贫穷不能赈济。

庄公七年秋天，没有麦苗。二十八年冬天，大无麦禾。

以上没有麦苗一条，杜预说：“秋天大水漂没杀死了熟麦及五谷的苗。”大无麦禾一条，胡氏说：“记载在冬天，是因为官吏统计一年收入的多少，然后才知道仓廪枯竭。”刘氏说：“经文没有水旱的灾变，忽然没有麦禾，是因为鲁国不致力于积蓄，日损月削，以至于麦禾都耗尽才发觉，不是当年的事。”高氏说：“刘向《春秋说》认为土气不养育，庄稼不成。沈约《宋志》说吴孙皓时曾经有过，苗稼丰美但果实不成，全境都是这样，百姓因此饥荒，这就是所谓的大无麦禾。”汪氏按语：周历的冬天，正是五谷都入库的时候，如果年成稍好，即使平时没有积蓄，怎么会到麦禾都耗尽的地步？这是年成灾荒很明显了。刘侍读的说法，必须兼有高氏的说法，其义理才完备。

桓公五年秋天蝗虫。

僖公十五年八月蝗虫。

文公八年冬天十月蝗虫。

宣公六年秋天八月蝗虫，十三年秋天蝗虫，十五年秋天蝗虫，襄公七年八月蝗虫。

哀公十二年冬天十二月蝗虫，十三年九月蝗虫，十二月蝗虫。以上是蝗虫十条。《公羊传》说：“记录灾异。”范氏说：“是蚣蝑这一类。”《礼记·月令》说：“仲冬行春令，则蝗虫为害。”现在查《尔雅》，草螽，是负蠜；蜤螽，是蜙蝑。阜螽就是蝗虫。一生八十一子，有人说一生九十九子。钱氏说：“《诗经》中的螽斯，斯是助语词，像鸒斯、鹿斯之类，不是蜤螽。毛亨、郑玄误用蜤螽解释螽斯，先儒因此指为蜙蝑，是不对的。”蜙或写作蚣，字书说：“是省文。”

宣公十五年冬天蝝生。

以上是蝝生一条。杜预说：“蝝，是蝗虫的幼虫在冬天出生，遇到寒冷而死，所以不能长成蝗虫。”现在查杜预知道不能长成蝗虫，大概是因为如果长成蝗虫就自己记载蝗虫了。蝗虫钻入地下留下卵像蛹，两端有细虫引导上下，中间像鱼子，开始变化类似

译蚕，就是所谓的蝝。遇到大雪，它们就钻入地下深处；如果遇到大雨或积水，都无法变成蝗虫。后赵石虎时期，黄河以北地区发生严重蝗灾，蝗虫最初从地下钻出，二十天后发生变化，形状像蚕，七八天后静止不动，四天后蜕皮飞翔。大概飞翔后才称为螽，蝗虫刚出生时都是这样。李巡说：“蝝，是蝗虫的幼虫。”郭璞说：“蝗虫的幼虫还没有长出翅膀。”他们的说法都是对的。凡是蝝出现但尚未造成灾害，原本不记载，这里因为一年中再次出现，所以记录这一异常现象。如果蝝变成了螽，那么就不会既记载蝝出现又记载螽出现，就像《春秋》哀公十三年十二月记载螽的例子一样。东汉安帝永初六年三月，在蝗虫离去的地方又生出蝗虫幼虫，这就是蝝出现。凡是秋季螽出现而不记载月份的情况，都是指七月，螽刚出现就构成灾害，灾害并不局限于这一个月。蝝出现而不记载月份的情况，说明灾害并不发生在这个月。

译隐公五年九月发生螟灾，八年九月发生螟灾。

庄公六年秋天发生螟灾。

以上共记载了三次螟灾。《公羊传》说：“这是记录灾害。”《尔雅》说：“吃稻苗心的叫螟，吃叶子的叫□，吃茎节的叫贼，吃根的叫蟊。”罗鄂州在《尔雅翼》中说：“《五行传》认为螟和□是蠃虫的妖孽。”汉代孔臧在《蓼虫赋》中说：“有一种蠕动的虫子，形状像螟。”由此可见螟是没有脚的虫子。如今吃稻苗心的，是一种没有脚的小青虫，江东地区称之为“横”，读音如同横逆的横。高氏说：“《春秋》记载螟灾的有三次，隐公时期两次，庄公时期一次；记载螽灾的有十一次，桓公时期一次，其余都在僖公之后。大概是因为螟只吃稻苗心，而螽什么植物都吃，作为灾害来说，螟较轻而螽较重。《春秋》初期，轻微的灾害也予以记载；等到后来，轻微的灾害不胜记载，就只记载严重的灾害罢了。不然的话，难道隐公、庄公之后的两百年间都没有螟灾吗？”

庄公十七年冬天麋鹿很多。

以上记载麋鹿很多，何氏说：“说‘多’，是因为以多为异常。”《五行志》说：刘向认为麋鹿大概是雌性淫乱的野兽，当时庄公将要娶齐国的淫女，这种征兆先显现出来。《尔雅翼》说：麋与鹿相反，鹿是阳兽，夏至时得到阴气而脱落角，这是顺应阳气衰退的征兆；麋是阴兽，冬至时得到阳气而脱落角，这是顺应阴气衰退的征兆。如今海陵一带麋鹿极多，千百成群，雌性多而雄性少。汸按：杜氏认为麋鹿多会损害庄稼，但作为灾害较轻，应当以记录异常为重，记载〇和蜚也是如此。

庄公十八年秋天出现〇，二十九年秋天出现蜚。

以上记载出现〇一次，出现蜚一次，都是鲁地所没有的，如今忽然出现了，所以说“有”。《公羊传》说：“这是记录异常。”《谷梁传》说：“〇，是射人的虫子。”陆玑说：“〇又名射景，有人说它能含沙射人。”孔氏说：“《五行传》说：‘〇像鳖，有三只脚。’南越妇女多淫乱，所以那里多〇。蜚，青色，接近眚灾，不是中原地区所有的，是南越淫风所生，这种虫子气味臭恶。”当时庄公娶齐国的淫女为夫人。汸按：高氏把〇当作□，即吃稻苗叶子的虫子；《尔雅翼》把蜚当作虫子，吃稻花的，它们的错误相同。大概吃稻子的虫子到处都有，《春秋》不应当说“有”。所以孔氏依据郭璞说：“蜚就是负盘臭虫。”那些写作负蠜的，草虫每年时常都有，是因为互相混淆而误写为盘罢了。刘侍读依据《山海经》说：“蜚形状像牛，一只眼睛，蜷曲的尾巴，出现就会有大瘟疫。”恐怕不是《春秋》中的蜚。如果文姜、哀姜以小君的身份相继纵欲淫乱，气类相互感召，如《五行传》所说，是适宜的。

昭公二十五年夏天鸜鹆飞来筑巢。

以上记载鸜鹆飞来筑巢，一次。《谷梁传》说：“来，是来到中原地区。”鸜鹆是穴居的却说是筑巢，《公羊传》说：“这是记录异常。”《五行志》说：“刘向认为有蜚有〇，不说‘来’，是因为是气所生，所谓眚灾；鸜鹆说‘来’，是因为是气所致，所谓祥兆。”颜师古说：“现在的鸜鹆，中原地区都有，也筑巢居住，不都是穴居的。”汸按：刘子政又把不穴居而筑巢作为昭公出奔的祥兆，大概是兼用了左氏的错误。如果颜注的疑问，乃是《春秋》所记载作为异常的原因。《考工记》说：“鸜鹆不越过济水。”如今到处都有，实际上是从《春秋》所记载开始，这是地气推移变化造成的，是中原地区治乱的征兆。宋代治平年间，邵雍居住在洛阳，听到杜鹃的叫声，说：“洛阳以前没有杜鹃，现在才刚到。”有人问：“为什么呢？”他说：“天下将要安定，地气从北向南；将要动乱，从南向北。现在南方的地气到了，禽鸟是气类中先得气的。”《春秋》记载六只鹢鸟逆风而飞、鸜鹆飞来筑巢，是气使然的。大概先王用来观察天下妖祥的方法不止一端，周礼在鲁国，所以当时的史官对于鸜鹆初次到来，还能够谨慎地记载下来。解说的人大多没有察觉。像邵雍，可以说掌握了《春秋》经世的宗旨了。

宣公十六年夏天成周宣榭发生火灾。

庄公二十年夏天齐国发生大灾。

襄公九年春天，宋国发生火灾。三十年五月甲午日，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去世。昭公九年夏天四月，陈国发生火灾。十八年夏天五月壬午日，宋、卫、陈、郑发生火灾。

庄公十一年秋天宋国发生大水。

以上国外灾害七次：成周火灾一次，齐国灾害一次，宋国火灾两次，大水一次，陈国火灾一次，宋、卫、陈、郑同日火灾一次。凡是国外灾害，来报告就记载。昭公十八年传文说：“宋、卫、陈、郑都来报告火灾。”就是这样。庄公十一年传文：“宋国发生大水，庄公派使者去慰问，说：‘上天降下淫雨，损害了祭品，怎么能不慰问呢？’”大概既然来报告，就有慰问的礼仪，所以记载。只有昭公九年记载“陈灾”，是在陈国灭亡之后，当时叔弓在陈国会见楚子，或者是叔弓回国报告陈国有灾而记载，或者是楚国人报告。宋伯姬因火灾而死，四国同日火灾，所以都记载日期以区别其事。

僖公十六年春天，周历正月戊申日初一，五块陨石落在宋国。同月，六只鹢鸟逆风飞过宋国都城。

以上国外异常两次。传文说：“陨石落在宋国，是五星之象；六只鹢鸟逆风飞过宋国都城，是风之象。”也是因为来报告而记载。记载“是月”，是嫌与上面事件同日，并且彰显记月的体例。《周官》保章氏掌管天星，以记录日月星辰的变化，

译通过观察天象的变化，来辨别吉凶；依据星宿与地域的对应关系来区分九州的土地，各诸侯国的疆域都对应着特定的星宿，以此来观测灾异与祥瑞；通过十二风来考察天地是否和谐，以及违背常理的祥瑞之兆，以此告知如何补救政事，并咨询事务的次序。这就是星辰陨落、陨石坠落、异常之风、退鹢等天象之所以危害邻国，而史官都要将其记录在案的原因。

译文公三年秋天，宋国发生蝗灾。

以上属于外部异常现象的第一类。《公羊传》说：“蝗虫死后坠落，是记录异常现象。”现在考察后代的史志，蝗虫有遇到大风而坠落的，有因为大雨而坠落的，有坠落而死亡的，有再次成为灾害的。

文公九年九月癸酉日发生地震。

襄公十六年五月甲子日发生地震。

昭公十九年夏五月己夘日发生地震，二十三年八月乙未日发生地震。

哀公三年夏四月甲午日发生地震。

以上共记载了五次地震。外传说：“阳气潜伏而不能升出，阴气潜藏而不能蒸腾，于是发生地震。”王氏说：“《春秋》五次记载地震，只在文公、襄公、昭公、哀公时期出现，这都是阳气微弱、阴气旺盛，君主软弱、臣子强横所导致的。文公怠惰，政令掌握在大夫手中；襄公在外被楚国役使，在内被臣下胁迫；至于昭公、哀公，则最终失去了国家。”

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夘日，沙鹿山崩塌。

成公五年夏，梁山崩塌。

以上属于外部山崩的两例。沙鹿，是晋国的地名，《公羊传》认为是黄河边的城邑陷入地中。《汉书·元后传》说：“元城郭东有五鹿的废墟，就是沙鹿的地方，大概是地陷。”这比山崩的变故更为严重，所以详细记载了月日以作区别。梁山也在晋国，都是因为报告了才记载。古代名山大川不用于分封，山崩川竭，不是一个国家的原因，所以不系于国名。《公羊传》说：“是为天下记录异常现象。”何氏说：“土地是民众的主宰。沙鹿崩塌，象征齐桓公将要去世，霸业毁坏，外敌动乱，宋襄公继承其业，被楚国打败。山是阳气的精华，象征德泽产生的根源，是君主的象征。山崩，象征王道断绝，诸侯失去权势，大夫专横放肆，成为各国的祸害。”

桓公三年冬，获得丰收。

宣公十六年冬，大丰收。

哀公十四年春，在西郊狩猎捕获麒麟。

以上属于丰收、麒麟祥瑞一类。天道有灾异就有庆祥，天灾、岁丰关系到百姓的安危，物异、祥瑞关系到世道的兴衰，所以史官都记载在简策上。然而天灾、物异没有不记载的，而庆祥必须达到丰收、麒麟祥瑞才记载，这其中的深浅详略之间，教化的意义就明显了。天灾、岁丰各自为其国家记载，物异则有为一国记载的，有为天下记载的。日食、星变，是为天下记录异常现象；陨石、鹢鸟飞翔，有“〇”、有“蜚”，是为一个国家记录异常现象。麒麟是王者的嘉瑞，从文王、武王受命，直到孔子才出现，那么又不止是为天下记载了，这又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论断。后世的君主喜欢功绩、好名，见到一草一木、一羽一毛的异常，就君臣互相夸耀认为是祥瑞，有见识的人非议这种做法，所以有《春秋》只记载灾异不记载祥瑞的说法来矫正这种过失，而解释经书的人于是把有年、获麟都当作记录异常现象，这也太过分了。大概学者知道《春秋》有常事不记载的方法，却失去了它的本旨，凡是经书所记载的都称为非常，于是有认为桓公、宣公行恶而得到丰收是异常现象的，有认为其他公不记载有年，而这两公独自记载是异常现象的。天道有变化就有恢复，水旱饥馑，是变化；有年、大有年，是恢复。虽然没有丰收但也不至于饥馑的，是常态。有年、大有年，史官想要屡次记载却不可能，这是关系到百姓安危的，不是上天用来赏罚君主的。解说者于是因为一个人行恶就想要灾祸波及万民，于是天道有了反常的讥讽，而《春秋》成了迁怒的笔法了。自从公羊派认为麒麟不是中原的野兽而视为异常，有的人也认为麒麟出现在乱世，被猎人捕获是异常。麒麟是为圣人出现的，世道虽然混乱但有圣人在，那么麒麟出现本来就不算异常了。因为它出现而被捕获，就想要使它和蜚、〇、鸜鹆同类，这是想要遵循反常的论调，却不知道它诡辩激切的过错。《春秋》是性命之书，诡辩激切不符合性命的正道，所以不可以谈论《春秋》。只有赵伯循认为有年、大有年、获麟都是庆瑞，才符合《春秋》的体例。然而他的说法说：“符祥，是天地用来回答君主的，所以记载它。”又说：“凡是丰年要告于宗庙，所以记载它。”记载是因为显著，并不是知道其他年份不告宗庙，这又是把史法当作圣法，而不告宗庙的说法也不恰当，这是因为不知道有保存简策大体之义的缘故。子、丑月都是夏历的冬月，冬狩符合时节，大野又是鲁国的狩猎地，虞人举行常礼，史官本来不记载。这里因为获麟而记载，所以只说“西狩”而不说地点。

春秋属辞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属辞》>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属辞》卷二元·赵汸撰存策书之大体第一之二

八卜郊不从，牛灾，犹三望。郊不时，皆书。

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不吉，于是免除牺牲，仍然举行三望之祭。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祀的牛口受伤，改卜牛，牛死了，于是不能郊祀，仍然举行三望之祭。

成公七年春王正月，鼷鼠咬食郊祀牛的角，改卜牛，鼷鼠又咬食其角，于是免除牛。夏五月，不郊祀，仍然举行三望【承袭上文的朝月之祭】。十年夏四月，五次占卜郊祀不吉，于是不能郊祀。

襄公七年夏四月，三次占卜郊祀，不吉，于是免除牺牲。十一年夏四月，四次占卜郊祀，不吉，于是不能郊祀。

定公十五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