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属辞卷十三

译元代赵汸撰写《因日月以明类》第七篇。

《春秋》记载史事的体例有三条：事情以日作为判定标准的，就系于日；以月作为判定标准的，就系于月；超过一个月的，就系于时，这是史官的常规法则。从鲁公一直到定公、哀公之间，官职职守沿袭旧制，不得有所更改。

东周王室衰微，四方边远地区僭越称王，五等爵位的邦君凭借强弱改变周朝的班列，而霸主的兴起几乎改变了旧有的制度，那些灾异祥瑞、祸福变化，以及礼乐政刑的混乱，必定都有非同寻常的原因。史官如果将上述三种体例一律套用，那么是非得失就会混淆不清，即使有比这更好的情况，也无法显现出来。

《左传》解释大夫去世有不记载日期的体例，那么天子、诸侯丧礼的厚薄，尤其应当详细记载。《左传》对于鲁国史官遗留的法则，尚且不能完全知晓，更何况是孔子笔削其中的微言大义呢？

大概孔子修订《春秋》时，凡是简册记载的大体内容，既然已经如实记录以保存王霸之间的界限，那么内外交往、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都有笔削来彰显其义理。至于上下内外没有区别、天道人事反常的情况，史官所记载的，有的文字相同而事情不同，有的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这些都借由日月来彰显其变化，决断其疑点。

大体上，以日为详细的，就以不记日为简略；以月为详细的，就以不记月为简略。那些以记日为常规的，以不记日为变化；以不记日为常规的，以记日为变化，严重时甚至以不记月为异常。那些以记月为常规的，以不记月为变化；以不记月为常规的，以记月为变化，严重时甚至以记日为异常。

这将使学者通过连缀文辞、比较史事来探求，那么存在于笔削之中的史事，各自都按类别得以明晰，而日月的法则又相互交织为经纬，以彰显其文辞、成就其义理。凡是灾异祥瑞、祸福变化、礼乐政刑、盟誓战争，天下的变故、一国的史事、一人的言辞，没有细微之处不显现的。

而上面作为天子，内部作为我们的国君，外部作为诸侯，作为霸主，再外部作为边远异族；有天子的卿大夫，有我们的卿大夫，有外国的卿大夫，又都有兄弟姑姊妹等亲属；卿大夫中又有未被任命的人，边远异族中也有君臣。他们的等级差别、势力划分非常严格，善恶的深浅、奇异的变化、极度的混乱，都通过日月显现出来，如同展示在手掌上一样清晰，使文王、武王、周公的大经大法焕然重新光明，如果不是天下的至圣，谁能做到这一点？

《左传》虽然不知道日月记载中有义理，但所记载的史事与圣人的法则如同符契相合。《公羊传》、《谷梁传》明显阐发这一体例，必定有所承袭，但随事穿凿附会，不可推究寻源，解说《春秋》的人于是忌讳谈论日月了。

近代只有西畴崔氏的《经解》依据日月来阐起义理，但连缀比较不精当。而且类别体例多有错误，那么它很少契合圣意本是理所当然的。其他人都主张杜预“史书有详略，经文有缺漏”的说法，我曾私下对此表示怀疑。

日月作为体例，史书有固定的法则，文辞起初并不繁复，不应当因为人而改变。现在经文中有一年之内详略特别不同的情况，不能再说是因为人不同；名号、国地、事物的文字，缺漏的很少，为什么甲子日期的文字缺漏却独多？这些都是不通畅的言论。

于是脱离经文考察类别，依据类别制定通则，凡是对于体例有疑问的，用明确的体例来决断，然后笔削的防备就完备了。其中也有沿用旧法的情况，既然被圣人的笔触所书写，就成为经文的义理，不应当再另外单独说明。

然而学者如果不深入探究笔削的源流，那么失传的防备就无法看见，所以必须新旧相互阐发，隐晦与显明互相印证，然后其义理自然彰显。大概一部经书的体例都是如此，不必全部解释。因为这个法则贯穿整部经文，与其他篇章不同，所以单独列为一篇并排列在此处。

译一、着例

凡是记载日期的事件，其法则有二：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有的不记月【指事件以日为准，史官原本就记载了日期】。

凡是记载月份的事件，其法则有一：有的记月，有的不记月【指事件以月为准，史官原本就记载了月份】。

凡是上文有系于日期的事件，而下文有不记日期的事件，若担心与上文同日混淆，则书写“是月”以明确月份的体例【如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日陨石，是月鹢鸟退飞】；若下文有同日发生的事件，担心不记日期产生歧义，则再次书写日期以明确日期的体例【如桓公二十一年一月丙戌日，鲁公与郑伯盟会，丙戌日卫国国君去世。以下都是史官的法则，特意在此列举，以显示《春秋》中日月法则如此严谨，表明先前儒者认为史书有详略之说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如果两项事务属于同一件事，则沿用上文事件的日期【如僖公二十八年盟会于践土，与朝见周王是同一天，因为防备盟会而有朝见，所以单独书写朝见而沿用上文的日期】。

凡是一月中有两件事都应当记日，而前一件事的报丧在后发生，则将过去的日期附在现在的日期之后【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日，诸侯盟会，甲子日，晋侯去世。甲子在戊辰前四天，杜氏说：“记载在盟会之后，是遵循报丧的顺序”】；报丧在次月发生的，则将日期系于次月【如成公九年七月丙子日，齐侯去世。杜氏说：“丙子是七月初一，记载在七月，是遵循报丧的顺序。”定公四年王二月癸巳日，陈侯去世。杜氏说：“癸巳是正月初七，记载在二月，是遵循报丧的顺序”】。

二、疑例

凡同一月中，有两件事都应当记月，则以下文事件沿用上文事件的月份；事件不应当记月，而上文有应当记月的事件，则不能去掉上文事件的月份；事件不应当记月，而下文有应当记月的事件，则为下文事件记月。如果两件后续事件属于同一件事，则不为下文事件记月【如僖公二十八年冬，在温地防备，周天子巡狩于河阳。壬申日，鲁公朝见周王。壬申日是十月十日，有日无月，可见若非防备诸侯则无朝见，所以沿用上文不记月的事件】。这些都通过着例来体现【这以下都是关于删削的防范】。

三、变例

凡一次军事行动中有两件后续事件，若担心以记日的事件与上文事件相敌对，则取下文事件的日期加在上文事件上【如庄公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甲寅日，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交战。史官法则记日于战而记月于伐，经文改正它，不使卫人得以对抗王命】；若担心以记日的事件与下文事件相同，则取下文事件加在记日事件之上【如宣公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杀陈夏徵舒，丁亥日，楚子进入陈国。传记记载楚子进入陈国后杀夏徵舒，经文改正它，不以进入陈国连累其讨伐贼寇】；讥讽在上文事件，则取下文事件的……

四、例要

凡是记日为详，则不记日为略【天子崩记日，嗣王去世不记日；天子以记日为恒常，诸侯葬以记月为恒常，详于尊者略于卑者；内夫人去世记日，外夫人去世不记日；内女去世记日，王姬去世不记日，详于内略于外；桓公、文公之盟在盛世则记日，其余皆不记日，详于重略于轻；外族灭国以君主归来记日，自相灭亡不记日，详于内略于外】。记月为详，则不记月为略【鲁公侵伐记月，大夫侵伐不记月，详于尊者略于卑者；拘捕内大夫记月，外大夫不记月；外军驻扎伐我记月，凡驻扎不记月，详于内略于外；王人救卫记月，凡救援不记月，详于重略于轻】。凡是记日为详，不记日为略，则不记月为更略【内刺公子记日，外杀我所纳之子不记日，外杀大夫不记月，外族为中国讨罪记日，进入中国不记日，自相进入不记月之类】。

凡是不记月为略，记月为详，则记日为加详【七月求雨不记月，八月、九月求雨记月，一月再求雨皆记日，外灾不记月，亡国灾记月，外灾夫人去世则记日之类】。

凡是记日为恒常则不记日为变例【天王葬记日，不及礼不记日，诸侯夫人去世记日，国亡不记日】。不记日为恒常则记日为变例【鲁公即位不记日，不在正月则记日；诸侯大夫葬不记日，国亡则记日之类】。

凡是记日为恒常，不记日为变例，则以不记月为异例【烝尝祭祀有事皆记日，用致夫人不记日，从祀先公则不记月，鲁公及外大夫盟记日，及王卿士不记日，及外大夫无君则不记月，诸侯去世记日，吊唁不以礼不记日，报丧不以时则不记日之类】。

凡是记月为恒常，则不记月为变例【鲁公狩猎记月，讳与讐；狩猎不记月，来盟记月，国君来盟不记月之类】。不记月为恒常，则记月为变例【盟主的防备不记月，无成事则记月之类】。

凡是记月为恒常，不记月为变例，则以记日为异例【诸侯葬记月，不及礼；不记月，僭越礼制则记日。内取所争邑记月，凡取邑不记月，一举取二邑则记日之类】。

凡是记日为重，则不记日为轻【新宫灾记日，屋坏不记日，星变记日，鹢鸟退飞记月之类】。不记月为轻，则记月为重【凡执国君不记月，遂失国则记月，大夫出奔不记月，必佚贼而后记月之类】。

凡是记月为轻，不记月为重，则以记日为异例【诸侯出奔记月，失国不记月，以臣出君则记日；诸侯入归记月，非出奔不记月，弑君以纳君则记日之类】。

凡是记日为重，不记日为轻，则以不记月为异例【外参盟记日，有微者不记日，外族之盟不记月之类，准此推之】。

五、灾祥类

凡是日食在正朔者，书日、书朔【桓公三年、庄公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三十年，僖公五年，文公十五年，及成公以后唯襄公十五年不……】

译记载朔日，其余的都记载日期、记载朔日，大概周历推算交朔的方法从此开始正确。《公羊传》说：“说某月某日朔的，是日食发生在正朔这一天。”即使在正朔这一天，但日食发生在夜晚的，只记载朔日而不记载具体日期【桓公十七年，周人把夜半当作朔日，所以可以说朔；太阳还没出来，所以不说日期。《史记》推算交朔在夜晚，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时发生日食，太阳出来后日食结束，这就是夜食。查考《榖梁传》认为不说日期、不说朔日是夜食，说日期、不说朔日是晦食，这在道理上不太恰当，只取夜食的说法来补足《公羊传》缺失的文字】日食发生在朔日之后的，只记载日期而不记载朔日【隐公三年、僖公十二年、文公元年、宣公八年、宣公十年、宣公十七年、襄公十五年。《公羊传》：“失之前的，朔日在前面。”何休说是两天发生日食。现在查考虽然不是正朔，但仍然是这个月所统辖的日期，所以记载日期】日食发生在朔日之前的，日期和朔日都不记载【庄公十八年、僖公十五年。《公羊传》说：“失之后的，朔日在后面。”何休说：“这是指晦日发生日食。”现在查考太阳和月亮相违背，所以说日期和朔日都不记载】

译凡是星象变异、陨石坠落，都记载日期；星孛出现于月、长期没有月亮，都记载月份。

凡是无冰、时雨、木冰、霜异、雨雪，都记载月份；大雨雪、大雨雹不记载月份（因为它们在时令之首，记载其月份，并不违背常例）；大雨伴随雷电，接着是大雨雪，都记载日期。地震发生在宗庙，记载日期（各有一例）。

凡是火灾，记载日期（内部火灾有六例）；大室屋倒塌，不记载日期（因为不是天灾）。

凡是外国的灾祸，不记载月份；即使是成周，也不记载月份；只有已经灭亡的国家，才记载月份。外国灾祸中，夫人去世后才记载日期；四国同日发生灾祸，记载日期。凡是地震，记载日期（从文公到哀公共有五例）；山崩不记载月份；只有沙鹿山崩记载日期（《公羊传》说沙鹿是河上的城邑，崩袭城邑；何休说袭是陷入地中。现在考察《左传》没有说沙鹿是山，只记载卜偃说“一年之内将有大祸，几乎亡国”，那么沙鹿山崩比一般的山崩更严重是可以知道的，大概是地陷）。

凡是一个时令不下雨，记载时令；超过一个时令不下雨，记载首月；不下雨而下雨，记载月份；超过三个时令不下雨，记载从某月不下雨直到某月。

凡是无麦苗、无麦禾、旱灾、饥荒、丰收、大丰收，都记载时令（史官原本没有记载月份的法则）；大水，记载时令。

凡是有蜚虫、有𧈅虫、多麋鹿、鸜鹆来巢，都记载时令；捕获麒麟，记载时令；鶂鸟退飞，记载月份。

凡是螽斯、螟虫，记载月份；只有秋初不记载月份（因为秋螽不记载月份，都是七月。螽斯刚出现就造成灾害，灾害不止这一个月，所以不记载月份）；蝝虫出生，不记载月份（因为蝝虫变成螽斯才造成灾害，灾害不在这个月，所以不记载月份。《谷梁传》说：“严重就记载月份，不严重就记载时令。”其意义未尽）。

六郊庙类

凡是郊祭，记载日期；不举行郊祭，仍然举行三望。《不记载日期（僖公三十一年、宣公三年、成公七年）。

凡是占卜郊祭不吉，记载月份；牛受伤，记载月份。凡是求雨，距离祭祀节气不远的，不记载月份；距离远的，记载月份；一个月内再次求雨，都记载日期；过分严重的，又不记载月份。

凡是日食、大水，在社庙用牲祭祀，各自跟随本事的记载，不列入常规。

凡是烝祭、尝祭，记载日期；大事、有事、吉禘，都记载日期；仍然举行绎祭，记载日期；用来接回夫人，不记载日期；考宫如果不是嫡妻，不记载日期；从祀由陪臣主持，又不记载月份。凡是制作神主，记载日期；建立武宫，记载日期；建立〇宫，如果是叛臣所为，不记载日期。

凡是丹楹刻桷，都不记载月份（刻桷是为了下葬，记载月份）；取郜国大鼎纳入大庙，记载日期。

七防姻类

凡是迎接女子，不记载月份；即使是国君亲自迎接，也不记载月份；必须国君送嫁，国君参加婚礼，才记载月份。

凡是夫人到达，不记载日期；必须记载“入”，然后才记载日期；大夫、宗妇觌见使用币帛，记载日期。

凡是儿子出生，记载日期。

凡是迎接王后，不记载月份；即使是我主持婚礼，也不记载月份。

凡是来迎接女子，记载月份；内女来迎接媳妇、求取媳妇，都不记载月份；凡是女子出嫁，记载月份；娣不与嫡妻同行，记载月份；即使国家灭亡，回到其邑，记载月份；来媵送，不记载月份。

凡是外国女子归往京师、送王姬、王姬归嫁，即使是我主持婚礼，都不记载月份（因为略于王史，不同于内女）。

凡是大夫来迎接妻子，不记载月份。

八丧纪类

凡是天王去世，记载日期；嗣王未满一年去世，吊唁礼仪不完备，不记载日期；王姬去世，即使鲁国主持婚礼，也不记载日期。

凡是国君去世，记载日期；嗣子未满一年去世，记载日期；即使讳言弑君，也记载日期；必须是儿子弑母、母亲被逐出，才不记载日期。

凡是夫人去世，记载日期；不称夫人也记载日期；妾母称夫人，记载日期；不称夫人也记载日期。

凡是外国诸侯去世，吊唁时记载日期，礼仪不完备则不记载日期。如果报丧不及时，则

译《礼记·杂记》说：凡是诸侯前来吊唁的，有副使，有奉命致含的，有奉命赠衣的。上介手持玉圭传达君命，上客临丧致哀，自称“一介老某”，必定是大夫。也有在葬礼结束后才去吊唁的。《檀弓》记载滕成公去世，鲁国派子服敬叔去吊唁，进献吊书，可见国君有吊唁书信，礼仪就是这样。然而当时大小国家贫富悬殊，交往情况不同，理应有很多礼仪不完备的。现在考察经书，齐国国君记载去世的有九次，都记载了日期；晋国国君记载去世的有十次，记载日期的有九次，不记载月份的有一次；楚国国君记载去世的有六次，都记载了日期。可见鲁国侍奉盟主及大国，吊唁赠送的礼仪不敢不完备。那没有记载月份的，是因为晋侯夷吾过了年才通报丧事，史官就按通报的时间记录，自然不可能记载月份。然而文公既然不是丧主，那么吊唁礼仪必定不采用常规制度了。宋国国君记载去世的有九次，不记载日期的有两次；卫国国君记载去世的有九次，都记载了日期；陈国国君记载去世的有十次，不记载日期的有一次；蔡国国君记载去世的有六次，不记载日期的有一次，不记载月份的有一次；郑国国君记载去世的有十次，都记载了日期。可见鲁国与齐国等同等国家往来有常道，那么吊唁赠送没有不完备礼仪的。那些不记载日期的，都有缘故。那不记载月份的，是因为蔡国服属于楚国，齐桓公自从入侵蔡国、蔡国溃败之后，问候不及蔡国，所以蔡国通报丧事不及时，而鲁国也不去吊唁。如果不是那国家有其他变故，那么鲁国又怎敢无故削减礼仪而犯下过错呢？对于小国，情况又不同。曹国国君记载去世的有十一次，记载日期的有两次，必定是因为鲁君曾经亲自接受他们的朝见。那些来朝见却不记载月份的，是因为国君死于军中。《檀弓》记载曹宣公死于防地，诸侯请求致含，让他穿衣入殓，那么凡是死于防地的，不再以礼仪通报诸侯，诸侯也不能完备礼仪去吊唁，由此可知。所以死于军中、死于防地都不记载月份。滕国国君记载去世的有七次，不记载日期的有两次。起初都不称名，说明往来关系一向淡薄；又降格称为子，说明赠送玉帛的使者微贱，即使来朝见也不能与曹国相比。自从派人奔丧之后，才派遣卿大夫参加葬礼，而去世无不记载日期，葬礼无不参加，这也是以施报施。杞国记载去世的有七次，不记载日期的有两次。成公与文公，鲁人都因私怨降低他们的爵位，他们对吊唁赠送的轻视毫无疑问。不记载月份的有一次，是悼公死于防地。薛国记载去世的有四次，没有来鲁国朝见的却记载日期一次，那是意如驱逐国君后向宋国的属国表示恭敬的缘故。邾国记载去世的有七次，不记载日期的有三次。邾国虽然封国较晚但势力仅次于曹、莒，世代与鲁国有怨仇，五代都不参加他们的葬礼，那么不记载日期是常态。秦国国君记载去世的有六次，不记载日期的有两次，是因为往来的礼仪淡薄。不记载月份的有三次，是因为通报丧事不及时。许国记载去世的有五次，不记载月份的有三次。穆公死于军中，元国被灭后复封，通报丧事不及时。莒国与吴国都遵循夷狄风俗，礼仪有无法实行的。宿国国君记载日期去世一次，是因为鲁宋两国曾在该国结盟，详见第一篇。

译凡是鲁国女子嫁给诸侯做夫人，去世时记载日期；【二】许嫁时记载日期；【子叔姬、杞叔姬】只有国家灭亡时不记载日期。【纪侯将要离开国家，伯姬的丧礼没有完成，叔姬吊唁安葬如同夫人的礼仪，鲁国人依据道义行事】凡是夫人去世记载日期。【二十六】如果国君不参与小敛，就不记载日期。【四。《隐元年传》说：“众父去世，国君不参与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杜氏说：“按照礼制，卿佐的丧事，小敛、大敛，国君都亲自参加，这是推崇恩情的深厚。刚死时，情感最深厚，礼制最推崇，所以以小敛为文辞。至于只参加大敛以及不参加丧礼，也同样不记载日期。”现在考察大夫去世不记载日期的有四位，是公子益师、无骇、挟、叔孙得臣。国君实际上没有参加丧礼却记载日期的有六位，公子牙实际上是被杀而记载去世，公孙敖、仲遂、公孙婴齐死在国外，叔孙婼、叔倪去世时国君在国外，都是形势上不能参加，并非君恩淡薄，所以记载日期如同常法。左氏所阐发的《春秋》日月体例，只有这一件事，然而先儒很少遵循他的说法。现在用整部经书的笔削原则来考察，知道这确实是鲁史旧章。只是左氏考察得不详细，到了圣人修订《春秋》，凡是所记载的事情，都以日月为体例来权衡轻重，这就不是史官法则所能达到的了。天子崩、诸侯薨、大夫卒的体例与此相同，出自鲁史，无可怀疑。大概吊唁失礼，是史官应当谨慎的。只有事情有异常，史官法则不足以穷尽变化，那就不是圣人不能修订。孔子大概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窃取来的。”】

凡是王、卿、士去世，不记载日期。【吊唁赠送的礼薄，王的臣子不对外交往，只有两位是因为道义而记载】

凡是安葬我国国君记载日期。【九】安葬小君记载日期。【五】丧礼未完成也记载日期。【夫人一】妾母称为小君记载日期。【四详见内事】

凡是安葬天王记载日期。【襄王】如果不符合礼制就不记载日期。【四礼制：天子七月下葬，五重棺、八翣，正棺、牵引、下葬，执绋的各千人，明器、衣服、边车、牢具，凡是役使都相应，所以天王安葬符合礼制就记载日期，不符合礼制就不记载日期，遵循周礼的道义。现在考察经书，只有襄王合葬节俭，也只有襄王记载日期。桓王七年，匡王四月，简王五月，景王三月，那些不能安葬到七年的，那么迅速的就可知礼薄了。襄王当晋文公、晋襄公的时代，王室稍微振兴，唯独能备齐礼制】

凡是安葬诸侯记载月份，如果不符合礼制就不记载月份，必须厚葬超过礼制后才记载日期。【礼制：诸侯五月下葬，三重棺、六翣；上公四重，执绋五百人，遣车七乘，明器凡是役使都相应，不可再超过了。左氏内外传都记载晋文公请求隧葬的事，宋国安葬文公用蜃蛤，增加车马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虽然华元、乐举有不臣的讥讽，然而《檀弓》记载宋襄公安葬他的夫人，醯醢百瓮，那么厚葬的弊端由来已久。然而或许大国多故，而小国削弱，那么也有不符合礼制的，如有若说晏子遣车一乘到墓就返回，讥讽他不留宾客，有事时诸侯的俭省者也是这类。现在考察经书，齐国安葬九位国君，记载日期的四位，都是孝公以前奢侈兴盛之时；不记载月份的有一位，就是公子光的不孝。晋国安葬六位国君，只有文公记载日期。宋国六位国君，记载日期的三位：一位是为与夷安葬穆公，两位都是华元做的。卫国安葬入位国君，记载日期的两位：穆公改变礼制，襄公赐命，都是臣子的意思；一位不记载月份，就是继绝的文公。蔡国安葬七位国君，记载日期的一位，蔡季归国而对先君厚葬。除了这十一位国君，安葬没有记载日期的了。陈国安葬八位国君，都不记载日期，不记载月份的三位。郑国安葬七位国君，都不记载日期，不记载月份的三位。秦国安葬三位国君，都不记载日期，不记载月份的一位。陈国贫穷，秦、郑爵位低，所以都没有僭越礼制，那些不记载月份的则有缘故。其余小国多不记载月份，那么不记载月份的就是礼制不备明白了。《春秋》对于超过礼制的就保留日期，比照天子来表明其僭越；对于不符合礼制的不记载月份，来显示其礼薄；只有符合常礼的就记载月份。大概天子以日期为常，那么诸侯以月份为常，这是等哀的道义。崔氏说：“凡是大国、次国的安葬体例记载月份，那些越礼而安葬的，是僭越，所以加日期来显示；那些不符合礼制而安葬的，是逼迫，所以去掉月份来显示。传称宋华元、乐举厚葬文公，现在宋文公的安葬确实记载日期；卫文侯的俭省，现在卫文公的安葬确实不记载月份。以类考察可知。”古人认为送死可以当作大事，所以《春秋》以葬礼为重，对于有过、不及的，都明确记载来显示讥讽。因此大国的僭越礼制者多，而次国的僭越礼制者少；次国不符合礼制者多，而大国不符合礼制者少。大概只有天子没有僭越而小国没有逼迫罢了。考察崔氏日月体例，只有这与鲁桓公盟防符合，所以特别详细考察经传。来申明他的说法】

凡是京畿内的诸侯不记载月份。【刘文公，是王的卿士，当时天子尚且不能备齐礼制，那么王臣的安葬礼薄可知】凡是鲁国女子嫁给诸侯做夫人，安葬不记载日期。【宋共姬】只有国家灭亡就记载日期。【纪伯姬、纪叔姬。外嫁以月份为常，那么以日期显示异常。姑姊妹的丧事，国君为之服丧，所以去世遵循内辞，实际是外夫人，所以安葬遵循诸侯的体例】

九祸福类

凡是国君即位不记载日期。【七】即位

译如果不记载日期，那么【定公的日食必定发生在农历初一，史官仍然记载了日期。鲁公即位，是重大的事件，虽然必定在正月的初一，按照史官的体例也应当记载日期以谨慎地对待开端。现在都不记载日期的原因，大概是为了在笔削史书时有所防范，省略常规以突显变例。昭公与定公之间，跨年度没有君主，这是国家的大变故】

译凡是天王居住与进入都城，都记载月份【昭公二十三年秋七月天王居住在狄泉，上下有同月之事，又参照八月地震以下，冬十月进入成周的体例，可知这两件事都记载月份】；如果尚未成就尊位，就不记载月份【崔氏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怀疑王猛不是正统，错误得很】；如果只是外出居住，就不记载月份【襄王蒙尘与敬王复辟不同】。

凡是公孙出奔，记载日期【一同以臣出君的体例】；夫人出奔，不记载日期【二妇人无罪不出奔】。

凡是公孙返回，从出发地到抵达地，记载月份【一】；从所居住的城邑出发，到抵达地，不记载月份【四者皆如昭公天王居住与外出居住，都以内辞书写，与此相同】。

凡是内女作为夫人前来，不记载月份【杞伯姬三次朝见其子，求娶媳妇，另见】；即使是来归，也不记载月份【郯伯姬】；如果不是因为罪过而出，则记载月份【杞叔姬在杞国不安，杞伯来朝见并宣告断绝关系，死后，又迎回她的灵柩归葬，并非因罪而出，所以特别记载月份，以表明与郯伯姬不同，可以决断学者千年的疑惑】。

凡是诸侯出奔，不记载日期【出奔三例，来奔二例，同僖公二十八年卫侯蒙上事记载月份】；必定是以臣出君，然后才记载日期【襄公十四年卫侯】；如果最终丧失国家，则又不记载月份【纪侯大败，燕伯欵、蔡侯朱、莒庚舆】；尚未成就君位，不记载月份【郑忽、曹羁、莒展舆】。

凡是诸侯入国，不记载日期【入国一例卫侯朔，入邑二例郑伯突、卫侯，卫侯蒙上事记载月份】；复归，不记载日期【卫侯郑】；必定是弑君以纳君，然后才记载日期【襄公二十六年卫侯衎】；如果不是出奔，则又不记载月份【复归一例僖公二十八年曹伯襄，归二例僖公三十年卫侯郑、成公十六年曹伯，都是因为被俘获而得以回归】；尚未成就君位，不记载月份【桓公十五年郑世子忽，传六月乙亥昭公入】；归国而继承断绝的宗庙，不记载月份【昭公十三年蔡侯庐、陈侯吴】；凡是公子以篡位归国，不记载月份【二曹赤着例】；入国，不记载月份【二齐小白着例，案获麟后，卫世子蒯瞆自戚入于卫，记载日期】；入国而继承断绝的宗庙，不记载月份【许叔】。

凡是内大夫出奔，记载日期【三例】；如果关系到一国的重大变故，则不记载日期【三庆父之乱，闵公被弑，僖公出奔，归父谍报】【去三桓，公薨，不遂三家之势，所以成就公子憖，寡谋妄动，昭公之所以终于出奔，也与祸福在一己者不同，故区别对待】。凡是外大夫、公子出奔，不记载月份【三十三例，着例十九】；来奔，不记载月份【十一例，着例八】；即使是王卿士，也不记载月份【成公十二年周公】；必定是佚贼，然后才记载月份【王子瑕、尹氏、毛、召、子朝、宋万】；作乱而出，则记载月份【昭公二十年宋华亥、向宁、华定，义同佚贼，案获麟后，宋向魋以叛出，卫子还成以伐公，不果出，皆书月，陈辕买、卫公孟彄出，不书月，此成旧法】；叛而出，又不记载月份【昭公二十二年华亥、向宁、华定，内因二司马入国以叛，外有吴楚之助，诸侯救宋者畏楚而出之，治不止佚贼】。

凡是内大夫来归【季子】；外大夫归【五三例】；复归【元咺例】；入【良霄、乐大心】；复入【鱼石、栾盈例】；皆不记载月份。即使是入国以叛，也不记载月份【入国一例，入邑四例】；必定是归国弑君，然后才记载月份【楚公子比】。

凡是执拿国君，不记载月份【入例三，归亦不记载月份】；即使是三公，也不记载月份【虞公】；最终丧失国家，则记载月份【僖公十九年宋人执滕子婴齐，以失国名】；执拿外裔之君，即使丧失国家，也不记载月份【昭公四年楚人执徐子】。凡是执拿大夫，不记载月份【八例，着例六】；即使是王卿士，也不记载月份【可决单伯非内大夫】；唯独执拿我国大夫，则记载月份【三季孙行父例】；执拿大夫于京师，则记载月份【宋仲几】；执拿大夫使废立，则记载月份【郑祭月】。

凡是臣弑君，记载日期【九例】；以篡位为首恶，不记载日期【楚公子比】；弑未逾年之君，不记载日期【齐舍，别成君】；如果庶孽被弑，则不记载月份【晋卓、齐荼】；不称君，不记载月份【晋奚齐】。凡是称国以弑，记载日期，非当国者；称国，不记载日期【晋栾书、中行偃皆正卿，莒仆、吴光事与之异○薛弑其君不记载月份，无可考】。

凡是称人以弑，记载日期，非微者称人，不记载日期【齐邴〇阎职实微者，宋莒实非微者】。凡是世子弑君，记载日期，所由来者异，不记载日期【蔡侯淫而不父，与楚子頵、许悼公不同】。凡是阍人弑君，不记载日期【贱刑人】；非盗而称盗，则记载日期【蔡公孙翩以盗赴】。

凡是外戕他国君，不记载日期【宣公十八年鄫子】；诱而杀之，记载日期【蔡侯般，谷梁传曰：外裔之君诱中国之君而杀之，称时称月称日，谨之也，案日必有所系，时月不必合，时月取义】；执而用之，记载日期【僖公十九年鄫子】。

凡是内刺公子，记载日期【公子偃】；如果以说大国，则又不记载月份【公子买】。凡是外杀大夫、公子，不记载月份【三十五例】；即使是杀尝弑君者，也不记载月份【里克、宁喜】；相杀，不记载月份【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昭公八年陈招、昭公十三年楚弃疾、文公六年晋杀阳处父、昭公十四年莒杀意恢】；盗杀，不记载月份【襄公十年郑、昭公二十年卫、哀公十三年陈】；即使是杀世子，也不记载月份【晋申生、宋痤】；杀其弟，即使是天王，也不记载月份【佞父】；必定是杀我所纳应立之子，然后才记载月份【子纠】；放大夫，不记载月份【二例】。

凡是外杀篡立者，不记载月份【齐无知、陈佗，不以罪讨】；杀叛者，不记载月份【郑良霄、晋栾盈】；必定是讨贼如卫人，然后才记载月份。

译凡是外族相互勾结杀害君主，不记载月份（如楚子杀戎蛮子）；杀害他国大夫，不记载月份（这三件事都因为前文已记载月份）；必定要讨伐贼人，如果像杀陈国夏徵舒那样，而后才记载月份（特意记载讨伐贼人，将月份系于“入陈”之上，这与“卫人杀州吁”的记载方式相类比）。

译十朝聘类

凡是国君朝见天子，诸侯来朝见，不记载月份。外族来朝见，不记载月份。国内女子派其丈夫来朝见，则记载月份。王畿内的诸侯来朝见，则记载月份。

凡是国君出行，不记载月份。即使因事前往，称述其事，也不记载月份。必定是前往京师，才记载月份。必定是前往楚国，才记载月份。如果出行在四季的首月，则记载月份。

凡是国君出行到达目的地，不记载月份。必定是曾会见并停留，才记载月份。必定是奔诸侯之丧，才记载月份。必定是从楚国回来，才记载月份。如果到达在四季的首月，则记载月份。

凡是会盟到达，不记载月份。必定是曾会见并停留，才记载月份。以军队行进到达，不记载月份。必定是会盟外族讨伐中国，才记载月份。如果到达在四季的首月，则记载月份。

凡是夫人出行，不记载月份。如果合乎礼制而到达，则记载月份。如果出行在王正月，则记载月份。

凡是大夫出行，不记载月份。即使因事前往，称述其事，不记载月份；被拘押而到达，也不记载月份。

凡是诸侯互相出行，不记载月份。即使因事而来，称述其事，不记载月份。如果来进献俘获，则记载月份。来迎接被休弃妻子的丧事，则记载月份。

凡是列国来聘问，不记载月份。即使因事而来，称述其事，不记载月份。不称述其事，不记载月份。必定是来归还助祭的封邑，才记载月份。必定是来归还所拘押我国的女子，才记载月份。必定是楚国以聘问回报朝见，才记载月份。

凡是天子使者来聘问、归还祭肉、会葬，不记载月份；赐命，不记载月份。归还助丧财物、归还含玉、会葬、妾母来求车，都记载月份。来求非天子之命，则又不记载月份。王臣私交，不记载月份。

十一盟会类

凡是国内单独会盟，记载日期。即使与霸主国会盟，也记载日期。只有适宜会盟的，不记载日期。如果没有成功之事，即使是霸主会盟，也不记载月份。

凡是国内参与会盟，即使有大夫，也记载日期。如果没有成功之事，则又不记载月份。

凡是国外单独会盟，关乎诸侯的聚合离散，不记载月份。

凡是国外参与会盟，记载日期。有地位低微者，不记载日期。国君与地位低微者同列，不记载日期。

凡是桓公、文公的会盟，不记载日期。即使是国君会盟，也不记载日期。国内避讳国君而国外称人，不记载日期。只有在其鼎盛时期，才记载日期。

凡是晋国主持华夏会盟，通常记载日期。只有略去不列举诸侯，不记载日期。会盟不足以使贰心者臣服，不记载日期。会盟后拘押诸侯，不记载日期。晋国不主持会盟，不记载日期。大夫参与会盟，不记载日期。如果大夫参与而大夫称人，则又不记载月份。

凡是国君与国外地位低微者会盟，记载日期。与大夫会盟，即使避讳国君，仍记载日期。只有与天子卿士会盟，不记载日期。如果不避讳国君而没有成功之事，则又不记载月份。

凡是大夫与国外大夫会盟，记载日期。即使与地位低微者会盟，也记载日期。如果内外都是地位低微者，则不记载日期。

凡是国内大夫单独与诸侯会盟，不记载月份。从参与三人以上，不记载日期。必定是被讨伐而以贿赂会盟，然后

译后日【文十六齐侯】必定讨伐那个国家，胁迫它结盟；然后日【哀二邾子】如果因为已经发生的事而结盟，那么又不记载月份【荘十九公子结】

译凡是国内参与盟会的不记月份，国外来盟会的不记月份，即使是国君参与盟会也不记月份；如果是为了辅助篡位者而来盟会，则记月份。如果来在军中盟会，则记日期。

凡是与外族盟会的不记月份，即使是他们来盟会也不记月份，参与盟会也不记月份；必须是我国国君或大夫专门与他们盟会，才记日期。如果以武力侵犯中原国家，公去防备并盟会，则记日期；如果是双方共同主持盟会，即使是我国大夫参与盟会，也记日期。

凡是鲁桓公时期的盟会都记日期，唯独与戎人盟会不记日期。

凡是国内背离盟约的不记月份，国外防备公的不记月份；必须有三方会盟才记月份。三方会盟如果有大夫参与，则不记月份；遭遇会盟不记月份。凡是公会见国内女子、会见军队、夫人会见齐侯、前往军中，都不记月份。夫人以王礼款待齐侯，则记月份。凡是国外背离盟约的不记月份，即使是三方会盟也不记月份；唯独因为开始畏惧楚国而会盟，则记月份。遭遇会盟不记月份，胥命不记月份。

凡是盟主主持的会盟不记月份，即使是公参与会盟也不记月份，即使是王卿士参与会盟也不记月份；必须是没有达成结果才记月份。

凡是大夫与大夫会盟不记月份，国内大夫参与会盟不记月份，诸侯与大夫会盟不记月份，霸主主持的会盟也不记月份，即使是我国国君参与会盟也不记月份，国内大夫参与诸侯会盟也不记月份。

凡是外族与诸侯会盟不记月份，即使是我国国君单独会盟也不记月份，我国国君会盟诸侯并参与也不记月份，再次会盟也不记月份；必须会盟并且参与盟誓才记月份。我国大夫参与会盟不记月份；必须再次会盟才记月份。凡是鲁桓公时期的会盟都记月份，唯独没有遭遇会盟的不记月份。

凡是讲和都记月份；如果关系到鲁国与诸侯的聚合离散，则不记月份。

十二战争类

凡是国内侵略不记月份，必须是公亲自率领才记月份。凡是国外侵略不记月份，即使是侵略我国也不记月份；必须是国内防备霸主军队或王臣联合诸侯才记月份。凡是国内征伐不记月份，即使是公亲自率领也不记月份；必须是三位卿大夫共同率领才记月份。

凡是国外征伐不记月份，即使是征伐我国也不记月份；唯独霸主不能救援盟国而征伐小国则记月份；唯独接纳所属国的公子、杀害已立之君则记月份。

译齐国拥立孝公，齐国人杀死了无亏。必定要依靠霸主以天子的名义讨伐罪人，然后才说【庄公二十八年齐国讨伐卫国，解说见第三篇，又见前文】

译凡是诸侯会盟期间发生的侵伐，如果不记载月份，共有十二例。只有当霸主或王臣讨伐诸侯时，才记载月份，如僖公四年侵蔡伐楚、定公四年侵楚。如果从京师出发随即进行侵伐，则记载月份，如成公十三年伐秦。如果太子称君将讨伐他国，则记载月份，如成公十年伐郑，传文记载六月丙午晋侯去世。

凡是大夫会盟期间发生的侵伐，不记载月份，共八例。即使是王臣参与会盟也不记载月份，如庄公十四年单伯。只有当仇敌违背王命时，才记载月份，如庄公三年伐卫。如果霸主国侵伐同盟国，则记载月份，如僖公四年侵陈。凡是外族侵伐，不记载月份，共七十一例。即使侵伐我国也不记载月份，如文公七年狄人、哀公八年吴人。即使是诸侯会盟讨伐也不记载月份，如哀公十年、十一年，因以月见义，故视为战事而记月。

凡是鲁桓公会盟讨伐，都记载月份，共二例，其义与盟会相同。

凡是国君击败外族军队，不记载日期，共三例，《略》说国君不以善将为功。如果情况严重则记载日期，如隐公十年在菅地击败宋国，是因为臣下会盟讨伐而又独自进击击败敌人；庄公十一年在鄑地击败宋国，是因为宋国正辅佐齐国图谋霸业，鲁国两次击败它。大夫击败敌人则记载日期，如僖公元年公子友、昭公五年叔弓都击败莒国，抵御敌人保卫国家，都是臣子本分所当为，所以遵循常规法则。

凡是外族互相击败，记载日期，如僖公三十三年晋国和姜戎击败秦国。中原国家击败外族，不记载月份，如晋国三次击败狄人。只有国内大夫击败狄人，才记载日期，如文公十一年叔孙得臣，其义与击败外族军队相同。

凡是外族互相击败，不记载日期，如定公十四年越国击败吴国。如果击败的是归附中原的国家，则又不记载月份，如楚人击败徐国，属于异族相败。即使击败中原国家，也不记载日期，如庄公十年荆国击败蔡国，昭公二十三年吴国击败顿、胡、沈、蔡、陈、许，为胡子、沈子灭亡而记日。如果王师战败，则又不记载月份，如成公元年，王师天下无人能与之较量，所以将其视为异事。

凡是战争都记载日期，内外战争共十九例。抗拒王命而战，不记载日期，如庄公二十八年卫国与齐国交战，解说见第三篇。外族自相战争，不记载月份，如昭公十七年楚国与吴国在长岸交战，略去不记，因为与中国不同。如果为中国讨伐罪人，则记载日期，如定公四年蔡侯率领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交战。

凡是围城不记载月份，内外围城共二十五例，皆同。即使是诸侯会盟围城，也不记载月份，如僖公六年伐郑围新城。只有记载同围齐国，才记载月份，如襄公十八年。

凡是国君围困国内城邑，记载月份，如定公围成。国君在外，则又不记载月份，如昭公围成。

凡是外族围困中原国家，不记载月份，共十二例。即使是中原国家围困外族，也不记载月份，如定公五年。

凡是国内军队进入他国，不记载日期，如隐公二年入极、桓公二年入〇。必须是国君率领才记载日期，如隐公十一年入许、哀公七年入邾。如果进入的是甥舅之国，即使是大夫率领也记载日期，如僖公二十七年入杞，责备其来朝不敬，当时伯姬尚存。废除祭祀、更换田地，即使是进入城邑也记载日期，如隐公八年入祊。

凡是外族进入他国，不记载日期，如隐公二年莒国入向、僖公三十三年秦国入滑、昭公十八年邾国入鄅。即使是国君率领也不记载日期，如哀公八年宋国入曹。必须是霸主率领才记载日期，如僖公二十八年晋侯入曹。讨伐违背王命或背叛中原的行为，即使是大夫率领也记载日期，如隐公十年齐郑入郕，讨伐不服从王命；文公十五年晋国郤缺入蔡，讨伐不参加新城会盟；襄公二十五年郑国公孙舍之入陈，报复其跟随楚国被讨伐。如果有理由而来，则不记载月份，如隐公五年卫国入郕，报复其侵伐；十年宋卫入郑，报复其讨伐；僖公二十年郑国入滑；文公五年秦国入鄀，都是讨伐其贰心。《周礼·大司马》说比小事大以和邦国，《孟子》说以小事大为畏天。凡是外族进入中原国家，不记载日期，共三例。如果为中国讨伐罪人，则记载日期，如宣公十一年楚子入陈，讨伐弑君者；定公四年吴国入郢，为蔡国讨伐楚国。如果是自相进入，则又不记载月份，如成公七年吴国入州来、定公五年、哀公十三年越国入吴。

凡是进入他国，将其国君俘虏，不记载日期，如哀公八年宋国入曹。国内军队进入他国，将其国君俘虏，则记载日期，如哀公七年入邾。

凡是溃败，不记载日期，如僖公四年蔡国溃败、文公三年沈国溃败、昭公二十九年郓国溃败。外族溃败中原国家，则记载日期，如成公九年莒国溃败。凡是灭国，不记载日期，如庄公十年齐国灭谭、十三年灭遂、襄公六年灭莱。只有灭掉与我同宗的国家，才记载日期，如僖公二十五年卫侯燬灭邢。因诸侯会盟随即灭掉小国，记载日期，如襄公十年诸侯在柤地会吴，随即灭掉偪阳。如果借霸主有事之机灭掉小国，则又不记载月份，如僖公十七年齐桓公为淮之会，鲁国灭项；襄公六年晋悼公在戚地会盟，莒人灭鄫，讥讽在齐晋。

凡是外族灭掉中原小国，不记载月份，如楚国灭〇、黄国灭江、六、狄人灭温、吴国灭巢。会盟随即灭掉，则记载月份，如昭公四年楚国会盟讨伐吴国，随即灭掉赖国。必须灭掉大国才记载日期，如昭公八年楚国灭陈、十一年灭蔡。即使是大国附庸，也记载日期，如宣公十二年楚国灭萧、危及宋国。

凡是外族自相灭掉，不记载日期，如莒人灭鄫、越国灭吴。外族灭掉王畿内的国家，不记载日期，如狄人灭温。僖公十六年传文：“狄人灭温，蘓子无信也。蘓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蘓子奔卫。”疏云：“不日，阙文。率意言之，宜少合也。”

凡是灭国并将其国君俘虏，记载日期，如定公四年蔡公孙姓灭沈、六年郑游速灭许。即使是外族灭掉中原国家并将国君俘虏，也记载日期，如昭公十一年楚师灭蔡、定公十四年楚公子结灭顿、十五年楚子灭胡。中原国家灭掉外族并将国君俘虏，记载日期，如宣公十五年晋师灭赤狄潞氏。只有外族自相灭掉并将国君俘虏，不记载月份，如僖公二十六年楚国灭夔。

凡是外族取师，不记载月份，如隐公十年、哀公九年，共十三例。殱，不记载月份，如庄公十七年。

凡是国内取田邑，皆不记载月份，共八例，哀公二年取

译漷东的田地和沂西的田地，是三卿一同出兵，在月份中记载“伐莒”，夺取向地，是为了平定莒国，所以只记月份。【如果违背盟约夺取城邑，就只记月份。例如昭公元年夺取郓地，叔孙豹在虢地设防并夺取郓地，因此只记月份。】必定是一次行动夺取两座城邑，才记具体日期。【隐公十年夺取郜地和防地，郑国夺取两座城邑，这与鲁公亲自参与夺取土地城邑的情况不同。《谷梁传》说：“不认为他趁着击败别人而谋取厚利，将两座城邑据为己有的行为正当，因此谨慎地记下具体日期。”】

译凡是国内攻取他国，不记载月份【僖公二十二年须句、宣公九年根牟、成公六年鄟、襄公十三年邿，着例三】；如果随即灭掉其宗庙祭祀，则记载月份【昭公四年攻取鄫，鲁国属于鄫而莒国灭掉了它，到这时鄫又背叛莒国来依附我国，不能推亡固存，反而趁其危急而兼并它，所以凡是国内攻取不记载月份，这里记载月份，是表示异乎寻常】。

凡是国外攻取城邑，不记载月份【隐公六年长葛着例，隐公四年娄为下文弑君记载月份】；即使是攻取国内城邑，也不记载月份【哀公八年齐人攻取讙及阐】；必定是攻取后让国君居住，才记载月份【昭公二十五年齐侯攻取郓】；攻取国内所贿赂的田地，记载月份【宣公元年齐人攻取济西田】。

凡是国外攻取他国，不记载月份【僖公三年徐攻取舒】；袭击他国，不记载月份【襄公二十三年】。

凡是投降的国家，不记载月份【庄公八年、郕】；必定是霸主主持，才记载月份【庄公三十年、鄣】。

凡是救援，不记载月份【闵公二年、僖公二年救邢，上文为元年不书即位记载月份，夷狄救四】；即使是国内救援，也不记载月份【僖公十八年师救齐着例，襄公二十三年救晋为下文日卒记载月份】；会盟救援，不记载月份【四及救一】；随即救援，不记载月份【僖公六年】；必定是王人救援列国，才记载月份【庄公六年子突】。

凡是驻扎，无论内外都不记载月份【内次二，外次四，会盟驻扎二，楚驻扎一，聂北为僖公元年记载月份，僖公十五年匡为盟牡丘记载月份，襄公二十三年雍榆为日卒记载月份】；即使是国君驻扎，也不记载月份【庄公三年着例，昭公二十五年为日孙记载月份】；国外驻扎，必定是攻打我国，才记载月份【庄公十年】；戍守，不记载月份【僖公二十八年，襄公五年，襄公十年】。

凡是国君追击，不记载月份【庄公十八年、僖公二十六年】。

凡是迁移城邑，不记载月份【庄公元年郱、鄑、郚】；必定是迁移国家，才记载月份【庄公十年宋迁宿，闵公二年齐迁阳】；凡是自己迁移国家以躲避外族，记载月份【僖公元年邢迁夷仪，三十一年卫迁帝丘】；背叛中原而请求迁移到外族，则不记载月份【成公十五年许迁于叶，昭公九年于夷，十八年于白羽，定公四年于容城】；请求迁移到吴国以躲避仇敌楚国，则记载月份【哀公二年蔡迁州来，蔡既然依靠吴国攻入郢都，其依靠吴国躲避楚国是不得已，所以能与邢、卫同样记载月份】。

十三、田猎类

凡是狩猎，不记载月份【哀公十四年西狩时事】；只有火攻田猎，才记载日期【桓公七年焚咸丘，讥讽竭尽物产】。

凡是国君狩猎，记载月份【桓公四年郎】；忌讳与仇敌狩猎，则不记载月份【庄公四年禚】；观鱼，不记载月份【隐公五年，非正务】；搜捕不记载国君，不记载月份【昭公八年红】；即使是大搜捕，也不记载月份【四，三家分公室，据定公十四年比蒲邾子来会盟，国君见大搜捕，皆国君在，昭公八年搜捕于红，传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则可知非时田猎】；必定是大阅兵治兵，才记载日期【桓公六年，庄公八年】。

十四、赋税类

凡是军制、制作、舍止，都记载月份【成公元年，襄公十一年，昭公五年】；赋税，不记载月份【宣公十五年，哀公十二年】。

十五、兴作类

凡是筑城，不记载月份【成公二十三年筑八】；即使是防御性筑城，也不记载月份【襄公二十九年城〇，传言六月】；即使是筑成周，也不记载月份【昭公二十二年，传十一月】；必定是霸主保存亡国，才记载月份【僖公元年城邢，二年楚丘】；如果没有成功，则又不记载月份【僖公十四年缘陵】。

凡是新建，不记载月份【庄公二十九年延廐】；新作，不记载月份【僖公二十南门】；必定有僭越制度，才记载月份【定公元年雉门两观】。

凡是毁掉城邑、毁坏台观，都不记载月份【定公十二年堕郈、费，文公十六年毁台】。

凡是疏浚河流，按时节【庄公九年】。

十六、灾异盗贼类

凡是赦免罪人，记载月份【庄公二十二年】；盗窃宝器，得到宝器，都不记载月份【定公八年、定公九年】。

春秋属辞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属辞卷十五 元·赵汸撰 辞从主人第八

辞从主人，是说遵从主人的言辞。语出永嘉陈氏。主人与《公羊传》“主人习其读，问其传”的主人相同，指鲁君。《春秋》本是鲁国史书成书，虽然孔子作经，也必定禀承君命而后才能施以笔削。除非有所是正，都遵从史官旧文。然而他所是正的，也不多见，所以说辞从主人。大概本于孟子“其文则史”，而《谷梁传》也有从史文的说法，实在是经书的逸义。当《春秋》成书时，孔子恐怕门人不能领会他的意思，所以告知制作的原由，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某窃取之矣。”这由曾子传授给子思，而孟子叙述它，实在是千万世学习《春秋》者的指南。至于公羊氏却说：“其辞则丘有罪焉尔。”又说：“定、哀多防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不知已之有罪焉尔。”又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他的意思认为《春秋》制言的体例，都出于圣人，而又不能得知其所以为言的原因，所以曲为之说。夫策书的法则，内恶讳之，而外事从告，与史官杂志以揭发为直的不同。韩宣子，晋卿也，观书而大史氏不隠者，以其文辞犹存成周旧典，非史官私书可比。孔子非史官，亦非见大夫也，请修国史，而时君、时相不以为疑者，其事与文皆仍鲁史之旧，虽有笔削，而无所增加也，则其辞何罪之云？定、哀之际，书事与隐、桓以后不殊，而亦何防之有？大概孔子曾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这不是指其辞而言的。其言之所自出与孟子同，而口传失真，则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