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一

译那么即使是晋国、楚国的史书，大概也都以“春秋”命名了。春，是阳气运行的中点；秋，是阴气运行的中点。天道用来生养和肃杀万物的规律，就是春秋所体现的赏罚法则，这是效法天道的。难道古代史官只是笼统地以此命名，唯独鲁国能够坚守而不改变吗？韩宣子出使鲁国，称看到鲁国的《春秋》，而《礼记》记载杀奚齐和昭公去掉夫人姓氏的事情，都称为“鲁春秋”，这并非孔子所修订的。鲁国拥有这个名称，已经很久了。所以《公羊传》、《谷梁传》有时说“以春秋为春秋”，有时说“不修春秋”之类的话，那么孔子所作的《春秋》，也不过是史书罢了。因此它的体例，都与史书相同。至于《乘》和《梼杌》，它们的含义大概无法完全考证，大概是诸侯僭越作乱，各自私心偏好，从而改变了旧有的典制吧？比如楚国的君主起初没有谥号，都称为“敖”，后来还有称“堵敖”、“郏敖”的，他们的君主名字尚且如此，那么史书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

译古代著书的人，都有“凡”和“目”。“凡”是大概的纲领；“目”是详细的条目。在设置官职时，地位尊贵的掌管纲领，地位卑下的掌管细节。所以《周官》中有八种官职，师掌管官府的成例以治理纲领，司掌管官府的法规以治理细节。没有哪一个官职是没有副手的。以大史、小史来推论，大史掌管建立国家的六典，小史掌管邦国的志书，那么大史应该尊贵而治理纲领，小史应该卑下而治理细节。两者互相补充完备。所以经，就是史所说的“凡”；传，就是史所说的“目”。然而学者大多说《春秋》本身就是一部经，不依赖传就能自我阐明，哪有这样的事呢？况且像公子翚实际上弑杀了隐公，而经不记载翚弑君；赵盾并非实际弑君，而经却加给他弑君的罪名；晋文公实际上召见周天子，而经说成是狩猎；季孙意如实际上驱逐了昭公，而经说成是孙若。如果不借助传，那么这些事怎么能够显现出来呢？用《左传》来考证，像董狐书写赵盾弑杀他的君主，南史书写崔杼弑杀他的君主，孙林父说出臣下的名字，在诸侯的史策上记载为“孙林父、宁殖驱逐他们的君主”。用《礼记》来考证，像鲁《春秋》中，晋里克说“杀死了他的君主的儿子奚齐以及他的君主卓”；鲁《春秋》去掉夫人的姓氏称为“吴”，她去世称为“孟子卒”。而杜预又记载汲冢《周书》、魏史的记载说：“鲁隐公和邾庄公在姑蔑结盟，晋献公联合虞师讨伐虢国灭掉下阳，周襄王在河阳会见诸侯，卫懿公和赤翟在洞泽作战”之类，这还可以大致看到古代史书的体例。假如古代史书的文字都只停留在这个程度，那么事情的细节，后世怎么能听到呢？我因此知道《春秋》是古代史书的纲领，而它的细节则在史书中，只不过未必就是现在的《左传》罢了。《公羊传》、《谷梁传》大多说一件事出现两次，前面是细节后面是纲领。这虽然知道纲领和细节的区别，却不知道经和史的区别。孟子说孔子道：“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褒贬的道义，在我这里不废弃，而事情和文字，则《春秋》专门记载那个人的行为，即使有所放纵失误，也不损害《春秋》的道义。而《公羊传》、《谷梁传》每每提出怀疑的说法，这也不足以理解经书的宗旨了。司马迁说孔子在陈蔡遭遇困境，作《春秋》。为《公羊传》的人用《家语》来证明：孔子在陈蔡遭遇困境，正当哀公六年，而说孔子曾经说晋文公有称霸之心，起于曹、卫；越王勾践有称霸之心，起于会稽、陈蔡之间。我的幸运，认为作《春秋》的意图始于陈蔡，到获麟就写成书。这大概是成就作经在获麟之后的说法。晋文图霸之心本来早就有了，曹、卫乃是他的成事，而说霸心起于此，不应疏漏荒谬到如此地步，难道是孔子的话吗？而司马迁的议论也未必有根据，学者自不必深究，然而他的说法则不可不辨明。戴宏作《解疑论》，说西狩获麟，知道天命离开周朝，赤帝将要兴起，麟是周亡的异象，汉兴的祥瑞。并且说孔子说“我阅览史记，援引古图，推究天变，为汉帝制定名号有赤受命，仓失权，周灭火起薪，采得麟”的话。唉，谁说汉儒无所忌惮，敢到这种地步呢？至于开始于隐公，为《谷梁传》的人说：“惠公之初，平王还依赖晋、郑未甚衰弱，末年衰败才达到极点，于是寄托始于隐公。”周幽王被犬戎所杀，周朝不能保住王畿而东迁，这不算是衰弱，而仅仅依仗晋、郑以为强吗？然而这话也不过是鄙陋而已。至于《公羊传》家的说法，张三世，借位于鲁以寄托王道之义，说隐公是受命之王，贬黜周朝为二王之后，所以以哀公、定公、昭公以及父时事为所见之世，文公、宣公、成公、襄公父时事为所闻之世，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曾祖高祖时事为所传闻之世，于是说诸侯不得改元，隐公是受命之王，所以能称元年，以所传闻为治之始，所闻为升平，所见为太平。其源头都来自严彭祖、颜安乐，虽然未必全出于《公羊传》，然而“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公羊传》自有此论，而严、颜传于何休，那么其来源大概有自了。为《左传》的人又说：“五经都没有证明图谶，明确刘氏是尧的后代，唯独《左传》有明文。”大概是说文公十三年说“士会之族处秦者为刘氏”，班固《汉书》也证明汉是尧的后代，孔颖达为《左传》作正义，怀疑汉朝增加这一句话以讨好世人。凡此可见两汉诸儒的罪过，几乎不可胜诛，还值得和他们谈论经书吗？现在谶纬诸书虽然不流传，但其言论尚存，世上喜好新奇的人或许难免有所蒙蔽，所以略为指出。这难道只是孟子所说的“淫辞之所蔽，邪辞之所离”而已吗？只有何休说：“十二公法天之大数，适与吾合。”我不是取信于何休，而是取信于经。孟子说：“《春秋》天子之事”，这是对的，但还不够全面。王政不行，以褒贬代替天子的赏罚，作为天子之事是可以的。然而诸侯有善恶，固然可以代替天子而行赏罚。天子有善恶，那么谁应该代替而行之呢？《春秋》有贬黜诸侯而去除王者的例子。诸侯而没有王，那么王所断绝的

译那么，《春秋》大概是记载天意的事务，不仅仅是天子个人的事务。所以，从名称上沿袭旧史的文体，虽然相同；但从义理上探求《春秋》的本意，则有所不同。凡是《春秋》所记载的，都是天所做的事情罢了。将事件系于日，将日系于月，将月系于季节，将季节系于年。如果一个季节没有大事，就记载第一个月，以显示季节；如果一个月没有大事，就分别记载在有事的月份里，以显示季节。这虽然是增减旧史的文体，正是《春秋》之所以成为记载天意事务的原因。而公羊学派和谷梁学派都认为《春秋》是编年体，四季齐全才构成一年，这种看法多么浅薄啊！帝王效法天意的事务，没有不以十二为节律的。大概周代有十二次，运行有十二辰，划分有十二个月，都是天之所以为天而构成一年的要素。王者既然称为天王，就没有不效法天意的。所以冠冕有十二条旒，礼服有十二种纹章，玉圭长十二寸，饮食用十二个鼎，将天下划分为十二州，并且每十二年巡视一次，从而立于天下。小到服饰饮食器物，无不取法于天，不这样做就不配称为天王。鲁国的子服景伯说：“周朝称王的时候，制定礼制，上等物品不超过十二，因为这是天的最大数目。”古人大概是有知道这一点的。周公制定礼制，用天地四时来命名官职，而六官的属官各六十人，以凑足一年的天数，也称之为《周礼》，这是王政产生的根源，也是王者效法天意所在。那么，《春秋》作于《诗经》衰亡之后，从隐公开始，到哀公完备，正好是十二位国君的数量，这也是为了代替天进行赏罚而取法于天的节律吗？孟子说：“王者的踪迹熄灭而《诗经》衰亡，《诗经》衰亡之后《春秋》才作。”而给《诗经》作序的人说：“变风止于礼义，这是先王的恩泽。”现在变风止于陈灵公，在鲁宣公末年，晚于《春秋》一百六十年；二雅止于周幽王，早于《春秋》四十多年。王者的踪迹与王者的恩泽，踪迹不同是指政治，这是从二雅来说的；恩泽是指教化，这是从国风来说的。周平王之后，《黍离》降入国风，所谓《诗经》衰亡，并不是没有诗、没有王者的诗，而是因缘际会涉及到了陈灵公的时代。大概文王武王的教化还存在于人心之中，到了陈灵公才断绝，那么《春秋》的作，是因为幽王之后、平王之初，二雅断绝而没有王者的诗吗？然而隐公即位是在周平王四十九年，在《诗经》衰亡的平王之初，那么惠公就是那个人。《春秋》不始于惠公，而始于隐公，我这才知道，无论是略去惠公还是始于隐公，都是为了凑足十二位国君的数量，以完备天道罢了。大概《春秋》的义理，不在于惠公与隐公，就不嫌去掉那个而取这个。这种说法，何休略微懂得一些，所以说《春秋》依据哀公、记录隐公，取法十二位国君，天数完备充足。然而用所见、所闻、所传闻来辨别，那就离正道更远了。所以，不深明帝王之道，知道天子之所以为天子的人，不足以和他讨论这个问题。

译《春秋》难道是为了避讳国家的丑恶吗？回答说：是的。是为了避讳尊贵者、亲近者、贤能者的丑恶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春秋》秉持天下为公的原则，是取信于后世的书。之所以能天下为公、取信于后世，是因为它在善恶之间不敢有丝毫的增减歪曲。现在如果尊贵者有罪就避讳而改变措辞说：“这是我的尊贵者。”亲近者有罪就避讳而改变措辞说：“这是我的亲近者。”贤能者有罪就避讳而改变措辞说：“这是我的贤能者。”在二百四十二年间，凡是鲁国的君主，谁说不是我的尊贵且亲近的人呢？而在各国之中，又什么时候没有贤能的人呢？《春秋》将忙于改变措辞都来不及，它之所以能天下为公且取信于后世的原则，将如何施行呢？然而我是鲁国的臣子，我所做的是鲁国的史书。从前杨朱认为为我拔一根汗毛而有利于天下也不做，孟子认为他无君；墨子主张兼爱，摩顶放踵有利于天下也去做，孟子认为他无父。君与父，难道是我所独有而别人可以相同的吗？如果只知为自己而不知为他人，那么我的君主也是别人的君主，称之为“我的君主”可以吗？如果只知为他人而不知为自己，那么我的父亲也是别人的父亲，称之为“我的父亲”可以吗？古代做臣子和儿子的人，为君主和父亲服丧，穿斩衰服三年，即使是母亲也压抑而只服期年之丧。这说明君主和父亲是天下人不能等同看待的。墨家夷之厚葬他的亲人，说爱没有等级差别，施行从亲人开始，孟子认为他轻视亲人。说：“天生育万物，使它们有一个根本，而夷子有两个根本。”现在《春秋》记载鲁国的事，从未与各国等同。各国不记载即位，鲁国记载即位；各国不记载夫人卒葬，鲁国记载夫人卒葬；各国不记载大夫卒，鲁国记载大夫卒；各国女子嫁为夫人不记载归宁，鲁国女子嫁为夫人记载归宁；各国作战记载败绩，鲁国不记载败绩【案：庄公九年战于干时并非不记载败绩，此处失考】；各国与地位低微者防皆记载爵位，鲁国与地位低微者防若非内志不记载公。像这类情况，称为“内辞”。即使是周王室也不能等同，那么如果国家有丑恶像其他国家一样，而直书其事，《春秋》也有两个根本吗？庄子说：“踩了市人的脚，就用傲慢的言辞道歉；如果是兄长，就用温和的言辞道歉；如果是至亲，就罢了，这是因为出于情感的差异不同。”孟子说：“越国人拉弓射他，他就谈笑风生地谈论；他的兄长拉弓射他，他就垂泪哭泣地谈论，这是因为对恩情的责任不同。”叶公对孔子说：“我们乡里有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儿子作证揭发。”孔子说：“我们乡里的正直人与此不同，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所以陈司败曾经问孔子：“昭公懂礼吗？”孔子说：“懂礼。”陈司败说：“我听说君子不偏私，君子也偏私吗？君主娶吴国女子，是同姓，称为吴孟子。君主如果懂礼，谁不懂礼？”孔子说：“我孔丘幸运，如果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知道。”所以记载鲁国《春秋》的话，去掉夫人的姓称为吴，她死时称为孟子卒。由此说来，《春秋》的大意大概可以看到了。认为我的父亲不是别人的父亲，那么有美德，有丑恶，称颂其美德，不称颂其丑恶，以此来区别于别人的儿子。我的君主不是别人的君主，那么有美德，有丑恶，也称颂其美德，不称颂其丑恶，以此来区别于别人的臣子。然而《春秋》想要天下为公，就不能有私心；想要取信于后世，就不能有诬陷。所以小的丑恶虽然违背礼义，但未断绝王法，就记载其实事而让其自然显现，如夫人如齐、九月用郊之类就是这样。大的丑恶为王法所诛杀，断绝不可通行于天下，就隐晦其措辞而慢慢显现，桓公无王、定公无正月之类就是这样。虽然隐藏其痕迹而让人慢慢察知，终究不掩盖其实事，大概是不敢废弃其天下为公的原则，也不敢抛弃其取信于后世的原则。因此隐藏弑君不记载，但不能与各国君主被弑而不葬的情况等同，称之为非弑可以吗？灭国不记载，但灭项不见公与各国灭国而记载的情况等同，称之为无灭可以吗？所以说：“我孔丘幸运，如果有过错，别人一定会知道。”不害怕有偏私，而能为法度承受过错，那么他之所以能天下为公、取信于后世，孔子本来自有他的处理方式。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为《春秋》的原因。

有人问：“国内大的丑恶避讳，小的丑恶不记载，《春秋》的大意本来就是这样。大的丑恶虽然避讳，必定婉转其措辞而隐约显现，以此来申明臣子的道理而不失去劝善惩恶的作用。小的丑恶不记载，就完全掩盖而不显现吗？也是各自符合大义罢了。夫人谁没有过错？即使是商汤不贵在没有过错，而贵在改过不吝；颜回不贵在没有过错，而贵在不重复犯错。所谓小的丑恶，是指其不触犯法律，不危害教化，掩盖它不算纵容。过失有罪的人，纵容有罪在义上较轻，国内的君主在义上较重，那么掩盖它是可以的。鲁国小的过失掩盖而不记载的，我无法知道。然而子般被弑，季友出奔，国内没有主持的人，导致季友不敢保全自身，这是庄公造成的。刚即位，既不能强而自立以修治国政，又不能弱而朝见霸主以求苟且容身，以至于想要讨伐而后显现，这是文公造成的。所以季友出奔，文公如晋，都掩盖而不记载。然而季友归来而鲁国复存，那么季友的功劳不可不记录，所以再次出现‘季子来归’。晋国为霸主，接受公朝而以大夫为

译举行盟誓，那么晋侯的罪过就不能不纠正，所以再次出现“与赵处父盟誓”的记载。看到“季子回国”，就知道他曾经出奔而史书没有记载，是为了保全他的美德；看到“与赵处父盟誓”，就知道鲁公曾经朝见晋侯而史书没有记载，是为了掩盖他的耻辱。这就是《春秋》笔法的精微之处。

译《春秋》记载鲁国内部事务，有因避讳而不记载的，有因简略而不记载的。避讳而不记载，是为了掩盖国家的丑恶；简略而不记载，是为了彰显百姓的意志。掩盖国家丑恶，人们所见到的很多；彰显百姓意志，却没有谁能阐明它。子般被弑杀，季友曾经出奔到陈国，史书不记载他出奔，这是简略。等到他结盟后返回鲁国，史书就记载“季子来归”。难道有不出奔而能归来的吗？季子是鲁国赖以存亡所倚重的人。季子在，国家就可以保存；季子出奔，国家就必然灭亡。所以不记载他出奔，是为了显示鲁国人情意缠绵，不忍心让他离开，而希望他留下。桓公去世，文姜曾经逃到齐国，史书不记载她返回，这是简略。等到她进入鲁国并再次出现，史书就记载“夫人姜氏在禚地会见齐侯”。难道有已经出逃而又留在国内的吗？文姜是全国人所厌恶的人。留着不能讨伐她的罪过而驱逐她，是为了远离她的恶行。所以不记载她返回，是为了显示鲁国人厌弃鄙薄她，没有地方容纳她，而希望她离开。在一隐一显之间，不需要添加额外的言辞，而国人的情感就清晰地呈现在千载之后，就像生活在当时而听到他们的言语一样，这不是圣人做不到的。

人之所以成为人，没有比礼义更重要的了。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也没有比礼义更重要的了。孟子说：“羞耻厌恶之心，是义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只有智慧足以辨别是非，然后义才足以分辨羞耻厌恶。如果心中是非不明，不仅不知道无耻之耻，即使羞耻的不是他所该羞耻的，厌恶的不是他所该厌恶的，又怎么能取义呢？”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愁不恐惧。”司马牛说：“不忧愁不恐惧，这就叫做君子了吗？”孔子说：“自我反省没有愧疚，那有什么忧愁恐惧呢？”孔子说这话，是针对桓魋的。桓魋的过错，怎么连累到司马牛呢？即使没有兄弟，有什么损害呢？子产征收丘赋，而国人都诽谤他。子产不改变，认为符合诗礼义没有过失，何必顾虑别人的言论？作为子产言论的证明，这是对的。但说丘赋是善政，他的是非还没有辨别清楚。是非难以辨明，只有《春秋》能详细记载。所以有内部避讳，以减轻耻辱的，即使与地位低微的人结盟，也不记载见面。有应当避讳而不避讳的，即使君臣都在大国受辱，仍然用正当的言辞而一点也不隐瞒。沙随的盟会，郤犫向叔孙侨如索取贿赂，向晋侯控告成公，不能见面，而在苕丘拘捕了季孙行父。平丘的盟会，十三个国家同时聚集，王人在那里，而昭公因为邾国、莒国蛮夷的控告，不能结盟，都拘捕了他们的大夫。从人的角度看，这是国家的大耻辱。而《春秋》记载“公在沙随会见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人，不见公”。公从盟会回来，晋人拘捕了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公在平丘与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结盟，公不参与盟会。晋人拘捕了季孙意如带回去。由此说来，礼义能不辨明吗？像这样之后，弑君而说薨，出奔而说孙，杀大夫而说刺，被侵伐而说鄙，君子就可以深感耻辱了。

《春秋》确立天下的常道，以流传万世。有人认为也有权变的地方吗？不是的。现在天下之所以能建立，是因为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用礼乐政刑来实行，用纲纪文章来维持。商汤、周武王不是不仁。孔子说：“武舞尽美，未尽善。韶舞尽美，又尽善。”终究不会用夏桀、商纣来改变天下的君臣关系。卫辄接受灵公的命令而拥有国家。孔子说：“必须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终究不会用卫辄来扰乱天下的父子关系。为什么呢？权变有时才实行，而常道万世不可改变。即使是伟大的圣人，难道会因为一时的适宜而废弃万世的正道吗？《春秋》时代，三纲灭亡，五常断绝，凡是天下赖以建立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坏。上面没有道德准则，下面没有法律遵循，圣明的君王不出现，既没有人出来治理它。孔子正要用空言拨乱反正，举起那些所谓常而不可改变的东西，揭示给天下，使它们像日月一样光明不可掩盖，像山岳一样稳固不可移动，怎么能不正呢？像这样而通权变，是用混乱来救济混乱。所以说：“《春秋》没有权道。”这种说法大概起源于《公羊传》，以祭仲出郑忽为知权而《春秋》认为他贤德。所以认为权变是违背常道而后有善。学者虽然知道他的错误而斥责他，但最终不能不用我们圣人言语中近似的话来迷惑他。可以和别人一起走向道，未必可以和别人一起坚守；可以和别人一起坚守，未必可以和别人一起权变。孔子本来就说过了。这难道是舍弃常道而使用权变吗？孟子说：“子莫坚持中道，坚持中道是接近的。坚持中道没有权变，就像坚持一端。我所厌恶坚持一端的，是因为它损害道，举一端而废弃百端。”道本来有常变，只有明道的人虽然坚守常道，而变自然存在于其中，这是君子所说的权变。世上知道常道而不知道变，知道变而不知道常道的人，都是分道扬镳而各蔽于一偏，就是孟子所说的坚持一端而损害道的人。怎么能看到权变而议论它呢？所以《春秋》朝聘

译在防地结盟，并非没有好处，但认为诸侯不得擅自相见，那么就没有其他条文可以依礼授予他们。战争讨伐围攻夺取，并非没有功劳，但认为诸侯不得擅自互相讨伐，那么就没有其他条文可以依义授予他们。按照类别来推求，凡是王法所不允许做的，其措辞未曾不是一致的。施加于他们，就像华元没有坚持到底去作战，而与楚国讲和，不能说不贤，但人们认为他改变命令，就不能免罪。赵盾没有坚持到底去迎立捷菑而返回，不能说不正，但人们认为他专断君权，就不能宽恕。里克立志于立嫡，但奚齐之死，不能逃脱弑君的罪名。赵鞅致力于去除恶人，但晋阳之入，不能区别于叛乱。像这类事情，即使想要细微地宽贷他们，也没有途径可以通达。然而在结盟方面，召陵之战，谁不知道它的仁德？在战争方面，城濮之胜，谁不知道它的正义？华元可以压制但不能废除他的讲和，赵鞅可以退让但不能剥夺他的正义。那么明白道的人，本来就有办法处理这些了。但孔子不以此作为立法。法，是可以恒常确立的，不可以改变的，是显而易见的。《公羊传》大概也略微懂得这一点，所以常常提出“实质肯定而文辞否定”的论点，几乎接近了。只是没有完全通达道，所以施行时往往不得其所。所以如果因为夏徵舒进入楚国而称之为贬斥，因为宋仲几专断讨伐进入晋国而称之为不认可，专断拘捕，这哪里是文辞与实质的区别呢？有人说：《春秋》没有权变之道，确实如此。如果有所谓超出礼的变通与礼的正统，未曾不涵盖，难道不是权变吗？回答说：不是。《公羊传》固然说权变，违背常经而后有善，这是舍弃恒常而顺应变通，分为两端的说法。圣人的权变则不同于此，所以著录于礼的，本来有固定的制度，但有超出礼所不能完备的。因为不可废除，而依义兴起，那么庶子可以为母亲筑宫祭祀，因为公子不幸不及其身，而到了孙子，也从而祭祀考仲子的宫，就是这样。这不是权变，也是作为礼的缘故。所以著录于法的，本来有固定的数目，但有超出法所不能涵盖的。因为不可停止，而依情通达，那么大夫死于祭祀场所，既不可用乐，又不可废除祭祀，姑且去掉音乐而保留祭祀，叔弓去世而去乐卒事，就是这样。这不是权变，也是作为法的缘故。诸侯按时朝见天子于方岳是正确的，有不及时而不到方岳的，不可以因为不是那个地方而不朝见，那么朝见天子于天子所在地的就有，僖公就是这样。这不是权变，也是作为尊王的缘故。诸侯继位逾年而即位是正确的，有不及年丧至而得立的，不可以因为过时而不即位，那么既殡五日而即位的就有，定公就是这样。这不是权变，也是作为定位的缘故。像这些，它们哪里废除了常道呢？至于为王姬筑馆可以推辞而不推辞，以此作为礼，那么所有在丧期的人都可以主持婚礼了。这叫变礼。知道筑宫可以祭祀，而因此献六羽，以此作为乐，那么夫人的庙都可以用舞了。这叫易乐。古代诸侯变礼易乐，他们的君主流放，还说什么权变呢？这就是《春秋》之所以诛责的原因。知道这些，然后才知道《春秋》不使用权变了。

译孔子、孟子都想要用王道来拯救天下，拨乱反正。但他们实行的方法不同，孔子想要遵循常道以垂范万世，孟子想要顺应时变以挽救一时。所以孔子谈论治理天下，没有不在舜和文王身上体现的；而孟子游说诸侯，一概推崇商汤、周武王。求学的人本来对此感到疑惑。不知道孟子对于孔子，大概是相辅相成、互为始终的。不深知《春秋》大义的人，不能成就孔子的志向。孔子说《韶》乐尽善尽美，说《武》乐尽美但未尽善。这是孔子的志向，即使是武王也还有所不足，一定要达到舜、文王的境界才可以。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采用夏朝的历法，乘坐殷朝的马车，穿戴周朝的礼帽，音乐则用《韶》乐和《武》乐。”假如孔子得志，必定会参酌三王的文质，最终以舜的境界为归宿。在齐国听到《韶》乐，三个月不知肉味，大概是因为它符合自己的心意。如果没有舜，那么就是文王。所谓“文王死了，文化难道不在我这里吗”，孔子本来就已经自任承担这一使命了。至于“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却仍然臣服侍奉商朝，这叫做至德”，这就是确立万世常法的原因。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即使天下极度混乱，人道发生极大变化，终究不可改变。这就是孔子写在《春秋》里的道理。所以说：“如果有人用我，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就能成功。善人教导百姓，七年也可以让他们参战。如果有王者兴起，必须经过一个世代才能施行仁政。善人治理国家，百年也可以战胜残暴、废除杀戮。”其节奏如此缓慢，其成效如此迟缓，而孔子最终老于行教也不后悔。等到他病重将死时，就叹息悲伤地说：“圣明的君王不再兴起，天下没有人能尊奉我。”不知道孔子的意思，是因为世上没有贤明的君主，不能像舜那样拥有天下呢？还是怀抱可以称王的道理，不能像文王那样得到方寸之地来实行呢？不可得知。推究孔子的道理，不自己成为舜、文王，就是辅佐他的君主使他成为舜、文王罢了。然而孟子却不是这样，他说：“虽然有智慧，不如顺应形势；虽然有农具，不如等待时机。”所以做事只有古人的一半，功效必定加倍。他周游天下，告诉他的君主，必定说：“商汤凭借七十里土地，文王凭借百里土地，称王不需要等待国土广大。”至于商汤流放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孟子就说：“只听说诛杀独夫民贼纣，没听说弑君。”孟子的言论真是危险啊！从孔子的角度来看，这几乎像冰炭一样不相容。假如天下后世不幸真的有像桀、纣那样的君主在位，孔子或者自己拥有君位，或者辅佐他的君主，将会拱手坐视而不顾呢？还是有不得已而权变以济世呢？然而诸侯不能擅自讨伐，这是《春秋》的道理。陈恒弑杀了他的君主，孔子就沐浴斋戒告诉鲁哀公请求讨伐，这说明诸侯是可以讨伐的。臣子以死尽忠，这是《春秋》的大义。子纠的危难中，召忽为他而死；管仲没有死。孔子认为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是管仲的功劳，因而肯定他的仁德，这说明臣子是可以废弃其职责的。由此说来，假如孔子处于道义变化的境地，必定会有所作为。但不可轻易立言立法，他作为万世的训诫，姑且只是端正常道罢了。只有孟子的学问，足以体现孔子的心意。所以他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本来已经将天子之事写在《春秋》里，即使乱臣贼子听到也没有不恐惧的。我难道还要在其中增加丝毫吗？至于他拯救百姓于水火，挽救百姓于涂炭，使天下男女老少无不蒙受恩泽，那么孟子的心也是孔子的心。所以夺取城邑、夺取附庸，是《春秋》所禁止的；而孟子却说“夺取它而燕国百姓高兴，就夺取它”。征伐由诸侯发起，是《春秋》所厌恶的；而孟子却说“作为天子的官吏就可以讨伐”。诸侯不能擅自杀害大夫，孟子说“国人都说可以杀，看到可以杀然后才杀”。新建南门，尚且不可以，齐宣王想要毁坏明堂，孟子说“大王想要施行王政，就不要毁坏它”。所有这些都没有违背《春秋》。扩充孟子的志向，诸侯中确实有像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人兴起，发布政令施行仁政，将恩泽推广到天下，兼并弱小、攻击昏昧，纠正有罪而诛杀他们，使天下都成为尧舜时代的百姓，那么大国的话五年，小国的话七年，即使让他们坐在明堂接受诸侯朝拜，《春秋》所期望的，也不过如此罢了。这也是《春秋》罢了。所以只有孟子善于学习《春秋》。

《春秋》中有可以通过事件看出来的，就通过事件来探求；不能直接看出但可以通过条例看出来的，就通过条例来探求，条例和义理就在其中了。有事件和条例都看不出，但义理独自可以推求的，就通过义理来探求；义理，是道理所在的地方。有事件、条例和义理都看不出，但意旨可以贯通的，就通过意旨来探求；意旨，是人心所共同认可的。没有什么比事件更容易的，没有什么比意旨更难的。僖公四年春天，鲁公在召陵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合，侵犯蔡国，接着讨伐楚国。夏天，许男新臣去世。楚国屈完来军中结盟。根据条例推求，许男去世时，军队还没有返回，应当记载为在军中去世而不提军队。宣公九年九月，记载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扈地会合，晋国荀林父率领军队讨伐陈国。辛酉日，晋侯黑臀在扈地去世。根据条例推求，晋侯去世时还在扈地，那么应当记载为在会合地去世而不

译这是关于“防”的论述。这件事无法直接看见，又与常例相违背，探究其义理，则与褒贬无关。而《左传》解释许男是死于军中，晋侯因此不高兴，这原本就不懂《春秋》经义。《谷梁传》认为许男是死于桓公的军队中，凡是推论齐侯与其他诸侯不同的地方，《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意思，都不是《春秋》的宗旨。桓公的军队并非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有什么理由说许男是死于“内”呢？《公羊传》解释晋侯，认为扈是晋国的城邑，诸侯死在封地内不记载地点，这自然是《公羊传》的错误。如果是因为他在会盟之中，那就应当记载“会”，不应当记载地点。《谷梁传》说：“记载地点是因为在外，记载日期是因为没有越过国境。”那么《谷梁传》大概是不区分“死于防”和“死于外”的差别，它的浅陋与《左传》说许男死于军中的说法相同了。这些都是没有掌握事实与常例，而强行用义理去推求的过错。如果以意推究，那么许男虽然跟随伐楚的军队，但因病先回，死在国内，怎么能不按常例记载“卒”呢？不记载先回，只通过记载“卒”来体现，就可以知道他是在国内。晋侯虽然在扈地会盟，但中间隔着晋国荀林父率军伐陈一事，那么防地和扈地的诸侯已经散去，晋侯因病独自留下而死，怎么能不按常例记载地点呢？不记载他留下，只通过记载地点来体现，就可以知道这不是会盟。这也是孟子论诗所说的“以意逆志”，这才是真正领会了经义。学习《春秋》到了这一步，然后才能超出传注的局限，而考察千年之前的事，就像就在眼前一样。

译人的常情，有出于自然而不可抑制的。善，是人们共同喜爱的。见到善行，人们推崇它惟恐不够深切。所以说：“言语不足以表达，就叹息；叹息不足以表达，就咏唱；咏唱不足以表达，还表现在手舞足蹈上。”不善，是人们共同厌恶的。见到不善，人们断绝它惟恐不够急切。所以说：“墙上有蒺藜，不可扫除；内室中的话，不可宣扬。可以宣扬的，说了也丑。”像这样，不是我故意要这样做区别，而是出于情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春秋》的文辞，有繁复的，有简约的。孔子说：“记载的重复，文辞的反复，不可不仔细推敲。其中一定有值得赞美之处。”《公羊传》说：“《春秋》文辞繁复而不删减的，是为了纠正。”用经文来考察，防王世子已经在首止出现，不久又说“诸侯在首止结盟”；防宰周公已经在葵丘出现，不久又说“在葵丘结盟”。同一个地方再次出现，不止这些。宋国的盟会，平丘的防，也是这样。首止是为了确定世子，葵丘是为了明确王禁；宋国是为了平息诸侯的战争，而平丘是为了重申天子的制度，都是君子认为善而不能停止的。溴梁的盟会，大夫本来有名，简略而暴露地说“大夫结盟而不列举人名”；缘陵的筑城，诸侯本来有行列，简略而总括地说“诸侯筑缘陵而不排列人名”。不止这些，两次在扈结盟，一次在扈防，也是这样。溴梁，是大夫专命；缘陵，是诸侯有缺失；扈防，是诸侯无能为力。前扈大夫专废置，后扈诸侯不能讨伐篡弑，都是君子认为不善而不愿宣扬的。这是君子所以善善而恶恶的原因。虽然如此，都是繁复的，也有不正其作为而用缓和而不切近的文辞来表示的。霸主执诸侯归京师，当其罪说“归于不当其罪”，就说“归之于故”。凡文辞中间有“之”字的，都是荒谬而不正其作为的。像晋侯派韩穿来说汶阳的田地归之于齐之类，文辞多么冗余啊？都是简约的，也有细微而不敢完全用特异文辞来表示的。偏战都记载“某师及某师战于某某师败绩”，而内辞不说败，直接说“及某师战于某”。所以凡有不能尽其辞与不必尽的，都直接记载而不完备。像天王崩，王室乱之类，文辞多么简约啊？只有善于学习的人，不但知道言语，还知道言语的原因，所以说言语岂止一端，各有所当，何况《春秋》的言语呢？孔子说：君子成全别人的善，不促成别人的恶。成全别人的善，那么天下都可以使人为善而没有不与之迁善的；不促成别人的恶，那么天下都可以使人为不善而没有不与之改过的。对于侍奉君主也是这样。善不积累不足以成名，担心以小善为无益而不做，那么见到一善必推之于己，惟恐不专以为非君莫能为，所以说将顺其美。担心以小恶为无伤而不畏，那么见到一不善必分之于人，惟恐不远以为非君所敢为而人为之，所以说匡救其恶。《春秋》内事凡与外诸侯相连的，苟王法之所禁，虽有以为功者，皆与诸侯列而序之，说这是恶，众人之所为也。分之于众而不独责于己，则知己不可有是过而不为也。盟会征伐之类，或言公防，或言公及，或没公而不见，或略公而不序，是也。至于城楚丘，释宋公，朝王所，戍陈，戍郑，虎牢，归粟于蔡，诸侯皆预焉，而独以内为文，说这是美，吾君之所能为也。专之于己而不兼取于人，则知独有是之为美而惟恐人之先己而力为也。夫然，岂独万世之为君者皆思慕善而畏恶哉？抑凡为人臣者皆将以是为心，则其君孰不皆至于善？此为君之道而事君之法也。

《春秋》无虚加之道，这固然如此。也有义之所在，而为之变辞的，必有见焉，然后着之，未尝苟也。虞师、晋师灭下阳，下阳，邑也。邑不言灭，下阳，虞虢之塞邑，下阳灭，则虞亦灭矣。以其后见执，虞公知虞国之前亡，是故可以非灭而言灭也。许世子止弑其君买，止无弑君之实，坐不尝药而同之弑也。以其后见葬，许悼公知贼不讨而得葬，故可以非弑而言弑也。此《春秋》之微，不可不察也。《公羊》虽知无虚加之道，贵文公以丧娶。至于天王败绩于贸戎，曰执败之晋也，以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与《谷梁》以戎伐凡伯为卫者同。夫如是，纵失晋无王之罪，而加戎以乱华之咎，未闻《春秋》善善恶恶而如是者也。大抵《公羊》、《谷梁》多主讳而不达经旨，如无骇灭极为讳内大恶而言入，宋公入曹为讳灭同姓而言以归之类。凡此皆不疑于虚加，而独疑于丧娶，而不知其说也。

《春秋考》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二

宋 叶梦得 撰

统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