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七

译周公黑肩率领左军，那么这两位执政大臣就是统率天子军队的人。蔡国、卫国的人归属虢公，陈国的人归属周公，那么这些诸侯就是辅佐主要诸侯军队的人。诸侯为什么还要亲自出征呢？如果说：因为贬斥那些不能勤王以至于战败的大夫，无法使诸侯信服以至于亲自征讨，却又不能取胜而战败，这过错在于周王，周王不敢加贬斥于自己，反而加于跟随周王的大夫，这难道是《春秋》的道义吗？按照礼制，诸侯的大夫进入周王室，都称为士，所以我认为这是正当地大夫进入周王室称士，按照《春秋》的体例应当以“人”来记载。只有懂礼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这些道理。

译先王用兵的法度，已经无法亲眼见到了。《左传》记载桓王讨伐郑国的战役，桓王居中军，虢公、周公分别担任左军和右军。大概古代用兵，没有不分成三部分的，这就是所谓的三军。六军，是军队的数量；三军，是军队的编制法度。所以郑国也任命曼伯为右拒，祭仲为左拒，原繁、高渠弥为中军，来抵挡周王，并说“先派偏师，后派伍卒，伍卒承接偏师以弥补缺口”，这叫做鱼丽之阵。大司马统领军队的法度，五个人为一伍，五个伍为一两，四个两为一卒。由此类推而上，直到组成一军，伍、两、卒都是军队的名称。这是先王的制度，是可以考证的。齐景公的将领叫穰苴，善于用兵，景公任命他为大司马。到了威王效仿穰苴的法度，追溯论述古代的司马兵法，并附入穰苴的内容，号称《司马法》。以一百人为一卒，二十五人为一两，战车九辆为小偏，十五辆为大偏。《公羊传》《谷梁传》称预先约定的战争为偏战。大概又有称为“偏”的，也有人说“邲之战，楚子出动乘广三十辆，分为左右，让许偃驾驭右广，彭名驾驭左广，没有所谓的中军”，这就是楚国的阵法。申公巫臣从楚国逃到晋国，作为晋国使者教吴国用一两一卒的编制行军，而舍弃了偏师，用一两之一教吴国，让他们用车战来背叛楚国，大概是小偏和一卒。而宋国华氏与卫国公子朝作战，华氏的党羽郑翩愿意担任鹳阵，他的车御愿意担任鹅阵，这就是他们阵法的名称，就像郑国所说的鱼丽阵一样。先王的法度，是王者军队的制度，必定有在当时不能完全实行的，所以各国各自制定自己的制度，但也不能超出“伍”、“两”、“卒”、“偏”这些名称。三军，古代指左、右、中，而晋文公说上、中、下，也只是各自命名的不同罢了。所以左拒、右拒，是郑国的名称。左广、右广，是楚国的名称。左角、右角，是晋国的名称。

孔氏解释作丘甲的说法，认为古代用兵，天子先动用六乡的军队，六乡不够，就征调六遂的军队，六遂还不够，就征调公卿的采邑及诸侯邦国的军队。如果是诸侯出兵，就先尽用三乡三遂的军队，乡遂不够，然后总动员境内的军队。这种法度在经书中没有见到，不知道依据是什么。然而《周官》六乡的法度，从五家为一比，直到乡与军制，从五人为一伍，直到军，其法度都相同，只是名称不同罢了。那么天子的六军，本就自备于六乡的民众，难道还会再征调六遂及采地邦国的军队吗？然而《周官》象胥，凡是有事，王的大事，诸侯次一等的事，卿再次一等的事，大夫再次一等的事，上士再次一等的事，庶子议论的事，有人怀疑王的征伐，大概是大事，都先由方伯连率统领六军。如果全部征调六乡而六遂之外都不参与，不仅劳逸不均，也是竭尽内部力量去侍奉外部，先王制定法度，不应该这样。怀疑作为军队的，虽然寓于近郊，但用兵的方法，自有别的路径，现在不能完全考证了。

先王征伐的次序，其制度不能完全考证。见于《诗》《书》《礼》的，不过两三种。方伯征伐是一种，二伯征伐是第二种，亲自征伐是第三种。诸侯有卿没有军，本来都不允许征伐。只有九州之牧，选择诸侯中有功德的担任，然后赐给他弓矢，让他专权征伐；赐给他斧钺，让他专权杀戮。如《文侯之命》所说：“赏赐你彤弓一张，彤矢一百支；卢弓一张，卢矢一百支。”这是平王赏赐给文侯的，也称为侯伯。而《诗》中“彤弓”是天子赏赐有功诸侯的，大概歌唱这首诗来宴请他。所以狄人逼迫驱逐黎侯，而《诗》中“旄丘”责备卫宣公不能履行方伯连率的职责。在《周礼》中，就是所谓“八命作牧”的，这是方伯的征伐。方伯各自统领一个州的诸侯罢了，冀州不可以兼任豫州，荆州不可以兼任扬州。那么又有天子的三公，因为他们二分天下，而各自掌管东西。所以《公羊传》说“分天下为二伯”，从陕以东，由周公主管；从陕以西，由召公主管。一相在内，而《诗》中“国风”别为“周南”“召南”。二伯虽然是三公，都出封在外，而封伯禽于鲁，留周公于京师的，大概是有原因的。有事而后入王朝，所以《顾命》说成王将要去世，召公、毕公率领诸侯辅佐康王。所以管仲说：“命令我先君太公说：‘五侯九伯，你实际征伐他们。’”在《周礼》中，就是所谓“九命作伯”的，这是二伯的征伐。王亲自征伐，礼制没有定制。见于夏朝的，就是启与有扈在甘地作战；见于周朝的，就是成王东伐淮夷，四征不庭。大概诸侯有罪，方伯征伐他们；方伯有罪，二伯征伐他们；都向王请示而后行动。这就是所谓天下有道，征伐出自天子。二伯不能制服，而后王亲自征伐。所以淮夷、三监叛乱，在周公居摄成王未亲政之前，就是周公东征罢了。等到说成王东伐淮夷，于是平定奄国，周公还政于成王，在成王亲政之后，难道不是之前征伐有不能制服的，而后亲自行动吗？天子六军，在王畿之内，各自由其卿分领，只有天子出征而后行动。那么《甘誓》说乃召六卿说：“唉，六事之人”就是这个意思。

译也有两位方伯出征，而率领王师跟随他们的情况，那就是《周礼》中说“方伯命掌六师”的情形。方伯所治理的国家，不在王畿之内。大概三公出外封疆的，正是两位方伯，所以说“方伯掌六师”，这大概是一时的说法，并非说命令方伯掌管六师，孔氏认为这是大司马的职事，这是错误的。其等级次序大致虽然如此，但事情也各有缓急大小。如果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以至于发生大战，那么如果不是君王亲自出征，谁能战胜他呢？至于郑伯的罪过还没达到这个程度，不再朝见君王，只应当削减他的封地，却立刻征伐他，这就是凭个人的喜怒私情，轻率地使用武力来施行自己的意志，这还不能算是王者的军队。天子亲自出征，在礼制上没有明确的条文，其事杂见于《周官》，所谓“大师之礼用众”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凡是说大师、大合军旅、大军旅、王之军旅的，都是指这种情况。而《王制》中说“祭告上帝，祭告社神，祭告父庙，在出征之地祭告军神，在祖庙接受命令，在学宫接受成命，出征时执拿罪人，返回时在学宫释奠，用俘虏和割下的左耳来报告”，这是出征和返回的礼仪。根据《尚书》来考证，有扈之战就是如此。有扈是外诸侯，他的罪过在于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就比羲和沉湎淫乱，废弃时令、扰乱日期的罪过更大了。所以羲和就由方伯征伐，有扈就由启以天子的身份征伐。大司马九伐之法不记载亲自出征的项目，大概因为亲自出征不是有司的职事，在当时情况下才这样做，不能立为常法。王者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的臣民，没有一样东西不希望得到它应有的位置，而元恶大憝，果然犯上作乱，有号令所不能训诫，刑罚所不能施加的，如果不是君王亲自治理，天下几乎不受其害吗？所以大司马的职事只说救无辜，伐有罪。那把迁庙的主神载在齐车上，听从命令的就赏于祖庙，而小宗伯奉之以社，主帅和有司立军社；不听从命令的就戮于社，而大司防监临，显示他们有所受命。然而王者有征无战，集合天下的民众，谁敢与王为敌？而《甘誓》还说战，大概是没有战王的道理。征伐不服从、违抗命令而战，是军队的事情。蔡人、卫人、陈人跟随王征伐郑国，不以王为主帅而以三国跟随王为文，是不以王与郑国相对抗。然而《春秋》对郑国没有贬斥的文字，诸侯却让王至于亲自出征，难道还等待加上贬斥的言辞吗？郑伯本来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译《国语》记载富辰的谏言，针对翟人攻打郑国一事说：“翟人在王室中没有爵位，郑伯是南方的诸侯，如果王室轻视他，就是不尊重尊贵的人。”这与子产所说的“郑伯是男爵，却让他承担公侯的赋税”相比，“男”字读音相同但字形不同。以前的儒者解释“南”为在南服，或者说是南面，韦昭认为“男”字是指在男服，认为周朝自康王以后，西都镐京的土地减损，服制改变，所以郑国在男服，不知依据是什么。这应当从“伯、子、男”一等爵位的说法，我本来就已经说过了。怀疑《国语》有误，应当遵从《左传》。

凡是《春秋》记载大雩都在秋七月、八月、九月，大概是夏历的五月、六月、七月。中间记载冬雩只有一次。五月、六月、七月，是五谷播种生长的时节，干旱就一定会造成灾害，所以雩祭只出现在这三个月。《谷梁传》说：“秋天大雩，不合正礼；冬天大雩，不合正礼。”秋天大雩不合正礼为什么呢？庄稼还没有干枯，人力还没有用尽，不可以说雩祭不合正礼。雩祭本来是为了求雨，一定要等到庄稼干枯、人力用尽，不是太晚了吗？这只是因为《春秋》记载了这两个时间，所以认为不合正礼。如果这两个时间不合正礼，那么什么时候合正礼呢？《左传》说：“龙星出现就举行雩祭，过了时节记载也不对。”龙星出现，是夏历的四月。先王的雩祭，有每年的常规祭祀，有因为干旱而举行的祭祀。四月，是每年的常规雩祭，是事先祈求的，所以不记载。从五月以后直到九月，遇到干旱就祭祀，是有事才祈求的，所以记载，以此来显示君主是否有勤政爱民的心。只有《公羊传》只说这是旱祭，用来记录灾害，这比较接近事实。郑玄注释《月令》说雩祭的正月是四月，凡是周朝秋季的三个月中如果干旱也举行雩礼，冬天以及春夏虽然干旱，礼制只有祈祷没有雩祭。这是参照《左传》龙星出现的说法与《春秋》的正统，认为《月令》错误地将雩祭列在季夏，郑玄纠正它是正确的。

《月令》说命令官吏为人民祈祷祭祀山川百源，大雩祭天帝，使用盛大的音乐。于是命令各县雩祭，祭祀那些对人民有益的百辟卿士，以祈求谷物丰收。将大雩分为两类，这是先王的旧礼，是天子和诸侯的区别。郑玄说雩祭天帝，是指在南郊旁边筑坛，雩祭五方天帝。百辟卿士，是指古代的上公如句龙、后稷之类，所以说天子雩祭上帝，诸侯以上雩祭上公。这是以《月令》为正统，而参照《谷梁传》所谓古代的神人有应上公的，通晓阴阳，君主亲自率领诸大夫引导他们请求。那么《春秋》记载大雩，难道是因为鲁国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仪吗？《谷梁传》只提到上公，知道是雩祭而不是大雩。大体上鲁国凡是使用天子的礼乐，《春秋》都根据事情纠正其名分，以显示像郊祭、禘祭、烝祭、尝祭以及这个大雩之类，终究不是人臣所能使用的，所以每次记载它来彰显其过错。

《左传》说惊蛰时举行郊祭，龙星出现时举行雩祭，开始肃杀时举行尝祭，蛰虫闭藏时举行烝祭，四个例子各不相同，有的举节气，有的举天象，始杀、闭蛰又不是节气所能看到的，大概是根据其意思做的，不是先王的旧典。凡是《左传》记载，大体上都想要各举其一，以参看惊蛰，是指惊蛰。汉代太初历以惊蛰为正月中气，雨水为二月节，太初以后才改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在《左传》的时候，还以惊蛰为正月中气，而看到鲁君在孟春祭祀天帝于郊外，所以说。不知道周朝祈谷的郊祭在孟春，而鲁国郊祭占卜辛日，其在孟春的恰好得到，而不是其常礼。《明堂位》的话，自然不能完全依据。而孟献子说惊蛰时举行郊祭，郊祭后才耕种，这是以周朝祈谷的郊祭说的，而《左传》没有领悟。苍龙，是东方七宿的总名。仲夏之月，黄昏时亢宿在正中，那么苍龙七宿在黄昏时全部出现。古代有常规雩祭，有非常雩祭。常规雩祭事先祈求年成，作为常规；非常雩祭，干旱后才祈求年成，没有固定的时节。所以常规雩祭《春秋》都不记载，而记载的都是秋及八月、九月雩祭得到雨就记载，雩祭没有得到雨就记载旱，这是非常雩祭。吕不韦《月令》大雩在仲夏，已经错了，而《左传》也说，大概是不知非常雩祭而沿袭错误。如果这样，昭公八年、定公七年、十二年经文都记载“秋大雩”而不记月，大概是连续三个月都举行雩祭。周朝的孟秋就是夏历的五月，正当龙星出现，那么不是过了时节。为什么要记载呢？节气没有始杀、闭蛰，《月令》只记载仲秋杀气逐渐旺盛，阳气日渐衰落，那是建酉之月。《周官》禴、祠、烝、尝都在四季的仲月，那么建酉之月是尝祭的时节。《春秋》记载冬十月陨霜杀草，十二月陨霜不杀草为异常，那么始杀应当在建申之月，始杀也不是尝祭的时节。《月令》记载仲秋之月，蛰虫坯户，坯而未闭；季秋之月，蛰虫咸俯，在内都涂塞其户，“墐”的意思是涂。这时才开始闭蛰，应当是建戌之月。根据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孙问孔子，孔子说：“火伏后蛰虫才全部闭藏，现在火星还在西流，是掌管历法的人的过错。”火伏应当在十月，火星还在西流，大概是九月，所以说是掌管历法的人的过错，那么蛰虫闭户是十月的时节。认为建戌也不是，所以以《周官》论之，烝祭应当在仲冬

译建子之月，吕不韦说：“在孟冬举行大饮烝礼，既然不对，又违背了蛰虫闭户的时节。”即使左氏认为是在孟春，也与《周官》不合，这仅仅是吕不韦的过错。由此说来，左氏提出的四种条例，没有一种符合礼制。大概他只是看到经书中记载“四月四次卜问郊祀”，“四月三次卜问郊祀不吉就免除牺牲而不记载”，“三月三次卜问郊祀不吉就在三月”，夏历的孟春是启蛰的节气，所以认为三月举行郊祀是正当的，而四月以后就是过时了。经书记载“秋季及秋八月、九月求雨而不记载”，七月是夏历五月龙见的节气，七月记载“季辛又求雨”，仅在昭公时出现一次，因为阳虎的缘故，所以认为五月求雨是正当的，而七月以后就是过时了。经书记载“秋八月尝祭而记载九月尝祭”，所以认为九月开始杀牲是正当的，而八月就是疾速。经书记载“五月烝祭而先记载正月烝祭是因为太急而没有正月，特意记载烝祭”，所以认为闭蛰时举行是正当的，而五月就是过时了。这些都是根据文辞来确立义理，其实并不是从经书中有所闻知的。

“寔来”这一句，在《春秋》中本来并不显得特别怪异，只是因为公羊、谷梁、左氏三家都把它归属于州公前往曹国一事，所以秦汉以来的儒者都不敢更改。然而考察经书，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语例。州公是周王的臣子。王臣的罪过，没有比不奉君命出境、私自与外国诸侯交往更大的了。他经过我国而不以礼相待，这是次要的过错。现在不讥讽他前往曹国，却议论他经过我国，舍弃重要的而贬低次要的，《春秋》难道是这样吗？有人说：“前往曹国不是私交，大概是奉王命出使曹国，就像刘夏从齐国迎回王后之类，所以不讥讽。”如果是奉王命而来朝见我国，就像祭公来朝之类，又因为不以礼相待所以讥讽。如果这样，其文辞应当归属于“如曹”之下，不应当分离到明年。有人说：“去年冬天前往曹国，因为曹国动乱没能去成，今年春天才来朝见我国。”如果这样，这自然是两件事，不应当承接上文。《春秋》中一件事再次提及而省略的，没有比溴梁之大夫更恶劣的了。然而还说“戊寅日大夫结盟”，没有隐去大夫的身份。州公朝见我国不以礼相待，并没有特别恶劣，为什么就隐去他的身份呢？

我通过公卿大夫士书名的条例加以比较，然后才知道“寔”的含义。大概是周王的中士，其辞本无差异，怎么说呢？自大夫以上，有时书写国名爵位，有时书写邑名爵位，有时书写氏字，本来就有区别。像刘夏、石尚这样的下士，则姓名都不书写。像凡是书写“王人”的，唯独中士没有见到，那么去掉姓氏只写名字，不是中士又是谁呢？大概是周王的中士，相当于再命的诸侯之下大夫，也是再命的诸侯。鲁国书写“翚”、“挟”、“柔”、“溺”，楚国书写“椒”、“郑”，宛吴书写“札”，秦国书写“术”之类，其条例已经可见了。这本来是可以类推求证的，学者只是看到《春秋》其他地方没有书写王的中士，唯独在此处出现，而被三家先入为主，所以不再进一步思考。我本来认为传文不可完全相信，而向经书寻求真理，大概就是这样。

译《公羊传》说“是人来”表示轻慢，《谷梁传》说“是来”表示简略。晋国派巩朔出使周王室，周人因为巩朔不是正卿而拒绝接见，说：“不派遣卿来镇抚王室，所派来抚慰我一个人的，却是巩伯来了，‘实来’这句话，本来就是轻慢且简略的意思。”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古今的言辞，本来就有恰好相同的情况，要看它用在什么场合，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觐礼》中天子说：“不是别的伯父，而是你亲自来了”，我对此表示嘉许，那么“实来”就是嘉许之辞，并非轻慢和简略。大概“实”字，是说因为是你来了，轻重并不取决于这一个字。郑玄注《觐礼》说，“实”在今文经中写作“寔”，古时“实”和“寔”通用。八月壬午日进行大阅兵，按礼制考察，大阅兵在周代属于春季的事务，而在秋季举行，本来就不合时宜了。现在根据《左传》所说，是因为畏惧郑国的军队而这样做的。起初戎人攻打齐国，齐国向郑国求援，郑忽救援齐国，大败戎军。齐国于是让诸侯的大夫驻守齐国，并让鲁国排在郑国之后，郑忽因此发怒，所以有了郎地的战事。虽然郎地的战事发生在五年之后，但鲁国对齐国，即使桓公死了也不敢讨伐庄公，又与齐国通婚，其屈辱程度已经很深了。而郑国又是齐国所倚仗并建立功业的国家，那么齐国怎么能不为郑国做准备呢？下文说“秋天大阅兵，是检阅车马”，大概是畏惧郑国军队到来，所以在两个季节之前进行大阅兵，这也如同治兵一样，不仅仅因为不合时宜而受到贬斥。

《公羊传》说陈佗在蔡国淫乱，蔡国人杀了他；《谷梁传》说陈佗像普通人一样行事，所以用普通人的称呼来指代他。认为陈佗在蔡国打猎，与蔡国人争夺猎物，蔡国人不知道他是陈国国君而杀了他。陈佗虽然无道，难道会有以普通人身份进入别人国家而别人不知道的情况吗？根据郑国子产列举陈国往事说：桓公作乱时，蔡国人想立他们放逐的先君庄公的儿子五父，于是杀了五父。五父就是陈佗；被蔡国放逐的是厉公。像这样，乃是蔡国人争夺立他们放逐的人而杀了陈佗。陈鲍在春季正月去世，秋季记载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第二年秋天，才记载蔡人杀陈佗。那么陈佗大概曾经与蔡人一起跟随周王讨伐郑国，怎么会有蔡人不知道他是陈国国君的道理呢？这大概是两派学者不明白“蔡人”是讨伐贼臣的措辞，陈佗逾年不称爵位是贬斥的含义，只看到记载“蔡人”以为是防备者，而陈佗只称名字，所以认为陈佗是以普通人身份被杀。由此可知，两派学者有不了解事实，根据文字穿凿附会而做出解释的情况，就像这样。

鲁国十二位国君，隐公既已杀害其子，不再出现。闵公早死，哀公之后也无法考证。桓公、僖公、定公都是弟弟继位。闵公、宣公、襄公、昭公四位都不是嫡子。以嫡子身份得到君位的，是庄公、文公、成公、哀公四位。嫡子而没有得到君位的，是文公的儿子公子恶，嫡夫人没有儿子，应当立长子，因毁伤而死的是襄公的儿子子野，成公和昭公的嫡子，大概没有见于传记。文公、成公、哀公、公子恶、子野出生时，史书都没有记载，而唯独庄公记载了，为什么呢？因为出生在继位之后，并且以太子的礼仪来举行的，只有庄公一人而已。古人严格区分嫡庶，用来确定谁是国君。国君一定，僭越争夺的心就平息了。所以必须在刚出生时就确立正位。礼制规定，太子出生，报告给国君，用大牢之礼接待，三个月后，夫人带着太子在阼阶相见，国君亲自为他命名，报告给大宰，书写并收藏说“某年某月某日出生”。如果不是太子在外寝相见，而由有司命名，礼仪端正而名分确定，然后向天子宣誓并接受任命。天子已经任命了，即使是国君也不能更改。称为世子，代理国君时礼节比国君低一等，即使没有宣誓，也以皮帛继子男之后。像这样，谁敢争夺呢？桓公不朝见周王，庄公虽然未必向天子请示，但见于《春秋》，他必定能端正其初生的礼仪，这就是虽然有叔牙、庆父这样的弟弟，也不敢争夺的原因。至于出姜生了公子恶，敬嬴生了宣公，敬嬴受宠而私下侍奉仲遂，宣公年长而托付给他，所以文公去世，仲遂想立宣公，叔仲不同意，于是向齐侯请求，杀了公子恶而立宣公，那么公子恶本来就没有在文公时代确定其为太子。怎么知道成公、哀公、子野没有像这样的情况呢？那么他们不记载，或者出生在继位之前，或者举行礼仪不合礼制，不能尽早确定，所以略去不记。那么庄公确实应该唯独被记载。公子同出生，《公羊传》认为这是“喜有正也”，说得对。而再次记载“子”，《公羊传》说：“大概是以此批评桓公吧？”那么意思与《谷梁传》相同。《谷梁传》自己不知道公子同是庄公的名字，其义本来就不值得说。《公羊传》前面的论述，大概是其老师所传授的，后来看到《谷梁传》自以为正确，所以又证明“同非吾子之言”，再次引用《公羊传》来彰显其学说，这也说明他们不能确信自己的学问了。《左传》不解释义理，只记载接见太子的礼仪和申繻的话，这正是当时的本意，而《左传》不能言明。学者多被《猗嗟》这首诗迷惑，认为《谷梁传》是对的，我本来就不认为是诗意。况且没有用经文来考察，文姜自从出嫁到现在三年，未曾回过齐国。

焚烧咸丘，《公羊传》认为是火攻，而咸丘是邾国的城邑。不隶属于国君，存在而像国家一样。《谷梁传》说厌恶火攻，《左传》没有传注。杜预认为是鲁地，而用田猎的军队用火攻，本来就有这种情况。都是因为火来辅助军事，像楚国的燧、象之类就是这样。没有专门用火来焚烧一个城邑的。《公羊传》大概误以为咸丘是邾国的城邑，所以从而臆断

译让我为你解说这件事。根据我的考证，这与咸亭的记载完全相同，大概是因为咸亭属于国都内的城邑。杜预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先王在四季进行田猎，春天用火，夏天用车，秋天用网，冬天用众人，这些都是用来捕获禽兽的方法。春天时陈旧的草还在，就焚烧杂草来清除它们，这叫做“火弊”。周朝有司烜的官职，在军队出征时修明火禁，而百姓便借机利用火来进行田猎。《礼记·郊特牲》说：“季春出火是为了焚烧杂草。”如果不是在规定的时节使用火，那么国都内发生火灾，野外焚烧杂草，都有相应的刑罚。国都内称为“火”，野外称为“焚”。《国语》记载魏献子在大陆田猎，因用火不当而死，如果在田猎中用火而失去了节制，就会有焚烧的祸患。这件事发生在春季二月，也就是建丑之月，还没有到出火的时节就使用了，既然不是规定的时节。而咸丘的火灾，大概是鲁公淫猎，在冬天田猎却使用了春天的方法，因而烧毁了城邑吗？怎么知道是鲁公淫猎呢？国都还没有出火，百姓自然不应该在田猎时使用火并造成焚烧。经文将此事记载在上面，大概是有焚烧的人，所以用来讥讽鲁公。如果是百姓用火而蔓延到城邑，就不应该讥讽百姓，应当像一般火灾那样，只记载“咸丘焚”就足够了。因此知道这是鲁公田猎造成的。

译谷伯绥、邓侯吾离，都是失去国土的国君。失去国土的国君，之所以还能来朝见，大概是因为诸侯失去国土，有的就此灭亡不再复国，有的还能依托大国而图谋恢复，这未必都是他们的罪过，而是邻国对待他们的态度不同。他们仓促奔逃而来，来不及修习国君的礼仪，就按奔逃者的礼节接待；或者从容不迫，还能像平时那样来我国访问，就按朝见的礼节接待。他们都称为寄公，或者叫寓公。王道政令不行，强大的兼并弱小的，众多的欺凌少数的，如果大国逼迫他们离开，像纪侯那样贤德，尚且得以改变文书称其“大去其国”，即使他们的贤德不及纪侯，只要自己不丧失国君的身份，能够按照朝见的礼节来相见，我怎么可以断绝他们呢？所以诸侯不把寓公当作臣属，他们死了为之服齐衰丧三个月，那么让他们来朝见也是适宜的。左氏认为这是贬低他们的名分，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杜氏附会说是因为偏僻简陋的小国被轻视而礼节不足，然而郳黎来、郜子尚且不因偏僻简陋而直呼其名，谷、邓都是侯伯级别的国君，能说他们是偏僻简陋的小国吗？《公羊传》说：“尊贵的人没有后代，用最初的礼节对待他们。”《谷梁传》说：“曾经以诸侯的礼节接待过他们，即使失去了国家，也不损害我日后对待他们的不同。”虽然好像接近道理，但最终不明白诸侯对于寄公，本来就不可以拒绝他们来朝见。如果失去了国家就轻视他们，那还向诸侯寻求什么呢？

《礼记·王制》说：王在宗庙进行四季的祭祀，春天叫礿，夏天叫禘，秋天叫尝，冬天叫烝，这是夏、商两代的祭祀。夏、商有四季的禘祭，有五年一次的大禘，所以《长发》篇说“大禘”，以区别四季的祭祀，而毛氏认为这是郊祭天，那么郑康成的错误，其来源也是有依据的。周人把春祭改为祠，夏祭改为禴，所以《雝》诗只说禘而已。左氏说“禘于襄宫”、“禘于武公”之类，每次祭祀都以禘命名，怀疑也是指夏、商时的四季祭祀而言，未必认为是大禘。就像“〇鸟祀高宗”，毛氏把祀当作祫祭，如果审定为祫祭，那么自然不妨碍它称为祀。然而《礼记》说天子单独礿祭，合祭禘、尝、烝；诸侯礿祭就不禘祭，禘祭就不尝祭，尝祭就不烝祭，烝祭就不礿祭；诸侯礿祭单独进行，禘祭一次单独一次合祭，尝祭合祭，烝祭合祭。郑氏说天子先合祭而后四季祭祀，诸侯先四季祭祀而后合祭，说天子和诸侯都是一年三次合祭，只是先后不同，而“犆”的意思是分别。只有春祭时物品未成熟，所以单独礿祭而不合祭。既然把祫当作丧期结束的祭祀，后来作为常规，怎么能够一年举行三次呢？夏、商的礼制虽然不可考证，但先王祭祀不希望太频繁，不应该如此亵渎。王氏说夏、秋、冬或许一时得以合祭就进行，不是三季都合祭，这似乎接近人情。然而《士虞礼》开始虞祭时说“哀荐祫事”，意思是想要合祭先祖，难道夏、商之前群庙的祭祀，凡是合祭而共享的都通称为祫，与大祫不同吗？礼制的文辞到周代才完备，其名目无不正确，所以关于禘、祫的说法，学者们不能迷惑。

禴、祀、烝、尝，这是先王四季的常规祭祀。祭祀不违背常规，《春秋》本来不记载。然而烝、尝唯独在桓公时期三次被记载，难道其余都没有失礼吗？大概桓公以惠公为父，以隐公为兄，抛弃父亲的命令，夺取兄长的位置，以至于被杀，这没有理由面对宗庙，是宗庙所应当断绝关系的。桓公促成宋国的动乱，夺取郜鼎，把它放入太庙，本来就不对。《春秋》记载“纳”，以示其艰难。于是既在正月烝祭，按礼已经正当了，又在五月烝祭。五月，是夏历的三月，其祭祀应为祠，却要求在冬天进行。御廪在时祭时发生火灾，自然没有妨害。又在八月尝祭。八月，是夏历的六月，其祭祀应为禴，却预先要求在秋天进行。这都是以薄为厚，将在祭祀上丰厚亲近，以求取祖考的欢心。如果桓公的志向得以实现，那么后来做恶事、凡应当断绝于宗庙的人，都可以凭借亲近祭祀而免罪，那么祖考就可以被欺骗为无罪了。所以探究其情而详细记载。用《诗经》来考察说：“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祀烝尝，于公先王。”必定吉洁然后可以孝享，桓公的享祭称为孝可以吗？《楚茨》讽刺幽王，只是以政令烦苛、赋税沉重、饥荒降灾而言。君子推究根本来说，于是看到祭祀不被享用，所以说：“絜尔牛羊，以往烝尝。”而后接着说，先祖显赫，神保享用。桓公祭祀先祖，他们享用了吗？不只是周朝，那之祀汤、烈祖之祀中宗，其卒章都说“顾予烝尝，汤孙之将”。鬼神的幽深，不可测度。古人知道祖考来顾念，是因为在人间的人足以招致他们。《閟宫》颂扬僖公，首先说“春秋匪解，享祀不忒”，而说“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者”，也在秋天进行尝祭。孝孙有庆，鲁人认为僖公的美德在于此，那么桓公的不足，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正月己卯烝祭，虽然得时，但也记载，认为即使得时的也应当贬斥，所以借此一见，何况不是其时呢？《易经》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祭祀何必丰厚？所以说：“孚乃利用禴。”而《公羊传》、《谷梁传》都因为正月记载烝祭而讥讽其频繁，这是错误地以正数计算。果真如此，春天烝祭自足以成为罪过，为什么不以此贬斥，而一定要以正月显示频繁？如果正月不烝祭，那么五月可以烝祭吗？如果八月尝祭，也自然不是其时，未到秋天就先尝祭。《谷梁传》认为以未易灾后的残余而尝祭，以志不敬。《公羊传》认为御廪灾不如不尝祭而已，这也是以周正计算，认为八月应当尝祭，特别以御廪灾之后为非，都

译这并不清楚，只是特意记载在桓公时期的用意罢了。

译《那》诗祭祀成汤这位烈祖，祭祀中宗，其末尾都说到“顾予烝尝，汤孙之将”，是说诸侯前来佐助祭祀。而《那》诗中说“我有嘉客，并二王后”来了。《楚茨》讽刺幽王祭祀不虔诚，君子追思古事，所以说“洁好你的牛羊前往参加烝祭和尝祭”。凡是说到佐祭的盛况，以及追思古时的祭祀，都以烝祭和尝祭为重。因为这两种祭祀属于时祭，其礼仪更加隆重，称为大祭，所以举出其中重要的来说。我更加知道《春秋》不记载祠祭和禴祭，与诗人的用意是相同的。

凡是诸侯的嫡长子向天子受誓，代理其君父时，就比其君父的礼仪降低一等；未受誓的，则以皮帛之礼排在子爵、男爵之后，这称为朝见天子。因为诸侯朝见天子有固定的时间，如果有故不能朝见，就派世子代理其君父。诸侯相遇则相见，没有互相朝见的礼仪，那么哪里用得着派世子代理其君父而单独前往呢？这是僭越天子的礼仪。所以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因此受到贬斥。至于盟会征伐之事，诸侯本来不必亲自前往，这是大夫的职责，而不是世子的任务。晋献公派申生讨伐臯落氏，里克劝谏说：“嫡长子，君父出行时就留守，有留守任务时就跟随。跟随称为抚军，留守称为监国。”自从齐桓公母亲去世，让陈世子款、郑世子华参与盟会。后来款再次在洮地盟会，到了晋侯便与卫世子臧一起讨伐齐国，叔孙豹与鄫世子巫前往晋国。而楚灵王在申地会盟，宋国以二王后的身份，也让庶子佐与世子一起，于是参与了大夫的职责。然而陈款排在许男、曹伯之下，宋佐排在沈子、小邾子之下，就不以代理其君父的身份对待他们。因为诸侯争强，不肯让世子排在己前，而霸主也不敢用朝见天子的礼仪，所以只排在子爵、男爵之后罢了。凡是《春秋》记载世子的，都是已经向天子受誓的，不是未受誓的。到了齐光初次在鸡泽盟会，排在莒子、邾子之下，还遵循齐桓公的旧制。等到讨伐郑国，就排在滕子、薛伯之上，后来凡是入朝觐见都排在滕、薛之上。这时晋国的政令已经衰微，齐灵公正威胁诸侯，邢丘和向地的会盟，虽然齐国人都排在宋国人之上，何况他的庶子呢？左氏认为因为先到达而排在滕、薛之前，也未必确实如此。

誓的意思是命令。不叫命令而叫誓，是因为将要有所警戒，使人不敢违犯。所以说：“用誓来教导忧患，那么百姓就不会懈怠。”恤，就是忧患。忧患就必然警戒。所以百姓奔走而不敢懈怠。古代只有军事是这样，所以五种戒誓用于军旅。世子的誓也是这样。葵丘之盟，所说的“不要更换嫡长子”就是如此。天子的嫡长子出生，就用世子的礼仪接待他，所以不需要受誓。诸侯有天子在上，凡是我的国家，都是天子分封的。虽然用世子的礼仪确立嫡长子，但不敢私自授予。国家必须向天子受誓然后才可以。鲁武公带着括和戏去见周宣王，宣王想立戏，仲山甫劝谏说：“不可以。天子立诸侯却立其幼子，这是教唆逆乱。”如果鲁国听从，而诸侯效仿，王命将会受到阻塞。由此说来，世子即使是天子，也不能私自决定。周惠王想废黜襄王而立王子带，齐桓公率领诸侯召见襄王并与他会盟。因为王政不能立于天下，天子应当誓诸侯而不能实行，诸侯反而会同天子的世子而确定其地位。虽然上下权力倒置，但用来端正世子之道的原则是一致的。所以首止之会，《春秋》肯定其变通中的正道。鲁文公去世，有嫡子与母弟恶及视，公子遂想立宣公，于是向齐国请求，杀死二子而立宣公。昭公死在国外，有公衍、公为在季氏那里，因为公的怨恨不想立他们，而立公子宋。如果是这样，天子的命令在哪里呢？然而《春秋》对于宣公记载“王正月，公即位”而没有不同的措辞，我本来就说过了。宣公的即位如同桓公的即位。桓公的罪责在三年后治理，宣公的罪责也应当在三年后治理。治理桓公而不治理宣公，是因为桓公见于内辞。至于定公则剥夺了他的正月，不治理宣公而治理定公，其立法不同。定公因为不得其正，剥夺正月以掩盖，得到正月适宜为不失正，这是明显的。而左氏说“隐藏庶长子不当立，而桓公为适当立”，其不了解经义可知。

来战于即，这也是内部不能取胜的托辞。所以避讳不说败，像槩以及某师，是常法的措辞，记载它不足以纠正三国的罪责，所以改变文字说“来战”。凡是自外至，都说来，但来聘、来盟、来归、来奔可以，哪有战而可以来的呢？鲁国按周朝班次排在郑国之后，而郑国来讨伐，郑国固然有罪。但齐国实际上命令鲁国这样做，现在郑国有理由而齐国不能纠正，于是为其出兵，又率领卫国，使卫国知道礼仪，必有理由向齐侯谢罪，然后顺从。说郑国有过错，而两国更加严重，所以不以郑国为主兵。滕、薛来朝争长，鲁国以同姓先于滕、薛，不敢违背。谁说郑国不如薛国呢？郑国虽然无礼，而齐国不同恶，也不能独自作战。郑伯能实现其志向，实际上是因为齐、卫，其罪责还适宜大于郑国。所以《春秋》虽然偏袒鲁国，但在善恶之间，也秋毫不敢容于私。

春秋考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八

宋 叶梦得 撰

桓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