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十六

译那么从正月到五月，昭公的灵柩尚未完殡，国家依然是昭公的国家。等到昭公的灵柩从干侯运回而立定公，灵柩在癸亥日到达，在戊辰日即位，大概经历了五天才安葬，安葬之后才即位，这就是南面称君的位置。荒废多年不可以没有君主，不能等到明年才改元即位，这是不合常规礼制的权宜之礼，君子予以认可，所以史书记载：六月癸亥日，昭公的灵柩从干侯运回；戊辰日，定公即位。年号可以追记，即位不能追记，所以正月可以称为元年，而即位必须定在六月。然而国家有了君主，谁让不合节度而不能实行正当的礼制，必定有承担罪责的人，那么鲁国的群臣自然也不能逃脱罪责了。鲁昭公的儿子公衍、公为、公果、公贲，公衍和公为出生时，他们的母亲同时分娩，舍弃先出生的公衍，公为的母亲说：“既然同时出生，请让我们同时告知。”三天后，公为出生，他的母亲先告知，所以公为成为兄长。等到昭公出逃，起初季公若怨恨季平子，献给公为弓箭，和他外出打猎，并谋划除掉季氏。公为将此事告知公果、公贲，进而告知昭公，最终导致昭公出逃。昭公住在郓地，公衍向齐国进献羔裘而得到喜爱，齐国将阳谷赐给他，所以昭公在阳谷感到欣喜，在鲁国思念时说：“公为造成了这场祸乱。”况且后出生却成为兄长，这种欺骗已经很久了，于是废黜他，立公衍为太子。昭公去世，叔孙成子在干侯迎接昭公的灵柩，派人告诉子家羁说：“公衍、公为确实使得群臣不能侍奉君主，如果公子宋主持国家大事，那是群臣的愿望。”子家羁回答说：“立君有卿士大夫和留守的人在，我不敢知道。”灵柩到达坏隤，公子宋先进入，跟随昭公的人都从坏隤返回并逃往宋国，公子宋即位，这就是定公，是昭公的弟弟。昭公已经任命公衍为太子了，公衍、公为、公果、公贲都是庶子，而公衍年长，是应当被立的人。季氏夺取公衍的继承权而立定公，那么定公大概是受命于季氏而不是受命于昭公，用不应当被立的人夺取应当被立的人，用非所授命的人夺取应受命的人，那么定公的即位就不正当了，这就是史书不记载正月的原因。

译凡是诸侯去世，五天后举行殡礼。已经殡殓之后，然后才去见太子，到丧次的位置，开始以国君的身份对待他。等到第二年，在宗庙朝见，以拜见先君，然后才登上南面君位，更改年号来统治国内百姓，这是拥有国家的常规礼仪。如果不幸有不能实行或来不及实行的情况，就根据道义来兴起它，只要不失适宜，也是君子所赞同的。晋厉公去世，悼公带着各位弟弟周等人入宫即位，以占据丧次的位置，这就过分了；如果等到第二年，国家就没有君主，所以在辛巳日在武宫朝见，乙酉日在朝廷即位，历经五天后才显现出即位的仪式。大概是把已经殡殓的礼节当作更改年号的礼节了。定公继承昭公，也像悼公那样做。然而只见即位而不见朝庙，这就与悼公的做法不同了。按照礼制，不是世子而继承君位的人，尊崇他，他不是国君；亲近他，他不是父亲，他们的言辞与国君、父亲一样，是因为施行这种礼仪的人接受了国家。悼公不是从厉公那里接受国家，定公不是从昭公那里接受国家，即使想要使用国君、父亲的言辞也不可能。朝见宗庙然后即位，还算是从先祖那里接受国家，没有完全失去合乎礼的礼仪。定公却不知道这样做，难道说鲁国的各位大臣不如晋国的各位大臣吗？《春秋》明确记载了日期，虽然用已经殡殓的礼节来认可他，但他没有接受天命就称君，也不能逃避责任。

郑防吉说：先王的制度，诸侯去世，士人吊唁，大夫送葬，只有友好聘问享宴的事情才派遣卿。由此类推而上，那么天子去世，诸侯派大夫吊唁，卿送葬，大概是这样的礼节吧？诸侯送葬天子，在礼制上没有明确的条文。考察礼制，诸侯侍奉上级，没有比朝见更大的了。然而先生将五服分为五等，各自每年朝见一次，五年为一个周期。这是一年之间，朝见的只有一服，而四服常在国内。所以说“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天子才按时巡行礼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天下广大，以王畿来说，诸侯众多，如果一年全部到来，那么礼仪就会烦琐；以诸侯来说，各国的事务，如果一年全部到来，就会失去职守。这是先王权衡轻重而制定疏密节度的原因。那么天子去世，天下诸侯都可以到来吗？《周礼》规定国家有重大变故，大司徒召集万民到王门，命令没有节符的人不得通行天下；小司徒率领他的属吏在王宫清道戒严。凡是用来谨慎非常之事、严肃职守的措施。何况五服地域广阔，襄王去世，鲁国派公孙敖吊唁，没有到就逃跑了。于是叔孙得臣前往送葬，他吊唁送葬以卿的身份，《春秋》没有讥讽。灵王去世，郑国上卿有事，子展派印段前往。伯有说：“派弱臣不可以，认为他不是卿。”子展说：“与其不去，派弱臣不是更好吗？”于是派段到周。那么子展本来认为上卿是应当的。这是周朝遗留的礼制，还有存在的。晋文公、襄公称霸，命令国君去世，大夫吊唁，卿送葬，事情大概是僭越了天子的礼制，那是周朝末期了。而鲁国各位国君又有送葬齐、晋、楚三国国君的事，邾子、滕子有来送葬鲁国国君的事，只凭强弱所为，那么礼制在这里就完全丧失了。《谷梁传》说：“周人有丧事，鲁人有丧事，周人吊唁，鲁人不吊唁。周人说：‘本来是我们的臣子，派人去就可以了。’鲁人说：‘是我们的国君，亲近的人，派大夫不可以。’所以周人吊唁，鲁人不吊唁，因为下成康为时不久。”这种说法，谷梁大概是认为国君亲近，不知道他依据什么，我不敢相信。

吴国进入郢都，《公羊传》、《谷梁传》写作“入楚”，《左传》写作“入郢”。有人说《左传》错了，不对，这是《春秋》的新意，正当写作“郢”。《春秋》对外国，没有书写“入”的；进入国家也没有书写地名的，本来应该写作楚。“入”的意思是，得到但不居住。虽然一概认为是贬义，然而没有显示出厌恶。多次俘获后退出，祝官祓除社坛，司徒召集百姓，司马交出符节，司空交出土地然后返回。他的“入”而不失礼，就像郑国进入陈国那样。如果吴国一概书写“入楚”，那么与陈国有什么区别？所以君子改变文字以区别它。说“郢”而不说“楚”，不认可他进入楚国。对于越国进入吴国，没有大过错，也得以与中国同例。“郢”不能写作“楚”，不是厌恶楚国，是说吴国的罪过尤其严重。大凡经文用字三家不同的，左氏接近事实的多。此前柏举之战，《公羊传》写作“伯莒”，《谷梁传》写作“伯举”，也应当以“柏举”为正。那么把“郢”写作“楚”，不足为怪。怀疑二氏都是口传，而氏见到简册，书是因为音同而字异。

外传记载晋文公请求隧葬，襄王不允许，说：“先民有言，改玉改行。叔父如果能光大美德，更姓改物，创制天下以显示自己的功业，而缩减取用备物以镇抚百姓，改玉的意思是，君臣的礼不同，他们的玉有别，那么行止也不同。”《左传》记载季孙意如去世，阳货想用璠璵玉敛葬，仲梁怀不给，说：“改步改玉。”如果这样，那么昭公出逃，意如大概曾经穿着国君的服饰去见宗庙了，璠璵就是这种玉。阳虎、仲梁怀都是季氏的家臣，阳虎不依附季氏，所以想在死后暴露他的恶行，仲梁怀想掩盖，所以说既然恢复臣位就改步，那么璠璵也不应当用来敛葬。这件事其他书都不记载，只略见于阳虎的话。意如既驱逐昭公，而国内没有君主，宗庙的祭祀

译诸侯的事务，由谁来主持呢？昭公流亡在外七年，鲁国本来就没有历年的空缺，难道会空虚宗庙而不进行祭祀吗？季孙意如的防地，恰好与仲孙何忌的防地相邻。成周地区的诸侯报告国君去世就为之服丧，大夫前来投奔就接纳他们，这是接受谁的命令呢？而《春秋》在祭祀方面没有区别，在防地服丧与投奔方面也没有不同的文辞，与有国君的国家一样书写。大概诸侯朝见天子，国内的事务必定由卿大夫代理，所以与国君相同。意如不接受国君的命令，就自己代理了。自己代理与篡位有什么区别？《春秋》不改变措辞而统一处理，大概是知道宗国的事务，君子难以直言，后世必定有观察时势并考察事情的人，阳虎就是证据。适历之战，晋侯打算用军队护送昭公回国，范献子为此推辞说：“如果召见季孙而不来，那就确实是不臣了。”晋国人召见季孙，献子私下对他说：“您一定要来，接受没有过错的结果。”意如于是才开始戴上练冠、穿上麻衣、光着脚听命，这是献子的做法。等到昭公不听，荀跞告诉他：“您暂且回去祭祀。”那么意如主持鲁国的祭祀已经很久了，否则如果意如侍奉国君真的如此恭敬诚恳。昭公有晋国的援助却最终谢绝了，难道不知道最终不能让他北面侍奉自己吗？

译定公六年，仲孙何忌率领军队包围郓地。《左传》和《公羊传》的文本中没有“何”字。哀公十三年，魏曼多率领军队侵犯卫国。《公羊传》的文本中没有“曼”字。这是经文缺失文字的缘故，如果没有《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种传注互相参校，就无法知道真相。而《公羊传》却都认为是讥讽使用双名不合礼制，大概是因为未曾见过另外两种传注而凭空臆测罢了。况且按照礼制，双名不必全部避讳。孔子的母亲名叫徵在，避讳“征”字而不避讳“在”字，避讳“在”字而不避讳“征”字。这种传统流传很久了，没有人认为使用双名是不合礼制的。难道《公羊传》没有听说过吗？诸侯的臣子在此之前使用双名被记载于经书的很多，像叔孙侨如、季孙意如这类人，都明确记载于经书，而曼多、何忌也早已出现。即使双名不合礼制，为什么唯独讥讽双名？又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揭露呢？《公羊传》虽然没能详尽阐述其说法，但何休认为在定公、哀公年间，经文刻意营造太平景象，想要显示王者治理安定，没有什么可以再讥讽的，只有双名这一条。其荒谬虚妄到了极点。然而推究《公羊传》的意思，不会凭空产生，必定有启发它的人。“新周”的说法，确实有证据。这种人真是无法容于孔子门下。《左传》《谷梁传》对于缺失的文字，都不作义理上的解释。只有杜预、范宁为之解释辞意。两种传注缺失文字都在传注写成之后，唯独《公羊传》在传述经文时遗漏脱失，因此得以肆意妄为而不被怀疑。

《左传》记载：子路担任季氏的家宰，将要拆毁三座城池，于是叔孙氏拆毁了郈地，季孙氏拆毁了费地，公山弗狃率领费地的人袭击鲁国，孔子派申句须、乐颀率军下去讨伐他们，于是他们投降，拆毁了成地。公敛处父为仲孙氏出谋划策，仲孙氏没有听从，鲁君于是包围了成地。按说子路只是季氏的家臣，并非鲁君任用他并授予兵权，本来未必能拆毁费地，怎么能拆毁三座城池呢？《公羊传》说：“孔子在季孙氏那里行事，三个月没有违背他的意愿，说：‘家臣不储藏铠甲，城邑没有百雉的城墙。’”于是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拆毁郈地，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地。如果这样，是这两位臣子感念孔子的教化而自行拆毁，不是子路能拆毁的。所以《家语》也说：“孔子对定公说，因为三家超过制度，请求都削减他们，于是派仲由担任季氏的家宰，拆毁三座城池。”叔孙氏在季氏那里不得意，趁着公山弗扰袭击鲁国，就像《左传》所说的那样。据我考证，这都是为了尊崇孔子而妄加编造的说法。《论语》记载公山弗扰凭借费地反叛，召请孔子，孔子想要前往，子路不高兴。如果孔子派子路去拆毁费地，怎么会有召请孔子而孔子反而想要前往的事情呢？这大概是公山弗扰自行反叛季氏，不是反叛鲁国。孔子想要跟随他，必定有他的说法。既然召请孔子，又怎么会有袭击鲁国的事呢？按经书记载，定公十年，孔子担任司寇，辅佐定公与齐侯在夹谷会盟之后，接连出现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再次率领两军包围郈地。郈地，是叔孙氏的城邑。《左传》说叔孙氏的家臣公南想要杀害州仇，没有成功，让他的同党公若担任郈地的长官，州仇又派侯犯杀害公若，而侯犯反叛，州仇于是与何忌一起包围郈地。两年后，经书记载叔孙州仇拆毁郈地，那么州仇是因为侯犯反叛而毁坏自己城邑的险要，与子路有什么关系？接着又记载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地。以《论语》为准，那么季氏也是因为公山弗扰的缘故。最后记载鲁君包围成地，成地，是孟氏的城邑，正如公敛处父所说，成地是孟氏的保障，没有成地就没有孟氏。假使孟氏假装不知道而我不拆毁，那么包围成地又是什么用意呢？暗中与他的臣子同谋以抗拒鲁国。这三件事与孔子大致没有关联，他们的说法自相矛盾，哪里值得依据？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一年就可以见效，三年就有成就。”假使孔子在鲁国执政，得以实现他的志向，他对待三家必定有恰当的方法，绝不会轻易使用一个家臣。对抗那些不可能立刻去除的三家，反而给宗国留下祸患，这哪里值得为孔子辩护呢？孔子曾经说：“禄位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令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所以三桓的子孙衰微了。难道因为天子衰弱，诸侯僭越，大夫强大，诸侯胁迫，以至于陪臣掌握国家命脉吗？即使大夫也不能自立。所以郈地有公若、公南作乱，费地有公山弗扰的变故。到了成地，鲁君亲自行动。所以先前看到大夫自行包围自己的城邑，后来看到大夫自行拆毁自己的城池，而且都率领军队像对外征伐一样。这是为了显示公室的极度衰微。《论语》那些荒谬的传说，参见于《左传》《公羊传》和《家语》，扰乱经文的，大概无法查考清楚了。

灭国之后又再次出现的，经书都不记载它复国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是否告知周天子的问题。萧地本是宋国的城邑，萧叔大心因为平定宋国动乱的功劳，得以被封为附庸，这件事发生在庄公十二年到宣公十二年之间。经书记载“楚子灭萧”，附庸不说灭，大概萧后来进升为国家了。然而定公十一年又记载“宋公的弟弟辰进入萧地叛乱”，那么萧地仍然是宋国的城邑，大概楚国距离萧地远，不能占有它的土地，所以虽然灭了它，又把土地归还给宋国，而宋国把它作为城邑。襄公六年记载“莒人灭鄫”，而昭公四年记载“九月取鄫”，鄫已经被莒国灭了，那么鲁国得以再次夺取它，大概莒国把鄫作为附庸，被鲁国夺取罢了。凡是夺取城邑连系国家，国家夺取而不连系国家的，都是附庸。定公六年“郑游吉灭许，把许男斯带回来”，哀公十三年“许男成再次出现并去世”，大概复国也是再次封爵，或者

译没有报告，或许是史官漏记了。

译成邑也。邑不言围，此何以言围？内邑也。内邑初未有言围者，自成之三年始见叔孙侨如围棘，取汶阳之田，不服犹之可。至昭之十三年，叔弓帅师围费，费吾大夫之邑，而不能服，则丑矣。吾大夫之邑，若以一军围之，犹之可也。至定之十年，叔孙州仇、仲孙何忌围郈，以二军围之，则丑矣。然犹曰「吾大夫自围其邑也」。至昭之二十六年、定之十二年，公至自围成，则国之为国者无防丑不足言也。故定公之围特书至焉。凡公之出，未有不告于庙，归而必书，至此礼之常也。然在其国中者，《春秋》皆畧而不书，以为此在吾境内，无嫌于公之不返也。昭之在郓，固欲书而不得，于是以定见焉，则三家之恶有不可容于天下矣。

石尚归脤，先儒多以礼有受脤无归脤为讥，非也。归脤以交诸侯之福，此礼之明文，安得为无乎？夫赈膰之礼，亲兄弟之国；庆贺之礼，亲异姓之国。必言国者，知其非在京师也。归脤在聘覜、问、庆贺、致襘之间，合而为六，此正谓诸侯以故不能来祭者，王归之以致其恩焉。周惠王使宰孔赐齐桓公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此葢其事。据谷梁生曰：“脤熟曰膰。礼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则生也；以馈食享先生，则熟也。”脤当为血祭之肉，膰当为馈食之肉。齐胙以有事文武而赐，乃馈食之肉，则非特归脤，亦见归膰矣。宋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后，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葢膰惟及兄弟之国，而齐以其功，宋以其客，天子之特赐也。行人之六礼，言脤而不及膰，通异姓之国尔。周之盛时，诸侯以职来祭，共其祀贡，骏奔走以执笾豆，未有敢后其祭。于国又有以胙致福于天子之礼，天子受而膳之，既不失其职，又能致福。有故而不能来，然后以胙归之。彼有致福，则此有交福，报施之道，上下之为称。今鲁之来祭与致福，未必皆尽礼，而反归脤，所以见讥，非谓天子而不可归脤也。邾子来防，公三家皆不必义。杜氏以为不用朝礼，故曰防；何休以为非防于都，则二氏以为防公于国中也。惟范寗言防公于此蒲，学者多从二氏，葢以防不言来朝、来聘、来盟例推之，在中国言来，国外不言来，故疑其为入国中之词也。吾以为不然，防不言来者，葢防者诸侯相与命事，不主于公，与朝聘盟者异，不可言来，来故在他国，合为一辞，不必以来为辨。乃公在比蒲而邾来防，非以命事为公而防尔，此与晋侯防公于防、郑伯防公于棐者同，故惟此三书皆特言公比蒲，蒙上文则不再自地，其言来者沓与棐皆境外，而比蒲则境内之地也。且来战于郎亦言来，何必入其国中而后言来乎？萧叔朝公，不言来。正谓朝公于谷，谷齐地，自不应言来。以文考之，其理甚明，不必范氏而后知也。

姒氏卒。左氏曰：不称夫人，不赴，且不袝也。〇定姒，不称小君，不成丧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袝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〇。此为声子发也。声子者，隠公之妾母也。方春秋初，诸侯尚谨妾母之礼，而隠公又有致国于桓之志，故不敢致其为夫人。则三礼之不备，无足怪者。若姒氏审为定公妻，始逆而至，固已称夫人矣。何以待此三礼备而后得称耶？且前言不称夫人，本不为三礼不备，以其妾母非夫人故不备三礼，不得言薨与〇也。今乃为不赴、不祔而不称夫人，则是尝为夫人，以其不备礼而贬之，其説自不可通。杜预言：公未〇而夫人薨，烦于丧礼，不赴不祔，故不称小君，臣子怠慢也。此尤非是。定公虽薨，相距不逺，然臣子既能〇姒氏，何难于赴与祔而不为？审果不祔，则哀公终身遂不祭其母耶？杜氏又谓反哭故书〇，且前例言不称夫人故不言〇，非谓不反哭。杜氏见三礼所阙者二，而此书〇，故取此一语附防成就之尔。谷梁以为妾母是也。凡诸侯自成风以后，妾母皆致其为夫人，故敬嬴书卒、〇皆同正夫。春秋以成风见之，故不尽识姒氏。葢定公始薨，哀公未逾年，未暇致其为夫人，故不得与敬嬴等并

译见到这种情况，这才是事实。揣度左氏的本意，也像是认为她是妾，只是因为他书中的记载与前例不同，所以产生怀疑，不敢明确说出来。杜氏却急忙以“丧礼过于烦琐”为理由来解释，这不仅是不知道经义，也是不知道礼制，更不知道传文的含义了。

译卫庄公从齐国娶妻，《诗经》称她为庄姜。晋怀公从秦国娶妻，《左传》称她为怀嬴。古代妇人大概是有姓氏的，只是依附于她们的丈夫罢了。定姒，是鲁定公的妾室，鲁哀公的母亲。仲子之宫在经文中出现，都在鲁惠公、鲁僖公之后。妾室不能与国君匹配，所以可以依附于她们的儿子。敬嬴与鲁襄公的定姒，已经确立为夫人，那就不是妾室了，所以可以像夫人一样举出姓氏。鲁哀公的定姒，正值丧期，尚未成为国君，既不能确立她为夫人，又不能依附于哀公。鲁国人尊崇她以匹配定公，称她为定姒。这大概就像姜氏匹配庄公，嬴氏匹配怀公一样，其传承是有来历的。《春秋》跟随这种说法而不改变。

鲁哀公

盗贼是卑贱的人。古代平民不递交信物，作为臣子不敢谒见诸侯。递交信物后才成为臣子，卑贱的平民没有递交信物的途径，就不成为臣子。所以百姓为他们的国君服丧，都穿齐衰服三个月，因为他们不是臣子的缘故，不说“弑其君”，而说“杀蔡侯申”。那么阍人弑吴子余祭，不出现名字，不说“其君”，为什么称为“弑”呢？《周官》掌管刑罚，被墨刑的人派去守门，被劓刑的人派去守关，被宫刑的人派去守内则，被髡刑的人派去守园囿，被髡刑的人派去守积薪，这些都是受过刑的人，先王不因为人有罪就最终废弃他们。然而太宰和阍人，说王宫每门四人而没有他们的官职，大概所说的受刑人，都是王宫中受过刑的人。大夫和士不同，各自跟随他们的官职而任用他们。我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楚国的鬻拳用兵器劝谏楚子而自断手指，楚国人让他做大阍，还保留着先王的旧典。如果称他们为大夫和士，那么已经受刑而离开职位，不能在国君面前显露名字。如果称他们为卑贱的人，那么他们在王宫门内有职守，不能说“杀”。所以虽然不按照君臣之道而区别于卑贱的人，还是说“弑”，这是为了纠正国君不能任用他们的官职。阍人的职责，是隐藏卑贱的器物不让其进入宫室。卑贱的器物，是指可以害人的器具，与兵器相同。如果吴子能谨慎对待这一点，即使是受刑的人，他们怎么能放肆呢？而礼制规定受刑的人不在国君身边，不在身边是可以的，本来不妨碍他们守门、关、内、囿。古代根据才能来用人，即使是驼背的人也不废弃，何况不幸受刑的人呢？而《公羊传》、《谷梁传》都主张君子不接近受刑人的说法，大概是错误的。《左传》说吴国攻打越国，抓获俘虏让他们做阍人，派他们守船，吴子观船时用刀弑杀了他。既然说是阍人，就不应该让他们守船，事情是对的，说法是错的。《谷梁传》说寺人也不是这样，寺人是奄人，寺人掌管王宫内人及引导女官出入的事情，为什么说不能接近？记载礼制的人于是说阍人是门吏中的卑贱者，古代不派受刑的人守门，这大概又是《公羊传》、《谷梁传》的错误了。

《左传》记载蔡侯申的事，认为蔡昭侯将要去吴国，众大夫担心他又迁徙，公孙翩追赶并射他，他进入民宅而死，那么弑杀昭侯的是公孙翩，所以杜预认为公孙翩是大夫。根据《左传》记载盗贼杀郑国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的事，认为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师仆五族失去封地的人率领盗贼杀了三人，经文说“盗”，意思是其中没有大夫。现在公孙翩是蔡国大夫，为什么不以名字出现而称他为盗贼呢？大概《左传》不明白书“盗”的意义，有人说他不是大夫，有人说这是贬斥的辞语，所以在“盗贼杀卫侯的哥哥絷”时，说“琴张吊唁宗鲁，仲尼说：‘齐豹的盗和孟絷的贼’”，把齐豹作为卫国司寇守嗣大夫，作乱而不义，经文说“盗”，那么意思是以公孙翩为不义与盗贼同书，而不能以名字出现，这大概也是妄说。天下的罪恶，哪有比弑君更大的？《春秋》没有书写加重的辞语作为极致，天下的辞语不足以作为贬斥，姑且记载事实。卑贱的人弑君，书“盗”，《公羊传》所谓“卑贱的人穷尽于盗贼”的意思。齐豹的事，本来就不值得相信，何况这又施加于公孙翩呢？这大概是因为文之锴射杀公孙翩，驱逐公孙辰，杀公孙姓、公孙旴而《春秋》记载“公孙辰出奔吴”，因此相信这种传说而妄加推测，这件事大概完全没有。公孙辰的出奔，连累于蔡侯申，或者另有其他罪过，不可知。总之弑杀蔡侯申的不是公孙翩，盗贼不是大夫，既然不能以君臣之道对待蔡侯申，所以不说“弑其君”而说“杀”。蔡侯申不以君臣之道对待，《春秋》的法度如此，哪里有什么大夫的说法呢？

有人说：没有超过一年的国君，没有儿子就不计算世系，不立庙；超过一年就计算世系，立庙吗？回答说：是的，齐荼就是这样。齐荼是没有超过一年的国君，陈乞弑杀他而立阳生。齐人不计算世系立谥号，而称“安孺子”。然而《春秋》记载说：“陈乞弑其君荼”，这是承认他为国君。哪有国君而不计算世系的呢？不立谥号、不立庙，是齐人的过失。然而阳生应当立为国君，而没有成为国君；齐荼不应当立为国君，而已经成为国君。应当立、不应当立，是人的问题；成为国君、不成为国君，是义的问题。《春秋》不因为人而废弃义，不因为义而废弃人，各自根据权宜来确立罢了。所以晋国的奚齐、齐国的荼都不应当立为国君。奚齐没有超过一年，不成为国君；荼已经超过一年，不剥夺他成为未成君而被弑的事实，必须有像商人那样的人，然后以义来决断。所以以商人为国君，舍弃应当立的；必须有像阳生那样的人，然后以人来纠正。所以不以荼为国君而立阳生。《春秋》

译《春秋》中“入”字的义理是很深奥的。关于阳生回国即位这件事，《公羊传》记载：齐景公起初想立公子舍，而陈乞顺从了他；阳生就此询问陈乞，陈乞说：“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君，将要废黜正统而立非正统之人，必定会杀害正统继承人，那么阳生本来就是正统继承人。”《左传》记载：齐景公的燕姬生下儿子不久就死了，诸大夫中鬻姒的儿子荼受宠，众大夫担心他成为太子，便向景公请求不要立他，景公没有听从。景公病重时，高国立了荼，把众公子安置在莱地。景公去世后，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逃奔卫国，公子鉏、公子阳生逃奔鲁国。我用两部传文互相印证：燕姬是嫡夫人。既然生下儿子不久就死了，那么景公就没有嫡子了。所谓众公子，都是庶子。阳生年长而荼年幼，这是众大夫不想立荼，而陈乞以阳生为正统的原因。大概没有嫡子就立年长者是合乎正道的。荼被杀，虽然是阳生所为，但把弑君的责任归咎于陈乞，是因为阳生已是国君而荼已被废黜。阳生既然应当即位，那么在道义上就不能把荼当作国君；又不能用阳生的名义来掩盖荼被弑的事实，所以追溯其根本而把罪责加在陈乞身上，那么《春秋》大概是在肯定阳生的正统地位。《谷梁传》说：“阳生回国而弑杀他的国君，把责任归于陈乞。为什么呢？不把阳生当作荼的国君吗？为什么呢？阳生是正统，荼不是正统。不是正统却称他为‘君’，为什么呢？荼虽然不是正统，但已经接受了君位。”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公羊传》认为这是用执政者的言辞来掩饰，这是错误的。大概《公羊传》不懂得立子以长的道理。

译楚灵王死的时候，观从假借蔡昭公的命令，从晋国召来公子比，与他结盟，依靠四个家族的徒众进入楚国，杀死太子禄，立公子比为王。灵王听说后自缢而死。《春秋》不追究观从的罪责，却记载“楚子比”。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在干谿弑杀了他的国君。陈乞从鲁国召来公子阳生，诬陷鲍牧并强迫他结盟，从而立阳生为君。阳生即位后杀死了孺子荼。《春秋》不认为阳生应当承担弑君的罪名，而是记载陈乞弑杀了他的国君荼，这是因为观从只是陪臣，不能以国君的身份对待他的国君，只能制造动乱罢了。即使他假借蔡昭公的命令召来公子比，如果公子比不听从，观从能自己制造动乱吗？观从不能杀死太子禄而立公子比，那么灵王在外拖延，还不至于死，那么弑杀灵王的，不是观从所能做到的，是公子比做的。陈乞是齐国的执政大臣。如果荼不应当立，而阳生应当立，那么他起初以死力争就可以了。既然不能纠正，却与高氏、国氏共同立了荼，那么荼就是陈乞的国君，他却假装侍奉高氏、国氏而离开他们，最终驱逐了这两个人而召来阳生。这难道是阳生自己能做到的吗？阳生与荼不能两全，路人皆知。没有阳生即位而荼能保全性命的可能，那么弑杀荼的，不是阳生所能做到的，是陈乞做的。君子断案就是这样微妙，即使有大奸大恶，也无法隐瞒真情。不知情的人认为他们起初没有听说他们的阴谋，陈乞哭着对朱毛说话，以为可以免罪。所以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害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宋公灭曹，《春秋》记载“入”而不记载“灭”，这是学者非常疑惑的地方。大概是因为伐曹将要返回时，曹国人辱骂他，宋公听说后大怒，命令军队返回，于是灭掉了曹国。这件事本出于《左传》，我认为不足以相信。然而曹国的灭亡，见于《公羊传》及《史记》，都相同，不只是《左传》一个人的说法。有人根据“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的例子推论，认为只是掳走了他们的国君罢了，而曹国实际上未曾灭亡，这在其他书籍中没有依据，不可以主观臆断。所以我以为这是《春秋》的义理，大概经文的笔削，有因事而确立法则的，虽然不完全以事实显现，但其作为法则的意义很大，也终究不掩盖事实，因为作为目次的记载，以后可以考证。所以宋国未灭虢，而前面说灭下阳，不嫌太快；楚国已进入陈，而后记载入陈，不嫌太慢。灭与入的事实固然存在，只是褒贬不同罢了。那么曹已灭而不说灭，就像盂的盟会，执宋公的其实是楚子，不承认楚子得以执宋公，所以分在防地的诸侯，一概说执宋公，那么这不承认宋灭曹，所以不说灭，只记载其入曹而执曹伯，也是这个义理。入与灭本是一件事，以重笔写则记灭不记入，以轻笔写则记入不记灭。但断定这部《春秋》，终究不承认其灭，也一定有理由可见。《左传》记载弑君而以疾病上报，《春秋》从而记载卒的有三处，我相信一处而不相信两处，相信的是楚麇，不相信的是郑髠顽、齐阳生。有人说：“事情都出于《左传》，怎么可以抉择为不同呢？”我说：“我对《左传》驳斥而不相信的，不只是阳生，凡是《左传》所载事后世所应当依据的。但必须考察其本末而有验证，参看经文而符合，然后其义理有所在。《左传》所不及的，可以通过经文来寻求，不妨碍它与经文不同。如果考察其本末而没有验证，参看经文而不符合，考察其义理没有所在，只是以告丧为借口，那么又何必取信于经文呢？”麇的事，我通过围城之前所见知道的，也通过见于庆封的饰辞知道的，不是我敢主观决断，而髠顽与阳生都没有其他记载，只有《左传》这么说。经文既没有不同的说法，事情又没有来源，听从他们的告丧，就不能勉强为之义理，没有说法，那么我凭什么相信呢？有人说：“髠顽是这样，阳生先前因为季姬的缘故向吴国请求军队，想要讨伐我们，等到季姬得宠而辞谢军队，吴子愤怒，所以又与我们讨伐他。齐人因此弑杀阳生，向吴国告丧，如同崔杼弑庄公。这是为了取悦晋国，这也不对。齐国以阳生向吴国告丧，吴军不退，将从海进入齐国，齐人打败他们而返回，那么齐国本来不畏惧吴国。崔杼弑庄公，大概是以取悦晋国为借口罢了，不是真的为了晋国。阳生没有看见齐人有想要弑杀他的，而我自能打败吴国，齐国害怕什么而匆忙弑杀他的国君呢？

哀公实行田赋。这是季康子做的，《左传》记载季康子起初派冉有问孔子的话，与《春秋外传》所载虽然不同而实质相同。哀公的赋税不用这个，而是推行丘赋以上的赋税而平均它。夫屋井邑之民，经文本来记载用田赋了。大概这时自从季氏作三军之后，凡是国中的赋税都进入私室，存在于公家的没有多少。而季康子又按照他的意思妄取，所以孔子认为：如果季孙想要实行法度，那么有周公的典章在；如果想要苟且实行，又何必来询问呢？《左传》外传所记略同。那么《论语》所谓“季氏富于周公”者，是说他所取的比周公的旧典多，而学者却以贫富论周公，周公难道是凭富有著称的吗？冉求不能挽救，所以哀公遂行，记载于《春秋》。想要我们共同揭露冉求的罪责，就说“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地贡之外，又按人口出钱。郑氏以汉法衡量它，说汉算

译百姓缴纳的货币称为赋，如果认为这是沿袭古时的旧称，那么就是太宰所掌管的九赋。诸侯以及三等采邑，也各自有赋税，都是征收给他们的君主，然后进贡给周王。然而九赋中提到的财物，并不仅仅是货币。郑玄认为，各地方缴纳其所拥有的谷物，来抵充赋税中货币的数额，这个说法在道理上是适宜的。因为这是常规赋税，所以确立为固定的名称。军赋不是常规赋税，只有在发生军事行动时才征收，这就是县师、稍人所记载的内容。郑玄在注释《小司徒》时，依据《司马法》推算王畿内的采邑：以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累积十井为一通，合计三十户出一匹马、一名甲士、两名徒卒。十通为一成，合计三百户出一辆革车、十名甲士、二十名徒卒。杜预在注释“丘甲”时，依据诸侯国的井田制，以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合计十六井出一匹戎马、三头牛。四丘为一甸，合计六十四井出一辆长毂战车、四匹马、十二头牛、三名甲士、七十二名步兵。这些制度虽然未必完全如此，但大体上或许是因为军赋非常规，所以不确立为固定名称，只是临时征收罢了。总之，先王的军赋都形成于“乘”，乘是甸所出的单位。甸方圆八里，按照《司马法》，累积十井为一通，累积十通为一成，成方圆十里，那么井田制中的甸比甸多出的两里，是包含了沟渠在其中。采邑的成，诸侯国的甸，都出一辆革车，那么它们的数量是相同的。所以稍人提到丘、甸的政令，《礼记》说只有社丘的乘提供祭祀用的谷物，有人称甸为乘，是因为这是赋税名称的由来。军赋都形成于乘，那么凡是军事行动，应当从甸开始征收。而成公实行丘甲，子产实行丘赋，都不以甸为本而以丘为本，这就是它们残害百姓的原因。赋税有口赋，有军赋。口赋是常规赋税，卿大夫在国都内，从六尺到六十岁，在野外从六尺到六十五岁，都征收口赋，这就是公所说“即使加倍征收我还是不够”的情况。成公实行丘甲，则是军赋。甲，指甲士。古人称甲士都称为甲，比如郑国的子孔说“用子革、子良氏的甲士守卫”，臧孙纥说“甲士跟随我”，聊叔纥说“率领甲士侵犯齐军”，楚国的商臣说“用宫甲包围成王”，赵鞅说“晋阳的甲士”，王子朝说“郊要、饯三邑的甲士”，都是如此。军赋形成于乘，然后才开始出三名甲士，现在以丘为单位，把甸的赋税制度加在丘上。“作”字，就像县师所说的“征发民众”，稍人所说的“征发同徒”，即驾车和搬运的人。《左传》认为因为有齐国的危难，大概是因危难而兴起征用，危难结束就停止，不像税亩那样成为常制而不废除，所以不说“初”。而《谷梁传》认为甲是甲胄的甲，意思是让丘的百姓从事农业却去做工匠的事，这是错误的。如果让农民去做工匠的事，那么井邑和甸的百姓都可以做，为什么唯独施加在丘上呢？哀公实行田赋，也是军赋。军赋从丘以上才出，一匹马、三头牛，那么从丘以下作为邑、井、屋、夫的单位，都没有赋税。现在把丘以上的赋税平均摊派给夫、屋、井、邑的百姓，这就是所谓的田赋。大概一百亩为一夫，一夫受田一百亩，直到邑都是井田制的百姓，因为通夫、屋、井、邑都征收赋税，不能用一个名称来概括，所以总称为田。《左传》和《国语》记载孔子告诉冉有的话虽然不同，但细节都可以考证。《左传》说：君子的行为，要合乎礼制，施恩要丰厚，办事要适中，征收要微薄，像这样，那么征收丘赋也就足够了。如果不合乎礼制而贪婪无厌，那么即使征收田赋也将不够，所谓“丘赋也就足够了”，是指从丘以上征收牛马的正额赋税。《国语》说：先王制定土地制度，借田给百姓耕种而观察其远近，根据收入来衡量其有无，根据劳力以夫为单位而商议其老幼，于是对于鳏寡孤独残疾者，有军事行动就征收赋税，没有就停止。每年收获时，一井田出一捆禾、一束草、一缶米，不超过这个限度。这就是所说的根据劳力以夫为单位而商议老幼，是从丘以上根据夫家的多少来征收赋税。所说的一井田出一捆禾、一束草、一缶米，是从丘以下根据其土地的所有物来征收而不作为正式赋税的。现在所出的不过前面这三种物品，却让他们出同徒、輂辇、牛马的赋税，这就不是古法了。所以都说这不是周公的制度。大概实行丘甲，还只是征发人力，而实行田赋又征收实物，从百亩的田地没有能免除的，这就比丘甲更加严重了。

译昭公的夫人被称为孟子。吴国是姬姓，宋国是子姓。妇人用字来连系姓氏，那么夫人就不应当连系宋国的姓氏。三家经学家都不对此进行解释。只有杜预认为称为孟子，如果是宋国的女子，我起初不敢这样认为。后来探求“子”的含义却不得而知。直到《论语》中陈司败的话说：“国君娶了吴国的女子，称为吴孟子。”而礼记《坊记》中说：“鲁国的《春秋》去掉夫人的姓氏称为吴，她死后称为孟子。”最终才恍然大悟知道这是避讳，不说姬氏，而说吴孟子的，是昭公。去掉吴国的称号而保留她为孟子的，是《春秋》。大概昭公的避讳，娶了同姓的女子，不敢正式称她为夫人姬氏，所以冒用宋国的姓氏以“子”来称呼，而又畏惧吴国，不敢废除她的国号，所以又连系上吴国。不除去国号而冒用宋国，是自曝其短。那么保留宋子之称以彰显他的过失，而除去吴号以成全他的避讳，这是孔子的义例。郑玄认为孟子是“且”字，是哀公的谥号。孔子说“尼父”，也称为“且”字，意思是姑且这样称呼罢了，不是正式的字。有人说人的姓氏可以更改吗？这是史书的缺漏。买妾不知道她的姓氏，就占卜来厚别。用《春秋》来更改则不可以，昭公更改而《春秋》沿用它则可以。《春秋》是沿袭文字来确立义例的。有人说昭公娶同姓，可以说是大恶。有什么比文姜不避讳而不书更严重的呢？怎么能不书夫人的恶行？有什么比文姜的孙子哀姜的丧事返回更严重的呢？《春秋》尚且根据事实而不敢隐没，何况孟子呢？然而君不像君，臣不可以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可以不像子。这是《春秋》的教化。娶同姓的女子，是昭公的罪过，我们国人怎么能不称她为夫人呢？记载说：“夫人不命于天子，从昭公开始。”《春秋》书“孟子卒”，而不书夫人，是孔子删去的。昭公不敢向天子请求，自己就不称夫人，不称夫人，自然就不能称小君，那么即使想书夫人可以吗？孟子卒，孔子去吊唁，到了季氏那里，季氏不戴绖，放下绖而拜。大概鲁国人也不以夫人丧礼对待，那么季氏的做法就是这样。孔子则不然，我的国君既然已经娶了她，避讳而不称她为夫人是可以的。我们国人不称她为夫人是不可以的。所以孔子虽然年老而吊唁季氏，季氏不戴绖而拜，以顺从主人的制度，但孔子则认为应当戴绖，这是《春秋》书“孟子卒”的义例。所以我讲《春秋》避讳国中的大恶，没有完全隐没而不书的，必定委婉其辞而隐约地显现出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左氏记载吴国因为子服景伯的话，不让哀公去见晋侯。后来后悔了，囚禁了景伯。景伯对太宰说：“鲁国将在十月上辛日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日结束，怎么还能世守其职呢？如果不防备祝宗，将会说：‘吴国确实如此’。”杜预认为吴国人信鬼，所以用这话欺骗他们。赵氏反对，认为这事如同儿戏。这与左氏记载狄人打败卫懿公，囚禁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驱逐卫人。三人说：“我们是大史，确实掌管祭祀，不先于国君不行。”于是让他们先行，这事恰好相同。杜预也认为蛮夷畏鬼，所以用应当礼神的话恐吓他们。而且赵氏怀疑吴国正与晋国争长，一定不肯率领鲁国去见晋侯。这既然不对，那么景伯的事也是诬蔑了。难道当时有人因循卫国的事而编造这个说法吗？然而这是哀公时事。如果左氏亲眼见到，一定能辨别其虚妄。现在既然记载了，那么左氏不是哀公时人，也可以看出来了。

西狩获麟，经过东汉谶纬之后，妖诞的说法固然不胜枚举，也不必一一辩驳，只是三家各持异论，确实有开启后世妄说者的地方，则不得不辩。大概这是哀公在西郊狩猎而获麟罢了，其义例则是孔子赋予的。这是周朝的春夏之冬，春自狩之时，先王在仲冬教大阅，于是狩猎以享蒸。哀公不志于武事，不得与桓公教大阅同辞，所以与春狩于郎一样施行，乃不说地名而说西，不让麟成为地所有，不说公狩，不让麟成为公所获，而后因麟而起法。这是春秋所致意的。而左氏认为叔孙氏的车子鉏商获麟以为不祥，赐给虞人。仲尼观看后说是麟，而后取之。如果这样是叔孙氏的狩猎，而他的车子得麟，为什么叫狩呢？谷梁认为引取之于其地，不是狩，不是狩而说狩，是因为大获麟。这大概拘泥于狩于郎于禚的例子，不知道狩实在不是一地，这是春秋的变文。如果不是狩而言狩，是虚加的。公羊认为谁狩的？是薪采的人。薪采大概是微贱的人，为什么以狩言之？是为了夸大获麟。麟是仁兽，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人报告说有麕而角者。孔子说谁来的？防反袂拭面，涕沾袍。公羊言薪采未必有意而为防，纬者遂附会成其说，以麟为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为汉兴之象。其言经遂至此乎？这都是三家略知经绝于此，为孔子所深致意，而不知其说，所以各以其意妄言其事也。详公羊言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孔子闻其获而曰孰为来？防是防得其旨而不终其说。

译古代的圣人想要彰显他们的道，却无法通过具体的事迹向世人展示，没有不借助物象来类比说明的。在《周易》中，这被称为“象”，用龙来象征圣人，那么潜藏、出现、飞跃的节度就可以探求了；用鸿雁来象征贤者，那么进退、邪正的义理就可以明白了。孔子并非有意追求麒麟，而麒麟恰好被捕获，孔子借此哀伤自己的道无法施行，有无法言说的苦衷，这是很明显的。他只是如实记载这件事，并在此停止笔触罢了。颜渊去世，孔子哭得极其悲痛，说：“天要亡我啊！”擦拭泪水、沾湿衣袍的事情，又怎么能说没有呢？

译《春秋考》卷十六

《春秋考》原跋

右边这三部《春秋谳考传》，是石林先生叶公所撰写的。自从熙宁年间当权的臣子，倡导新经学的学说，祸害天下的学士大夫，使得人们以谈论《春秋》为忌讳，已经多年了。这部书成书于绝学之后，用来批驳邪说，排斥异端，彰明天子的正道，遏制私欲，它对世道教化的补益，是不可忽视的。叶公的曾孙叶来，任延平知府时，拿出这部书刻版印刷并流传开来，大概是有教化世人的深意。求学的人应当勉励自己！开禧乙丑年九月一日，秘阁校勘、文林郎、南剑州军事判官真德秀恭敬地写下这篇跋文。【注：这是《谳考传》三书的总跋，应当位于《石林春秋传》之后，现在流传的刻本没有收录这篇跋文，这里仍依照《永乐大典》本附编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