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八

译祭仲足，杜预认为名仲，字仲足，这种说法应当考察郑国情况，不应该有以字出现的记载。所谓“大夫不得已”，是指曾经入朝担任周王卿士的人，从情理推断，也不能作为确定的依据。查考后文说祭地的封人仲足，受到庄公的宠信，庄公让他担任卿。封人并不是在国都之外享有采邑的大夫，就像说颍考叔是颍谷的封人，大概是在邦国疆域之内，曾经作为附庸，所以仲足、考叔都以字出现。像邾仪父，那么仲固就是他的名。之所以说庄公让他担任卿，如果作为卿而享有祭地的采邑，就不能说他是封人而被任命为卿了。《释例》认为伯仲叔季，固然通常是人的字，但也有作为名的情况，这话并没有错，只是不应该举宰渠伯纠、萧叔大心为例。这是杜预不懂经文却恰好说对的地方。

译宋庄公诱骗并拘捕了郑国的祭仲，以此要求立公子突为君，同时也拘捕了公子突以索取贿赂。祭仲与宋国结盟，将公子突送回郑国并拥立他为君。郑昭公忽因此出逃到卫国，公子突即位，这就是郑厉公。宋人向郑国索取大量贿赂，郑国人无法承受。鲁桓公想要调停宋郑两国的关系，所以接连与宋国在虚地会盟，以及在〇地会盟，并与郑伯在武父结盟。宋人拒绝调停，鲁桓公于是与郑国一起讨伐宋国。第二年，宋国联合齐、卫、燕三国再次讨伐郑国，郑国凭借鲁国和纪国的军队击败了宋军。又过了一年，宋人再次联合齐、蔡、卫、陈四国的军队报复宋国之战，焚烧了郑国的渠门，进入大逵，攻打东郊，夺取了牛首，把大宫的椽子带回去作为卢门的椽子。公子突担忧祭仲专权，派他的女婿雍纠去杀祭仲，没有成功，夏天出逃到蔡国。郑昭公于是复国。秋天，公子突利用栎地人杀死檀伯而占据栎地。秋天，鲁桓公会合宋、卫、陈三国讨伐郑国，打算拥立厉公，没有成功就回去了。第二年，鲁国又联合宋、卫、蔡三国讨伐郑国。起初，郑庄公想任命高渠弥为卿，昭公厌恶他，坚决劝谏也不听从。到了这时，高渠弥害怕昭公杀自己，于是弑杀了昭公并拥立昭公的弟弟公子亹。齐襄公在首止驻扎军队，公子亹前往防备，高渠弥辅佐齐国人杀死了公子亹并车裂了高渠弥。祭仲知道这件事，先称病不去，于是从陈国迎回昭公的弟弟公子仪并拥立他。公子突仍然在栎地。这些都在桓公十八年之前。到了庄公十四年，公子突从栎地入侵郑国，俘获了傅瑕，并让他拥立自己。傅瑕于是杀死了公子仪，拥立公子突。公子突进入郑国后杀死了傅瑕。这就是公子突在《左传》中始末的记载。然而《春秋》经文从昭公复归郑国之后，到公子突去世，共二十四年，没有记载公子突入郑、昭公被弑以及公子亹、公子仪的事情。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动乱没有向鲁国通报，所以鲁国史官无法记载，按理应当有这些事。我唯独奇怪的是，齐襄公讨伐弑君的贼人，杀了公子亹并车裂高渠弥，这与楚子进入陈国杀死夏徵舒的事没有不同。即使郑国不通报，齐国怎能不向诸侯通报呢？公子突最初入郑时，因不堪宋国索取贿赂，挟持诸侯与宋国两次交战，已经背弃宋国的恩惠而与之交恶了。所以第二年宋国又联合齐、蔡、卫、陈四国来讨伐，这是讨伐公子突。公子突已经出逃并占据栎地，宋国怎么能反而连续两年讨伐昭公并拥立公子突呢？公子突已经没能被拥立，而祭仲、高渠弥为拥立公子亹、公子仪出谋划策，这是无意于公子突的。这时即使昭公已被弑，公子突与这两位公子，大概也不是能并立的，怎么能独自居住在栎地十七年，而郑国不采取措施，等到他逼迫傅瑕而入呢？这些都是人情上无法解释的。用《诗经·郑风》来考察，讽刺忽的诗有五首。其中四首是忽得到君位之后的事，说所赞美的人并非真正美好，说君主软弱臣子强大，说权臣擅权发号施令，说没有忠臣良士，最终导致死亡，没有看到他被弑的记载。查《春秋》，凡是诸侯拥立君主，拥立得正当就记载“纳”，庄公九年鲁公讨伐齐国拥立公子纠，就是这样；拥立得不正当就记载“伐”，庄公五年鲁公防备齐人、宋人、陈人、蔡人讨伐卫国，就是这样。庄公拥立齐纠没有成功，所以接着记载齐小白进入齐国；诸侯拥立卫朔成功了，所以接着记载卫侯朔进入卫国，各自记载实际情况。现在郑国两次被讨伐，那么这是为了拥立公子突无疑了。推测再次讨伐后公子突就进入了郑国，公子突进入则昭公必定出逃，最终死在外面而没有回来，因为郑国没有通报，所以《春秋》无法记载吗？不然的话，昭公如果真的被弑，《扬之水》这首诗不应该不指责贼人，而只是哀叹没有忠臣良士。《出其东门》所说的“公子五争，兵革不息”，如果说是昭公、公子突、公子亹、公子仪，只有这四个人罢了。郑玄认为公子突两次入郑算作其一，是不对的。昭公被弑而公子亹即位，厉公入郑而公子仪被弑，都是一人之所为，未曾动用军队，怎么能说兵革不息呢？现在从公子突回归、忽出逃之后数起：桓公十二年与郑军讨伐宋国，在宋国交战，这是一争；十三年公防备纪侯、郑伯以及齐、宋、卫、燕交战，这是二争；十四年宋人联合齐、蔡、卫、陈讨伐郑国，这是三争；十五年公会宋、卫在袲地讨伐郑国，这是四争；十六年公会宋、卫、陈、蔡讨伐郑国，这是五争。从此齐小白到庄公十六年，才开始见到宋、齐、卫的讨伐，那么忽的死已经很久了。大体上《左传》喜欢臆测，并用事实来充实，推测《诗经》以两次战争三次讨伐为五争，而《左传》误将《诗经》的五争理解为五位公子，因而妄自编造了公子亹、公子仪被弑的故事吗？这虽然与经文无关，如果学者相信是这样，或许可以解开《左传》的疑惑。

拘捕霸主的事，齐国、晋国确实如此，宋国是二王之后，它能否专征讨伐还不可知。而邾人拘捕鄫子，楚子拘捕宋公，楚人拘捕徐子，这就是所谓的非霸主征讨。春秋时期霸主不能罪责拘捕人者，都与邾、楚之事一样处理，认为即使是霸主，这也只是邾、楚罢了。

拘捕与放逐是《春秋》两种截然相反的法度。拘捕方面，以诸侯拘捕作为霸主征讨，霸主征讨是正当的；以众人拘捕为非，霸主征讨为非，霸主征讨不正当。放逐方面，则以众人放逐为正当，国家放逐为不正当。这是什么原因呢？拘捕是诸侯霸主的职责，诸侯霸主奉王命征讨，或者战败而被拘捕，或者服罪而被拘捕。那些以正道拘捕的，叫做能胜任其事而不失其职。所以以诸侯拘捕作为霸主征讨，众人不可以拘捕人。如果拘捕不依正道，与普通人互相拘捕没有区别，叫做不能胜任其事而自同于众人。所以

译以“人”字记载被执，是霸主征讨。所谓“放”，是臣子有罪而等待君主放逐的措辞，并非君主主动放逐的措辞。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大夫有罪不敢再居其位，都退居到郊外，三年等待君主的命令。君主也不敢立即责备他们。有时审理他们的案件，有时征询他们的供词，并与众人商议，慢慢考察，知道他们无罪，就赐给玉环让他们回来；或者查阅事实，有关官员认为应当受刑，即使是贤者也有为贤者议罪的条例，亲族也有为亲族议罪的条例。直到实在不得已，国人都说可以受刑，然后才赐给玉玦让他们离去。所以以“人”字记载放逐的是正当的，意思是说与众人一起抛弃他罢了。那些出于一时的喜好厌恶、愤怒欢喜，只凭君主个人意志，不咨询众人，不依据法律，只是说我用国家的权力来施行，这哪里算得上正当呢？这就是以“国”字记载放逐之所以不正当的原因。春秋时期，诸侯放纵，即使是霸主能尽道的也很少，所以君臣被执的有三十一例，而得到霸主征讨名义的只有两次曹伯罢了。曹襄侵犯诸侯的土地，背离中原而依附楚国，不任用僖负羁却让三百人乘坐轩车。晋文公开始图谋霸业而惩治他，曹负刍杀死太子而自立，晋厉公将他抓获并押回京师，这两人的罪行是显而易见的。自从抓获虞公以下，共有二十三例，没有一例是罪有应得的，即使是卫郑也不能算是霸主征讨，那么君子对他们的责备就相当严厉了。这种说法，《公羊传》虽然有所得但没有彻底讨论，所以在僖公四年陈辕涛涂的事例中发例说：“称侯而被执的，是霸主征讨。”然而在抓获〇喜时却说：“这是抓获有罪之人，为什么不能算是霸主征讨？因为不按照罪行来报告。”这几乎是对的，但在抓获宋仲几时却说：“是霸主征讨，那么为什么称‘人’？是不赞成大夫专断抓获。”大夫既然不能专断抓获，自然不能算是霸主征讨，何必再问呢？推测他的意思，只是认为霸主所抓获的才是霸主征讨，然而抓获虞公以下，凡是霸主所抓获的为什么不都发问，却只问仲几呢？《谷梁传》听到了这话却不明白其义理，反而以两次抓获曹伯为恶行来指责晋侯，而在仲几的事例中说：“不赞成大夫的霸主征讨，那么他的意思就是凡是霸主称‘人’而抓获的都叫做霸主征讨。”他看待《公羊传》的观点已经相差很远了。《左传》说“君主对其百姓无道，诸侯征讨并抓获他，就说某人抓获某侯”，所以在曹共公的事例中说“不及民”。抓获何必论及是否波及百姓？即使波及百姓，又该怎么记载呢？《谷梁传》在“放胥甲父”一事中说称国以放，是放逐无罪之人。用《左传》来考证，河曲之战，胥甲父不肯在险要之地逼近秦军，晋侯起初并不认为他有罪。等到他不得志而追究他不听从命令，那么他无罪是显而易见的。这话似乎有道理，而《公羊传》不记载“蔡人放公孙猎于吴”，以“人”字记载放逐三家的事例都不记载其事。杜预推测是公子驷的党羽是对的，而《谷梁传》反而不认为有义理。于是知道《公羊传》、《谷梁传》对于经文都曾经粗略听闻但不详尽，而《左传》则完全没有听闻。楚国惩治杀偃师的罪行，不认为是公子招放逐并杀死公子过，为什么算是刑罚？因为先记载了“楚师灭陈”，不能再言国，所以在措辞上宽容他。说“放之于越”，那么《春秋》细微之处没有不体现法度的。

译谷丘的防地，杜预认为燕人是南燕的大夫。第二年，鲁公在防地同郑伯、纪侯以及燕人作战，燕军大败。杜预认为有时称“人”，有时称“师”，是史官用词不同。而《左传》记载郑国侵犯卫国的事，说卫国人率领燕军讨伐郑国。杜预说是南燕国，即现在的东都燕县。记载王子颓的事，说卫国率领燕军讨伐周王室。第二年逮捕了燕仲父。杜预说是南燕伯，南燕是姞姓的国家，在郑国和卫国之间。南燕在《春秋》中被记载的只有两次，在桓公时期称“人”，在此之前从未参与盟会朝聘，大概是因为它是微弱的小国，或者使用夷狄的礼仪，不能以爵位与诸侯交往，所以不能以爵位出现。而杜预把燕仲父当作燕伯，不知道他依据什么。他所说的燕人，也不能说是燕大夫，大概是燕君。凡是《春秋》中夷狄初次与中国交往，都称“人”：荆人、越人就是这样。中国而习惯于使用夷狄礼仪，不能以爵位交往的，也称“人”：徐人、介人就是这样。小国而偏僻简陋，不能以爵位交往的，也称“人”：巴人、江人、黄人就是这样。那么这里两次称燕人，都与宋公、齐侯、卫侯并列，难道不是也像徐人、介人或巴人、江人、黄人这一类吗？后来就不再出现，那么怀疑自从逮捕燕仲父之后，惩罚他讨伐周王的罪行，被郑国所灭而亡了。以前的儒者没有领悟，竟然用以前作战称“人”、失败称“师”来解释，都是错误的。

杜预把燕仲父当作南燕，而太史公《燕世家》说：“武王封召公于北燕。”既然有北燕，那么本来就有南燕了，而逮捕仲父的事却通篇记载在《世家》中，大概是考察不精细的缘故。谯周知道他的错误，就说南燕是姞姓，而不知道它开始封国的情况。昭公三年，才见到北燕伯款出奔到齐国。六年，齐侯讨伐燕国，是因为款的缘故。十二年，齐国于是派高偃率领军队把北燕伯迎回阳地，就是款了。从此直到《春秋》结束也不再出现。从地理位置考察，南燕常与宋、卫一起出现，而北燕一奔齐而齐国接纳它，那么南燕靠近宋、卫，在南方；北燕靠近齐，在北方，这就是区别。北燕虽然是召公的后代，但是国家与狄人相邻，远离中原，能自己守卫国家，不与诸侯会盟。齐桓公北伐山戎，归还燕国被侵占的土地，让燕国修明召公的政治，大概是为了图谋霸业，也不是燕人所想要的，所以只有款三次出现在经文中就停止了。而南燕大概是小国，或者使用夷狄礼仪，后来没有传闻，没有什么奇怪的。

凡是“败绩”都称“师”，不论将领地位低微还是军队众多。所以即使是国君率领大夫统帅军队，都说“师败绩”。《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不以此为定例，唯独《谷梁传》在桓公十三年鲁国与燕人作战，记载“燕师败绩”，说：“作战称‘人’，失败称‘师’，是重视军队众多。”这不仅适用于这次作战，大概凡是失败称“师”的，都以军队众多为重要，这是圣人谨慎对待战争的意思。然而庄公二十八年卫国人与齐国人作战，唯独记载“卫人败绩”；成公十六年晋侯与楚子、郑伯作战，唯独记载“楚子郑师败绩”。失败不称“师”，只有这两次而已。楚子不称“师”，《左传》说晋国吕锜射中楚共王的眼睛；《公羊传》说楚王受伤；《谷梁传》说失败，三家说法都相同，那么《谷梁传》所谓国君比军队重要。这与抓获晋侯不称“败绩”意思相同，大概军队虽然重要，但说到国君则更重要，所以国君率领军队只有国君亲自受伤，不称“师”，而卫人不称“师”，《谷梁传》却认为是贬低。齐桓公称“人”，所以也称“卫人”。大概《春秋》自因小白（齐桓公）一概以为义理，难道卫国有罪也因为他而称“人”吗？《公羊传》认为卫国没有得到军队，也不是这样。没有得到军队，就是没有组成军队。没有组成军队就是欺诈作战了。《公羊传》定例凡是“败绩”都是偏战，哪有偏战而没有组成军队的？据我考察，凡是《春秋》记载讨伐而不说胜负的，都是被讨伐者服罪而不作战。讨伐而说作战，只有这次和哀公十一年吴国讨伐齐国，齐国国书与吴国作战，齐军大败，抓获国书，这与这次是两例。大概因为服不服而记载战争从这里开始，所以贬低而谨慎对待吗？赵氏说卫国不服从王命，所以改变文辞，这也接近事实，然而没有领悟这是对外战争的开端。如果只认为是因为不服从王命而贬低，那么其余作战的难道都服从王命吗？为什么不都贬低呢？书中说“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又说“乃言底可绩”，“绩”的意思，就像绩麻一样，用工多而效果可以预期。周官六功，“绩”不包括在内。六功是已完成事业的成名，而“绩”是施行的作用。圣人对用兵，也已经很难了。用四时的田猎来教导，用三年的考核来考察，人员车辆，没有一样不备其用；干戈弓矢，没有一样不符合标准；而坐作进退，也没有一事不符合法度。然后出兵使用，那么固然没有地方不可以尝试。谁敢与我敌对呢？等到作战时，都约定日期而后从事，各尽自己的力量以决胜负。古人称这为前定之战，所以不胜称为“败绩”，如果不是前定，或者用诡道，或者用奇兵，或者攻击没有防备的地方，或者出乎意料，就称为诈战。诈战不是用兵之道。所以夷狄不称“败绩”，因为他们不在这个例子里。

周官中军与师制度虽然不同，然而如师有功，那么左手拿着律，右手拿着钺，以先恺乐献于社之类，那么军也称为师。大概师以人为主，军以车为主。方别于军，

译那么名称不得不有所区别；合起来说，不过是统称为“众”罢了。所以有的称为大师，有的称为六师。而《易经》中命名卦象时也提到“师”，却不提“军”。《春秋》中各国率领军队的大多由卿大夫担任，然而晋文公在城濮之战中，七百乘兵车由三个师共同承担，共计五万二千五百人；在鞌之战中，却克请求八百乘兵车，人数又比这更多。这难道是指两千五百人吗？那么凡是说率领“师”的，实际上也是指“军”。

译《谷梁传》在成公二年二月时说：“如果整个冬季都没有结冰，就应当记载。”这里还没到冬季结束就记载无冰了。这是表示寒气加重的措辞。这是因为《谷梁传》看到《春秋》三次记载无冰：襄公时直接记载“春无冰”，桓公时记载“春正月，公防郑伯于曹”之后，认为“防”字是承接上文，上文也提到了春季，所以这样说。他们不知道周历春季的结束是夏历的正月，此时东风解冻，鱼儿浮到冰面上，自然不应该有冰。那么襄公所说的“春”，包括正月、二月，而三月不包括在内，怎么能说冬季结束才记载呢？《月令》说：孟冬水开始结冰，仲冬冰更加坚硬，季冬冰正旺盛，水泽中心结冰坚实，于是取冰储藏起来。到了孟春冰就融化了。所以桓公记载“无冰”，承接上文正月，那么冰应当坚硬却没有结冰。成公记载“二月无冰”，那么冰应当旺盛却没有结冰。这就是被视为异常的原因。不记载十二月无冰，是因为孟冬水刚开始结冰，或许还没有结冰，还要等待后面的情况。《谷梁传》说“终无冰”，如果把季冬无冰当作“终无冰”，那是可以的。然而接着说“这是寒气加重的措辞”，其意思认为是寒气特别严重却没有冰，那就错了。大概是没有领悟襄公记载“春无冰”，并不是指几个月的意思，所以必定以季节结束为例，而认为桓公记载在正月之后也强行认为是承接春季。

关于“火”与“灾”，三家《传》的条例各不相同。《左传》认为人为的火叫“火”，天降的火叫“灾”。《公羊传》认为大的叫“灾”。《谷梁传》认为发生在国都的叫“灾”，发生在城邑的叫“火”。《左传》看到御廪、亳社都记载为“灾”，而成周宣榭，是宣公的台榭，唯独记载为“火”，所以用天和人来区别，是为宣榭而发的议论。《谷梁传》看到凡是国都都记载为“灾”，而陈也是国都，被楚国所灭，唯独记载为“火”，所以用国都和城邑来区别，是为陈火而发的议论。凡是《春秋》记载火，只有这两次。《公羊传》看到凡是国都记载火，而唯独这两次记载，所以一概用大小来区别。又怀疑御廪、亳社小而也记载为“灾”，所以又提出国内不记载“火”的论点，说这是表示厌恶。这都是根据文辞来生发义理。《尚书》说“眚灾肆赦”，把灾和眚并列，都不是人为的，好像是有天谴、鬼神降祸一样。所以《周官》称水火为大烖，或者称为天烖。烖就是灾。而古代说天变危害事物的，都叫灾，那么《左传》的说法是正确的。

因为出兵不符合王法。诸侯没有军队教习防卫，来辅佐元侯。所谓教习防卫，是利用四季的田猎来习练武事，教习百姓自卫。世道太平则诸侯各自安守其土，没有强弱凌夺的祸患，本来不需要用兵。不幸有疑虑不和，就请求天子，天子为他们不合时宜地会盟，和解并结盟。有不服从的，方伯、二伯奉王命问罪，诸侯率领教习防卫的百姓跟随。然而春秋之时，王政不在天下施行，诸侯互相侵犯，天子不能纠正，方伯不能讨伐，因此灭亡的很多。那么诸侯危亡，有能救灾恤患而互相援助的，君子或许推究情理而允许他们。所以失国而被接纳，被讨伐而被救援，都得到善意的措辞。那些联合他国军队来满足自己欲望的，自齐桓公未称霸以前，只记载主兵者以首罪，不曾都记载他们联合的原因。只有宋人联合齐人、蔡人、卫人、陈人伐郑，鲁国联合楚师伐齐，蔡侯联合吴子及楚人在柏举作战，这三处记载。联合他国军队，主兵和向人乞师而使用，他们的罪过本来不相上下，为什么唯独记载这三者？大概宋是二王之后且是上公，鲁国所联合的是楚师，蔡侯所联合的是吴子。自从进入春秋时期，郑与戴的讨伐，瓦屋与析的结盟，如果宋国在其中，都以宋公居先。这时天下没有霸主，宋公似乎应当担任二伯的职责，而诸侯听从命令。难道有二伯不能联合诸侯来执行天子的命令，反而联合四国军队来报复私怨的吗？僖公二十六年，虽然齐桓公已死，晋重耳未兴，但楚成王正在泓水打败宋军，有雄视天下的意图。定公四年，虽然晋国主持夏盟，定公不能有所作为，但吴阖闾正在与楚国争衡，想以武力相胜。僖公、蔡侯于是倚仗夷狄的强大，舍弃中原而求助于他们，他们的罪过比宋国更大了。这是《春秋》提取这三件事而特别显示的原因。凡是出兵，没有不先乞师的。根据传文考察，诸侯固然有再次乞师的，既然没有记载，所以也略而不书，而唯独僖公先见乞师，是因为楚国的缘故。到了成公而连续出现，晋国向鲁国乞师四次，这也是宋公的责任吗？晋国见乞师而不见作为内辞，用“以”字来说，控制在我手中。公子遂、叔孙侨如迎娶女子，说“夫人从齐国回来”，自我为之，跟随自己而回来。刘子、单子力拒子朝而立猛。说“王猛居住在皇，进入王城”，主之在我，则跟随我而行。四国各有君主，而为人所用，所以与吴、楚正倚仗其强，而为我国诸侯之所以危险，将要显示控制在他人的手中，以羞辱四国的君主，而抑制吴、楚的暴行吗？三家会没有讨论这个，而仅仅用义理来校勘，哪里算是懂得经义呢？

有人问：“卫郑、卫朔，都曾做过国君而不记载‘复’，同样是贬斥而不给予他们‘复’的名分。然而郑得以记载‘归’，朔不得记载‘归’，为什么呢？”回答说：“郑是应当做国君的，如果朔则是不应当做国君的。虽然因为无道而出奔，其实”

译这是卫君。此前《春秋》已经记载他复归了，因为他杀害了叔武，两次被驱逐后又复归，又杀害了元咺和公子瑕，他的罪恶已经太过分，所以断绝了他（复归的记载）。不因为他复归，然而他的身份终究是应当为君的。至于卫朔，则是不应当为君的。他既已诬陷伋、寿而篡位，又借诸侯的力量夺取黔牟，天子的命令也不接受，他的行为从头到尾都违背正道。虽然曾经做过国君，但不是应当为君的。应当为君的，即使有恶行也可以记载“归”；不应当为君的，即使没有恶行也不能记载“归”，何况还有恶行呢？凡是诸侯已经即位却出奔后又复归本国的有五位：郑忽、卫朔、曹襄、卫郑、卫衎。郑忽不能为君，被祭仲驱逐；曹襄没有德行，乘坐车马的人有三百人，被晋文公拘捕；卫衎不能为君，被甯喜、孙林父驱逐。这三个人情况相同，所以得以记载“复归”。卫郑初次复归也得以记载“复归”，复归后有恶行，以至于再次被驱逐，然后才剥夺了他“复归”的记载。这是轻重有序的体现。只有卫朔始终都违背正道，不仅不可以给他“复归”的记载，而且他的行为根本不具备为君的资格，自然不与那四个人同类，所以应当记载为“入”。

译左氏关于“归”与“入”的条例最为矛盾抵触，不可采用，我先前已经说过了。然而学者们仍然不能彻底了解，有的对此产生怀疑，所以不能不探究其中的说法。凡是善于为左氏穿凿附会的，没有比杜预更甚的了。然而这两个条例，杜预曲折牵强地凑合，尚且不能统一，反而变成两三种说法，何况后来的学者呢？况且杜预说：“凡是离开自己的国家，国家迎接他并拥立他，称为‘入’。”杜预为了成全他的说法，称之为“国逆”。不知道左氏的本意，是通指君臣而言呢？还是只针对君主而言呢？如果说“迎接并拥立”只是针对君主的说法，那么许叔入许、齐小白入齐，国人都未曾迎接他们。如果说通指君臣，那么卫、晋的“入”，左氏自己认为卫国人从邢地迎接公子晋，蔡季入蔡，左氏自己认为蔡国人从陈地召蔡季，然而都不记载为“入”。迎接的不记载为“入”，不迎接的却记载为“入”，那么凭什么作为条例呢？杜预的注释中，只有莒去疾入莒，说是国家迎接并拥立他；齐阳生入齐，说是被陈乞迎接，所以记载为“入”，与左氏相合的只有这两处罢了。至于许叔入许，杜预说没有获得国家，国家虽然称“人”，但不符合“国逆”的条例；对于郑突入栎，杜预说没有获得国家，直接记载为“入”，没有义例；对于卫朔入卫，杜预说卫朔是被诸侯接纳的，以“国逆”为文；卫朔以“国逆”告于齐小白入齐，杜预说两位公子各有党羽，小白称“入”，是顺从“国逆”的文例；卫侯入夷仪，杜预说从外面进入，不符合“国逆”的条例。同一个辞例，有时说不是“国逆”条例，有时说顺从“国逆”条例，有时说没有义例，有时说以“国逆”告，那么又凭什么作为条例呢？三家（公羊、谷梁、左氏）的错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他说诸侯接纳称为“归”，这也只是看到从外面有奉迎的都记载为“归”，所以这样说。不知道《春秋》记载“归”和“纳”，不同于诸侯接纳，本来正当记载为“纳”而不记载为“归”。以厌恶称为“复入”，这也只是以鱼石、栾盈为例。不知道除了这两个人，如入某地以叛乱，仅仅称为“恶”吗？只有恢复其位称为“复归”，这一句稍微接近，然而也未曾区分这是针对君主的说法。这都是略微听到其意而不能穷尽，如果真知道恢复其位是“复归”，那么难道不知道“归”意味着没有位置吗？这也糊涂得太厉害了。蔡叔在折地结盟，许叔入许，萧叔朝见天子，这三个“叔”，三家大多不说明其义。只有许叔是许庄公的弟弟，这在左氏所记载的事情中可以看到。杜预、范甯都认为蔡叔是大夫，而以“叔”为名。何休认为蔡叔是蔡侯被贬从而顺从称字的条例。许叔，谷梁认为许国的尊贵者，何休认为《春秋》以前失去爵位顺从称字的条例。萧叔，杜预认为附庸国也以“叔”为名，谷梁认为防备之国的君主未被爵命者，这都是不明白先王的制度而胡乱猜测。古代天子的儿子称王子，孙子称王孙；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孙子称公孙。王子、王孙、公子、公孙都称氏，成为大夫后才可以以其氏见于经传，那么王子瑕、王子朝以及凡是以公子、公孙见于经传的都是这样。这些都是天子诸侯的同姓。如果是异姓的大夫，五十岁称伯仲，各自以其氏见，那么南仲、仍叔之类就是这样。如果天子与诸侯的叔父出封为侯伯，或为附庸，或有食邑的，不能一概称为王子、公孙，那么各自以国邑系于字之后。我凭什么知道呢？周法叔凡是以字称呼的，伯仲季之外都称叔。所以文王的弟弟虢仲，其次为虢叔；而武王以伯邑考为兄，那么武王为仲，其次从管叔、周公、蔡叔、霍叔、康叔、曹叔都为叔，而最后只有聃季一人罢了。唐叔虞称唐叔，是从成王的角度而言的。现在见于传文的，许叔是庄公的弟弟，郑伯封他在许的西边作为许的附庸，那么萧叔、蔡叔，难道不是宋公与蔡侯的弟弟而有封邑的人吗？左氏认为萧叔是萧大夫，大概是附庸区别于宋国，所以以萧称呼，那么蔡叔应该是拥有邑地而未成国的人。许叔既然恢复许国而拥有原来的封地，那么自然应该称许了。杜预都以“叔”为名，固然错了；而何休可以说是未受爵位的君主，或者说是诸侯被贬从而顺从称字的条例，都是没有根据而胡乱说的。卫侯朔出奔，公羊、谷梁的说法各不相同。公羊说：“得罪于天子，被派去守卫朔，而不能使卫国的民众越过岱阴，齐国属于负兹，舍不立即认罪。”这段话大概难以理解其意。如果说天子使朔守卫正朔，使起民众不能命令而散越于齐岱阴之间，又称病停止不立即朝见以请罪，是这样吗。谷梁直接说：“天子召见而不前往。”大概完全不知道伋寿的事而胡乱猜测。左氏其他言论虽然也不能完全依据，唯独这件事与《诗经》“二子乘舟”大致首尾相应，非常符合事实。两氏（公羊、谷梁）只是没有看到根本，所以对于后来诸侯伐卫，虽然知道是为了接纳卫朔，而以相继记载“王人子突救卫”，前面的诸侯都称“人”，因此有的认为是避王，有的认为是违背天子之命，只是根据文字推测罢了。由此可以看出两氏凡是作为解说，起初未必都有传授，如果有听闻，虽然不知道其事，也自然不失去其义。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公羊、谷梁都没有记载。左氏认为蔡桓侯去世，蔡国人从陈国召季，其字大概是嘉奖他，也不指明其事。而杜预认为桓侯没有儿子，召季而立他。季在国内得到国人的期望，在国外有诸侯的援助，所以记载字以表示善

译获得众人拥戴，称为“归”，用以表明对外接纳，但不知其依据是什么。陆淳沿袭此说，于是将“季”解释为义，认为后来那些不像当时归国者一样的人，有的阴谋杀害，有的夺取正统，有的本来就不该被立，有的国人不服从，只有蔡季入继大位的美好德行值得称道，因此用字来审慎地褒扬他。如果这样，那么蔡季大概就是应当成为国君的人了。考察《春秋》，桓侯就是封人，自从封人去世后，只有庄公十年记载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军，并俘虏了蔡侯献舞回国，那么季应当就是献舞。献舞作为人的贤与不贤，虽然始终未必完全一致，但从封人去世到献舞战败，仅仅十多年，不应该行为突然变得如此不同。《左传》本来没有说立季，是杜预附加上去的。卫宣公的即位，虽然无法说其后来的行为是善的，但起初是被国人推举的，《春秋》还记载“卫人立晋”来表彰他。季如果真像杜预所说的那样，经文怎么能只褒扬他的归国而不记载他的即位呢？只有何休说蔡封人没有儿子，蔡季应当被立，封人想立献舞而厌恶季，季便避开了，封人死后，季反而奔丧，思念哀慕三年，最终没有怨恨之心，所以认为他贤德而用字来褒扬他。如果这样，季和献舞自然是两个人，虽然也不知道其依据是什么，但司马迁撰写《蔡世家》和《诸侯年表》，封人之后紧接着就是献舞，没有所谓的季。在东汉时，先秦遗留的书还很多，何休必定有所依据。既然经文与纪季相同，得以用字来体现属辞比事的原则。季的贤德，必定是从《春秋》中有所取义。我本来就认为杜预是妄说，而何休得到了实情。

译凡是诸侯的兄弟在《春秋》中出现，如果是以爵位来匡正他们，就举出氏称公子；如果是以恩情来责备他们，就举出亲属关系称兄弟；如果是以尊贵来推崇他们，就举出字称叔或季。史书称管叔、蔡叔、唐叔、虢叔；《诗经》称郑国的叔段打猎。《诗经》序言的作者称“叔段失道而郑庄公不加以制止”之类。大概古代天子诸侯的兄弟中，以尊贵而被推崇的人，都举出字来称呼，而《春秋》有时用氏来匡正他们，有时用亲属关系来责备他们，以显示道义必定有所取舍，然后才以字出现。这就是纪季、蔡季、许叔、蔡叔之类之所以称字的原因吗？怎么知道的呢？楚比是楚灵王的弟弟；陈黄是陈哀公的弟弟。楚比回国而参与了弑君，所以起初记载“公子比出奔晋国”。等到他回来时，记载“楚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称公子，是用亲属关系来匡正他。陈黄因为防备而出奔，既然正直而得以回国，所以起初记载“陈侯的弟弟黄出奔楚国”。等到他回来时，记载“陈侯的弟弟黄从楚国回到陈国”。称“陈侯的弟弟”，是用恩情来责备他。至于纪季因为酅地而后来继位，许叔恢复他的国家，蔡叔参与盟会，都是值得肯定而举出字来称呼。蔡季作为三命的大夫，应当称氏而称公子；责备蔡侯不能用恩情安抚他，应当记载“蔡侯的弟弟”。现在唯独以字出现，那么本来就有值得肯定如纪季、许叔、蔡叔的地方。庆父弑杀子般，公子友出奔陈国，没有记载；而等他回来时，记载“季子来归”。不记载他出奔，是为了区别于一般有罪而失去地位的人。他回来记载“季子”，是为了显示他所受尊贵的地位；记载“归”，是为了显示鲁国人对此的喜悦。蔡季不与楚比、陈黄同样记载出奔，而与鲁国的季子同样记载归国，那么蔡季的事情就不难明白了。而《春秋》的道义则应当与鲁季相同。左氏认为这是嘉奖他，大概得到了经文记载“季”的意思，却失去了对事实的理解；杜氏于是认为这是献舞，就错了。有人说：封人想要加害他而不记载亲属关系来责备他，为什么呢？当论述蔡季的善行时，封人的恶行就不能同时显现；认为封人不足以深责，而季子的善行不可掩盖，那么就宁可舍弃封人而记录季子以彰显其重要性。这是《春秋》的道义，不因为那个人而改变。所以说：“称量之后才知道轻重，测量之后才知道长短。”蔡桓侯去世，我本来认为这是蔡国臣子的罪过。学者不知道诸侯通称公的道义，于是因为一个蔡侯的缘故，把《春秋》中记载“公”的都认为是僭越，这也太过分了。然而考察《史记》，蔡国的君主经历《春秋》时代的有十三个，而在经文中出现的有七个，大概是因为去世时有通报和不通报的区别。比如文公、景公、灵公、昭公，经文都记载“公”，左氏都记载“侯”，至于其他国家则无不称“公”，没有举出爵位的，为什么蔡国独自不同呢？大概各国习俗各不相同，蔡人在其国内，或许只以爵位称呼他们的君主，通报时则改而从众，到桓侯时通报也不改，以显示其无礼，这是文辞的极致，《春秋》因此记载以彰显其实情。

桓公去世，左氏记录这件事，只说桓公在泺地会见齐侯，于是与文姜一起去齐国，齐侯与文姜私通，桓公责备她，文姜告诉齐侯，齐侯宴请桓公，让公子彭生陪桓公乘车，桓公死在车上，鲁国人告诉齐国说：“我们的国君畏惧您的威严，不敢安居，来修好旧日的情谊，礼节完成却不返回，无处归咎，被诸侯厌恶，请杀掉彭生来消除怨恨。”齐国人杀了彭生。起初没有说文姜参与弑君。等到《公羊传》说夫人向齐侯进谗言，桓公说：“同不是我儿子，是齐侯的儿子。”齐侯愤怒，与她饮酒在她出宫的地方，让公子彭生送她乘车，彭生折断车辕杀了桓公。第二年夫人逃到齐国，还认为她在齐国，说：“思念母亲以首事”，不称姜氏，贬低她参与弑君。《谷梁传》不记载这件事，而说“接练时记录母亲的变故”，起初人们不称姓氏，贬低她。这两家大概都认为文姜参与弑杀桓公，而认为齐襄公是首恶，所以在桓公下葬时，《公羊传》说：“贼人未讨，为什么记载下葬？仇敌在国外。仇敌在国外为什么记载下葬？这是君子的措辞。”《谷梁传》说：“君主被弑而贼人未讨，不记载下葬，不责备跨越国境去讨伐。”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两家的错误也很严重了。弑君是责备臣子的罪名。如果把夫人视为参与弑君，那么夫人的罪过重于齐侯，桓公可以称为被弑，下葬不下葬在于夫人是否被讨伐，而不在于齐国。如果把夫人视为不参与弑君，那么齐侯的罪过重于夫人，桓公可以称为有仇敌，下葬不下葬在于齐国是否讨伐，而不在于夫人。现在称为被弑，而认为齐侯是国外的仇敌，不责备跨越国境去讨伐，不也很荒谬吗？正因为齐侯是首恶，不认为是弑父的仇敌，不共戴天，又怎么能因为在国外跨越国境而不责备讨伐呢？推究他们的说法，大概这两家都不了解事情的始末，不知道鲁国已经告诉齐国杀了彭生，而是凭空臆断罢了。况且《公羊传》说庄公正月，文姜还在齐国，以《春秋》记载孙为思念母亲，这本来就很浅陋。而说进谗言，说“同不是我儿子，齐侯的儿子”，桓公愤怒，与她饮酒而杀了桓公。而且庄公出生时，文姜已经出嫁六年，未曾去齐国，怎么会有这种怀疑？这大概是误认《诗经·猗嗟》的话而附会之。这是《公羊传》既不知道桓公死的原因，又不知道齐国已经杀了彭生，又不知道夫人曾经回来而又逃到齐国，难怪它的说法荒谬。历代诸儒没有

译说这话的人，所以我认为《春秋》记载桓公下葬，大概是因为鲁国曾经向齐国请求诛杀彭生，既然凶手已经讨伐，那么左氏的说法就符合事实，桓公既然因为讨伐彭生而得以安葬，那么夫人没有参与弑君，就很明白了。桓公的死，可以责备他仇视，不可以责备他弑君。如果把文姜当作真正的弑君者，而儿子没有讨伐母亲的道义，让彭生来承担罪责，这就是放纵了文姜的罪恶，而假借彭生来承担，这不是《春秋》断案的方法。文姜的事情，不幸而酿成，有天子在上，本来为王法所不容。不然，《春秋》一定有办法处置她，不是两大家族所能涉及的。桓公记载“公之丧至自齐”，僖公记载“夫人之丧至自齐”，凡是记载“至”的，是告庙。大概公和夫人的丧事到达，就告庙。宣公记载“仲遂卒于垂”，成公记载“公孙婴齐卒于貍脤”，都不记载“丧至”，不告庙。大概大夫的丧事到达，就不告庙。那么齐人归还公孙敖的丧事，这难道是以为告庙而记载的吗？大概公孙敖逃奔齐国，职位已经断绝了，恢复他的大夫职位，与本来是大夫的人不同，所以不得不告，而特意改变措辞不说“至”，说“齐人归之”，大概用来告庙的，以“归”不以“至”为重。

译《春秋考》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九

宋 叶梦得 撰

庄公

单伯迎娶王姬。这是鲁国的附庸国君主进入鲁国，担任孤卿，也就是所谓的“公之孤”。单是国名，伯是字，因为封地只有五十里，所以称字，这与邾仪父的情况相同。《左传》误作“送王姬”，于是认为他是周王的卿士，像祭伯那样。果真如此，就应当记载为“天王派遣单伯送王姬”。杜预认为既然已经任命鲁国为主婚，所以不写“派遣”，这是不对的。刘夏在齐国迎娶王后，说的是他经过我国，不是鲁国的事，所以不写“派遣”。鲁国虽然是王姬的主婚人，有什么忌讳不能写“派遣”，反而与刘夏的情况相同呢？《左传》在这里已经弄错了，所以后来单伯出使齐国，齐国人拘捕了单伯，也把他当作周王的卿士。议论的人说从文公四年到现在，大概有一百多年，不应该他长寿到这种程度，这也是不对的。如果真是周王的卿士，他的子孙或许有世袭官职的，不能以此来论证。这大概是鲁国单伯的儿子或孙子。《公羊传》、《谷梁传》得到了经文的正确文字，把“送”当作“迎”，所以都说“是我们大夫受命于天子的”，只是得到了部分真理而没有完全明白。凡是鲁国大夫因为君主的命令被拘捕在其他国家，都记载了季孙行父被齐国拘捕，经文记载“把他安置在苕邱”，而没有记载他回来。后来记载“公从齐国回来”，大概是与公一同回来，所以举重略轻。单伯被拘捕并非他的罪过，所以记载“单伯从齐国回来”，不然的话，周王的卿士被拘捕后释放，自然应当返回京师，鲁国怎么能让他回来呢？

单伯在经文中出现六次，庄公元年，单伯送王姬；十四年，单伯会合攻打宋国；单伯在鄄地会合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文公十四年，单伯出使齐国，齐国人拘捕了单伯；十五年，单伯从齐国回来。《左传》对于“送王姬”不作解释，而在“会伐宋”时说：“诸侯攻打宋国，齐国向周王室请求出兵，单伯会合他们。”在“执单伯”时说：“襄仲派人告诉周王，请求凭借周王的宠爱向齐国求取昭姬。”单伯向齐国请求子叔姬，大概是认为单伯是周王的臣子。所以杜预顺势认为送王姬的也是周王的臣子。只有《公羊传》、《谷梁传》经文把“送王姬”当作“迎王姬”，所以这两家都认为“是我们大夫受命于天子的”。根据经文考证，应当以这两家为正。凡是周王的臣子出来参加盟会、防务、征伐等事，都不说“会”，如宰周公、刘子的会合，葵邱、平邱、召陵、尹子、单子、刘子的盟会，柯陵、鸡泽、平邱、尹子、单子的攻打郑国，都直接列在诸侯之上。大概“会”字，是用来区别内外的用语。诸侯的意图，从鲁国来说，有的在外有的在内不同，而天王则没有彼此的区别，只是以王命降临罢了。所以公与内大夫可以说“会”，周王的臣子不能说“会”，这个道理非常明白。《左传》只知道“送”字是文字错误，所以不作解释，而在“伐宋”时像齐国那样说，不知道齐国自从干时之战后未曾与鲁国通好，前年因为柯地的盟约才消除怨恨，所以派大夫前往会合攻打。《左传》既不能根据经文考证，又不能考证事情的顺序，随意认为是对的，所以在“伐宋为齐侯请师于周”的话中，“在如齐为襄仲请命于王”的说法中，可见《左传》喜欢诬蔑事实到了极点。至于“至自齐”，知道它不通，就又编造说辞说：“齐国人答应单伯的请求而赦免他，让他来传达使命。”书上说：“单伯从齐国回来，是尊重他。齐国人送回子叔姬，是因为周王的缘故。”如果真是齐国因为周王的缘故而送回叔姬，单伯确实值得尊重，但这与告庙有什么关系呢？

《白虎通》说父亲去世称子某，是屈从于尸柩。安葬后称子，就是逐渐尊重的表现。过了一年称公，是顺应臣民的心意，不能一天没有君主，终始的道义，不能一年有两个君主，所以过了一年即位，得到了臣民的心意。两年后才接受爵位，是因为孝子的心意不忍心安居。引用《韩诗内传》：诸侯的世子三年丧期结束，向上向天子接受爵位任命，然后回来即位，爵位是天子所有的，臣子没有自己封爵的道义。童子也应当接受爵位任命，让大夫到封地任命他，不与童子行礼。这虽然在经文中没有见到，但根据道理考证，古代交际的道义，一定要等到成人后才与他行礼。未成人生时，称为童子；死时，称为殇。殇与童子都不能使用正式的礼仪。所以二十岁行冠礼，已冠后取字，尊重而不直呼其名。拜见母亲，母亲拜谢他；拜见兄弟，兄弟拜谢他；然后带着礼物拜见乡大夫、乡先生，带着礼物拜见君主，而作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的道义，才可以要求他了。大概未成人，虽然这四种身份也不要求，何况天子的尊贵，而下与他交际呢？襄公即位才三岁，除丧应当五岁，这决不能朝见，然而《春秋》不记载赐命，大概认为是常礼而不记载，那么《白虎通》的话就有证据了。

《韩诗》的话：“郑氏取之，载于胆，彼洛矣。”注认为诸侯丧期结束，穿着士服拜见周王，周王赐给他命，圭、黻、冕，然后回来治理他的百姓。《韩诗》现在亡佚了，而士服拜见周王的礼仪，不是《白虎通》所载，大概一定有别的记载了。它的说法以“韎韐有奭”为开始来朝的服饰，“鞞琫有珌”为周王所赐的装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