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十二
，谓其力不胜庆父之权，避之于陈，为之隠尔。然则暴庆父之罪，又使齐桓得以闻，而庆父无以容其奸，殆季子走齐而诉之欤？故奉闵公而与齐盟，非盟复季子也。定公位也，季子所以由是来归，而庆父不敢拒，此鲁人所以喜也。齐仲孙相继遂来省难，则桓公固已主之矣。不然，使桓公未知庆父之罪，而季子犹在陈，闵公之弱，安能自求盟以复季子？季子居其国，不能抗庆父，何以既奔而自外抗之？庆父亦纳之而不拒乎？此事理之必不然者。落始齐地，即齐以盟也。庆父立闵公，本利其少，欲因哀姜以附齐，闵公既从盟，则必舍庆父而听季子，庆父尽失其本谋，无所恃以自固，是以复弑闵公，奔莒，而哀姜之恶亦见，不敢之齐而之邾也。
译（季子）认为自己的力量无法抗衡庆父的权势，便躲避到陈国，这是为了保全自己罢了。然而，如果揭露庆父的罪行，又让齐桓公得知，使得庆父无法掩饰他的奸恶，这大概是季子逃往齐国并向齐国申诉的缘故吧？所以，季子拥立闵公并与齐国结盟，并不是为了恢复季子自己的地位，而是为了确定闵公的君位。季子因此得以回国，而庆父不敢拒绝，这就是鲁国人高兴的原因。齐国的仲孙随后相继前来吊唁国难，那么齐桓公本来就主持这件事了。如果不是这样，假如齐桓公不知道庆父的罪行，而季子还在陈国，闵公年幼势弱，怎能主动寻求结盟来恢复季子的地位？季子在国内时，尚且不能抵抗庆父，为什么逃亡后反而能从外部抵抗他？庆父也会接纳他而不拒绝吗？这是事理上必然不会发生的情况。落始是齐国的土地，就在齐国结盟。庆父拥立闵公，本来是利用他年幼，想凭借哀姜来依附齐国，闵公既然顺从结盟，就一定会舍弃庆父而听从季子，庆父完全失去了原本的谋划，没有依靠来巩固自己，因此再次杀害闵公，逃往莒国，而哀姜的罪恶也暴露出来，不敢去齐国而去了邾国。
齐仲孙，仲孙湫也。仲孙，以字为氏者也。宋司马华孙来盟，华耦也。华孙，亦以字为氏者也。《春秋》未有但书氏而不名者，惟此两见，吾皆以为贬。仲孙，贬其有窥鲁之意；华孙，贬其为襄夫人之党，皆去名。或曰：《春秋》有贬氏而见名者矣。氏所同也，名所独也。未有贬名而见氏者，岂不嫌与？凡见族者，乱乎？曰：《春秋》但因事以见法而已，不皆以其人也。湫与耦，何择？且宋杀其大夫，曹杀其大夫，名氏尚皆不着，孰能辨其谁何？吾特以别大夫之无罪则已尔，而况于名乎？
公羊以仲孙为庆父，固谬矣。谷梁曰：“齐仲孙，外之也。”意亦与公羊同。此皆不足深辨。然左氏之言亦得之而未尽也。何者？桓公既与闵公盟矣，季子因之以归，则庆父之罪，霸主所宜即讨也。犹若以为疑，而使仲孙湫察焉。故其归也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己。”是桓公不果于讨贼，季子不得独发于内，则庆父得以为之谋，而复弑闵公矣。此《春秋》所以不称使者，不与其使，贬桓公也。仲孙知庆父之当去，不请速讨，而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则闵公之祸，仲孙亦预有罪焉。故去其名而见以族者，贬仲孙也。若所谓“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则疑非桓公之言。夫桓公方欲合诸侯以正天下，若乗鲁之乱而灭周公之后，是何足以为霸乎？殆非邢迁如归、卫国妄亡之意。此盖后世附益之辞，而左氏不能别也。
禘之名见于《左氏》，而无合祫之名；《见于公羊》《谷梁》而无禘。《左氏》但见《春秋》书禘，故凡有事、有大事皆谓之禘。有事于武宫，亦曰禘于武宫，此乃沿袭禘于庄公之语尔。《公羊》《谷既以禘毎见于名，故凡有事、有大大事皆谓之祫。《公羊》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谷梁》曰：“祫祭者，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左氏》不知禘祫之辨，故通而为一。《公羊》《谷梁》虽知祫异乎禘，亦不知“有事”乃时祭之名，盖均未尝深考于礼也。《周官》大宗伯“以肆献祼飨先王，以馈食飨先王”，在四时祭之上。郑氏以为祫禘、“肆献祼”者荐腥也，“馈荐食熟也，二者互相备而谓“肆献祼”为祫，“馈食”为禘者，以大为小，先后也。四时祭之上不应别有他祭，则谓之祫禘，理固然矣。故司尊彛亦谓之追飨、朝飨，以为四时之间祀与大宗伯合追之为言，及祖之所自出，则禘也；朝之为言，丧除始朝于庙，则祫也。此先王祫禘之礼见于《周官》者甚明，但不着其名尔。盖先王以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庙而为七者，推亲以及祖，推祖以及始祖者也。故禴、祠、烝、尝各于四时祭之然，是特七庙而已。若亲尽而毁，既不得祭于四时，则无时而祭矣，故又特时合食于太祖之庙，谓之祫。祫之所及，自太祖而下以世迭毁者而已，而吾祖之所自出则不及，故又推祖之所自出者，间祀于太祖之庙，以其祖配之，谓之禘。尊祖奉先之道，至是极矣。《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言禘而不言祫者，所主在别祖宗之辨，不为祭言也。《春秋》所书宗庙之祀，或禘，或祫，或四时之祭，不同。凡合于礼者皆不书，其书者皆有为为之。也，义在祭，则举名；义在事，而举祭以见，则通。以为有事，有大事，是以其言各异，而三家皆未尝辨也。
祫禘之节，于礼无正文。汉张纯谓礼説：“三年一闰，天气小备；五年再闰，天气大备。”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为言谛，谛定昭穆尊卑之义也。祫祭以夏四月，夏者阳气在上，隂气在下，故正尊卑之义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谷成熟，物备礼成，故合聚饮食也。近世儒者皆取用之，此亦未必然。盖纯日见礼者，以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太
译齐仲孙，就是仲孙湫。仲孙，是以字作为姓氏的人。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就是华耦。华孙，也是以字作为姓氏的人。《春秋》中没有只记载姓氏而不记载名字的，只有这两处例外，我都认为是贬斥。仲孙，是贬斥他有窥探鲁国的心思；华孙，是贬斥他是襄夫人的党羽，都去掉了名字。有人说：《春秋》有贬斥姓氏而显露名字的情况。姓氏是共有的，名字是独有的。没有贬斥名字而显露姓氏的，难道不令人怀疑吗？凡是显露族氏的，是因为混乱吗？回答说：《春秋》只是根据事情来体现法则罢了，并非全是因为那个人。仲孙湫和华耦，有什么分别呢？况且宋国杀其大夫，曹国杀其大夫，名字和姓氏尚且都不记载，谁能分辨他们是谁呢？我特别用来区别无罪的大夫罢了，更何况是名字呢？
《公羊传》把仲孙当作庆父，固然错误了。《谷梁传》说：“齐仲孙，是疏远他。”意思也与《公羊传》相同。这些都不值得深入辨析。然而《左传》的说法虽然有所得，但也不完备。为什么呢？桓公已经与闵公结盟了，季子借此回国，那么庆父的罪行，是霸主应当立即讨伐的。还认为可疑，而派仲孙湫去察访。所以他回国时说：“不去掉庆父，鲁国的灾难就不会停止。”这是桓公不果断地讨伐贼人，季子不能独自在国内发动，于是庆父得以谋划，又杀害了闵公。这就是《春秋》不称使者，不认可他的出使，贬斥桓公的原因。仲孙知道庆父应当被除掉，不请求迅速讨伐，却说：“灾难不会停止，他会自己败亡，君主还是等待吧。”那么闵公的祸患，仲孙也有预谋的罪责。所以去掉他的名字而显露族氏，是贬斥仲孙。至于所谓“桓公说：‘鲁国可以夺取吗？’回答说：‘不可以，还秉持周礼。’周礼是根本”，这怀疑不是桓公的话。桓公正想联合诸侯来匡正天下，如果趁着鲁国的动乱而灭掉周公的后代，这哪里足以成为霸主呢？大概不符合邢国迁都如归、卫国灭亡那样的意思。这大概是后世附加的言辞，而《左传》不能辨别。
禘的名称见于《左传》，而没有合祫的名称；见于《公羊传》《谷梁传》而没有禘。《左传》只看到《春秋》记载禘，所以凡是祭祀、大祭祀都称为禘。在武宫祭祀，也说禘于武宫，这只是沿袭禘于庄公的说法罢了。《公羊传》《谷梁传》既然以禘每每见于名称，所以凡是祭祀、大祭祀都称为祫。《公羊传》说：“大祫是什么？是合祭。毁弃的宗庙主牌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弃的宗庙主牌都升堂合食于太祖。”五年两次大祭。《谷梁传》说：“祫祭，毁弃的宗庙主牌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弃的宗庙主牌都升堂合食于太祖。”《左传》不知道禘和祫的区别，所以混为一谈。《公羊传》《谷梁传》虽然知道祫不同于禘，也不知道“有事”是时祭的名称，大概都没有深入考察礼制。《周官》大宗伯“用肆献祼飨先王，用馈食飨先王”，在四时祭之上。郑氏认为祫禘、“肆献祼”是进献生肉，“馈食”是进献熟食，两者互相完备而称为“肆献祼”为祫，“馈食”为禘，是以大为小，先后顺序。四时祭之上不应另有其他祭祀，那么称为祫禘，道理本来如此。所以司尊彛也称为追飨、朝飨，作为四时之间的祭祀与大宗伯合追而言，以及祖先所从出的，就是禘；朝而言，丧除开始朝见宗庙，就是祫。这先王祫禘的礼制在《周官》中记载得很明白，只是没有写明名称罢了。大概先王以三昭三穆合太祖之庙而为七庙，推亲亲以及祖，推祖以及始祖。所以禴、祠、烝、尝各在四时祭祀，这只是七庙而已。如果亲尽而毁，既然不能在四时祭祀，那么就没有时间祭祀了，所以又特别在太祖庙合食，称为祫。祫所涉及的，自太祖以下按世代交替毁弃的罢了，而我的祖先所从出的则不涉及，所以又推祖先所从出的，间或祭祀于太祖庙，以其祖配享，称为禘。尊祖奉先的道理，到这里极尽了。《祭法》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说禘而不说祫，所主要的是辨别祖宗的区别，不是为祭祀而言。《春秋》所记载的宗庙祭祀，有的禘，有的祫，有的四时之祭，不同。凡是符合礼制的都不记载，记载的都有用意。义在祭祀，就举出名称；义在事情，而举出祭祀来体现，就通称为有事，有大事，因此其言辞各异，而三家都没有辨别。
祫禘的节度，在礼制中没有正文。汉代张纯说礼说：“三年一闰，天气小备；五年再闰，天气大备。”所以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的意思是谛，谛定昭穆尊卑的意义。祫祭在夏四月，夏是阳气在上，阴气在下，所以正尊卑的意义。祫祭在冬十月，冬是五谷成熟，物备礼成，所以合聚饮食。近世儒者都取用这个说法，这也不一定正确。大概张纯所见到的礼，以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太
庙，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故以为四月。不知僖八年书七月禘于太庙，乃夏之五月，则何説乎？文二年书八月大事于太庙，公羊、谷梁皆以为祫周之八月，为夏之六月，何以不用八月？是故以孟献子之僭言推之，为二至为正者，盖外祭莫大于郊，内祭莫大于禘。郊天事主乎阳，则以冬至；禘鬼事主乎隂，则以夏至为近礼。鲁不得全同天子，故用六月。而僖以七月禘者，正献子之僭也。祫以八月，盖跻僖公有为为之，未必其祫之时。乃祫而合礼，不失其时。春秋自以为常事，不书也。
译庙祭，在周历是六月，在夏历是四月，所以人们认为是在四月。不知道僖公八年记载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那是夏历的五月，那又该怎么解释呢？文公二年记载八月在太庙举行大事，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那是祫祭，周历的八月相当于夏历的六月，为什么不用八月呢？因此，根据孟献子僭越的说法来推论，以二至（冬至、夏至）为正的，大概是因为郊外祭祀没有比郊祭更大的，宫内祭祀没有比禘祭更大的。郊祭是祭祀天神，主要属阳，所以用冬至；禘祭是祭祀祖先鬼神，主要属阴，所以用夏至比较符合礼制。鲁国不能完全同于天子之礼，所以用六月。而僖公在七月举行禘祭，正是孟献子所说的僭越行为。祫祭在八月举行，大概是因为要提升僖公的牌位而特意安排的，未必是祫祭应有的时间。如果是合乎礼制的祫祭，就不会失去应有的时节。《春秋》认为这是常事，所以不记载。
鲁得用天子礼乐，吾不证之礼，而证之吕不韦之书，以礼为不足据也。近世儒者乃谓周公能为人臣，夫不能为之功，故天子赐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礼。夫人臣所不能为之功，谓众人不得同可也，君臣之分如之何而乱之乎？周公死，当时尚有召公、毕公之徒夹辅王室，四国流言，召公尚为之不悦。周大夫之不知周公者多矣，必不更以非礼之礼以加，使重见疑于当世也。当则惠公虽越礼请之，周虽越礼赐之，亦不使得与天子全同，盖皆下其制一等。故周之郊以日至，鲁之郊以上辛，是以周祈谷之郊为鲁郊也。周之禘以喾，鲁之禘以周公，是以周之祫为鲁禘也。周之庙七，其外存文、武二祧以为九，鲁虽得用天子之礼，而庙不可豫命，所谓「文世室」「武世室」者，后世之僭尔，则庙止乎五，是庙不得与周同也。周之门五：臯、库、雉、应、路而设两观，鲁虽得设两观，而以周臯门为库门，应门为雉门，是门不得与周同也。至于马不言十二闲，而言延廏；社不言丧国之社，而言亳社，是皆以为异者。由是言之，周虽衰，犹不使诸侯得全同于天子，而谓成康为之乎？故见于《春秋》者，但讥其不中节，而未尝讥其僭，如郊而四卜，禘而用致夫人之类，盖既受命于天子而赐之，亦必以天子之命而废之，鲁不得自为也，岂可罪其子孙乎？至于八脩，亦天子之舞也。《论语》记季氏「八脩舞于庭」，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而鲁无闻焉，其亦鲁庙固得用之欤？昭公出奔，子家驹曰：「诸侯僭天子，大夫僭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驹曰：「设两观，乗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脩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礼也。」夫谓非所宜有而用，故子家驹以为僭；谓其有所受之，故昭公以为不僭。使出成康之政，而周公之所应得，又何子家驹之云哉？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谷梁》以为始。厉乐，其亦未之思矣。
明堂位》《祭统》言周公得用天子礼乐，皆汉儒耳剽之言，不知其本。故《明堂位》言成王以周公有勲劳于天下而赐之，而周公生而成王赐之也。《祭统》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勲劳而赐之，是周公没而成康相继赐之也。二説自不能必，何暇论其实乎？所谓外察郊社，内祭大尝禘者，亦非是。春秋无书「大尝」「大禘」者，「大禘」自商别于四时禘之名，非周公之名也。若乙亥尝，正秋祭，本不当书，书者欲以见前尝之亟尔，亦非「大尝」也。此何足尽信哉？然谓之无不可，故吾不得已而取之。吕不韦者，以其先秦所闻为近也。乃天子雩上帝，诸侯雩上公，以其雩上帝所以谓之「大雩」，如大飨、大旅之类。鲁得「大雩」，正天子之事，而左氏无「大尝」而言「大尝」，有「大雩」而反不言，其陋尤可见矣。
或曰：重祭，外为郊社。郊固非鲁之所得为，社则诸侯皆有矣。何以谓之重祭？盖诸侯得为其国社而已，乃亡国之社，则非天子不得有。而鲁见亳社灾，是周公之赐也。凡礼所记，盖皆防得其端而不尽，故得失实相半。非深于知经者不能辨也。
髙子，左氏不为传。谷梁曰：“髙子贵之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齐侯使高子也。公羊曰：“不称使我，无君也。”不名喜之也。何喜尔？正我也，犹望高子也。公羊以为桓公使将南阳之甲者是也，以为立僖公者非也。季子闻难，以僖公适邾，盖从姜氏使，不得与庆父俱。及高子至，因之相与盟，而立僖公。则使定鲁乱者桓公，而盟立僖公者髙子也。此髙子之盟所以不称使而得以子见襃欤？夫使之定乱而因以立君，鲁由之以安，是亦桓公之功矣。然不归之桓公而归之髙子者，以其不能讨庆父，则虽定乱已晚矣，犹以其霸而不以身见贬。仲孙高子之但夺其使而深致意于髙子者，所以为桓公之病也。
春秋考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十三
宋 叶梦得 撰
僖公
外公子弑其君，未有不书；而庆父弑闵公，则不书。外大夫杀未逾年君之子，未尝不
译鲁国得以使用天子的礼乐，我不依据礼制来证明，而是依据吕不韦的书来证明，因为我认为礼制不足以作为确凿的依据。近世的儒者却说周公能够做人臣，正因为周公不能做出那种功业，所以天子才赐给他人臣所不能使用的礼制。人臣不能做出的功业，说众人不能与他相同是可以的，但君臣的等级秩序怎么能被扰乱呢？周公死后，当时还有召公、毕公等人辅佐王室，四方国家流传谣言，召公尚且因此不高兴。周朝大夫中不了解周公的人很多，必定不会再用不合礼制的礼制加在他身上，使他再次被当世的人怀疑。即使惠公虽然超越礼制请求，周朝虽然超越礼制赐予，也不让鲁国与天子完全相同，大概都将制度降低一等。所以周朝在冬至日郊祭，鲁国在上辛日郊祭，这是把周朝祈求谷物的郊祭作为鲁国的郊祭。周朝禘祭以喾为对象，鲁国禘祭以周公为对象，这是把周朝的祫祭作为鲁国的禘祭。周朝宗庙有七座，另外保留文王、武王的二祧作为九座，鲁国虽然得以使用天子的礼制，但宗庙不能预先确定，所谓“文世室”“武世室”，是后世的僭越，那么宗庙只限于五座，这是宗庙不能与周朝相同。周朝的门有五种：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并设立两观，鲁国虽然得以设立两观，但把周朝的皋门作为库门，应门作为雉门，这是门不能与周朝相同。至于马匹不说十二闲，而说延廏；社稷不说丧国之社，而说亳社，这些都是认为有差异的地方。由此说来，周朝虽然衰微，仍然不让诸侯与天子完全相同，难道成王、康王会这样做吗？所以在《春秋》中记载的，只是讥讽其不合节度，而没有讥讽其僭越，比如郊祭占卜四次，禘祭使用致夫人之类，既然受命于天子而赐予，也必定依据天子的命令而废除，鲁国不能自己决定，怎么能怪罪其子孙呢？至于八佾，也是天子的舞队。《论语》记载季氏“八佾舞于庭”，说：“这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呢！”而鲁国没有听说被指责，大概鲁国宗庙本来就可以使用吧？昭公出逃，子家驹说：“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已经很久了。”昭公说：“我哪里僭越了呢？”子家驹说：“设立两观，乘坐大路，拿着朱干玉戚跳大夏舞，用八佾跳大武舞，这些都是天子的礼制。”认为不该拥有而使用，所以子家驹认为是僭越；认为有所受命，所以昭公认为不是僭越。如果出自成王、康王的政令，而周公所应得的，又何必有子家驹的话呢？考察仲子的宫庙，初次献舞六佾，《谷梁传》认为是开始。厉乐，大概也没有深思吧。
《明堂位》《祭统》说周公得以使用天子礼乐，都是汉儒的剽窃之语，不知道其本源。所以《明堂位》说成王因为周公有功劳于天下而赐予他，而周公活着时成王就赐予他。《祭统》说周公死后，成王、康王追念周公的功劳而赐予他，是周公死后成王、康王相继赐予他。两种说法自己都不能确定，哪里有空闲讨论其实情呢？所谓外察郊社，内祭大尝禘，也不是这样。春秋没有记载“大尝”“大禘”的，“大禘”是自商朝区别于四时禘的名称，不是周公的名称。如果乙亥日尝祭，正是秋祭，本来不应当记载，记载它是想显示前次尝祭的急切，也不是“大尝”。这怎么值得完全相信呢？然而说没有也不可以，所以我不得已而采纳它。吕不韦，因为他所听到的先秦传闻较近。天子雩祭上帝，诸侯雩祭上公，因为雩祭上帝所以称为“大雩”，像大飨、大旅之类。鲁国得以“大雩”，正是天子的事，而左氏没有“大尝”却讲“大尝”，有“大雩”反而不讲，其浅陋尤其可见了。
有人说：重祭，外面是郊社。郊祭固然不是鲁国所能做的，社祭则诸侯都有。为什么称为重祭？大概诸侯只能为其国社祭而已，至于亡国之社，则不是天子不能有。而鲁国见到亳社遭灾，这是周公的赐予。凡是礼制所记载的，大概都只防备得其端倪而不详尽，所以得失确实各占一半。不是深通经义的人不能辨别。
高子，左氏不为传。谷梁说：“高子尊贵他。”不说派遣，为什么呢？不认为是齐侯派遣高子。公羊说：“不称派遣我，是没有君主。”不命名是喜欢他。为什么喜欢他？纠正我，仍然期望高子。公羊认为桓公派遣将南阳之甲的是对的，认为立僖公的是错的。季子听说祸难，带着僖公到邾国，大概是跟随姜氏派遣，不能与庆父一起。等到高子到达，于是与他一起结盟，而立僖公。那么使平定鲁国祸乱的是桓公，而结盟立僖公的是高子。这是高子的盟约不称派遣而得以以子字见褒奖的原因吗？派遣他平定祸乱而趁机立君，鲁国由此安定，这也是桓公的功劳了。然而不归功给桓公而归功给高子，是因为他不能讨伐庆父，那么虽然平定祸乱已经晚了，仍然因为他称霸而不亲自受贬。仲孙高子只剥夺他的派遣而深致意于高子，这是为了桓公的弊病。
春秋考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十三
宋 叶梦得 撰
僖公
外国的公子弑杀其君，没有不记载的；而庆父弑杀闵公，却不记载。外国的大夫杀未逾年君之子，未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