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九

译查考《士冠礼》记载：“爵弁服配红色蔽膝”，这大概是正士的礼服，难道是根据这一点来推论的吗？

译鲁国的各位国君都没有记载免除丧服后朝见周王的事情，只有庄公被记载了。周王派遣荣叔来赐予桓公命服，文公被记载了。周天王派遣毛伯来赐予国君命服，成公被记载了。天子派遣召伯来赐予国君命服。总共出现了三次。桓公未曾朝见周王接受任命，而是事后追赐给他。文公没有服完丧期就朝见周王，却先赐给他命服。成公没有功劳德行却额外赐予他。这些都是因为有所作为才被记载，那么那些没有被记载的诸侯，难道都是因为朝见并接受任命成为常事所以不记载吗？杜预注解“毛伯来赐予国君命服”说：“诸侯即位，天子赐予命圭，合瑞作为信物。”用《左传》所记载的“周公忌父、王子党会同齐国的隰朋拥立晋惠公，第二年周王派遣召武公和内史过赐予晋侯命服”作为证据。不知道这与文公的情况失当是一样的，却就把它当作礼制吗？然而诸侯中有功劳德行的人，有时会被加赐命服，这就与此不同了。比如“周王派遣召伯廖赐予齐侯命服”、“周王命令尹氏和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之类，就是《王制》所说的“三公为一命，如果有加赐则赐予”的情况。有来朝见而被赐予的，有就地赐予的，都称为锡命。就地赐予如上文所述，齐侯来朝见而被赐予。那么就像《诗经·韩奕》赞美宣王能够赐予诸侯命服，《采菽》篇说幽王赐予来朝见的诸侯不能按照礼制锡命，他们的施予各有恰当之处。而《谷梁传》却认为礼制只有接受任命而没有来赐予命服，把其他的锡命都认为是外在的，这也算是有所得但未尽其理。

《王制》说：“三公为一命，如果有加赐则赐予，但不过九命；次等国家的国君不过七命，小国家的国君不过五命，而没有提到大国。大概是因为衮冕是三公的服饰。他们出外封地时加一命，加赐上公九命的服饰，这就是所谓有加赐的大国。从三公类推，卿为六命，他们出外封地为侯伯，则毳冕加鷩冕七命的服饰；大夫为四命，他们出外封地为子男，则希冕加毳冕五命的服饰，就像三公加衮冕一样。所谓不过七命、不过五命，是指卿不越级而封公，大夫不越级而封侯伯。”这与《周官》所说的“五命赐服，七命赐国”相同，这是礼制中关于出外封地赐予的说法。然而《春秋》所说的“赐命”则与此不同，《春秋》中的诸侯本来已经出外封地了，刚开始即位时周王各自赐予他们应当穿的服饰，称为锡命。不是锡命的，那些称为“赐命”的，大概是加赐了他们不应当穿的服饰，而没有提升他们的爵位。怎么知道的呢？晋文公把楚国的俘虏献给周王，周王命令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予九命，制作伯和上公的服饰。然而文公仍然称侯而不称公，他的爵位没有增加。大概所谓“命”，是指服饰，而不是爵位。《尚书》说：“天命有德者，五服五章。”大概由爵位来辨别爵位，就是爵位的命，这是大宗伯所说的“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由服饰来辨别爵位，就是服饰的命，这是《典命》所说的“诸侯的五仪，诸臣的五等”的命，而它的事务则是宫室、车旗、衣服、礼仪。所以司士说：“以德行诏告爵位，以功劳诏告俸禄，以才能诏告事务，以资历安定食禄，并接着说。”意思是只有赐予没有定规，司士所诏告的是定规，周王所赐予的是没有定规的。那么成公所说的“天子派遣召伯来赐予国君命服”，难道也是从七命侯伯的服饰加赐九命上公的服饰吗？晋文公加上公的服饰而成为伯，成公加上公的服饰而没有成为伯。这又是锡命与赐命的区别。

《周官·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他们的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都根据命数作为节制。这是先王五等诸侯的区别。自从尧舜以来，敷奏以言语，明试以功劳，车服以彰明功绩。凡是赏赐诸侯，没有不以车服作为差别的。诸侯的服饰，就是司服所说的公的服饰从衮冕以下如同王的服饰，侯伯的服饰从鷩冕以下如同公的服饰，子男的服饰从毳冕以下如同侯伯的服饰。因此他们的车，就是巾车所说的王的五路：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旗用来接待同姓用来封地；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用来朝见异姓用来封地。就是这样，服饰有三等，而车则只以金路、象路区分同姓、异姓，都是一等。它们所以区别的地方，就是大行人所说的贰车九乘、七乘、五乘。先儒认为金路、象路既然用来封地，都可以自己乘坐，然而不应该都完全同于天子。那么它们的装饰，天子金路钩樊缨九就，建大旂；象路朱樊缨七就，建大赤。怀疑也有所降杀，下及于革路龙勒条缨五就，建大白；木路前樊鹄缨建大麾。许男死在军中，《左传》说诸侯死在朝堂加一等，死在军中加二等。于是有用衮冕收殓的，说是许以男爵加二等，得以与公同服，所以说用衮冕收殓。那么诸侯有功劳德行而加赐命服的，也是鷩冕者得以穿衮冕，贰车七乘者得以九乘之类吗？这只是增加他们车服的命数，不是迁移他们的爵位。晋曲沃武公诱杀小子侯，灭掉翼，没有得到自有晋国。他的大夫为他向天子的使者请命，见于《诗经》说：“岂曰无衣六兮？岂曰无衣七兮？六者天子之卿，七者出封为侯伯

译（前文省略）……的。”因此传言说周王任命武公统领一军，尊为晋侯。周孝王因为非子能够驯服西戎，将秦地封给他，让他作为周朝的附庸。到了秦襄公时，遭遇犬戎之难，他出兵协助周平王东迁，平王把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他，他才开始成为诸侯，接受显贵的礼服。他的大夫作了《终南》一诗来赞美他。这些都是刚开始被封为诸侯的情况。鲁僖公能够遵循伯禽的治国之法，在郊外的原野上放牧，鲁国人尊敬他。季孙行父请求周王颁下任命，史克为他作颂。这是有功德而受到加封的情况。然而周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任命，天王派毛伯来赐给文公任命，天子派召伯来赐给成公任命，这些都记载在《春秋》中，唯独僖公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凡是《春秋》中符合礼制的，就视为常事，不加以记载。桓公不朝见周王却受到追封，这些都是礼制中不应该有的，所以记载下来。至于僖公在颂歌中提到的，本来就是礼制中应当赐予的，所以不记载。至于齐桓公小白称霸，天子派宰孔赐给他大路车、龙旗、九旒、渠门、赤旗；晋文公重耳称霸，天子派尹氏赐给他大辂车、戎辂车、彤弓矢、玈弓矢、秬鬯酒、虎贲武士。这种任命为侯伯，所谓“八命作牧”的情况，虽然是加封，但不是鲁国的事，所以《春秋》也不记载。那么《春秋》中锡命、赐命一共出现三次：桓公、文公，是从即位之礼而额外赐予的，只有成公、僖公。一个是因为无功无德且不合礼制而记载，一个是因为有功有德且合乎礼制而不记载，由此可见《春秋》的笔法。迁徙和灭国是三代圣王的刑罚。齐国迁徙纪、邢、鄑、郚，难道可以用《舜典》中说的“把三苗流放到三危”，而《皋陶谟》中说的“迁徙有苗”来解释吗？那么舜也进行了迁徙。成王向东讨伐淮夷，于是攻占奄国，打算把奄君迁徙到蒲姑。周公告诉召公作了《将蒲姑》。孔氏认为成王刚执政，淮夷、奄国又叛乱，成王亲自征讨，因为他们屡次反复，于是灭掉奄国并迁徙他们。这是成王的迁徙。然而如果说迁徙他们的君主，就不能说灭国，只是迁徙他们的土地，就像三苗被迁到三危一样。孔氏的说法是错误的。宋人迁徙宿国，齐人迁徙阳国，这也是保留其君长而迁徙他们的情况。但这是诸侯所不应该做的，所以受到贬斥。至于淮夷则是被灭掉了。《周官》说成王既废黜了商朝的命数，又灭掉了淮夷。难道只有成王是这样吗？孟子说等到纣王在位时，天下又大乱，周公辅佐武王诛杀纣王，讨伐奄国，三年讨伐其君主，把飞廉驱逐到海边并杀了他，灭掉的国家有五十个。大概纣王末期，政令不行，诸侯习惯于动乱的很多。征伐葛国、戡定黎国、讨伐崇国，商汤、周文王都不能停止。到了武王得到天下，还有没有完全臣服的，虽然灭国多达五十，也不嫌多。这不是《春秋》时期诸侯所能比拟的。灭国，是罪行。又有会合诸侯然后灭国的，会合灭国，是罪行。又有把他们的君主抓回来杀掉的，怎么能不加以纠正呢？所以迁徙和灭国虽然是三代圣王的刑罚，但在《春秋》时期是不可以实行的。大司马九伐之法规定：“内外混乱，行为像鸟兽一样，就灭掉它”，而没有所谓迁徙的说法。大概是因为讨伐得到之后才迁徙，不是直接出兵去迁徙，尤其可以看出先王对迁徙人的谨慎？迁徙人不像对待有苗和奄国那样，也是不做的。

译按照礼制，诸侯的女儿嫁作夫人，如果父母健在，每年可以回娘家一次；如果父母去世，则派人代为回娘家，这是为了避嫌。《泉水》这首诗，说的是卫国女子在父母去世后思念回娘家却未能成行；《载驰》这首诗，说的是许穆公夫人思念回国吊唁兄长，但因不合道义而不能回去，就是这样的道理。桓公的祸患，从泺水之会以及文姜前往齐国时就已经开始了，这本来就不必多说了。作为庄公，既不能向天子申诉以讨伐齐国的罪行，又不能以道义来纠正文姜，反而让文姜住在齐国。从人伦道义来说，忘却杀父之仇而纵容母亲淫乱，这是礼义所不能容忍的。《春秋》不记载夫人回娘家的事，却记载了她在禚、在防、在谷三次会见齐侯，中间还有前往齐国军队、宴请齐侯的事，却从未用贬斥的言辞来批评。这是因为《春秋》是礼的大纲。凡是礼所规定的，都有明确的刑名和职分，体现在言语动作之间，明显不可违背，天下谁不共同遵循？违背了就是罪过。只要记载事实，所谓不等待贬斥断绝而罪行自然显现。所以夫人会见、宴请、前往军队，没有不正当地记载齐侯的。至于庄公与齐人在禚地打猎，记载为“齐人”而不记载“齐侯与庄公打猎”，这难道是细微之处吗？那是齐侯。而称“人”是可以以礼义来责备的，称“齐侯”是因为庄公的缘故。季氏比周公还富有，冉求为他聚敛财富并加以增益，孔子说：“这不是我的门徒，你们可以敲着鼓去攻打他。”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烂的木头不可雕刻，粪土一样的墙壁不可粉刷。”对于宰予还有什么可责备的呢？聚敛财富和白天睡觉，过错是一样的。为什么冉求还要论其罪过，而宰予就被断绝关系不再收录呢？因为聚敛虽然贪婪，其余方面还可以行善；而白天睡觉则意味着所有行善的道理都废弃了。这是孔子在《春秋》中轻重取舍的辨别。现在如果不把夫人视为齐侯，而把庄公视为齐侯，夫人还能立于天地之间吗？所以《诗经·齐风》的五篇中，《南山》《敝笱》《载驰》是为襄公和文姜作的三篇，《猗嗟》是为庄公作的一篇，都斥责齐子，并通过《鲁道有荡》来体现。到了庄公，只说他有威仪技艺，这就是所谓有仪节而无礼义。诗人的情感宽恕，最终归于恩义，所以用恩义掩盖道义来讽刺，还是希望听到的人知道悔改。《春秋》的道义严厉，最终归于正义，所以用正义掩盖恩义来断绝关系，就让人无法再被看见。这样天下后世确立人伦道义的基础才深厚，对人伦的期望才厚重。

文姜与齐侯相会三次，庄公不能禁止。《春秋》正当地记载齐侯的爵位，其断绝关系已经非常深了。而在庄公末年，又与杞伯姬在洮地相会，那么起初还可以用礼义来期望他吗？当时，公子友看见却不能纠正，可以说国家没有人才了。伯姬在二十五年嫁到杞国，子叔姬是公子。不称“子”，是因为她是姑姊妹。庄公立国二十五年伯姬才出嫁，也已经晚了。两年后举行这次相会，难道是因为父母去世而不能回娘家吗？然而春天在防地相会，冬天相见，伯姬来了就是回娘家了。接着记载杞伯来朝见，同在一岁之间。杞国在桓公二年以侯的身份出现，到这里称伯，意思是伯姬出嫁后，杞侯废弃周礼有不恰当的地方，庄公断绝关系不让她回去，所以请求相会以向庄公请罪，庄公答应，杞伯也跟随来朝见。比较事情考察，应当是这样。洮地的相会不同于禚地的相会，不能用齐侯、文姜来责备庄公和伯姬。但他们违背礼制是一样的，所以用同样的言辞。这可以看出《春秋》爱护礼制如此严厉，不因事情不同而稍微宽容。礼制中，夫人有宴请诸侯的礼节，而没有与诸侯相会的礼节。相会是天子不时见的诸侯的名称，诸侯僭越使用，本来就有罪了，何况夫人呢？而记载礼制的人说，不是祭祀，男女不交换酒杯，以此来防范百姓。阳侯还杀死缪侯并窃取他的夫人，所以大宴废除夫人的礼节。郑氏说，同姓议论者认为王宴请诸侯与诸侯互相宴请，后夫人与亚献特别相同，异姓不同。大宗伯在大宾客时代理并载祼，说的是异姓。内宰凡宾客的祼献瑶爵都赞，说的是同姓。瑶爵是夫人的器物，大概同姓则后夫人亲自献，异姓则让代理献。由此说来，周朝兴盛时，夫人有宴请同姓诸侯的礼节。大概诸侯朝聘，他们致送饭食和熟食互相表示友好，后夫人没有不参与的，所以礼成后宴请也像这样。自从阳侯废除，不知开始于何时，而文姜与齐侯相会，施行于祝丘。古代，牺象不出门，嘉乐不在野外合奏。窃取诸侯的僭越礼节而施行于齐侯，已经罪不可赦了，何况窃取先王的遗留礼节而施行呢？所以整个春秋时期夫人的宴请，才出现一次。三家使用《雍》诗撤去祭品，孔子还认为他们不仁，说：“人如果不仁，礼制怎么办？人如果不仁，音乐怎么办？”像文姜，难道只是不仁而已吗？只是相会而已吗？至于前往军队。前往军队还不够，至于宴请，这就是《春秋》详细记载，而不稍微宽容的原因。

君子不责备人有过错，而贵在改过，所以成全人的美德，而去掉他的恶行。所以说：人谁没有过错，过错能改，没有比这更大的善了。所厌恶过错的，是因为依仗始终不悔改。所以《春秋》谨慎对待。文姜的罪过，从桓公被杀开始记载，住在齐国就已经到了极点。这在王法上是应当诛杀而不能有的。然而儿子没有断绝母亲之道，

译那么道义上就有不得不揭露的情况，所以只是隐去他归国的记载，以彰显鲁人的心意。然而不久后他又显露出恶行，在禚地会见齐侯，这就终究不能为他掩饰了。所以接着记载他到齐国、在祝丘宴请齐侯、在防地会见齐侯、在谷地会见齐侯、到齐国、到莒国，斥责齐侯而直言不讳，以此来显示他的罪恶深重而无法掩盖。自从僖公七年谷地会盟之后，小白就已经称霸了。假如小白能够申明王法，尚且应当追究惩治他的罪行，并一并纠正他与哀姜等事，既然牵连到鲁襄公，那么小白也就无法替他开脱了。文姜虽然免于被小白诛杀，却不能免于被《春秋》的笔法诛杀，因此用尽言辞来彰显她的罪过，与亲自施加刑罚没有区别。鲁昭公起初因为少姜的丧事前往晋国，就已经丧失了作为国君的道理。晋平公退避并谢罪说：“她不是正妻，请国君不要受辱，没能见到您就回去了。”从有羞耻心的人的角度来说，会有无法忍受这种耻辱的感觉，应当无颜面对本国百姓，但昭公却不以为耻。等到晋平公去世，昭公即位，又前往朝见，再次因为莒人的控诉而被拒绝，这也该停止了。第二年平丘会盟，他不参与盟誓，却又去朝见，再次因为邾国和莒国的控诉而被拒绝。到了二十一年，又去朝见，再次因为解虞之战的事由而被拒绝，那么昭公自我抛弃、忘却国家，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连续四次记载“公如晋至河”，然后才揭露昭公并彰显其事，不略写言辞。到了二十三年，昭公到晋国到达黄河边，生病，于是后来才见到晋君，既然生病，那么之前就是假装无病而拒绝接见，不接纳他。哪有堂堂拥有七百里国土的国家，与南面称王的君主并列于五服之内，却被他人如此轻视的呢？假如昭公在少姜被辞退时，能够慷慨地回国并修明国政，以赢得霸主的尊重，那么《春秋》必定会有为他隐讳而不记载的情况。一次被辞退都不以为耻，竟然达到四次，那么即使有诚恳爱护君主的心，又能施加在哪里呢？所以也用尽言辞来逐一显露他的过错。《易经》说：“恶行不积累，不足以毁灭自身。”这是说文姜的。孟子说：“以无耻为耻，那就真的无耻了。”这是说昭公的。所以《春秋》有不发怒的威严，不杀人的刑罚，在文姜和昭公身上体现出来了。

译孟子回答滕文公关于地处齐楚之间、竭尽全力侍奉却仍不能免于祸患的问题时，认为应当先挖深护城河，修筑城墙，与百姓共同守卫，即使拼死效命百姓也不离去，这样才是可以做到的。他的意思是，如果百姓与我共同守卫，那么我就能守住；如果百姓不与我共同守卫而我强行守卫，那就是用养育百姓的东西来伤害百姓。所以用周太王离开邠地的事例来说，认为这不是主动选择而采取的，而是迫不得已。像这样，诸侯就有了离开自己国家的道理。后来他又说，有人说这是世代守护的职责，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应当效死而不离去。他的意思是，即使百姓离去，我也不可以不守卫，即使死也不逃避。这两者，是孟子所不能决断的。用礼制来考察，国君为社稷而死，大夫为民众而死，士为法度而死，这是常道而不可改变的。所以国君离开国家，有人阻止他说：“怎么能离开社稷呢？”大夫说：“怎么能离开宗庙呢？”于是王道不能推行于天下，强国欺凌弱国，人多者暴虐人少者，就像齐楚对待滕国那样，白白牺牲百姓是不可以的，自身死亡国家灭亡而丧失宗庙也是不可以的，哪里比得上像太王那样做以等待后世子孙呢？所以说：“如果行善，后世子孙必定会有称王天下的。”君子创立基业留下传统，是为了可以继承。这就是《春秋》赞许纪侯大大离开自己国家的原因吧？如果孟子可以说是懂得《春秋》了。况且孟子难道没有说过：“限制百姓不靠疆界的界限，巩固国家不靠山川的险要，威震天下不靠兵器的锋利。”得到道义的人帮助多，失去道义的人帮助少。帮助多到极点，天下都顺从他；帮助少到极点，连亲戚都背叛他。然而不把这些告诉滕文公而提到太王，大概是因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有理性道义之心。这种心存在，那么理性道义就可以实行。如果仁不足以保存恻隐之心，义不足以激发羞恶之心，那些自己丧失本心的人，只想着获取罢了。这叫做逾越界限放纵检点，不是真正的人，我难道可以用理性道义来期望他们吗？《春秋》时期，晋楚争夺霸权，郑国夹在中间，自从郑伯逃避盟约依附楚国，诸侯共同讨伐他。郑国不能自立，已经很久了。牺牲玉帛，等待在两国边境，只跟随强者。鲁襄公八年，楚子囊攻打郑国，讨伐它侵犯蔡国。子驷、子国、子耳想要跟随楚国，子孔、子展想要等待晋国。子驷说：“百姓危急了，暂且跟随楚国以缓解我们的百姓。晋军到来，我们再跟随它，恭敬地准备财帛以对待来者，这是小国的道理。”子展说：“晋君正英明，四军没有缺漏，八乡和睦，必定不会抛弃郑国。楚军遥远，粮食将尽。必定会迅速回国，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子驷最终跟随楚国而拒绝晋国，晋人来讨伐，郑国求和，而晋人在盟书上说：‘郑国如果不只听晋国的命令，而有异心的人，就有这样的盟约。’子驷改为：‘郑国不只听从有礼和强大可以庇护百姓的人，而敢有异心的人，也这样。’晋人不能强行改变。后来虽然有萧鱼之会，但有时依附晋国有时依附楚国互相往来，两国最终都不能确定，这是楚共王、晋悼公的做法。由此说来，如果理性道义没有消亡，即使是共王、悼公也不敢灭掉郑国；而齐僖公对于纪国，则不同。纪国既然没有贤臣与他共同治理，齐国袭击它而没有成功，于是兼并了它的郱、鄑、郚三邑，那么理性道义就不可期望了。请求酅地以继任之后，而离开它，使纪季能够有所立足吗？那么用来恢复齐国的，本来还不晚。如果不然，即使我死在那里而国家于是灭亡，对纪国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至于成功则是天意’。纪侯大概知道了。这不是齐纪的争论，而是僖公、纪侯的争论。如果僖公能像共王、悼公对待郑国那样，那么纪侯又何必离开呢？只有通达事理的人才能观察时势而不违背道义，只有懂得道理的人才能顺应时势而不丧失政令。所以我认为孟子懂得《春秋》。

有人说王人子突救援卫国，我认为救援不是王道。《周官》大司马救援无辜，讨伐有罪，那么救援也是王道，怎么能说不是呢？这不是指子突说的。当时四国党附王子朔，想用武力共同拥立他为王，不失其为王，那么讨伐四国而惩罚有罪，朔自然就不能被拥立了，哪里需要子突救援？现在不能讨伐四国而只救援黔牟，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不是王道的原因。虽然如此，我不是不知道讨伐四国，四国的强大，不是王师所能施加的，所以不得已救援黔牟，还胜过不救援，那么舍弃讨伐而进行救援，这就是《春秋》推究其情，而子突得到褒扬的原因。

《周官》大司马春天教习振旅，于是进行搜田；夏天教习苃舍，于是进行苖田；秋天教习治兵，于是进行狝田；冬天教习大阅，于是进行狩田。这是趁着四季的田猎，来讲习武事，各自推举其事作为主要任务。《左传》记载臧僖伯的话，既说春搜、夏苖、秋狝、冬狩，又说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这大概是大比会合六乡四郊的官吏，平定教治，端正政事，考核夫屋及其众寡、六畜、兵器，以等待政令的人。所以《春秋》凡是记载搜，都称为大搜。那么庄公记载春甲午治兵，难道只是以失时为原因吗？《左传》记载楚子派子文在睽治兵，那么将要围宋；子庚率师在汾治兵，那么将要伐晋；晋侯在绵上搜以治兵，那么将要命令诸将。像这样的

译所谓“类”，大概凡是因有事而演习战事，都先要整治军队，那么这一定不是秋季狩猎所必须做的了。然而左氏却说春天在宗庙整治军队，是合乎礼制的。礼制中并没有在宗庙整治军队的规定，即使允许在宗庙整治军队，这在周代属于冬季的事务却在春天兴起，又怎么能说是合乎礼制呢？整治军队不特意选择地点，其不在宗庙尤其明显了。《公羊传》认为这是等待时机，所以《春秋》为此造辞说：“我将在甲午这一天整治军队。”于是意思并不归属于下文。如果把陈、蔡之事另看作一件事，鲁国军队没有名义而出征，出征后滞留时间很长的也很多，这算不上大恶，又何必忌讳而为此造辞呢？

译郕国向齐军投降，齐人使鄣国投降，这是它们的罪状之一，但《春秋》的记载用词不同。“降”是相对于“叛”而言的辞令。有了叛乱，然后才有投降。《周官》中记载大司马九伐之法：凭险不服从的，就入侵讨伐。先儒以密人不恭敬，敢于抗拒大国来解释，认为不服从侍奉大国，这些附庸国有的属于邑，有的属于方伯连帅管辖，有所隶属而不顺从的，就必须向周王请示然后讨伐，服罪之后才接受其投降。所以环人环绕四方，处理各种变故，包围城邑是其中一种，这是天子的政令。诸侯各自守卫自己的封土，互不称叛称服，那么就没有诸侯接受投降而擅自收纳降者的道理，这都是罪过。齐人使鄣国投降，不提及鄣国叛乱，直接显示以众暴寡、以力胁迫，那么理亏之处自然显现。至于郕国向齐军投降，前面已经说了“我军与齐军包围了郕”，不能再说是齐军使郕投降，又无法区分是向齐投降还是向我投降，不得不随着事态变化改变措辞。然而说“降于齐师”，而不说“降于齐”，这也是以武力胁迫的意思。即使不是以武力胁迫而自行投降，如果不是我国的封土尚且不可收纳，何况是用军队呢？失去国土的国君与逃避罪责的大臣，出逃到诸侯国，互相作为援助，凭借兵力强大返回自己国家的，《春秋》都记载为“纳”。“纳”的意思是，从外部进入，而不是内部所愿意接纳的。但也必须看其是否正当。收纳应当收纳的人，是正当的，即使没能收纳，也都以“纳”来记载。收纳不应当收纳的人，是不正当的，即使能收纳，也都省略不记。所以收纳子纠、收纳顿子、收纳北燕伯于阳、收纳卫世子蒯聩，都不是他们应当君临的人，那么一定是嫡系且适宜继承宗庙的人。邾国的防菑虽然不正当，但赞许他没能收纳，还是得以记载为“纳”。陈国的公孙宁、仪行父，是与他们的国君淫乱而导致祸患的人。灵公被杀，虽然能向楚国申诉以讨伐夏徵舒，但也得以记载为“纳”，难道没有过错吗？古时候，父亲的仇敌不与共戴天，国君的仇敌如同父亲，所以《春秋》中君被杀而贼不讨，不记载葬礼，因为这是活着的人的事。君被杀而贼不讨，是没有臣子，即使活着也不如死了。它对臣子的要求如此严格。然而弑君的有二十五起，讨伐并得以记载葬礼的才三人：卫桓公、齐襄公，而陈灵公居其一。蔡景公、许悼公得以记载葬礼，是《春秋》的道义，而不是因为他们能讨伐贼人。晋惠公能杀里克，但卓不得记载葬礼；卫献公能杀宁喜，但剽不得记载葬礼，因为杀他们的人不是以罪责讨伐。由此说来，陈灵公被杀，陈国并非没有臣子，没有一个人诛杀夏徵舒，公孙宁、仪行父虽然跟随国君作恶，但他们有能力借助强国来为君报仇，难道不足以让当世的臣子感到羞愧吗？何况那些不能讨伐贼人的人呢？楚子收纳这两人，固然未必能权衡道义，而《春秋》的意思，认为灵公君臣互相戏弄，而厌恶徵舒，这两人起初并不期望国君被杀。如果知道会这样，也未必肯做。那么陈国的臣子，谁不是吃国君的俸禄？不能讨伐徵舒，而这两人独自讨伐，那么他们侍奉国君，整个陈国的人都比不上。迎合国君的恶行，罪过较小；为君报仇，功劳较大。除了《春秋》谁能分辨？左氏认为收纳这两人是合乎礼的，我固然不知道他的说法，而谷梁氏认为这是辅助别人不能治理百姓，而讨伐还可以；进入别人的国家，控制别人的上下，使得他们不能遵循君臣之道，不可挽回，因此认为这是不对的。大概是不了解这两人向楚国申诉的事，而一概用内部不接受的意思来推测，难道不知道记载“纳”是《春秋》所赞许的吗？所以我认为，如果事理上不通，就求之于道义，谁说谷梁氏不通晓这个道理呢？凡是收纳国君、收纳世子、收纳人君，以“纳”来记载的，都是赞许其收纳的。收纳不是诸侯所能做的，而《春秋》为什么赞许他们？国君、世子失去国家，大夫失去职位，天子不能纠正，而邻国的诸侯有能收纳他们的，道义上不得不赞许，如同分封一样。这也是所谓的实质赞许而文辞不赞许。我凭什么知道？卫朔排斥伋、寿而夺取他们的位子，道义上不可以得到国家，而诸侯抗拒王命而收纳他，所以不记载“纳”而记载“伐”。齐昭虽然受命于小白以归属宋国，但庶长子有无亏在，宋襄公强行与齐国作战而收纳昭，所以不记载“纳”而记载“战”。这是道义上不得收纳的。收纳而正当，只纠正其名分，上面不系属国家，下面不见国家，因为作为国君，本来是他的国家，不待记载而可知。《春秋》能纠正其辞令的，只有齐子纠一人而已。所以记载说“伐齐纳子纠”，上面不说齐子纠，下面不说纳子纠于齐，是以武力致之。然而有善有不善，只看道义所在，如九江纳锡大圭之类，这是收纳的善者；纳郜鼎于庙之类，这是收纳的不善者。现在道义上不可收纳的，既然不能以“纳”来记载，那么凡是记载“纳”的，固然没有不善的了。而公羊氏以“纳”为“入”的辞令，是错误的。凡是“入”没有善的，所以通称为逆辞，难道是“纳”的意思吗？谷梁氏一概认为内部不接受，这适用于郜鼎可以。而不可适用于国君世子。如果内部接受就不收纳了。《春秋》所主张的不在于接受不接受。然而收纳顿子于顿，收纳北燕伯于阳，这是国君；收纳卫蒯聩于戚，这是世子。为什么上面击打国家，下面见国家呢？顿子、北燕伯，国君不系属国家，就无法命名

译罢了。顿子见于顿者，是为了区别于围陈嫌的情况；北燕见于阳者，是因为尚未得到北燕。卫国的蒯聩，当时辄在国内，国家已有君主。《春秋》将要区分蒯聩的正统与辄的不正统，不能称他为公子蒯聩，所以取他身为世子之名，连带卫国来表明这一点。这与郑忽、蔡有相同的措辞，都是为了表明辄的情况。文中说“于戚”，那么辄也未能得到卫国的说法。然而邾国的防菑是不正统的，为什么也记载“晋人纳防菑于邾”呢？大概是想表明未能成功接纳才是正统，就不能先显示接纳防菑。至于公孙寜、仪行父，则是跟随君主陷入动乱的人。君主被弑而逃亡，他们的地位已经断绝，自然不能依附于陈国。因为他们能够向外寻求援助，讨伐贼人并恢复君主的仇恨，使陈国的臣子感到羞愧，所以即使让他们复位也可以，就不能不显示陈国。否则，上不依附国家，下不显示国家，那么接纳他们去哪里呢？这些都是有所为而说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春秋》与其接纳而得到正统的措辞，只有子纠一人罢了。凡是内部战争说“战于某”，都不记载败绩；说“败某师”，都不说战。左氏在庄公十一年发出条例说：“凡是军队敌人没有列阵叫做败某师，都列阵叫做战，大崩溃叫做败绩。”这是未曾知道内外之辨。《春秋》内部是鲁国而外部是诸侯，内部的措辞未曾不与外部的措辞不同，何况军事的胜败呢？现在记载“及某师战于某”的有三处：干时、奚、升陉；“败某师于某”的有七处：在公的有五处，菅、长勺、乘丘、鄑、偃；在内臣的有两处，郦、蚡泉。只有干时的战争说败绩。内部战争记载战就不记载败，记载败就不记载战，战与败分别成为两种措辞。至于外部战争，一概记载“某师及某师战”、“某师败绩”，在那里记载那里，在这里记载这里，合而为一，这难道没有意图吗？公羊、谷梁以“战于某”为内部失败，以“败某师”为内部胜利。内部失败忌讳不说，所以有的说“内部不说战，说战就是失败了”；有的说“内部忌讳失败，举出可以说的”。内部胜利举出重要的，所以公羊都不解释，而谷梁说：“内部不说战，举出大的。”差不多知道经文了。然而谷梁还是以“败某师不日”为疑战，疑战而说：败胜，是内部的。这就接近左氏所说的“敌人没有列阵，叫做败某师”，大概是拘泥于日不日的条例。而且左氏说“宋国侵犯我国，我们抵御它。宋军没有列阵而逼近我们，在鄑地打败他们。”这未必有实情，只是不知道内部措辞的不同，只看到文字直接说“败某师”，所以这样说。郦地的战役，记载“壬午，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打败莒国军队，俘获莒挐。”这是记载日期的。谷梁认为“公子友屏退左右，与莒挐搏斗，夺取他的宝刀孟劳杀了他，所以记载俘获莒挐，以厌恶公子友的欺骗。”如果是这样就是疑战了，为什么反而记载日期呢？日不日，本来不足以依据。怎么知道说战就是失败呢？干时的战争，已经自己说败绩，而升陉的战役，又是我方打败邾人，俘获公胄，悬挂在鱼门，而两次战争都失败了。所以“败某师”有时说公，有时说内臣，而战于某，都只说及，而隐去公，不是以失败为耻吗？干时的战争，独自说败绩，这又是《春秋》的不同文字，不能用常规条例拘束。

译等到某国军队作战，以及在某地击败某国军队，这都是针对敌对一国的措辞，以我方为主语。所以“及”字，意思是我方主导这场战争；而“败”字，意思是我方能够击败对方。桓公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这就不是仅仅我方了。然而因为是我方与郑国，主导战争的也是我方，所以不能说“我方与郑国军队战败”，因此与内辞相同，说“丁未在宋国作战”。桓公会见纪侯、郑伯以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作战，虽然我方在防地，但主导的是纪侯，不能说“我方击败某国军队”，所以与外辞相同，说“齐国军队、宋国军队、卫国军队、燕国军队战败”。《春秋》的言辞就是这样严谨。只有郎地之战，齐侯、卫侯、郑伯三国都来深入我方领土，这不是我方主导，不能说“及”，所以虽然与内辞相同，说“在郎地作战”，但特意加上“来”字，因为三国从外部到来，记录他们为此战而来，就像记录来聘问、来结盟一样。大凡“及”虽然指代外部，但也多以一国为主语。只有成公十六年记载“晋侯与楚子、郑伯在鄢陵作战，楚子、郑国军队战败”，这与之前桓公与齐、宋、卫、燕四国作战一样，厌恶诸侯相互勾结而侵犯他人。那么齐、卫、郑三国记载“来”，厌恶之意也很深了。

有人说：晋人在箕地、交刚地、大卤地击败狄人；楚人在娄林地、越地击败徐国，在檇李地击败吴国。这些都是外部战争，为什么与鲁国的措辞相同呢？晋国击败狄人，是以中原国家击败外族；楚国与徐国、越国与吴国，都是外部国家。外部国家交战而自相击败，不值得说“战败”，所以省略了，而改为内部避讳，与中原国家措辞相同。晋人与姜戎在殽地击败秦国军队，晋国虽然是中原国家，但不正当其在丧期，却与姜戎伏击秦国，所以贬低而与姜戎击败秦国的措辞相同。这同样适用于吴国在鸡父地击败顿、胡、沈、蔡、陈、许六国军队，六国都是中原国家，而吴国一并击败他们，所以总说击败六国军队，也省略了以示贬低，不嫌与措辞相同。只有楚国在莘地击败蔡国军队，把蔡侯献舞抓回，痛恨献舞夺取蔡季的君位，又愤怒息国而自取灭亡于楚国，他的罪过比殽地之战更重，所以虽然没有姜戎在其中，但相比外国互相击败的情况，更加痛恨他。

有人说：晋人与秦人在令狐地作战，晋人、秦人在河曲地作战，这些都是外部战争，为什么也与鲁国措辞相同？并不是措辞相同，这是按照交刚的例子，狄人省略而不记载“战败”。怎么知道的呢？《公羊传》都把这两次战争当作偏战，说：为什么不说是军队战败？因为势均力敌。意思是两军列阵恰好相当，没有胜负罢了。根据《左传》，河曲之战，赵穿先率领他的部下出击，赵盾担心秦国抓获赵穿而获胜，于是都出战，双方交绥。交绥的意思是两军撤退。说两军没有奋力作战而各自撤退，以此作为势均力敌是可以的。令狐之战，赵盾改立灵公，违背先蔑而拒绝公子雍，出兵抵御他。《左传》说：赵盾说：“先人有夺取人心的意思”，于是秘密出兵夜间出发，击败了秦国军队。根据《左传》的体例，应当记载为未列阵而战，击败秦国军队，这与前面正好相反，怎么能也当作交绥而记载为“战”呢？大概《公羊传》不知道这件事，只看到记载“战”而没有记载“战败”，推测为势均力敌。《左传》虽然知道这件事但不明白其中的义理，所以河曲交绥恰好偶然吻合。到了后世，则不明白它们相互矛盾而不探究义理，其实都不是真正懂得经义的人。现在用楚人与吴国在长岸地作战的例子来推论，正是因为他们连年兴兵不止，使百姓困苦，所以贬低而当作狄人看待。有的说“及”有的不说“及”，说“及”的，是我方主导战争而内辞为志；不说“及”的，是双方都想作战而互不相及。说“战”的，还是内辞，主方不胜以区别客方。《左传》说吴国公子鲂先战死，楚国军队大败吴国军队，俘获了他们的战船余皇，吴子光潜伏长胡子的人在船侧，夜间呼喊以扰乱楚国军队，又大败楚军，夺取余皇回去。以后面的战事为主，那么吴国就是击败楚国，所以用“战”来记载。《公羊传》、《谷梁传》都不知道这个，所以《公羊传》也认为是势均力敌，而《谷梁传》认为是进击楚子。吴楚在这里没有显示出优劣，为什么唯独进击楚子呢？尤其可以看出他们没有传承而随意猜测。《公羊传》、《谷梁传》都区分偏战与疑战。偏战，事先约定师期，选定日期列阵，各据一方，也称为前定之战。如鞌之战，晋军到达靡竿之下，齐国请求作战说：“不腆敝赋，诘朝请相见”，然后晋国人答应。〇之战，宋公与楚人约定在〇地北岸，楚军渡〇水而来，有司请求趁他们没完全渡河时攻击，宋公不同意之类。疑战，乘其不备，掩击之，怀疑而不信任，也称为诈战。殽之战，杞子让秦国秘密出兵袭击郑国，穆公听从。晋襄公听从先轸的话发令，迅速兴起姜戎，穿着丧服而伏击。鸡父之战，吴国用三千罪人先侵犯胡、沈、陈三国军队，三国争夺。吴国用三军从后面攻击，乘其混乱而击败他们，之类。《左传》不区分这两种战争而为例，说：“凡军队敌人未列阵叫击败某国军队，都列阵叫战。”那么都列阵的是两氏所说的偏战，未列阵的是两氏所说的疑战。所以记载事情多附会其例，而间有自相矛盾的，如令狐之战就是。那么其虚实也不能完全考证。如柏举之战，说阖闾的弟弟夫槩王早晨请求先攻击子常的军队，等他们逃跑后再用大军跟随，不被允许。夫槩王自己率领他的五千部下攻击，子常的军队逃跑，楚军混乱，于是击败他们。

译这也是所谓的疑战。于是先说两军在柏举列阵，既然两军都已列阵，那就是交战了，为什么还有先出动大军而进行攻击的说法呢？况且子常遭受攻击而大军却不救援，这又怎么说得通呢？这大概是因为经文记载了“战”，厌恶它与常例不符，所以强行编造说辞。大体上左氏这类情况，是不懂经文的书写法则而只求符合史实。至于鸡父之战的失败，涉及三个国家，公羊传自认为是偏战，而左氏所记载的却与柏举之事相近，这也未必正确。总之，鲁国记载战败自然是内部的措辞，而中原诸侯与外族交战记载战败的，是中原诸侯内部的措辞；外族之间交战记载战败的则略去，不与中原诸侯使用相同的措辞。中原诸侯与外族交战记载战败，而鸡父之战记载吴国击败三国，是为了显示胡子、沈子被灭；外族之间交战记载战败，而长岸之战记载楚国与吴国交战，是为了区别楚国未能取胜。这是《春秋》变通文辞的地方。偏战、疑战各自对应其敌人，经文起初并不以此作为辨别标准。所以鲁国记载“败某师”的，不能都说是未列阵的疑战。公羊传的说法都优于另外两家。

译吴国在鸡父击败了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起初《春秋》不记载“战”字，公羊学派认为这是不使中原诸侯主导战事，我本来就说这种观点不对。谷梁学派说中原诸侯没有战败，胡子髠、沈子盈，他们灭亡了吗？既然说战败，就解释了他们的灭亡，这也不对。邲之战，用荀林父和楚子说：“晋军大败了。”自己不能说楚军打败了晋军，怎么能说中原诸侯没有战败呢？左氏说：“不记载‘战’字，是因为楚军没有列阵。”大概是左氏认为楚军作为罪人侵犯三国，所以这样说。这些都是不通晓经义而随意臆测的说法。凡是《春秋》中夷狄打败中原诸侯，都没有记载“战”字的，大概是略写罢了。所以荆军在莘地打败蔡军，楚人在娄林打败徐国，于越在檇李打败吴国，三处记载用词相同。打败中原诸侯就说“师败”，夷狄则不说“师”。鸡父之战，就如同说荆军在莘地打败蔡军，这是《春秋》的常例。何必区分偏战、诈战、是否列阵呢？如果邲之战记载“战”，说晋军大败；鄢陵之战记载“战”，说郑军大败。这是因为荀林父、晋侯主导战事，这是中原诸侯的说法，不能用来贯通前面的例子。

凡是“取”都是对应“予”的说法。我的东西推让给别人，叫做“予”；不是我的东西从别人那里得到，叫做“取”。然而在取予之间，还有道义存在。所以说：“可以取，也可以不取，取了就伤害廉洁；可以予，也可以不予，给了就伤害恩惠。”给予尚且不可伤害恩惠，何况不是我的东西而强行从别人那里夺取呢？所以取郜国的大鼎，放入太庙，《春秋》记载“取”，表明大鼎是郜国的物品。取田地、取城邑、取附庸的国家，都叫做“取”，表明这些不是我的东西，各有其归属，却强行占有。那么齐人取子纠，杀了他，为什么用“取”字？这是为了纠正齐国而贬斥鲁国。子纠这个人，就像说鲁国有子纠，是齐国应该拥立的人，却寄托在鲁国。齐国应该拥立的人，齐国人就不能认为他是我的；寄托在鲁国，鲁国就可以做主，而不能交给齐国。鲁国不能完成寄托，让齐国人得以杀他，那么齐国不可取，鲁国可以不予，所以把子纠当作自己的东西，共同讥讽两国。有人怀疑管仲、晏子、叔向、子产，都是四国的贤大夫，管仲、子产尤其被《论语》称赞，而《春秋》一概不褒扬他们，为什么呢？《春秋》是为天下后世确立王法，不是因人而作的。善恶都体现在事情上，举起我的法度施加于上，让天下后世知道什么是鼓励、什么是禁止罢了，起初并不因为那个人是谁。管仲侍奉小白，子产侍奉简公、定公，都做了卿；晏子侍奉灵公、庄公、景公；叔向侍奉悼公、平公、昭公，虽然没做卿，都是大夫。这些人虽然能在《春秋》中出现，但未曾参与征伐、聘问会盟的事，《春秋》怎么能记载呢？即使曾经参与聘问会盟、征伐的事，其褒贬应当取决于事情如何，如果事情应当贬斥，那么即使这四个人也不能免罪，何况褒扬呢？将因为他们的贤能而让《春秋》强行记载，这必定要假借事情、虚构言辞，然后才能表达心意，那么《春秋》就成了好恶的私意，而不是确立王法了。

灭国，是大恶。然而孟子说周公辅佐武王，诛杀纣王，灭掉五十个国家，而天下非常高兴，那么灭国未必都不是善行。大概是内部混乱，行为像鸟兽一样，就灭掉它。先王把它作为九伐的最后一条，诸侯的罪过没有比这更重的了。不得已而至于夷平他们的宗庙，废除他们的社稷，认为不这样做，政教就无法在天下推行，而百姓就会受害，这固然是先王所不能避免的。然而周朝拥有天下，诸侯国家有一千八百个，他们受纣王恶习的影响很久了，而灭掉的才五十个，对周公来说还认为少了。《春秋》之初，从庄公十年开始见到齐军灭谭，那就是小白。根据传文考证，齐侯出访经过谭国，谭国不以礼相待，等到他回国，诸侯都来祝贺，而谭国又不来，所以讨伐无礼而灭掉它。果真如此，谭国的罪过还没到灭国的程度。即使是天子尚且不得灭掉它，何况齐国呢？《春秋》记载开始灭国，而没有加贬斥的辞语，也是因为这不是天子的命令，而擅自灭掉别人的国家，不需要贬斥断绝就自己显现出来了。

古代在官府任职的平民，为其国君服齐衰三个月，京畿内的百姓服天子也如此。大夫因道义离开他的国君，清扫宗庙而尚未断绝关系，也服齐衰三个月，说与平民相同。所谓因道义离开国君，是指三次劝谏不从，被放逐到郊外，国君赐给他玉环就返回，赐给他玉玦就离开。礼制规定，大夫离开国家越过国境，筑坛位面向祖国而哭，穿素衣素裳素冠，去掉缘饰和鞋，用素簚，乘髦马，不修剪指甲胡须，不祭祀饮食，不向人辩白无罪，妇人不当侍奉。三个月后恢复服用，按丧礼称为丧人，大概国君如同父亲一样，人而没有父亲，可以吗？等到最终离开而不返回，如果三代爵禄在朝廷有职位，出入在国有诏令告知，如果兄弟宗族尚存，就返回告知宗后。爵禄在朝廷有职位，是说他的子孙还有做官而在位的；出入在国有诏令告知，是说他的卿大夫吉凶之事还有告知而互相知晓的。因此还沿用旧国的法度，直到爵禄在朝廷没有职位，出入在国没有诏令告知，然后从断绝关系的那一天起遵循新国的法度。兴，是开始断绝的日子。只有上下都尽到道义，所以国君不轻易断绝臣子，臣子不轻易离开国君，而君臣之道重要。它的名称在春秋时期就不同了。大夫士离开国家，非

译如果有罪，凭借自身逃亡，那么必定会被迫追逐，不被国人所容，哪里会有从容不迫的人呢？所以《春秋》改变他的名字称为“奔”。在那个时候，即使是国君离开国家，尚且使用这个名称，何况是臣子呢？孟子论述礼制，说为旧君服丧，如果劝谏被采纳、言论被听从，恩泽施及百姓，因故离开，那么国君派人引导他出境，又在他所去的地方预先安排，离开三年不返回，然后收回他的田地和住宅，这是三种有礼的情况，大概是以先王时代的情况来说的。如果劝谏不被采纳、言论不被听从，恩泽不施及百姓，因故离开，那么国君就逮捕他，又在他所去的地方加以阻挠，离开的那天就收回他的田地和住宅，把他当作仇敌。那么《春秋》即使想不改变他的名字，难道能做到吗？

译《春秋考》卷九

经部，春秋类，《春秋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者》卷十

宋 叶梦得 撰

庄公

庄公在柯地结盟，《左传》起初并没有解说，只是说开始与齐国讲和罢了。大概自从鲁庄公十年长勺之战击败齐国之后，齐鲁两国未曾通好，到了这年春天，北杏会盟，齐国开始称霸，而鲁国没有参与，所以冬天举行这次盟会。或许是鲁国畏惧齐国强盛，请求和解以消除怨恨，《左传》的说法较为接近事实。《公羊传》、《谷梁传》却专门以不记载“曰遂为桓盟，不日”的论断来解释。《谷梁传》说：“这是曹刿的盟约，桓公的盟约虽然国内参与，不记载日期，是表示信任。”《公羊传》说：“桓公的盟约不记载日期，是因为会盟没有达成，表示信任。”根据《左传》，曹刿起初在十年间拜见庄公，正值长勺之战，庄公问凭借什么作战，曹刿认为小恩小惠不足以依赖，只有忠诚才可以，于是击败齐军，而在柯地结盟，曹刿并没有参与。《公羊传》记载曹子登上盟坛的事，认为曹子手持剑跟随齐桓公，胁迫小白，请求归还汶阳的田地，小白许诺，不与他结盟，认为胁迫下的盟约可以违背，而桓公不欺骗，曹子可以报仇，而桓公不怨恨，桓公的诚信显扬于天下，从柯地结盟开始。而司马迁写《刺客列传》，把曹子当作曹洙，又附加了话语：“小白既然割让鲁国侵占的田地，曹洙三次作战所丧失的土地全部归还给鲁国。”洙、刿读音相近，推测《谷梁传》所说的刿就是洙。然而看曹刿起初拜见庄公谈论作战，大概是接近懂得道义的人，并非刺客那种个人的勇武，与洙的事迹不类似。况且《春秋》记载夺取汶阳田地是在成公二年，而长勺之战，鲁国已经击败齐国，怎么会有齐国侵占的土地？柯地结盟之后，未曾再与齐国交战，怎么会有三次作战收复土地的事？这两者都没有事实依据，这大概是战国辩士假托的话，不值得相信。而《公羊传》、《谷梁传》拘泥于以日月为例的说法，看见鲁国与外部诸侯结盟多记载“曰”，所以作为公与外部结盟记载“日”的条例。然而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本来就不记载日期，何必都记载日期呢？如果仔细考察以柯地结盟为信任小白，那么蔑地与落姑又是什么信任而这样呢？这两个人不曾醒悟，而强行选取洙的事迹来成就他们的说法，因此不解说就能察觉他们的荒谬。

孔子说：“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依靠武力，这是管仲的力量。真是仁啊，真是仁啊。”又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百姓至今还受到他的恩赐。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散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孔子称赞管仲、桓公的功劳如此，然而称霸三十多年，《春秋》没有一句话稍微褒扬。从庄公十四年伐宋以“人”出现，从此伐郳、伐郑、伐戎、伐徐、伐山戎，二十多年都记载“人”，直到侵蔡之战，然后才开始称爵位。而七年伐郑，十七年伐英氏，又称“人”，终其一生十余年间，得以以爵位出现的只有九次，以军队出现的只有一次。难道称“人”的都是防备的吗？至于执郑詹、执陈辕涂、涂降、鄣迁阳，也都称“人”，那么说桓公图谋称霸而每次都以防备的人来做，道理上没有这样的事。我曾经考察过，《春秋》的写作，哀悯天下没有王者，于是著下法则留给天下后世，那么不是有兴起王业像汤、文王那样的人，难道是《春秋》所赞许的吗？当小白的时候，天下混乱到了极点，如果小白能成为汤、文王，那么以德行为本而以仁义施行，修养自身以通达于天下，有什么不可以做的呢？而小白对内治理本来就有愧。他想要尊崇王室而臣服诸侯，只有依靠武力罢了。鄄地会盟，是小白开始称霸，君子认为这是他所以被天下看重，而诸侯所不能及的地方。我稍微假借给他，那么天下都将趋向于霸业，而王道不再兴起了，所以伐宋之战，首先压制他而记载“人”。“人”所看重的，我所轻视的；“人”所给予的，我所夺取的。等到从鄄到淮会盟的有七次，从柯到匡结盟的有十次，两次幽地同盟十二年而见到两次，那么未曾一次记载“人”。这也是说：“如果小白能充实这些，那么王室何愁不尊崇？诸侯何愁不服从？”之前所说的“执”、“降”、“迁”，都不必做了。这与管仲的仁德，在于多次会合诸侯而不依靠武力的，大概就是这样吧？孟子说：“五霸，是三王的罪人。现在的诸侯，是五霸的罪人。”以现在的诸侯来说于五霸的时代，孔子之所以赞许；以五霸来说于三王的道，《春秋》之所以贬低。汤的征伐见于葛，文王的征伐见于崇，王者不是不使用征伐，只是不把它作为首要罢了。召陵之战，不能使屈完臣服，那么中原还未可保全；诸侯共同抵御楚国而郑伯独自逃避盟约，不纠正他的罪过，那么中原还未可。平定北戎，也是一个楚国。虽然不能在开始时治理，也不能不在最终纠正。这三者，将用来表明方伯的职责不可废弃，所以得以免于贬低，而与平常征伐的用词相同。古代的人，通达这个道理的只有孟子，所以以孔子门徒为无道桓文之事，而管仲的功劳为曾西所不为。历聘诸侯，未曾不以王道为先。而《公羊传》、《谷梁传》正以小白为异，为他解释说：“桓公的盟约不记载日期，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