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十五

译“者”，是也。〇后盖王之三公，出封于〇者。孔氏以为大司马，误矣。卿，牧伯之三卿也。元侯三军，将有征，则各有天子之命，以其卿为之将，故曰“卿帅之以承天子”。《采薇》所谓“文王之时，以天子之命命将师”，而管仲言“召康公命我太公五侯九伯，汝实征之”者，是也。自非牧伯，皆不得有师，但教民以卫其境，则四时之田是也。若牧伯出征，则以其卿帅从之，故曰“帅教卫以賛元侯”。自伯而下，皆无与君，则以其共元侯之赋而已。子服景伯亦曰：“王合诸侯，则伯帅侯牧以见于王；公帅之者也。伯合诸侯，则侯帅子男以见于伯。‘帅教卫以赞元侯’者也。”卫州吁欲修怨于郑，而请于宋曰：“君若伐郑，敝邑以赋与陈、蔡从此”，则所谓“帅赋以从诸侯”者也。季氏欲作三军，而豹以是为言，盖以鲁非方伯，不可有军，故曰：“善贡赋以共从者，犹惧有讨；若为元侯之所为，以怒大国，无乃不可乎？”作三军，事三家言之，皆不详，惟豹之言有证，而左氏不载，乃知左氏非鲁之正史，其不见当时事多矣，而所载未必皆鲁史，故其事多失也。

译诸侯大夫受三命，书写其名和氏；下士受一命，只书写其名。这是《春秋》的常例。凡是国内大夫与国外大夫结盟、会防、征伐，未曾不按照其国家来排序。除非是被贬斥而称“人”的，也没有让士参与大夫行列而排在上面的情况。只有襄公十四年，一年之中会防与会防征伐有三次：向地的会防，秦地的会防，戚地的会防。只有戚地的会防，记载了季孙宿、晋国的士匄、宋国的华阅、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孙虿、莒国人、邾国人，各自以国别列出名氏。莒、邾称“人”，这是正确的。而在向地的会防，记载了季孙宿、叔老、晋国的士匄、齐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郑国的公孙虿、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那么齐、宋、卫三国以“人”排在郑国公孙虿之前。秦地的征伐，记载了叔孙豹、晋国的荀偃、齐国人、宋国人、卫国的北宫括、郑国的公孙虿、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杞国人、小邾国人，那么齐、宋两国以“人”排在卫国北宫括之前。《左传》认为这两次会防，齐国因为崔杼，宋国因为华阅，卫国因为北宫括，都因为怠慢而被贬斥，所以称“人”。只有卫国的北宫括先怠慢后代理职务，所以唯独在戚地的会防中再次出现名氏。怠慢还是不尽职；代理还是能反省并整顿。不知道《左传》的依据是什么。我认为一年之中三次会防，鲁国出现了季孙宿、叔孙豹，晋国出现了士匄、荀偃，大概都是中途更换了人选。卫国出现了北宫括、孙林父，也是再次更换了人选。只有郑国的公孙虿未曾更换，那么怎么知道齐、宋、卫最初都是崔杼、北宫括、华阅呢？推测《左传》探求称“人”的含义而不得，只看到戚地的会防，所以故意编造这种说法。然而华阅后来没有说代理职务，为什么也再次出现名氏呢？况且《春秋》记载盟会、会防、征伐，由大夫主持事务，其善恶是非，正要归责于国君。大夫不能胜任任务，或不能完成使命，接受贿赂而返回，或战败而丧失军队之类的情况很多，未曾有一例贬斥到称“人”。为什么唯独这两次举动，仅仅在怠慢与代理之间计较呢？这大概是不对的。据我考证，这三次举动，大概是晋悼公时期，霸业开始振兴。向地、秦地的会防，三国都是派会防者前来，并非他们的大夫，只是以国家为序，不再加以区别，所以士得以排在大夫之上。这是晋悼公的做法。《春秋》认为这不合礼制，不能作为后世的法则，所以如实记载以彰显它。怎么知道是这样呢？襄公二十六年也记载了公侯会防，晋国人、郑国的良霄、宋国人、曹国人在澶渊。晋国称“人”，本来主持会防的人应当在上；而宋国称“人”，也是地位低微的，所以排在良霄之下。这是晋悼公死后，他的命令不再在后世实行了。《春秋》所记载的，义理所在，本来就有参差不齐的情况，唯独在爵位与称“人”的排序上混乱。尤其严重，不能完全解释。大概是变乱旧典，提升或贬黜先后顺序，只有主持会防的人这样做，所以只如实记载，罪过自然显现。《左传》不明白，却想迁就，以此作为曲解，难怪它不懂经义。

大饥，是因为百姓缺乏粮食。所以都在冬天记载。宣公十年冬，饥荒，之前有大水。宣公十五年冬，饥荒，之前有蝗虫。襄公二十四年大饥荒，之前也有大水。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宣公七年秋，大旱。都没有记载饥荒。大概旱灾只损害庄稼而已，大旱虽然严重，但不至于完全无收成。大水则凡是波及的地方都受害了。蝗虫在经文中出现十一次，而在秋天记载的有两次，宣公十五年占一次。其余有的在冬天，有的记载月份，其危害本来就不深。宣公十三年、十五年都在秋天记载，而十三年不记载饥荒，也是其危害有普遍与不普遍的区别。所以大水则出现饥荒，大旱不出现饥荒，百姓还有食物。有人认为是因为实行了荒政所以不饥荒，难道大旱都实行荒政，而两次大水一次蝗灾，荒政都不实行吗？僖公能实行荒政还可以，宣公哪里值得参与这件事呢？《谷梁传》认为两种谷物不丰收为饥，五种谷物不丰收为大饥，以区别于嗛和馑。康、嗛、馑这三个名称都不见于经文，也不一定是这样。凡是百姓缺乏粮食就记载，情况严重，又加以记载，都是为了重视民事而已，不是为了记录谷粟的多少。

昭公

《左传》记载楚子麇去世的事情，认为是公子围弑君，而《春秋》不记载弑君。《公羊传》、《谷梁传》认为麇是被卷围篡位取代而立，就是灵王。而《春秋》后来记载灵王去世说“楚子麇”，不认为是围。麇与围的名字都不同，有人认为是臣杀君而听从赴告，所以记载为卒，不是惩戒劝勉的意思，名字又都不同，怀疑《左传》的话是妄言。我认为《左传》固然不能完全依据，但必须旁见其违背之处，有可以参验的，然后才能以义理判断其是非。现在围的事情在《左传》中凡六七次出现，都相互印证。至于楚子抓获齐国的庆封并杀了他，又记载庆封说“没有谁像楚共王的庶子围弑杀其兄之子麇而取代他”，前后多次出现。《公羊传》、《谷梁传》对于麇去世不做解释，大概是没有看到这件事，不能为之解说，所以连名字都弄错了。而《谷梁传》记载庆封的事与《左传》完全相同，只是没有写明麇的名字，这在利害上没有什么计较，但也认为是公子围，而后说庆封不为灵王服丧，那么围是灵王就确凿了。并且为之解说，说《春秋》的义理，用尊贵治理卑贱，用贤能治理不肖，不用混乱治理混乱。孔子说“怀着恶意而讨伐，终身不服”，其反复如此，这是详细论述，与《左传》的传文都有来历，不是凭空臆造的。凡是《左传》的说法，其最关键的在于听从赴告。夫《春秋》确立大法，正是为了揭示人们所不能……

译“知”这一字，是确定人们所不能判断的事物的。如果明显知道赴告的内容是错误的，却顺从它而不加改正，那就是颠倒了名与实的关系，混淆了善与恶的界限，那又何必尊崇这部经典呢？唯独这一件事被特别记载，大概正是借它来彰显法则罢了。学者们不能理解，有的人说《春秋》中有顺从赴告的情况，这固然不对；而有的人因为不赞同顺从赴告，进而怀疑这种说法，这也是不对的。“围”字是为了防备，有的人说后来改成了“防”。

译《春秋》记载内外会盟共六次，其中三次都用了“及”字。凡是会盟必定是我方所希望的，从内方的意愿来表述，书中使用“及”字本来就很恰当。只有昭公七年记载“暨齐平”，《左传》不了解这一点，也是内方会盟却妄自认为是燕国与齐国会盟。既然您已经说过了，《谷梁传》坚持认为“暨”表示不得已的说法，说“以外方涉及内方叫暨”。我认为这样理解却不指明具体事件，或许还有人感到疑惑。事情不可能全部亲眼见到，本来就有通过连缀文辞、比较史实而可以推知的，请让我用宋公的弟弟辰这件事来证明并非如此。宋公做这件事是想让公子地回国，说：“我凭借国人之力驱逐了国君，谁还愿意与我共处？”仲佗、石彄是宋国的卿大夫，并非他们同谋而强迫他们行动，所以《春秋》记载“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陈”。这不是仲佗、石彄的本意。到了最后，宋公又不能使这三个人返回，于是与辰合谋叛乱，所以用“辰及佗、彄与地”来记载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进入萧地叛乱。”由此说来，君子区分“暨”与“及”的用字，难道是随意而为的吗？大概齐国自从襄公二十八年庆封来投奔之后，鲁国有接纳叛人的指责。昭公四年，诸侯跟随楚国抓获庆封并杀了他，鲁国再次没有预防，双方不通往来达十一年。到这时才开始向齐国求和，而齐国不得已才答应，这本来就不是齐国的愿望。因此改变用字来显示这一点，表明我方不能自强而侥幸得到他人的会盟。我凭什么知道这一点呢？记载叔孙婼到齐国哭泣结盟就可以看出来了。定公十年“及齐平”，之后才见到叔孙州仇到齐国。十一年“及郑平”，之后才见到叔还到郑国主持结盟。那么婼的盟会燕国，有什么关系呢？他不知道“暨”的意义，既妄自认为是齐国求和，又进而增添燕国的事，确实《左传》喜欢诬蔑啊。

《左传》因为去年冬天齐侯攻打北燕，今年正月记载“暨齐平”，于是承袭上文，认为是燕国与齐国会盟。《春秋》不记载外方会盟，只有“宋人及楚人平”，是因为宋国的缘故。按照《春秋》的大义，燕国和齐国凭什么得以记载呢？《左传》又不区分“暨”与“及”的意义，说齐国求和。况且《左传》先记载齐侯攻打北燕，将要拥立简公，晏子说不要进入，燕国已经有君主了。到这里又记载燕国派人求和，归还燕姬、瑶罋、玉椟、斚耳，没能拥立简公而返回。如果真是这样，这是燕国人害怕被攻打而用贿赂免除灾难，乃是燕国人求和，怎么能说是齐国人求和呢？如果说齐国人求和，那么经文应当记载“暨燕平”，事实与解释自然相反。详细考察其文意，燕国人求和本来与晏子的话相连续，最终去年冬天攻打的事与“暨齐平”，属于明年正月初，互不相干。《左传》不明白经文旨意，又不推究鲁国的事，根据文字生发意义，将其分为两件事，判定求和的事隶属于齐平之下，来附会他的说法罢了。《左传》这类错误最多，喜欢把两年的事互相蒙混。如果如实说来，况且用连州公的情况类比这件事，在疑似之间。《公羊传》、《谷梁传》不说明所平的对象，《公羊传》只解释“暨”的意义，不见具体事件，不敢主观决断，这还算是有所忌惮。现在依据经文，齐侯攻打北燕后六年，见到高偃在北燕伯于阳拥立，是先前攻打未能臣服，六年后再次拥立简公，那么燕国和齐国本来未曾会盟。而在齐平之后，记载叔孙婼到齐国主持结盟，会盟之后才结盟，那么会盟在鲁国无疑了。这不仅是燕国和鲁国的辨析，要知道学者应当以经文为可信，读《左传》的人如果不先识别它的错误，没有不被它所迷惑的。

〇陈哀公，凡〇诸侯，鲁前往吊唁〇则记载，不吊唁则不记载。现在陈国已经灭亡了，没有〇的人，大概是因为他的宠臣袁克。袁克杀马毁玉来〇，楚国人将要杀他，请求让他留下。既而又请求私下处理，在帐幕中私下处理，把经布加在额头上逃跑。由此说来，国家已经灭亡而没有臣子，自其宠臣〇之，本来不报告，那么鲁国也不能参与会盟。况且这时楚国正强大，军队还未撤退，纵然袁克来报告，鲁国又怎敢不忌惮楚国而匆忙吊唁呢？况且袁克想用马玉〇而不得，仅请求行其私，畏惧而逃跑，他不能报告也已经很明显了。我因此知道楚国因为袁克的〇夺取了他，自以为有名分，报告给诸侯，来掩盖他灭国的恶行，所以鲁国得以吊唁。袁克之所以请求在帐幕中私下处理而不敢专断，尤其可见主持〇的是楚子。

平丘的会盟，晋国想要重温盟约，齐国人不同意。叔向说：“明王的制度，让诸侯每年聘问以记录功业，隔年朝见以讲习礼仪，再次朝见而会盟以显示威严，再次会盟而结盟以彰显昭明。自古以来，没有改变过。这并非文公、襄公用来命令诸侯的，每年聘问以记录功业，作为大行人所说的每年相问，聘义所说的比年小聘，作为明王的制度是可以的。隔年朝见而讲习礼仪，作为殷聘可以吗？而说自古以来，没有改变过。考察春秋时代，未必都是这样。昭公九年，仲孙貜到齐国，左氏说：‘这是殷聘的礼仪。’杜氏认为从叔老聘问齐国到现在二十年，礼仪长久荒废，所以修习盛礼，这是把殷当作盛大，不当作中间。这与三年相差太远了。而左氏在襄公元年，邾子来朝见，卫侯派公孙剽来聘问，发例认为凡是诸侯即位，小国朝见，大国聘问，以继承友好结信，谋划事务弥补缺失。文公元年，公孙敖到齐国，发例认为凡是君主即位，卿出使并聘问，践行修习旧好，要约结外援。既不是先王的制度，又不是文公、襄公的命令。所以成公四年，宋共公即位，派华元来聘问；

译鲁襄公五年，郑僖公即位，派遣公子发来鲁国聘问。左氏都认为这是为了通报新君即位，这其实是末世的做法，而认为凡是此类情况都不合礼制是错误的。总之，春秋时期的聘问，如果都是每年一次的例行问候，那么这种小事本来就不记载；而像《仪礼》《礼记》所载那样的隆重聘问，如果都能合乎节度，那么也是常事不记载。凡是被记载的，都是因为有所作为才去做的，而不是符合礼制的常规做法。

译叔孙豹说：“自从伯、子、男爵位设有大夫以来，就没有卿。率领军赋跟随诸侯，是说小国也没有教卫之军，只是共同承担军赋罢了。军赋就是《周官》中县师所记载的内容。”春秋时期，虽然周天子的政令不能通行于天下，但这一制度依然存在。所以在平丘的盟会上，子产向晋国争辩说：“天子规定贡赋，轻重按照爵位排列，爵位尊贵则贡赋重，这是周朝的制度。爵位低微却贡赋重的，是甸服。郑国是伯爵和男爵，却要求他们承担公侯的贡赋，恐怕他们供给不上。”楚文王攻打郑国，郑国派王子伯骈向晋国告急说：“您命令我国修缮车马，整顿军队，以讨伐作乱的蔡国，但蔡人不顺从。我国竭尽所有军赋去讨伐蔡国，那么郑国对于晋国大概有常规的军赋了。”然而郑伯去晋国，不按时朝见，子产说：“因为我国弱小，夹在大国之间，诛求无度，因此不敢安居。竭尽所有军赋前来防备，那么不仅有征伐时才供给，即使无事朝见也有供给。”大概僭越天子防同之事，如县师所说，这是霸主的命令尚且可以。而卫国州吁向宋国请求，想要攻打郑国，说：“您如果攻打郑国以除去您的祸害，您做主，我国带着军赋与陈、蔡跟随，难道因为宋国是二王之后而能专征吗？”如果鲁国攻打邾国，邾国的茅夷鸿向吴国请求救援说：“鲁国军赋八百乘，是您的副手；邾国军赋六百乘，是您的私属。”那么鲁国大概曾经向吴国缴纳军赋了。楚国的子重请求将申、吕作为赏田，申公巫臣说：“不行，这是申、吕之所以成为邑的原因。因此用来征收军赋，以抵御北方。如果取走它，就没有申、吕了。”那么申、吕曾经向楚国缴纳军赋了。大概当时吴、楚都争夺霸权，只听从强者，即使鲁国也不专属于晋国。所以在黄池的盟会上，吴国人将带着鲁哀公去见晋侯，子服景伯对使者说：“我国向吴国缴纳的贡赋，比向晋国缴纳的还多，没有不及的。因为认为吴国是霸主。现在诸侯会盟，而您将带着我们的国君去见晋君，那么晋国就成为霸主了。我国将改变职贡。鲁国向吴国缴纳军赋八百乘，如果作为子男爵位，就将一半邾国归属吴国，而像邾国那样侍奉晋国。况且您以霸主的身份召集诸侯，却以诸侯的身份结束，有什么好处呢？那么鲁国舍弃晋国而侍奉吴国，是有来历的。”晋国自从平公失政，赵武专权，到现在三十多年，一次在厥憗会盟，想救蔡国而没有成功；一次在平丘会盟，用武力胁迫齐、鲁而结盟。六卿奢侈逼迫，三晋分裂的征兆已经形成。所以即使鲁国侍奉吴国，也不能讨伐。

在武宫举行祭祀，籥舞进入，叔弓去世，去掉音乐完成祭祀。叔弓参与祭祀，疾病突然发作而去世。这是突然出乎意料的事情，所以说“临事，籥舞进入而记载”，不是说叔弓死在外面而报告。鲁国能一时权宜，去掉音乐完成祭祀，符合礼仪，所以《春秋》记载并肯定它。而《谷梁传》认为在君臣祭祀音乐之中，大夫变故报告可以吗？大夫是国家体制。古人重视死亡，君命无处不通。《公羊传》认为君主在太庙祭祀，听说大夫去世，去掉音乐完成祭祀；大夫听说君主去世，代理主祭前往；大夫听说大夫去世，尸事完毕前往。这是说大夫去世，君主在祭祀，应当报告。这大概没有看到叔弓临事而去世的情况，妄加解释。《檀弓》记载卫国柳庄有病，卫公说：“如果病情加重，即使正在祭祀，也必须报告。”再拜稽首，向尸祝请求说：“有臣子柳庄，不是我的臣子，是国家的臣子。听说他去世，请让我前往。”说应当祭祀必须报告，是说祭祀不应当报告，所以特别让他报告。向尸祝请求然后前往，是说不应废祭，所以向尸祝请求。这都是因为柳庄贤能，特意这样做。如果按礼应当如何，需要提前约定，而命令请求后才敢前往吗？凡是《檀弓》所记载的，都是礼的变通；而《春秋》所记载的，也不是常事。所以柳庄的行为，被记录在《檀弓》；叔弓的行为，特别记载在《春秋》。不然，自当是常事，不记载了。仲遂去世而讥讽，第二天仍然绎祭，大概古代祭祀，必须斋戒，所以统一心思。所以祭祀之日，丧者不见。已经听说他去世，而表达哀思了。如果听到音乐而祭祀，就忘记哀思；如果祭祀而去掉音乐，就分心。所以宁可废祭。现在已经在祭祀，而有去世的人，不报告而完成祭祀，不妨碍恩义。可以不报告而报告，反而使不能完成祭祀，而去掉音乐以表达哀思，就不完整；以为祭祀，就不专一。先王制定礼仪，难道是这样吗？宗庙祭祀祖先，重要；大夫是国家体制，也重要。祭祀完毕而听说大夫去世，以大夫为重，就可以废除第二天的祭祀；大夫去世而在祭祀，以宗庙为重，就可以等待而不立即报告。其轻重大概是相互权衡的。临事而去世在祭祀音乐之中，出于变故，那么既不能废祭，又不能废哀，所以允许去掉音乐完成祭祀，两不相伤，是《春秋》的意义，而不是礼的正统。《公羊传》《谷梁传》没有思考这一点。

左氏记载周景王穆后，已经除丧，与晋国荀跞宴饮。叔向认为天子一年有三年之丧，二，于是以丧宾宴饮。三年之丧，虽然尊贵也遵循礼制。天子虽然不遵循，宴乐过早，也不符合礼制。杜预认为天子绝期，只服三年，后虽期通

译称之为三年。又说天子诸侯除去丧服，应当在卒哭祭时。如今景王既然已经小敛就除去丧服，讥讽他没有完成丧礼。如今虽然不能完成丧礼，又应当静默而不便宴乐，却又失礼。孔氏在释义时不说天子诸侯废除为期一年的丧服，凭什么依据说礼制规定小敛之日为虞祭？虞祭之后，才举行卒哭祭。《丧服传》称成服之后，昼夜哭泣没有定时。虞祭之后，早晚各哭一次罢了。卒哭，就是结束这种没有定时的哭泣。传文既然称小敛后除去丧服，讥讽景王没有完成丧服，就知道天子诸侯除去丧服应当在卒哭祭时。由此说来，杜预本来没有在礼制中看到依据，只是顺从传文罢了。所以引用襄公十六年小敛晋悼公，平公即位，在溴梁设防，与诸侯在温地宴饮。九年八月我国夫人穆姜去世，那年十二月，晋侯在河边与鲁公宴饮。传文都没有讥讽。我认为这正是周朝礼制尚未完备的时候，鲁国哪里足以作为证据？果真如此，景王在小敛穆后后就宴饮，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为什么叔向要讥讽他呢？杜预正是不理解叔向的话。孔氏又沿袭他的错误而没有觉悟。宰我想缩短丧期，说：“钻木取火更换新火，一年就可以结束了。”孔子认为孩子出生后三年才脱离父母的怀抱。三年之丧，是天下的通丧。宰我对于父母有三年之爱吗？滕定公去世，孟子让世子服三年丧，他的父兄百官都不愿意，说：“我们的宗国鲁国，先君没有实行过，我们的先君也没有实行过。”孟子用国君去世听命于冢宰的话来回应。如果这样，难道有服三年丧而不终的吗？春秋时期，诸侯在丧期，有的已经小敛有的没有小敛，有的超过一年有的没有超过一年就出来，从事盟会征伐的事情很多。征伐是听从霸主的命令，披甲执兵跟随军队，还可以说情有可原。盟会没有不宴饮享乐的，而甘心跟随，那么说卒哭后就除去丧服的，以前从未听说过。天子诸侯废除为期一年的丧服，以显示尊贵者有所压抑，而臣服于兄弟的，就废除他们的丧服，这是应当有的。三年之丧，谁废除它？叔向以三年之丧完成丧服为礼，这是孔子孟子的话。说景王虽然不能完成丧服，也不应当在非礼之间参与宴乐，又失礼罢了，而杜预竟然附会左氏的话而顺从它，他的荒谬可想而知。《檀弓》记载鲁庄公的丧事，已经小敛但丧带不入库门，士大夫在卒哭之后，麻带不入库门。这大概是庆父作乱，闵公年幼，不能自立，君臣一起舍弃丧礼而穿吉服。《檀弓》因此记载他们的非礼。滕国父兄百官所说的“我们的宗国鲁国，先君也没有实行过”，大概就在这里吧？那么《春秋》中诸侯在丧期而从事外事，有的自己懈怠而忘记哀痛，有的迫于霸主的命令，他们的恶行不需要贬绝就显现出来了。按照丧礼行事的，就书以“子”；按照吉礼行事的，就书以爵位。《春秋》只是根据实际罢了。我已经说了景王的错误，考察左氏，不止这些。诸侯大夫盟会小敛晋平公完毕，因而想见新君，叔孙婼认为非礼，叔向果然推辞说：“大夫的事情已经完毕，又命令我。我斩衰在丧服之中，如果用吉服相见，那么丧礼没有完毕；如果用丧礼相见，这是重复接受吊唁。大夫将怎么办？”都没有回答。已经小敛而见新君，这是礼制所适宜的。然而丧服还没有除去，用丧礼相见，为什么不可以呢？这大概是指小敛而未虞、未行卒哭之际，想用丧礼，那么就是小敛了；用吉礼相见，那么丧服没有除去，所以为难。杜预说已经小敛未卒哭，所以还服斩衰是对的。晋昭公即位，郑定公朝见嗣君，这时郑简公去世，还没有小敛。晋侯宴请诸侯，子产辅佐郑伯，辞谢宴请，请求免除丧服后再听命。晋侯答应了他。左氏认为合乎礼。子产所说的“未免除丧服”，是因为简公没有小敛。如果简公小敛，那么子产就会跟随了，不是说终三年之丧。所以杜预也说，子产辞谢宴请，说明已经小敛就免除丧服，而左氏竟然认为合乎礼。由此看来，难道不是习俗所见以为当然，而没有觉悟其错误吗？所以《春秋》中诸侯在丧期小敛，不问超过一年还是没有超过一年，出来从事盟会之事，居处修聘问之好，往往都称爵位。郑庄公在桓公十一年五月去世，七月小敛；厉公在第二年十一月出来盟会，书“郑伯”；齐僖公在桓公十四年十二月去世，第二年四月小敛；襄公在五月出来盟会艾地，书“齐侯”；邾庄公在定公三年二月去世，秋天小敛；隐公在冬天出来盟会，书“邾子”；郑襄公在成公四年三月去世，四月小敛；悼公在冬天伐许，书“郑伯”。这都是他们的国君认为除去丧服，而以吉礼行事的。宣公十年四月，齐惠公去世，六月小敛而顷公在当年冬天派国佐聘问鲁国，称齐侯，那么在他国中没有不称爵位的。已经小敛而还称“子”的，只有洮盟卫成公一人罢了。左氏认为修文公之好，杜预说述文公之志。降君从未臣君，如果这样此时为新立，固然不算在丧期。世道衰微，先王的正礼不行于天下，虽然丧礼尚且如此，何况细微的呢？曹公孙防从鄸出奔宋，有人认为等待放逐，所以出奔不从曹国，而从鄸。鄸，是防的邑，所以《春秋》特别加上“自鄸”，也不是这样。

译古代刑罚不施加于大夫，凡是大夫有罪，都解除职位回到自己的封邑，以听候国君的命令。赐给玉环就留下，赐给玉玦就离去，这叫做“待放”。既然已经说是出逃他国了，怎么还能再称为“待放”呢？如果说是不等君主命令就自己出逃，那就只应当说“奔”，何必还要提到鄸地呢？如果是从鄸地受赐玉玦而离开，那就只应当说“放”，不应该却说“出奔”。“奔”与“放”是两个不同的名称，不能互相兼用。我因此推断臧武仲占据防邑后的意图，认为必定是有要挟国君却未能得逞的情况，才出逃的。《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是叛乱，稍微触及了真相但不够全面。

译左氏认为，絷亲近齐豹，齐豹夺取了他的司寇职位，于是齐豹与北宫喜、褚师圃、公子朝一同作乱，杀死了絷。而在邾国，黒肱带着土地来投奔，左氏发出条例说：齐豹担任卫国司寇，是守嗣大夫，作乱却不义，所以史书称他为盗；邾国的庶其、莒国的牟夷、邾国的黒肱，带着土地出逃，只是为了求食罢了，并不追求名声，地位低贱却必须记载，是为了表明有的人追求名声而不得，有的人想要掩盖而名声却彰著。左氏说：“《春秋》的称谓，微妙而显明，委婉而明辨。”但这两件事都缺乏依据，可见左氏不了解经文却妄加解说。况且，絷的祸患确实出自齐豹等人，这与郑国尉止在西宫作乱有什么不同？因为齐豹不是大夫，地位低贱而称他为盗，是可以的；但齐豹是卫国司寇，却说他是追求名声而不得。身为正卿，因私怨杀害国君的兄长，这算什么名声值得追求呢？杜预附会左氏的说法，认为齐豹杀害卫侯的兄长，是想追求不畏强暴的名声，这尤其可笑。不畏强暴如孔父嘉的儿子宋督那样，还可以理解；齐豹勾结党羽专行杀戮，导致国君出逃，即使《春秋》不把他当作盗，他就能算是不畏强暴的人吗？晋国的栾盈、郑国的良霄，都是从外面进入作乱，亲自攻打国君而没有成功，情况比齐豹更严重，而《春秋》不称他们为盗，只是断绝他们，不称他们为大夫。为什么齐豹只是杀害了国君的兄长，就穷尽了《春秋》中大夫所有的罪恶，唯独用这一人作为条例呢？论及邾庶其、莒牟夷、邾黒肱是为了掩盖而名声彰著，这也是不对的。带着土地来投奔，按法自然应当记载。如果只记载土地而不记载人，那么来投奔的是谁呢？如果一定要认为是窃取城邑背叛君主以谋求大利而彰著其名，那么邾国的卑我、邾国的快来投奔，他们并没有窃取城邑，为什么也记载他们的名字？这种说法自然行不通。大概诸侯的大夫出奔，没有不记载名字的，这是为了指明其人，是常法。左氏只是怀疑邾、莒是没有任命的大夫，以前没有以名字出现的，忽然见到这三个人带着土地来，所以穿凿附会地加以解说，不再顾及与卑我、快自相矛盾。不知道邾、莒如果没有任命的大夫，如果因事而来，自然应当与秦术、吴札一样以名字出现，只是恰好没有这种情况，而仅见于这三个人罢了。齐豹既然被认为是司寇，不符合尉止称盗的条例，所以也臆造了追求名声的说法。不知道齐豹如果未曾担任司寇而史官误记，或者确实担任过司寇而絷夺取了他的职位，他不在其位，既然与北宫喜、褚师圃等人一同作乱，自然应当按例称他为盗。如果按照栾盈、良霄的条例，直接记载齐豹杀害卫侯的兄长絷，那就是两下互相杀害，而且有北宫喜、褚师圃等人参与，不像齐豹独自作恶，那就不得不一概称他们为盗。这在经旨上是自然应当的。我怀疑齐豹的事终究不可作为依据。《春秋》中兄弟为大夫，因亲属关系责备他们，不称氏、公子，而称兄弟，这大概是常例。这里只是正卫灵公不能保护他的兄长，而使盗贼得以杀害他的义理，在于记载“兄”，不在于记载“盗”。齐豹的隐显，并非《春秋》所刻意强调的。絷作为公子，怎能不由君命而擅自夺取国家的司寇职位和他的封邑？如果确实有这种事，絷的得祸，正当以两下互相杀害来行文，不可完全责备灵公不亲近亲人，不应《春秋》反而与秦鍼、卫鱄同辞。这也是左氏想要显示絷挟持国君的兄长，其强大如此，而成豹敢于杀害他以成就名声的意思罢了。卫国的絷，左氏本作“絷”字，称为公孟。古时称嫡子为君，而其余兄弟中最年长的称为孟，不必专门讨论嫡庶，鲁国的庆父又称孟孙，就是如此。那么絷应当是卫灵公的庶兄，灵公以嫡子身份即位，絷自然不能成为国君，无害于称他为兄。《公羊》《谷梁》的文本作“辄”，这是声音相近而错误。两氏不知道传文的谬误，只见到“辄”称兄而不得即位，就用鲁、卫的俗语作为证据，说辄有足疾，不能进入宗庙。《春秋》固有因疾病而称人名的吗？根据左氏，齐豹作乱时，让华齐驾驭公孟，宗鲁在车右，及至闳中而击之，如果有足疾，怎么能够骑马？这大概是受困于母兄称兄的条例，寻求其不立的意思不得，而妄加揣测，并且以足疾为辄是卫人的说法。卫出公也叫辄，为什么不称他为疾？辄是出公的伯祖，也不应当同名。那么左氏所说的“絷”是对的。不详细考证他的字，尚且如此，何况不详细考证他的义理呢？由此可知两氏不懂却妄作，敢于穿凿附会加以解说，不怀疑有如此情况，不可不察。

王猛之事，三家之说都不明白。《谷梁》对于刘子、单子让王猛居住在皇，就说：“王猛是嫌疑之人。”对于进入王城，就说：“‘入’，是内部不接受。”对于王子猛去世，就说：“这不是去世。”他说“去世”，是失去了嫌疑。称他为嫌疑而不称去世，是把王猛当作不正当而不能即位的人。《公羊》说：“称王猛是什么意思？是当国。说‘入’是什么意思？是篡位的言辞。”又说：“这是未逾年的国君。称王子猛是什么意思？是不赞同当国。”不赞同当国，是不赞同父死子继、兄死弟及的言辞。其意思大体与《谷梁》相同，而说“未逾年的国君”，是认为王猛已经是国君。我用左氏来考证，开始说王子朝、宾起受景王宠信，景王与宾起想立子朝。刘献公的庶子伯蚠侍奉单穆公，厌恶宾孟的为人，希望杀他。厌恶王子朝的话，认为他会作乱，希望除掉他。如果说子朝作乱，那么王猛作为太子已经由景王确定，而子朝凭宠信想夺取王猛的位置。等到景王在乙丑日去世，说刘、单在庚辰日见王，王就是王猛，于是攻打宾起并杀了他，在单氏那里与群王子结盟。那么王猛已经即位并接见群臣了。从乙丑到庚辰，经过十六天，王猛的地位已经确定，然后以王的身份接见群臣，害怕宾起与群王子还有党附子朝而不顺从的人，所以杀了宾起并与群王子结盟。从此记载王猛的事都称他为悼王，那么王猛去世又已经谥号了。礼制，天子未除丧称为“予小子”，活着称名，死了也称名，所以未逾年的国君死了也称“小子”。王虽然未能成为国君，而不可

译不认为他是王。这就是猛能够被称为王的原因。因为他没有超过一年，所以加上名字以示区别，就像鲁国的子赤、子野之类一样。他去世不称“崩”，而系于“子”，这是未成君的通例。如果是这样，那么猛大概是应当即位并且曾经做过君主的。所以杜预解释“盟群王子”时说：“猛是次子，正卿单、刘想要立他。”说“称猛”，是因为他名字被书写，表示尚未即位；说“卒”，是因为尚未即位，所以不称“崩”。所谓未即位，是指没有即位到次年的正位，并不是说他没有做过君主。而学者于是认为猛不应当即位，也就是没有做过君主。敬王是猛的弟弟，也是由单、刘拥立的，《春秋》称他为天王，那么猛为什么就不应当即位呢？《公羊传》和《谷梁传》没有看到猛这件事的始末，只看到君主的名字，就认为以当国为嫌；记载“入”就一概用成例推断，国内不接受就是篡位；记载“子猛卒”就认为不承认他当国。这是知道他是未逾年之君，却不知道用未逾年之君的礼制来论断他。敬王即位不记载，而王子朝即位却记载。《谷梁传》本来认为记载“立”的是不应当即位的。这是《春秋》对于正当的即位不记载，而不正当的即位就记载。现在单、刘拥立猛也不记载，与敬王相同。如果他不应当即位，那么为什么不记载“刘子单子立王子猛”呢？凡是王畿之外，从天王的角度来说，都是他可以居住的地方。所以在此之前，襄王就记载“出居于郑”；在此之后，敬王就记载“出居于狄泉”。现在猛也记载“居于皇”，与襄王、敬王相同，那么猛难道不是因为他可以居住吗？大概王子朝的话说：“王后没有嫡子，就选择立年长的。”又说：“穆后和太子寿早逝，单、刘赞成立年幼的以离间先王。”那么猛是太子寿的同母弟弟，是嫡子而年幼。朝是庶子而年长。虽然猛年幼，但是王后所生，这也是嫡子。所以景王先立他，而朝也独自认为太子是嫡子，而称自己是庶长子，所以说出没有嫡子就立年长的话。这就是《春秋》赞同猛而不赞同朝的原因。

译关于王猛与王子朝的事情，《左传》虽然记载得很详细，但没有明确说王猛应当被立为王；《公羊传》和《谷梁传》则怀疑他不应当被立。《左传》虽然称他为“悼王”，但也未明确说他曾经做过君主；《公羊传》则直接称他为未逾年之君。两种说法不能确定，《春秋》的褒贬也就无从纠正。我将传文与经文相互参证，然后才确定：王猛是应当被立而未能成为正式君主，所以经文的意义都讲得通。解释《春秋》都是让尊者见卑者，正者见不正者。王子带作乱时，襄王出逃居住在郑国，但《春秋》从未提及王子带，因为襄王是尊者。列举襄王的动乱，自然就能看清了。现在王猛与王子朝，审察他们都是周王的儿子，不知道谁应当被立，那么王子朝因为群丧职秩等作乱，不记载，只记载“王室乱”；而王猛居住在皇，居住在王城，与卒凡三见。等到敬王即位，尹氏拥立他，之后更加明显，只见王猛，不见王子朝；这与见襄王不见王子带是一样的。王猛应当被立，这是第一个验证。凡是经文记载“襄王出逃居住在郑国”、“敬王居住在狄泉”，都是以王土所能居住的地方来记载。现在王在王畿，却与狄泉的例子相同，记载“居”，这也是王猛所能居住的地方。王猛应当被立，这是第二个验证。王猛与王子朝都是王子，王子朝记载为“王子朝”，那么王猛也应当记载为“王子猛”，与“子突”、“王子瑕”的例子相同。现在王猛唯独改变文字去掉“子”称“王”，王猛区别于王子朝，使王子朝不能与他并列作为王子。王猛应当被立，这是第三个验证。所以杜预预言“王子猛次序正当而得以被立”，“王子朝是王的长子”，既然称王子朝为“庶长”，那么王猛适宜是太子的母弟，虽然年幼但尊贵，就应当被立了。这就是《春秋》之所以肯定王猛，在前三个验证中得以体现的原因。

《公羊传》主张立子以贵不以长的论点，我已经说过它是错误的。用《左传》所记载的王子朝以及鲁穆叔的话来考察，更能看出先王的制度，而《公羊传》不知道这一点。王子朝说：“王后没有嫡子，就选择立年长的；年龄相同看德行，德行相同靠占卜。王不立宠爱的，公卿不徇私，这是古制的规定。”穆叔说：“太子死了，有母弟就立母弟，没有就立年长的；年龄相同选择贤能的，义理相同靠占卜，这是古道的规定。”景王的太子寿死了，是穆后的儿子，而立王猛，是太子的母弟。太子的母弟也是嫡系，而王子朝却因为他年幼，想以庶长优先，这一定是太子而后才是嫡系。《春秋》之所以正名为王，并用君主去世的措辞系于其后，说“王猛”，大概是为了区别于王子朝。鲁襄公去世，没有嫡子，立胡女敬归的儿子野，因为毁丧过度而死，季氏立敬归的妾齐归的儿子稠，这就是昭公。所以穆叔认为野不是嫡嗣，何必是妾的儿子？由此说来，太子死了，应当立他的嫡子，不以年长；没有嫡子，应当立年长的，不以尊贵。王猛被立是因为他是嫡子，不是因为尊贵。如果王猛不是嫡子，那么王子朝就可以夺取王位了。昭公被立是因为尊贵，不是因为年长。如果昭公年长，那么穆叔就没有理由反对了。一个说是古制的规定，一个说是古道的规定，这难道是先王遗留的法度吗？楚平王去世，昭王虽然是太子但不是嫡子，是西庶长子。所以令尹子常想立子西，说：“太子弱小，他的母亲不是嫡妻。子西年长且喜好善行，立年长的就顺理成章，建立善政就能治理好国家。”子西推辞而作罢。如果没有嫡子而不是庶长子，虽然昭王已经被立为太子，子常还想更换他，何况还没有被立呢？这是庶长应当优先，即使是楚这样的蛮夷之国，也知道这一点。

吴国在鸡父击败了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起初，没有记载战，这是《公羊传》所说的，我本来就说它是错误的。《谷梁传》说中国不敢，胡子髠，沈子盈，他们会被灭吗？也不对。邲之战，荀林父及楚子曰：“晋军大败了。”自己不能说楚军击败了晋军，怎么能说中国不败呢？《左传》说：“不记载战，是因为楚军没有布阵。”大概《左传》认为吴国先以罪人侵犯三国，所以这样说。这些都是不通晓经义而随意编造的说法。凡是《春秋》记载楚军击败中国军队，没有记载战的，大概是略去了。所以荆军在莘击败蔡军，楚军在娄击败徐军，林于越在檇李击败吴军，三处记载都用同样的措辞。击败中国军队就记载师，互相击败就不记载师。鸡父之战，就像荆军在莘击败蔡军一样，是《春秋》的常规写法。何必区分偏战、诈战、布阵未布阵呢？所以殽之战，贬低晋襄公而说“晋人及姜戎在殽击败秦军”，正是以外之的例子贬低他。如果邲之战记载战，说晋军大败；鄢陵之战记载战，说郑军大败。大概荀林父、晋侯主张作战，这是中国自己的说法，不能通用于前面的例子。

晋侯黑臀在扈去世，郑伯髡顽在鄵去世，宋公佐在曲棘去世。《春秋》记载诸侯去世而记载地点的，只有这三处。大概死在寝宫，是正当的；死在外面，是不正当的。去世是人道的终结，正当不正当，不可以不谨慎，何况是国君呢？所以不在正寝去世的，都记载地点。鲁君虽然在髙寝、小寝、楚宫、台下去世，没有不记载的。自从《公羊传》开始有诸侯死在封内不记载地点的说法，学者被迷惑了。扈与鄵与曲棘，都是他们的封内，那么解释说：“扈死在防，因为他没有出境，所以不记载防。”鄵是因为臣子弑君而隐瞒，曲棘是因为

译接纳昭公并记录此事，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是错误的。大概公羊学派只看到陈侯鲍去世没有记载地点，因此穿凿附会地制定了这一条例，却不知道鲍是因为国家动乱，来不及将地点上报给《春秋》，所以无法记载罢了。关于髠顽，我已经辨明他并非弑君篡位。如果真是弑杀诸侯，被记载弑君的情况很多，为什么唯独对髠顽采取隐晦的写法呢？说接纳昭公，是因为昭公与我交好。与我交好的诸侯也很多，为什么唯独在宋公身上体现记录呢？如果是因为在国外，那么在国外就隐晦，在国内就不隐晦；在国外就记录，在国内就不记录，这不符合《春秋》的大义。两种说法既然都讲不通，黑臀去世自然是因防备散乱而去世，不能说死于防地，所以按常规法则记载地点，那么郑伯、宋公也都应按常规法则记载地点，何必特意为我而改变呢？杜预知道“封内”的说法不可采纳，所以又认为扈是跟随的地点，不知道他有什么依据。如果确实死于防地，不管晋地还是鲁地，都应当记载防地，为什么唯独这里不记载呢？况且鲁国各位国君凡是死在正寝以外的，只有隐公死在钟巫氏没有记载，大概是因为隐公被弑，且属于内部的大恶，既不能说死在正寝，又不能说死在别处，疑似死在国外，所以都不记载。《春秋》立法的严谨就是这样。荀子如果能从这些不同的地方去考察，没有得不到的道理，难道是学者们没有思考吗？

译先王哀怜邦国的忧患，制定了五种凶礼：叫做丧、荒、吊、襘、恤。没听说过所谓唁的，大概唁是用言语来相吊唁的。诸侯的道义，既然力量足以相互接济，那么救患分灾，没有不可以做的。至于侯伯的征讨，则是向天子请求以讨伐罪人，这也是他们的职责。邢国迁都到夷仪，《春秋》记载“齐师、宋师、曹师为邢筑城”。《左传》说“凡是侯伯救患分灾讨伐罪人符合礼制的，这是对的”。只有《诗经》记载卫懿公被狄人灭亡，许穆夫人哀怜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援，作了《载驰》这首诗。解说《诗经》的人认为哀怜卫国灭亡，伤痛许国弱小，力量不能救援，想回去吊唁她的哥哥，又因道义不能回娘家省亲，而作了这首诗。大概那时懿公已经逃亡，夫人因道义不能回娘家省亲，那么唁这个词，用在许穆夫人身上是可以的。昭公被季氏逼迫而出奔，《春秋》作为内辞，记载说“昭公在齐国，驻扎在阳州”。作为齐侯，应当率领诸侯讨伐季氏，纠正出公的罪过，以迎回昭公。昭公虽然暂时停留，仍然不失为寄居的国君，而只是在野井被接见，夺取郓地让他居住。郓地本来是昭公的国家，不能让他回到国都，而让他居住在封地之外，这哪里算是齐国的防备呢？君子认为齐国能把北燕伯安置在阳，是齐国所能做的，却唯独不能施行于鲁国，楚国尚且能把顿子安置在顿，而齐国不能，竟然还不如楚国吗？所以野井的防备，特别记载为“唁”，等到鄟陵之盟，也可以有所作为了，反而放纵他的臣下，接受罪人的贿赂，以谢罪于昭公。等到昭公向晋国求助，晋国是霸主，应当有不同于齐国的做法，却再次推辞昭公，所以齐国再次派高张来吊唁，大概是庆幸这件事。晋顷公已经去世，国内自有丧事，意如得以乘此间隙作为适历的防备，定公也派荀跞来吊唁昭公。哪有让臣子驱逐国君，国君在他的境内不防备，却防备他的臣子的呢？这尤其不如齐侯。齐国不如楚国，晋国不如齐国，两国的罪过，有不可胜数的了。狄人逼迫驱逐黎侯，黎侯寄居在卫国，黎国的臣子责备卫宣公不能修习方伯连帅的职责，而作了《旄丘》这首诗说：“为什么停留在那里，必定有所依从；为什么停留这么久，必定有所缘故。”到了最后一章说：“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叔兮伯兮，襃如充耳。”昭公在外彷徨，等待两国五年，他的流离失所也已经很严重了，而齐晋的君臣正用空话敷衍昭公，难道只是塞住耳朵不听吗？这黎国的臣子尚且能以此言说，何况《春秋》呢？所以圣人特别三次记载“唁”来表彰这件事，而谷梁氏却说吊唁失国叫做唁，这是顺着文辞来编造说辞。他也没有用先王的礼制来告知。昭公在郓地说：居住在郓；在干侯说：在干侯。居和在有别，是内外之别。居，是据有它的说法；在，是停留在这里的说法。六经的言语，本来不相通。近世学者喜欢附会防备，摘取一个字作为证据，这是最大的错误。但也有明显不可诬蔑的。我读《易经》到“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然后才完全明白《春秋》区别这两个字的意义。郓地虽然小，我还据有它，那么在上位而尊贵了。干侯寄居在别人的境内，国君到了这个地步，也不足以敌对了。应当有屈居下位的人。记载“公在楚”也是这样，不然，《易经》难道只是说说而已吗？

昭公夺取阚地，《左传》、谷梁氏都没有记载，只有公羊氏认为是邾国的邑，日期不系于邾，是忌讳频繁，这是不对的。大概自从夺取根牟、夺取鄟、夺取邿，公羊氏都认为是制邑，忌讳频繁不系于国，所以这也因为辞句相同，不一概而论罢了。查考桓公十一年，昭公在阚地与宋公会盟，阚，是鲁国的邑。《左传》记载昭公想要讨伐季氏，叔孙婼到阚地，等到昭公在阳州，从阚地回来见季孙。

那么阚地是叔孙氏的别邑。这段文字接在昭公在干侯之下，大概自从昭公出奔到阳州，凡是鲁国境内都迫于季氏而背叛昭公，所以郓地等待齐国夺取后才能居住。包围成地而不能攻克，不久郓地又溃败而无处可归，长久停留在干侯。到了这时叔孙婼死了，仅仅能夺取阚地，还没来得及返回就去世了。所以内邑与外辞相同，说夺取是为了极言昭公失国的严重。阚地一个邑，还像其他国家一样夺取它，那么其余都不是昭公所能拥有的。所以等到齐侯夺取郓地，郓地溃败包围成地，夺取阚地，不仅显示季氏驱逐昭公，也显示昭公有百姓而不能安抚，有土地而不能守卫。包围成地尚且看见昭公夺取阚地，不再看见昭公，所以显示昭公的深耻，而三家都不能知道。杜预说：“昭公在干侯，派人诱骗阚地而夺取它，不使用军队。”既然已经是我的邑，哪里用得着诱骗呢？这是仅仅拘泥于“取”一个字，浅陋了。

春秋考卷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十六

宋 叶梦得 撰

定公

继位的君主，不论正统与否，都没有不举行即位礼的，我本来就说过了。只有定公有元年而没有即位，大概实在是即位不能追记。古代天子七天而殡，诸侯五天而殡，殡之后才即位，这是丧次之位。第二年改元，然后正式即南面之位，所以记载即位。昭公已经在外面去世，而没有君主，到六月迎回昭公的灵柩到坏隤，然后立定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