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五

译献子因为厉公之乱时，无忌不能以死尽忠，所以推辞不让他担任公族大夫，说：“没有功劳的人，不敢居于高位。”这还算是遵循先王的典章制度呢。等到竖牛拥立叔孙婼，公鉏拥立孟孙羯，只是顺从其党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哪里还谈得上贤德与功劳呢？即使他们的封邑允许他们自行支配，但像臧武仲占据防城要挟鲁国，公孙防从鄸地离开曹国之类的事情，恰好成为他们强大叛乱的资本，那么三桓削弱公室的情况，也就有由来矣。

译大夫世代享有俸禄，但不世代承袭爵位。成王告诫毕公，还说：“世代享有俸禄的家族，很少能遵循礼制，从而放纵骄横、凌辱德行，这实际上违背了天道。”这是因为商朝那些凭借宠幸和权势的庶士造成的，何况是世代承袭爵位的人呢？武王列举纣王的罪状，说用人世袭，自从商朝以来，人们就以此为弊病了。季友起初想杀叔牙，派鍼巫氏给他毒酒喝，说：“喝了这酒，你就能在鲁国留有后代；不然，你死了且没有后代。”大概大夫因罪被诛杀的，都剥夺其封邑，不得世代享有俸禄。季友不想公开正叔牙的罪状而诛杀他，想让他像因病而死一样，以便不切断他的世系是可以的。然而僖公四年，公孙兹已经出现率领军队侵犯陈国，他是叔牙的儿子。这说明叔牙刚死不久，公孙兹就已经世袭了他的爵位了。庆父出逃死在国外，按理不应传位给他的后代。然而僖公十五年，公孙敖已经出现率领军队救援徐国，他是庆父的儿子。这说明世袭爵位的，也已经很久了。当时季友还在世，他亲眼目睹兄弟间的祸患，几乎使国家灭亡，而僖公也参与了其间。如果以宗庙社稷为心，而不偏私自己的称呼，即使让世代享有俸禄尚且不可以，难道还会保留他们的爵位并授予他们吗？第二年季友去世，而在救援徐国、释放宋国、讨伐邾国、防洮之战等十六年间，这两人不再出现。大概齐桓公正称霸，所以鲁公还能自己执政。然而这一年，公子遂开始出现，并率领军队前往齐国、前往京师、前往晋国、讨伐邾国，直到僖公去世，都是公子遂执政，大概政权在公子遂手中。公子遂也是庄公的儿子，僖公的弟弟。到了文公六年，季孙行父出现，他是季友的儿子。从此行父死后，宿继立；宿死后，意如继立，他是宿的孙子。意如于是驱逐了昭公。意如死后，斯继立。鲁国之所以成为鲁国，都是三桓的子孙，而季氏尤其严重。那么季友确立公孙兹和公孙敖世袭爵位的罪责啊。所以说：“俸禄离开公室，五代很少有不丧失的。”大概是从僖公开始的。周公诛杀管叔，流放蔡叔，而让蔡叔的儿子仲担任卿士，最终让蔡国得以存续，说：“你应当掩盖前人的过错，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而管叔的后代没有听闻。周公难道是因为私心偏爱蔡仲吗？认为遵循道德、改过自新，能够谨慎谋划，那么即使想废黜他也做不到。如果季友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怎么会有后世的祸患呢？不幸的是正好开启了祸乱的阶梯，而让他的孙辈曾孙得以作为凭借。《春秋》讥讽世袭卿大夫，而纠正季友生赐族书“公子季友卒”与仲遂的措辞，一并施加深切的警戒，鲁国之所以弱小的原因啊？

武氏子尚未受爵，是孤臣，天王任命他，本来就不对了。《春秋》用“子”连系姓氏，正是为了纠正这种防弊，称“以”表示贬斥，这就是所谓下成康时代尚不遥远，周朝的典礼还在。到了公子牙在庄公三十二年去世，他的儿子公孙兹在僖公四年出现。公子庆父在闵公二年去世，他的儿子公孙敖在僖公十五年出现。他们的世袭俸禄还在数年之后，直到襄公五年十二月，季孙行父去世。六年冬天，他的儿子季孙宿前往晋国。十九年八月，仲孙蔑去世，第二年正月，他的子孙速在莒地会见莒人于向。二十三年八月，仲孙速去世，第二年春天，他的儿子仲孙羯率领军队侵犯齐国，都没有完成丧期，而《春秋》没有不同的文字。难道自从襄公以后，政权在各位大臣手中，父死子继，都是在安葬除丧后就任命他们，于是成为常例吗？周朝的典礼不再存在，诛杀他们则不可胜诛，所以只是不掩盖事实而记载下来。大概通过措辞和类比事件，不需要额外添加言辞而自然显现。

夺取国家叫做“灭”，有宗庙和君主在那里，毁坏其宗庙，累及其君主，所以叫做“灭”。夺取城邑叫做“取”，掠夺其土地而占有它，其作为国家者依然存在，所以叫做“取”。夺取附庸国，也叫做“取”，不毁坏其宗庙，不累及其君主，只是让他们依附自己而已。凡是夺取而连系国家的，都是城邑，须句、訾、娄、牟娄、长葛、糓、向、绎就是。夺取而不连系国家的，都是附庸，舒、根、牟、鄟、邿、鄫就是。怎么知道这五国是附庸呢？襄公六年，鄫大概被莒国灭掉了，到昭公四年而鲁国夺取它，那么莒国把它作为附庸归属。由此推之，四国应该也是这样。杜氏虽然知道鄫是附庸，而说根、牟是东夷国，邿是小国，不能以例贯通。公羊认为根、牟、鄟、邿都是邾国的城邑，因为鲁国背盟夺取它们，所以避讳而不连系邾国。邾国在宣公、成公、襄公、昭公之间，与鲁国交替强弱，未曾不参与盟会，到昭公又挟持吴国婚姻作为倚重，不应鲁国接连夺取其城邑而无人敢争，其说法没有依据。《春秋》纠正诸侯相互兼并掠夺，以“灭”与“取”为区别，而左氏在取邾又发例说：“凡是书‘取’，言容易，用大军才叫做‘灭’。”在取鄫发例说：“凡是攻克城邑不用师徒叫做‘取’。”然而《春秋》书“取”有因击败某师而夺取的，有因讨伐而夺取的，有因包围而夺取的，哪有击败人、讨伐人、包围人的国家而不用师徒的呢？这只是根据莒国不安抚鄫国叛离而来而言，然而并非确实审查有此，自当书“鄫子自莒来奔”，不应以鲁国夺取为文。公羊在取舒也说“容易”，谷梁在取郓也说“容易的辞”，而左氏在郤缺入蔡又说：“凡是战胜国家叫做‘减之’。”谷梁在灭夏阳说“不是国家而说‘灭’，重视夏阳”，那么二氏以“取”为容易。

译其意与《左传》相同，而《左传》、《谷梁传》又略微知道国与邑的区别，却不能统一说法。况且《春秋》所纠正的是诸侯互相兼并掠夺的行为，夺取的难易程度相同，罪责也就相同，哪里有什么书法上的区别呢？有人问：邑不说“灭”，虞师、晋师灭夏阳，吴灭巢、灭州来，为什么也称为“灭”？夏阳被灭，《公羊传》、《谷梁传》已经说过了，这是《春秋》的变文，因为对此有疑问，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巢、州来如果是邑，那么这两家为什么唯独没有说法呢？凡是对外夺取邑，在经文中不出现，所以《公羊传》、《谷梁传》都说对外取邑不记载，解说的人用楚子伐宋取彭城不记载来推论，就是这样。如果莒人伐杞取牟娄，宋人伐郑取长葛，仅两次出现，都是有原因才记载的。然而必定要连系到国。现在如果认为像夏阳那样是变文，那么事情不类似；如果认为是有原因才记载，那么不连系国。那么这就是国而不是邑。《左传》及杜预弄错了。自从成七年记载吴入州来，国说“入”，邑没有说“入”的。《左传》开始说甲公巫臣教吴叛楚，于是开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防，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一年七次奔命。属于楚国的蛮夷，吴全部夺取了。因此开始在上国与吴大通。起初不把巢、州来当作邑。杜预急忙把巢当作国，把州来当作邑。到了昭公二十四年，《左传》又说楚子为舟师略吴疆。沈尹戌说：“这次行动，楚国必定丢失邑。”吴果然追随楚国，于是灭巢及钟离而还。沈尹戌说：“丢失郢都的开始就在这里了。”杜氏大概用这话来证明，却又忘了前面把巢当作国的说法。我认为确实有吴并取楚国两邑的事，《春秋》怎么能只记载巢而不记载钟离呢？尹戌的话不应该始终与事情恰好相合如此。似乎是楚人附会妄饰，把它当作尹戌的美事，而《左传》没有觉悟到这话不足以依据。那么巢、州来参看经文说“入”而不连系国，它们不是邑无疑了。起初吴子遏伐楚，在巢门去世。在巢去世而说伐楚，大概巢、州来都是国在吴楚之间。当吴未与楚争疆时，两国都依附楚国，那么不得不先两国而后楚，才能到达。传所以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来，而子重往来奔命而救之。这是辅车之势当然如此。吴既得州来后，遂迁蔡以成国。难道邑可以成为国吗？

译谈论天下的善，达到没有德行可以命名的程度，圣人就不强行命名，一旦命名就变小了。谈论天下的恶，达到没有罪过可以加上的程度，圣人就不强行加罪，一旦加罪就变轻了。人之所以成为人，是因为有礼。礼之所以成为礼，是因为有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这些关系。夫妇、兄弟、朋友，还可以这样说，至于父子、君臣，人道的义理就穷尽了。而弑君的贼人，有以世子身份弑君的，对外没有君，对内没有父。说天下的恶到这里就达到极点了。所以《春秋》中众人弑君而称国家的，是地位卑微者；弑君而称人的，是大夫、公子弑君则称名和氏；至于世子弑君，没有别的可以加上的，也就只称世子并写出其名罢了。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就是这种情况。至于没有氏而弑君的，也就只以名出现罢了。卫州吁弑其君完，齐无知弑其君诸儿，就是这种情况。而《公羊传》说：“为什么称国氏？因为当国。”《谷梁传》说：“大夫弑其君而称国氏的，是因为嫌疑。弑君后攻打他。”这是说应当称氏而不称氏。《春秋》难道以此作为义理吗？凡是《公羊传》、《谷梁传》说当国的，都说是为了做君。那弑君而篡位的，谁不想做君？楚商臣、蔡般，难道不是当国的人吗？所谓嫌疑，是说他们不是正嫡。既然已经说是弑君了，还问什么正不正呢？齐公子商人、郑公子归生，都是以公子身份弑君的，一个篡位，一个不篡位，《春秋》的文辞一概施用，却唯独区别对待州吁、无知吗？大概大夫弑君的，异姓的系其姓，同姓的系公子，都是遵循实际情况。异姓地位卑微的，书以人；同姓地位卑微的，言辞穷尽了，那么不写名就无法显现。《春秋》对于地位卑微者起初没有同姓、异姓的区别，至于弑君，就有父子之亲，有宗族之义，不可以不区别。这就是说极尽天下的恶而不可加之以罪者，圣人不为此改变文辞以示贬斥。难道认为《公羊传》、《谷梁传》不知道这个吗？

晋人弑厉公，鲁成公说：“臣弑其君，是谁的过错呢？”里革说：“是君的过错。那统治百姓的人，他的威势很大，失去威势而至于被杀，他的过错太多了。况且做君的，将要教化百姓而纠正他们的邪僻。如果君主放纵私欲而抛弃民事，百姓旁有邪恶，没有途径去省察，邪恶就更多了。如果用邪僻对待百姓，使之陷入而不能振作，任用善人不能专一，就不能使百姓达到灭绝而没有人怜悯。那还要君主做什么？桀逃到南巢，纣死于京，厉王流放到彘，幽王灭于骊山，都是这种办法。里革说这些话，也很危险了。用来警戒成公是可以的，施之于后世则不可以。帽子虽然破旧，也不加在脚上；君主虽然不像君主，臣子可以不像臣子吗？汤战胜桀之后，发布诰辞说：“你有惭愧的德行，恐怕后世以我为口实。”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仍然服侍商；武王在孟津观兵，诸侯不期而会的有八百，武王还是退兵了。这是万世君臣不可改变的道义。然而《春秋》记载弑君之罪有四种：大夫、世子、公子、地位卑微者，都已经如实记载，不敢有所增减。但又有称国弑君的，那义理在哪里？难道不是说：“我用来惩治乱臣贼子的方法很多了，但做君主的也不可不警戒吗？”那么说称国的，好像是说：“全国的人都弑了他。”那做君主的，是一国所归往的。如果做得符合道义，百姓将爱他如父母，畏他如神明，谁敢有一个不这样做的？如果不幸至于犯上不道，虽然借手于一人，但有出于众心的，君子怎么能不恐惧呢？那么里革的话，大概接近《尚书》中“国”的意思，只是不能把它作为定论罢了。从前伊尹虽然辅佐汤伐桀，但既已厌恶夏朝，又回到亳；孟子说五次就汤，五次就桀。伊尹虽然是圣人之任，他不敢立刻断绝与桀的关系就是这样。孔子虽然是周臣，却说：“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推究孔子的心，而考察《春秋》弑君书国的意思，大概圣人所难以言说的，在于《周易》“于革”的彖辞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是《春秋》中有不可以言传的。

天生物，地成物，天地不相为用，那么造物的功业就不全。所以虽然天尊地卑，但它们的道是一样的。君为主而臣辅佐，君臣不相为用，那么治理天下的道就不立。所以虽然君尊臣卑，但它们的道是一样的。古人因为这样，所以君臣称为一体。舜和皋陶的歌说：“元首明，股肱良，庶事康；元首丛脞，股肱惰，万事堕。”因为只有君臣一体，像元首和股肱那样相互需要，所以君虽然尊贵，不敢以贵骄其臣，说：“共天位，治天职，食天禄，这三者不是我所能做的重任。天设立它们，而我与之共同承担。”臣虽然卑微，不肯以贱屈其官，在野称为“草莽之臣”，在国称为“市井之臣”，必须传质然后才为之。臣这两者，不是我所能做的贵事，我实在不是臣，而不可以强从。世衰道微，有天下国家的人不知道察此，而区区事君为容悦者，也不明白其义。所以《春

译《春秋》依据天地的大义来确立君臣的大分际，臣子杀害国君就记载为“弑其君某”，国君杀害大夫就记载为“杀其大夫某”，上下不同的措辞一并施行，以示没有偏袒哪一方。其中加以辨别的是，国君只有一个，所以杀害大夫的不以爵位称呼。臣子有贵贱的不同，所以有的称名和氏，有的称盗，至于有的以国名，有的以人名，其所表达的用意，并没有不同。既然这样，那么乱臣贼子怎么能够不恐惧，残暴的君主和平庸的国君怎么能够不畏惧呢？所以说：“臣子杀害国君，在位的官员要杀他而不赦免，这是用来端正万世做臣子的准则。没有罪过而杀害士人，那么大夫可以离开，这是用来端正万世做国君的准则。”像这样而诸侯敢擅自杀害他们的大夫，这正是《春秋》所严厉讨伐的。然而记载说：“大夫强大而国君杀了他，是合乎道义的。”这是从三桓开始的。三桓虽然强大，但还有天子在，鲁国怎么能杀他们呢？这不是先师孔子的话，而是《春秋》中诸侯自己的说法。

译这是“遇”礼的大略。朝、觐、宗、遇、防、同这六种礼仪，先王制定这些名称，其隆重与简略、厚待与薄待必定有区别。后世的详情不能完全考证，但从实际事务中可见：朝礼用于商议国事，宗礼用于陈述谋略，觐礼用于比较功绩，遇礼用于协调思虑，这就是它们的区别。这里只就其中特别重大的来说，所以有时通称为“朝”。诸侯小国侍奉大国，没有这四种礼仪的区别。世道衰微而僭越，于是出现了以即位、继好为名相见的情况。于是有人取用天子通用的名称，作为诸侯世代互相朝见的说法，也通称为“朝”。他们在边界之地相见，又有“防”礼，这两种礼仪诸侯于是也实行了。至于觐、宗、遇、同则没有僭越，并非不可以做，而是没有什么事需要做。像“公及宋公遇于清”这类，这不是正式的遇礼，只是取用朝礼中最简薄的作为辞令罢了。鲁昭公在干侯，所谓以遇礼相见，学者一概想用天子遇礼的标准去要求，这是错误的。“公及齐侯遇于归”，萧叔朝见公，遇就是遇，朝就是朝，为什么不说“公及齐侯遇于谷”呢？“公防卫侯于桃丘，没有遇到”，这难道是礼仪的名称吗？“季姬与鄫子遇于防”，这难道是为了行礼吗？朝是约定时间相见，属于常规；遇是不约定时间相见，属于非常规。《春秋》之所以记载外国的“遇”，不记载外国的“朝”。只有《谷梁传》认为不约定时间而在边界相见叫作“遇”，这种说法最为接近。《左传》说：羽父对师公说，师公不答应，羽父坚持请求才去，所以记载为“翚帅师”，是憎恶他。后来记载“翚帅师防齐人郑人伐宋”，杜预根据这种说法解释为：翚不等待公的命令，贪图防备两国国君，憎恶他专断冒进，所以去掉氏。《春秋》自庄公以前，鲁人不记载族氏的有五人：翚、无骇、柔、溺、挟。自庄公以后就没有听闻了。而杜预解释无骇不称氏，认为是没有赐族，他的说法自相矛盾，果真如此，都是去掉氏，《春秋》怎么区别贬斥和未赐族呢？大概《左传》最初传述经文，见到记载“翚帅师”相继习以为常，因此不再解释。如果这样，凡是率领军队的无非都是专断的，为什么不全部贬斥呢？由此可以看出《左传》一书，本来就有不符合当时事实而迁就增减的地方，都像这样。杜预可以推论到后来，但不能推论到无骇，所以又用未赐族来对应，那么最初就没有得到经文的旨意。以我看来，《春秋》本来有去掉氏作为贬斥的情况，但必定是先见到氏而后去掉它，不这样不足以知道去掉氏是贬斥。像季孙意如、叔孙婼就是这样。《左传》也大致知道这一点，所以后来又另外设立舍族、称族的法则，然而庄公以前，凡是不记载氏的，都是大夫而代理职务的。古代五十岁为大夫，未满五十岁都代理职务而行礼，诸侯的嫡子在天子那里宣誓，代理其君就降低其君礼仪一等，代理与正式应当各自以此作为区别。庄公之前，距离成王、康王还不远，先王的典籍，诸侯还不敢完全废弃，大夫没有被天子任命以及应当由其君任命而年龄未到的人，尚且有时让他们代理，代理则其礼仪都降低而不敢与正式卿相同，所以《春秋》用去掉氏来辨别，那么翚等五人就是这样。自庄公之后，世道一天比一天混乱，王命不行于天下，诸侯的卿只是其君所想要给予的，未必都向天子请求，也未必等待年龄而代理。我曾经说过，那么正式与代理都无法区别，这是《春秋》所没有的，怎么办？那么以大夫身份出现的，就以大夫记载罢了。至于有因为贬斥而去掉氏的，然后去掉它，《春秋》也必定有显示其这样的地方。

隐公记载“翚帅师防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谷梁传》说：“不记载公子参与弑君，所以贬斥。”《谷梁传》大概不知道大夫未受三命不以氏出现的例子，所以妄加议论。况且这时翚尚未弑君，怎么能预先贬斥他呢？至于桓公记载“公子翚如齐逆女”，以公子出现，就不合乎义理。何休强行解释说：“翚称公子，是因为桓公不认为他是罪人。”隐公记载“公子益师卒”。《谷梁传》说：“大夫按日记载死亡，是正当的；不按日记载死亡，是厌恶。”至于定公记载“六月丙申季孙意如卒”，这是亲自驱逐昭公的人，没有比这更大的恶行了，反而记载“日”，《谷梁传》就不合乎义理。范甯强行解释说：“定公得以立位由于意如，《春秋》因为定公不厌恶他而记载‘日’，以示讥讽。”况且用翚在桓公时称“公子”，这两种说法都是《谷梁传》所没有的，而是范氏附会补充的。况且天下的恶行是一样的，难道有其君不认为是恶而《春秋》也认为不恶吗？如果说特意设立变例以示讥讽，那么假如翚到桓公时才受三命得以以氏出现，将怎么区别呢？而叔孙不敢，也是定公的大夫，不是定公不厌恶他，为什么也记载“壬午卒”？这些都是颠倒错乱，传文已经失去经义，注疏又迷惑于传文，怎么能再有《春秋》的旨意呢？

讨伐弑君的贼人，经文记载有三：臣子弑君在官位的，杀无赦，这是邾定公的话。其传述，大概有来历。在国中的，无非是他的臣子，哪有臣子见到君主的仇人而不讨伐的呢？那么齐人杀无知，卫人杀州吁就是这样。然而蔡人杀陈佗，楚人杀夏徵舒，不是他们国的人，却与他们国人同样记载。君君臣臣，是天下的最大义理。世上难道有无君的国家吗？陈恒弑其君，孔子沐浴后告诉朝廷，请求讨伐他。

译齐国的臣子，不是鲁国所能讨伐的。如果认为齐国的君主如同鲁国的君主，那么即使是鲁国去讨伐他也可以。乱臣贼子，不被天地四方所容许，圣人制定的法度严厉到如此程度。然而晋国的里克弑杀了两位君主，惠公杀了他，史书记载说“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里克”。卫国的甯喜弑杀了他的君主剽，献公杀了他，史书记载说“卫国杀了它的大夫甯喜”。竟然与杀大夫的文字相同，而不加上弑君的措辞。大概惠公杀里克时，说“如果没有你，我就达不到这个地步”。虽然如此，你弑杀了两位君主和一位大夫，作为你的君主不也太难了吗？那么惠公并不是为了卓子、奚齐去讨伐里克，而是畏惧里克的逼迫。献公杀甯喜时，起初担忧他专权，公孙免余请求杀他，说“主公不要参与此事”，而主公没有禁止，于是攻打甯氏并杀了甯喜。那么献公并不是为了剽去讨伐甯喜，而是畏惧甯喜的专权。那么这也只是杀大夫罢了。里克、甯喜的罪恶最终没有得到公正的评判，《春秋》这样记载，不是为了宽恕里克、甯喜，而是为了纠正惠公、献公。我这才知道圣人断案用刑，必须先端正名分。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当，言语不顺当，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就不能兴起，礼乐不能兴起，刑罚就不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里克、甯喜的名分可以说是很不正了。不仅卓子、奚齐、剽被弑杀最终无法公正地判定他们的罪行，假如晋国、卫国的刑罚都像对待这两个人一样，百姓也就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了。桓公五年正月，陈佗弑杀太子免并取代了他。秋天，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周王讨伐郑国。第二年，记载“蔡人杀了陈佗”，那么先前讨伐郑国的陈人，就是陈佗。隐公四年春天，卫国的州吁弑杀了他的君主完。夏天，记载“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九月，“卫人在濮地杀了州吁”，那么先前讨伐郑国的卫人，就是州吁。《春秋》时期弑君的贼人，凡是朝见周王或跟随诸侯会盟的，都免于讨伐。陈佗也已经跟随周王，州吁也已经跟随诸侯了，而他们被杀，《春秋》都用讨伐贼人的措辞记载。知道他们的说法虽然在当时通行，但在《春秋》中并不通行。楚国围攻曹国。负刍之徒能够保全性命，也只是侥幸罢了。

译卫国人拥立晋君，我《春秋》便以“与之”来记载这件事。有人说：之所以可贵于“与之”，是因为询问万民而拥立贤者，所以称“人”。用《诗经·雄雉》诗篇来考证，那么卫君的恶行没有比晋君更严重的，凭什么称他为贤呢？《春秋》不追溯记载，在拥立他的时候，必定有参与卫国事务的人，当时还不知道他后来的恶行。《春秋》借晋君来确立法义，不专门责备晋君，让天下后世知道国家没有君主时，有询问万民而拥立君主的道理罢了。不然的话，就应当符合《谷梁传》所说的“翚率领军队攻打郑国，不称公子，是因为尚未弑君就加以贬斥，这不是《春秋》的本意”。肯定他的进步，不肯定他的退步；肯定他的廉洁，不担保他过去的行为。这大概是孔子的志向。

《公羊传》、《谷梁传》都写作“陈鱼”，《左传》写作“矢鱼”。杜预解释“矢”的含义，于是认为就是“陈”，大概是因为看到《公羊》、《谷梁》写作“陈”，而《左传》说“于是前往陈列鱼并观看”，所以这样说，这是不对的。“矢”没有“陈”的含义，就像皋陶“矢厥谟”中的“矢”，是训解为直率而不隐瞒。仔细推究：“观鱼”的字应当是“渔”，不应当是“鱼”。《月令》说“季冬之月，命令渔师开始捕鱼，天子亲自前往，于是品尝鱼，先献给寝庙”，如果观看而符合礼制，又有什么妨害呢？大概古代祭祀必定亲自射杀牺牲，所以各自根据四季的田猎来获取，大司马所说的“于是进行搜田，献祭禽兽以祭祀社神”之类就是如此。而臧僖伯劝谏隐公，开始说“春搜、夏苗、秋狝、冬狩，都在农闲时节用来讲习武事”，最后说“鸟兽的肉不登上俎案，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上器物”，那么公就不射。射的意思，大概是“矢”。难道隐公本来是为了观鱼，不依附于田猎，而假借射杀牺牲作为名义吗？那么“观”就应当是“矢”，不应当说“陈”。这在义理上虽然没有大的利害关系，但也由此可以看出先儒不懂经书主旨，而凭主观臆测的情况，往往如此。防备臧僖伯的话，就没有办法考证了。

《周官》中的射人，在祭祀时赞导射杀牺牲，辅助孤卿大夫的法度仪节，掌管弓矢，供应射杀牺牲的弓矢。《外传》记载楚观射父的话说：“天子郊祭禘祭之事，必定亲自射杀自己的牺牲；诸侯宗庙之事，必定亲自射杀牛。”所谓的法度仪节，在礼制中没有见到。只有《公羊传》、《谷梁传》记载四季的田猎，有上杀、次杀、下杀的分别，认为只取最先得到的。一用于干豆，二用于宾客，三用于充实君主的厨房。田猎的收获，也用来供给宗庙。那么凡是祭祀而射杀牺牲，都应当像这样。大概祭祀的牺牲，由充人掌管，都系在牢中。所谓“拿着鸾刀，剖开毛皮，取其血和脂膏”的，是已经杀好之后的事情。将要祭祀必定先射杀它，取用其身体亲自为之，就像主持后夫人春祭的粢盛一样。在棠地射鱼，我考证臧僖伯的话，以“矢”为射。大概由此知道古代的牺牲必定要射杀。

庶子成为君主，为他母亲建造宫室，让公子主持祭祀。在儿子时祭祀，到孙子时停止。这是《谷梁传》为惠公仲子所说的。在礼制中没有正文，根据人情来推究。庶子成为君主，虽然不能顾念自己的私亲，但完全忘记他们也不可以。考仲子的宫室，隐公以孙子的身份为之。《春秋》尚且允许，那么到他的儿子，固然是礼制所应当有的。礼制区分庶子之妾母，都得以附祭而祭祀。所以士大夫不能祖祭诸侯，就附祭于身为士大夫的诸祖父，他们的妻子附祭于祖姑，妾不能体现君主的身份，就附祭于身为祖姑的妾，没有就向上推求，取一位可以附祭的。众多妾室有儿子，尚且得以附祭妾的祖姑之祭，哪有儿子成为君主反而不得祭祀的呢？然而到孙子时停止，是因为不可以传承。大概孙子对于妾祖母没有传承重丧之义，所以只在他自身伸张恩情罢了，不传承重丧则恩情减弱，这是无可奈何的。礼制有降等有减杀，有适宜有称量。作为继承人的人，承受重丧而尊服，为他所继承的人，三年不敢有二心，斩衰而为报，那么为他父母服期年，不是薄待父母，是不得已。

孔子说：“殷代沿袭夏代礼制，所增减的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代礼制，所增减的可以知道。那继承周代的人，即使百世也可以知道。”三代礼制，不相沿袭，到周代而大备，不可以再增加了。然而孔子认为礼制失传可以向民间寻求，而儒者的记载，有人说孔子曾经向老聃问礼。用《曾子问》来考证：“葬不为日食，反下殇，不得敛于宫中，三年之丧，即使卒哭也不可从事于金革之事。”孔子自称从老聃那里听到的有三件事，那么也是可信而有证据的。先王的礼制，到孔子时，固然有亡失而不尽传的，即使传下来也不是原来的样子，即使孔子也不能完全知道，何况他下面的人呢？君子不幸遇到这种情况，不可以因为礼制亡失就废弃，那么有时就根据义理来兴起。所以出母而死，是人道所不免的，而不为出母服丧，开始子思主持王姬丧事而遇到他的丧期，理之所应当有的，而服以大功，开始庄公师学焉而亡，义之所不可忘的，而像防备父亲而无服，开始子贡，这三者，难道先王略而不为之制，大概是有而亡失的了。后来的君子知道不可以最终废弃，而为之制作，而符合义理，君子取用。有人说：“亡失于礼吗？”有人说：“变之正，制作而不合于义，君子”

译被贬斥了。”君子哪里需要凭借私情呢？防止（违背礼制）也就是以道义作为准则罢了。既然这样，庶子成为国君，能够为他的母亲建造宫室，如果没能做到却惠及到孙子，也应当顺从（这种心意），就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这是道义上应当做的。考察仲子的宫室，本来就是君子所赞同的。

译《公羊》、《谷梁》将“初献六羽”与“考仲子之宫”析为两句，因此都主张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他们认为献六羽是僭越，而《谷梁传》又另引尸子的说法，认为天子和诸侯都用八佾，献六羽是开始滥用乐舞。尸子的错误，自然不必多说。然而他们不知道，《公羊》、《谷梁》认为僭越的，是仲子之宫僭越呢，还是群公之庙僭越呢？如果是群公之庙僭越，那么鲁国使用八佾已经很久了。《礼记·祭统》说：“拿着朱干玉戚来舞《大武》，用八佾来舞《大夏》”，这是天子的乐舞，因为康叔、周公的缘故才赐给鲁国。子家驹说：“诸侯僭越天子，大夫僭越诸侯，已经很久了。”昭公说：“我哪里僭越了呢？”子家驹说：“设置两观，乘坐大路，拿着朱干玉戚来舞《大武》，用八佾来舞《大夏》，这些都是天子的礼制。”那么鲁国到了昭公时代，群公之庙本来就没有削减八佾。孔子说“季氏在庭院中舞八佾”，大概是季氏以大夫身份祖述诸侯，所以在私家设立公庙，因而沿用了鲁国所用的乐舞。那么说这是开始僭越乐舞，认为鲁国宗庙以前都用四佾，从隐公开始僭越用六佾，可以吗？如果说是仲子之宫，那么既然群公之庙已经用八佾，隐公能知道这是僭越而削减为六佾，那么虽然仍然僭越了诸侯，但在鲁国所用的乐舞上已经削减了，就不能说是开始僭越了。诸侯、大夫的乐舞本来没有区别，我本来就说过了。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这与记载“禘于太庙，用致夫人”、“有大事于太庙”、“跻僖公”之类的情形正相同，这不是为了考仲子之宫而言，而是为了献六羽而以考仲子之宫来体现，怎么能析为两句呢？按理推断，仲子是惠公的妾母，死于隐公初年，惠公来不及为她筑宫祭祀，如果隐公就此废弃不祭，那么仲子最终就不能得到祭祀了。所以隐公为她筑宫，《春秋》予以认可。大概父亲死后作为祖后者，为其祖母服丧三年，这在儿子那里不能实行而由孙子承继，这是礼制根据义理而设立的。所以《春秋》不记载立仲子之宫以表示贬斥，而只说“考”，是用此来讥讽献六羽。乐舞是象征功德的，妇人本来没有乐舞，即使是天子的皇后、诸侯的夫人，也没有专门为她设立乐舞的。配享于天子、诸侯的宗庙，那么本来就可以使用乐舞。只有周朝特别设立姜嫄庙，演奏夷则、歌小吕、无射、大濩来享祀先妣，这是非常之礼，后世不能通用。现在隐公根据义理而建成仲子之宫是可以的，怎么能因此为她设立乐舞，并以羽数为问呢？不问佾数而问羽数，大概知道妇人不需要武舞，而去掉了干舞。然而不知道干舞不能使用，那么羽舞也不能使用，所以《春秋》从而记载它。不说六佾，而说六羽。如果仲子知道这一点，就会说“妇人无乐”，这就差不多接近正道了；而只知道群公之庙用八佾是僭越，而告诉她用六佾，这就是《春秋》记载的原因。妾母立宫，在此之前应该有了，但没有使用乐舞的，从仲子开始有乐舞，所以说“初”。鲁国的妾母有五位：仲子、成风、敬嬴、两位定姒。自从成风被致祭为夫人，而敬嬴和两位定姒也称夫人，那么鲁国的妾母自从成风以后，没有不被致祭以配享其主的。只有哀公的定姒死于定公末年，是否来得及致祭、筑宫、用乐，还不可知。然而《春秋》以仲子一事讥讽就够了。有人说：“祭祀从来没有没有乐舞的。”这不是事实，礼制自〇冕所祭以下，群小祀都不兴舞。妾母的庙，让公子祭祀，那就与正庙不同了，有什么妨碍它不兴舞呢？初献六羽，义理不在六羽，我本来就说过了。古今学者只因为迷惑于鲁国八佾的事，横生义理，最终无法解释。况且众仲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这难道是先王的常制吗？《礼记》说：“天子制作乐舞，用来赏赐诸侯中有德的人，所以赐给诸侯就用柷来引导，赐给伯子男就用鼗来引导。”大概诸侯本来没有乐舞，必须有德而后赏赐，这与赐弓矢而征伐、赐鈇钺而杀戮是同义。所以巡守考察制度于四岳，改变礼乐的人甚至有诛杀。那羽数如果不是天子赐给的，那么诸侯怎么能自己制作呢？诸侯尚且没有乐舞，何况妇人？而隐公在仲子之庙设立乐舞，就是孔子所说的“礼乐自诸侯出”，《春秋》记载它，只是记录诸侯不得自为乐舞而始于这一罪过。妇人不得有乐舞而始于这一罪过。所以说“初”，与“初税亩”的用法相同，“四羽”、“六羽”的说法，怀疑也未必是众仲的话。学者又说“初”是有终之辞，也不是这样。鲁国妾母自从仲子以后，未曾再立庙的，哪里能看出它有终呢？“初税亩”也未必传于后世。《公羊》、《谷梁》都将“初”解释为开始，接近了，但不免都称为僭越。他们不仅不知道《春秋》的义理，也不知道五等诸侯的制度。城中丘，凡城二十九，只有庄公筑城诸及防，文公筑城诸及郓，都是十二月，是夏历的十月；与僖公筑城楚丘，以正月为夏历的十一月。合

译当时的制度只有三种，其余二十六个都不合时宜，然而未必只是议论它们不合时宜。《国语》记载单子说：“先王的教化，清风至时修缮城郭宫室，又在夏令时节告诫说：‘收割完田里的庄稼，准备好畚箕和绳索，当营室星位于中天时，土木工程开始。’这是指水星黄昏时位于中天，即建亥之月；火星初现，期待司里，这是指心星清晨出现，即建亥之末。”所以左氏以龙星出现警戒行事，火星出现致力应用，水星黄昏正位时开始施工，冬至时完工为例。总之，在建亥之初警戒行事，在冬至之终完工，十月、十一月都是土木工程的时候，所以确定方位适中。《诗经》说符合时制，然而城郭虽然建立以为国家，但不是依靠它来守卫国家，所以先王每年趁着农闲修缮它，在无事的时候，不等到有事才去做，这是理所当然的。楚国的囊瓦修筑郢都，沈尹戌说：“子常必定失守郢都，如果不能守卫城池，就没有益处。”古时候，天子的守卫在四方蛮夷。天子地位卑微，守卫在诸侯；诸侯的守卫在四方邻国。诸侯地位卑微，守卫在四方边境。谨慎对待四方边境，结交四方援助。百姓熟悉田野，三种农事成功。百姓没有内忧，又没有外惧，国家哪里用得着城池？然而这个道理，即使是像沈尹戌这样的人，尚且知道，何况春秋时期呢？鲁国，凡是违背时宜修筑城池，多出于畏惧齐国、畏惧晋国、畏惧邾国、畏惧莒国。如果不是这样，就是大夫势力强大而自行修筑自己的封邑，或者超过限度，没有无缘无故而做的。既然不能爱护体恤百姓，按时推行政令，以千乘之国的力量，事情到了才匆忙应对，事先没有准备，从而耽误了农时，这就是《春秋》讥讽的原因。楚丘的记载，大概另有缘故，所以即使合乎时宜也记载。而庄公、文公十二月两次记载的，大概虽然合乎时宜，但连续修筑两座城邑，也是因为有所作为而困顿民力所以记载。《公羊传》说：“城邑没有百雉的城墙，五块板为一堵，五堵为一雉，百雉为一座城。”郑国祭仲说：“都城，大都占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占五分之一，小都占九分之一。”按照《公羊传》的说法，所谓都城不超过百雉的，是诸侯的城制。按照祭仲的说法，大夫的都城，大概有三种等级的区别。而鲁国的叔孙、季孙氏直到自行拆毁费邑、郈邑，那么其他超过制度的，也可以类推而知。

译筑与城，《公羊》《谷梁》都不作为定例。只有《左传》在记载筑郿时说：“不是都城。”凡是邑中有先君神主庙的称为都，没有的称为邑。邑说筑，都说城。而《谷梁传》在记载城楚丘时，说是国家却称“城”，又说“这是邑”，它为什么称“城”呢？因为分封卫国。又在记载筑鹿囿时说：“筑不记载”，这里记载它为什么呢？因为山林川泽的利益，是用来与百姓共享的。管理山林川泽不合正道。详察《谷梁传》的意思，似乎也区分城的大小，而《左传》则以有无先君神主来辨别。然而在郿先说“不是都城”，则又似乎防止以都称“城”，以邑称“筑”，大致与《谷梁传》相同。既然这样，那么又何必用有无先君神主来辨别呢？杜预知道两者相矛盾，所以引用《周礼》中都与邑的区别，说：“宗庙所在的地方，虽然是邑也称都，是尊崇它。”我认为《左传》大概是不了解周制中与邑的区别，而妄加议论；杜预又从而附会增益来为之解说。为什么呢？周制王畿内四井为邑，从此地开始，四四相乘再乘以三为都。《载师》又分别大都、小都，都是王畿内公卿大夫的采地。诸侯的制度应该大致与此相同，都与邑的名称应该不可混淆。大夫不祭祀诸侯，那么怎么会有邑而有先君神主的呢？防止《左传》只是看到鲁国三家都有桓公的私庙，所以“城费”说“城”，就认为凡是邑的定例都如此，他不懂礼太严重了。况且“城小谷”，《左传》说：“是为了管仲。”杜预说齐邑为管仲筑城，“之城漆”是邾国庶其的邑，没有先君神主，为什么也说“城”？大概邑虽然小，也一定有城墙。只是初次修筑称为“筑”，如筑台、筑囿、筑王姬的馆舍之类；旧有城墙而修缮称为“城”，如城中、城城西郛之类。本来没有这个“城”，而开始建造所以称“筑”，“城”本来旧有，因而修缮则称“城”罢了。这个道理很明显。《左传》既然错了，《谷梁传》也没有对。齐桓公年号称弟先王，严格区分嫡庶的公正，因为他作为长子是正统继承者，将代替已故者作为宗庙主，所传承的重。所以防止服子为父斩衰三年，父为长子也三年；至于庶子则降等为大功。而庶子因为不继承祖与父，那么即使是他的长子也不服三年丧。但是这个说法，适用于父子，不适用于兄弟。大概兄弟虽然有嫡庶，他们作为父亲则是一样的。礼制规定大夫的嫡子为兄弟，大夫的庶子为嫡兄弟，都服期年。哪有因为嫡庶而降低服制的呢？所以说：“兄弟是四肢。”所以兄弟的道义没有分别，然而有分别，是避开儿子的私心。儿子不私心对待父亲，就不成其为儿子。所以有东宫、西宫、南宫、北宫，异居而同财，有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先王以此教导和睦。《春秋》记载兄弟，哪有嫡庶的辨别呢？凡是公子作为大夫，应当以氏出现，以国事出现，则书公子；以兄弟出现，则书兄弟。天子诸侯绝期，所以没有兄弟的服制。然而他们的情理，则从天子到庶人，没有不同的。所以天王杀其弟佞夫，首先见到法度。有爱他而溺于私情，如齐侯之弟年来聘者，不是所爱而爱，未必不害他。有任用他而非其事，如卫侯之弟黑背帅师侵郑者，不是所任而任，未必不危他。有事之不尽其道而至于死，如盗杀卫侯之兄絷者，则其为恭者怠也。有抚之不尽其恩而至于离，如陈侯之弟黄出奔楚者，其为友者废也。也有反过来责备他的人，则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陈入于萧以叛是也。所以颂扬文王之德，至于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而正家者定焉。推君陈之德，至于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而为政尽焉。太上以德抚民，其次亲亲以相及，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富辰其犹知之，是以知周公封建亲戚之意，而推召穆公为棠棣之义。此春秋所以谨之欤？而公羊、谷梁皆以母兄称兄，母弟称弟为之辞，此殆论适庶，不论兄弟，非先王亲亲之道也。如卫絷为辄，既不知其字误，又遂附益之以为有疾不得入庙，亦可证其説之妄矣。

存、頫、省、聘、问是臣子的礼节，用大行人来考察，王抚邦国诸侯者，岁遍存，三岁遍頫，五岁遍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郑谓自五岁之后遂间岁遍省，七岁省而召其象胥，九岁省而召其瞽史，十一岁又遍省焉，而无所谓聘问者。其前乃言时聘以结诸侯之好，殷頫以徐邦国之慝，间问以论诸侯之志，而不及存省。郑氏判时聘殷頫皆属诸侯自问以下方为天子之事，是天子于诸侯无聘也，则春秋安得书天王使凡伯来聘欤？吾以为不然。存、頫、省者岁之常礼也，聘问者不时而非常者也。聘主结好，问主谕志，其事不相远而大。

译小不相同，所以称为小聘，称为问。而頫则是专门主持消除邪恶的。大概頫有两种：有三年的頫，有除慝的頫。分开来说，时聘、殷頫、问，问有三种；合起来说，问包含在聘中，聘与頫分为两类。所以《典瑞》说，雕刻的圭、璋、琮、璧，以及缫饰，都采用两种颜色、一种质地，用于頫和聘。《玉人》说，雕刻的圭、璋长八寸，璧、琮直径八寸，用于頫和聘。大概常规礼仪不使用玉器，非常规情况才使用玉器。那么，《大宗伯》又说时聘称为问，殷頫称为视，这是为什么呢？先王制定礼仪，不局限于一个方面。聘虽然主要在于结好，但所注重的意图在于问；頫虽然主要在于除慝，但所注重的意图在于视。《大宗伯》地位尊贵，所以陈述其意图；《小行人》地位卑微，所以陈述其事务，彼此互相补充完备。怎么知道这一点呢？纵观整个春秋时期，周天子派臣子出访鲁国的情况，接连出现八次：隐公在位时，一位君主而两次出访；桓公在位时，一位君主而三次出访；从桓公到僖公，历经三位君主而两次出访；从僖公到宣公，又历经两位君主而一次出访；从宣公到哀公，历经五位君主而没有出访。那么，周朝的诸侯自从宣公之后，就不再出访了。如果从疏密来看，并不合乎常规；如果从废兴来看，并不恒定。这正是《春秋》之所以记载的原因。

译南季是王的大夫，他在五十岁时才取字。按照礼制，人出生十年称为幼，开始学习；二十岁称为弱冠；三十岁称为壮，可以成家；四十岁称为强，可以出仕；五十岁称为艾，可以担任官职执掌政事。所以四十岁开始出仕，五十岁被任命为大夫，执掌官政。先前的儒者认为“政”是指一个官署的政务，《周官》中六官的首长，都是上大夫，却称为卿；只有中大夫、下大夫才开始称为大夫。比如小宰由中大夫担任，宰夫由下大夫担任；小司徒由中大夫担任，乡师由下大夫担任之类，这些都是辅佐长官参与一个官署政务的人。冉子退朝，孔子说：“怎么这么晚？”回答说：“有政事。”孔子说：“那是事务罢了。”如果有政事，即使不任用我，我也应当听闻。大概政与事不同，必须五十岁以后才能成为大夫，如果不是到了艾年担任官职，是不可以的。所以二十岁行冠礼，尊敬其名而确立其字，比如孔鲤称为伯鱼之类，仍然以鱼来称呼他。等到成为大夫，则又尊敬其字，比如荣叔、南季之类，只称伯仲而已，这是为了表示尊重。他们在王畿内享有俸禄，开始有采地，虽然还不能臣属那里的吏民，但有了家，称为家邑。这是先王之所以谨慎的原因。《士冠礼》说：“没有大夫的冠礼，而有大夫的婚礼。”古代五十岁以后才授爵，哪里有大夫的冠礼呢？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大夫五十岁就没有用处冠礼的了。如果有贤才，年龄未到而试用他担任大夫的事务，就穿士的服装而行士的礼仪。所以说：“天子的嫡长子，也是士。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礼制考虑到这一点，大概是因为当时有不等到五十岁授爵为大夫就行冠礼的人，所以接着说：“诸侯有冠礼，是夏朝末期的事。”哀伤这种风气由来已久。

郑伯讨伐并夺取了它，这件事必定有不同于平常的地方，所以《春秋》改变文辞来尊崇它。用来震慑后世，触动他们的心。凡是经文中不按照常例来表述的，大多像这样。况且讨伐就不夺取，所以不说夺取；夺取就不是讨伐，所以不说讨伐。这是两种常理。如果是内部讨伐，僖公时期记载“讨伐邾国夺取訾娄”，宣公时期记载“讨伐莒国夺取向”，公孙归父“讨伐邾国夺取绎”，以及外部记载“莒人讨伐杞国夺取牟娄”等，两种情况都同时出现。大概“伐”是讨伐罪过的名义，“取”是贪婪获取的名义。讨伐国家而夺取城邑，不端正其以讨伐罪过为名，却以贪婪告终，彰显其意图夺取而假借讨伐的名义。现在宋、卫进入郑国，虽然过分了，但得到却不占据，对于郑国还有宽恕之心，而郑国反而怨恨极深，趁着他们军队在外时间长久，虽然增加了蔡国但戴国尚未臣服，三国的军队必定疲惫，于是从后方讨伐并覆灭了他们的军队，这不仁难道不厉害吗？讨伐国家而夺取城邑尚且不可以，何况以一个国家讨伐三国军队而全部夺取三国军队呢，那么道义上就不能与前文使用相同的措辞。如果按照皇瑗、罕逹的说法，只记载“夺取宋师、卫师、蔡师”，就看不出是趁着他们进入郑国之后讨伐戴国的时机，这就是使用不同措辞的原因。《左氏》传叙述事情，稍微知道一些却不通晓经义，所以虽然知道是夺取三国军队，却妄加“郑伯围戴与蔡人不和的原因”，《公羊》《谷梁》不传事迹所以认为措辞容易，直接理解为“我夺取戴”。况且郑国因为三国进入其国的战事，常情应当以三国为怨恨对象，哪有反而辅助他们一起讨伐戴国的呢？郑国如果真的依靠三国的力量得到戴国，为什么三国不分享那里的土地，而郑国独自夺取？这些都是道理上不通的。

《春秋》记载讨伐夺取的事情，只记录季节，说秋天而不记录月份，这就是我所说的彰显其时间长久。三家也不知道这个意思，公羊、谷梁专门以日月为例，到这里反而忽略了，大概特别被“取”是易辞所迷惑，所以拘泥于一个普遍规则作为例证，也是由于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如果稍微知道一些，必定能警觉了。《左氏》在经文之外衍生出“郑伯围戴，攻克它，夺取三国军队”，杜预说三国军队在戴国，所以郑伯合围它，这正不是《左氏》的本意。详细考察《左氏》似乎认为三国已经得到戴国，郑伯又围戴，在其国内夺取三国军队，这样的话就应当说“进入戴国”，不应当说“讨伐戴国”，这都是不通晓经义，所以进退没有依据。详细考察杜氏应当符合我的意思，但杜预被偏袒《左氏》所蒙蔽，不知道他是趁着三国军队讨伐戴国而立即讨伐他们，不是联合三国军队一起讨伐戴国。有人说先记载三国讨伐戴国，后记载郑伯讨伐夺取它，郑伯的讨伐即指戴国，承接上文，所以不再单独说“戴”，也不是这样。凡是经文中承接上文，必须出自同一件事，没有褒扬就从简省文。三国军队与郑国本来就是怨敌，怎么能与同一件事相同例呢。

春秋考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六

宋 叶梦得 撰

桓公

天子诸侯逾年改元即位不明确见于经文。杜氏用《尚书·顾命》来论述，但没有说完他的说法。以我考察，《顾命》开始说在南门之外迎接子钊，引入翼室，安抚宗庙。翼室不是正室。这时固然已经继位为君，但还没有接受册命。七天后接受册命，王戴麻冕穿黼裳，从宾阶登上，卿士邦君，戴麻冕穿蚁裳进入即位。卿士邦君所说的即位，就是他们的常位。王所说的从宾阶登上，是因为殡在阼阶，不敢当王位。阼阶尚且不敢登，那么不敢登上王的正位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接受册命而会见群臣，出在应门之内。应门之内，是路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