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十一

译这样罢了。”哪有因为不符合大义而仅仅记载其文字的情况呢？左丘明说“陈侯鲍去世，因为动乱的缘故再次报丧”，这本来就已经荒谬了。而《公羊传》、《谷梁传》每每提出存疑的说法，认为甲戌那天太阳升起，己丑那天才得到消息，所以记载了两个日期。《春秋》所记载的，只是诸侯的出逃和去世罢了。即使不能得知实情，暂且记载下来，在道义上有什么忌讳呢？那么“郭公”大概就像州公、虞公之类，曾经凭借公爵的身份拥有国家，但后来失传了记载其事迹的文字罢了。或许有人附会《管子》所记载的“郭亡”之事，说齐桓公经过郭国，询问父老：“郭国为什么灭亡？”回答说：“因为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桓公说：“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怎么会至于灭亡呢？”回答说：“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不能除掉，这就是灭亡的原因。”以此类比“惟梁亡”的措辞，将公爵称为“亡”，称之为“郭亡”，这不是我所知道的。古代著书的人，大多假借所听到的传闻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以显示其意图，未必都有实事依据。齐小白称霸在庄公十四年的鄄地之盟，如果郭国的灭亡确实在此之前，那么就不会记载到这里。如果二十四年才出现，确实是现在才灭亡，那么梁国的灭亡是因为百姓溃散，没有人守卫国家，而被秦国夺取，所以可以记载为自我灭亡。如果是因为“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不能除掉”，如果不是有灭掉它的人，就不能用自我灭亡作为说辞。这件事与梁国的情形不类似。况且小白已经称霸，以霸主的身份灭掉谭国、遂国，是有的，但诸侯中没有擅自灭人国家的。如果认为是小白灭掉了郭国，而《春秋》改变文字以显示大义，那么说“春秋取之”，父老的话可以吗？况且《春秋》记载灭国三十二次，其中在喜欢好人厌恶坏人的判断上，不恰当的，也应该有吧。不应该唯独归咎于郭国。查考《公羊传》记载虞国和虢国借道的事，将虢国写作郭国，古代这两个字有时通用。虢国本来就是公爵，虢国的灭亡在僖公二年之后十三年，难道虢公因为以郭公的身份出现在经文中，而亡国的事被遗漏了吗？

译发生日食，击鼓并在社坛使用牺牲。左氏在文公十五年的记载中说了这一点，是正确的。他说：这是不合礼制的。发生日食时，天子停止进食，在社坛击鼓；诸侯在社坛使用币帛，在朝廷击鼓，以此来彰显侍奉神灵、教导百姓侍奉君主，显示等级威严，这是古来的正道。然而庄公二十五年却称之为异常情况，说：只有正月邪气尚未兴起时发生日食，才在社坛使用币帛，在朝廷击鼓。又说：凡是天灾，只用币帛而不用牺牲，如果不是日月的灾变就不击鼓。日食是阳气被阴气压制。社坛属阴。天子在社坛击鼓，大概是为了振奋阳气而谴责阴气。社坛对于诸侯来说是尊位，诸侯不敢用天子的礼仪去谴责，所以用币帛来请求，并在朝廷击鼓。诸侯也属阴类，这是为了自我责备。用币帛是请求，用牺牲是奉献，只请求而不奉献，所以没有使用牺牲的必要。这里说天灾用币帛而不用牺牲，这是对的。一定要以正月邪气未兴来说明这是异常情况，难道左氏认为周历十一月是正月，那时阴气已退，阳气方生，所以称为邪气未兴？如果不是这个月就不举行这种礼仪，而庄公在六月举行就被视为异常情况吗？这是不知道夏历四月、周历六月，是纯阳用事的月份，正是阳气正盛的月份，古时也称之为正月。《诗经》中“正月繁霜”就是例证。这段话大概出自季平子在昭公十七年六月日食时，祝史请示使用什么币帛，叔孙昭子说：天子停止进食，在社坛击鼓；诸侯在社坛使用币帛，在朝廷击鼓，这与左氏前面的说法完全相同。而季平子制止他说：只有正月邪气未兴时，才击鼓使用币帛，其他月份不行。太史说：就在这个月。季平子没有听从他的话，这也与左氏的说法相同。那么左氏大概是兼取这两种说法使用的。昭公时的日食也是在六月，季平子以正月的理由制止，太史认为就在这个月而季平子不听从，难道不是因为把周历十一月当作正月吗？大概鲁国人把阳气正盛的月份当作正月，所以文公、庄公记载在社坛击鼓使用牺牲，都在六月日食时没有举行，所以祝史请示，而认为不是周历正月所以不听从的，是季平子的错误。沿袭季平子的失误而不醒悟，于是把它当作惯例，而说庄公举行是异常情况，这是左氏的错误。杜预偏袒左氏，虽然知道六月是正月，却不认为庄公记载的六月辛未朔日食，推算历法辛未确实是六月朔，因为月序错乱，所以认为经文记载六月而传文这样说，是表明这个月不是阳气正盛的月份。设置朔日的误差固然无法考证，然而文公记载在社坛击鼓使用牺牲也在六月，那时设置朔日并没有误差，正是应当举行的时候，为什么？也记载了呢？然而鲁国人认为必须在正月的月份举行，这也是不对的。《尚书》说：“于是季秋月的朔日，日月不在房宿会合，乐师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跑。”那么古时即使是季秋发生日食，也击鼓了。何必一定是正月？《春秋》在其他月份没有记载，而唯独两次记载在六月，正是为了显示拘泥于正月而不及其余，这是第一个失误。击鼓不在朝廷而在社坛，僭越天子之礼，这是第二个失误。不应当使用牺牲却使用了牺牲，这是第三个失误。合并这三个失误而加以讥讽，其中不说“使用币帛”，是因为使用币帛是符合礼制的。左氏在文公时采纳叔孙昭子的话，关于天子诸侯等级威严的辨析，而说“击鼓使用牺牲在社坛”是不合礼制的；在庄公时说“天灾用币帛而不用牺牲，不是日月灾变不击鼓”，这些都接近正确，但不能不被季平子的话所迷惑，于是妄自当作惯例，这是不传经的过错。《谷梁传》说：“击鼓使用牺牲在社坛，击鼓是合礼的。”虽然知道使用牺牲是不合礼制的，但说“在社坛击鼓”是合礼的，也是不对的。《公羊传》说：“日食为什么击鼓使用牺牲在社坛？是寻求阴道的道理。”其意思相反，好像两件事都正确且合礼，其失误比左氏更远了。

祭祀中有币帛，就像人的宴饮享用而有币帛来表达心意一样。牺牲是祭祀的实质；币帛是礼仪的文饰。有实质的，必定要用文饰来完成。这就是牺牲与币帛不可偏废的原因，就像宗庙中将币帛三享之类一样。所以大祀使用玉帛和完整的牺牲，次一等的祭祀使用牺牲和币帛，至于小祀有牺牲而没有币帛。大的祭祀文饰完备，小的祭祀文饰简略，这是理所当然的。《周官》六号，先列牺牲和谷物，币帛次之。在礼仪中，宗庙的祭祀，从牛猪以下直到稻粱，最后才是嘉玉和量币。这些都是以祭祀为主，所以先牺牲而后币帛。至于日月的灾变，突然发生，天子代表阳道且尊贵，就在社坛击鼓攻击它而已。这就是《夏书》只说乐师击鼓而不及其他的原因。诸侯代表阴道且卑下，既不敢攻击，如果等待斋戒祭祀来祈祷，就来不及了。所以就在同类于社坛的地方请求。其主旨不在祭祀，那么用币帛来表达心意就可以了。就像众臣来朝见拿着礼物，也是币帛，本来就没有使用牺牲的必要。这是祭祀与请求的区别，它们的主旨各不相同。《左氏》不明白这一点，说天灾用币帛而不用牺牲，历代许多儒者多采用这个说法来证明经文。他们不了解经文是理所当然的。

《周官》用射夭鸟的弓来救日，用救月的矢，以及太阴之弓和枉矢。郑氏说救日射阳，救月射阳，这是天子的礼仪。这也是日食击鼓攻击阴气的意义，大概天子无所请求，只是攻击而已。天子攻击而不祈祷，所以不使用币帛；诸侯祈祷而不攻击，所以使用币帛。晋悼公即位，请求让百姓休息时说：祈祷用币帛更替，不使用牺牲以遵循节俭。那么币帛是祭祀的简略形式，牺牲是祭祀的详细形式。日食使用币帛，大概是因为变故非常，不能完备礼仪，

译因此，舍弃了祭祀的大致原则，反而使用牺牲，这就是它之所以错误的地方。

译大水时，在社庙和城门使用牺牲祭祀，并击鼓。《公羊传》说：“在社庙祭祀是合乎礼制的，在城门祭祀是不合乎礼制的。”《谷梁传》说：“既然已经击鼓警戒并惊动众人，使用牺牲祭祀就可以停止了。”救日食时击鼓是为了鼓舞士气，救水灾时击鼓是为了动员众人。这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况且《春秋》所记载的都是不合礼制的事情。日食时，诸侯在社庙使用币帛祭祀，在朝廷击鼓，而在社庙本不应使用牺牲，却使用了牺牲，所以《春秋》记载“大水在社庙使用牺牲”是合乎礼制的。为什么还要与在城门祭祀一并记载呢？《周礼·鼓人》中谈到使用鼓的事情，其末尾说：“救日月食时，告知君王击鼓。”这说明如果不是救日月食，大概就不使用鼓了。为什么说警戒击鼓惊动众人，就可以停止使用牺牲呢？击鼓本意是为了谴责阴气，却有人认为是鼓舞士气，有人认为是动员众人。《谷梁传》自己都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哪里还有闲暇去评论经文呢？我用《周礼》来考证。太祝的六种祈祷方式叫：类、造、禬、荣、攻、说。其中“禜”是祈祷消除水旱灾害的祭祀。《祭法》说：“在泰昭埋藏少牢，是祭祀时节。”郑玄认为泰昭是祭坛，而雩宗祭祀水旱灾害，以“宗”为“荣”，也叫水旱坛。先王的各类祭祀，没有不是为祭坛设立固定场所的。祭祀使用少牢，以涵盖寒暑、日月、星宿、水旱，那么五祀都使用少牢而有牺牲。所以《诗经》说：“汉水说不要吝惜这些牺牲。”这是水旱祭祀使用牺牲合乎礼制的明显证据。至于《鬯人》说：“荣门用瓢赍。”大概是因为门有阴阳开合的意义，既在祭坛祭祀，又在门边奠酒以请求阴气，所以不用樽而用瓢赍以示简略。那么门虽然有酒却没有牺牲。大水时不击鼓，又在祭坛使用牺牲，而在社庙和城门祭祀，失去了祭祀的常规，扰乱了先王的祭祀制度，这大概是《春秋》之所以记载的原因吧？

有人问：“日食和大水，都是阴气盛行的变异。日食时击鼓，大水时不击鼓，为什么呢？”先王通过祭祀来驾驭神灵，水旱灾害，大的向上帝祈祷，次等的向山川星辰祈祷。无事时祭祀，有变故时祈祷，这都是有关官员的职责。回答说：“阴气盛行使阳气受损罢了。无事时没有祭祀的对象，有变故时没有祈祷的对象，不得已击鼓来攻击它，因为鼓是阳物，敲击它来充实阳气以攻击阴气。有神灵就有祭祀，有祭祀就不用击鼓；没有神灵就没有祭祀，没有祭祀就不得已而使用鼓。鼓不是必须使用的，是不得已才使用。”

叔鞅前往京师，安葬周景王；公子遂前往晋国，安葬晋襄公；公子友前往陈国，安葬原仲。这三者虽然涉及天子、诸侯、大夫不同身份，但措辞是一样的，大概都是奉君命出行而记录主人的言辞。《左传》认为原仲是季子的旧交，《公羊传》认为这是通于季子的私行。如果说是季子私自安葬原仲，这是贬低大夫的外交行为吗？古时国君的大夫去世，向别国国君报丧说：“君之外臣寡大夫某去世。”向敌国报丧说：“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去世，派某前来报丧。”即使是士也是如此。大夫去世向邻国国君及其敌国报丧，是合乎礼制的，这是为了重视大夫。接受报丧的人必定吊唁，吊唁必定安葬，这也是礼制的常规，所以不记载。如果有违背，是大夫的罪过多得写不完，这不是大法所在，《春秋》也略而不载。那么季友安葬原仲，记载说“如”，与景王、晋襄公的措辞相同，难道有私行而说“如”的吗？这说明是庄公命令前往安葬。从文辞来看，诸侯派卿安葬别国的大夫，似乎像是贬低；但从经文来看，小事是法度所不记载的，特别记载这件事，正是为了庆父、叔牙的事情而彰显季友的本意。我怎么知道的呢？鲁国和陈国交好已久。庄公二十五年春，陈侯派女叔来聘问；冬，季友前往陈国，去报答。到这时才两年。《公羊传》认为季子不能参与国政，那么季子当时还未执政。庆父、叔牙的祸乱已经萌发，季子如果不顺从，必将危害自身，那么借安葬原仲的名义，避祸前往陈国，以图后计，这是季子的志向。庄公也允许了。所以庄公病重将死时，又召季子回来授予国政，季子于是最终能实现他的志向，杀了叔牙而立子般。这大概是《春秋》之所以表彰他的原因吧？礼制规定，大夫即使没有君命，也不得私自出行；私自向国君请求的，礼制也不废除。所以说：“大夫私行，出必请，请反必告。”季子如果真的是私自出行，不能算是违礼，也不是《春秋》所能记载的。

安葬原仲这件事，《谷梁传》认为是讳言出奔而没有说完其说，不知道其说在哪里。《左传》只说是旧交，未必有深意。只有《公羊传》记载详细说：“公子庆父、公子牙通于夫人，以胁迫国君。季子起来治理他们，就不能参与国政；坐着看他们，那么亲亲之情固然不忍心见到。于是又请求前往陈国安葬原仲。”

译为了躲避国内的祸难，通晓季子私下出行的意图。然而有人认为，此时距离庄公去世还有六年，国内祸难尚未发生，不能说是躲避祸难。如果认为祸乱的端倪已经形成，季子察觉苗头而出奔，那么庄公末年祸乱端倪更加深重，季子不应回国参与国政。我认为这种观点不对，以我看来，这正是季子运用智慧来承担宗国的托付，不能用常情来揣度。没有《春秋》就无法察知其中的深意，所以特意记载以表明心意。为什么呢？诸侯大夫去世，向其他国家的国君报丧，礼制本来就有明确的规定。至于是否下葬，在情理上虽然难以考证，但国内女子嫁给外国成为夫人，记载其去世而不记载下葬，是因为有特定的原因才记载，那么本来就有下葬而不记载的情况。外国大夫不下葬，刘文公因为主持丧事的是我国，所以特意记载下葬。用《史记》考证，季友大概是陈国人。陈国自从庄公十九年攻打我国西部边境之后，到二十五年春天派女叔来聘问，这年冬天公子友前往陈国回访。二十七年于是有了这次出行，从此直到庄公去世，两国未曾交战，那么陈国与鲁国的友好关系自从女叔来访后更加深厚。季友又是陈国人，那么季子这次出行，难道没有用意吗？大概庆父和牙的恶行，其迹象在六年前就已经逐渐显露，时间并不长。季友对此有所察觉。因为两位公子挟制夫人而庄公不能纠正，日后必定导致祸乱。季子以宗国为己任，认为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平息祸乱，而凭一人的力量无法立即治理，于是在祸乱尚未显现时，在母党那里保全自身，借葬原仲之名出使，让两位公子庆幸他离开而不生疑心，以等待日后的时机。这是季子的深谋远虑。因此他留在陈国不回国，以迎合两位公子的欲望。等到庄公病重召他回来，于是将国政托付给他。这不是庄公的本意，而是两位公子和夫人的意思。大概他们打算将国家交给庆父，而季子在外部，恐怕他不赞同，所以召他回来并托付国政。如果不是季子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出使让两位公子不怀疑，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所以季子到达后，庄公告诉他关于牙正直的情由。假如季子害怕祸祸而出奔，就一定不能返回。离开没有名义，就一定会被怀疑。如果是这样，那么国家就成了两位公子的国家，还怎么能掌握政权呢？《春秋》先记载“公子友前往陈国”，然后连带这件事详细记载，表明他是奉君命出行。《公羊传》知道这件事，却不知道其中的实情，认为是躲避国内祸难，那就是爱惜自身而忘记国家；认为是通晓季子私下出行的意图，那就是《春秋》舍弃其大义而赞同他的离去，这就离正道太远了。所以我认为《春秋》中有不应该记载下葬却记载下葬的情况有三种，都不是专门责备他们失礼，各自都有特定的用意。葬纪叔姬，不责备叔姬不该下葬，是为了齐侯；葬许悼公，不责备悼公不该下葬，是为了世子止；葬原仲，不责备原仲不该下葬，是为了季友。

译列国的大夫向别国的国君报告说：“贵国的大夫某某去世了。”这是旧有的礼制，大夫去世，向别国的国君报告说：“贵国的大夫某某去世了。”那么国君必定为他举行吊唁。诸侯吊唁别国的臣子，就由那臣子的国君作为主人。报告丧事的人是主人的言辞，而接受吊唁的是那国君，认为那恩惠是属于自己的。如果诸侯恰好在那个国家，就亲自吊唁。卫灵公恰好到鲁国，遭遇季桓子的丧事，卫君请求吊唁，鲁君作为主人，就是这样。吊唁是这样，那么国君对于葬礼也应当同样如此。《春秋》以鲁国为内，所以记载鲁国大夫的去世，然而不记载葬礼，这是礼制有降等。外国大夫不记载去世，却又记载葬礼。鲁国既不记载去世，自然也不记载葬礼，那么礼制并非不记载外国大夫的去世和葬礼，只是《春秋》没有书写罢了。外国大夫得以记载去世的，只有曾经与我交接的王臣，像尹氏去世这类情况就是这样。王臣地位重要，比照诸侯既然已经记载去世，就不得不记载葬礼，然而有不记载葬礼的，可能是我们没有去参加葬礼。所以王臣的葬礼，只有刘文公而已。《公羊传》、《谷梁传》防止得到这个意思，却不知道列国有记载外国大夫葬礼的礼制，寻求他们的说法而没有获得，所以匆忙认为这是变通他们的私行，来躲避内部的祸难。这就是学者不得不怀疑的原因。

《左传》记载王子朝、王子颓扰乱王室的事，大致相同。《春秋》记载“子朝”，不记载“子颓”。有人说《左传》喜欢诬蔑“子颓”的事，未必是这样。根据王子朝的话考察，他自己说“上天不使周朝安定，生出子颓的祸心，施加在叔带身上”，那么就有可信的了。大概是因为周朝没有报告，所以不记载吧？凡是《左传》有记载的事，《春秋》没有记载的，几乎占一半。如果《左传》真是接受经文而为之作传，那么经文之外就没有必要记载了。大概《左传》只是史书罢了，以记载事实为本，而不专门用于解释经文。所以如果不是经文所有的，即使有而与经文稍微相违背的，都并列记载。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左传》决不是孔子当时所依据为经的史书，大概是经文完成后才出现的居多。凡是见于《左传》而没有记载在经文中的，为此设立四条条例来统括它们。第一条是：常事，或者事情小，不必记载；第二条是：意思有所贬斥，特意省略而不记载；第三条是：没有报告，就不记载；第四条是：经文完成后才出现的居多。孔子所没有见到的，即使应当记载也无法记载。只有对经文深有研究的人，然后才能在这四条中做出决断，那么大概就不会对《左传》感到困惑了。

《春秋》重视军队。凡是战争没有以“人”来记载战败的。只有庄公二十八年，齐国人攻打卫国，卫国人跟齐国人交战，卫国人战败。《谷梁传》说：“战，那就是军队。”现在授予诸侯，然后才有侵伐的事，所以防止它。为什么称卫人为“人”呢？因为称齐人为“人”不可以称卫人为“人”。根据《谷梁传》，这是把齐人当作齐侯。齐侯有罪，贬斥他可以了。卫国如果没有罪，怎么能因为齐国而也称卫人为“人”呢？《公羊传》说：“战败者称军队，为什么不称军队？没有得到军队的资格。”《春秋》战败都称军队，以众多为重罢了。本来未必称军队。为什么三十四次战争唯独这次没有得到军队的资格呢？这大概是两传不知道那件事，而随意猜测的。《左传》认为这是齐小白以王命讨伐卫国，立子颓的罪人。卫国的罪过大了，小白不能以侯的身份相见。这是《春秋》抑制霸者的道理。《谷梁传》所谓“授予诸侯然后才有侵伐的事”，接近了。卫国不得称军队，正是为了惩治它曾经攻打京师，使它不能与齐国敌对，所战败的是卫国人罢了。这是《春秋》不同的文辞。至于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说鲁公追赶齐军到酅，没有追上，那么以“人”侵犯而以“师”追赶，那文辞与正相反。《谷梁传》认为那侵犯称“人”，那追赶称“师”，因为鲁公没有追上而夸大它。这话是对的。由此来说，卫国是军队而抑制它称“人”，齐国是“人”而夸大它称“师”，有君臣的道理，有内外的辨别。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为《春秋》的原因吧。

天子赏罚之所以可贵，是因为赏赐不僭越，惩罚不滥用。《春秋》用褒贬代替赏罚，是因为赏罚僭越且滥用，而天子的权力不能得其正。如果褒贬也僭越滥用，也不足以称为《春秋》了。而《谷梁传》在庄公二十八年传“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时说：“这是军队，它称‘人’，是防止它。现在授予诸侯，然后才有侵伐的事，所以防止它称‘人’。卫国因为称齐人为‘人’，不可以不称卫人为‘人’。”它的意思认为齐桓公已经称霸诸侯，而授予他命令，现在又攻打卫国，所以防止它的军队而称‘人’，这是齐国有罪，卫国无罪。然而说“因为称齐人为‘人’，不可以不称卫人为‘人’”，那么卫国不是霸主，而与齐国相同，不称军队，卫国人不是也滥用吗？僖公元年传“齐师、宋师、曹师次子聂北救邢”时说：“曹国没有军队，曹师，是曹伯。它不说曹伯，因为不说齐侯，不可以说曹伯。”它的意思认为齐侯救邢而驻扎迟缓不及事，所以贬斥他的爵位而称军队，这是齐国有罪，曹国无罪。然而说“因为不说齐侯，不可以说曹伯”，那么曹国不是主救，而与齐国相同，不得称爵位，曹国的军队不是也滥用吗？庄公时称齐人为“人”，经文既不见他是齐侯，大概是《谷梁传》不知道经文在小白之初有抑制而称‘人’的意义，自然不能与他国贬斥而称‘人’的相同条例，所以胡乱编造言辞，连卫国也失去了。至于卫国与僖公时说的“齐师、

译所谓“曹师”，也是遵循将帅地位低、军队少则称“人”，将帅地位低、军队多则称“师”，这是《春秋》经文的一贯法则。《谷梁传》错误地认为曹国没有军队，因此推论“齐师”指的是齐侯，而曹国不能没有军队，这一点我早已论述过了。这两件事实际上都没有具体史实依据，只是凭借义理进行推演，因此陷入困惑而不能醒悟，这也是只传经义而不传史实的弊端所在。

译左氏认为邑中有先君的主祭者，称之为都。先前的儒者多相信这种说法，所以先郑解释都，认为宗人掌管都的祭祀礼仪，是因为山川以及因国没有主祭者，九皇二十四祀的祭祀，王室的子弟则主祭其祖王的庙宇，而贾公彦的疏证于是以左氏的话作为证据。《礼记·郊特牲》说：“诸侯不敢以天子为祖，大夫不敢以诸侯为祖。”在鲁国大夫的家中设立公庙，是不合礼制的，这是从三桓开始的。孔颖达的疏证也引用左氏这句话，又用夏父弗忌所说的“宋国以帝乙为祖，郑国以厉王为祖”，来证实诸侯可以以天子为祖的说法，并认为诸侯可以以天子为祖，那么大夫就可以以诸侯为祖。况且王畿之内稍微作为大夫的采地，县作为卿的采地，都作为公的采地，而王室的子弟大概在这三者之间参与分食，各自随着爵位的高低，与公卿大夫按类别相从，所以郑氏说都鄙是王子弟、公卿大夫的采地，这是总括三等来说的。都的设置官员，有都士，有都司马，有都宗人。所谓都，不只是四县组成的都，即使是县也称为都，只是为了区别于大夫的家罢了。所以县又称为小都，古时候掌管礼仪的官都叫宗伯，夷狄叫秩宗，春官为太宗伯就是这样。都宗人掌管都的祭祀礼仪，与家宗人说掌管家的祭祀礼仪，其措辞相同。凡是境内山川鬼神与宗庙，无不祭祀，怎么知道都独有祖王的庙宇呢？《郊特牲》的经文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孔颖达强行在经文之外引用鲁国有周庙以及帝乙、厉王的事，横生异说，来附会左氏。鲁国得以使用天子礼乐而立文王庙，这在古时只是特例，固然不可以作为常法。至于宋国以帝乙为祖，自见二王之后，如果郑国以厉王为祖，这是僭越礼制，怎么能与宋国相提并论呢？而夏父弗忌妄自以此为说，如果确实说有大功德才能以天子为祖，那么郑桓公有什么功德能与周公相比呢？现在暂且以都宗人和《郊特牲》的经文为准则，先前儒者的错误，都源自左氏的失误，反而用来诬蔑经典，不可不仔细考察。

臧孙辰请求借粮，左氏没有记载这件事，也见于外传。说鲁国饥荒，文仲对庄公说：“现在国家困顿了，何不拿着名器向齐国请求借粮？”庄公说：“派谁去？”回答说：“国家有饥荒，卿出使请求借粮，是古制。”臧孙辰具备卿的身份，请求去齐国。庄公派他前往，随从的人问说：“国君没有命令您，您自己请求去，这是选择做事吗？”文仲说：“贤者急于救难而让出安逸，居官者遇事不回避。看在位者体恤百姓的忧患，因此国家没有违背常理。现在我不去齐国，不是急于救难；在上位不体恤下民，居官而懒惰，不是事奉君主。”由此考察，这不是庄公的命令，大概是文仲自己请求去的。然而《春秋》不因为这件事不是受命而用不同的措辞来贬斥他，是因为他有忧国之心而履行他的职责罢了，这就是只写“如”的原因吗？左氏用礼来解释，是因为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而妄加借口。至于《公羊传》认为是私行，《谷梁传》认为是内部忌讳，则是又逆着意思去揣测。大概左氏不懂经文，凡是他不能通达的地方，大抵都用礼作为借口，像雍榆说救等就是这样。《公羊传》《谷梁传》稍微通达经文，所以虽然知道不写“如”是表示疑问，但得不到传注，所以妄加揣测而都失去了本义。国家饥荒，上卿拿着宝器出去，怎么能说是私行呢？国内饥荒大饥荒，大无麦禾，尚且不忌讳，怎么反而忌讳请求借粮呢？

两个邑相连及，《谷梁传》在“城诸及防”和“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中，都说以大及小。至于“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则说不言及大小，是敌体。《公羊传》不在诸防、漆闾丘中作解释，而在莒牟夷中说“其言及防兹来奔，何以私邑累公邑也？”大概说牟夷是公邑，君邑；防兹是私邑，臣邑。嫌于公邑与私邑混为一谈，所以称及，以辨别之。所以何休在诸防也说：诸是君邑，防是臣邑。在“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中，也说区别君邑臣邑。至于“城莒父及霄”，则两传都没有解释，认为是前面已经见过了。两种意义不相通：一种认为是公及私吗？那么城诸及防及郓都是鲁国所城，有什么公私的区别？一种认为是以大及小吗？那么莒牟夷、防兹都一同返回，有什么小大的嫌疑？我认为说奔的可以称为以公及私，而何休把它用在诸防及郓上是错误的；说城的可以称为以大及小，而《谷梁传》把它用在牟夷、防兹上是错误的。两传各有听闻但不全面。归权及阐别二邑之名也。

鄣，《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它是纪国的遗邑，有人怀疑纪国灭亡到这里，又过了二十七年，不应该它的遗邑还在，到这时才投降。我看昭公十九年记载“齐高发师伐莒”，左氏说：“莒子逃到纪鄣，派孙书攻打他，齐军进入纪。”纪作为国家，在齐莒之间。杜预前注：“齐人降服鄣，把它作为纪的附庸国”，这是纪虽然弱小，县东北；后注“纪鄣作为莒邑，在东海赣榆县东北”。杜氏记载地理，也偶尔有错误。我认为前说作为纪的附庸国，是纪虽然弱小，而附庸国或许能自立以依附于他国，到这时齐才降服它使其归属自己，而后或许被莒夺取，所以还系属于纪，

译那么本来就没有妨害。纪国灭亡了，而它却独自保存下来。

译鲁国与齐国在济水相遇，左氏认为这是齐国谋划讨伐山戎，因为山戎侵扰燕国，接着记载齐国人讨伐山戎。第二年六月，记载齐侯前来献纳战胜山戎的捷报。《公羊传》说：“这是威胁我们。”意思是齐国带着战利品和旗帜经过鲁国以示威胁。我本来已经论述过其中的实情了。刘向的《说苑》记载：“齐桓公小白向北讨伐，向鲁国请求出兵，鲁国不给予，小白愤怒，将要攻打鲁国。管仲说：‘不可以，我已经惩罚了北方的诸侯，现在又攻打鲁国，恐怕不行吧？鲁国必定会侍奉楚国，这样我们一举而两失。’桓公于是作罢。”而《左传》没有记载这件事。我曾经推断，这就是《左传》所说的谋划讨伐山戎，大概曾经向鲁国召集军队了。归来后展示战果，岂不是怀有旧日的怨恨，想要以此威胁鲁国，并夸耀自己的强大吗？《春秋》因此如实记载，好像真的是献捷一样。大概是因为请求而不得，《说苑》的话足以验证这一点。

讨伐山戎，记载“齐人”；献纳山戎的捷报，记载“齐侯”，这是讥讽齐桓公小白的措辞。按照葵丘会盟时，宰周公对晋献公说：“齐侯不致力于德行而勤于远方的征伐，所以北伐山戎，南伐楚国，西面举行这次会盟，都是论述齐侯亲自前往。”那时齐桓公的霸业已经成就了，然而五大夫奉立王子颓扰乱王室，卫国人拥立子颓而篡夺了惠王的位置。这是霸主应当率领诸侯共同治理的，却无所作为，反而在远方的边族上费尽心思，因为山戎侵扰燕国，燕国的忧患与周王室的动乱相比，哪个更严重呢？这不过是想要向诸侯显示威力以自显强大，这就是宰孔所说的“不致力于德行而勤于远方的征伐”。所以《春秋》贬低他，称他为“人”。至于得志后向鲁国献捷，这难道是真情吗？也不过是以此夸耀并威胁罢了。所以《春秋》特意正名称他为“齐侯”，诸侯之间不互相赠送俘虏，何况是霸主呢？称之为夸耀反而显得软弱，称之为威胁反而显得屈服。赵氏却都认为这是错误的，认为在“伐山戎”时应当说“齐侯献戎捷”，在“献戎捷”时应当说“齐人陋矣”。

鲁国有孟孙孟，就是孟伯。大概是庆父的后代，自从以仲孙为氏后，就不称孟了。孔氏依据《礼纬》说：庶出的长子称孟，嫡夫人的长子称伯，妾生的儿子比嫡夫人之子年长的称孟。然而在经文中没有见到这样的记载。赵武的母亲是晋景公的女儿，是嫡夫人，而赵武却称赵孟。士匄请求让荀偃的后人继承，说：“郑甥可以，于是立了荀吴”，荀吴是妾生的儿子，称知、称知伯，与《礼纬》正好相反。孔氏认为赵盾是庶出的长子，所以赵武也承袭他父亲的称呼称为孟。荀首是中行伯的弟弟，中行伯是嫡子，所以荀首也承袭他哥哥的称呼称为伯，这未必正确。按照《公羊传》，庆父与叔牙、季友都是庄公的母弟，三传中没有说他们是庶出的，只有杜预根据伐于余丘的年份计算，认为他们尚未成年。庄公的政事谬乱很多。庆父以公子为氏，就是大夫了。既然尚未成年就可以做大夫，又怎么不可以做将领呢？据我考证，古代大夫五十岁以后以伯、仲来称呼，不称孟。只有夫人有称孟姜的，那么孟未必是字，只是长子的称呼罢了。所以正月称为孟月，元侯称为孟侯。礼制中也没有嫡子不按其排行而必定称伯的说法，那么孟不是字，只是说他是长子。庶出的儿子虽然是长子，所谓的庶长，并不是嫡庶之庶，而是为了区别于君主。比如称众子为庶，孟作为庶出的长子而不能继位，自然应当称孟以区别于众子。所以齐桓公小白没有嫡子，六个宠妾所生的儿子中没有嫡子，最长的称为武孟。卫灵公立公子絷，虽然年长但因为不是嫡子不能继位，称为公孟。鲁桓公去世后，庄公以嫡长身份继位，庆父作为众子中的长子，所以称孟。赵孟也是如此。《礼纬》的话或许出于此，而孔氏误以为孟是字了。

《周官》中宫人掌管六寝的修缮，而女御掌管在王的燕寝中侍奉。太仆掌管在大寝门外设立路鼓。那么有大寝，有燕寝。《礼记·玉藻》说：君主日出时视朝，退下后到路寝听政，派人查看大夫。大夫退下后，然后到小寝脱去礼服。那么有路寝，有小寝。大概六寝是总称，而燕寝、大寝、路寝、小寝是它们的别名。郑氏认为六寝：大寝一个，小寝五个，而解释太仆的大寝为路寝，《玉藻》的燕寝为小寝。那么大寝又称为路寝，小寝又称为燕寝，这是天子的制度。诸侯中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内宰掌管用阴礼教导六宫的人，这是王后的宫室。天子有六寝，所以王后有六宫。而《祭义》说：诸侯率领三宫的夫人养蚕，以此类推。天子有六寝，王后有六宫，那么诸侯有三寝，夫人有三宫，都是因为减半于天子。所以西宫发生火灾，《公羊传》说：“西宫是什么？是小寝。”小寝为什么称为西宫？有西宫就有东宫了。鲁子说：“因为有西宫，也知道诸侯有三宫。”六寝都在路门之内。礼制：天子有三朝，有外朝，有内朝，有燕朝，而寝不在其中。外朝用来咨询万民，是非常之朝。内朝在应门之外，燕朝在路门之外。燕朝用来会见宗人，而内朝用来每日接见群臣，这就是《玉藻》所说的“每日视朝的地方”。六寝中居中且在前的是大寝，也称为路寝，这就是《玉藻》所说的“视朝退下后听政的地方”。其旁边并列且在后面的是小寝，这就是《玉藻》所说的“听政退下后脱去礼服的地方”。先儒没有领悟朝与寝是不同的

译有人却错误地将大寝分为两类：认为在路门之外的为正寝，在路门之内的小寝为夫人的寝。因此，庄公、宣公、成公都死在正寝。《谷梁传》认为：“生病时住在正寝，这是合乎礼制的。男子不应死在妇人的手中，以此保持终身的端正。”僖公死在小寝，《谷梁传》认为这不合乎礼制。杜预于是将小寝解释为内寝。对于《左传》中“夫人不薨于寝，则弗致”的说法，他解释说：“寝，指的是小寝。”然而，天子诸侯不应死在听政的地方，王后夫人也不应死在天子诸侯的寝宫，难道他们不知道王后自有六宫，夫人自有三宫吗？先前的儒者对于礼制的误解竟到了这种地步。只有《公羊传》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至于何休说天子诸侯的寝宫分为三种：一曰高寝，二曰路寝，三曰小寝，不知他依据的是什么？大概只是因为定公死在高寝，所以便借用路寝、小寝的名称来凑足三种说法。这种谬误，不必批驳便已不攻自破。

译春秋考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十二

宋 叶梦得 撰

闵公

在鲁庄公与鲁闵公交替之际，关于庆父、叔牙、季友的事情，三家传注中只有《公羊传》说得最准确，《左氏传》大致相同，但都没有说完，而《谷梁传》则完全没有记载。根据庄公即位第二年，就见到庆父在余丘作战，那时他已经是大夫了。二十五年后，季友才初次被记载出使陈国；到了庄公末年，叔牙才初次被记载去世。那么庄公时期的三位卿大夫，大概就是庆父、叔牙、季友了。《公羊传》说叔牙想要立庆父，这件事发生在庄公夫人原仲去世之前，所以把安葬原仲看作是季友秋天出行的开端。距离庄公去世还有六年，季友又请求出使陈国，这说明当时季友还没有掌握政权。等到庄公病重将死，因为生病召季友到来，把国家政事托付给他，于是问：“我如果不起此病，我将把鲁国托付给谁呢？”季友说：“公子般还在。”庄公说：“叔牙对我说，鲁国应该‘一生一及’（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庆父也在。”季友说：“他敢这样做吗？这将是作乱啊！”不久叔牙被杀，季友调和毒药让他喝下，叔牙去世。庆父出使齐国，并没有提到季友出奔的事。闵公即位，说：“谁杀了子般？是庆父。”子般被杀后，把罪责推给邓扈乐，说：“季友到来后局势没有改变。”季友回来，说：“这是喜悦啊。”这说明季友曾经出奔过。《左氏传》记载虽然相同，但安葬原仲只说是季友的旧事，没有记载他避难的事，那么季友安葬原仲时大概曾经回国并与叔牙共同执政了。所以庄公向这两人询问继承人而没有提到庆父。季友随即杀了叔牙而立子般，子般被杀，季友逃奔陈国，记载了闵公即位却没有记载其他。庆父出使齐国，闵公即位，与齐小白在落姑结盟，以让季友复位。既然从陈国召回了季友，庆父又杀了闵公，季友再次带着僖公逃奔邾国，庆父这才逃奔莒国。季友回国立僖公，莒国人想要送还庆父，季友不接纳，庆父于是自缢。如果不了解子般被杀、庆父出使齐国、季友出使陈国这些情况，那么立闵公的人是谁呢？庆父出使齐国，是奉君命行事。如果不了解子般已死，国家没有君主，那么把命令授予庆父的人是谁呢？闵公即位时才八岁，庆父还在鲁国，那么在落姑结盟从而让季友复位的人是谁呢？齐小白派仲孙湫来视察祸乱，大概是窥探情况。本来没有援助鲁国的意思，仲孙湫说：“不除去庆父，鲁国的祸乱就不会停止。”那么迫使庆父出奔的人是谁呢？这四个方面，两传都没有记载。我曾经说过，混杂千万人之中不可改变的是人情，跨越千万年不可更改的是事理。学者处于千年之后，不幸有无法知晓的事情，如果从人情和事理去推求，难道能逃脱吗？庆父大概是有意夺取鲁国君位的。对内勾结夫人，对外借助叔牙。他以大夫身份出现，与庄公几乎贯穿始终。根据《公羊传》所说，叔牙想要立庆父，季友不同意，于是被杀，那么即使是庄公也将被杀了。对于子般、闵公又何况呢？然而既然杀了子般却不敢立刻夺取君位，只是害怕季友讨伐他罢了。等到用圉人荦承担子般被杀的罪责，那么假借子般的命令向齐国请求，立闵公的人，难道不是庆父吗？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因为叔姜是齐国女子，对外顺从人情，来掩盖自己的罪恶，慢慢再图谋罢了。闵公即位而庆父还在，那么在落姑结盟的，是季友从陈国向齐国请求，而齐小白为了安定君位而做的。这就是仲孙湫说“不除去庆父，鲁国的祸乱就不会停止”的原因吧？季友回来后观察他的志向，那么一定有处置他的人。所以虽然季友无力无可奈何，但最终不敢夺取他的君位。时间久了知道他又杀了闵公，不能容于国人，然后与哀姜一起逃遁。季友得以依靠高傒而立僖公。这虽然在传注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推究事理，必然出于此。我所以参考两传的说法而做出解释。那么子般被杀，季友奔陈；闵公被杀，僖公奔邾。经文都没有记载，为什么呢？季友不去陈国，就无法成就他的志向；僖公不去邾国，就不能保全自身。这都是鲁国之所以不灭亡的原因，不能与庆父奔莒的说法并列出现，所以为之隐讳。好像不曾出奔一样，这就是《春秋》保全君子的美德，而暴露小人的罪恶的原因。

关于落姑之盟，《左氏传》说是请求让季友复位，《谷梁传》说是结盟接纳季友，杜预认为闵公初立，国家多难，因为季友忠诚贤能，所以请求霸主而立他。季友是鲁国的臣子，如果确实忠于鲁国，他的去留在于他的君主，何必听从霸主然后才能接纳？这时闵公才八岁，而鲁国没有贤臣在内部辅佐，一定不能自己做出这个谋划。《公羊传》的解释，何休说：“庆父在国内权重，在国外出奔强大的齐国，恐怕成为国家的祸乱，所以季友出使齐国，听说后奉闵公，依托齐桓公为此盟。”我认为这话虽然缺乏依据，但接近事实。为什么呢？庆父杀了子般，这时齐桓公正图谋霸业，庆父背负杀君的罪恶，敢于面对霸主，一定不是无所畏惧而这样做的，大概是把罪恶推给邓扈乐，而说闵公是哀姜妹妹的儿子，挟持哀姜向齐国请求，立闵公以自明罢了。哀姜与庆父的罪行，齐桓公都还没有知道，所以《春秋》用平常的措辞记载说“公子庆父如齐”，没有贬斥的言辞，正是为了显示他的罪行尚未暴露。季友奔陈，《左氏传》记载了而经文没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