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者卷十

译如果不会导致灾祸的话。」凡是在行事之中施用这些手段，有人认为是诚信，有人认为是避讳，有人认为是仁爱，有人认为是美德，曲折迎合、掩饰防备，没有不肆意进行歪曲的。唉！谁说《春秋》这部书，仅仅记载了齐桓公小白的事迹呢？既然把扬雄当作大儒，而且认为“习好乱治”是《春秋》所赞美的美德，那么召陵之会等其他事也就不足指责了。

译齐国人拘捕了郑国的詹。郑詹从齐国逃回郑国。左氏认为郑国因为不朝见齐桓公而被拘捕，这是对的。詹以名字被记载，是因为他位列下大夫。《公羊传》和《谷梁传》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只看到经文写了名字，就认为这是为了防范嫌疑，觉得不应该记载在《春秋》里，于是把他加定为奸佞之人。他们心里以为这是特意记载。郑宛、邾快、莒挐、秦术这些人，难道曾经被记载在经文中吗？却唯独对詹产生怀疑吗？查考宁母之防的事件，郑子华请求除掉郑国的三大家族，管仲认为郑国有叔詹、堵叔、师叔三位贤良执政，不可以离间。齐桓公因此停止了行动。叔詹不能说是奸佞之人。郑国先前负有攻打宋国的罪责，等到齐桓公称霸时，又不防备幽地，仅仅因为他的使者到来，齐国人就拘捕了他，原因就在这里。经文不用“侯”而用“人”来记载拘捕，是因为国君有罪而拘捕他的使者，这不是霸主征讨。古代做大夫的人，必定懂得道义与命运的分别。詹知道自己是无罪被拘捕，却不能以死来节制，于是抛弃自身，苟且免祸而逃回郑国。这就是《春秋》轻视他的原因。书写“逃”与“来奔”用词不同。从哪里看出他是奸佞呢？这才知道《公羊》和《谷梁》两家不了解事实，又不能从经文中探求，颠倒善恶，随心所欲，言论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不加以审察呢？

詹的事左氏没有记载，但经文可以考证。晋国因为邾、莒的控告，拘捕了季孙意如。子服惠伯为他请求，让他回国。惠伯说：“我们国君不知道他的罪过，在会合诸侯时拘捕他的大臣，如果还有罪，死在命令下是可以的。如果说无罪而侥幸免祸，诸侯们听不到，这就是逃避命运，哪里算是免祸呢？请让我跟随国君的恩惠到防地。”不认为是惠免，而认为是逃命。惠伯尚且知道这个道理，何况比惠伯更贤能的人呢？如果詹知道这个道理，就可以免祸了。

孙氏和啖氏认为“自灭”的含义，大概是看到齐人在上文，依据“梁亡”、“郑弃其师”的例子推论，不知道齐人在上文，就是“自灭”的含义，而“殱”不是自灭。“殱厥渠魁”、“殱我良人”，难道是自灭吗？《谷梁传》认为“殱”是尽杀，这是对的。大概渠魁都被杀尽，而胁从者不予治罪，所以叫“殱厥渠魁”；良人只有这三个人，全部作为殉葬，所以叫“殱我良人”。那么齐人在遂地殱杀，也是全部被遂人杀死而没有遗漏罢了。所以在文字上顺承“防”字，杀到了防地。杜氏虽然知道“殱”是尽杀，但说齐人轻视敌人，遂人尽杀的时候，史官因此用“自尽”来行文。这只是看到尽杀，不辨别为什么说是自尽。当时史官的文字，这不仅失去了“殱”的含义，其违背经义的防范更是严重了。

《公羊传》既然妄自把郑詹当作奸佞之人，何休接着添加言辞说：鲁国娶文姜，丹楹刻桷，以至于败坏，都是詹的谋略，太严重了，前代儒者喜欢诬陷而附会防范。况且经文先记载齐人拘捕郑詹，左氏说：郑国不朝见。国君不朝见而拘捕他的大臣，本来就不正当，所以用“人”拘捕不能算是霸主征讨，而詹也不称行人，不是以使者身份被拘捕。詹有什么恶行呢？凡是诸侯的大臣，从自己国家出逃的，都记载为出奔；逃到我国的，都记载为来奔。齐国不是詹的国家，自然不能说奔，那么记载为来就可以了。詹的罪过在于被拘捕，不是他的罪过而不能以道义自我坚守，于是畏惧齐国苟且免祸而偷偷回到我国，所以加上“逃”字。逃，是说，不依礼而窃取的意思。《谷梁传》说：逃避道义叫逃，也不是这样。首止之盟，郑伯逃归不盟，认为逃避道义是可以的。詹被拘捕不是他的罪过而逃跑，有什么道义可言呢？

逃的体例，前代儒者多与叛、溃一同讨论，这两者绝不相同，自然不必如此。总之，叛是以土地而言，溃是以众人而言，逃是一人的事。郑伯逃盟，陈侯逃归，这两句话都见于经文了。而传记中“厥貉之防”，“麋子逃归”；“溴梁之防”，“高厚逃归”，都不是挟带众人的言辞，大概仅仅是以其身偷偷离去。杜预说违背典礼，抛弃车服，群臣不知道他的谋略，社稷不能保全其安定，是这样的。国君大臣到了这种地步，还问什么“逃上”呢？而左氏把它当作体例，《谷梁传》又说“逃避道义叫逃”，“正当的使者道义不可从，又怎么能逃呢？”这都是不明白霸主征讨的道义，所以郑詹虽然以人拘捕，却强行说他是奸佞之人吗。

《周官》大司徒建造都鄙，先郑认为都鄙是王子弟、公卿大夫的采地，这是通都、县、稍三等而言的。大概都鄙有针对大都而言的，从王城推及到大都，而王畿就正了。大都之外就是侯服，对于王畿来说是鄙，这与《春秋》记载外伐鲁国都说“伐我某鄙”是不同的。从三等采地推及，则各有都鄙。大概公卿大夫的居所必定建立城郭，城郭之内为都，之外为鄙。鄙的意思，如同野。所以《月令》孟夏命令司徒巡视县鄙，命令农夫努力耕作，不要在都中休息。而《周官》田仆掌管驾驭田路以田以鄙，是这样的。贾氏疏别三等采地：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王亲子弟与公同在大都，次疏者与卿同在小都，更次疏者与大夫同在家邑。这虽然不见于经文，但道理或许当然，所以怀疑吾子之子弟为公卿大夫的，也各自以其爵位分食三等。大概既然爵位相同而土地等级相同，就没有必要再分别。同姓异姓自然应当为一，不必再论亲疏了。

周制王畿之内分五等，从郊到都就是这样。近郊远郊合计百里，即

译六乡的土地，就是六都的土地。制定乡遂制度的，是依据井田之法，也就是《周官》中遂人所说的：八夫之间开凿遂沟，十夫之间开凿沟渠，百夫之间开凿洫渠，千夫之间修筑防堤，万夫之间形成河流，以此通达王畿，而丘、甸、都、邑并不包含在内。治理这些百姓的，各自由比、闾、族、党的官员来担任。甸之外的三等采地，统称为都鄙。制定都鄙制度的，是依据井牧之法，也就是小司徒所说的：九夫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四甸为一县，四县为一都，而比、闾、族、党并不包含在内。治理这些百姓的，各自由享有采邑的公、卿、大夫来担任。井牧之法不通行于乡遂，大概是因为乡遂不用于分封，就没有使用都邑的必要；井田之法通行于都鄙，大概是因为虽然有享有采邑的人，但为了教导农夫，沟洫的制度也不可废除，只是不设置比、闾、族、党的官员罢了。诸侯的制度，是天子的减半，天子有六乡六遂，那么诸侯应当有三乡三遂。所以《费誓》中说鲁国有三郊三遂，将“乡”改为“郊”，“遂”也属于“郊”。诸侯没有公，只有卿与大夫，那么遂之外未必甸、稍、县、都都具备，也必定少于天子，或许只有县与都罢了。郑伯向楚国求和的言辞说：“让我改事奉君主，地位等同于九县。”楚庄王灭掉陈国，将陈国设为县，说：“诸侯的县公都来庆贺我。”大概楚国灭掉小国都将其设为县，那些县大夫都僭越自称公，比如白公胜之类。而晋侯将〇衍之县赏赐给士伯，那么诸侯也普遍拥有县。

译王畿郊外和遂地之外，是甸、稍、县、都，各自方圆百里。称为县、都的，是公、卿、大夫的封地，公享用都，卿享用县，大夫享用稍县。大夫的小都，都有城邑。公、卿可以役使那里的百姓，大夫要经过三代之后才能役使那里的百姓。称为“主”而士在甸地领取俸禄，称为公邑，就不能役使那里的百姓，只是收取那里的租税。这就是《周礼》载师所说的士田。上士、中士的区别，应当像《王制》所说：“制定农田以百亩为单位，从上等农夫开始加倍。”由此说来，诸侯大国中的卿不过三命，其余的都是再命、一命，就不能像王的公、卿、大夫那样拥有城邑来役使百姓，也只是根据田地来收取租税。而在春秋时期，诸侯赏赐大夫，见于传文的没有不说赐邑的。晋献公灭掉耿、霍、魏，用来赏赐赵夙、毕万担任大夫。晋文公称霸，以一命任命郤缺为卿，并赐给他冀地；以再命任命胥臣，并赐给他先茅的县邑。不仅仅是因为赋税记录而奖赏功臣的人，也是如此。郑伯奖赏攻入陈国的功劳，子展得到八座城邑，子产得到六座城邑。一座城邑以四井为田，共三千六百亩。八座城邑相当于甸地的四分之一，田地共二万八千八百亩。赵简子与范氏、中行氏作战，向军队发誓说：“战胜敌人的，上大夫接受县邑，下大夫接受郡邑，士获得十万田。”田甸大概是方圆二十里的地方。卫献公赐给免余六十座城邑，免余推辞说：“只有卿才配拥有百座城邑，我已经有了六十座，那么卫国的大卿大概拥有四十座城邑的土地了。”至于晋侯夺取戚地六十井，赐给孙林父，那是霸主的命令。竪牛夺取惠伯的三十座城邑，赐给南遗，那是家臣的行为。败坏法度到了这种地步，那么周代的政令就没有可以再考证的了。

外患侵伐鲁国，被侵的有四次，被伐的有二十次，都用“鄙”来表述。鄙，是都邑所在的地方，国家把它作为边界而与外部区别开来。《春秋》的用意，大概是要尊崇自己的宗国，使外部不能随意加害于我，所以用区别外部的言辞。书写说“到达我的边界为止”，实际上像莒国侵伐东鄙，包围台邑；齐国侵伐北鄙，包围成邑，包围桃邑，包围防邑，都在鲁国境内，那么就不只是在其边界之外了。只是因为城邑重要而记载，那么其他进入国境的情况，而不是包围城邑的，都省略而不记载了。唯独哀公八年记载吴国侵伐我，十一年记载齐国、国夏率领军队侵伐我，而不说“鄙”，这是什么缘故呢？凡是侵伐，都是讨伐罪过的名目。外部诸侯侵伐，没有说“战”的，大概都是服罪而求和，就与他们和解而撤军。不服罪而请求作战，就记载为“战”。鲁国也是这样。所以不服罪而至于作战，或者胜或者败，胜了就记载，败了某军就记载“与某军作战”，本来就已经用不同的文辞来显示了。那么在这四次侵、二十次伐中，都是求和而得以幸免的。以堂堂的大国，每次被邻国问罪，而我们求和都来不及，如果不是软弱而不能自立，那么就一定是确实有罪而无话可说。圣人虽然为了内辞来表达心意，但怎么能剥夺别人的罪过而把侵伐说成不对呢？凡是鲁国被侵伐，只有庄公时开始显著，齐、宋、陈三国伐鲁，从僖公以后，大国不是齐、吴就是小国邾、莒，大概都是邻国。孟子说：“只有仁者能够以大国侍奉小国，所以商汤侍奉葛国，周文王侍奉昆夷。”如果鲁国懂得这个道理，那么邾、莒就不值得畏惧了。又说：“只有智者能够以大国侍奉小国，所以周太王侍奉獯鬻，勾践侍奉吴国。”如果鲁国懂得这个道理，那么齐、吴就不值得恐惧了。现在既不能强，又不能弱，国有四鄙，而每次都被邻国逼迫，这是谁的过错呢？所以在哀公末年，《春秋》结束了，特意连续两次记载“伐我”而不说“鄙”，从此外部不再有侵伐，这是为了纠正内部。齐国人侵伐燕国，夺取了它，诸侯将谋划救援燕国。齐宣王问孟子说：“诸侯大多谋划讨伐我，怎么对待他们？”孟子回答以“商汤以七十里之地统治天下，没听说过以千里之地畏惧别人的”。由此说来，后世如果有像鲁国那样的，也可以稍微知道羞愧了。所以说：“爱护别人而别人不亲近，反省自己的仁爱；治理别人而别人不服从，反省自己的智慧；礼待别人而别人不回应，反省自己的恭敬。行为有不得当的，都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寻求原因。自身端正而天下归附。”这就是《春秋》书写“我”的意义。经文说“眚灾肆赦”，孔氏认为眚是过错，灾是祸害，意思是过错而有祸害的，宽缓而赦免，肆就是宽缓。如果这样，眚应当与灾并列来说，才成文辞。过错而不祸害万物，自然不应有刑罚，有刑罚就是常法，为什么单独书写“肆大眚”呢？古代称视力不明为眚，日月的灾异为眚。眚，是不幸误犯法律，《周礼》三宥所说的过失。灾，是因为天灾而犯罪，像荒年时的盗贼，迫不得已，《周礼》荒政十二条所说的缓刑。后世大概也有因天变而赦免天下的。眚就宽缓，灾就赦免，两者不相兼。《康诰》说：“人有小罪，不是过失，而是惯犯，自己作恶不依常法，即使你的罪行小，也不可不死；如果有大罪，不是惯犯，而是过失或灾祸所致，已经穷尽了他的罪责，这时就不可杀。”这是先王宽缓大眚的道理。有眚，有大眚。眚，是小罪；大眚，是大罪。太宰用八柄告诫君王，驾驭群臣，没有比生更大的，用来聚集福分；诛用来驾驭过错。而《洪范》

译《尚书》说：“只有君主才能赐福，只有君主才能行威，臣子如果擅自赐福行威，就会危害你的家族，使你的国家遭殃。”这大概是公卿大夫与诸侯所共同遵循的原则。诸侯如果没有天子赐予的斧钺，就不可以杀人，所以说“不能专断杀人”。大夫既然不可以专断杀人，又怎么可以专断赦免人呢？那么诸侯所能擅自施行的，只有赦免小罪罢了。赦免大罪如果不向天子请示，是不可以施行的。楚国的箴尹克黄出使齐国和宋国，听说国内发生变乱，就抛弃使命回国，将自己拘禁在司败那里。楚庄王让他恢复原职，改命令为“赦免他”。这是楚庄王的僭越行为。诸侯讨伐郑国，军队驻扎在纪地，宣布“赦免小罪”，包围郑国后郑国于是屈服，这称为诸侯之事。那么庄公赦免大罪，《春秋》讥讽他僭越吗？不是的。鲁国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仪，赦免大罪，是有依据的。为什么记载这件事呢？是因为他将要安葬文姜。凡是重大的罪行都予以赦免，以此取悦他的国人。文姜的罪行不被追究，大概已经取悦了天子。国人的重大罪行，不属于小罪的，又借着文姜的缘故而得到宽恕。庄公又怎么能在他的国家施行政令呢？所以鲁国虽然赦免大罪，如果符合礼制节度，都是常事不予记载，只有不该赦免却赦免了，这才特别记载，就像郊祭占卜四次、禘祭迎请夫人一样，其用意所在，并不在于郊祭与禘祭本身。

译婚礼有六项，其中只有纳币这一项在记载中出现了三次：纳采、纳采、问名、纳吉，都是尚未确定的言辞；到了纳币，婚事才算确定。从此以后是请期，亲迎则婚事完成。平常与否，不值得讥讽。诸侯的婚礼已经失传，现存的只有士人的婚礼。有纳征，有纳币。纳征，是士人的礼仪；纳币，是卿大夫以上等级的礼仪。《杂记》说：“纳币一束，一束五两，一两五寻。”士人的婚礼中认为是玄纁，这是卿大夫以上等级的礼仪。《周官》中媒氏所说的“凡是嫁女儿娶媳妇，送入的币帛必须是纯色丝织品，不能超过五两”。媒氏掌管百姓的婚配，纯帛、缁帛都是丝织品。不超过五两，那么就有不足五两的情况，这是庶人以下等级的礼仪。先儒又说：天子则加上谷圭，诸侯则加上大璋，礼仪也应当如此。这就是它与其他五种礼仪不同的原因，大概是重视的缘故。杜氏说“因为由卿来执行所以记载有误”，这是错误的。

庄公观社这件事，外传也记载了曹刿的话，比《左传》更详细，说：“先王制定诸侯的制度，让他们五年四次朝见天子，一次相互朝见，结束后在防地讲习，以端正班列爵位的意义，遵循长幼的顺序，训导上下的准则，节制财用的花费。这期间没有理由懈怠荒废。这大概是专门针对防地说的，以纠正观社的非礼行为。四季的田猎，名称有三种。从田猎来说，称为搜、苗、狝、狩；从习武来说，称为振旅、茇舍、治兵、大阅；从祭祀来说，称为社、禴、禴、烝。它们主要的名称不同，所以《春秋》所记载的有时是治兵，有时是大阅，有时是社，也是各自根据情况来表达意思。记载齐国观社，大概是以防地祭祀为名，所以曹刿说：‘天子祭祀上帝，诸侯在防地祭祀，接受天命；诸侯祭祀先公先王，卿大夫辅助，接受事务。没听说过诸侯之间相互会盟祭祀的。’那么所谓端正班列爵位的意义，遵循长幼的顺序，训导上下的准则，节制财用的花费，都是防地祭祀的事情。《左传》将其与朝见分为两件事，连曹刿的话都不能理解，何况经文呢？襄公二十四年传记说：‘楚子派防启疆到齐国聘问，鲁国在社日检阅军备，让客人观看。’那么庄公的这次出行，也是齐国想要炫耀军备而以社日祭祀为名的缘故。大概自从文姜下葬后，庄公开始与高傒在防地结盟，随后亲自前往纳币。不久又进行这次出行，又在谷地与齐侯相遇。这时齐小白正称霸，难道庄公畏惧齐国的强大，想要消除仇怨以寻求援助吗？还是小白担心鲁国不服从，胁迫他听从自己呢？然而防地的盟约，谷地的相遇，都说‘及’，这是庄公愿意的。或许庄公起初不防备鄄地，没有忘记怨恨；齐国霸业既成，害怕而愿意顺从，于是在幽地结盟。齐国人因此用威势炫耀，担心诸侯认为这是玩弄武力，所以用社日祭祀召集他吗？所谓诸侯五年四次朝见天子，一次相互朝见，问朝以讲习事务，五年再次相互朝见的，都是当时霸主的命令，不是周礼。所以说‘最终在防地讲习’，也不是这样。如果有王者在上，诸侯怎么能擅自进行防地祭祀？班列爵位的意义，长幼的顺序，上下的准则，难道没有典命行人之官吗？而财用的节制，率领赋税以资助元侯的，本来就有天子的命令，难道相互朝见就能自己决定吗？不遵循《左传》，就不明白曹刿的话；即使是曹刿，也不完全了解先王的制度。习惯于混乱太久，当时贤者所知道的，也不过如此罢了。不是《春秋》，谁能纠正呢？

庄公记载丹桓宫楹、刻桓宫桷，成公记载新宫灾、三日哭。庄公对于桓公，成公对于宣公，都是父子关系。宫都是他们的祢庙。一个举出谥号叫桓公，一个不举出叫新宫。有人说桓公远而宣公近。父子天性，只有三年的丧期有时结束，但感情没有时刻可以忘记的。所以说舜五十岁还思念父母。《春秋》难道以此作为区别吗？宣公在十月去世，到二年十二月丧期结束，第二年二月新宫发生火灾，距离丧期结束并不远。成公三月哭，他对宣公的哀悼之情还没有忘记。所以圣人推究他的感情，认为他侍奉祢庙的有加于祖庙，所以不举出谥号而称为新宫。然而庄公即位二十三年了，如果真的没有忘记桓公，那么凡是可以在庙里尽力的事情都会做，却没有听说。至于夫人到来后才装饰楹柱和屋椽，并丹漆雕刻，不是为了侍奉桓公，而是为了用奢侈来夸耀夫人而已。这与让大夫、宗妇觌见用币是一样的。所以与立武宫、立炀宫的言辞一样。圣人用来洞察隐微之处就是这样。然后父子之情在行事中显现，无法隐藏，后世做儿子的也知道以此为警戒而不敢懈怠，这是《春秋》的教化。大夫、宗妇觌见用币，《公羊传》认为宗妇是大夫的妻子，那么大夫、宗妇是一件事。《谷梁传》认为觌是见面之礼，大夫不见夫人，不说及，不正其行为，所以列数，那么大夫与宗妇是两件事。《左传》不解释义理，而说让宗妇觌见用币而不包括大夫，接近《公羊传》。杜预说让大夫、宗妇同见，称为同，接近《谷梁传》。两者各不相同，学者久不能决定，各自以己意选取，没有定论。主张《公羊传》的人说：礼制小君到来，大夫执贽以此见面，这是常礼，不必记载。记载是因为大夫的妻子也用币见面，认为不对，那么以一事为正。主张《谷梁传》的人说：礼制大夫的妻子得以见夫人，这是常礼，不必记载。记载是因为大夫也用币见面，认为不对，那么以二事为正。然而大夫执贽见小君与大夫不得见夫人，在礼制上都没有正文。我以礼制考察，诸侯

译祭祀宗庙时，夫人与亚献者一同献酒，大夫为何不见夫人呢？既然在庙中可见，在宫中也可见，那么夫人到了而大夫却不向她行礼，这不符合人之常情。《谷梁传》知道这一点但认识不全面，所以只说“不合礼制”。这里所说的大夫行妇人之道，并不是指这种情况。推究《春秋》的本意，其讥讽的恐怕在于“觌礼使用玉帛”，而不在于大夫和宗妇。因为觌礼，是诸侯大夫私下拜见天子及王后的礼节；币礼，是诸侯向天子及王后进献享礼的礼节。按照觐礼，诸侯来朝见天子，进入觐见，天子奠下圭，天子接受玉，升阶拜谢，出来后才用束帛加璧进行三次享礼，天子及王后接受束帛加璧，这就是币礼。这所说的享聘之礼，大夫来聘问，捧着束帛加璧与琮，替他的国君向天子及王后进享，事情完毕后，自己捧着束锦请求觌见，而不使用币礼，比他的国君要轻。这所说的觌礼，诸侯大夫可以对天子及王后施行，不可以对自己的国君施行；币礼诸侯可以对天子及王后施行，不可以通用于他的大夫。现在哀姜到了，大夫请求拜见，大夫的贽礼，卿拿着羔羊，大夫拿着大雁，是可以的。拜见之后又行觌礼，就是僭越。大夫拜见天子与王后的觌礼不过是用束锦，却又使用币礼，就是僭越。诸侯向天子与王后进享的礼节，这是大夫的罪过。至于宗妇。

译用榛栗和干肉作为见面礼，去拜见夫人是可以的。拜见之后又去探视她的过失，这与大夫的做法相同；打开见面礼而使用玉帛，这是宗妇的罪过。是谁让她这样做的呢？是国君命令的。因此，在御孙的劝谏中体现了这一点，这就是《春秋》之所以同时讥讽他们的原因吗？如果把大夫和宗妇视为同一件事，那么大夫被称为宗妇，是因为他是继承宗庙、区别于庶出之妇的称呼。拜见夫人，怎么区别于庶出之妇呢？如果这样，那么庶子中担任大夫的人，他的妻子就不拜见夫人了吗？

礼书中提到“宗妇”有三处含义：诸侯同宗的妇女，她们的大夫被称为宗卿，所以她们的妻子被称为宗妇。而大夫所说的宗妇，既然把嫡子的妻子称为宗妇，那么众子的妻子有时也被称为宗妇，大概是从区别继承宗庙的人而言，那么就是嫡子的宗妇，就像《内则》所说庶子恭敬地侍奉宗子，宗妇虽然富贵，不敢以富贵之态进入宗子之家之类的情况。大概嫡子称为宗子，那么他的妻子就称为宗妇；从区别主妇而言，那么就是众子的宗妇，就像《特牲馈食礼》所说主妇在房中洗爵，酌酒给亚献者献给尸，宗妇拿着两笾两豆，在户外坐着之类的情况。大概兄弟称为宗人，那么他们的妻子就称为宗妇，六经中的言辞各自针对其所论述的事情，作为言辞，不忌讳相同，这是学者所应该审察的。《公羊传》和《谷梁传》都错误地把“觌”当作“见”，这已经不对了；而《公羊传》又错误地把宗妇当作大夫的妻子，所以知道不该用的就不该用罢了。如果说这样，那么为什么说“榛栗”呢？说“腵脩”呢？那么讥讽的对象就在宗妇而不在大夫。《谷梁传》又错误地认为宗妇可以拜见夫人并使用玉帛，所以知道大夫不见夫人与宗妇是两回事，而说不正当地履行妇道，所以列举出来，那么讥讽的对象就在大夫而不在宗妇。这两种说法都错了，这大概是不懂礼的缘故，所以君子不可以不学习礼。

《左传》记载御孙的劝谏辞说：“男子的见面礼，大的用玉帛，小的用禽鸟，用来彰显物产；女子的见面礼，不超过栗、榛、枣、干肉，用来告诫防范。现在男女使用相同的见面礼，这是没有区别。”这话也出现在外传中，认为是夏父展的言辞，而文字稍有衍文说：“现在妇人拿着玉帛，这是男女没有区别。”《左传》略去了“现在妇人拿着玉帛”这四个字，不知道是传抄时的省略呢？还是自有主张而故意去掉呢？然而《左传》先概括这件事说：“宗妇拜见使用玉帛”，而没有说大夫的意思。《左传》也把宗妇当作大夫的妻子，而夏父展说“现在妇人拿着玉帛”，与《左传》说男女没有区别的意思相同，那么也都认为大夫没有可讥讽之处，而我却认为不是这样呢？大概考察礼制，说大夫则自然不能拜见夫人，何况使用玉帛？说拜见夫人，那么凡是大夫的妻子都应当拜见，不只是嫡子的妻子，即使是众子的妻子也一同拜见，这就是我依据礼制而不怀疑的原因。

有人怀疑后来夫人没有拜见大夫的礼节，我用宗庙亚献作为证据，不足以作为依据。这不是这样，凡是周官中王后接待外人的事务，不只是祭祀，大概宾客没有不参与的。所以宾客献酒给瑶爵，都是赞者内宰的职责。凡是宾客供给王后的衣服，是内司服的职责。如果不拜见，那么怎么相交呢？用王后的衣服，人固然应当如此。所以礼书说大飨废去夫人的礼节，自从阳侯杀死缪侯而窃取他的夫人，那么古代夫人大概享宴诸侯。我用大宗伯说大宾客，王后不参与，就代理并承载祼礼。意思是同姓则亲近，异姓则代理，或许还有这种情况，认为不见大夫则不对。礼书说：“朝觐时大夫的私觌是不合礼的。大夫拿着圭而出使，是用来申明信用的，不敢私觌，是用来表达敬意的。而在朝庭上私觌，为什么在诸侯的朝庭上呢？”作为臣子没有外交，不敢对君主有二心。为什么说大夫的私觌是不合礼的？这是指跟随君主来朝见的大夫，君主自己行礼，那么臣子就不能行私礼了。而聘问则是臣子为君主行礼，而君主不在场，那么可以容许私礼了。在朝庭上私觌，为什么在诸侯的朝庭上？这是指当时的大夫有跟随君主互相朝见而私觌的，认为朝觐天子尚且不可以私觌，难道可以在诸侯那里实行吗？所以援引它作为证据。礼文残缺，言辞多有脱误，所以学者不能没有疑惑。

春秋考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十一

宋 叶梦得 撰

庄公

郭公阙文，是经文写成之后丢失的。比如甲戌下阙陈佗作乱的事，不知道的人于是把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当作连文，而妄加解释。我曾经论述经文没有阙文了。《春秋》不是记录事情，书写也不是为了学者。是用王道法度来定天下之业，防天下之疑，而留给万世的。一国的史书不可不全部记载，而有不能见到的，那么不敢凭私意而附益，姑且存其疑以待后世的知者，那么阙文是可以的。孔子所说的“我还来得及见到史官的阙文”。一己之学不可不兼通，而有不能听闻的，那么不敢凭私意而臆断，姑且置其疑以待世间的能者，那么阙文是可以的。孔子所说的“多闻阙疑，慎言其余，那么过失就少了”。而《春秋》怎么敢这样呢？事情可以体现我的法度，就记载它；不可以就去掉它罢了。所以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