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十四

译这，是因为把已出嫁的车队看得很重。而《诗经》中所说的用来自我送行的，如果加以推论，难道有送女儿出嫁却不用车队的吗？妇人以众多为美，所以说“百两”，否则也不能将百辆车子全都留下。这是先前儒者党同伐异的弊病，错乱了经书的界限而任意驰骋私意，常常是这样的。

译绎祭，就是在正祭的第二天再次举行祭祀。孝子用来祈求神灵的方式，在正祭时已经尽力了，但还是觉得不够，所以在第二天又在庙门内以礼接待尸，这叫做绎祭，也叫宾尸。《诗经·丝衣》所说的“绎宾尸”就是指的这个。按照礼制，在大祭祀时省视牺牲、检查祭品，都由宗伯负责；而《丝衣》这首诗说“戴着高高的弁帽，从堂屋走到基阶，从羊到牛，大鼎和小鼎都备齐”。郑氏认为弁是士人的服饰。绎祭的礼仪较轻，所以让士人来执行；大概因为正祭主要是为了神灵，所以礼仪隆重；绎祭主要是为了尸，所以礼仪较轻。仲遂死在垂地，讥讽壬午日还在举行绎祭，并不是说应当废除正祭，也不是说应当废除绎祭，而是因为绎祭礼仪较轻，主要对象是尸，所以《檀弓》记载孔子的话说：“卿大夫死了就不举行绎祭”，不说“不祭祀”，而说“不绎祭”，那么废除的只是绎祭罢了。而有的学者说卿大夫丧事应当废除祭祀，这是错误的。哪有因为卿大夫的丧事而废除宗庙祭祀的道理呢？孔氏引用沈氏的话说：“按照《曾子问》‘尝、禘、郊、社等祭祀，鼎簋已经陈列，天子去世或诸侯去世就废除，但卿大夫去世不废除’。正祭庄重而绎祭较轻，所以应当废除。”这话是对的。

舞蹈有武舞，也有文舞。干舞，就是武舞。干，是盾牌。戚，是斧头。左手拿着盾牌，右手拿着斧头，用来象征武事。羽舞，就是文舞。《诗经·硕人》所说的“左手拿着籥，右手拿着翟”就是指的这个。籥，是吹奏它来节制舞蹈节奏的，而翟就是雉羽。《舜典》说“在两阶上舞干羽”，是因为征伐有苗，所以用武舞。古代这两种舞蹈，各自随着所配的音乐而作。音乐象征武功，就用武舞。《明堂位》说“拿着红色的干和玉制的戚，戴着冕冠跳大武舞”就是指的这个。音乐象征文德，就用文舞，穿着皮弁和素积，袒露上衣跳大夏舞就是指的这个。六代的音乐，有分开使用的，也有合并使用的。分开使用，就或者用武舞，或者用文舞，不兼备。合并使用，就文武交替使用，叫做遍舞。王子颓宴请五大夫，音乐用到遍舞就是指的这个。而武舞有时也叫万舞。《诗经》说“公庭万舞，万舞洋洋，万舞有奕”之类就是指的这个。有时也叫兵舞。《周官》舞师说“教兵舞”，鼓人“鼓兵舞”之类就是指的这个。文舞有时也叫籥舞。《诗经·宾之初筵》说“籥舞笙鼓”之类就是指的这个。名称不同，各自随着所主的内容。而孔氏解释“万舞”认为王者以万人服天下，所以以此命名，这是错误的。有人怀疑《硕人》既然说了执籥、秉翟，那么“万”就不能单独指武舞。毛氏说“是说他能跳武舞，也能跳文舞”，这个理由也通，那么不妨碍它指武舞。杜预解释“献六羽”为万舞，这是错误的。《公羊传》在说到用文舞籥时，说“万”、“千”、“舞”。籥，就是羽舞。意义同毛氏。用武舞不用文舞，所以说“去掉有声的，废除无声的”。然而舞蹈必定以音乐为节奏。叔弓去世，去掉音乐完成丧事，那么去掉舞蹈本来就可以知道了。现在只说去掉籥，那么音乐还保留吗？保留音乐而去掉籥，这必定不是这样。大概是去掉音乐而让人徒手舞蹈，又在舞蹈中去掉籥。舞蹈和籥都还在，那么去掉籥就可以知道了。礼制中没有没有音乐而徒手舞蹈的，不说去掉音乐，也可见徒手舞蹈是不对的。《周官》大司乐“用乐舞教导国子”，说“云门、大卷、大咸、大防、大夏、大濩、大武”，这六代的音乐，都用来教导舞蹈。那么所谓六舞，就是以这六种音乐为节奏。所以演奏《云门》时跳舞的，叫做《云门》之舞；演奏《咸池》时跳舞的，叫做《咸池》之舞。音乐一变为一成，那么舞蹈也随着音乐一变为一成。《武宿夜》所说的“开始向北出发，再成而灭商，到六成复缀以崇”就是指的这个。籥，又是吹奏来节制舞蹈的，籥因为有声音，尚且去掉它。那么去掉音乐，本来就可以知道了。那么万舞去掉籥，难道不就是所谓的徒手舞蹈吗？大概古代礼乐败坏，也有没有音乐而跳舞的，比如楚子元想蛊惑文夫人，建馆舍而振万之类。大概未必有音乐，不然保留音乐而只去掉籥，他的用意在哪里？这在道理上是必定不会这样的。

文舞都是舞蹈，而《诗经》只说万舞，而不提及文舞。大概周乐以大武为最盛大，所以单独列在六代音乐中，而不提及象和勺。所谓舞蹈没有比武宿夜更重的了。祭祀杞国的礼仪，入舞，君主拿着干戚走到舞位，戴着冕冠总持干戚，率领群臣用音乐迎皇尸，而大司乐用来享先祖的，也跳大武舞。这就是《鲁颂》所以举出万舞洋洋的原因。礼制十三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先儒认为勺是文舞的小舞，象是武舞的小舞，那么周乐重视大武，本来就可以知道了。《商颂》说万舞，接着提到执籥秉濩，也是武乐。《硕人》说公庭万舞，接着提到执籥秉翟。凡是音乐都先奏武乐，再奏文乐，这是先后的顺序。《宾之初筵》，籥舞笙鼓，而不说万舞。大概主乐已经和谐，奏烝衎烈祖为言，所以用舞蹈的结束来体现罢了。那么万舞去掉籥，大概也是先后的顺序吧？

《檀弓》说下葬后，返回宫中，日中时举行虞祭。《士虞礼》，日中时举行仪式。先儒说早晨下葬

译到中午举行虞祭。周人崇尚赤色，大事都在日出时举行。早晨下葬而到中午举行虞祭，是因为这时正是日中的正时。君子行事，必定选用时辰端正之时。这是古代下葬与虞祭的节度。敬嬴因下雨未能下葬，说等到太阳偏西才得以下葬，那就超过了虞祭的节度了。于是都用“乃”字来解释困难，说有的地方用“而”有的地方用“乃”，于是“乃”字就难以解释“而”字了。大概中午得以下葬，还不至于失去虞祭的节度。太阳偏西才得以下葬，那就超过了虞祭的节度了。君子对于亲人，不忍心一天分离。在下葬这一天，用虞祭代替奠祭，而又选用日中的正时。超过了这个时辰，不仅担心不能下葬，又恐怕失去虞祭的节度。所以用“乃”字来表现困难，以加重孝子的情感。

译侍奉君主，没有比忠诚更大的了；侍奉父母，没有比孝顺更大的了。忠与孝，是立身的根本大道，它们相伴而生于天下，片刻也不能废弃。圣人不会轻易赞许别人，这是为了严肃天下风气，使人不知道畏惧什么；也不会轻易断绝别人，这是为了通达天下情理，使人不知道劝勉什么。因此《春秋》在这件事上未曾不慎重对待。陈灵公君臣在朝廷上公然淫乱，泄冶听说后，进谏说：“让国人知道还可以，让仁人知道就不行了。”灵公因他的话感到羞愧而杀了他。不久，夏徵舒就弑杀了灵公。从臣子的角度说，泄冶是天下最忠诚的人。然而《春秋》记载说：“陈国杀了它的大夫泄冶”，与凡是被杀的大夫没有不同的措辞。晋献公宠爱骊姬，想杀太子申生。有人对太子说，辞别君主一定要辩白。申生说：“我如果辩白，骊姬一定有罪。”那人说：“您何不离开呢？”申生说：“君主实在不察骊姬的罪过，我背负这个罪名，如果出走，谁接纳我？”于是上吊而死。从儿子的角度说，申生是天下最孝顺的人。然而《春秋》记载说：“晋侯杀了他的世子申生”，与凡是被杀的世子没有不同的措辞。这难道是因为他们的忠孝不值得记录吗？泄冶是陈国的正卿。灵公的恶行，也是有逐渐积累的过程的。如果泄冶能尽到大臣的职责，来纠正君主内心的错误，在恶行刚开始时就进谏，是可以的。如果有不得已的情况，那么纠正公孙宁、仪行父的罪过并诛杀他们，也是可以的。如果不这样，三次进谏不听就离开罢了。但泄冶纵容恶行，等到不可收拾时才斥责说：“我只是无所畏惧罢了。”泄冶死后君主被弑，国家几乎灭亡，那么进谏有什么可取的呢？泄冶的忠诚，君子所不推崇的，所以与凡是被杀的大夫同等看待。舜侍奉瞽瞍，承担罪责，掩盖过错，小杖就承受，大杖就逃跑，每天向天号哭。瞽瞍让他看守粮仓，从而放火烧仓，舜没有死在粮仓里；让他淘井，从而盖住井口，舜没有死在井里。至于告而娶，因为不能娶，所以不告而娶。他恭敬地拜见瞽瞍，谨慎严肃，瞽瞍也顺从了他，那么申生辩白谗言，离开以避免祸患，是可以的。哪比得上陷父亲于不义，而自弃生命于死亡呢？申生的孝顺，君子所不做的。如果顺从泄冶，天下就没有贤明的君主；如果顺从申生，天下就没有慈爱的父亲。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难道因为泄冶、申生就废弃了吗？所以宁愿委屈赵盾来确立为人臣的大道，而不允许泄冶算是忠；宁愿冤枉许止来确立为人子的大道，而不允许申生算是孝，这不是《春秋》所能决定的。

内反邑没有说“我”的，左氏、谷梁都不认为是义，只有公羊说“我没有断绝于我”，也不是这样。刘氏认为这是区别齐济的名称，这大概是因为经文先前有记载“公与齐侯在鲁济相会”，杜预说济水流经鲁国边界，在齐国边界叫齐济，在鲁国边界叫鲁济，所以这样用。然而既然流经齐国边界，那地方也一定各有名称，为什么不命名那个地方而不用济来区别呢？黄河也临近晋、秦边界，天王在河阳巡狩，晋侯与秦人在河曲作战，黄河唯独没有区别，那么鲁济自然应当是地名，不是区别济的名称。如果是这样，那么济西河在齐国，大概前面已经说了取济西，那么后面就没有嫌疑不是我的土地，如果确实应当辨别，那么公在济西追戎，这尤其不能不纠正的。为什么不说明呢？那么“我”不是区别鲁国，是明显的。

孟子说：“夏后氏五十亩而贡，殷人七十亩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都是十分之一。夏代的制度，禹贡完备了；商代的制度，就是井田制，而其详情不可见；周代的制度虽然记载在《周官》，但没有彻的名称。孟子说：‘《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认为只有助法有公田，即使周代也是助法，那么在孟子的时候，周代的制度已经不能完全看见，只是根据《诗》推测罢了。郑玄《匠人》注说：‘周代畿内税收有轻重，而诸侯统一其税率，以十分之一为正，称为彻。’根据《诗》考察，公刘说‘彻田为粮’，崧高说‘彻申伯土田’，与《论语》有若告诉鲁哀公‘何不实行彻法’，都是诸侯的话，他的话或许正确，那么彻是邦国的名称，不通用于王畿，所以不记载在《周官》。至于推演《载师》《司马法》，而说畿内用夏代的贡法，‘税夫’而没有公田；推演《诗》《春秋》《论语》《孟子》说邦国用商代的助法，制定公田而不税夫，则得到了但未尽。遂人说‘以兴耡利甿’，而里宰按时令在耡处集合耦耕，里宰也是遂宰。‘耡者’是借力治理公田的称呼，所以它的粟称为耡粟，那么说王畿没有公田可以吗？唉！向天帝祈谷，说：‘骏发尔私，而雨我公田’，也是大田所唱的，那么王畿本来实行借法了。《载师》所说的近郊、远郊，这是指六乡六遂外官田七等之间的闲田，而稍甸、县都，也是三等采地四等公邑的田，天子派大夫治理的，所以行贡法；而六乡六遂与三等公卿大夫采地，都是井田。诸侯使用借法，根据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春秋》讥讽‘初税亩’

译“”，这当然是对的。然而孟子也说“国中什一使自赋”，那么诸侯国中大概也有使用贡法的。总之，土地有园囿、防地、山林、沼泽等类型，不能全部划为井田；百姓有士人、商贾、渔夫、牧人等类型，不能全部授田成为农民。对于那些划为井田并授田的人，就实行借法；对于没有划为井田且未授田的人，就实行贡法。王畿和邦国的情况是一样的，但王畿的贡赋有时是二十抽三，有时是二十抽五，而诸侯国的贡赋都是十分抽一，这是为了警戒他们的贪婪暴虐，所以制度不同。这就是郑玄所说的“彻”，那么“彻”就是合并贡法与借法，统称为什一税的名称。贡虽然是夏代取民财的名称，但《禹贡》中“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之类的话，说明贡原本也施行于田地。赋，是取田税的名称。孟子说五十亩而贡，或者五十亩，或者七十亩，或者百亩。因为田亩制度的数量，与贡法都相通，所以称之为贡。《周官》用九赋来征收财物，用九贡来供给邦国的用度。它们的名称虽然与夏代相同，但法则却不同。九赋，是王畿的名称；九贡，是邦国的名称。其实都是财物。王畿以天子征收为主，所以称为赋；邦国以诸侯进献为主，所以称为贡，而不是指田地。如果闾师按时征收其赋，并说任用农夫从事耕作，进贡九种谷物；任用园圃之人从事种植，进贡草木之类，那么这又是将王畿、邦国以及贡赋的区别合为一个名称。所谓的贡，是万民的贡赋。大概贡赋有作为固定法度的名称，也有各自根据事务和物品而征收的名称。所以九赋九贡，是法度的固定名称。如《职内》说邦国的赋，入职岁说邦国的赋出；《大府》说凡邦国的赋用，与闾师所说的贡，都是根据事务和物品而征收的名称。不仅仅是这两者而已。《大司徒》说天下的地征，乡大夫说国中及郊野的征，以及家之征、漆林之征之类，那么又有名为征的了。《防氏》说概而不税，司稼说根据年成的好坏制定征收法则；里宰说征收其财赋，小司徒说税敛之事之类，那么又有名为税与敛与徵敛、税敛的了。它们的名称非常繁杂，因此学者大多感到困惑。总之，九赋九贡之外，都不是固定名称。“曰赋”“曰贡”，是泛指征收财物的总称。其余有的称为征，有的称为税，有的称为徵，有的称为敛，有的称为徵敛，有的称为税敛，各自根据事务和物品而定，但它们作为征收的意义则是一样的。

译关于公羊学派“素王”的议论，起源于鲁宣公宫室火灾一事，我早已对此加以辨正。这种说法大概源自《孔子家语》中齐国大史子余赞美孔子说：“上天难道是要让孔子成为无冕之王吗？”儒生们沿袭此说，于是将孔子尊为素王，而将左丘明尊为素臣。大概即使是杜预，也知道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公羊传》荒诞虚妄，原本不至于达到这种地步，然而这种说法的开端，确实有开启其端绪的原因。我曾经在孔子门下对三家经学进行定罪，《公羊传》罪责最重，左氏次之，《谷梁传》最轻。左氏在史实上造假，《公羊传》在义理上造假。在史实上造假，还存有意附会经文的心思；而在义理上造假，则是连经文本身都抛弃了。只有《谷梁传》在史实与义理之间，有所不及之处。自从其传述出现失误，但其用心却未曾敢抛弃经文而不顾。

成公

杜预注解“作丘甲”，说“每丘出兵车一匹，牛三头；每甸出兵车一辆，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称这是《周礼》的规定。这在《周官》正文中并无记载，大概是《司马法》的内容。《司马法》当时已经失传，偶尔能在先儒传注的引用中看到。我用《周官》来考证，其说法都相符合，只是《周官》没有说明具体数目，而《司马法》更为详细，大概都出自周代的旧典。并且说：“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以三夫为一屋，再乘以三为一井，就是《周官》所说的九夫为一井。小司徒说：“考核其夫屋的情况。”说：“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这也与周代的制度完全相同。那么所谓的长毂、牛马、甲士、步卒，就是《周官》所说的车辇、六畜、兵器。所以县师说：“如果将有军旅、会同、田役的警戒，就接受司马的法令，来组织民众以及马牛车辇，防备车兵步兵的队伍，使他们都准备好旗鼓兵器。”而稍人如果有防同、师田、行役的事情，就按照县师的法令组织同徒輂辇。而大司徒总括地说防备万民的队伍，来命令贡赋。说到贡赋，那么马牛车辇、兵器都包含在其中了。因此建国大夫称为“百乘”，诸侯称为“千乘”，天子称为“万乘”，而《周官》也称之为“丘乘”的政令。丘是按土地来说，乘是按车来说，那么古代所说的国与军，有的以人论，有的以地论，有的以赋税论，参差不一。所以我论述丘甲，认为杜预的说法是对的。他说：“先王的军赋本来没有记载在经文中。”所谓的《司马法》，当时已经失传，其说法出自司马穰苴，是依据先王的制度而增减修改的。郑玄所引用以解释小司徒的，前面所说的采地法。十井为一通，就是井田制中的丘，出兵马一匹，士一人，徒二人；十通为一成，就是井田制中的甸，出兵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杜预所引用以解释《春秋》丘甲的，前面所说的邦国法。丘出兵马一匹，牛三头，而没有士与徒；到了甸出兵车一乘，则出兵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邦国的丘没有士与徒，而采地的通有士一人，徒二人，这就显得过重；邦国的甸车一乘出兵甲十三人，卒七十二人，牛十二头，而采地的车一乘出兵士十人，徒二十人，而没有牛，这就显得过轻。以周代近郊十一、远郊二十有三的制度来考察，轻近而重远，道理上或许存在。然而甸出兵不过二十人，以积数论，则是几十家出一人的役，而丘却频繁地让他们出兵士一人，徒二人，这就过重了。有人怀疑丘甲这类事情，是后世诸侯的政令，轻重极不协调。如果小司徒、旅师、遂人都涉及六畜车辇，那么王畿一乘的赋税，却不及牛马，也都与古制不同。

臧宣叔论述诸侯卿大夫的位次说：“次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的上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认为这是古制，这与《王制》所见正相符合。以《周官·典命》及《王制》来考察，只有大国、小国两等，没有次国的区别。况且先王辨别九等礼仪，只以命数为准。王之下士一命受职，所以子男的大夫也是一命；王之中士再命受服，所以子男的卿也是再命；王之上士三命受位，所以公侯伯的卿都是三命。怎么会有次国呢？大概臧宣叔的话，也是周代末期的说法，汉儒不能辨别，而错误地将其取入《王制》，并非臧宣叔的话符合《王制》。臧宣叔的话虽然如此，也自有不能坚守的地方。荀庚在晋国，位在三则属于下卿；而孙良夫在卫国为上卿。以先王的制度来说，荀庚正可相当于小国的大夫，比孙良夫低两个等级。而说卫国在晋国，不能算作次国，这是要将卫国贬为小国，使荀庚与孙良夫处于同一等级，而以晋国为主盟者先之。那么春秋时国的大小，都不使用爵位，只以强弱论。国家尚且如此，何况大夫的位次呢？

季孙行父到宋国送嫁女子。《公羊传》认为是记录伯姬之事。《谷梁传》开始说妇人在家受制于父亲，出嫁后受制

译至于宋国送女这件事，是因为我把它说尽了。因为不合礼制，所以不与“内称”并列。范甯认为“致”就是“致送”，是告诫之言，不与“内称”并列，意思是不说“使”。又说“逆”字含义细微，所以用“致女”来详细叙述这件事，是为了表彰伯姬的贤德。况且《谷梁传》既然认为父亲送女、不致送告诫是讥讽，又用“逆者微”来详细叙述以表彰伯姬。记录伯姬之事，乃是《公羊传》解释“纳币”的说法，后来“致女”再次出现。《谷梁传》起初没有这个意思，似乎是原本只为前面的说法，后来见到《公羊传》的话，窃取并附会上去。不知道它们自己分裂为二，都不是真正从传经者那里听来的。杜预说女子出嫁三个月后，又派大夫随同去聘问，称之为“致女”，用来完成妇礼，加深婚姻的友好。这在礼制中我没有见过，不知道杜氏依据什么。《曲礼》说送女给天子叫“备”，送女给国君叫“备”，送酒浆给大夫叫“备洒扫”。郑氏认为送女就是致女。新郎不亲自迎娶，而是送女到家中，派人去致送，这是它的措辞。那么郑氏又说新郎不亲自迎娶而送女叫致女。虽然也有行父作为证据，他只是看到宋国有纳币，没有迎女，认为是不亲自迎娶而送女。然而先前已经记载伯姬嫁给宋国了，怎么到这里才开始送女呢？据我考证，《公羊传》和《谷梁传》都不对。至于郑氏，他的说法暴露了他所学而不自知。这就是《曾子问》所说的三个月后庙见称为“来妇”的礼制。郑氏说这是指公婆去世的情况。我在“反马”中已经说过了。反马和致女本来是一件事，诸儒迷惑而将其分为二。从《左传》开始就错了。“致”这个词，就像“致日”“致月”之类，是率领彼以致此的措辞。致女就像致仕、致斋，意思是我送她。有迎女就一定有送女。楚国向晋国求婚，晋侯派韩起、叔向送女。防啓疆说：晋国求亲并推荐女子，国君亲自送，上卿和上大夫去致送，就是这样。公婆在世，迎娶并送女，就致送到公婆那里。公婆去世，女子虽然在庙中相见，但未奠菜，未成为正式的妇人，三个月后庙见，又派人去致送，就致送到庙里。人情理当如此。所以迎娶并致送的，韩起所说的“致”是对的。三个月后致送的，行父所说的“致”是对的。伯姬先前记载宋公派公孙寿来纳币，这是常事不应当记载。我认为见到合乎礼制的就详细记载，媵妾和致女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记载的。并且借宋国的事来昭示后世。有人说宋公纳币、三个媵妾、致女，三次记载都是为了讥讽丧娶，这是寻求说法而不得，所以用宣公记载公子遂如齐迎女的例子来推断，认为是丧娶，其实经文中没有依据。查这是宋共公六年，春秋记载“公”，是公鲍去世之后，共公即位，大概六年了，哪里有丧事？如果认为这是母命，春秋可以这样推求，那么谁不可以强行自己的意思呢？所以我得出这个结论，认为见到合乎礼制的，不深通礼制不能探究。周公出奔晋国，记载“出王子瑕奔晋”，王子朝、宋、楚不记载“出”。《公羊传》认为周公是从自己的私邑出奔，《谷梁传》认为与天王出居在郑国，上下都记载了王子瑕和王子朝。《公羊传》都不认为有义理，而《谷梁传》认为王子朝是直奔。然而说周公，就是从京师出奔了，怎么知道是私邑呢？如果说王臣都以失位去国为贬义，那么应当像各国大夫，凡是出奔都记载“出”，何必只在周公身上体现一次呢？他们的出奔没有不是从自己的职位突然离开的，为什么唯独对王子瑕、王子朝深加责备呢？这都是不知道王臣与列国的卿大夫不同，我之前已经说过了。诸侯大夫出奔，罪责在于“奔”而不在于“出”，特别在于其国内体现内外之别。文公七年，先蔑奔秦，先蔑先前在秦国，跟随公子雍回来，令狐之战不胜，又奔回秦国，从令狐出奔，未曾进入晋国境内，所以不记载“出”。宣公十八年，公孙归父聘问晋国，回到笙地，听说仲遂去世，就带着家眷不进入鲁国，就奔往齐国，从笙地出奔，未曾进入鲁国境内，所以也不记载“出”。然而王臣王子瑕从周奔往晋国，王子朝从王城奔往楚国，不记载“出”，而周公奔往晋国记载“出”，这是以义理责备他，不是诸侯大夫所能相同的。

译诸侯没有战事，每年依礼朝见天子，朝、觐、宗、遇，是四季常规的朝见。至于按时相见的会盟，以及殷见时的同朝，则是四季中非常规的朝见。《尚书》说：“六年五服诸侯一朝见。”大概是五服诸侯每年有一服入朝，轮到该服朝见的年份，四方诸侯各依时节前来，东方在春季，南方在夏季，西方在秋季，北方在冬季，到第五年完成一个循环，然后第六年全都朝见一次。这是周代制度中诸侯朝见天子的节度。《春秋》的笔法，凡是朝见都记载，如果像“如”那样不记载，就不是朝见的事。然而整个鲁国十二位国君，他们前往京师，仅在成公时朝见了一次，不应该如此疏漏。有人说：五服诸侯各自按其年份和时节朝见而不失节度，都是常事所以不记载，这应该是有的。然而从桓公即位到庄公才开始受赐命，这意味着桓公在位期间从未朝见，那么不朝见与朝见不失节度有什么区别呢？大概桓公不朝见是因为无天子可朝，已经见过了，不怀疑他是朝见不失节度。既然如此，那么周朝虽然衰微，鲁国的各位国君除了桓公外，都没有失去常规朝见的节度。之所以特别记载成公，是因为古代四季的朝见都在每季的第一个月，我凭什么知道呢？通过朝庙来推断，诸侯每年朝庙一次，一定在正月，称为朝正，大概做事必在开始之时，对待死者尚且如此，何况对待生者。鲁国在五服中属于男服，三年一朝，十三年五次朝见，这是朝见的节度。不在正月朝见而在三月，大概是因为这一年诸侯正约定五月进行伐秦的战役，所以推迟了，就在三月朝见，所以特别提出来记载。如果认为这不是春季朝见，也不是会盟时的朝见，只是诸侯相互拜访，从伐秦经过京师顺便去见天子，那么怠慢上级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襄王派宰周公聘问僖公，僖公又派公子遂回报聘问于周，顺便去聘问晋国。《春秋》记载“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郑氏认为遂受命去周和晋，尊重周朝不敢让使节合并受命，如果是公子遂自己前往，所以说“遂”，这还可以作为辩解之辞。如果国君亲自前往，借伐秦之机朝见周朝，那就不行了。“说遂会诸侯伐秦”，这是不能成立的辩解之辞。不能成立的辩解之辞，我也没办法了。

诸侯之间的邦交，所谓殷相聘，殷的意思是中，就像仲春的殷一样，所以《礼记》有《聘义》，《仪礼》有《聘礼》。《聘义》说：“天子制定诸侯，每年小聘，三年大聘。”《聘礼》说：“小聘叫问久，没有事就聘，如果有变故就卒聘。”用束帛加上书信传达命令。郑氏把每年小聘当作岁相问的聘，三年大聘当作殷相聘的聘，接近了。然而大聘不一定限定在三年。把无氏之聘当作没有盟防之事，有故之聘当作宋国灾祸之类，那么因事而派遣使者，也叫聘。这是诸侯使者的往来，都叫聘。无事而殷聘，在臣礼中是最盛大的，那么正名的聘，包含存省之类，那么礼就小；或者是有故之聘，那么概称为问。所以问不享，有献不及夫人，主人不铺席设几，私下而不登堂，不郊劳，其礼像大聘的上介而已。礼所记载的，所以只保留《聘义》《聘礼》，而略去问礼，大概是用大的来见小的。然而有人却说存省之类其礼已亡，这是不对的。这是周制在经书中显现的。然而郑游吉说文襄之霸，其事务不烦劳诸侯，命令诸侯三年而聘，五年而朝，有事而防，不协调而盟，那么聘的礼简略，而朝的礼数，本来已经不同于古代了。

宣公八年六月公子遂如齐，到黄才返回，有病，后来记载辛巳仲遂死于垂。杜预认为垂是齐地，不记载丧事，直到成公十七年冬公防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伐郑，十一月公至伐郑，壬申公孙婴齐死于貍脤。婴齐为公请求晋国，晋国不答应，公同至也。何休认为貍脤是鲁地，不记载丧事，直到诸侯死于境内地，谨慎变也。大夫死于境内不地，略之也。必有见焉然后特书，婴齐之书録其从公伐也。诸侯及夫人死于他国皆书，至告庙也。大夫死于他国不书，至不告庙，亦略之也。故公孙敖死于齐，但书齐人归公孙敖之丧，盖齐人饰其棺于堂阜而惠伯取之，非使人归之也，故亦不书来归。然则单伯执于齐，叔孙婼执于晋，皆致，何以卒不致而执致乎？为其以国事行，是以録之者也。又曰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仲遂死于垂。大夫受命出疆，虽有疾不得还，死则以尸将事，仲遂之复固非矣，然实有疾也，故地。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则非有疾，直废命耳。交诸侯而废命且不可，况朝天子乎？故不地。地者，见其至于是而疾为不得已也。不地者，不在地之逺近，茍不至焉者皆罪也。

宋国杀其大夫山，左氏记载其事很详细，而本末都与经书不合。开始说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而荡泽、华喜、公孙师、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皆为六卿。荡泽削弱公室，杀公子肥，那么作乱者只有荡泽一人而已。等到华元出奔，而鱼石复之，那么鱼石大概对华元没有恶意。华元归而考荡氏杀子山，所以正荡泽之

译罪责，那与鱼石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因为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这五个人，才让他们住在睢水之上吗？况且华元起初出逃时，鱼石想阻止他，而鱼府不听从，担心他回去后一定会讨伐桓氏。鱼石凭借自己宗族强大，自认为华元必定不敢讨伐，于是考察荡氏并杀死了荡子山，正应验了他的话。桓氏五族无故自必不会出逃，这前后的事情完全不能贯通。《左传》记载各国人物，大体上名字和谥号都与《春秋》经文相互参照。经文中只写名的，传文中多写全名，或者写谥号“荡山”却称“子山”，以不写氏来表明他背离了宗族。推测其用意，似乎把子山当作荡泽的字，所以先说荡泽杀公子肥，后说华元杀子山，以此相互附会。大概《左传》不知道大夫未经三次任命就不称氏，以及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时最终只写名的这两条体例，所以用是否称氏来作为褒贬的标准。翚攻打郑国，认为这是对他疾恨的表现。公子翚到齐国迎娶夫人，于是夫人姜氏以妇礼来到，认为这是舍弃宗族而尊崇夫人，而且必定认为去掉宗族是贬义。如果有所尊崇，那么内传的无骇、柔、挟、溺之类，外传的郑宛、莒庆、楚椒、吴札、秦术之类，难道都是贬义而有所尊崇吗？如果必定认为书写宗族是赞美，那么内外传中带有“公子”称呼的人，难道都有值得赞美的地方吗？如果不以此统一标准，那么未赐族与因贬义而去族，赐族与因赞美而称氏，如何区分呢？这在道理上必定不是这样的。况且荡泽如果真的因为背离宗族而不称氏，那么去掉“荡”字就足够了，为什么连“泽”字也去掉而书写他的字呢？由此推论，荡泽大概是荡山的字，因为未经三次任命所以不称氏。《左传》想要以名字相互参照，却错误地把泽当作名了。这一件事与《春秋》经文不合的地方有三：把荡山当作荡泽，这是第一；经文记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那么晋国是所挟持的对象，华元只在黄河边上停留并未到达晋国就返回了，这是第二；经文记载鱼石出逃到楚国，事情必定与荡山相关联而言，鱼石与鱼府等五个人无故出逃，鱼府是主谋而经文中没有见到另外四个人，这是第三。

译晋国杀了其大夫却锜、却犨、却至。接着晋国又杀了其大夫胥童。《左传》认为晋厉公宠幸外臣太多，想要全部除掉群大夫而扶植自己身边的人。胥童和栾书都怨恨郤氏。厉公准备发动祸乱，胥童请求先杀掉三郤。随后又在朝廷上用甲士劫持栾书、中行偃，所以栾书、中行偃反过来杀了胥童。由此考察，三郤是被胥童杀的，胥童是被栾书、中行偃杀的，这是两方互相杀戮。《左传》认为百姓不赞同郤氏、胥童引导君主作乱，所以都记载为“晋杀其大夫”，这是不对的。三郤奢侈，胥童专横，而厉公宠信胥童，使得他能够实行自己的怨恨。胥童劫持了栾书、中行偃之后，又让他们一同担任卿。厉公不像个君主，自有他的罪过。凡是两方互相杀戮，都是出于私怨而不涉及国家，就像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之类一样。胥童、栾书、中行偃虽然各自出于怨恨，但也是厉公造成的，所以是以国家名义诛杀。《左传》不知道这一点，大概把“以国杀”当作众人杀死的说法，于是强行说百姓不赞同郤氏、胥童引导君主作乱，来成就自己的说法。凡是《左传》解释经义，未必有根据，临时牵强附会，常常如此，不可不仔细考察。

《春秋》不称彭城为宋邑，是为了确定楚、宋的界限。鱼石背叛宋国而投靠楚国，楚国为此攻打宋国，夺取彭城并封给鱼石。终究不能称鱼石为楚臣，彭城终究不能称为楚城。这不过是宋国和鱼石重新进入彭城罢了。等到仲孙蔑在彭城会盟，诸侯的大夫包围彭城，那时鱼石已经跟随楚国，彭城已经为楚国所有，所以又归属宋国说“包围宋国的彭城”。从此以后，楚国那些背叛的臣子侵犯中原国家的人，就没有机会肆意妄为了。所以我说道：“不让鱼石拥有宋国的城邑。”至于郑国背叛而跟随楚国，在戚地会盟时，仲孙蔑联合诸侯的大夫修筑虎牢，大概是要逼迫郑国，让它知道畏惧，不让虎牢成为郑国所有。说道：“这是天子的土地，诸侯可以修筑城池来纠正郑国。”所以不称郑国及其臣服。后来在那里驻军，以防备楚国，那么虎牢确实是郑国的城邑，并不是最终夺取而占有的。所以又称郑国。所以我说道：“驻军，并不是把它当作外邦。”君子对于言辞，就是如此严谨。彭城不称宋邑，是不让它与宋国有别；虎牢不称郑邑，是不让它归郑国所有；彭城重新归属宋国，是不让它归楚国所有；虎牢重新称郑邑，是不让它与郑国有别。看似相反，实质相同。

春秋考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十五

宋 叶梦得 撰

襄公

鄫子的爵位，大概是已成之国，不可以作为附庸。襄公刚即位，去晋国听政，请求将鄫国归属晋国。晋国起初不答应，孟献子为他说话，后来答应了。所以第二年记载“叔孙豹、鄫世子巫去晋国”。《左传》说穆伯带着鄫世子去晋国，以完成鄫国的归属，说这相当于鲁国大夫，是对的。按照礼制，诸侯的嫡长子代理国君，比国君的礼节低一等，那么公降为侯伯，侯伯降为子男。如果没有在国君面前宣誓，就用皮帛排在子男之后。没有归属别人的情况。只有附庸在邦域之中，才称为社稷之臣。鄫不是附庸，而鲁国想要让它归属，这是第一个罪过。没有接受天子的命令，而向霸主请求，这是第二个罪过。晋国起初推辞，是恰当的。后来顺从并答应，也是罪过。巫作为国家的世子，不能继承国家，废弃天子的礼制，而甘心排在大夫之后，也是罪过。不需要加上谴责的言辞，而四个罪过都显现出来，这就是《春秋》之所以简练直接的原因。虽然如此，在黄池会盟时，吴国人想用鲁哀公去见晋侯，子服景伯对使者说：“我国向吴国进贡，比向晋国进贡更丰厚，没有不及的地方，因为吴国是霸主。现在诸侯会盟，而您要让我国国君去见晋君，那么晋国就成为霸主了，我国将改变进贡的对象。鲁国向吴国赋税八百辆兵车，如果作为子男，就将一半的邾国归属吴国，而像邾国一样侍奉晋国。”吴国人于是停止。后来后悔了。以鲁国这样的大国，尚且把命运托付给吴国，想要率领它去见晋侯，那么鄫国本来就不值得诛责了。

戍守陈国、戍守郑国虎牢、向蔡国运送粮食，《公羊传》都认为诸侯陆续到达，无法排列次序，所以说“我”是对的。而何休认为这是讽刺中原国家没有信用，就不是《公羊传》的意思。凡是诸侯谋划事情，必须会盟且都在场，然后才能排列次序。所以外城与戍守与运送粮食同为救灾防患，而修筑虎牢、修筑杞国、修筑成周，因为先会盟而后修城，所以都排列次序。戍守和运送粮食或者出于霸主的命令，或者各自表达友好，起初并非相约前后陆续到达，自然无法排列次序，所以不排列次序。为什么突然认为没有信用而怪罪他们呢？既然无法排列次序，那么姑且陈述我所做的罢了。《公羊传》所谓“所以说我”，《谷梁传》认为是内辞，而何休不能理解。至于修筑楚丘，诸侯修筑缘陵，意义另有见解，那么其言辞自然不同。

叔孙豹所论述的天子诸侯军制，《国语》记载了，可以看出周朝的遗留法度。学者有的没有完全理解。曾经考察经书和《左传》所说的：所谓“天子作师”，是说天子的六军；“元侯作师”，是说方伯的三军。公，是上公二伯。天子六军，将有征伐，就任用二伯作为将领，所以说“公率领他们征伐”。不道德，〇征。所谓“〇侯命掌六师”、“〇后承王命徂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