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六

译这是外在的表现。大概因为古代一年之内不侍奉两位君主，所以继承君位在灵柩前进行，接受册命在殡宫举行，仍然用先君的名义来命令他。这就像是说，我的君主还活着一样。在应门之内，诸侯行再拜之礼，天子也回拜，并不纯粹是以君主的身份自居。空出先君的位置而不敢占据，度过先君去世的那一年而不敢更改年号。如果不幸去世，被称为“小子”，意味着他尚未完全成为君主。到了第二年，天道已经变化了。认为空过一年不可以称为君主，然后才登上正位，朝见群臣以称元年，于是真正完成其君主的身份，是从这时开始的。这虽然在经典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其制度却是明确的。然而《公羊传》说诸侯逾年即位，也就知道天子也是逾年即位；说天子三年后才称王，也就知道诸侯在封地内三年称子。那么这些说法在当时已经没有什么依据，只是互相推演推测罢了。这确实是学者难以明确论述的地方。

译诸侯过了一年没有不即位的，史书有记载或不记载，这是《春秋》的笔法。就像不曾没有正月，却有时不记载正月；不曾没有天子，却有时不记载天子。而解说者却认为鲁公没有即位，所以不记载。所谓即位，就是每天上朝接见群臣，确立自己作为君主的地位。如果不即位，那么他终身居于何处呢？这种说法的开端大概起于左氏《隐公传》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摄政。”《庄公传》说：“不称即位，是因为文姜出奔。”《闵公传》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动乱的缘故。”《僖公传》说：“不称即位，是因为国君出奔的缘故。”有的说“不书”，有的说“不称”。杜预因此认为不即位的人不行即位的礼仪，“书”与“称”是一个意思。然而对于君主来说，没有比地位更重要的了，对于地位来说，没有比即位更重大的了。所谓即位，也不过是端正地面向南方接受朝拜罢了。说因为国君出奔而不即位，这样说还可以。如果说因为文姜出奔和动乱，这与面向南方接受朝拜有什么关系，以至于不能举行即位的礼仪？如果不举行即位的礼仪，那么元年从哪里开始改元呢？这大概是左氏不明白隐公不记载即位是为了表示正统，隐公、庄公、闵公、僖公是为了继承被弑杀君主的意思，寻求解释而不得，所以各自随意编造言辞。不如《公羊》《谷梁》把握了其中的义理。这是《春秋》开始记事时，谬误就已经如此，那么《公羊》《谷梁》传述经义，左氏不传述经义，是可以相信没有虚假的。

即位是君主的原则。有名分而没有地位，有地位而没有开端，都不能成为君主。《春秋》没有比端正名分更重要的，没有比端正开端更谨慎的。这两者确立，地位就存在于其间了。上面不端正名分，下面不端正开端，即使有地位，没有不招致篡夺的萌芽而开启衰败的渐变的。所以君主去世，继位的儿子虽然在丧期，必须先在灵柩前即位，不认为这是没有悲哀，有名分的人必须端正他的地位。第二年虽然丧期未满，必须朝拜宗庙举行即位的礼仪并改元，不认为这是不怀念，有地位的人必须端正他的开端。过了一年不即位，就没有可以即位的时机了。像这样，说是因为继承的缘故所以不即位，可以吗？那些篡位弑君而继承的人，与弑君而立的人，虽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但是向国人宣告，向诸侯报丧，一定不自称是自己亲手弑杀的，也一定有借口来为自己辩解。比如桓公让翚在寪氏弑杀隐公，桓公立后讨伐寪氏，有人被杀。庆父让仆人邓扈乐弑杀子般，弑杀后诛杀邓扈乐以归罪。如果按礼不应即位，却自以为对先君无不忍之心而即位，这是向众人暴露自己的恶行，也不是情理上应该做的。

继承的缘故没有不即位的道理，我本来就说过了。有的人还有疑惑，我不知道这是先王的礼制呢，还是当时君主的做法呢？凡是继承的缘故，没有不是弑杀篡位的。认为是先王的礼制，那么哪有圣人制定礼制而预先打开篡弑的道路来等待后世实行呢？认为是当时君主的做法，那么继承帝位承受统绪，端正名分来讨伐有罪的人，与因为小小的不忍心而废弃先王的典制并忘记端正开端的道理，哪个更重要？这正是《春秋》所诛讨的。左氏起初不明白这些，所以在隐公、庄公、闵公、僖公四位国君上随意制定条例。杜预记载颖氏的说法【按《后汉书·儒林传》：颖客著《春秋条例》五万余言，杜预所引的就是他的说法。原本误作“颍氏”，“竹颖民”现在校改】，认为鲁国十二公的国史都记载即位，孔子修订后才有的不记载。这话是对的，只是不知道颖氏说不记载是什么意思，而杜预跟着攻击他，认为如果确实即位，那么国君就没有谦让；如果确实有谦让，那么史官就没有理由虚报。这是为了偏袒左氏隐公谦让的论调可以这样说。既然不懂经义，就没有值得与他议论的。《公羊》《谷梁》虽然知道继承正统与继承变故的区别，但《谷梁》认为先君不是以正道终结，那么儿子不忍心即位，这样也是当时君主的做法罢了。只有《公羊》在庄公时说“君主被弑杀儿子不即位”，是隐讳，隐讳谁？隐讳儿子。在宣公时说“继承被弑杀的君主不称即位”，这里说即位是什么意思？是它的意图。由此知道《春秋》不记载，但说“隐讳儿子”也不是对的。左氏知道经书不记载，但不知道是因为继承变故；《谷梁》知道继承变故，但不知道是因为经书不记载；《公羊》虽然接近，但“隐讳儿子”的意思也不完全可信吗？学习经书的艰难啊。

继承帝位的君主，过了一年即位，改元。杜预认为，诸侯每年年初一定在宗庙行礼，那些遭遇丧事继位的人，因此改元正位，这是不对的。礼说：“丧期三年不祭祀，只有祭祀天地社稷可以超越丧服而行事，宗庙不包括在内。”那么遭遇丧事朝拜宗庙的礼仪就废除了。因为不能不改元正位，所以变通而特别朝拜宗庙。《伊训》说：“第一年十二月乙丑，伊尹在祖先面前祭祀，奉持继位的君王恭敬地拜见他的祖先。”这是改元朝拜宗庙的礼仪。说“第一年十二月”，按夏历计算，是商朝的正月。如果是第二年，那么本来就没有实行。《诗经》“闵予小子”，继位的君王朝拜宗庙，访落继位的君王，在宗庙谋划，敬重群臣，进谏继位的君王，都说“惟予小子”。古代天子在丧期，都称“予小子”，这也是朝拜宗庙的证据。只有“载见”说诸侯初次拜见武王庙，才是免除丧服的朝见，每年一定朝拜宗庙，与在丧期第二年不期而至的朝见，都是礼的常规，所以经书也不记载。

过了一年朝拜宗庙，是用吉礼进行呢，还是用

译凶礼施行吗？是用吉礼来施行的。古代丧席、丧伞、重器、素色、苞屦、敛衽、厌冠、书方、丧服、凶器，都不进入公门。那么穿丧服就不能与戴礼帽的人交接，《谷梁传》本来就知道这一点。它改变而采用吉礼，也是迫不得已而依据义理来确立的吗？我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顾命》篇记载成王的丧事，康王进入翼室，戴着麻冕、穿着黼裳，从宾客的台阶登堂接受册命。仪式结束后，才脱下礼帽，换回丧服。这是在丧次即位的礼仪。在丧次尚且用麻冕黼裳，何况上朝而端正丧次的位置呢？后世所见的，只有士人的丧礼，而天子诸侯的丧礼没有流传下来，因此学者对此产生怀疑，却不知道《顾命》《春秋》正是应当依据的正统礼仪。

译郑伯用玉璧向鲁国借取许田，三家都认为那是鲁国朝见天子时住宿的邑地。我原本就认为，东迁之后，诸侯不再全都朝见周王，而桓王之时，诸侯背叛天子，哪里还有空闲因为周公的功德而赐给鲁国京畿内用来朝见的邑地呢？这一定不是事实。况且既然叫作许田，那就是许国的田地罢了，称之为邑可以吗？学者知道这不是事实，但看到《诗经》中有“居常与许”作为对僖公的赞美，于是又说鲁国自有许地，郑伯所借取的就在其中，所以僖公能够再次夺取它，并歌颂为恢复了周公的疆域，这似乎接近事实了。这也是不对的。凡是《春秋》中记载鲁国夺取旧邑，没有不在经文中出现的，僖公如果真的能夺取所借之地，怎么能不在经文中出现呢？现在所借取的，也不得不直说许地来包含田地，而只称它为许田。根据我的考证，许庄公逃奔到鲁国，曾经与郑国一起进入许国。郑庄公将许地一分为二，奉许叔居住在许国的西偏，让大夫公孙获居住在许国的东偏，这是把它当作附庸，许国本来依然存在。与鲁国共同夺取的，只是许国的田地罢了。许国靠近郑国，郑国已经拥有它的一半，又想兼并鲁国而得到它，所以用玉璧借取。恐怕诸侯议论说它掠夺土地，《春秋》为了正名，称它为许田吗？许田的说法，就像郜鼎一样。郜鼎是从宋国夺取的，不能说成宋鼎，所以用郜鼎来谴责它夺取别人的器物，等到把它供奉在太庙时，说“纳焉”，知道周公不肯接受。许田是从鲁国夺取的，不能说成鲁田，所以用许田来谴责它夺取别人的土地，等到又把它还给郑国时，说“假焉”，知道郑伯不能接受。郑国既然两方面都得到了，而许国作为许国的部分就所剩无几了。虽然后来许叔重新进入许国，合并了公孙获的土地，但郑国拥有的田地终究没有归还。所以楚子曾经说：“从前我的伯父昆吾在旧许建邑，郑国人贪图依赖那里的田地而不给我。”而王子胜说郑国把许国当作俘虏的邑地，这可以证明这一点。推究这些来考证，三家的说法，怎么可以苟且相信呢。

《王制》说：方伯朝见天子，都有汤沐邑，在天子的县内，比照元士。按照元士受田，比照附庸，那就是不满五十里的邑地。贾氏疏引《五经异义》说：《公羊》说诸侯朝见天子，天子的郊外，都有朝宿邑；从泰山之下，都有汤沐邑。《左氏》说诸侯对王室有功绩德行，京师有朝宿邑，泰山有汤沐邑。鲁国是周公的后代，郑国是宣王的母弟，都有朝宿汤沐邑，其余则没有。许慎说周朝一千八百个国家都有朝宿邑，整个京师的土地，不足以容纳这些，他的话是对的。《公羊》的说法自然不能成立，如果说有功绩德行像《左氏》所说的那样，也不完全对，大概必须是方伯才能被赐予。鲁国、郑国确实曾经担任方伯并传承给后代，但于是把祊地和许田附加上去，也不是对的。许地在京畿内，当时周朝虽然衰微，王畿的土地还能自主。桓王与郑庄公产生嫌隙，夺取他的邬、刘、蒍、邘的田地给他，苏忿生的田地，郑国不敢违抗。难道鲁国借王畿的土地给别人，不请示周王而周王听从吗？郑国不接受周王的赐予，而敢自己夺取京畿内的土地吗？一定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如果不符合事实，就推测情理，虽然有三家的说法，但最终不敢相信。有人说：《鲁颂》说僖公居常与许，恢复了周公的疆域，周公受封的土地本来就有许地，就是朝宿邑。桓公向郑国借取，而僖公恢复了它，所以诗这样说。这似是而非。古代邑名与国家同名的很多，向是一个国家，而莒国的邑也有向；秦是一个国家，而鲁国的邑也有秦。现在夺取向国的田地而称之为夺取莒邑，夺取秦国的田地而称之为夺取鲁邑，可以吗？审察僖公如果真的能恢复桓公所借的土地，那么《春秋》自然应当像夺取济西田、夺取汶阳田那样记载在经文中，那么《鲁颂》所说的“许”可以看作是受封之地，但不是许国的田地，也不是朝宿邑。

近郊、远郊各五十里，总共百里，统称为郊，就是六乡的地域。《尔雅》所说的“国外曰郊”就是这里。郊的外面叫作甸，也是百里，就是六遂的地域。《尔雅》所说的“郊外曰野”就是这里。六乡之内，农夫所食之余，则有廛、里、场、圃、宅、士、贾、官、牛、赏、牧的田地，共九等。大概这九等的人，不是农夫，也受田，就让人耕种，不能要求他们耕种公田，所以各自制定差别来征收。征收，就是税。六遂之内，农夫所食之余，则有公邑，这是公家的田地，如籍田之类，天子派大夫治理，就是县师。大致王畿五百里，郊、甸、稍、县、都各百里，而郊特别分为远近，各占一半，所以近世的学者多误以为近郊是六乡的地域，远郊是六遂的地域。至于甸，既不是乡遂，也不是公卿大夫的采地，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这是不熟悉礼制的过错。《周官》载师说得很详细，郑氏、贾氏的解释也都有道理，这是不能见于经文，幸好从先儒那里得到的。诸侯的制度虽然不可知，但用王畿来推论，也可以大致看到。所谓“四井为邑”的，井方一里，四井为四里，这四四相乘来命名那片土地

译那些地方，未必都是设有城墙的城邑。所谓“公邑”、“家邑”，公邑是由县师管理的；家邑是王室大夫所享用的，那么必定有城墙，所以有公邑的田地、家邑的田地。都，又有比邑更大的，所以又有小都的田地、大都的田地。这是田地与都邑的区别，而《春秋》记载“郑伯用玉璧借许田”、“夺取汶阳田”、“夺取济西田”之类，本来不与邑相对举，只是记录那些田地罢了。像“夺取郓”、“夺取讙和阐”之类，都是邑，有的夺取邑而田地随之一起被夺，有的没有完全夺取其田地，举其大体而言，那么田地就不必再说了。《公羊传》在“璧假许田”一事上发出条例说：“田地多而邑少，称田；邑多而田地少，称邑。”土地各有经界，都以四井为一邑，那么一邑的田地本来就不能增减。如果所谓“许田”，只是许国的田地罢了，为什么说田地多？难道是夺取许田而又夺取旁边邑的田地吗？“夺取郓”，郓只是一个邑罢了，为什么说邑多？难道是夺取郓而又夺取旁边田地的邑吗？

译发生大水灾，《公羊传》认为这不符合常例。《左传》认为平原地区出水灾称为大水，《谷梁传》认为高低处都有水灾才称为大水。如果高低处都有水，即使是尧帝时洪水包围山陵、漫过丘陵的情况也不过如此，怎么就达到这种程度了呢？如果说平原出水，那么水灾不一定非要在平原发生。鲁国吊唁宋国大水灾的辞令说：“上天降下淫雨，损害了祭祀用的谷物，怎么能不吊唁呢？”大概凡是久雨霖潦积聚在低洼处，或者河流湖泊泛滥成为麦苗的灾害，都称为大水。所以凡是《春秋》记载大水，都在秋季。指的是夏季的五、六、七月，雨水刚刚降下，大雨时常发生，麦子已经成熟而禾苗正在抽穗的时候。记载夏季大水，只有桓公时期出现一次而已。二月到四月，农事刚刚开始，有时危害播种，但这不是常态，所以不常记载。冬春季节即使有大水也不造成灾害，所以不记载；而霖雨也不记载，大概是因为即使霖雨不造成灾害，也不一定需要记载。如果造成灾害而记载大水，那么霖雨就不必单独列出，这是举重以明轻。记载“大雨震电”，是因为大雨中出现了不合时节的雷电；记载“大雨雹”，是因为大雨中出现了冰雹造成的灾害，并不是为了记载雨。而《左传》在解释“大雨震电”时错误地认为是大雨霖，把雷电作为常例，说：“凡是雨下了三天以上称为霖。”这不仅不是经文原有的，而且雨下三天以上，大概不胜枚举了。杜预附会，于是认为经文中没有“霖”字是经文错误，这不仅是党同伐异、怀疑经文的罪过，更是不知道经文的意思。孔父、仇牧、荀息是三个人，他们死于难是一样的，但他们死于难的原因却不同。与夷、与捷是孔父、仇牧的君主；孔父、仇牧是与夷、与捷的大夫，而与君主共守天位的人。不幸发生了华督和宋万的祸难，孔父、仇牧不死，还有谁死呢？先杀孔父，然后才能在君主身上作恶；再杀仇牧，然后对君主施行的恶行，没有人能遏制，那么尽到臣子的道义而不愧对君主的，就是孔父、仇牧。所以《春秋》纠正弑君的贼人，而让他们与君主并列记载说“及其大夫孔父、仇牧”，这是为了确立天下臣子的道义。至于荀息，并不是追随君主昏庸而阿谀其不正的行为。当初献公让荀息做奚齐的师傅时，说：“把这幼小的孤儿托付给您，您打算怎么办？”荀息叩头回答说：“臣下竭尽股肱之力，加上忠贞，如果成功，是君主的福分；如果不成功，就用死来继任。”不知道献公把奚齐托付给荀息，是姑且让他做师傅，保护奚齐的身体呢？还是顺从君主的意愿呢？荀息答应献公，是姑且做师傅呢？还是顺从君主的意愿呢？这无法得知。然而既然说了，献公想让奚齐继位，正不正，不是荀息的责任，那么也就使无愧于君主罢了。献公死后，奚齐继位，里克想杀奚齐，荀息不听从。里克杀了奚齐后，又立卓子，未能成功而死。那么荀息也尽到了臣子的道义，而不愧对君主，君子所以能用孔父、仇牧的话来评价他。孔父、仇牧是从执政的角度来论的，荀息是从臣子的角度来论的。齐庄公被杀，晏子站在崔氏门外，门开了进去，枕着尸体大腿哭泣，起身跳了三下出来。君子不责备晏子不死，是因为他不担任那个职务。子路说：“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不死，能说他不仁吗？”孔子说：“桓公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这是管仲的力量。这就是他的仁，这就是他的仁。”子贡说：“管仲不是仁者吗？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死，又辅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难道像普通男女那样守小信吗？自缢在沟渠中而无人知晓。”孔子虽然允许管仲不死，但从未不允许召忽的死。能在春秋时期做管仲那样的人，可以；但在春秋的法度下，不可以。这就是《春秋》不用管仲来否定召忽的意思。所以说：“可以把六尺的孤儿托付给他，可以把百里国家的命运寄托给他，这是君子吗？是君子啊。”曾子懂得这个道理。这三个人，事情不同但道义相同，这就是《春秋》用同样的话评价他们而没有不同言辞的原因，这是为了尽到臣子的道义。弑君没有提到其大夫的，只有孔父、仇牧、荀息三次。《左传》号称依据鲁国史书，应该对事情的始末详细，但孔父、仇牧的事不仅很简略，反而弄错了事实。比如孔父，错误地把“义形于色”的话理解为杀孔父的原因，孔父娶了他的妻子，君主愤怒，华督害怕而弑君，于是妄加解释，认为华督有无君之心然后动恶，所以先记载弑君。这既不知道事情真相，也不知道经文意思。说宋万弑闵公，在门口遇到仇牧，打死了他。如果这样，那么孔父应该因为不管理家事而祸害君主，仇牧自相残杀，按法律不应该记载在经文中，那么为什么要记录呢？只有《公羊传》得其事详，所以能尽经文意思，怀疑一定有所传承。《谷梁传》略闻其说而不尽，所以都把孔父、仇牧、荀息视为闲人。孔父以氏字出现，仇牧、荀息以名氏出现，都是卿而执政的人。国家的安危，君主的存亡，大概以身任之。与之俱者焉？季氏想伐颛臾，孔子责备冉求不能救，说：“危险而不扶持，跌倒而不搀扶，那还要那相干什么？”那些陈力就列，自一命以上尚且如此，何况执掌国家大权的人呢？

译崔杼弑杀齐庄公，晏子站在崔氏的家门外。有人问：“去死吗？”晏子说：“难道只有我的君主才值得效忠吗？我为什么要死？”那人问：“逃跑吗？”晏子说：“这是我的罪过吗？我为什么要逃亡？”那人问：“回家吗？”晏子说：“我死了还能回到哪里去呢？”所以，君主为了国家而死，臣子就跟着死；君主为了国家而逃亡，臣子就跟着逃亡；如果君主是为了私利而死或逃亡，除了他的亲信宠臣，谁敢承担这种责任呢？君子不责备晏子没有殉死，是因为晏子并非执政大臣。用《公羊传》来考证，孔父嘉严肃地站在朝廷上，人们不敢冒犯而给君主带来灾难，所以华督想要弑杀宋殇公，就先攻打孔父嘉的家。宋殇公知道孔父嘉一死，自己必然也会死，急忙跑去救他，两人都死了。那么孔父嘉，是与宋殇公同生共死的人。宋万搏击宋闵公，砍断他的脖子，仇牧听说君主被弑，急忙赶到，在门口遇见宋万，手持宝剑呵斥他。宋万举起手臂砸碎仇牧的头颅，牙齿嵌在门扇上。那么仇牧，也是与宋闵公同生共死的人。荀息拥立晋献公的骊姬之子卓，虽然名分不正，但既然由荀息拥立，也已经过了一年，国人把他当作君主了。荀息以名字被记载，这说明他也是正卿。他知道死了反而能保全名声，活着也不感到羞愧，为了守信而死去，卓遭遇危难时，荀息也是与卓同生共死的人。况且春秋时期，弑君的事件很多，有像这三个人这样的臣子吗？夏征舒作乱时，公孙宁、仪行父是跟随君主做坏事的人。陈灵公被弑杀，能够借助楚国讨伐贼人，《春秋》尚且允许陈国接纳新君，更何况这三个人呢？《春秋》认为这三人与他们的君主同生共死，所以得以与君主一同被记载，以此来端正万世君臣的大义。《左传》既然错误地认为孔父嘉是帮助华督作恶弑杀宋殇公的人，还以言语上的瑕疵来归罪于荀息，唉，这还能跟他谈论经义吗？

译孔父以字被记载，学者对此的解释很多。谷梁传认为是为了避祖讳，其浅陋之处自然不必多言。难道没有从宋国作为二王之后得以完备王官制度这一点来观察吗？孔子说：“宋国举行郊祀是为了契，这是天子的事情。守正以行，鲁国郊祀是为了周公的衰微，那么二王之后得以完备天子之礼由来已久了。”所以内有三媵，是王后的制度；外有六卿，是王官的制度。我曾经说过，司城、司马都得以以官职举荐，与宰周公在周朝被记载是一样的。那么孔父也是四命的大夫吗？与周朝的家父相同吗？孔是氏，父是字。鲁国因为得以设置孤卿，所以单伯被记载，单伯不是鲁国所能拥有的。郑国的祭足以进入王室成为大夫，而以祭仲被记载，祭仲不是郑国所能拥有的。学者不怀疑这两个人，却怀疑孔父，这也是没有深思吧？

会稷目成宋乱。左传既然错误地记载了孔父妻子的事，本来不值得与他讨论义理。而《春秋》记载郜鼎贿赂鲁桓公的事，依据史文还是得到了事实。公羊传只以避讳来解释。诸侯的防备很多，起初没有直接记载事情的，这里特别直接记载促成宋国的动乱。不从这里去探求，却只讨论避讳的远近。桓公的大恶本来不止一件，难道都因为年代久远就揭露出来吗？谷梁传认为桓公的心意在于促成这场动乱，而加上“不成事”的措辞，认为君子没有遗留内部恶行的义理。《春秋》本来没有凭空加上的。实际上不能促成动乱却称之为成，哪有这种道理呢？左传看到了事情却不明白经义。公羊和谷梁两传既看不到事情，又不明白经义，所以两者都错了。《春秋》直接记载事情只有宋国是这样。执宋公，释宋公，宋灾故，加上这一条共四条。我曾经说过是这样了。平就是成。宣公四年平莒及郯，左传本来已经明确记载了。诸侯凡是侵伐而不说胜败的，或者是伐者求成而返回，或者是受伐者求成而罢兵，都见于左传。而它所说的成，未必都恰当，只是说事情没有最终完成罢了。而现在宋国的动乱，诸侯本来将要讨伐华督的罪过，如果真的能诛杀华督，与蔡人杀陈佗同样记载为善，哪件事更大呢？现在四国都接受了贿赂，必定把罪恶归于殇公，而记录召庄公即位作为功劳。庄公也必定感激立自己为君的人而为他请求，于是宽恕不讨伐而因此让他做宋公的相，这也与求成而返回有什么不同呢？《春秋》因为宋国的缘故特别直接记载。既然称之为乱，本来不可以不正过来而返回治理，哪有只是平定就停止的呢？先王有夺取乱国的，乱则灭之，这是对的。有救援乱国的，乱则援之，这是对的。没听说过有成乱国的，乱而平之。既不能救援，又不能夺取，这就是与之同流合污。四国的罪过还可以逃避吗？

崔杼弑杀齐庄公，晋侯从泮水渡河，在夷仪会合诸侯，讨伐齐国。齐人因为庄公的缘故求和，派隰鉏请求求成。庆封到军中，男女按次序进献贿赂。晋侯用宗庙宝器贿赂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的大夫、百官的正长、师旅以及留守的人，都接受了贿赂。晋侯答应了，派叔向告知诸侯。鲁国派子服惠伯回答说：“您宽恕有罪的人以安定小国，是您的恩惠。寡君听到命令了。”《春秋》记载“公在夷仪会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这与宋督弑杀殇公诸侯共同讨伐的情况相同。宋督用郜鼎贿赂鲁公，齐、陈、郑都有贿赂，于是做了宋公的相。《春秋》记载“公在稷会合齐侯、陈侯、郑伯”，有什么不同呢？同样是因为贿赂而免于讨伐。然而《春秋》直接记载宋国却不直接记载齐国，我这才知道《春秋》对宋国的用意，与其他国家不同。弑君被讨伐，而以君主求和，必定有加以谴责的措辞。君主虽然不像君主，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作为霸主的人，可以接受这种言辞吗？因为他们的贿赂，于是释放了他们。左传记载宋殇公即位，十年十一次战争，百姓不堪忍受。孔父嘉做司马，华督做太宰，所以趁着百姓不堪忍受，先宣称：“司马就是这样。”杀了孔父而弑杀殇公，这是宋人的言辞。齐国也是这样吗？《春秋》提出来说是：“以成宋乱，以之为言。”谷梁所谓“不宜以”，可以施用于此。没有弑君可以求成而平定的。《春秋》的意思，只有子服惠伯知道，所以说“您宽恕有罪而恩惠小国”，即使叔向也不能回答。那些简略而不说的，齐国的贼臣不讨伐，而崔杼得以存活，知道诸侯无能为力。虽然言辞不同于宋国，但其罪过与宋国相等。胥命三家都认为是善，所以荀子也说：“《诗经》讥讽屡次盟誓，《春秋》赞许胥命。”荀卿的学问，学者认为出自公羊，所以这样说。即使从《春秋》当时的情况来说，诸侯以友好相见在国内，就称为朝；有不协调而相见在边境，不是盟誓就称为会。现在以友好则不是朝，以不协调则不是盟，会曰结言而退，谨言而退者，所说的什么呢？况且既然称之为命，必定有事。说不盟可以，而命的当否，《春秋》怎么能不纠正，却只因为不盟就认为是美呢？《尚书》说：“王的言论只作为命令，不说臣下无所禀受命令。”命，是天子的事情，不是诸侯所能互相做的，所以说：“为天下主，主者天也，继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为人臣而侵犯君主的命令而使用它，是不臣；为人君而失去他的命令，是不君。

译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这就是天下倾覆的原因。《谷梁传》已经说过这话了。如今诸侯之间互相任命，难道不用“不臣”的罪名来纠正他们吗？根据我的考证，齐侯是齐僖公，卫侯是卫宣公。管仲回答楚国的辞令说：“从前召康公命令我的先祖太公说：‘五侯九伯，你都可以征伐，以此来辅佐周王室。’赐给我的先祖征伐的权力：东到海边，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这是齐国的旧制。”《诗经·旄丘》中责备卫伯，狄人驱逐黎侯，黎侯寄居在卫国，卫国不能履行方伯连率的职责，黎国的臣子因此责备卫国。毛氏认为康叔是侯爵，现在称为伯，是因为当时他是州伯，这是卫国的旧制。大概在这个时候，周王室已经衰微，天下没有霸主，诸侯无所适从。齐僖公、卫宣公各自依据旧制，不向天子请示，自行履行方伯的职责，并且互相任命，这就是《春秋》讥讽他们的原因。《旄丘》这首诗的创作，怀疑是在接受任命之后，所以《诗经》称他为卫伯，黎国的臣子得以责备他。不然的话，孟子说：“齐桓公在葵丘会盟，从一命到五命，捆绑牺牲、载录盟书而不歃血。”《春秋》只记载防而不记载盟，为什么不认可他的任命呢？齐桓公的霸业，是受命于天子，所谓的命，大概是用天子的名义来任命他，那么就没有嫌疑称其为命了。所以和郑伯、虢叔共同谋划拥立周惠王的事，说“在弭地互相约定”，其意思也像是认为结言而不盟誓的，他们不懂得经义是可以知道的。

译公子翚前往齐国迎娶夫人。鲁国派遣宗卿去迎娶夫人，在桓公时期是公子翚，在宣公时期是公子遂，在成公时期是叔孙侨如。然而他们到达时，桓公时期记载为“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而宣公时期记载为“公子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成公时期记载为“叔孙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公子翚的记载中没有“带”字，而公子遂、叔孙侨如的记载中有“带”字。为什么呢？“带”的意思是，控制权掌握在我手中。所以请求别人的军队而自己使用，就说“带”。刘子、单子带着王子猛居住在皇邑；说“带”尹氏带着王子朝进入皇城；说“带”夫人，是因为夫人是国君的配偶，也是国家的小君，难道是大夫所能控制的吗？公子翚接受桓公的命令，恭敬地迎回夫人，所以着重记载“夫人回来”，而不提及公子翚。宣公是公子遂拥立的，公子遂已经偏私于敬嬴，想要杀害嫡子，祸及视而立宣公，为宣公向齐国请求婚娶，这是公子遂为了结齐国为外援而请求婚娶的行为。所以不等守丧期满就急忙向齐国请求。穆姜的迎娶，其主导权在公子遂而不在宣公吧？叔孙侨如也与穆姜有私通。成公即位十四年而没有娶妻，叔孙侨如正逼迫穆姜，让她向成公请求驱逐季孙、孟孙。虽然仲孙蔑、季孙行父无可奈何，但也一定是借穆姜的缘故，而急忙向齐国请求。出姜的迎娶，其主导权也在叔孙侨如而不在成公吧？所以《春秋》都特别记载，以显示控制权在这两个人手中。鲁国治理家事，所谓不可言说，而没有比公子遂、叔孙侨如更严重的了。他们与卫国的公子同样邪恶，都专断国家政事，即使国君不能自主，也来不及听从命令。所以夫人将要与国君共同承担宗庙社稷的重任，古人戴着礼帽亲自迎娶，而大夫却能控制这件事，还怎么治理国家呢？

古时候“岁”与“年”不同，从文字上看，“步”和“戌”组成“岁”。那么“岁”，是以戌星绕行一周来说的。所以凡是论及日期的，都举“岁”来记载。用闰月来定四时，完成岁纪，有三百六十六天，就是这样。年以庄稼为节律，那么“年”，是以庄稼一熟来说的。所以凡是论及月份的，都举“年”来记载，如三年之丧，记载二十七月之类，就是这样。那么“年”，是指庄稼尚未成熟的时候。所以有年只说“年”而不说“岁”。

古代的帝王，没有比侍奉上天更严肃的。所以凡是谈论人事，没有不以天道来参验的。如行善，上天降下百种吉祥；作恶，上天降下百种灾祸。上天不赐予洪范九畴，上天赐予禹洪范九畴之类，表明其必然性，言辞详尽而不隐晦。到了商朝，其习俗积弊，舍弃人事而向鬼神求证。所谓商人尊崇鬼神，率领百姓侍奉鬼神，先鬼而后礼，其百姓的弊病放纵而不安静。所以天人之学，孔子开始略而不尽言，让学者以意去探求罢了。《春秋》所以记载灾祥而不表明其应验，如有年、大有年，终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才各出现一次。有年在桓公之世，大有年在宣公之世。有年，是无年的对应，五谷成熟为有年，大熟为大有年。自非凶荒饥馑，无非有年者，所以说“匪今斯今，振古如兹”。现在以大熟为不常得而记载。然而也不应只出现一次，若有年则不胜记载，为何独见于桓公呢？大概桓公、宣公都弑君而自绝于天，适宜上天降下灾祸而不赐予有年，恰好幸见，所以各因其事而一见罢了，不专为有年、大有年而设。与《诗经·甫田》讽刺幽王而言“倬彼甫田，岁取十千”，接着说“自古有年”，而终篇只说“有年”者，同此乃孔子的深意，学者初未曾论其世，不然，岂终《春秋》独此二年为五谷熟乎？我略微揭示其端而不敢尽言，也是以存《春秋》之防。所以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春秋考卷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七

宋 叶梦得 撰

桓公

周官均人，凡均力政，以岁上下。有丰年，有中年，有无年。春秋有年者，中年对无年之辞也。大有年者，丰年也。五谷无不熟之辞也。

蔡、卫、陈跟随周王讨伐郑国，三国都称“人”。有人说：这是贬低诸侯不亲自前往而让大夫跟随周王。有人说：因为郑国祝鮀拜射周王中肩而贬低三国不能勤王。我以叔孙豹的话来探求，然后知道这些说法不对。叔孙豹说：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这是说公亲自前往。诸侯有卿无军，率教卫以赞元侯，这是说以卿前往。诸侯者，不为方伯者也。诸侯本无军，但教卫以赞元侯，则元侯作师，诸侯但使卿率其教卫之民而往佐焉，固礼之所当然也。那么公为何亲自前往？诸侯为何不亲自前往？公之为伯有二而已，以为天下东西之帅，所谓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者也。二伯若不亲行，则诸侯何所总一？乃五服之内皆诸侯也，岂可人人而使尽行乎？先王立法，必本于人情，虽欲不使卿行，不可得也。据传，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