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二

译君子求学，务必谨慎对待所传授的内容。如果传授的内容不正确，却妄自认为正确，这当然是不对的。如果传授的内容正确，但施行时未能得其正道，其结果的不正确，与前者是等同的。子贡说：“老师的文献典籍，是可以听到并了解的。老师关于人性与天道的言论，是无法听到并了解的。”老师并非不曾与人谈论这些，然而有的可以听到，有的则无法听到。假使弟子都像颜回那样，整天聆听而不违背，那么老师就会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了。难道还有施行不得其正的情况吗？至于那些亲身行不善之事的人，君子是不会接近的。子路曾经听过这番话，但佛肸在中牟叛乱，召请子路，子路想要前往。那种“磨而不薄，染而不黑”的品格，并非子路所能理解的。那么即使想要施行正道，也无法从中获取正确的准则。三家对《春秋》经文的解说，他们所确立的大致体例，固然不能全部吻合，但未必他们所传授的内容不是出自圣人。只是因为他们不能完全领会老师所说的话，所以施行的内容不符合所传授的内容，因而常常出现偏差。《谷梁传》说：“凡是言辞繁复而不删减的，就是正统。”这是孔子的话，但把它应用到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认为周文王的战争也没有超过他的，这就错了。宋襄公没有值得称道的称霸之道，只是矫饰一天的行为，侥幸得逞，却因此丧命，怎么能仅仅因为《春秋》记载春天、月份、朔日、日期的繁复，就认为他是正统呢？《谷梁传》说：“忌讳没有比更深更好的，深则隐蔽，如果有所见，没有比更深更好的。”这也是孔子的话，但把它应用到公子庆父逃往齐国一事上，认为“奔”字避讳而改说“如”，这就错了。闵公被杀，庆父的罪恶再次显现，尚且不避讳说“奔莒”，这次他的罪恶并不比之前更严重，怎么能立刻避讳呢？《春秋》的含义真是难以明了，所以流传越多，失真越严重。

译夏、商、周三代使用正统历法，虽然各自有所不同，但四季的顺序，只是按照月份来排列罢了。至于行事应当辨别的地方，则从未不以夏历的正月作为标准。《周礼》中太宰在正月吉日颁布治象，而小宰又在正岁率领治官属吏。观察治象的法度，正月，是周历的正月；正岁，是夏历的正月。那么当时颁布的象法，本来自然并行而不互相废弃。所以凡是禴、祠、烝、尝等祭祀，搜、苗、狝、狩等田猎，兽人所说的四时进献，疾医所说的四时疾病之类，都遵循其正确的时节来命名。只是《春秋》改变了它罢了。左氏记载时间，大抵比经文早一个季节，如《隐公》记载冬天宋人夺取长葛，左氏认为是秋天；《桓公》记载夏天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左氏认为是春天；《僖公》五年春天晋侯杀死申生，左氏记载在四年十二月；十年正月晋里克杀死卓及荀息，左氏记载在九年十一月等，大概都遵循旧史的原文。那么旧史排列时间，也都以夏正为本。既然以正岁作为一年的开始，那么时节就不能混乱；时节不混乱，那么月份也就不能改变。只是不知道先王协调时节、月份、日期，以重视正朔的禁令，而羲和因废弃时节、混乱日期获罪，是如何施行的呢？不只是史书这样说。《诗经》中的七月、六月、四月、十月之交，都是夏正。至于《七月》篇提到周正，则只说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罢了。那么《春秋》之所以改变它，大概是因为编年以系事，而正朔是王法所谨慎对待的，不得不遵循周正。然而说法不正确，孔子也知道。所以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实行夏历的时节”，那么《春秋》所记载的就是不得已而为之。杜预不知道旧史的原文，解释左氏认为长葛是秋天夺取冬天报告，谷、邓朝见是春天来夏天朝见，申生是冬天杀死春天报告，卓、荀息是冬天杀死春天赴告，都是附会防备的妄说，不是经文的正解。

《周礼》凌人掌管冰，正岁十二月命令斩冰，三其凌，先郑读“正”为句，而记故书“正”为“政”，则读为“掌冰政”，而析“岁十二月”为句，应当遵循故书。以此考证，那么周纪岁首虽然以建子为正月之吉，至于行事自然以夏历顺序月份，两者自然不相妨碍。《诗经》《十月之交》说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先儒认为是夏历的八月，夏历的八月与其他月份相同，有什么丑恶呢？这也是夏历的十月。大概是纯阴用事的月份，阳气不能胜，所以认为丑恶罢了。以六月、四月的《诗经》参看可知。三家都不明白《春秋》使用周正的意义，所以随经文解释，三正迭用，没有不自相矛盾的。桓公八年春正月己卯烝，谷梁说烝是冬事，春天举行是志不时，周历的正月乃是夏历的十一月，正是得时了，那么谷梁解释经文使用夏历。所以夏五月丁丑烝，又再见日，烝是冬事，春夏举行是黩祀。至于十四年秋八月御廪灾，乙亥尝，下书齐侯禄父卒在冬十二月，谷梁的意思以尝属于御廪灾之后，还是八月，不醒悟周历的八月是夏历的六月，也认为得时，所以只认为志不敬罢了。然而于春正月公狩于郎，明言冬日狩而不讥其失时，正月无冰以为时燠，若此之类，则又怀疑其使用周历。公羊于正月烝列四时之祭名，而曰常事不书，讥亟也，以常事起问，大概是认为得时，春公狩于郎，也认为常事，讥远，则是使用周历。然而至于八月尝，也说常事不书，讥尝也，则又与谷梁相同。左氏于冬城向、冬城诸及防之类，都认为时，春新延廐、春新作南门之类，都认为不时，周历的冬是夏历的秋，安得为时？周历的春是夏历的冬，安得为不时？那么左氏也是使用夏正。至于三月大雨霖以震，言书始，春正月公狩于郎，言书时，与记春正月日南至之类，则又使用周历。王法之大，莫先于正朔，正朔之辨，莫显于四时，而三家颠倒错缪，皆尔，殆不可晓也。

《周礼》太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国，这是先王对待五服诸侯的方法。在治典言经，教典言安，礼典言和，政典言平，刑典言诘，事典言富。其为之必有其目矣。正月之吉，既垂其法于象魏，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传其伍，陈其殷，置其辅者，牧监以统之于上，参为三卿，伍为伍大夫，殷为众士，辅为庻人，以共行之于下。此诸侯所以能考礼正刑，一徳以尊天子，而无变节易度以称乱于四方者也。非特周公云然，方舜之时，固巳日象以典刑，而五子之歌言禹之徳曰：“有典有则，贻厥子孙。”汤诰曰：“凡我造邦，各守尔典，以承天休。”成王命君陈亦曰：“尔克敬典，在徳。”三代相承，盖皆有所沿袭。是以〇征言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此大司马之所治也。周衰，周公之法寖废，穆王耄荒，命吕侯训夏赎刑，则伯夷降典载于司寇者，已不能行矣。至厉王无道，周室大壊，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诗人伤之，托于商以为刺曰：“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然则所谓仪式刑，文王之

译典章制度，哪里还留存呢？单襄公经过陈国，陈国不依礼相待，他回国后向周王报告，有人征引周代的制度，有人征引周代的职官，这就是礼制典章在诸侯国中的体现。秦襄公兴起时，备齐兵甲去讨伐西戎，而《诗经·蒹葭》讽刺他未能运用周礼，将无法稳固他的国家。庆父作乱时，齐桓公派仲孙湫来慰问祸难，仲孙湫问鲁国是否可以攻取，回答说：“鲁国还秉持周礼，不可动武。”在那时，天下人尚且知道周礼如此重要。然而韩宣子出使鲁国，在太史那里观看典籍，才见到《易》的卦象和《春秋》，说：“周礼全都在鲁国了，我这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周朝之所以能称王天下的原因。”晋国作为霸主，从唐叔以来，应当有传承下来的典籍，而韩宣子尚且没能见到，那么其他诸侯谁还能坚守它呢？大概自从齐桓公称霸以来，天下所尊崇的都是霸主的命令，王政已经不能完全施行，而晋文公之后世人共同遵守的只有文公、襄公的命令。文公当初拥立周王，尚且自己请求使用天子规格的隧道以僭越王制，哪里有空闲去纠正诸侯？况且孟子说周王室爵位俸禄的制度，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而废弃它。那些被废弃的典籍，就是现在《周官》中《司禄》等亡佚的篇章。须句国被灭时，成风还能对僖公说；尊崇大祀，保护小国寡民，这是周礼。而襄王躲避子颓的祸难，出逃居住在郑国。卜偃劝谏晋文公，认为周礼尚未改变，然后才知道周公的典章，它作为天下准则的作用非常重大。现在的《周礼》，大概是《周官》而非真正的《周礼》。可惜啊，先王的六典，无法再见到了。

译研究《春秋》的人，不能不先学习礼制。然而先王的礼制已经残缺不全，即使是《周礼》也难免有错乱之处。孟子说诸侯因为厌恶礼制损害自己而毁弃典籍，这不仅仅是司禄等官职的记载亡佚而已，大概还有为了便利私欲而附加增改的内容。《大司徒》说：“诸公的封疆方圆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况且自从商朝以来，爵位只有五等，分封土地只有三等。周朝反商政而行，并未对此进行变革，哪里能看到所谓的五等呢？《王制》说：“天子的田地方圆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的，不能直接朝见天子，依附于诸侯，称为附庸。”这与商朝的制度正好相符。《典命》中诸侯的五种仪制：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以及国家宫室、车旗、衣服都根据命数来规定等级，实际上也只有三等而已。因此天子称为万乘，诸侯称为千乘；天子称为兆民，诸侯称为万民，都是取其十分之一。孟子也认为周公的封赐比百里还节俭，而子产说列国的土地是一同，那么百里以上的，如果不是诸侯僭越并附加增改，又是什么呢？先郑（郑玄）解释《王制》，强行说商朝土地尚且狭小，因此沿袭夏朝的三等爵位，周公开拓九州疆界，增加为五等，不知他有什么依据；而对于《周官》，他认为公食其封地的一半，侯伯子男食其封地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说其余的都是附庸，以《论语·颛臾》中“在邦域之中”作为证据。后郑（郑众）又说“公没有附庸”，鲁国因为是以王子母弟的身份得以与公国同等，所以《颂》中说赐给它山川土田附庸。所谓“邦域之中”，正是侯伯所统属的地区，鲁国是侯伯，怎么能成为其国的封地呢？他说“公没有附庸，侯伯以下有附庸”，也都是主观臆测。即使诸男的封地确实是百里，而又接受三个同的土地作为附庸，这轻重不是颠倒了吗？所以封国的制度不可依据。《大司马》说：“凡是制定军队，天子有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都由命卿担任。”所谓大国、次国、小国，应该以公与侯伯子男来区分。军队是用来征伐的，诸侯既然不能专断征伐，必须等待赐予斧钺作为方伯，然后才能征伐，那么侯与伯如果不是方伯，尚且不能有军队，何况子男呢？叔孙穆子说：“天子建立军队，公率领它去征讨不德之人；元侯建立军队，卿率领它来承奉天子；诸侯有卿而没有军帅；教卫来辅佐元侯；伯子男有大夫而没有卿。”率领赋税来跟随诸侯，这话还能看到先王的遗制。所以鲁国建立三军，舍弃中军受到讥讽，而郑氏却妄引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与王命，曲沃伯以一军成为晋侯，来证实他的话。不知道这些都是周朝末年的情况，大概自从晋文公建立三军，又避讳天子六军而改为三行，季氏又僭越建立三军，那么其余各国就可想而知了。这也是增加《周礼》的内容来作为文饰，那么军制也不足为据。礼制中还有什么比封国与军制更大的呢，而错乱到这种地步，《周礼》难道是完整的经典吗？《礼记》不是孔子的著作，大概是西汉诸儒杂记所闻，不专主《周礼》，兼取虞、夏、商制度相互参证，戴氏按类编排，其言论尤其庞杂混乱，往往反而拿《春秋》作为辞令，而误解了其本意。比如认为诸侯对天子，这一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用霸主的命令来更改周公六年五服一朝的数目。认为诸侯去世，《春秋》都书写名字，是不生名的说法，那么出奔书写名字的说失地，书写卫文公灭邢名字的说灭同姓，名字都与经文意思相违背。诸侯未及期相见叫遇，相见于隙地叫防，约信叫誓，莅牲叫盟，都不知道这些是僭越，那么其他就可想而知了。只有《仪礼》还能看到周公盛世时的制度，而天子的礼制大多亡佚，那么后世想要完全学习礼制本来就很困难了。然而礼制失传可以向民间寻求，官学失传存在于四夷，古代的君子不幸不能见到先王的成法，不只是现在如此。而如果能得到其缘故，即使是民间与四夷尚且要去寻求，何况是遗留的书籍呢？那么这三本书虽然不能完全考证，如果能明了尧舜三代的道与周公孔子治理天下的法则，舍弃这些还能去哪里寻求呢？也只是在于谨慎选择罢了。孔子说：“我想观察夏道，杞国不足以征验，我得到了《夏时》。我想观察商道，宋国不足以征验，我得到了《坤干》。”一定要有像孔子那样用心的人，然后才可以和他谈论观察这三本书了。

礼说：“天子不说‘出’，诸侯不写生名，诸侯失地写名，灭同姓写名。”这不是懂礼的人说的话，是曾经听闻《春秋》而没有探究其说法的人说的。天子不说“出”，难道不是天王出居在郑国吗？“出”这个词，是用来辨别内外的。天子以天下为家，虽然没有哪里不是内部，但是从千里王畿来说，凡是到达诸侯国家的，都是出。所以巡守说“出”，就说：“天子将要出巡，祭告上帝，祭告社神，祭告祢庙。”征伐说“出”，就说：“天子将要出征，祭告上帝，祭告社神，祭告祖庙，在所征之地祭告军神。”天子何尝不说“出”呢？虽然出而不妨碍说“居”，这是为了纠正襄王不得于母弟而失位的事情

译这并不在于此。那么认为天子不说“出”的，不是《春秋》的本意。诸侯活着时不称名，难道不是因为诸侯必须报丧然后才见名吗？名，是避讳的原则。古代生死都不避讳，到了周代才开始避讳，避讳死者不避讳生者，但一定要等到卒哭之后才避讳，不忍心立刻将亲人视为死者。还说：“宗庙中不避讳，撰写文章时不避讳。”楚公子围即位，派使者到郑国报丧，郑国人询问应对后续事务的措辞，伍举说：“共王的儿子围是长子。”那么诸侯即位之初，就已经用名来通报了，所以他死的时候，也一定用名来报丧，以此来明确死者是哪位君主。诸侯何尝活着时不称名呢？《春秋》中诸侯没有活着时以名出现的，在国内是臣子的说法，在国外则义理不在于名，所以只有卫燬、楚防被贬黜后才加上名罢了。如果灭国君主死，本来就没有嫌疑而不称名，那么认为诸侯活着时不称名的，不是《春秋》的义理。诸侯失位称名，难道不是因为出奔的人都称名吗？出奔而称名，并不是因为出奔而罪责他。诸侯失位，一定有逼迫驱逐、篡夺国家的人，那么国内也是一位君主，国外也是一位君主，不称名怎么区分呢？凡是出奔而被记载在经文中的，都记录了报丧告知的辞令，他们也是想让诸侯清楚地都知道君主是谁，出奔的是哪位君主，而不得不以名来通报，史官于是记录下来。卫、郑出奔而叔武摄政，自然不应当作为君主，所以郑不称名，并不是因为这是美德，那么失位称名的，不是《春秋》的义理。诸侯灭同姓称名，难道不是因为卫文公灭邢而称名吗？诸侯灭同姓，固然有罪，然而诸侯族姓的区别，天下谁不知道呢？如果有灭同姓的事，本来不等待贬绝就自然显现了。卫燬的名，大概是因为诱骗国子而杀他，不称名无法加重他灭国的罪责，所以楚防因为诱杀蔡世子，卫燬因为诱灭邢，称名的罪责是一样的。如果真以灭邢为贬黜，楚灭防，齐灭莱，为什么却不称名呢？那么灭同姓称名的，不是《春秋》的义理。凡此种种，都是经文的防备。汉初的儒生，只是窃取其文辞，而不知道其义理，所以随意猜测其或许如此而为之辩解。因此君子不可以不知道经文。凡是诸侯都称公，《武成》说列爵只有五等，指的是公侯伯子男。分土只有三等，指的是大国次国小国。从商代以来，以此作为区别。孟子论述周室分封爵位俸禄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共五等。”这是天子的制度。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共六等。这是诸侯的制度。天子的制度，土地方圆千里；公侯都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共四等。用《王制》来考察，诸侯的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共五等。天子的田地方圆千里，公侯的田地方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说法与孟子完全吻合。然而《周官·典命》中子男同五命，侯伯同七命，公九命；而封国的制度，诸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那么周制，公应当是一位，侯伯应当是一位，子男应当是一位，都是三等。封国的制度，诸侯增加其籍贯就可以了，而《典命》的等级则不可改变。难道是孟子有误，而汉儒因此顺从而作为王制吗？其说天子三公的田地，比照公卿，卿比照伯，大夫比照子男，元士比照附庸，也是依据王制而为之区别。于是春秋时五等诸侯，只分为两等而已。《左氏传》说：“卿不防备公，侯防备伯子男是可以的。”郑子产说：“郑伯，是男爵，却让他跟随公侯的贡赋，大概是以公侯为一等，伯子男为一等。”不知道是谁开始的。王畿内的诸侯，则公为一等，侯伯为一等，子男为一等，共三等。所以见于经文的，只有公与伯与子，而侯与男则省略了，所以没有听闻。这正是《典命》所区别的，正是王国的制度。鲁是侯爵，十二公都称公。五等诸侯死，言爵其等级，都称公。学者多认为周衰诸侯强盛，死都不向天子请谥，而僭越称公，孔子于是记录，以见讥讽，这是不对的。公，是五等诸侯臣子的通称。古代谈论君臣的区别，只有王公大夫士四等而已。公包括侯伯子男，大夫包括公卿。周公说：“坐着谈论大道称为王公，起来施行称为士大夫。”郑氏称王公为天子诸侯，大概都有南面称尊的尊严，所以称为坐。老子说：“包容才能公正，公正才能为王。”说从诸侯可以为王。孟子说：“共天位，治天职，食天禄，为王公之尊贤。”所谓王公就是这样，所以傅说言：“立后王君公。”申无宇言：“人有十等，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不仅如此。礼，诸侯之子称公子，诸侯之孙称公孙，那么礼本来通以诸侯为公了。大概礼有应当区别而分辨的，有可以合并而同的。五等诸侯宫室车旗衣服的制度，这是应当区别而分辨的，所以看其命数者各

译不同。《春秋》在记载盟会征伐时，各诸侯均以其爵位显现，这是不敢不谨慎的缘故。至于宗庙通称为五庙，音乐通称为轩县之类，这是将不同事物合而为一，并不妨碍它们相互贯通，所以《春秋》在记载谥号和丧葬的终结时，遵循主人的身份，不得随意更改。丧葬是主人方面的言辞，如果认为因为诸侯僭越而记录以彰显其罪，那么吴、楚僭越称王为什么不记录，唯独不书写丧葬呢？朝觐和防同都见于宗庙，大概是推究根本、追念祖先，不敢独自享受礼仪的意思。凡是诸侯有罪，或者畏惧而不敢朝见，或者有所疑虑而向天子申诉，或者申诉者在这里而被申诉者在那里，都无法立即治理，所主要维护的是尊崇天子的礼仪罢了，所以没有使用盟誓和防同。或者调和他们的乖违争斗，或者讨伐他们的叛乱，或者施行政令，使他们各自同心协力，因为人事不足以穷尽，就要求助于神明，所以有盟誓和防同。天子并不按时举行会见诸侯的礼仪，即使是诸侯尚且不得自行防同，何况防同戎狄呢？《舜典》说：“五年一次巡守，众诸侯四次朝见。”这是唐虞的制度。《周官》说：“六年五服诸侯朝见一次，又过六年天子按时巡守，诸侯各自在方岳朝见，”这是周代的制度。唐虞将天下分为五服，包括王畿和甸服在其中，畿内的诸侯都是天子的公卿大夫，早晚在天子左右侍奉，他们的朝见不按年份计算，那么实际上朝见的只有四服而已。侯服一年朝见一次，绥服两年朝见一次，要服三年朝见一次，荒服四年朝见一次，所以五年天子巡守，那么贯通五年之间，天子巡守一次，众诸侯朝见四次，这就是所谓的“众诸侯四次朝见”。周代将天下分为九畿，也称九服。而王畿千里不在其中，以六年计算五次朝见，那么侯服一年朝见一次，甸服两年朝见一次，男服三年朝见一次，采服四年朝见一次，卫服五年朝见一次。然而《周官》大行人又有要服六年见一次的礼仪。九州之外，夷服、镇服、蕃服，世代见一次，不在每年朝见的行列。如果是这样，那么六年应当有六次朝见，又过六年天子按时巡守，那么巡守应当在十二年，这也与大行人不同。大概是周代增设了九服，九州之外的三服不参与每年朝见，实际上六服之间，荒服也不统一，用对待中原诸侯的方式对待他们，那么可以参与朝见的只有五服而已。所以《周官》先说六服，承接“德”之后说五服朝见一次，六服可以说我的德所覆盖，不能说他们能够朝见，那么五服依次朝见。第五年即第六年，合五服的诸侯都朝见天子，这是《周礼》所说的按时相见称为“会”。又过六年，五服各自朝见五年，第六年天子不巡守，那么诸侯都朝见王国，这是《周礼》所说的非按时相见称为“同”。如果是这样，那么巡守在十二年之内，以六年天子按时巡守来推论，可以知道前面说的六年五服朝见一次，其中一年是按时相见的防同。大行人只总计六服来朝的节度，所以不及按时相见的防同。大宗伯总计朝觐宗遇之外，又有会同两种礼仪，所以不及五服，这是因为他们的职责不同。先儒解释按时相见称为“会”，认为来没有固定日期，诸侯有不顺服的，趁着他们朝觐在国境之外筑坛，会合诸侯而命令征伐之事，引用《左传》“有事而会”作为证据，这是被“时见”的名称所迷惑，而不知道用《周官》来参考。有事而会，难道是周朝太平时期的常规制度吗？大致先王会见诸侯有六种，其中四种是按时朝见天子的常规朝见，两种是非按时朝见天子的间歇朝见。常规朝见在宗庙中而不盟誓，间歇朝见在国境之外，而在觐礼的末尾，另外设立诸侯见于天子的宫坛，就是这种情况。常规朝见只是各自以其方位讲习礼仪而已，间歇朝见则会合诸侯而计算他们的功过罪责。诸侯中有不和的，也借此向天子申诉，小的就盟誓，大的就按照九伐之法纠正，这就是所谓的刑法之辟、攻伐之兵、征封之备、威让之令、文告之辞，如祭公谋父所说的那样。所以说按时防同以发布四方的禁令。天下也太大了，每有不顺从的，就合诸侯来为他们处理，不也太劳苦了吗？一定有大不敬、意外、不能等待的情况，然后才非按时会合诸侯，而不把它作为常规。这就是通称为按时相见的原因，就像说按时聘问一样，先儒只听说这种说法，而不知道它是六年的节度，所以错误。十二年按时巡守，然而有不能巡守的情况，那么诸侯也应当会合而在国境之外朝见天子，而盟誓和觐礼所记载的，是时会的事情，而巡守的事情不是所记载的。然而用《书》和《周礼》、《仪礼》共同探求，其大概不过如此。凡是《春秋》所说的朝防和盟誓，都不符合这个制度。

译盟誓并非先王的正统礼仪，因此朝觐、宗遇等诸侯按四季朝见天子，以及在宗庙中朝见天子的场合，都没有盟誓。然而自尧舜以来，也没有谁能废除它。《尚书》说：“苗族百姓不听从灵验的政令，用刑罚网罗来确立信用，用覆灭来诅咒盟誓。”大概古代治理百姓，不仅仅依靠人事，凡是山川百神以及宗庙中侍奉祖先的，每年都有祈祷祭祀，以表示敬意。所以人事所不能尽到的地方，也必定期望神灵。诸侯有不按常规时间前来朝见的，称为“会”；每隔十二年，天子不按时巡行而率领诸侯前来朝见的，称为“同”。这两种都不是朝见的常规礼仪，就为他们建造宫室，在国外设立祭坛，设置方明并祭祀它，这叫做盟。不按常规时间前来朝见的，必定有不相协调而向天子请求的事，就为他们结盟以取信。天子不按时巡行而朝见诸侯的，必定有告诫的事情而让他们遵守，就为他们结盟以统一意志。其设置的官职叫司盟，凡是国家有疑难，就掌管盟约的记载，而大司寇莅临监督。大致的盟约记载在宗彝上，小致的盟约记载在丹图上，这是细微之处。至于重大的盟约，则各自根据其地域的人口多少，共同提供牺牲。凡是杀牲记载盟书而不歃血的，叫“防”；歃血、挖坑埋牲，将盟书放在上面而埋葬的，叫“盟”。然而这不是天子不可以实行的。天子是百神的主宰，也是天下所听命的对象。哪有诸侯可以主宰神灵的？诸侯如果有盟誓，都是僭越。春秋之初，隐公的罪过首先出现在邾仪父身上，大概没有国家不是这样的。到了齐小白称霸诸侯，才开始跟随接受盟誓。《春秋》认为王法在天下不行，还有鬼神在，使人们知道所侍奉的对象而甘心。对于平息动乱、止息争斗并驱使他们向善，还认为这样更好。所以郑伯逃避盟誓，不免被诛杀。像这样还有口血未干就违背盟誓的，何况连神灵都欺骗呢？所以盟誓的罪过既然记载在《春秋》中，固然不可逃避，而所进行的盟誓却没有完全废除。

晋成公在虒祁筑台，诸侯朝见后回去都有二心。叔向说：“诸侯不可以不显示威仪。”于是合并征召诸侯会合，于是在平丘会合并结盟。齐侯、郑伯在咸地结盟，也在卫国征召会合，于是在沙地结盟。那么霸主与大国的会合与盟誓，没有不事先下令的，或者请求并约定日期的。所以晋国为了郑国服从，想要与吴国修好，将要会合诸侯，派士匄告诉齐国说：“寡君派匄因为年成不好，不测之事没有防备，寡君愿意与一二兄弟相见，以谋划不相协调的事，请君亲临。”楚国人趁着郑国允许朝见，阻止它以请求会合诸侯，派椒举向晋国致辞说：“晋、楚的随从，互相会见，因为年成不好，寡君愿意与二三君主结好，派举请求间隙。您如果暂时没有四方的忧患，那么就希望借宠幸向诸侯请求。”这是请求盟誓的话。《春秋》详细记载内史，所以凡是记载“公在某地会合，在某地盟誓”的，都是对方请求而我方会合，以外方为主。记载“公与某人在某地盟誓”的，都是我方请求而到达那里，以我方为主。如果直接记载盟誓的，都是外方盟誓，我方和对方都没有参与。因为告知就记载罢了。所以会合而盟誓的，就像说“某人会合某人征伐”，某人到达而盟誓的，就像说“某军队与某军队在某地交战”一样。前来盟誓的，是对方请求的；莅临盟誓的，是我方顺从的。都以一国来说，也是这样罢了。

周朝制度诸侯的盟书都登记在天府，而将副本藏在太史、内史、司盟及六官。齐国军队攻打我国，展喜犒劳军队。说成王赐给周公、太公的盟誓说：“世世代代子孙不要互相伤害。”认为记载在盟府，太师掌管它的是对的。践土的盟誓，蔡国将排在卫国前面，祝佗记载其盟书。卫武、蔡甲午认为藏在盟府。这都是文公称霸，还能举用旧礼而实行。那么先王的典章法度，虽然在春秋僭越混乱的时代，有的废除有的保存，也未必都抛弃了。

会合与盟誓的礼仪，在《觐礼》中记载最详细，也通称为觐。所谓建造宫室与祭坛的，宫室三百步，四门；祭坛十二寻，方明是木头，边长四尺，分别以上下四方的颜色设置，而使用六玉：上面是圭，下面是璧，南方是璋，西方是琥，北方是璜，东方是圭。上介各自捧着君主的旗帜，放在宫室左边。五等诸侯都到他们的旗帜下站立。四次传话摈相而登上祭坛，已经祭祀方明，然后按会合与盟誓的礼仪会见诸侯。所谓天子乘坐龙车，象征天子的旗帜，象征日月，升龙降龙，在东门之外拜日，返回祭祀方明的，这是将会合与盟誓合在一时的礼仪以显现。后来概略地说在南门外礼敬日，在西门外礼敬山川丘陵，其余三时的礼仪如上仪。古人大概重视神事，无事相见就不盟誓，有言相见没有不盟誓的，以天地为尊而不亵渎，所以所盟誓的是日月四渎山川丘陵的神灵而已。而先儒认为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是错误的。盟与防本是一件事，它们所以不同的，只是歃血与不歃血罢了。有防而不盟的，没有盟而不会的。所以经文中记载直防，没有记载直盟；有记载及盟，没有记载及防。防本来是想互相友好的，虽然有为之做主的，然而这想要防而彼不听从，又怎么能够合呢？所以内防公与内臣都只说防于某，外防只说某防于某而已。这是记载礼防不区别内外作为志。至于盟则固然在其中，然而必定有事而

译后防盟。事情的主持者，不可以不加以区别，有的用“防”来区别外方，有的用“及”来区别内方。既然以此作为辨别标准，那么“盟”字前用“防”的，不是说防备礼仪，而是指会合。防这一个字有两种含义：如果从防备礼仪的角度说，就是直防；如果从聚集辞令的角度说，就是众防。必定是有不得已的情况，然后“防”与“及”才参差错落出现。首止的防，鲁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会见周天子的世子，先说“及”而后说“防”。诸侯尊重周天子的世子，不敢与他一同用“防”，所以用鲁公及诸侯来区别周天子的世子。黄池的防，鲁公防晋侯及吴子，先说“防”而后说“及吴”。晋国两度称霸，不能不先提晋侯，所以用鲁公防晋侯而及吴子。至于吴国的钟离、柤、向三次防，又说“防”，这是为了将狄、吴区别开来，不是以前面的防作为聚集辞令，后面的防作为防备礼仪，这不符合《春秋》的常例，而学者不明白防盟是聚集辞令，都说是先防而后盟。及盟不防，而直接说盟，难道有不防而可以盟的吗？何必再言防呢？如果认为防盟是防备礼仪，那么防伐、防围、防救之类，难道也是先讲防备礼仪而后进行吗？

译直会自然不应当与防、盟以及盟同论。这正是学者们迷惑而不醒悟的原因。凡是盟约，没有不伴随防的。防本是天子按时会见诸侯的礼仪名称。因为诸侯中有不协从天子的人，为了和解，所以用盟约来约束他们。神防本来不是为盟约设立的。所以《周官》中虽然有司盟的官职，却没有专门针对盟约的礼仪。认为因为防而相见，不得已而纠正诸侯，这不是用来礼遇诸侯的方式。因此天子以预防为主，而顺便为之设盟。然而春秋时期，诸侯不仅霸主和强国与之和解，大概还有杂乱地命令事情而担心他们不服从的，都用盟约来巩固它。像这样还有盟誓的血迹未干就背叛的人，哪里还有相见之礼呢？然而盟约如果没有防就没有依据来商议，不能必须为了防而设盟。那么就没有盟而不防的情况，因此诸侯以盟为主，而顺便为之设防。以盟为主，所以只记载盟。总之，防、盟应当与防、围、防、伐、防、救等同论，不应当与直防同论。不然的话，这四者也应当先讲防礼而后为之吗？盟与防的区别，只在于是否歃血。左氏在虢防中说：“令尹请求用牲口，宣读旧书，加在牲口上。”这是不歃血的。其后又说：“三月甲辰盟。”如果是经文，为什么不在三月结束时记载盟？杜预知道他的失误，强行说如果不歃血像这样，那就是防。盟与防，左氏尚且不知道，何况后学呢？

盟与防的区别，推测左氏，似乎都没有明白意思。如果认为防必有盟，盟未必有防，才开始进入经传。公在潜地防戎，不知道它是直防，就说“戎请求盟，公推辞”，这道理或许有，所以不记载盟，还可以说得过去。至于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的盟约，经文只记载“盟”，“防”自然在其中，而左氏特别指出“秋防于温，盟于瓦屋”，把温与瓦屋当作两地，那么瓦屋就没有防吗？至于“公防齐侯、郑伯于中丘”，又说“癸丑盟于邓为师期”。如果防盟是一件事，那么即使先防后盟，自然应当只记载“盟防”，因为盟设自不必记载。如果防盟是两件事，那么防自防，盟自盟，即使同一天，也应当各自记载，怎么能用前面的防来概括后面的盟呢？这进入经文之初，混乱自如此，所以其后凡是防大多加上盟，也特别说“防”，大致相同。那么左氏不仅不知道经书“盟防”的意义，即使当时“盟防”的事情，自己也不能辨别。

礼说：“诸侯未到约定时间相见叫遇，在郤地相见叫防，约定信用叫誓，临牲口叫盟。”这不是懂礼的人说的话。曾经听闻《春秋》，而没有得到它的解释。这四个名称，都不是诸侯所能做的。我本来就说过了。那么记载礼的人，将要把这当作先王的礼吗？还是为《春秋》说的呢？认为是先王的礼，那么没有听说过。先王确立常道陈列纲纪，以端正万世，却逆取诸侯的僭越之礼而为之命名。认为是为《春秋》说的，那么礼何干于《春秋》呢？那么这也是汉初诸侯窃取《春秋》所记载的，不知道它是僭越，而妄意认为是先王的制度，而载入礼。因此君子不可以不懂礼。

凡是盟防征伐以国地命名的，国也参与其中。这是《春秋》的成法，如隐公记载与宋人在宿地盟之类就是这样。然而也有在国外而国不参与其中的，僖公记载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公防诸侯盟于宋，宋公在围中，那么诸侯防于国外；宣公记载楚子围宋，公孙归父防楚子于宋，宋在围中，那么归父防于国外。各自考察事情，就看见了。这是《春秋》的教导，所以贵在比事。刘仲原父论诸侯大夫在中国交政，自己设防始于北杏，自己设盟始于恶曹，自己设同盟始于清丘，《春秋》都贬斥而记载，学者怀疑它，我独自取信。记说：“属辞比事，是《春秋》的教导。”凡是经文所记载的，虽然有凡目，而在常法之外特别显现的，固然不必等待看见事情、听闻说法而后知道。它的属辞比事，本来就有异于常文的。盟防的记载都是恶的，记载公与诸侯盟防就可以了，而内臣与诸侯防也记载，大概都有出于公命的。记载内臣与外诸侯盟防就可以了，而外诸侯有互相盟防的也记载，大概有赴告于我的。至于外臣自己互相盟防，或者出于其君，或者不出乎其君，或者来赴告，或者不来赴告，鲁史不可能完全考察，那么《春秋》何用见呢？取大略小，所以都不着于经文，而只记载“子帛、莒子盟于密”，“晋士鞅、宋乐祁犂、卫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防于扈”各一次，是鲁的缘故。此外以人见的，只有前三者。大夫交政于中国，那么我本来略去了，而独录于此，大概是为了谨慎开始。也曾以经文考察，在北杏之前，没有看见以人记载防的，到北杏而齐开始与宋、陈、蔡、邾四国都以人见。左氏认为是平宋乱的，起初不见其目，只是以前有宋万弑捷的事情，推测的。谷梁认为齐侯、宋公因为齐不是受命的霸主而举众见疑，知道他是齐侯

译罢了，却没见到《春秋》用“人”字来记载的。《公羊传》不认为这里有微言大义，而何休认为是为了防范，所谓防范，是指防地之盟并不值得记载，难道不是齐桓公小白想要图谋称霸诸侯，尚未取得信任，因而各自派遣大夫去试探的吗？我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以前没有用“人”字记载的，现在都用“人”字，这是为了慎重地开始。在恶曹之盟之前，没见到用“人”字记载盟会的，到了恶曹之盟，齐、卫、郑三国都用“人”字出现。《左传》得知这件事的缘由，说鲁国按照周朝爵位排在郑国之后，郑国向齐国请求出兵，齐国让卫国协助，因此订立了这个盟约。如果这样，郑国应当主持盟会，齐国不应当主持盟会。况且都是出兵，为什么还要记载？用“人”字，《公羊传》、《谷梁传》没有听闻，也不认为这里有微言大义。何休独自认为是为了防范，防地之盟也不值得记载。难道不是齐国依仗其富强，让大夫们彼此交好而擅自订立盟约的吗？我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以前没有用“人”字记载盟会的，现在都用“人”字，这是为了慎重地开始。在清丘之盟之前，没见到用“人”字记载同盟的，到了清丘之盟，晋、宋、卫、曹四国都用“人”字出现。《左传》得知这件事的缘由，列举了原谷、华椒、孔达、曹人，却不知道其中的义理，所以说是为了体恤患病、讨伐贰心，却不实写其名，贬抑而不书卿。然而宋国讨伐贰心，攻打陈国却实写了其名。为什么这里也用“人”字？《公羊传》、《谷梁传》没有听闻，也不认为这里有微言大义。凡是同盟见于经文的有十六次，没有不是诸侯亲自参加的。防地之盟尚且不值得记载，何况同盟？如果认为这是贬抑，那么其余的尚且可以不贬抑；如果认为其余的不贬抑，那么这里怎么能独自贬抑？难道不是晋国依仗其强大，让大夫们交好而擅自订立同盟的吗？我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以前没有用“人”字记载同盟的，现在都用“人”字，这是为了慎重地开始。由此说来，《春秋》难道没有文字不同而特别显现义理的地方吗？邢地之盟也用齐人、狄人两方用“人”字记载了，因为对方是狄人，不得不将齐国也用“人”字记载。鹿上之盟也用宋人、齐人、楚人三方用“人”字记载了，因为宋襄公无德而求取霸权，在楚国自取其辱，不得不将齐国、楚国也用“人”字记载。像这样，义理自然存在，《春秋》不忌讳文字相同，那么慢慢考察，这三者通过连缀辞句、比较史事，有鲜明可见的道理，这本来就是《春秋》所说的防范而显明义理的地方。

译有盟，也有同盟。诸侯朝见天子，有朝、觐、宗、遇四种，是因四季不同而分别朝见。防和同，是不按常规时节而众多诸侯共同朝见。按四季分别朝见是常礼，所以在宗庙举行而不需要盟誓。不按常规时节而众多诸侯共同朝见是非常礼，所以在国都之外建造宫室，在四门设置祭坛，在坛上放置方明。天子分别在各方之门祭祀方明并举行盟誓。为什么会有不按常规时节而众多诸侯共同朝见的情况呢？《周官》说：“按时节朝见叫防，众多诸侯共同朝见叫同。”又说：“时防用来发布四方禁令，殷同用来施行天下政令。”这两种都不是诸侯按常规礼节朝见天子的形式，而是天子召集诸侯而朝见他们的形式。朝、觐、宗、遇只是按礼节朝见天子罢了。如果有征伐讨罪，否则就命令方伯、连帅而诸侯跟随，这就是所谓的时防。所以说：“发布四方禁令。”天子每十二年一次巡守，诸侯在方岳之下会合而接受命令。天子不巡守就召集诸侯在王都接受命令，这就是所谓的殷同。所以说：“施行天下政令。”禁令与政令也需要用盟誓来约束信用，所以有盟誓时，司仪所说的“将要会合诸侯就命令修筑三层祭坛，宫室旁开一门”，以及司盟所说的“凡是邦国有疑事，举行防同就掌管盟约的记载”，都是如此。周朝衰微，王政不行，诸侯不协和，互相结盟，不向天子请示，杀牲载书，歃血以神明作为约束罢了。这就是凡记载盟誓而不说同的原因。从庄公以后，齐小白想要图谋霸业，还没有会合诸侯。等到威令日益伸张，服从命令的诸侯也日益增多，所以向天子请示，借用殷同的礼节来施行，也将施行天下政令以奖助王室，使诸侯知道所重视的。这就是两次在幽地会合开始记载同盟的原因吗？小白死后，宋襄公想要图谋霸业，也首先发动曹南之战，这是追随小白的志向。

同盟的礼节，始于齐小白。大概是因为正图谋霸业，害怕诸侯不能都听从自己，也要借天子的命令来申明，使大家共同尊崇王室。所以庄公十六年在幽地同盟，小白于是称霸。到二十七年再次在幽地同盟。历经十二年，还沿用天子巡守的礼节。我由此知道同盟是借用天子殷见的礼节。从此不再举行，大概是因为霸业已成，天下诸侯都尊崇信任他，不必挟持天子来加重分量。晋重耳在温地的会合，天王在场而不盟誓。大概是因为想由自己盟誓则不可，想让天子盟誓则诸侯知道出于重耳，未必肯听从，所以只是会合罢了。第二年诸侯的大夫与王人在翟泉盟誓，以重申践土之盟。翟泉在王城之内而不说同盟。这时王室微弱，重耳不能率领诸侯朝见天子，而由他的大夫向天子请求并代为办理，那也与诸侯自己互相盟誓有什么不同呢？又过三年重耳去世，所以终重耳之世没有举行同盟。到文公的新城，赵盾以大夫身份发起，那就与小白的志向不同了。从此直到昭公的平丘，共有十三次盟誓，都不值得称道，只是僭越罢了。《公羊传》、《谷梁传》不知道这是窃取殷见的礼节，有的说是共同尊崇周室，有的说是共同排斥楚国，都是错误的。

有人问：楚国的屈完来军中盟誓，与高子来盟誓，都是因为权柄在二人手中，所以不说“使”。虽然好像指责他们专断，然而《春秋》的本意，实际上是赞许他们的。所以屈完得以名氏出现，楚国以前以夷狄书写，君臣都称人罢了，到这里才开始出现名氏，与中国大夫同等，其赞许之意本来就可以知道。高子，是中国的大夫，名氏本来就应该出现，所以不称名而称字叫高子。像宋国称子哀那样，其赞许之意也可以知道。然而晋国赵盾纳防葘于邾，没能纳入，也是《春秋》所赞许的，却因为专命，不仅不得称字，又贬低而称人，为什么呢？权衡然后知道轻重，度量然后知道长短。《春秋》没有凭空加上的。邾国内自有君主，其治国者依然如故。晋国以其所出，想要强行废黜貜，并且让赵盾率领八百乘军队，而强力夺取。赵盾如果听从命令，那么邾国就要混乱了。能听取邾国人的话而离开，仅仅足以避免过错罢了，所以记载“弗克纳”，说力量可以纳入而不纳入，已经足以显示美德。然而违背君命而专断他国的废置，也不可行于《春秋》，所以贬低而称人。给予“弗克纳”的评价，是从赵盾的角度说的；夺权而称人，是从《春秋》的角度说的。这叫做道并行而不相悖。高徯的事情，则是鲁国正混乱而不能治国，派高徯而不能立僖公，那么鲁国的存亡就不可知了。与邾国自为国者不同，邾国有君，我只不敢扰乱它；鲁国无君而我替它平定混乱，岂可同日而语呢？所以与屈完都不说“使”。如果国内说臧孙辰向齐国告籴，不说“如”，在赞美之间，自然不失为小贬。正当齐国伐楚，派屈完而不能盟誓，齐国与诸侯将要进伐，齐国的胜败也不可预知，其事与鲁国略同。吴子派札来聘，他仅能以礼与中国交往，尚且得以见名，何况有利于其国呢？屈完的名氏，如同高子的字，可见《春秋》立法严密，而义理深远，所以垂范万世而不可改变。

《春秋》痛恨吴国，常常超过对楚国的痛恨，未曾丝毫宽假，我本来就说过了。楚国有霸，吴国常常超过楚国，未曾丝毫宽假。楚国举行申之会，晋国与鲁国都没有参与，而楚子得以爵位排在诸侯之前。因为中国还有晋、鲁与之

译敌人，却把罪责归于诸侯，把楚子排在前面。楚子以爵位身份出现，是因为诸侯的爵位也是楚国所封的，大概是为了贬低这些诸侯。于是吴国在钟离和柤、向两地设防，那么鲁国和晋国都在这防线之间了。如果把吴子排在诸侯之前，那还有中原国家吗？吴国本来就不能以爵位身份与人相见，无法在史文中给予名分，终究不能让它主持设防，所以又用“防”字来加以区别。晋国作为霸主，却顺从夷狄，到了春秋时期还要为它单独设防，这难道仅仅是因为楚子书爵位来使在防地的诸侯感到羞愧吗？晋国本来就不能立足于天下了。有人说：这三处设防，怎么知道都是吴国主持的呢？设防，对外是表示志向，对内记载公设防诸侯，诸侯中本来就有主持设防的人。现在记载公设防诸侯，而又再次提到设防，如果不是吴国主持，那又是谁呢？先说公设防，是从诸侯的角度来说的；后说设防吴国，是从吴国的角度说的。成公十七年，公设防尹子、单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邾人攻打郑国。六月，在柯陵结盟。襄公九年，公设防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齐世子光攻打郑国。十一月，在柯陵结盟。十一年夏天，公设防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攻打郑国。七月，在亳城北结盟。这三条记载文字相同。左氏在柯陵说这是重申戚地的盟约，而戏地则说郑国人害怕于是讲和，智武子允许他们结盟后返回。到了亳城北，也说郑国人害怕于是讲和，在亳城北结盟。这样看来，郑国也参与了盟约，所以杜预都说攻打而记载结盟，可知郑国接受了盟约。如果是这样，柯陵为什么没有参与盟约呢？戚地的盟约本来是为了讨伐曹成公戏，与亳城北既然以攻打和盟约作为同一件事，柯陵不应该独自不同。正在攻打郑国却立即重申讨伐曹国的战役，这在道理上自然不通。比较事情考察，萧鱼的设防也与攻打郑国连续记载。这时郑国背离楚国而跟随诸侯，那么这三条记载都应该防备上文，郑国在其中，所以戏地的战役不久之后楚子就攻打郑国，其情势可见了。左氏只看到柯陵六月结盟，冬天记载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人、邾人攻打郑国，所以认为以前的盟约没有服从。不知道亳城北也是先结盟的诸侯相继再次攻打。然后才有萧鱼的设防，大概在成公、襄公之间，郑国在晋楚之间摇摆，起初未曾安定。左氏本来说：“戏地的盟书说：‘从今日结盟之后，郑国不只听从晋国的命令，如果有异心的人，有如此盟约。’子騑快步修改说：‘从今日结盟之后，郑国不只听从有礼义和强大可以庇护百姓的人，如果有异心的人也是如此。’”荀偃不能改变。而郑国人的计谋说：“不听从晋国，几乎灭亡；楚国弱于晋国，晋国不急于攻打我们。晋国急于攻打，楚国将避开它。为什么要让晋国军队为我们拼命呢？楚国不敢对抗，然后才稳固。”于是共同攻打宋国，让诸侯来攻打我们，听从命令报告给楚国。楚军到来，我们又与他们结盟，而厚赂晋国军队，于是免祸了。由此说来，郑国的反复叛服，也是不得已的吗？诸侯既然不能保全它，而楚国又不可失去，受胁迫而结盟，口血未干就背叛，也不足为怪了。凡是诸侯有事，前面没有记载，概称诸侯而不列举具体人的有四处：筑城缘陵，两次在扈地结盟，在扈地设防。其余如首止、葵丘的盟约，以及救许、救徐，前面已有记载而后不列举具体人的，所谓一事再见，前面列举而后概称。左氏在缘陵说诸侯筑城缘陵而迁移杞国，不记载具体人，是有缺漏。大概得到了。在扈地初次结盟，则认为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设防，赵盾立晋侯，因为公后来的缘故不记载，从而作为例子说：“凡是诸侯不记载所设防的，是因为后来。”后来所以不记载其国，是避讳不敏，则与前面自相矛盾。到后扈盟，则又说：“晋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重申新城的盟约，并且谋划攻打齐国。齐人贿赂晋侯，所以不能成功而返回。”于是有齐国的困难，所以公不设防。记载说：“诸侯在扈地设防，无能为力。”凡是诸侯设防，公不参与不记载，是避讳君主的恶行；参与而不记载，是因为后来。在扈地设防说：“晋侯在黄父检阅军队，再次会合诸侯于扈地，平定宋国。”公不参与设防，是因为齐国困难。记载说：“诸侯无功。”则合并两种说法而兼有。诸侯设防结盟而公不参与，在《春秋》中多见，未曾不列举具体人。为什么唯独在这里不同呢？结盟而后才到，这也是参与盟约吗？和诸侯一起而不能列举具体人吗？这大概是不了解贬低他们不能如约，认为不值得记载而不记载，所以虽然没有缘陵的缺漏、扈盟的无能为力、扈防的无功，而在立晋侯的设防则怀疑，所以又提出后来设防与不参与设防的说法，以多求不知，赵盾背弃先蔑而立灵公，以大夫身份设防诸侯，诸侯前往而成事，这也是不值得记载的。罪过本来有轻重，春秋凡是记载没有不举重轻的。如果攻打齐国而接受贿赂，平定宋国而无功，让公参与设防，或者按期而至，将宽恕他们吗？如果认为不可宽恕，那么何必再讨论公是否参与先后？这可见左氏不了解经义，曾听过他的说法

译（他们）不能坚守（经义），所以又拿出自己的主观意见来揣测。那么所谓“有齐难而不防”与“后防”的说法，都未必有事实依据，只是依附于“防”来成立他们的学说罢了。《公羊传》和《谷梁传》在这点上也都未能弄清楚。《公羊传》对于前次扈地的会盟说：“这是鲁公违背了次序，诸侯不可以让鲁公与之结盟。”它说晋国大夫让鲁公与之结盟，意思似乎是认为鲁文公过错太多，诸侯不屑于与他结盟，然而为什么偏偏在这里体现出这一点呢？《谷梁传》对于筑绿陵城说：“诸侯筑城有‘防’的措辞。”桓公的德政衰微了，至于扈地之前的会盟，只是说省略了而已。这些都只是大概知道某种情况，而不能真正领会经书的深意，所以他们的言论有的对有的错，而且不能详尽，可惜啊！虽然知道了某种情况，后来却另外增益言辞来解释，这与不知道的人是一样的。鲁公在蔇地与齐国大夫结盟，而齐国最终背叛了他。戊寅日，大夫结盟而不记载他们的国君，不排列次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译《春秋考》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三

宋 弃梦得 撰

统论

“归”是表示顺从的措辞，也是表示容易的措辞。“入”是表示违逆的措辞，也是表示艰难的措辞。大凡顺从就容易，违逆就艰难，这道理本来相互关联。然而也有顺从却艰难的情况，是因为内部有敌对势力；也有违逆却容易的情况，是因为内部有主事之人。顺逆是道理，难易是事实。《春秋》虽然各自依据事实来记载，但也有并非事实却特意记载以表明义理的情况。楚公子比进入楚国，而楚灵王在干谿自缢，被记载为弑君，以防备这种说法。这本应该因为违逆而记载为“入”。但是公子比并非实际弑君的人，因为公子比进入楚国而灵王自缢，因此加上弑君的罪名，称之为违逆是不可以的。所以记载为“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而不说“入”。《公羊传》说：“这是弑君的人，为什么用‘归’字？‘归’字对弑君立君没有厌恶之意。为什么‘归’字对弑君立君没有厌恶之意？因为灵王无道，公子弃疾胁迫公子比而立他为君。”这是特意记载“归”以表明义理的情况。齐公子阳生长子且适宜继位，陈乞迎接并立他为君，这本应该因为顺从而记载为“归”。但是荼是父亲命令立的，却用欺诈手段夺位，称之为顺从是不可以的。所以记载为“齐阳生入于齐”，而不说“归”。《谷梁传》说：“阳生是正统，荼不是正统。不是正统，为什么称他为君？荼虽然不是正统，但已经接受了君命。‘入’表示内部不接受。荼不是正统，为什么不接受？因为他接受了君命，可以说是不接受。”这是特意记载“入”以表明义理的情况。研究《春秋》的人，能懂得这一点，然后就不会因为措辞而损害原意了。“归”、“复归”、“入”、“复入”，三家作为体例，各不相同，最为矛盾。《左传》说：“凡是离开他的国家，国家迎接而立他为君，称为‘入’；恢复他的君位，称为‘复’；诸侯接纳他，称为‘归’。因为恶行而返回，称为‘复入’。”《公羊传》说：“‘复归’，指出奔时没有恶行；‘归’，没有恶行。‘复入’，指出奔时没有恶行，进入时有恶行。‘入’，指出奔和进入都有恶行；‘归’，指出奔和进入都没有恶行。”《谷梁传》说：“‘归’，是表示容易的措辞。”又说：“‘入’，表示内部不接受。”又说：“‘复’，是恢复中原的君位；‘归’，是回到他的地方。”又说：“‘归’是善行，从某地‘归’次一等。”又说：“大夫出奔，回来时关系友好称为‘归’，关系恶劣称为‘入’。”现在看经文，蔡季，蔡人在陈国召他回来，这是国家迎接，却不记载为“入”；卫侯朔进入卫国，这是恢复他的君位，却不记载为“复归”；赵鞅回到晋国，未曾被诸侯接纳，却记载为“归”，那么《左传》的体例就不可行了。卫侯回来却杀了叔武，不能说“归”没有恶行，却记载为“复归”；栾盈不能防范他的母亲而出奔，不能说“出”没有恶行，却记载为“复入”；许叔趁着郑国动乱而再次进入，出入都不见有恶行，却记载为“入”；卫侯衎被国人驱逐，回来却参与弑杀剽，出入都有恶行，却记载为“归”，那么《公羊传》的体例就不可行了。只有《谷梁传》不设定固定的措辞，然而说“复”是恢复中原的君位，“归”是回到他的地方。哪有“归”而不恢复中原君位的呢？说“归”是善行，从某地“归”次一等，郑突回到郑国，怎么能算是善行？而蔡季从陈国回来，为什么见得不如郑突？那么《谷梁传》的体例，也不可行了。大抵“归”和“入”不能用一个措辞来定论，而“复”与不“复”，又是君臣不能共用同一个措辞，而三家将其统一，这就是不免最终自相矛盾的原因。近世的儒生虽然知道他们不对，但不能彻底明白，只有刘原甫参酌三家，分别将“归”和“入”作为两种含义，以逆顺难易来辨析，并区分君臣的地位，有可以“复”和不可以“复”的情况，最为接近经文原意，所以我采纳他的说法。其中有三处不合的，则遵循变例。《左传》关于“归”和“入”的体例最为矛盾，不可采用，我前面已经说过了。而学者又不能彻底明白，有的怀疑它，不可不探究它的说法。凡善于为《左传》做附注的，没有比杜预更好的了。然而这两个体例杜预委曲牵强地结合，尚且不能统一，更分为二三种情况，何况后学呢？况且他说：凡是离开他的国家，国家迎接而立他为君，称为“入”。杜预成就他的说法，称之为“国逆”，不知道《左传》的意思，是通指君臣而言呢？还是只针对君主而言？如果说“逆而立之”，这仅仅是针对君主的措辞，那么许叔进入许国，齐小白进入齐国，国人都未曾迎接他们。如果说通指君臣，那么卫晋的“入”，《左传》自己认为卫国人从邢国迎接公子晋，蔡季的“入”，《左传》自己认为蔡人从陈国召蔡季，然而都不记载为“入”。迎接的不记载为“入”，不迎接的记载为“入”，那么凭什么作为体例呢？杜预的注只有莒去疾进入莒国，说是国家迎接而立他为君；齐阳生进入齐国，说是被陈乞迎接，所以记载为“入”，与《左传》相合的只有这两处而已。至于许叔进入许国，则说本来没有离开国家，虽然称“入”，不是国家迎接的体例；对于郑突进入栎邑，则说没有获得国家，直接记载“入”，没有义例；对于卫朔进入卫国，则说朔是被诸侯接纳的，以国家迎接为文；朔以国家迎接告知小白进入齐国，则说两位公子各有党羽，小白称“入”，遵循国家迎接的文例；卫侯进入夷仪，则说从外面进入，不是国家迎接的体例。措辞一样，有的说不是国家迎接的体例，有的说遵循国家迎接的体例，有的说没有义例，有的说以国家迎接告知，那么又凭什么作为体例呢？三家的错误，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他说诸侯接纳他，称为“归”，这也只是看到从外面有奉迎者都记载为“归”，所以这样说。不知道《春秋》记载“纳”和“归”不同，诸侯接纳自然记载“纳”而不记载“归”。因为恶行而再次进入，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