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三

译只是拿鱼石、栾盈的事例来说。不知道抛开这两个人，像其他人那样进入某地而叛乱，仅仅称之为“恶”就完了吗？只有恢复其职位，称为“复归”，这一说法稍微接近一些，然而也没有专门区分这是针对君主的措辞。这些都是大概听到其意旨而没有完全理解。如果确实知道恢复职位就是“复归”，那么难道不知道“归”意味着没有职位吗？这也是迷惑得很深了。晋国的栾盈重新进入晋国，进入曲沃；郑国的良霄从许国进入郑国；宋国的华亥、向宁、华定从陈国进入宋国南里而叛乱。这五个人都是因得罪国家而出逃的人。等到他们进入本国时，华亥、向宁、华定被记载为叛乱，而那两个人没有被记载为叛乱。等到他们被杀时，不说是“杀其大夫”，而说是“晋人杀栾盈”、“郑人杀良霄”，与“杀君贼”的措辞一样使用，为什么呢？“叛”的意思是，自己断绝与本国的关系而依附于别人。等到反过来用这种措辞，就不只是依附于外人而已，“叛”这个词不足以表达了。所以这五个人，起初都联系国家而说“入于晋”、“入于郑”、“入于宋”，作为我的臣子却用国家来区别，这是为了将他们视为外人。然而华亥、向宁、华定的进入，记载说“听从郑翩的计谋”、“退却华防来召他们”，打算从外部寻求别人的帮助罢了。华亥起初出逃，向宁想杀太子，华亥说“是因为君主才出逃的”，又杀了向宁的儿子，谁还会接纳我们呢？向宁也不强硬，那么这两个人的志向也可以看出来了。如果穷尽他们的恶行，也不过像邾国的庶其、莒国的弁夷那样罢了。而栾盈的进入，率领曲沃的甲士，借助魏献子在白天进入绛都，并且登上公门，栾栾战死，栾鲂受伤，然后才开始逃跑。良霄的进入，听说子皮的甲士不参与攻打自己，于是从墓门的沟渠进入，借助马师颉在襄库之间攻打旧北门，夺取国家的兵器而面向君主。假使他们侥幸都胜利了，那么将要做什么呢？他们与齐国的无知、卫国的州吁相差无几了。人臣没有谋逆之心，有谋逆之心就必定被诛杀，这是《春秋》的法度。这就是他们不避讳与弑君者使用相同措辞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职位被断绝，不能以大夫的身份看待他们。

译关于日食的说法，古今都没有定论。历法家主张用度数来解释，儒家主张用灾异来解释，这两种观点不能并行。如果认为是度数，那就不是灾异；如果认为是灾异，那就不是度数。历法家的学说，我不了解，即使根据他们的说法用道理来推究。日月运行的轨道，本来不同。月亮属阴，它的光亮常被太阳所压倒，所以从朔日开始前进，离太阳逐渐远去，它的光亮就逐渐增加，到了望日正相对，就没有什么遮蔽，所以月亮在这时圆满。从望日开始前进，离太阳逐渐靠近，它的光亮也就逐渐减少，到了晦日正相会合，就没有不遮蔽的，所以月亮在这时亏损。日食，是因为它们相互遮蔽，太阳光不能看见，就像月亮旁边的死魄一样。周天的度数，三百六十五度有余，太阳每天运行一度，一年绕行一周天。月亮每天运行十三度有余，二十九天有余绕行一周天。日月两条轨道，互相交错。月亮每半个月在太阳轨道里面，半个月在太阳轨道外面，每月在星次中有一个交点。虽然轨道不同，但形体相遇。阳气旺盛则月亮不能侵犯太阳，所以不发生日食；阴气旺盛则月亮随多少而侵犯太阳，所以发生日食。只有春分那个月的朔日在角宿，望月在娄宿，娄宿和角宿是天道的中间，日月都运行在中间轨道，那么形体正好相互遮蔽，所以称为同道。与冬至那个月的朔日在斗宿，望月在井宿；夏至那个月的朔日在井宿，望月在斗宿。井宿和斗宿，是南北昼夜长短的极点。冬至那个月的月亮最长，可以遮蔽太阳；夏至那个月不参与，所以称为相过。梓慎认为分至发生日食，是形体本来应当如此，所以不认为是灾异。《左传》记载了这件事，然而分至也有发生和不发生日食的，有什么常理呢？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发生日食。《左传》说《春秋》不曾不采用周历，周的四月，是夏历的二月，那就是春分，却认为是鲁卫两国厌恶它，为什么也认为是灾异呢？先儒本来就有知道这不是的。这就是他们的说法自己不能贯通，所以杜预也说：“《春秋》有连续几个月发生日食的，有连续几年不发生日食的，不能一一按照计算来遵守常数，这只是记载它的变异而不说明它的原因罢了。”

三家关于日食的说法都不能明了，而《左传》尤其疏漏，所以大多没有文字记载。到了桓公十七年，看见有月朔而没有日期，才开始举例说“官失之”，大概意思是看见月朔就可以推算出日期。既然说日官确定了日期，哪有知道月朔却不知道日期，知道日期却不报告呢？至于有月朔没有日期，和有月亮没有日期，以及有日期却都看不见月朔，都不作解释，大概是不能分辨吧。只有襄公二十七年十二月有月朔有日期，与桓公十七年相同，再次举例说“辰在申，司历的过错”，再次失闰了。杜预于是用长历来推算，就把经文中的十二月改为十一月，认为从文公十一年到襄公二十七年应该有二十六个闰月，只见到二十四个闰月，用实际的再次失闰来证明历法的错误，我不知道。经文记载十二月是三次失闰，而杜预改为十一月来对应两次失闰，认为经文有误，这是杜预宁愿改动经文也不违背传文，他的附会大概可以看见了。古代官职有世袭的专业，周朝虽然衰微，历官也没有到如此浅陋的地步。历法的常规，三年一闰，五年再闰，这并不是很难而不可知的，哪有文公到襄公相隔七十一年之间更迭二十六个闰月却失之而不醒悟的呢？日官即使失误，也一定有纠正他的人。像杜预说“斗指申为周的九月”，而经文是十一月，这是把九月当作十一月，差错不是更大吗，四个闰月之后，四季寒暑就互相更替了吗？

日食有月日而没有月朔，和有月亮而没有日期，和有月朔而没有日期，我认为日月运行的差异，有月朔而没有日期，我认为这是史官的失误。大概《春秋》所记载的只是怪异罢了，既然不以日月为例，那就不是义理所在，空缺也可以。有日月而没有月朔的，或者是太阳运行快月亮运行慢而过了月朔，《公羊传》称为或失之前，而《谷梁传》认为食既，是说食二日；或者是太阳运行慢月亮运行快而不及月朔，《公羊传》称为或失之后，《谷梁传》认为是夜食。这两家的说法虽然未必完全恰当，但比起《左传》更接近经文。如果月朔而没有日期，既然正当月朔，不能说是差异，大概是史官失误而没有记载，用道理推究，没有整月不见甲子的，如果后面有甲子，自然可以逆推月朔的日期，而《春秋》不记载，这正是孔子阙其所不知的意思。我认为日食是为天下记录怪异，而《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两次记载梓慎的话，都是小小心思想要用祸福来迎合天意，如果是这样，难道突然就可以测度吗？二十一年七月日食，是周的七月，夏的五月，一阴开始萌生，梓慎说等到相过应当日食，不认为是灾异，而叔辄死了，就归罪于他哭日。二十四年日食，梓慎说将要有水灾，《左传》说八月旱，推究叔孙昭子的话，认为日过分而阳气还不能克制，克制了一定很厉害，能不旱吗？与梓慎正好相反，说不为灾反而哭，说水反而旱，这两者都没有验证。然而《左传》说旱的也不是，接着经文求雨而得到雨就记载求雨，这一年记载八月大雩，大概不曾旱。《左传》想要附会昭子的话，所以加说旱，也是因为不通经文罢了。由此说来，为天下记录怪异而想要以一国之事类推求索的，都是妄言。

有人说昭公七年四月朔日食，在豕韦的末尾，降娄的初始，是鲁卫之间。士文伯认为鲁卫应当承受灾祸，大祸在卫君，而鲁国应当在上卿。不久卫襄公、季武子接连去世，那么日食，难道都是为天下记录怪异吗？也是各自系于其国吗？不是这样，瞽史之言

译即使这些应验都属实，圣人尚且不谈论，何况没有应验呢？庄公十八年三月发生日食，对应夏历正月，太阳应当位于娵訾之次，那是卫国的分野。文公十五年六月发生日食，对应夏历四月，太阳应当位于实沈之次，那是晋国的分野。成公十七年十二月发生日食，对应夏历十月，太阳应当位于析木之次，那是燕国的分野。襄公十四年二月发生日食，对应夏历十二月，太阳应当位于玄枵之次，那是齐国的分野。用《左传》来考证，这一年这四个国家都没有灾祸，为什么唯独鲁国和卫国这样呢？昭公根据这两个国家的应验情况向士文伯询问，士文伯回答说六物各不相同，民心不统一，事务次序不类似，官职不合规，开始相同而结局不同，不能成为常理，那么这种说法即使是士文伯自己，也不能完全肯定。

译我说《春秋》不记载月食，是把它当作常规现象而省略了。有人不认同这种看法，认为这是因为月食发生在夜间，所以不记载。这种说法不对，恒星看不见，半夜流星如雨坠落，如果应当记载，即使是星星也不会遗漏，何况是月亮呢？

日食虽然被记载为异常现象，但它的运行既然有规律，它相合的时间既然有定数，如果说它没有规律，那是不行的，只是圣人把它当作法则罢了。想要推求它的误差，必须先确定它的晦朔。我曾经询问过，懂历法的人说：“《春秋》记载日食三十六次，自古以来并不都按照周历来推算，那些推算不出来的，有的用鲁历来推演，早一天的有十三次，晚一天的有三次，其余的都不可考证，这难道可以作为标准吗？”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日初一，十二月丙子日初一；二十四年三月己丑日月底；文公元年五月辛酉日初一；成公十八年正月甲申日月底；襄公十九年五月壬辰日月底；昭公元年十二月甲辰日初一；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初一；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日初一，七月戊辰日月底。这些与周历相符，所以《左传》多记载周、齐、晋的事情，那是周朝颁布的历法。僖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日月底，十六年正月戊申日初一；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日月底；襄公十八年十月丙寅日月底，十一月丁卯日初一；二十六年三月甲寅日初一；二十七年六月丁未日初一。这些与商历、鲁历相符，所以《左传》所记载的宋、鲁的事情与齐、晋大多不同，那就不是周朝颁布的历法。僖公二十二年十二月己巳日初一，宋、楚在〇作战，周、商、鲁历都早一天，这是楚国人奔赴楚国历法的结果。昭公二十年六月丁巳日月底，卫侯与北宫喜结盟，七月戊午日初一，于是与国人结盟，周、商、鲁历都早两天，这是卫国人奔赴卫国历法的结果。只有庄公三十年九月庚午日初一，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日初一，定公五年三月辛亥日初一，三种历法恰好吻合，这不是出于一种方法，大概是偶然罢了。而昭公十二年十月壬申日初一，《左传》记载“原舆人驱逐原伯绞”，与周书历都相差一天，那就不是历法的过错，而是史官的错误。由此说来，历法既然不同，晦朔尚且不能确定正确，哪里有空闲去讨论日食是否常规呢？所以只保留而不议论，认为虽然其中有规律存在，但它的盈缩迟速，天道也不是没有意图的，那么记载下来以显示它的异常，是《春秋》的本意。

太阳和月亮的运行，道路不同。月亮本身没有光，等待太阳照射才有光。所以月亮刚生时，有旁死魄，与既望而残缺的，都是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阳光早照称为〇，阳光全照称为望。望时阳光全照，反而被夺去光的，称为闇虚。这是历家的说法。每次望时必定全照而有食，没有食的，是因为运行道路不同，或者不相接触。所以只有相交才有食。相交在望之前，朔时发生日食；望时发生月食。相交在望之后，望时发生月食；朔时发生日食。相交正好在朔，则日食既前后；望时不食。相交正好在望，则月食既前后；朔时不食。食有上下之分，是因为运行有高低之别。相交而相互掩蔽紧密的，两个天体相近，正对着它们的形状，所以日光溢出而中间被食。相互掩蔽稀疏的，两个天体相距较远，日近而月远。从人的视角来看，月亮所映照的范围广，所以日光不再可见而发生全食。大概一百七十多天有一个相交。不相交就不侵犯。我不通历学，而从历家说法中探求，到此为止。所以记载下来以纠正学者的疑惑。

日食既然有常规度数，可以用数学方法推求。然而《诗经》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又说“日月告凶，不用其行”，认为是讽刺周幽王的。大概虽然有常规度数，但因为有的发生食有的不发生，所以发生食的为灾祸。又说在正阳之月发生食为灾祸，正阳，是夏历四月，纯阳用事的时候。这都是因为日食有常规度数而确立灾祸与否的辨别。总之，阳代表君道，阳被阴侵夺，是君道的弊病，所以君子认为可耻，而称之为凶。这是《春秋》记载日食的意思。《诗经》说：“彼月而防此日而防”又说：“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意思是月食以阳胜阴，是应当防止的，而常规的情况则是《春秋》记载日食而不记载月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省略。日有食之，这四个字，由来已久了。古人说话一定有法则。如果说“日食虽然有常规度数，但有的发生食有的不发生，就不能完全用数学来解释而废弃天道”，那么发生食的原因就不知道了。加上缓和的词语来结束，将要显示天道深远，不是度数所能测度的，所以《春秋》采纳了这种说法。而先儒却把它当作语助词，没有意义所在，是没有思考啊。已经记载诸侯去世的有九十五次，〇的有七十次，都不记载防葬的人，唯独文〇晋襄公，记载公子遂前往晋国；宣〇齐惠公，记载公孙归父前往齐国；昭〇滕成公，记载叔弓前往滕国；葬晋平公，记载叔孙婼前往晋国；葬宋平公，记载叔弓前往宋国。〇的有五次，凡是葬礼都以我方前往防为文。难道有防〇而不派人去的吗？为什么唯独记载这五个人呢？根据昭公三十年，晋顷公去世，郑国游吉吊唁并送葬。晋人责问他：“悼公去世时，子西吊唁，子蟜送葬，现在您没有两样，是什么原因？”回答说：

译先王的制度规定，诸侯去世时，士去吊唁，大夫去送葬；只有在友好聘问、祭祀享宴以及三军军事等事务上，才派遣卿出使。那么古代诸侯防丧，大概是用大夫，而这五个人都是卿，所以认为他们失礼而记录下来。当初少姜去世，游吉本来就去防丧了。梁丙、张趯对此提出意见，游吉说：“从前晋文公、晋襄公称霸时，国君去世，大夫去吊唁，卿负责防丧事务；士去吊唁，大夫负责防丧事务。”由此说来，诸侯用卿去防丧，大概是从晋文公、晋襄公开始的。而这五个人，正是从晋襄公开始的，这就是礼制丧失的缘由。杜预引用《左传》记载葬秦景公时，说“大夫如秦”是符合秦景公的礼制，认为公子遂出使晋襄公时不称“礼”，而出使秦景公时称“礼”，这符合先王士吊唁、大夫防丧的礼制，是《左传》的微妙笔法，这个理解是正确的。既然如此，凡是防丧而不记载具体人名，都是因为大夫合乎礼制所以不记载。《左传》特意在秦景公这件事上点明，大概是因为秦国从穆公以前未曾与鲁国通好，直到康公归还成风的赠衣，秦康公去世时鲁国才前往吊唁，从此共公、桓公都在宣公时代向鲁国报丧，而鲁国都没有去防丧，直到秦景公去世才去防丧，所以借此彰显其合乎礼制。而晋文公、晋襄公命令用卿出使的，诸侯本来也没有实行这种做法，所以鲁国出使的只有这五次，而郑国的游吉也因为不合常规而受到责问。

译人死后才给予谥号，这是近世的做法。古时候，活着时没有爵位，死后也没有谥号，这是针对士人所说的。所以在《士冠礼》中提及这一点。意思是说，在周朝以前，士人还不列入爵位体系，因此没有谥号。周朝虽然把士作为爵位，但也还没有谥号。《檀弓》记载了县贲父的诔辞，认为士人有诔辞是从这时开始的。诔辞，就是谥号的文辞。那么说“死后才给谥号”是近世的做法，是孔子对鲁庄公所说的。那么夏、商时期的大夫及以上的人都有谥号吗？没有听说过。商朝的君主称太甲、帝乙、仲丙、仲壬之类，即使是君主也只用天干地支来排序，而不称谥号。君主都没有谥号，那么大夫及以上的人就可想而知了。大概商朝质朴，礼制文饰尚未完备，所以《檀弓》说“幼年取名，成年取字，五十岁用伯仲排行，死后定谥”，这是周代的制度。《左传》也说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名字用尽后就避讳它。《士冠礼》中的话，虽然本意是说士人，但也概括地记录了古今质朴与文饰的变化，所以先说“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继承世袭来确立诸侯，是效法质朴；用官职授予爵位，是德行的等差”。意思是说，古时只确立诸侯而不用官职授予爵位，那么就不只是士人如此。后世用官职授予爵位，又进而加上谥号，这是从周朝开始的吗？《周官》太史一职说小丧赐谥，而小史一职说卿大夫的丧事赐谥。读诔辞时，郑玄解释太史的“小丧赐谥”是指卿大夫而不包括诸侯，这是错误地用小史的话作为证据。小史明确说卿大夫，是说读诔辞不等于赐谥。大概诸侯国自有史官，所以小史只赐谥而不读诔辞。太史先说大丧出殡那天读诔辞，大丧是天子的丧事，那么小丧就通指诸侯以下的人了。天子由太史读诔辞，卿大夫由小史读诔辞，诸侯各自由其国的史官读诔辞，以此作为区别，并不是说赐谥不包括诸侯。曾子问：“地位卑贱的不读诔，地位尊贵但年幼的不读诔，年长的只有天子称天来读诔，诸侯互相读诔是不合礼的。”互相读诔，就是说自己写诔辞而不出自天子。由此说来，天子的谥号向天请求，诸侯的谥号向天子请求，大夫的谥号向诸侯请求，这是其节度。《左传》记载楚共王将死，命令他的臣子让他谥号为灵或厉，子囊请求谥号为共，于是谥号为共王。郑子家去世，郑国人追究幽公的祸乱，砍劈子家的棺材并驱逐他的族人，改谥幽公，谥号为灵之类，那么春秋时期诸侯的谥号未必都向天子请求。然而孔子一概记载而不加辨析，大概是从主人那里得来的，虽然想辨析也做不到。只有吴、楚因为僭越称王，就宁可连他们的谥号也不记载。

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入殓后举行卒哭礼，卒哭之后才避讳，所以卒哭时，宰夫拿着木铎在宫中宣告说：“舍弃旧名，避讳新名。”这就是谥号必须加在将入殓时的原因。如果没有赐谥，就不避讳。刚死时招魂，登上屋顶呼喊说：“皋某复。”因为还没有避讳，所以不嫌忌。子蒲卒哭时，哭的人呼喊“灭灭”，这是子蒲的名字。子皋说：“这样太粗野了！”哭的人改正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避讳，而是厌恶他们扰乱招魂的仪式。那么诸侯刚死时通报死讯用名字，这是在避讳之前，还是用对待活人的方式对待他。

春秋时期诸侯去世没有不记载名字的，这是先王的旧典。那些不记载名字的，都是滕、薛、杞、宿、秦。《左传》不知道这一点，在滕侯去世时举例说：“凡是诸侯同盟，这时称名字，去世就通报名字，告知终老称嗣位。”在杞子去世时举例说：“诸侯同盟去世，就通报名字，那么也就记载，否则就不记载。”这都是看到有记载名字、不记载名字的情况，自己随意编造的说法。滕、薛、宿、秦都是偏远的小国，杞则是使用夷狄礼制的。通报死讯而不称名字，小国不懂礼，想尊崇他们的君主却不知道这是僭越天子。而记录礼制的人于是说君主向其他国家的君主通报说：“寡君不幸去世，敢告知执事”而不称名字。大概没有用《春秋》来考证过。《丧服小记》说：“招魂和书写铭旌，从天子到士，其言辞是一样的。男子称名字，妇人写姓氏和伯仲排行，是不合礼的说法。”古时刚死，登上屋顶呼喊说：“皋某复”，是为了防止魂魄迷失而无所不至，那么就用名字向天招魂，然后喂生肉并裹熟食。这是说凡是死者的话，不是天子说的话。天子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人即使鬼神也不怀疑他有二心，所以天子招魂不称名字，说“天子复矣”。通报丧事说：“天王登假”，这是《春秋》记载“天王崩”，诸侯记载“某侯某卒”的区别。

王臣去世见于《春秋》的有三例：尹氏、王子虎、刘卷。王子虎传以为就是叔服，王臣为什么能得到外国的死讯通报？因为天子为他通报。天子为什么要通报？因为他是大夫尹氏。天王崩，天子曾经派他主持我国的事务。叔服在僖公去世时，天子曾经派他来防备去世。刘卷在召陵会盟，天子曾经派他主持会盟。大概古时君臣恩情深厚，诸侯大夫死在他国君主曾与之交好的地方，其君主一定为他通报，说：“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这是为了重视大夫。即使是天子也是如此，说：“我是与他同体的人。”所以有病时君主去问候，没有计算他的死期。三公六卿为他穿锡衰，大夫士穿疑衰，他们的首服都是弁绖，又派丧祝掌管事务并收敛装饰棺材。等到入殓时，就命令太史赐谥并改换名字，小史读他的诔辞。直到入殓前不吃肉

译等到卒哭祭礼结束，不再奏乐，因为认为施加于他们的礼制越隆重，他们回报的忠诚就越竭尽。所以说：“君主看待臣下如同手足，臣下看待君主就会如同腹心。”凡是去世并派人报丧的，必定吊唁且〇，这是礼制与情感相称的表现。因此诸侯接到报丧，也必定派遣使者吊唁并防〇，更何况是天子所重视的人呢？这是周朝盛世以礼制教化天下，周公所推行的做法。《春秋》记载变常之事，不记载常规之事。凡是礼制施行而不失其常规的，《春秋》就不记载。不幸废弃常规而不施行，如果有施行的，《春秋》必定记载以彰显它。很久以来，天子不对诸侯施行礼制，却恰好在这三人身上见到，这就是《春秋》记载它的原因。然而为什么有〇与不〇的区别？〇是正确的。不〇，是抛弃礼经而怠慢天子。君子因此揭露隐公与文公的罪过。尹氏记载卒事，自然不违背《春秋》的大义，这就是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天子的大夫以名氏出现而不称爵位封邑，是合乎礼制的。所以三人都称名氏，唯独刘卷得以〇，这是定公的做法。隐公与文公不能〇而定公能〇，或许是因为定公取得国家名分不正，对天子还存有畏惧吧？天子疆域内的诸侯以爵位称呼的有三种：叫公，叫伯，叫子。召陵之盟时，刘卷曾以子爵身份出现，大夫传至三世，家臣得以称君，通称为公，与外诸侯同等。大夫死后才得谥号，称“刘文公”是主人的说法。

译尹氏去世，崔氏出逃，都只提姓氏而不提名字，以此讥讽世袭卿大夫，这是《春秋》的笔法呢？还是当时的用语呢？据我考证，尹氏吉甫在宣王时最为显赫，然而《诗经》说：“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又说：“吉甫作颂，穆如清风。”未曾不提及他的名字。而《节南山》称“尹氏太师，维周之氐”，这是幽王时的诗，在吉甫之前。《常武》说“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与吉甫同时，都不提名字，那么尹氏这一家族本来就很庞大，不止一人。诗人有的提名字，有的提姓氏，难道是因为当时贤能的人就正称其名，不贤能的人就只记其族以显示其强盛吗？以此类推，人情相去不远，那么诸侯大夫只提姓氏的，大概也是如此。古代行礼，重情义而厚道义，王臣与列国的大夫，虽然不允许私下交往，但曾奉君命作为友好使者，那么死亡与出逃，周王与其国君必定会通报。《公羊传》认为尹氏去世是平王的丧事，曾主持我国丧事；崔氏出逃，《左传》认为有玉帛使者就通报，否则就不通报，按理应当有通报。所以大夫死向他国国君通报说：“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大夫派遣使者告知诸侯说：“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庙。”至于因罪被杀，也通报，这是因为重视杀大夫的缘故。卫国告知诸侯杀孔达说：“寡君有不令之臣，构陷我国于大国，已经伏罪，敢告。”那么尹氏、崔氏当时本来是以名字通报的，而《春秋》特意去掉名字只留姓氏，以示贬斥吗？礼制中有国君不称名，卿、老大夫死，国君不称其名的情况，不是指这个。大概通报而不称名，就无法知道是谁，君子的言论，应用各有恰当之处。

《左传》作者，是鲁国的史官，世代担任此职，或者是他的子孙。古代左史记录言论，右史记录行动，所以因官职而得姓。《左传》起初只记载他是左氏，不说他是丘明。自从司马迁论述《春秋》，说鲁君子左丘明，只有弟子各执一端，各自安于自己的见解，而失去真相。因为孔子《史记》详细论述其言论，班固跟随叙述，说孔子想保存前代的事业，因为鲁国史官有法度，与左丘明观看《史记》，依据行事来作《春秋》，口授弟子，弟子退下后言论各异。丘明担心弟子各执一端，失去真相，所以论述本事而作传，表明夫子不用空言解说经义。他的说法本于司马迁，班固以丘明为名，那么左就是氏了。然而司马迁又说左丘失明，于是有《国语》。查姓氏谱，有左氏，有左氏氏。司马迁以左丘为氏，那么《国语》怎么得名左氏呢？到刘歆附会《论语》，认为他亲见孔子，好恶与圣人相同，这是专门之家的学者，想以辨析求胜，而不是事实。据司马迁、班固自己不知道史书凡例的体例，说左氏创作此传，且说是鲁国史官，不是孔子弟子，与孔子共同完成此书。现在《春秋》终于哀公十四年而孔子去世，《左传》终于二十七年，孔子去世十三年后，言辞涉及韩、魏、知伯、赵襄子之事，而称鲁悼公、楚惠王。以《春秋》为经而续写，知道孔子的人本来不敢这样做。以年代考证，楚惠王去世距孔子四十七年，鲁悼公去世距孔子四十八年，赵襄子去世距孔子五十三年。考察其言辞，仅以哀公公孙于越，尽其一世之事为经终，泛及后事，赵襄子为最远，而不止于襄子。不知道左氏在襄子之后又过了多久，哪有与孔子同时，不是弟子而如此长寿的人呢？以左氏为丘明，从司马迁开始就错了。唐代赵氏虽然怀疑，但不能确定其说。现在考证其书，杂见秦孝公以后事甚多，以我看来，大概是战国周秦之间人无疑。

我已经说左氏不是丘明，不可不说完其说，以破除学者的疑惑。大概有必不可诬而可见之事，官职有庶长，不是秦孝公所命名的；祭祀有腊以代替蜡，是秦惠公所命名的；饮酒有酎，礼制中没有，而吕不韦《月令》所命名的。现在《左传》记秦败麻隧，说俘获不更女父，见于成公十三年；晋败子栎，说秦庶长帅师，见于襄公十一年；虞公假道伐虢，宫之奇说虞不腊，见于僖公五年。那么怎么会有先有此名？见于襄公二十二年，怎么会有先有此名呢？回答说：古今制名，沿袭各有来源，未必创起于一时，这是可能的。然而腊祭、饮酎，是君臣的盛礼，不应在数百年之前就有征兆而一次也不见，这是三国史官追记罢了。怎么知道呢？麻隧之败，《春秋》本来不记载，只说伐秦而已，这是后来晋国史官增补，以自夸之辞。《左传》拘泥于听闻见闻，都相信而不醒悟，那么左氏本来出于秦孝公、惠公、吕不韦之后了。不仅如此，陈敬仲入齐，到田和篡齐，距《春秋》九十余年，而记周史筮敬仲之辞说：“子孙代陈，有国必在姜姓”，见于庄公二十二年；晋分列

译身为诸侯，距离《春秋》成书已有一百多年，却记载了毕万开始占卜仕途的辞语：“公侯的子孙，必定会恢复其初始的地位”，这出现在闵公元年；周朝灭亡实际上经历了三十一代七百多年，却记载了成王在郏鄏定鼎，说“占卜世数三十，占卜年数七百”，占卜者精通术数，这类情况大概不是后世所能企及的。然而，在天人关系模糊不清的时候，也不应该预先就能知道取代他们的姓氏、继承他们的子孙，以及他们存亡的年数和世代次序，如同符契般吻合。像这样的情况，我推测这是周秦之间的卜筮家一类人，想要神化自己的技艺，假托前代的话语，著书来欺骗后世，也是左丘明喜好奇闻，一并采纳并记载下来，那么左丘明或许出生于周朝灭亡之后，也未可知。周公占卜洛邑，不过是说“只有洛邑吉利罢了”，如果术数果真精妙，那么周公早就知道了。至于敬仲、毕万的事情，如果不是卜筮家所记载，那就是田和之后的魏国史官所追记的，不然，陈国、晋国的史官为什么要记载呢？

译班固记载《左传》原本出自鲁共王毁坏孔子住宅墙壁之中。然而汉初张苍、贾谊都已经传授《左氏》，那么在此之前它自然已经流传于世了。太史公在《十二诸侯年表》的序论中说，孔子西行观察周王室，论述史籍旧闻，兴起于鲁国而编次《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至鲁哀公获麟，精简其文辞，去除其繁杂，以制定义理法度，王道完备，人事详尽，七十子之徒口耳相传，指出其中有讥刺、褒扬、避讳、抑损的文辞，不可以书面直接显现。鲁国的君子左丘明担心弟子们各执异端，各自安守己意，失去真相，所以依据孔子的史籍，详尽论述其言辞，写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作传，因为楚威王不能尽观《春秋》，选取其中的成败之事，最终编成四十章，称为《铎氏发微》。赵孝王时，其相国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也著述八篇，称为《虞氏春秋》。吕不韦是秦庄襄王的相国，也上观上古，删选辑录《春秋》，汇集六国时事，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称为《吕氏春秋》。到了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等人，也往往摘取《春秋》的文辞。直到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序》，于是依据刘向《别录》，认为左丘明传授给曾申，曾申传授给吴起，吴起传授给他的儿子吴期，吴期传授给铎椒，铎椒传授给虞卿，虞卿传授给荀卿，荀卿传授给张苍。刘向《别录》后世不再见到，不知其有无。用太史公的话来考证，只是说这几个人各自著书罢了，并没有说他们互相传授。现在看吴起虽然师从曾子，但他的行事与曾子绝不相类，他的书专门论述军事，尚且不及《司马法》，哪里懂得《春秋》呢？虞卿的书据传是讲究节义称号、揣摩政治谋略的八篇，本来是用来讥刺国家得失的，没有传授《春秋》却志在揣摩政治的人。荀卿的书论述《春秋》，认为“善胥命于蒲”这一件事，本出于《公羊》《谷梁》，并非《左氏》的意思，也本来不出自《左氏》，他的说法本来就和太史公相违背，所以赵氏认为这是近代人为了尊崇孔子而妄加附会《左氏》，起初并无师承。张苍、贾谊只是传授其书，也未必完全见到其全书。直到鲁共王所得到的才开始完备。太史公从孔安国那里得到《诸侯世家》，多探求其事，用《世本》相参证，凡是《左氏》所没有的，太史公也多缺漏。所以我怀疑《左氏》是鲁国史官世代守其职的人所作，《春秋》名为史书，列国通用。铎椒大概是楚国的史官，虞卿大概是赵国的史官，太史公自己也不明白。汉初诸儒大体都说《左氏》不传《春秋》，即使极力为之辩护的人，也没有所依附的依据，所以不得已而托名于左丘明，以为加重其分量。到了范升，直接认为左丘明师徒于传无其人可见。即使东汉盛行之时，也还不能为之辩解。贾逵甚至想以谶纬来附会，而陆德明竟敢强行论述其传授关系，这固不必攻击就自己破灭了。

学者多指责《左氏》，认为它依据赴告来写经文，而杜预解释经文有不通之处，又大多依据他的说法，委曲迁就，甚至有怀疑经文以为错误的。依据赴告来写经文，固然不对。如果说都不依据赴告，那么经文从哪里得知其事呢？经文，是约取鲁史而成的。史书，是承接赴告而记载的。各国不来赴告，那么鲁史就不能记载。鲁史所不记载的，那么《春秋》就不能载入。然而赴告未必都真实，篡杀自立，以及大夫弑君而另立君主的，是天下的大恶，必定有加之辞而不自言的。如《左氏》记载楚麇、齐阳生等实际是弑君而以疟疾赴告的就是这样。当时史官知道其虚妄，必定也考察其实情而后记载。推究古今人情不能相差太远，那么事情的是非在承接告之初就已经确定了。假如史官有传闻的错误，或怀私意而为之增减，孔子知道了，也必定有为之纠正的。如果只依据其文而不改正，那么何必作为经呢？一国的史书，各自记载其一国之事罢了。他国非来告与过我者，都不记载，这是理所当然的。其余容有来不及告，以及有原因不通而不来告的，这也是告则书，不告则不言。而《左氏》都杂取他书参证，虽然鲁史改〇惠公、公子豫盟于翼、京师来告饥之类，都以为实，或以公弗临，或以非公命不书为义。杜预解释京师饥，也以非王命附上例。三者的是非固然不可知。然而即其间言翚与公子豫，《左氏》同以为请师公不从而专行者。而经见翚伐郑，不见豫盟翼，书翚而不书豫，这是什么道理呢？《春秋》是别嫌明微，定天下邪正，将使乱臣贼子闻之而惧的。现在十室之邑，同罪异罚，尚且不足以服众，说《春秋》为万世法而为之，这也不足以相信了。由此说来，三者都不是鲁史、《左氏》妄益的。推之他国，可以类推。所以我以为，《春秋》从史，史从赴告，赴告的是非已定于初，其有不实，孔子必有以核之，可正则正，不可正则阙之而已。所以说：“大概有不知而作的，我没有这样。”

凡是《左氏》所载之事与经相违背的，不可一概列举。我起初以为理可妄推，事不可妄为。审无是事，《左氏》怎敢凿空为之说？及反复考之，然后知《左氏》之好诬，真无所忌惮。犹之六国辩士，苟欲借古

译为了成就自己的学说，即使违背常理去编造，也毫不在意。《春秋》经文记载：“郑伯髡顽如防，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根据《左传》的说法，郑僖公还是太子时，与子罕出使晋国，受到不礼遇。后来他又与子丰出使楚国，也遭到不礼遇。等到郑僖公正式朝见晋国时，子丰想在晋国申诉冤屈，废黜郑僖公。子罕认为不可，于是作罢。到了鄬地，子驷担任相礼，郑僖公又对他不礼遇。侍从劝谏，郑僖公不听；侍从再次劝谏，郑僖公竟杀了他。到达鄵地后，子驷派刺客在夜里杀害了郑僖公，并谎称他死于疟疾向诸侯报丧。因为是臣子杀害君主，所以《春秋》经文没有明写其实情。《春秋》经文记载：“莒人弑其君买朱鉏。”根据《左传》的说法，莒犁比公生了去疾，等去疾即位后，展舆又废黜了他。莒犁比公暴虐，国人深受其害。展舆率领国人攻打莒君，将其杀害。因为是儿子杀害父亲，所以《春秋》经文没有用正当的名称来称呼他。还有什么比杀害父亲和君主更恶劣的呢？《春秋》经文这样记载，而《左传》却敢于有不同的说法。如果依据《春秋》经文来看，那么子驷弑君的事，大概完全不存在。莒犁比公的死，也不应当归咎于国人首恶，这难道可信吗？有人解释说，《春秋》起初只是依据鲁国史官报丧的言辞罢了，这两件事各自见于各国的史书。《春秋》成书之后才流传出来，《左传》是后来追附上去的。这种说法也不对。郑僖公被杀，因为避讳而谎称死于疟疾，说它不符合事实是可以的。莒犁比公被杀，起初并没有避讳，是以莒人的名义报告的，既然说展舆率领国人，那就是事实了。罪状如此明显，如此清楚。《春秋》难道是因为莒犁比公暴虐，才认可展舆诛杀他吗？《左传》记载孔子说：“君子曰”，这两者说法不同。“君子”即指孔子，似乎是他的弟子所记录，或者是当时尊崇他的人所传述，但未必都是事实，或许有附会之处，不能完全相信。比如赵盾的事，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记事不隐讳。赵宣子，是古代的好大夫，为了遵守法度而承受恶名，可惜啊。越过国境就可以免罪。”这段话《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没有记载。现在说董狐记事不隐讳是好史官，这是可以的；说赵盾为了法度承受恶名，刚加上弑君的罪名，就称他为好大夫，虽然已经不合情理，但还可以勉强接受。至于“越过国境就可以免罪”，则在道理上是大害。《春秋》论断的是实际杀人还是名义弑君。实际弑君者依法正书为“弑”，非实际弑君者依义加上“弑”字。现在因为赵盾不是实际弑君者，责备他不讨伐贼人而加上弑君的罪名，那么自然就不应当讨论免罪与否，即使他越过国境又返回来，不讨伐贼人，也应当加上弑君的罪名。如果是实际弑君者，在国内也要诛杀，越过国境也要诛杀，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还怎么以越过国境作为界限呢？这乃是晋国史官赵盾的党羽，为赵盾辩解而假托孔子的话。《左传》不能辨别，所以记载董狐的话简略而不完整。《公羊传》说：“别人杀害了你的君主，你回国却不讨伐贼人，这难道不是弑君吗？”《谷梁传》说：“回国不讨伐贼人，那么志向相同，志向相同就书以重罪，不是赵盾又是谁？”现在说不是赵盾又是谁？这三家的话大致相同，而《左传》唯独略去了“别人杀害了你的君主”以及“志向相同”的话，直接说：“逃亡不越过国境，回国不讨伐贼人，不是赵盾又是谁？”像这样，赵盾就是参与弑君的人了，怎么还能有为了法度承受恶名的事呢？由此推论，凡是《左传》所称引的孔子或君子之言，学者一定要用《春秋》经文来折中判断，用事理来参验，然后才能相信。《公羊传》、《谷梁传》这两本书，自汉初以来都没有见到它们的正本，它们的来源，自从东汉谶纬之书盛行，那些妖妄附会的人，开始都假托这些言论，极其鄙俗不经，而后世的学者不能完全知道其中的缘故，仍然被迷惑。所以说孔子开始作《春秋》，在哀公十四年捕获麒麟之后，因为得到血书端门的命令，派子夏等十四人寻求周朝的史官，记录了一百二十国的宝书，九月完成，始于春，终于秋，因此称为《春秋》。这种说法出自所传的《感精符》、《考异邮》、《说题辞》，大致如此。因此又有《春秋》属于商，《孝经》属于参的议论，以子夏为《春秋》受学的宗师，公羊、谷梁都亲自受学于子夏。以公羊为名高，传给他的儿子平，平传给他的儿子地，地传给他的儿子敢，敢传给他的儿子寿。汉景帝时，寿开始传给门人胡母子都，与董仲舒一起著于竹帛，这是戴宏序所说的。以谷梁为名俶，有人说叫赤，孙卿传给申公，申公传给江翁，其后有荣广，汉宣帝时又传给蔡千秋，这是《孝经》说所说的。现在见于《西汉书》的，有胡母生、董仲舒、荣广，其余都没有听说过。又说董仲舒的弟子眭孟、严彭祖、颜安乐、阴丰、刘向依次传授，现在《西汉书》只见到眭孟、颜、严、刘向、范宁。记载魏晋以后讲《谷梁传》的，有尹更始、糜信、江熙、徐仲氏、徐干等十家，现在都略见于他们的注疏，所谓集解，相信柳子厚所说的“出汗牛马，入充栋宇”啊。然而《公羊传》成于何休，《谷梁传》聚于范宁，它们的学说虽然很多，但大略可以看出谶纬的学说未必起于董仲舒，但再传而为眭孟，就已经完全进入阴阳家一流了。董仲舒本来就有开启的作用。不幸何休的书流行，而后世终究不能改变。范宁虽然主张《谷梁传》，知道三家都不正确，认为传以通经为主，传有不同的说法，不得不舍弃所滞碍的，择善而从，大概是得到了要领。然而也说《春秋》初成，先王之道已经宏大，麒麟感应教化而来应，

译因为事情完备而结束篇章，这也是范宁所说的话。因此杨士勋考证郑众、贾逵等人，认为《春秋》用周礼来约束，由母及子，所以唯独得到麒麟，从隐公到哀公，文武之道协调，祥瑞来临。唉，他们的话也太荒谬了！确立经典的开始，尚且不能端正其根本，何况其末节呢？所以我独自选取《左氏传》序言，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作《春秋》，到捕获麒麟而结束，用记载礼制的话来考察，奠楹之梦，孔子自认为明王不再出现，而天下谁能尊崇我？王者之事，孔子大概自任了。这作为作《春秋》的意图，大概接近事实，而杜预恰好得到了它。《公羊》《谷梁》先儒都认为是子夏的门人，这本来不可考证。汉初认为《公羊》是齐学，大概其传授出于江公，江公是齐人；认为《谷梁》是鲁学，大概其传授出于申公，申公是鲁人。现在两书解释经文的体例，大体都相似，而义理也多相同，它们所来源的地方大概不远，都深于《左氏》，而《谷梁》所得到的尤其多。所以主张《谷梁》的人以鲁学为正。《左氏》自以其意为说，而不能都通晓，意之所不及，就不能说了。所以解释经文的很少，而最疏漏。《公羊》《谷梁》孔门弟子，而以次授经的人，而没有见过史书，不得事情的详情，间有因经而得事的，就记载下来，其不得的不能知道。所以解释经文的义理，有不与事合的，不免相反。《左氏》在隐公之始，初也好像想要解释经文，郑伯克段事最为详细，说：“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不言出奔，难之也；不书城郎，非公命之类，不书之例。”一年间七发，又公子益师卒，不与小敛，故不书日，也想要以日月为例。然而其后不再都这样，间一见之而已。以其不尽通故也，则《左氏》不传经于此可见矣。《公羊》《谷梁》言作三军，或曰天子六师，诸侯一军，或曰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皆漫为之辞，无所坚决，大概不知三军本末，若此类甚多，则二氏不见史，亦可见矣。汉兴，公羊最先传，景帝时已立博士；谷梁至宣帝好之，始列于学官。而左氏虽传于张苍、贾谊，久而不显，及王莽受禅，而后盛。则三家之盛衰，皆出于时君所尚，本不以是非为断也。

译汉朝建立后，《春秋》开始在世间流传，鲁地申公传授《谷梁传》，江公传授《谷梁传》，而董仲舒则专攻《公羊传》，公孙弘也原本出自《公羊传》学派，他们相互讨论编撰，汉武帝于是尊崇《公羊传》，用来教授戾太子，而太子又私下听闻《谷梁传》的学说，并认为它很好，所以汉宣帝即位后，再次尊崇《谷梁传》，刘向、萧望之、韦贤、夏侯胜等人共同扶持《谷梁传》学派，才开始盛行。以现在考察来看，这两家学说原本并不相距太远，相同之处占十分之八九，不同的地方有时也互相窃取并附会增益，不知道这两家传注在当时为何各自成为专门之学，如此严格呢？《汉书·艺文志》记载《公羊传》、《谷梁传》各十一卷，而《公羊传》另外有外传五十篇，章句三十八篇，杂说八十三篇，颜氏记十一篇，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议奏三十九篇，《谷梁传》另外有外传二十篇，章句三十三篇，现在所见到的只有传注本身了。《左传》只有《发微》两篇，班固强行说鲁国史官因为周公的礼制文章完备、事物有法度，孔子与左丘明观看史官记录，依据历史事件，遵循人道来作《春秋》，左丘明于是论述本来的事迹作传，阐明孔子不用空泛的言论解说经典，大体上是沿袭太史公的说法，这是东汉主张《左传》的儒者的言论。直到何休才开始为《公羊传》作训诂，这时以前的那些书籍应该还在，何休必定选择其中特别优秀的著录，而他的言论多本于谶纬，提出张三世、新周、故宋的论调，这些是否完全出自《公羊传》原书不可知，但其诡怪不经的开端，我曾说董仲舒有开启它的作用。甘忠可所作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等，大概是谶纬的开端，未必不是从董仲舒、眭孟、李寻等人那里开始的。《左传》自从刘歆之后，郑兴、贾逵等人相传直到西晋杜预，于是汇集各家作为注疏，然而杜预只知道为《左传》作注而已，委曲迁就，不辨别是非，只顺从传注，如果有不合的地方，宁愿说是经文错误，也不指出传注的过错，还知道有经文吗？只有范宁晚出，致力于《谷梁传》，参取当时名士的言论，折衷那些不当之处，不专门沉溺于私见，也时常斥责《谷梁传》的过失，指出其学问不广博，见识不明晰，不能达到极致。现在不幸学者已经被三家学说扰乱，而何休、杜预、范宁又从而搅乱，何况近世纷纷不知而妄作的人呢？何休作《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公羊墨守》，而郑玄又作《箴膏肓》《起废疾》《发墨守》，《箴膏肓》世间还有全书，《起废疾》也大致在《谷梁传》注中见到，只有《发墨守》没有流传，粗略知道经文的人，观看这些书，可以自行知道它们的得失了。

汉宣帝既然主张《谷梁传》学派，甘露年间召集五经著名儒者萧望之等在殿中大议，评定《公羊传》、《谷梁传》的同异，各自依据经典判断是非。《公羊传》学派多不被采纳，于是又召许广、王亥商议三十多件事。萧望之等十一人各自依据经义回答，多遵从《谷梁传》。从此《谷梁传》学派开始兴盛。《左传》原本出自孔子宅第，称为古文，但未及推行，只藏在秘府而已。《太史公书》之所以时常记载《左传》的事，大概是从孔安国那里受书，并在当时得到它。学习《左传》的人，既然因为其中多古字、古语而传训诂而已。所以刘歆诋毁诸儒，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左传》不传经。直到刘歆才开始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互相阐发，作为章句。由此说来，西汉诸儒原本不用《左传》来解说经文。东汉韩歆想设立《左传》博士，而范升说：“出自左丘明师徒，不尊奉孔子的，怎能说亲眼见到夫子的好恶与圣人相同呢。”范升上奏《左传》的过失及《太史公书》违背五经不可收录的共四十五件事。陈元等人说范升等人所说的都是断章取义的小文，亵渎微妙的言辞，把年数的小差异拾取为大错误，把遗漏细微之处指为大过失。《左传》于是得以设立，那么这两部书的兴废只在于其党派的强弱罢了。贾逵从其父那里传授《左传》条例二十一篇，大概出自刘歆。如蔡仲、纪季、伍子胥、叔术之类三十件事，认为是君臣正义，父子纲纪，其余与《公羊传》相同的占十分之十七八，有的文字简略稍有不同，不妨害大体。学习《左传》的深于君父之道，《公羊传》多任权变。然而区区之所以求胜的，乃是以刘氏为尧的后代，《左传》独有明文。少昊代替黄帝，尧为火德，也是《左传》的话符合图谶。唉！谁说《春秋》而鄙夫妖妄竟到了这种地步呢？后世学者沉溺于其文辞，不探究其道理，直到今天还迷惑，不足为怪。自从范宁为《谷梁传》合三家以论其过失，开始有尊崇经文的意思。直到唐代啖助、赵匡出现，而后三家才开始通为一。可惜他们所作的集传不可得而见。陆淳纂例出自赵匡，赵匡发微出自啖助。自两汉以来，只有这三个人道不终废，怎么知道经文废弃千余载之后才有能见其端倪的人呢？三家解经蔽于所闻，不知道其错误而因此失之，尚且可以说得过去。大概有初无此事与此义，妄自臆测取之的。《左传》开始入经，未知经书用兵不言使之例，忽见隐四年，书翚帅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防之，公弗许。固请而行，书曰「翚帅师」，以为不出公命，而翚为之。十年再见，书翚帅师防齐人、郑人伐宋，犹未悟也。复为之説，以中丘之防

译（翚）为鲁公担任期年之师。羽父先于防地驻守，大概是因为先前看见鲁公在防地防备齐、郑，后来看见翚在防地防备齐、郑，却没看见鲁公，便以为不必等待鲁公的约定而自行前往防地驻守。到了鲁庄公时期，记载公子庆父率领军队讨伐于余丘，于是就不再合乎道义。大概从此以后，卿大夫率领军队且兵力众多的都记载为“帅师”，不可能人人都专断独行，如果不是君主的命令就置之不论，那么先前关于翚的两件事，难道都是事实吗？这是不了解其义理而随意臆测的事情。蔡平公庐去世，世子有继承君位。子朱被立为国君，费无极从隐太子之子东国那里收受贿赂，驱逐了子朱，又立东国为国君。《左传》是这样说的，所以经文记载“蔡侯朱出奔楚国”。蔡君大概既有子朱，又有东国。《谷梁传》的错误，在于把子朱当作东国，不知道他们是两个人。如果认为东国被贬斥其名，那么称“东”的，就是东国。为什么称他为“东”呢？祖父诱骗并杀害了他，父亲拘捕并利用了他，他出逃后又再次出逃，称他为“东”，是厌恶他而贬斥他。《春秋》难道有去掉名字中的一个字来表示贬斥的做法吗？这是不了解事实而随意附会义理的事情。由此看来，如果把《左传》作为传述史实而可以依据吗？那么没有事实却加以附会增补，就像翚的事例那样。如果把《谷梁传》作为传述义理而可以相信吗？那么违背其说法而随意选取，就像“东”的事例那样。学者也可以稍微警惕了。有人说：三家既然多有矛盾，那么所记载的史实、所解释的经文，大都不能依据吗？回答说：不是这样。距离孔子时代久远，不幸不能亲眼见到。如果不向先儒寻求以考证其渊源，那就是狂妄之人。近世谈论经学的，大多摒弃传注而私存己见，如果自己的学问确实可以与三家相等，他们距离孔子一千多年，尚且不如那些接近孔子并传承下来的人多。然而三家尚且存在矛盾，现在难道可以没有传承而自认为掌握了真理吗？孙氏完全摒弃三家及礼学，一概以经文为主，他尊崇经文确实严格。然而经文没有记载的，从哪里明白呢？而礼学中不可废弃的，将要因此混乱。欧阳氏排斥轻信传注的过错，认为赵盾、许止都是实际弑君，而不采用传注的说法，他相信经文确实笃实。然而弑就是弑，杀就是杀，《春秋》是记载史实的书，义例寄托在哪里呢？我认为学者只应当虚心以求得真理罢了。深刻而不流于穿凿，浅显而不流于俗套，广博而不溺于迂腐私见，不蔽于党派，奇异而不拘泥于怪诞，高远而不纵容虚妄。去除这六种弊病，真理自然显现。对于三家，先以可以采纳的心态从义理上探求，参以史实，如果不相符，然后舍弃而从事实出发。先以可以相信的心态从史实上探求，考之以义理，如果不通顺，然后舍弃而从事实出发，这才是善于学习。三家，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他的论断固然正确。以血流漂杵的事为例，那么孟子读《武成》，自己也未必审慎。况且《武成》说“前徒倒戈，攻击后军而败退”，那么漂杵的残酷，乃是纣王的党羽自相屠戮，难道是武王所为吗？由此可知读书之难，孟子尚且不免有误，学者怎么可以忽视呢？古代以“子”称呼人，都是侍奉老师的言辞，不只是孔子如此。《论语》记载孔子的各位弟子，有的用名，有的用字，只有曾参、有若称为“曾子”“有子”。学者认为这两位都曾继孔子为师，以孟子考证，有若的事确实有证据。《公羊》《谷梁》我不知道它们从何传承，然而书中《谷梁》间或称“尸子”“沈子”，《公羊》称“子沈子”“子北宫子”“子司马子”“子女子”“鲁子”“高子”等，必定都是他们所传承的老师。他们的渊源，都出自孔子吗？还是各自以所听到的而相互传承呢？然而《谷梁》记载“尸子”说：“初次献舞六羽，说是开始厉行音乐了。”这就不是经文的意旨。而《公羊》记载“鲁子”说：“晋文公在温地狩猎，因为温地近而践土远，所以不说是狩。”“高子”说：“从齐国迎娶妇女，因为聚集在大夫那里，所以略去不写。”“北宫子”说：“晋国拘捕戎蛮子，是为了避开霸主晋国而保全京师。”“楚司马子”说：“齐人讨伐山戎，是因为操之过急。”“子女子”说：“齐仲孙就是我的仲孙。”这些都与经文的意旨相差甚远，那么这两家也是门户众多而不知从何遵从吗？如果这几位都出自孔子，或是孔子的门人，必定不会如此驳杂。由此看来，这两家没能见到鲁国史书，不知道史实的真相，只以义理传述，以求合乎史实，其乖谬抵触已经如此。《左传》虽然见到了鲁国史书，却又用其他国家的书籍扰乱它，妄自相信自己的臆断而没有依据，那么史实和义理在三家中都不能完全依据。我因此知道，不通晓经文的人不可以从中自行选择。

译《春秋考》卷三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四

宋 叶梦得 撰

隐公

古代称国君即位的第一年，不叫“一年”，而叫“元年”；一年的第一个月，不叫“一月”，而叫“正月”。从尧舜以来，就是这样记载的。“元年”这个称呼，见于《伊训》；“正月”这个称呼，见于《舜典》，并不是《春秋》首创的文字。大概治理天下的道理，必须谨慎对待开端，“一”只是数字罢了。圣人不把它当作普通的数字来称呼，而说“元”、说“正”，就是为了谨慎对待开端。“元”，是天运在气机上的显现。《易经》说：“伟大的乾元，万物凭借它开始，从而统摄天道伦理。”“元”的大体，大概是万物没有不依赖它的，即使天也在它的范围之内。如果从事物来考察，那么它防范而成为亨通、与利、贞这四种德行，并且独自居于首位。所以“元”是善的首领。而君子用来统领他人的，必须体现仁德。仁，是“元”的作用。即位的第一年，称为元年，将要表明居于人上的人，必须像天的“元”那样，然后才能拥有他的地位。“贞”，是四种德行的终结。《易经》说：“贞，就是正。”四种德行以“贞”为根本，所以说它是事业的骨干，而君子体现“贞”的坚固，足以成就事业。推而广之，天地的道凭借“贞”而显现，日月的道凭借“贞”而光明，那么天下的变动，如果不是“贞”谁能统一它呢？把“贞”作为骨干，那么由此生出的枝叶，没有不有所本源的。圣人想要成就“元”的善，固然不能舍弃“贞”而求正。《春秋》用尧舜的道来昭示后世，因此谨慎地使用这两个字，不敢有所增减。它在二者之间加上“王”字，这是《春秋》的法则。天子诸侯既然都依世系即位，那么“元年”是天子诸侯所共有的。诸侯受命于天子，必须从正月开始，所以协调时、月、正、日来制定历法，并颁布天下，使无不顺从我而统一，那么“正月”就不是诸侯所能参与的。《春秋》确立法则，在“正月”之上加上“王”字，说“王正月”，那么王固然不得不在上面先确立正；说“王之正月”，那么诸侯固然不得不在下面禀承这个正，这样万世的义理就完备了。三家起初并不完全明白这一点，左氏用周朝的正月来区别夏商，其浅陋本来不用多说。谷梁氏只认为无事也要举出正月是为了谨慎开端，却不知道书写“王”字的大法。只有公羊氏认为先说“王”而后说“正月”是为了大一统，大致得其意但未完全。汉朝兴起，公羊学首先由董仲舒传授，成为其冠冕。他说“一是万物所由开始”，“元是言辞中所谓的大”，把“一”称为“元”，是审视大始而想要正本。又说“春是天所作为的”，“正是王所作为的”，他的意思是“上承天所作为，而下以正其所作为，端正王道的开端罢了”。把“元”当作大，哪里在于它是正本呢；把“正”当作承天，哪里在于它是书王呢。到了何休，竟然把“公即位”解释为《春秋》用“元”的气来端正天的开端，用天的开端来端正王的政治，用王的政治来端正诸侯的即位，用诸侯的即位来端正境内的治理，这五者同日并见，相互依存构成整体，于是形成了“五始”的议论。这大概完全本于谶纬，向上强行取用天的开端，向下附益以境内的治理，这难道是公羊的本意吗？公羊的本意尚且不能知晓，哪里有空闲议论经义？我由此知道治《春秋》的困难。杜预虽然不宗奉公羊，他说“凡是国君即位，希望他体察‘元’而居于正”，所以不说一年一月，这也是未曾用《尚书》来考察的。《春秋》的宗旨，只有四时各自加在首月之上以谨慎天道，在正月之上书写“王”以确立王法，这两者才是新意，四时各自加在首月，也不可以只在“春”上生发义理。读《春秋》的人，每次用这六个字来观察，那么深究不至于穿凿附会，浅尝不至于疏略遗漏。

左氏说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去世，继室声子生了隐公，又娶了宋国的仲子，所以仲子嫁给我，生了桓公。杜预说声子是孟子的侄娣【按：孟原本误作仲，今据杜注改正】诸侯原配夫人死，那么次妃代理内政，不得称夫人，所以称为继室。这在礼制上没有依据，只有公羊认为诸侯娶一国，那么两国前往陪嫁，带着侄娣跟随。诸侯一次娶九女，诸侯不再娶。杜预的话或许出于此，那么诸侯就不能再娶了。鲁国的臧宣叔娶了铸国的女子，生了贾和为，死后，继室带着她的侄女，这是侄娣可以成为继室的证据。而且侄娣虽然可以成为继室代理内政，但不称夫人。现在说继室是声子，声是谥号，像成风、敬嬴之类，那么惠公大概是成全了她作为夫人的地位。既然有了夫人，为什么又娶宋国的仲子呢？惠公既然已经再娶，那么必定不把声子当作继室，死后又加给她谥号。既然把声子当作继室，那么必定不再娶宋国的仲子。这两者不能并存，那么左氏说惠公娶宋国女子，是不可凭据的。大概仲子，左氏不知道是惠公的母亲，而认为是桓公的母亲，所以附会这样说。那么桓公的母亲大概是声子的妹妹。惠公宠爱她，想用桓公夺取隐公的位子，而把声子当作继室。隐公又年长，所以最终不敢这样做。假如诸侯可以再娶，而惠公娶宋国女子在声子之后，那么仲子就可以有名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