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四

译既然以嫡夫人之礼对待，桓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为嫡子了。这又有什么困难而不把君位传给隐公呢？《春秋》又凭什么认可隐公能够即位呢？刘敞依据礼制认为，宗子即使七十岁，也不能没有主妇，他说诸侯必定会再娶，否则就没有主妇。这是因为元妃死后没有立继室。既然有继室代理处理内务，这也算是主妇，只是不能称为夫人罢了。他又援引周武王在成王出生那年的情况，认为成王不是嫡后所生，所以武王必定再娶，这也是不对的。周武王有十个贤臣辅佐而天下大治，邑姜就在其中，那么武王拥有天下时，邑姜还在世。怎么知道成王一定是邑姜所生而不是庶出的长子呢？这些都不足以作为证据。如果晋平公娶了齐国的少姜后去世，鲁昭公想去吊唁，晋侯推辞说：“她不是正妻，请国君不要屈尊。”郑国的游吉送葬时说：“这是宠妾的丧事，不敢离开守嫡之位，却屡次参与守嫡的礼仪。”后来齐国又向晋国请求继室，那么晋国虽然娶了齐女，也不敢把她当作嫡夫人。诸侯也不把她当作嫡夫人对待，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制度。那么即使惠公确实曾经娶过宋女，又怎么能把她当作嫡夫人呢？仲子侍奉我，我本来就怀疑这不是事实，而史书记载惠公的嫡夫人没有儿子，贱妾声子生了隐公。隐公年长，为他娶了宋女，宋女到来后貌美，惠公夺来自己娶了，生了桓公。把宋女立为夫人，立桓公为太子。等到惠公去世，因为桓公年幼，所以鲁国人共同让隐公摄政。这完全与《左传》所载的始末不同。凡是司马迁所记载的春秋时事，大致都接近于《左传》，而《鲁世家》对于仲子一事为什么唯独不采纳隐公、桓公的说法？怀疑当时先秦的古书中，又有持这种说法的，所以司马迁采用它作为定论。更加知道春秋史事，各家所听闻的不同，要以接近经义的为正确，那么《谷梁传》的说法是有证据的。

译杜预认为声子是孟子的侄娣。诸侯初次娶妻时，同姓的国家会以侄娣陪嫁元妃；元妃死后，次妃代理主持内务，但仍不能称为夫人，所以称为继室。既然侄娣已经陪嫁，陪嫁者就是次妃，那么诸侯就不能再娶了。在考证《考仲子之宫》时，又说惠公因为仲子手上有纹而娶她，想立她为夫人，但诸侯没有两个嫡妻，所以隐公成全了她，为她立宫，这似乎是允许诸侯再娶，但所娶者不能称为夫人。哪有娶了妻子却不能称为夫人的道理呢？况且既然已经把声子当作继室，让她代理元妃处理内务，又再娶仲子，那么仲子该称为什么呢？大概杜预自己没能理清前面的论点，参取《公羊传》中“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的意思，相互附会。后来论述仲子时理屈词穷，又允许诸侯再娶，忘记了自己前后矛盾。至于说侄娣是陪嫁，也不对。陪嫁在天子那里称为三夫人，在诸侯那里称为二世妇，本来就和侄娣不同。侄娣的制度在后世并不完全可见，而陪嫁侄娣的礼仪也不详细，我先前已经说过了。诸侯不得再娶，在礼制上没有明确的条文，大概是出自《公羊传》。《曾子问》记载孔子的话说：“宗子即使七十岁，也不能没有主妇；非宗子即使没有主妇也可以。”这是指主持祭祀而言。以此类推，如果诸侯不得再娶，那么怎么会有每代都有夫人的情况呢？我本来就认为是代理。《礼记·昏义》说：“天子的皇后设立六宫，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对应公卿大夫士的数量。”而《曲礼》中说公侯只有夫人、世妇、妻、妾，没有说具体数量。《公羊传》说诸侯娶一国女子，就有两国去陪嫁，带着侄娣，侄是哥哥的女儿，娣是妹妹。诸侯一次聘娶九女，所以有了不再娶的说法。考察天子的皇后陪嫁有三位，就是三夫人。三夫人各有三位侄娣，就是九嫔。加上三夫人和九嫔共十二人，由此依次递减，每级减少三分之一。诸侯夫人的陪嫁有两位，那么作为世妇的应当是两位。夫人和世妇各有两位侄娣，那么称为妻的应当是六位。加上夫人和两位世妇、六位妻共九人。天子的皇后尊贵，所以不在十二女的数目中。诸侯低于天子，所以夫人同属于九女之列。以妇职名称，天子称为后、夫人、嫔；诸侯称为夫人、世妇、妻，而通称为九女。如果不以配嫡来区分，而以区别兄子及弟来说，就称为侄娣；合起来说就称为媵。既然已经以此作为定制，那么《周官》中九嫔不列出具体数目，是因为有人就充实，无人就空缺。《曲礼》中公侯的夫人、世妇、妻妾不列出数目，道理也与此相同。没有人尚且不能充实，何况超过数目呢？如果允许再娶，那么作为陪嫁、侄、娣的制度就有不可废除的，这是让新旧两立，难道是正家远色的道理吗？古时天子在服丧期间，就派冢宰代理君主，百官总领事务听命于他。君主尚且可以代理。如果君王有故不能参与祭祀，就由大宗伯代理职位，太宰代理他，这就称为宰祭。在大祭祀中，如果王后有故不能参与，就由大宗伯代理进献豆笾；在送别重大宾客时，就代理载酒灌地。后和夫人的职责，没有比祭祀更大的。当她们健康无恙时，天子尚且可以让冢宰代理，那么后和夫人死后由陪嫁者代理，不也可以吗？所谓代理，是代理其职责，不是代理其地位，就像冢宰代理君主一样。据此而言，那么《公羊传》的话就有证据了。春秋时期，凡诸侯的三位夫人都称为妃，有元妃、二妃、下妃，也称少妃。所以《左传》称惠公的孟子为元妃，而记载子叔姬作为妃子嫁给齐昭公于邾，文公在陈国见到元妃、二妃，哀公见到元妃、二妃、下妃。又称郑国的姚子为少妃，这就是三夫人的区别。夫人称为元妃，死后由二妃代理行事，都称为继室。所谓继室以声子，怎么知道代理的二妃是陪嫁者呢？根据《左传》所说，臧宣叔继室，以其侄陪嫁，侄娣同为九女，那么陪嫁者本来就可以担任，所以都称为继室。晋灵公去世，晋国人商议立君，赵孟认为辰嬴班次在九，杜祁因为狄人的缘故退让，季隗已经排在其次，班次在四，这就是诸侯九女的证据。齐小白的夫人有三位：王姬、徐姬、蔡姬、长卫姬、少卫姬、郑姬、葛嬴、密姬、宋华子，共九人，而说像夫人一样的有六人，这就是通称三夫人为九女的证据。齐侯在鲁国娶妻叫颜懿姬，没有儿子，侄女鬷声姬生了光，这就是夫人有侄娣的证据。晋献公讨伐骊戎，把骊姬带回来，生了奚齐，她的妹妹立了卓子，这就是世妇有侄娣的证据。这是先王的遗留制度，还有可考证的。然而卫庄公在齐国娶了东宫得臣的妹妹叫庄姜，又在陈国娶了厉妫。晋献公在贾国娶妻，又在戎族娶了两个女子，叫大戎狐姬、小戎子，这就是违背礼制而再娶了。隐公的事情，三家记载不同，我都不敢认为正确，只取《谷梁传》，但不完全采用它的说法，是推究经文以求正确。大概《左传》认为隐公是代理，《谷梁传》认为隐公是谦让，《公羊传》认为桓公是嫡子。这三种说法，怎么可以随便得到呢？古时君主去世，嗣子在庐中守丧，百官总领事务听命于冢宰，称为代理。代理，是有君主代替行事的意思。所以成

译隐公即位，年幼不能临朝理政，周公抱着他，背着斧形屏风去朝见诸侯，凡是政令必定以王的名义发布，这也称为摄政。隐公既然已经南面称君，在位十一年，国人和诸侯都称他为公，而桓公未曾有过君位。这怎么能称为摄政呢？左氏只是认为隐公曾经立桓公为太子并辅佐他。太子与国君不能同时出现。即使如左氏所说，隐公为君而桓公为太子，也不能说是摄政，何况事实未必如此呢？那么左氏所说的摄政便不可依据了。让，是自己本应得到的，不据为己有而推让给别人的意思。尧拥有天下而推让给舜，舜拥有天下而推让给禹，称为让。所以周朝的太伯，不据为己有而推让给仲雍，仲雍不据为己有而推让给季历。太伯最终辞谢离去，将天下授予文王。所以孔子说：“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百姓找不到话来称赞他。”隐公如果确实是长子，而想把君位给桓公，那么离开并逃走，像吴国的太伯那样就可以了。既然已经即位称君，发号施令、征伐讨逆，无不出自自己，而桓公仍然是公子。这怎么能称为让呢？谷梁氏只是认为隐公不取君位，而打算让给桓公，于是便认为是让。让怎么可以揣测先君的心意而特意去做呢？他说“想要把国家给桓公”，只是凭空造名罢了。那么谷梁氏所说的让便不可依据了。至于公羊氏认为桓公年幼而尊贵，必定认为桓公是嫡子，他的错误与左氏相同。而认为隐公将要平定国家后归还给桓公，必定认为隐公是让位，他的错误与谷梁氏相同。这三家都没有探求到事情的真相，又不能依据经文来决断。如今我身处千年之后，又怎么知道桓公是不是嫡子，隐公是否应当立桓公呢？只是看到元年隐公记载了正月，就知道隐公正当位。从二年后直到终其一生不记载正月，就知道隐公想要把国家给桓公是不正当的。正当位而应当立，就不能说是摄政；想要把国家给桓公是不正当的，就不值得说是让。只有谷梁氏所说的“先君已经战胜了他的邪心而把君位给了隐公”，已经探知先君的邪心，而最终把君位给桓公，这是成全父亲的恶行，这话比较接近事实。实际上，认为立桓公是邪念，是因为桓公不是嫡子；认为给桓公是成全父亲的恶行，是因为隐公不正当。所以善于解说《春秋》的人，在义理上得不到解释，就从事实上探求；所以我认为晋侯抓住曹伯交给宋人这件事是缺文。在事实上得不到解释，就从义理上探求；所以我认为桓公不是嫡子而隐公不应当把国家给桓公是不正当的。我对于《春秋》，也就是这样罢了。三家传文解说隐公的事情，既不同解经，意思也各异。左氏说：“因为他年幼的缘故，我将把君位传授给他。”这只是记载隐公想要让位给桓公而已，而不说经文的褒贬。左氏不传经，理应不能知道。公羊氏说：“隐公年长，又贤能，众大夫支持隐公而立他为君。隐公在这个时候辞让君位，就不知道桓公将来必定能立。而且如果桓公立为君，就担心众大夫不能辅佐年幼的国君。”所以凡是隐公的即位，是为了桓公。详细考察两传的意思，似乎是因为惠公想要立桓公，而众大夫和隐公担心桓公年幼不能治国，又担心自己最终辞让而桓公或许被其他公子夺去，所以不得已而摄政。还没论及让位，惠公想要立桓公，而众大夫立隐公，就已经废除了国君的命令了。大夫废除国君命令而顺从他们，虽然说是为了桓公，难道独自没有废除父亲命令的嫌疑吗？还谈什么正当不正当呢？只有谷梁氏说：“先君想要给桓公，不正当，是邪念。”虽然如此，既然战胜了邪心，把君位给了隐公，已经探知先君的邪志，而最终把君位给桓公，这就是成全父亲的恶行。如果这样，隐公的即位是接受惠公的命令，众大夫和他摄政，都没有关系。用经文的意思考察，那么谷梁氏的话比较接近事实。大概都不是嫡子，惠公因为隐公年长且贤能，虽然喜爱桓公而不敢私心，隐公却为了让位而招致祸患。这是惠公授予正当，而隐公承受邪念，所以二年以后直到篇末不记载正月，用来惩治隐公，而谷梁氏认为《春秋》重义不重惠，信道不信邪，只有能察知事实真相，所以能穷尽经文的义理。公羊氏既然认为隐公是被众大夫所立，于是创立桓公年幼而尊贵的说法，而推崇隐公年长而贬低他的论调，并解释说：“立嫡子以年长不以贤能，立庶子以尊贵不以年长。”桓公为什么尊贵？母亲尊贵。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儿子因母亲而尊贵。何休接着谈论礼制：“嫡夫人没有儿子，立右媵；右媵没有儿子，立左媵；左媵没有儿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没有儿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没有儿子，立左媵侄娣。”我考察礼制，都没有见到，不知道何休依据什么，又强行说隐公和桓公的母亲都是媵妾，而桓公的母亲是右媵，这是凭主观臆测，来成就公羊氏的说法而已。而且立嫡子以年长，不以贤能，还可以。立庶子以尊贵，不以年长，这是什么道理呢？贵贱的区别，在于嫡庶罢了，怎么在媵妾侄娣之间，又以左右为贵贱呢？天子诸侯没有嫡子，他们立庶子，德行相当以年龄，年龄相当以占卜，这是古来的道理。所以周官大询的礼仪，三次询问立君，占居其一，没有不问贤能不贤能的，只是以众妾的左右为先后。立嫡子不以年长，防止贤能不贤能，这是防止自认为贤能的人以庶子夺取嫡子，不是圣人不得已的办法。如果都是庶子，怎么可以不先选贤能而听任国人的选择呢？卫国人立晋，春秋还允许，何况隐公接受

译父亲，我由此推究，这不仅违背了经书的真意，而且可以看出《春秋》三传为了圆通自己的学说，增减事实以互相迁就，这种弊端并非只有《左传》如此。

译邾仪父，是鲁国的附庸国。附庸的名称见于《诗经》，其制度见于《礼记》。《王制》和《孟子》对此记载不详。《周官》记载邦国的法律非常完备，却没有提到附庸。《春秋》中有附庸国，但经文不记载它们的名称，学者大多不能明了。《王制》说：“公侯的封地纵横百里，伯爵七十，子爵男爵五十。不足五十里的，不能直接朝见天子，而依附于诸侯，称为附庸。”这是大概的情况。孟子的说法与此相同，而《周官》的大司徒、职方氏却说：“诸公的土地纵横五百里，其中受禄的一半；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各自受禄三分之一；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各自受禄四分之一。”郑司农认为这包括了附庸受禄的部分，即征收其租税，其余部分由附庸归属天子，累积计算，即使是男爵百里，受禄四分之一为五十里，所以郑氏认为这与当今五经学家的说法相合。从子爵往上，都超过了正式封地的数目。郑康成认为这都是封国的正式数目，附庸又在其外，嫌《王制》与《周官》不合，于是说：“商朝沿袭夏朝的爵位分为三等，有公、侯、伯，而没有子、男。武王重新设立五等爵位，土地仍沿用商朝的制度。到周公扩大九州的疆界，才开始合并土地加以扩大，以符合大司徒、职方氏的职责。”查《武成》篇说：“恢复商朝的政治，政令沿袭旧制，爵位分为五等，分封土地分为三等。”谁说商朝没有子男，到武王才设立呢？孟子说：“天子的土地纵横千里，诸侯的土地纵横百里。”周公封于鲁国，土地纵横百里，并非不足而节俭于百里。现在鲁国土地纵横百里者有五个，你认为如果有王者兴起，那么鲁国是在被削减之列呢？还是在被增加之列呢？子产说：“天子的土地一圻，列国一同，从此递减。现在大国多数超过一圻了，如果不侵吞小国，怎么能达到这样？”由此看来，周朝本来就没有超过百里的土地，百里之外都是僭越占有的。何况五百里，即使如先郑所说，包括附庸，也不应百里而倍数达四，附庸反而多于正式封地，这是五服之内附庸国多，五等诸侯国少。康成一定要成就他的说法，所以用开方的方法累积计算，又说公没有附庸，伯、侯以下有附庸，分别制定九同、七同、五同、二同的制度。后来又说鲁国按周法不得有附庸，既然说诸侯牧正率领长官及有德者得有附庸了，而公却因地广不得有，可以吗？说：侯的附庸九同，鲁国是侯爵，反而说按法不得有，其言论自相矛盾，几乎不可理解。我以《王制》、《武成》、孟子、子产为证，那么周朝五等诸侯到百里为止了，没有超过的。至于附庸，只有公可以正式拥有，都是因其闲田与诸侯有罪所削之地，依附于邻近有功德者，赐予之初并不以此为常。这就是《诗经》所说的“赐给他山川土田附庸”。到春秋时代，王政不行，不再有闲田地的赐予，而诸侯以大并小，各自扩大自己的土地，不再有限制。所以孟子认为“取彼子产以为侵小其存而曰附庸者，皆先世之旧，或夺人之国属之以为已有者也”。至于司徒、职方氏所言，则是孟子所谓“诸侯恶其害己而去籍者，私自益其文尔”。大概在孟子之时，已经认为其详情不可闻，何况后世呢？开方的方法，不见于经。大司徒说“五百里而下五等之国”，起初不说开方的累积，所以二郑自为两说。至于职方氏说“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那么四公而下，大概是开方的方法如此。称为“四公六侯”之类，则不是实数。假千里之地来说，以为累积其数者如此罢了。所以康成也认为“设法以待有功之言”。我认为大司徒说“建邦国，县师说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域者”，既用开方的方法，后世因窃取之，则为“五百里而下五等之国”，岂是别以益其文乎？《王制》之书驳杂，唯独言封国之制与孟子合，宜为近正。所以其末尾说“方千里者为方百里者百”，而其下列封“方百里，封方七十里，封方五十里”，而没有五百里五等之数。这是先王开方制地域的遗法，所以相继言“名山大川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闲田”。诸侯之有功者，取于闲田以禄之。其有削地者，归之闲田。附庸少而正封多，亦近于人情，尤可见大司徒、职方氏所言妄无疑也。大概先王以五等诸侯兼附庸，不积附庸以为五等诸侯。康成不悟此，乃以为“诸侯有功则受公地，自四百里而进附庸九同；伯有功则受侯地，自三百里而进附庸七同”等，漫然皆无所据。夫谓有功而加地可矣，岂必足其数而递进之乎？至于公之地五百里，进则逼天子，故复为公无附庸之说，左右迁就，惟其意之所欲，而历世诸儒方守之而不敢易，其不能辨《周官》之非，亦无足怪矣。三代迭兴，五等诸侯，非有大过诛灭，皆因而不易。孟子言《周官》灭国五十

译那么，这五十个国家并非都是商朝的旧地，所谓的附庸国，也包含在其中了。那些国土不足五十里的，或许是因为初封时就不够这个数目，或许是因为有罪而被削减，或许是因为弱小而被强国侵夺，这些都无法确知。至于周王室将自己积累的闲田和被削地所得的收入来赏赐给诸侯，则怀疑是让他们各自在所附属的国家中，挑选臣子中贤能或有功绩的人来封为君主，但在经书中没有看到记载。宣公十二年，楚子灭掉萧国，杜氏认为萧是宋国的附庸国，而孔颖达的疏认为萧国大夫大心平定了宋万之乱，宋桓公将叔封于萧作为附庸，这种情况或许是存在的。《周官·典命》中说，公的孤卿受四命，用皮帛来比照小国之君，小国之君指的是子爵和男爵。郑玄认为九命的上公可以设置一位孤卿，但没有依据，只是根据文辞来推说罢了。解说者认为这就是附庸之君，据我考证，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孔子说颛臾在鲁国的疆域之中，是社稷的臣子，这就是所谓的附庸，那么大国都能使它们的附庸称臣了。大宗伯的六瑞区分邦国，直到男爵执蒲璧为止，接着说六挚区分各种臣子，首先说孤卿执皮帛。大宗伯所说的各种臣子，就是《典命》所说的五等命官中的各种臣子。现在在子爵男爵之后，列国各种臣子的首位冠以比照小国之君臣，而能够比照国君，如果不是附庸又是什么呢？难道会有同为五等诸侯，而其孤卿能够与子爵男爵并列的情况吗？世子代理国君，尚未向天子受誓，也用皮帛排在子爵男爵之后，因为世子有国君之道。向天子受誓后，其居处之礼降低一等，公的儿子能够像侯伯一样执圭，那么未向天子受誓，排在子爵男爵之后能够像附庸一样执皮帛，也是合适的。大概都因为有国君之道，所以孤卿的礼仪总是与子爵男爵世子相区别，而不与卿大夫相区别。《仪礼》中的大射、乡射、燕礼都将公的孤卿之位列在卿大夫之上，而每次与其国君相先后，郑氏都认为是公的孤卿，我认为不对。既然说是公的孤卿，就不应该再称公而与国君相同，如果认为是附庸，像五等诸侯都能称公，那么就不嫌与国君同称了。

译《曲礼》说，九州之长进入天子的国家，称为“牧”；在境外称为“侯”；在自己的国家称为“君”。在宫内自称“不谷”；在境外自称“王”。四方小国的诸侯进入天子的国家，称为“某人”；在境外称为“子”；自称“孤”。《玉藻》说，诸侯对天子，称“某土之臣”；那些在边邑的，称“某屏之臣”；对于嫡子以下，称“寡人”。小国的君主称“孤”，傧相也称“孤”。由此推论，那么“孤”大概是四方小侯与小国的君主。郑氏解释“四方小侯”为“戎狄子男君”，这也不正确。所谓“附庸之君”，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大概从服制来说，它在子男之下，卿大夫之上；从身份来说，它与诸侯的嫡子未向天子受命者相同，并非人臣。天子自称“予一人”，诸侯自称“不谷”，那么附庸之君自称“孤”，也是适宜的。所以在凶礼中，天子降名则称“不杀”，周王告知子带之乱时说“不谷不德”，就是这样，这是天子与诸侯等同。诸侯降名则称“孤”，宋国回答鲁国吊唁大水时说“孤实不敬”，就是这样，这是诸侯与附庸等同。各自降低一等以自贬损，那么“孤”是附庸就无疑了。

我既然把公的“孤”视为附庸，附庸只有公才拥有，侯伯以下没有参与。那么二郑所说的五等诸侯都有附庸的说法，都不能成立。然而周的公国，只有杞、宋二王之后，即使是周公也是侯国，那么春秋时代，怎么还会有附庸杂见于其他国家呢？大概《典命》所说的，是成周治世之法。公的附庸，是公国所应有的，所以说公的“孤”而侯伯的附庸，必定有功德的才赐予，不把它当作常例。子男的国家就小了，我怀疑它们没有附庸。先王制定礼制，其隆重与简省必定有高下之分，所以春秋时附庸多见于齐、鲁、晋三大国，其他小国没有听说。所谓不能达到五十里的，未必都接近五十里的数目。董仲舒《繁露》解氏说，不如人人，不如名名，不如字字，四等都是附庸，而说称字的方圆三十里，称名的方圆二十里，称人氏的方圆十五里。这虽然没有经典记载，但春秋书邾仪父以字出现，郳犁来以名出现，介人以人出现，那么他的说法本来就有证据。天子的大夫四命，春秋以氏字出现，如仍叔、荣叔之类，那么附庸四命也应当以国与字出现，仪父就是这样。而左氏说：“邾子克也，未受王命，所以不书爵位，称仪父，是尊重他。”大概说是公摄位而求盟，国君而没有爵位，是没有的。既然因为无爵所以称字，而又认为以字为尊，这说法自相矛盾。谷梁说：“邾的上古微弱，未受周朝爵命，也不是这样。既然已经是周的臣子了，怎么到了春秋还未受玉爵？那么凭什么成为国家？况且说‘父’是男子的美称，这解释‘父’的含义可以，难道春秋认为是美而加给他的吗？”公羊说：“邾子的君主，为什么称名字？为什么称字？是褒扬他。”大概是用其名不如字的例子，而且春秋诸侯有善行而给予褒扬的也有，必定见于其言辞，没有舍弃爵位而言其字的。况且诸侯有不协调而后结盟，本来不是美事，隐公刚即位而仪父来盟，是有不信任隐公的，又有什么值得褒扬的呢？三传都不承认邾是鲁的附庸，所以寻求舍弃爵位称字的意义而不得，强行以求盟为美，这既失去了名字的例子，又因此失去了褒贬的道理。

用兵说“克”，通《春秋》特别只出现一次。象日以杀舜为事，等到他即位于四凶，就诛杀象，那么只是把他安置在有庳。有人说放逐他，有人说封他，都等于不杀。在群臣中则诛杀，在弟弟中则宽恕，舜用法难道有两种吗？四罪扰乱天下，是公义；象想要杀自己，是私情。舜不以公义胜过私情，是因为亲亲的道理如此。周公让管叔、蔡叔监视商朝，管叔以流言挟持武庚而叛乱，召公不高兴，文武的基业几乎倾覆了。周公以二伯的身份自请东征，说：“我不避开，无以告先王。”三年后才在商地诛杀管叔，囚禁蔡叔于郭邻。管叔的事，不是周公所能私下的。然而以王命讨伐叛乱，必定等待三年后才定案，大概还有文告的言辞、威让的命令，以等待他服不服，然后才加兵吧？杀不是周公所愿意的，而还录用蔡仲为卿士，蔡叔死后又恢复他的蔡国，不灭绝他的后代。周公不想杀管叔，也是尽到亲亲的道理罢了。舜封象，周公诛管叔，或杀或不杀，他们的心是一样。郑庄公克弟段，就不是这样了。段的罪没有达到杀的程度，如果庄公能在其渐起时断绝他就好了。必定要等到恶积而不可掩盖，然后才开始用兵，难道因为夺取自己的恶而必定不与他共国吗？《春秋》所以特别书写一次。大概“克”的意思，终究必定达到罢了。葬而书“雨不克葬”，日下昃才克葬，见其必欲葬而后已。“纳而书帅师弗克纳”，见其

译可以接纳但不能最终接纳。那么“克”这个字的含义，在于我自己罢了，这就是《春秋》的大义。天王派遣宰咺前来赠送惠公夫人仲子的助丧财物，天王派遣荣叔前来赠送成风的口含玉和助丧财物，这两件事性质相同，只是在成风一事上去掉“天”字以贬低周王，这是因为成风是僖公曾经正式确立为夫人的缘故。古代区分嫡庶的界限非常严格，不能把妾当作妻子，即使是葵丘之盟也将此列为首要条款。僖公的罪过，是天王应当纠正的。既然不能纠正，却又赠送口含玉和助丧财物，后来又参加她的葬礼，这是成全了她作为夫人的地位，不符合周王效法天道的原则，所以不得不贬低周王。仲子并非夫人，只是赠送他人妾室的助丧财物罢了，她的过错比成风轻，所以不直接贬低周王而是贬低其使者，去掉爵位和封邑而直呼其名，这是经文重视次序理所应当的做法。然而刘氏却不对仲子深加责备，反而认为宰是姓氏，说这是周王的下士应当如此，为何要以名出现呢？刘氏对成风一事论述详尽，而对仲子一事论述简略，难道就是这样吗？大概是因为他拘泥于旧说，不懂得去掉爵位和封邑的道理。《春秋》的褒扬与贬斥，又有什么固定的标准呢？只是根据大义来排列次序罢了。

译凡是天子、诸侯派遣大夫去求取财物、接受赏赐、盟誓聘问、纳币婚嫁、归送赗赠等事务，没有不论述是否提及“使者”的，因为大夫接近尊贵者，担心被怀疑为不能受命。那些不提及使者的，并非应当防备未即位之君，而是已经派遣却不符合正道，剥夺其使者身份而不提及，或者决定权在大夫手中，以此显示其并非君命所使，其义理本来各有不同。天子之下士、诸侯之上士以下一命这样卑微的人，称为“人”的都不提及“使”，大概是一命之人不得以名分显现，言辞无处寄托，况且士地位卑微，不担心被怀疑为不能受命，所以略去不提。而王人子突救援卫国，唯独以字出现，人臣没有褒奖天子的道理，所以用子突的字来显现。至于“将”，则都不提及“使”，有人说将在军中，即使君命也有所不受，并非给予他专断之权，认为军队所往，胜败系于其上，不是君主所能控制的，义理或许如此。至于内部事务，则都不提及“使”，进入内廷再出来，不怀疑不是君命，所以一律以“如”来显现，大概“如”的意思是顺从，以顺从行事则可知并非自专。只有臧孙辰向齐国借粮，不提及“如”和“见”，这是臧孙辰自己的行为，并且用来责备庄公不能治国，所以变换文辞以示区别。而陈侯派遣袁侨如会，齐国派遣国佐如师，既说“使”又说“如”，是在派遣之中显示其对会盟和军队有顺从之意，所以不忌讳并提。

祭伯是内诸侯。天子设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这是王官的数量。九卿和三孤在其中。史书称三公官职不必齐备，只看是否得其人。三孤辅佐三公教化，也必定等待得其人而后任用。所以《周官》三槐九棘有三公三孤的位置，而没有其具体职事。六卿大概是六官之长，都由上大夫担任，则在二十七大夫之内。其爵位分为三等：公称公，卿称伯，大夫称子。见于经书的，有周公、祭公、祭伯、毛伯、召伯、刘子、单子等。没有功德的，都在王畿之内食采，所谓内诸侯。有功绩德行而出封于外的，都加一等：大夫四命，出封为子男，则加五命；公八命，出封为上公，则加九命。所谓外诸侯。外诸侯的土地：公百里，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所以卿大夫在畿内食采的，公比照公，卿比照侯伯，大夫比照子男。外诸侯世代继承，父亲死了儿子继承，用来尊崇德行报答功绩；内诸侯的俸禄，父亲死了儿子不能世袭其爵位，只能享受其俸禄而已。卿有家，所以能臣属国人；大夫没有家，则不能臣属国人。其称呼为主，三代之后才能臣属国人。这是功德的区别，而内外的分界。元士比照附庸，不到五十里，则是《周官》载师所说的近郊之地，士耕种田地而《王制》说天子县内开国之外，其余用来禄养士人作为闲田。诸侯的卿大夫士则不能有邑，以其国中之地制定农田百亩的分配：上农夫养活九人，至于下士比照上农夫，俸禄足以代替其耕种，中士是下士的两倍，上士是中士的两倍，下大夫是上士的两倍，卿是下大夫的四倍，君是卿的十倍，卿的俸禄相当于次国之卿的三大夫俸禄，小国之卿是大夫俸禄的两倍，君也都是其卿的十倍，其余都贡给王和其国之用。这是先王盛世时的制度，而春秋之际各自封赏其臣，都有邑。楚国已经僭越称王，诸臣都称公，而封县如鲁国设置三军赋税收入归其私人的，邑又不足说了。

外国的夫人、公子、大夫去世不记载，内国的夫人、公子、大夫去世记载。有人说内国指鲁国是不对的。“卒”的意思，不是记录其死亡，而是记录其礼仪。古代大夫去世，小敛大敛，君主都参与其丧服。三公六卿赐衰服，大夫士疑衰，即使是士也有丧服，这是卒的礼仪。公子及以上也是如此，举行这种礼仪，所以记载卒。传所谓得卒不得卒的意思。他国夫人、太子、大夫死亡，即使来报丧而没有丧服，那么说什么卒呢？君主向他国君主报丧说：“寡君不幸去世，敢告知执事。”夫人说：“寡小君不幸去世。”太子说：“寡君的嫡子去世。”大夫向他国君主报丧说：“君的外臣寡大夫某去世。”这是列国互相报丧的辞令。礼制，天子诸侯断绝期年之丧，不是说不为他们服丧，是说其尊贵没有与之对等的人，则断绝而都臣服于他。所以即使是兄弟之亲，也不能以亲属相通。古代乡饮酒的礼仪，一命在乡里按年龄排序，再命在父族按年龄排序，三命而不按年龄排序。大概从上士以上，已经不与其父族按年龄排序。按年龄排序施用于乡里，不施用于朝廷，何况对于君主呢？至于其亲爱亲属的丧服，则未曾改变。所以齐王姬去世，庄公尚且为她服大功丧。那么凡是经书记载卒的，不是为了记录其死亡，而是记录为之变服。因此姑姊妹女子子都在其中。断绝期年之丧是义理，为之变服是思念。至于兄弟已经仕于朝廷的，以大夫之事来说，大夫三命而后有氏，兄弟也三命后有氏，称公子是断绝期年之丧的义理。以兄弟之事来说，即使有氏称公子，舍弃其氏而称兄弟为之服丧的义理。不只是责备其为君者，也责备其为兄弟者，用来厚待天伦之爱。所以经书凡是大夫而以兄弟出现的，都责备其对兄弟有不满之处，那么记载“盗杀卫侯之兄絷”之类就是如此。

译也有因为喜爱他而让他担任大夫的职务，以兄弟的身份被记载的，大概是因为要责备他对兄弟有私情，那么像记载“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这类情况就是如此。那些因为要责备他身为兄弟（却做出悖逆之事）的，则是陈侯的弟弟招杀害陈国世子偃师这种情况。

译公子益师，是所谓拥有三命爵位的卿。因此以名和氏出现在史书中。先王的制度，天子有六卿，都是六命，他们的大夫是四命。诸侯有三卿，公、侯、伯大国和次国的卿，都是三命，他们的大夫是再命，他们的士是一命。小国子、男的卿，是再命，他们的大夫是一命，他们的士不命。这是《周官》中典命的制度。大夫三卿，都受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受命于天子，一卿受命于其君。小国二卿，都受命于其君。二卿应当是三卿，上面脱漏了“一卿受命于天子”一句。这是《礼·王制》的文字。所以有王命之卿，有君命之卿。命卿受命于王，所以有时称为命卿，有时称为亚卿，有时称为少卿。君命之卿，虽然出自其国，但王既然允许，就不是私人的任命。王的上士三命，以名和氏出现，如刘夏、石尚之类。诸侯大国、次国的命卿，都是三命，也应当比照王的上士，以名和氏出现。那么公、侯、伯的臣子，凡是书名和氏的，都是卿。王的中士再命，以名出现，如实之类。诸侯大国、次国的命大夫，与小国的命卿，都是再命，也应当比照王的中士，以名出现。那么公、侯、伯、子、男的臣子，凡是书名而不书氏的，都是他们的大夫与卿。王的下士没有称呼，都称为人。大国、次国的士，小国的大夫，都是一命，也应当比照王的大夫。然而根据传文考察，伯、子、男的臣子，凡是书人的，都是他们的士与大夫。然而根据传文考察，春秋列国的臣子，未必都受命于王或其君。如礼所言，那些受命的，也未必都符合古制。古时士二十岁行冠礼，三十岁成家，四十岁开始做官，五十岁受命为大夫，担任官职。从一命以上，必须按次序晋升，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所以葵丘之盟说：“官职事务不由人代理。”庄公二年，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以名和氏出现，这是次国的卿。然而桓公在三年娶文姜，那时庆父才十八岁，庆父确为文姜所生，或者是庶子，尚未行冠礼，还不到十五岁。翚先前以名出现，后来以公子出现，是从大夫依次晋升为卿。庆父先前未曾以名出现，一次书写就出现名和氏，那么未必是按次序晋升的。桓公终身不朝见周王，到庄公即位才开始赐命，他的臣子本来就没有得到王命的，那么未必受命于王。这三者都没有一条符合，那么其他国家凡是出现名和氏的，果真都像礼所说的那样吗？晋国自文公以后，都以三军的将佐为卿。文公八年，士縠开始与梁益耳担任中军将。而二年垂陇之盟，士縠已经以名和氏出现，那么士縠不是晋国的正卿。襄公三十年，郑良霄死，才开始以公孙叚为卿。而二十九年城杞之战，公孙叚已经以名和氏出现，那么公孙叚不是郑国的正卿。河曲之战，赵穿奔赴秦军，赵穿不是将领。而赵宣子说：“秦国俘获了一卿”，那么大概有非卿而跟随卿的人了。郑国安葬灵王，上卿有事，子展派公孙叚前往，伯有因为他的官职低微说：“太弱不行。”子展说：“与其没人去，弱一点不也好吗？”那么郑国大概有非卿而代理卿的人了。至于他们的数量，也不能完全考察。就以鲁国而言，公子庆父、公子结、公子牙、臧孙辰以四卿出现。庄公孙敖、公子遂、叔孙得臣、季孙行父、叔彭生以五卿出现。文公时季孙行父、仲孙蔑、叔孙豹、叔老、叔弓、仲孙速、仲孙羯、仲孙何忌、臧孙纥以九卿出现。襄公时叔弓、叔孙婼、仲孙貜、季孙意如、公子憗、叔輙、叔诣、仲孙何忌以八卿出现。昭公时虽然其间没有死而替代的，但不应该如此之多。晋国抵御秦军，赵盾、荀林父、郤缺、臾骈、栾盾、胥甲都在传文中，说六卿相见于诸浮，那么晋国大概有六卿。韩起聘问郑国，子齹、子产、子太叔、子游、子旗、子柳都跟随，传文说六卿都在郊外饯行，那么郑国大概有六卿。不只是六卿而已，郤至把楚防献给周王，而谈论讨伐单子，说郤至位于七人之下而想掩盖其上，晋国又有八卿了。郑伯在垂陇宴请赵孟，子展等人跟随赵孟说：“七位随从君主来宠幸武公。”郑国又有七卿了。由此说来，诸侯的卿大概不再遵循先王的旧制。春秋认为如果加以诛责，那就诛责不尽，所以不以其是否合礼为例来以卿书之。大概春秋之作，有不加贬绝而如实记录事情的，有改变文字以示义理的，是非尚未审明，真伪尚未辨别，将要区别嫌疑、阐明细微，就不能不显示义理。那事情非常明显，那法则非常明白，不待言辞而自见，已经列举了事情而法则不可逃避。所以诸侯盟会、防御、征伐的次序，各自按照其位次而没有改变卿大夫受命与否与多寡的数量，各自按照其所见而没有变革。这样之后才可以知道其为纲纪文章者尽废。而乱之极也。

公羊、谷梁有依据经文而言义的，有依据事实而言经的。然而当时还难免有失去依据的，又有无事而穿凿附会来解释经文的，那么不知道他们依据什么来说事呢？为什么不记载在传中？认为没有看到事实吗？

译那么，凭什么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呢？像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这类事件，《春秋》记载军队进入城邑、进入国家的例子很多，人们只看到“入”这一行为本身是罪过罢了。这里先记载莒国人进入向国，《公羊传》说：“‘入’是指占领了但不居住。”《谷梁传》说：“‘入’是指内部不接受。”接着记载进入极国，其用词与进入向国起初并没有不同，但《公羊传》却说：“这是痛恨开始灭亡他国。”《谷梁传》却说：“这是防止同姓相残，所以予以贬斥。”况且经文没有说防止极国，又不知道极国是什么姓氏，这两家怎么知道“入”是防止而极国是同姓呢？这大概只是看到无骇不称氏就认为是贬斥，所以故意认为理所当然罢了。《公羊传》又说：“这是防止，那么记载‘入’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内部的大恶需要避讳。”由此可知“防止”之说没有根据，所以又提出避讳“内部大恶”来充实自己的言论；而《谷梁传》也说：“如果以‘入’人为贬斥的标志，那么别人也会‘入’你了。”如果按这种说法是贬斥，那么应当先用在进入向国上，为什么现在才用在进入极国上？这也是想要加重无骇的罪责，所以把原本用于向国的理由移用到极国上。由此可知，如果不明白大夫不称氏的体例，就会纵横随意地广造许多言辞，以侥幸或许能符合事实，这些都不是从经文中得来的真知。

译亲迎和逆女，本是两件事，两种礼仪互不相干。我本来就已经说过了。亲迎见于六礼之中，而逆女并不包含在内。因为逆女并非婚礼的正统，在他国则称逆，在本国则不称逆，不能将其作为常例。自从《公羊传》《谷梁传》错误地将二者合并为一，都以经书中记载“逆女”为讥讽，认为是不亲迎的缘故，学者们至今无法分辨。凡是经文中说到“迎”与“逆”，都是以客主身份来区分的。“迎”用于寒时，“逆”用于暑时，所尊崇的都是阳气。暑时以阳气为主，而我作为客，所以称为“逆”；寒时以我为主，而阳气作为客，所以称为“迎”。不止如此，乡饮酒礼中说“迎宾”，而祭祀中说“逆尸”，也是因为乡饮酒礼中以我为主。现在女子在他国，以父母为主，所以称为“逆”；迎娶在本国，以新郎为主，所以称为“迎”。这两个名称怎么能混淆呢！推究其错误，大概是因为不懂得研读礼制的过错。士的婚礼，在确定婚期之后。初次举行婚礼时，父亲给儿子酌酒并命令他说：“去迎接你的配偶，继承我的宗族事务。”儿子答应后前往迎接。既已将雁奠放在堂上，走下堂出来，授予新娘车上的绥带，驾车先行返回。这就是亲迎的礼仪。不仅士是这样。《昏义》中说：“父亲给儿子酌酒并命令他迎娶，是男子先于女子的意思。”儿子承命去迎娶，主人在庙中铺设筵席和几案，在门外拜迎。新郎手持雁进入，作揖谦让后升堂，再次拜祭并奠放雁，大概是将雁亲手交给父母。走下堂出来，驾驶新娘的车，新郎授予绥带，驾车绕行三圈，先在门外等候。新娘到达，新郎作揖引导新娘进入，共同食用牢肉，合卺饮酒，以此来体现身体合一、尊卑相同从而亲近的意思。大概天子、诸侯没有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是在初昏之时进行，所以称为昏礼，那么所谓亲迎，是昏日之事，难道是指跨越国境去逆娶吗？以情理推测，凡是娶他国女子，都是提前逆娶到本国，然后在婚期那天迎娶。因此《郊特牲》说：“男子亲迎，男子先于女子，这是刚柔的道理。”新郎亲自驾车授予绥带，这是亲近的意思。所谓亲近，是恭敬而亲近，这是先王得以获得天下的原因。走出大门而先行，男子率领女子，女子顺从男子，夫妇的道义从此开始。曾子问：“新娘在路上，新郎的父母去世，怎么办？”孔子说：“改穿布制的深衣，用白布束发去奔丧。”新娘在路上，新娘的父母去世，那么新娘返回，如同新郎亲迎。还没到达而有齐衰、大功的丧事，怎么办？孔子说：“男子不进入，在外次改换衣服；女子进入，在内次改换衣服，然后就位哭泣。”这些都是当时的具体事务，并非指跨越国境而言。在《诗经》中：“东门之杨，陈风讽刺男女多违背亲迎之礼，女子还有不到达的。”以黄昏为期限，明星煌煌。这也并非指提前逆娶而言。齐风讽刺当时不亲迎，在着地等候我，在庭院等候我，在堂上等候我，这也并非指跨越国境的讥讽。知道这些，就知道逆女不是亲迎。

《公羊传》《谷梁传》既然错误地阐述了逆女的说法，《左传》起初并不为此立义，只是在祭公逆娶王后于纪时说是“合乎礼”，刘夏逆娶王后于齐时说“卿不亲自去，不合礼”，文公逆娶妇姜于齐也说“卿不亲自去，不合礼”。推测《左传》的意思，似乎认为只有天子亲迎，非天子则不亲迎，所以杜预解释说：“天子不亲迎，派遣卿去逆娶而公监督，诸侯有缘故则派遣亲自逆娶。”有人以《诗经》中“文王亲迎于渭”和孔子回答哀公问“合二姓之好，为天地宗庙社稷主，戴冕亲迎”为例，认为即使是天子也亲迎，又说《诗经》中“韩奕于蹶之里”，是卿大夫亲迎的证据。直到唐代赵氏才开始说天子无敌于天下，女子嫁给诸侯，让同姓诸侯主持，嫁给诸侯，诸侯不敢占有她的居室，所谓“为天地宗庙社稷主”，是因为鲁国有郊祀天地的礼仪，并非为天子而言。他的说法也本于杜预，虽然稍异于前两家，但最终没有醒悟逆女不是亲迎，因此随意揣测，终究没有得其正解。以我考证，婚礼有亲迎，特别用来体现男下女的道义，仅此一事罢了。先生以礼治理天下，大概有比这更重要的。四时巡守，各自停留在方岳之下，会合诸侯而朝见，没有贬低身份而适诸侯之国的，这是为了彰显其尊贵。诸侯各自有宗庙社稷的主宰，非朝见天子不出国境，相互盟会之事，都是后世的末流，也没有舍弃自己的位置而到他国的，这是为了统一其尊贵。什么礼比尊尊更大？怎么到了婚礼就改变了呢？文王迁国到丰，在渭水边，渭水从鸟鼠同穴流出，丰是经过渭水的，并非国都，怎么知道一定是跨越国境而逆娶女子？蹶父是周朝的卿士。《韩奕》本是赞美宣王能赐命诸侯，说“拿着介圭入朝觐见天子”，因而及于其娶妻的盛况，大概是因为朝觐而娶妻，并非为了娶妻而逆娶。这两首《诗》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学者只求之于礼罢了。

外臣盟会，鲁国不参与，都不记载于经。盟只有隐公二年，纪子帛、莒子在密盟，一见。会只有昭公二十七年，晋士鞅、宋乐祁犂、卫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在扈会，一见。说是来赴告就记载，难道终十二公而外臣的盟会仅两次出现吗？大概都是因为鲁国的缘故才记载的。纪子帛的事，固然因为平莒怨，得以用字见褒。而扈之会，大概因为谋划纳

译这是鲁昭公的事。左氏知道这件事的经过，却不能阐明其中的义理；公羊、谷梁不知道这件事的经过，所以都省略而不加解说。我这才知道三家解说经书，有的知道事情的经过却不知道其中的义理，有的不知道事情的经过并且连义理也丧失了，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根据传文来考察，昭公刚出奔时，所依靠作为重大支持力量的，只有齐国罢了。齐国既然不能援助，然后才开始向晋国求助。在扈地会盟的时候，昭公还如同在齐国，尚未到晋国。起初宋公已经谋划迎立昭公，没有成功就死在曲棘。卫灵公又想用文公的舒鼎、成公的昭兆、定公的鞶鉴贿赂诸侯来迎立昭公，所以这次会盟实际上是由乐祁犂、北宫喜主持的。士鞅收取了贿赂，意如拒绝了这两个人而没有成功，那么怎么能不记录这件事呢？可惜祁犂、喜不能识破士鞅的阴谋，用大义来对抗他，反而与士鞅一起以名义出现，否则就不会愧对纪子帛了。左氏又把成周的事一并说进去，大概只是看到前年周天子进入成周。成周的战事发生在五年之后，而宋国的仲几正因为不立即做工而被拘捕，哪里能说是合谋呢？大体上左氏不解说经义而凭主观臆测，常常提出两种说法来侥幸多中，然而对经义却没有什么益处。治学的人所看重的，就是谨慎地选取（可信的内容）。

译如果贼害贤人、残害百姓，就征讨他；如果倚仗险固不服从，就进犯他。这是大司马九伐之法，但鲁国的三家大夫都不能分辨“伐”与“侵”的区别，我唯独赞同赵宣子的说法。所谓“伐”是准备钟鼓以声讨其罪，“侵”是秘密行动以使其感到羞愧，这种说法是有证据的。所以郑玄解释《周礼》说：“伐”是军队进入其国境，敲着钟鼓前往，用来声讨其罪行；“侵”是军队加临其边境罢了，是用兵较浅的。用《诗经》来考证，《皇矣》篇说“以伐崇”，城墙的伐击已经到达，城墙坚固，军队已经到了城下；而“侵”是从边境开始，“侵”以边境而言，这是还没有进入国都的意思。《秦誓》也先说“侵于之疆”，而后说“取彼凶残杀伐用张”，也是“侵”较浅而“伐”较深。大体上罪行大就用“伐”，罪行小就用“侵”。“伐”是由出兵的国家主动，因为问罪所以鸣钟鼓；“侵”是到了被侵的国家，然后才问罪，所以不鸣钟鼓。有的进入国都，有的在国外，各自根据归服速度的快慢而不同。学者们不明白，于是说“侵”不用钟鼓，哪有出兵作战而没有钟鼓的呢？大概他们不知道这只是在兴兵之初用不用钟鼓的区别。《左传》的说法自然不能明了。会伐、会侵都不记载胜败，因为“侵”、“伐”是讨罪的名目。古代虽然有征讨的军队，诸侯有罪一定要先用文告的言辞、威让的命令先行告知。如果服从并达成和解，或者进献贿赂以求免罪，或者有大国的援军来救，或者不服从而自行退兵，都还没有到交战就解决了，自然不能用胜败来记载。只有不服从而交战，记载其后事就不写“侵”、“伐”，而以“战”来记载，然后胜败才能显现。齐桓公伐楚，管仲用包茅不入、昭王南征不复作为问罪的言辞。楚成王说：“贡品没有进献，是我国君的罪过，怎敢不供给？”昭王南征不复，您去水边问问吧。还没有完全服从，就驻扎在陉地，直到派屈完来结盟，然后退到召陵，这是和解而免罪的情况。燕国人驱逐了简公，齐侯将要伐燕以接纳简公，驻扎在虢地。燕国人达成和解说：“我国知道罪过，怎敢不听命，先君的破旧器物，请用来谢罪。”公孙晳请求答应他们，于是订立了濡上的盟约，燕国人于是归还了瑶罋、玉椟、荦耳而退兵，这是进献贿赂而免罪的情况。鱼石进入彭城，楚成王、郑伯伐宋，楚国人侵宋以救彭城。宋国华元到晋国告急，晋侯在台谷驻军，在靡角之谷遇到楚军，楚军于是退兵，这是有援军而免罪的情况。楚成王为了庸浦的战役，派公子贞在棠地伐吴，吴国人不出战，公子贞认为吴国不能作战而退兵，这是没有完成伐而自行退兵的情况。像这类情况很多。《左传》都认为是达成和解，或者取“行成”的“平”意。必定是不服从，所以才以战相请。秦伯伐晋，惠公迎接秦军，派韩简观察军队，于是派他请求交战说：“我没有才能，能聚集众人而不能离散他们。您如果不退兵，我没有地方逃避命令。”秦伯派公孙枝回答说：“您没有回国，我担心您。回国而没有安定秩序，还是我的忧虑。如果秩序安定了，怎敢不承受命令。”于是发生了韩之战。《春秋》不记载秦伐，而记载晋战。齐伐鲁北鄙，于是侵卫。鲁国向晋国求援，跟随齐军在莘地。齐侯派使者请求交战说：“您率领君主的军队屈驾到我国，我国不丰厚的赋税，明天早晨请相见。”回答说：“晋与鲁、卫是兄弟国家。来报告说：‘大国早晚在我国的土地上发泄怨恨。’我国君不忍心，派群臣向大国请求，不要让军队淹留在您的土地，能进不能退，您没有地方受辱。”于是发生了鞌之战。《春秋》不记载鲁伐，而记载鲁战，因此胜败得以显现。围也不记载胜败，因为“围”是不服从而进逼，也还没有到交战的地步。围而进入就记载“入”，围而防御就记载“防”，不服从而交战就记载“战”，不然如果像伐而免罪的情况，那就只是围罢了。天下无道，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孔子用十世来说明。郑人伐防，有人说这是《春秋》开始记载“伐”的地方，也不一定。隐公、桓公之间，凡是用兵、盟会、伐、围，多以宋、郑、齐、卫、鲁五国为主，而陈、蔡跟随。用礼来考证，二伯、方伯都得以专征。外诸侯称嗣，虽然他们的祖先都是选择有功德的人担任，死后也必定传其世代。卫人指责宣公不能修方伯、连帅的职责，是对的。自从周公、召公分陕而治，而管、蔡的讨伐，周公亲自参与，那么周公、召公就是文王、武王、成王的二伯。康王即位，太保率领四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领东方诸侯入应门右。这时周公已经死了，召公应该依次迁任，而毕公继任，那么召公、毕公就是成王、康王的二伯。管仲说“召康公赐给太公五侯九伯，你实际征伐他们”，那么太公也是一位老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说“召康公赐给他”，康公就是召公，应该与毕公相先后，那么太公也是成王、康王的二伯。诸侯跟随桓王伐郑，《左传》记载虢公率领陈人、蔡人，周公黑眉率领卫人，那么虢公、周公就是桓王的二伯。成王封康叔而告诫他说：“孟侯，孟侯”，孟侯就是元侯。那么卫康叔就是成王的方伯了。周朝东迁，依靠晋、郑。平王赐给晋文侯命令，那么晋文侯就是平王的方伯了。郑国迁都到虢鄫之间，桓王以武

译郑武公、庄公担任卿士。在讨伐宋国的战役中，左氏认为郑伯是奉周王命令讨伐不朝觐的诸侯，那么郑武公、庄公就是周桓王时代的方伯了。宋国是商朝的后裔，爵位为上公，虽然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权独自征伐，但陈国请求宋国讨伐郑国时说：“由您做主，我国将率领陈、蔡两国跟随。”看来宋国也疑似是方伯。大致据此考察，自周公、召公、毕公之后，齐国曾担任二伯，宋、晋、鲁、卫、郑都曾担任方伯。到了春秋初期，距离那时还不算久远，那么在周隐王、周桓王时期，难道这五国都能继承其先君的地位，而天子又再次任命他们为方伯吗？等到他们势力微弱，有的不能自我振作而废弃了职责，有的因有罪而被天子断绝关系，这就不可考了。所以齐国、卫国在蒲地会盟，以谋求自身的利益。等到齐桓公兴起而谋求霸业，天子顺从而任命他。齐国衰落后，宋襄公谋求霸业未能成功，晋文公重耳又继承了这个局面。于是天下只跟随霸主，而二伯、方伯都不能完全推行周礼。所谓“征伐由诸侯发起”，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独自征伐的权力，而是说他们不能像周文王那样，凭借天子的命令来任命将帅，不向天子请示就自行行动。这就是《春秋》讥讽的原因。

译《春秋考》卷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五

宋 叶梦得 撰

隐公

天王驾崩，向诸侯报丧时不称其名。诸侯去世，向邻国报丧则称其名。因为“卒”是终结生命的大事，不可以不严肃。天子只有一位，不存在不正统的嫌疑，所以不称其名。这是天子与诸侯的区别，并不是说尊者不称名，卑者就称名。古代本来不把名字看得很重，人死后尚未结束哭丧仪式时，还不避讳其名。等到哭丧仪式结束，认为生者的事务已完结，鬼神的祭祀才开始，然后舍弃旧例而避讳新讳，这只是为了区分鬼神的祭祀罢了。所谓舍弃旧例，就是不再避讳已故国君的名讳，亲属关系疏远就不再避讳了。所以卫国国君名叫恶，他的臣子也有名叫恶的。蔡侯先前有叫申的，后来又有蔡侯申，《春秋》对此没有讥讽。而《礼记》却认为诸侯生前不称名，我本来就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公羊传》、《谷梁传》以日月为例，我本来就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况且我曾考证过：隐公三年记载“三月庚戌，天王崩”，《左传》说：“壬戌日天王驾崩，报丧时说是庚戌日，所以记载为庚戌。”桓公五年记载“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谷梁传》认为甲戌日出殡，己丑日得到消息，所以记载了两个日期。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驾崩，《左传》说：“王派使者来告知，派人去询问驾崩的日期，回答说甲寅日，所以记载为甲寅。”这是为了纠正错误。文公十四年九月，齐公子商人弑杀其君舍，《左传》说：“七月乙卯日夜，商人弑杀舍，派人来告知祸难，所以记载为九月。”僖公九年记载“甲子，晋侯佹诸卒”，《左传》说：“九月，晋献公去世，只以崩、弑、卒这一类事情来推论，之前天王驾崩说是壬戌日，大概是报丧日期有误；陈侯去世包罗了两个日期，之后天王驾崩询问日期，才知道是甲寅日，这是没有按日期报丧；商人弑君七月发生却说是九月，这是没有按实际日期报丧；晋侯去世不记载月份，而《左传》记载为九月，这是史官得到了消息而晋国没有报丧月份。其参差不齐就像这样。”在二百四十二年间，有时不报丧月份，有时不报丧日期，史官能一一询问并补充吗？如果有一个来不及询问而缺失，那么应当作为定例的规则就废除了。《左传》的话虽然未必完全真实，但大抵日月不可能都完整无误，《春秋》虽然想确立定例，却做不到。

凡是经文中提到尹氏的有两处，有以官职举称的，有以家族举称的。经文说尹氏掌管事务，这是以官职举称。大概凡是官职的首领都称为尹，所以总称众官为庶尹，而说尹氏，就像诸侯自称曾孙侯氏一样。《诗经》说尹氏太师，这是以家族举称。大概太师而姓尹的，所以因其家族显盛而一并举称。而这里说尹氏，就像说崔氏出奔卫国一样。学者大多来不及辨析，大抵认为是以家族举称，所以认为尹氏掌管事务从成王以来就有，是以前就见过的，不是《春秋》所讥讽的，于是依照《左传》以君氏为正，这大概是错误的。尹氏以家族举称，从幽王时就已经出现，到了桓王时代，这就是它被称为强大的原因。其末流到了景王之后，竟然专权废立，那就达到极点了。然而成公十七年有以尹子记载的，为什么不举称其家族？这是因为大夫而以爵位见称。大夫不是三公的职位，虽然有两种含义，大概也不互相妨碍。

《王制》说：天子封地内的诸侯俸禄，指的是天子的公卿。大夫在王畿内享有采邑的。外诸侯继承，指的是五等诸侯各自世代传承其嗣子。至于诸侯的卿，大国享有二百八十八人的俸禄，次国享有二百一十六人的俸禄，小国享有一百四十四人的俸禄。其中大国下大夫享有七十二人的俸禄，直到下士享有九人的俸禄，就穷尽了。次国、小国大概也以此类推，都称为俸禄。大概诸侯大夫也有封邑。诸侯继世效法贤能，其嫡子出生就向天子发誓，死后就立他，不需要请求就拥有国家，这就是所谓的嗣。卿大夫在王那里享有俸禄的，都不能世代继承官职，死后子孙各自在其封邑享有俸禄罢了。如果不是君主命令立他，就不能专擅，这就是所谓的禄。诸侯的大夫，其子孙爵位俸禄都不能世代继承，比天子有所降低。所以说：诸侯世子世代继承国家，大夫不世代继承爵位。如果以德授爵，以功赐爵，比照天子的元士来统治其国。诸侯的大夫不世代继承爵位俸禄。大概卿大夫不用贤能就必有功绩，当宾客举荐贤能时，本来就说以贤能制定爵位，那么百姓就会谨慎德行；以功绩制定俸禄，那么百姓就会兴起功业，这是为了教化。等到提拔他们担任职位，必定以德诏令爵位，以功诏令俸禄。有贤能与功绩而不立他，是不可以的；没有贤能与功绩而立他，也是不可以的。所以以贤能与功绩来说，文王称赞任职者世代享有俸禄；不以贤能与功绩任用，那么纣王说用人凭世袭。《诗经·裳裳者华》说：“古代的任职者世代享有俸禄，小人在位则才能诏令并进，抛弃贤者之类，断绝功臣之世。”所谓贤者之类，功臣之世，难道每个人都能做到吗？春秋之时，卿大夫年老且生病，其君主必定询问后事，有的死后就立他的子孙，如祈奚立午，荀偃立吴，是询问后立他的。仲婴齐继承归父，叔孙豹继承侨如，是立他的。所以范宣子自说：“城濮之战，我先君文公在衡雍献功，匄啊，先君守臣的后嗣。而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