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考卷十三

译《春秋》记载了庆父弑闵公的事；而公子遂弑子赤，却没有记载。虽然说是因为国内的大恶要避讳，但这样两人的罪过就被掩盖而不在《春秋》中显现了。从来没有最终掩盖其事而不显露出来的。大概闵公被弑，应当以哀姜为首恶；子赤被弑，应当以宣公为首恶。那么这两个人就不能立即加以诛杀。所以闵公去世而记载“夫人姜氏逃到邾国”，夫人为什么要逃跑呢？夫人逃跑而庆父出逃，那么庆父的罪过与夫人相同，就可以知道了。子赤去世而宣公即位，宣公为什么要狠心即位呢？宣公即位而公子遂到齐国迎娶女子，那么公子遂的罪过与宣公相同，也可以知道了。不只是这样，闵公去世而庆父得以出逃，可见国家没有贤人，而元凶得以放纵逃脱，那么闵公的臣子都该被断绝关系。宣公即位而公子遂得以迎娶女子，可见国家没有贤人，奸诈的阴谋得以公然施行，那么子赤的臣子也都该被断绝关系。左氏说《春秋》含蓄而显明，记述而隐晦，委婉而成章法，详尽而不污浊，惩戒恶行而劝勉善行。在庆父和公子遂身上完全具备这五点，而说《春秋》对齐豹等人所施行的原则是荒谬的，这是不对的。

译救援之事以先后次序为义，经文原本没有这个意思，只是按照事情的顺序记载罢了。那些强行解释的人，特别是公羊、谷梁误将“次”当作“忘”，所以认为没有赶上救援。既然“次”并非“忘”，那么公羊、谷梁的说法自然不能成立，何必再怀疑呢？救援邢国是担心狄人入侵而提前防备，当时并不知道狄人一定会侵犯邢国，那么军队出发时，怎么能就说是在救援呢？只见军队驻扎在聂北而已。等到狄人想要侵犯邢国，因为有三路军队的援助而不敢前进，那么邢国的危难就从三路军队那里解除了，然后才见到救援的事情，那么救援自然应该后记载。雍榆本来是为了齐国讨伐晋国而去救援，那么当救援孙豹的军队出发时，救援的事情已经确定，怎么能不知道救援呢？军事上的事情不能一概而论，不一定解除包围、抗拒战斗才算是救援。比如后世有时袭击敌人的空虚之处，有时窥伺敌人的间隙，有时扼住敌人的归路，有时断绝敌人的粮道，只要使敌人知道畏惧而不敢停留，都是救援。怎么知道雍榆不是出于这种情况呢？不必像公羊、谷梁那样拘泥于传达君命，那么驻扎自然应该后记载。只有能明察“救”的名义，才知道经文没有贬低的意图。

偃打败邾国的军队，左氏说是虚丘的戍卒将要回去。杜预说邾国人既然送回了哀姜，齐国人杀了她，因此戍守虚丘，想要侵犯鲁国。鲁国以道义请求齐国，齐国送姜氏到防地归还，邾国人害怕，于是回去，所以鲁僖公拦截并打败了他们。这些话固然没有根据，然而以人情来揣度，也有不通的地方。闵公弑杀姜氏，出逃到邾国，季友也带着僖公到邾国，僖公从邾国回国而获得君位，虽然未必是邾国出力，但也不是没有好感。邾国虽然是姜氏的母家，为什么厌恶鲁国，就想要侵犯它呢？僖公是贤明的君主，柽地的会盟才过一个月，就趁人不备而拦截攻击吗？这是左氏拘泥于“未列阵称为‘败某师’”的体例而编造的说辞罢了。据我考察并非如此，姜氏出逃到邾国，大概是自己知道参与弑杀闵公的罪行不被鲁国所容，而依托邾国来巩固自己。季友带着僖公到邾国，也是跟随姜氏而不敢断绝与母亲的关系，而齐桓公在夷地杀了姜氏，夷是地名，不是邾国归还她而是齐国来索取她，而也不能保证她依托僖公，因此对邾国有怨恨吗？柽地的会盟，邾国人在那里，齐桓公大概想与诸侯一起平息邾国对鲁国的怨恨而没有成功，所以记载会盟不记载结盟。不久打败了邾国的军队，那么僖公不敢因为自己的好感而忘记母亲的死。《春秋》在七月记载姜氏去世，八月记载柽地会盟，九月记载打败邾国军队，十月记载打败莒国军队，那么是为了讨伐他们接纳庆父。它们的顺序都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带领诸侯的人看到鲁僖公的道义不得不讨伐。不然的话，依托别人来免除自己的罪责，安定下来就反过来攻打他，与人交好，才过一个月就施加武力，《春秋》难道没有贬低吗？

谷梁解释经文，虽然在三家之中稍微严密一些，但他的浅陋也有相信所听到的而完全不考证经文的情况，也不可不明察。公子友俘获莒挐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公子友的贤能，谷梁本来自己知道。俘获莒挐的战役，经文记载十月壬午，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打败莒国军队，俘获莒挐。既然说率领军队，又说打败莒国军队，这与记载宋华元率领军队与郑公子归生在大棘作战，宋军大败，俘获宋华元，有什么不同呢？谷梁对于华元说尽用他的军队来救援他的将领，以三军对抗华元，大概是从率领军队而失败推断出来的。现在对于莒挐却只说屏退左右二人独自做事，说欺骗莒挐用孟劳杀了他，为什么不能说是尽用他的军队来救援莒挐而以三军对抗他呢？如果胜负在于两个人，而且是用欺骗侥幸获胜，那么《春秋》怎么能记载公子友率领军队以及打败莒国军队的事情呢？这不仅失去了季友的贤能，而且连《春秋》的书法也丢失了。这是江熙攻击的事情。公羊说：莒国人向鲁国求取贿赂，鲁国人不给，因此兴师讨伐鲁国，季子等待他们进行偏战。推测这个意思，谷梁并非不知道，只是被所听到的蒙蔽，于是连传达经文的意思也忘记了。由此可见，凡三家有的得到所听到的而不能审察，有的推测可能如此而跟着解释，都有这种弊病，不是深通经文的人不能核实。

楚丘左氏说是诸侯修筑的，鲁国后来会盟所以不记载，以鲁国独自完成为文。这大概是看到城缘陵记载诸侯，而这里不记载，与鲁国修筑国内城邑的辞句相同，所以这样说。用《诗经》来判定，《方中》《木爪》两篇考证，那么封卫的实际上是齐桓公，但并非齐桓公独自做的，大概是命令鲁国做的，齐国以霸主身份主持，所以《诗经》专门赞美齐桓公。古代建立邦国，划定疆界而沟渠封界，是天子的事情，称为大封之礼，诸侯本来不能独自封国。而春秋之时，救患分灾，有天子不能做而诸侯做的，那么就以道义给予认可，所以记载城楚丘。如果不应该修筑而修筑，以示贬低，不说城卫，而说城楚丘。不记载公与齐侯会盟，而直接说城，委婉其辞以隐藏其名，使过错不立刻显现，这就是所谓实质给予而文辞不给予。左氏大概不知道独自封国的意义，所以妄意后来会盟的话。后来会盟固然有罪，其独自封国的罪过还有更大的，舍弃重的而责备轻的，难道是春秋的道义吗？然而缘陵的城又见于《春秋》，这是不足以叙述而不叙述的。大概这时齐桓公的德行衰落了，咸地的会盟是为了谋划杞国，而不立刻修筑，等到公子友到齐国，诸侯已经散了，第二年再次会盟才开始修筑，有不得已的情况。左氏的话有缺失，而杜氏说器物用具不齐全，城池不坚固，道理当然如此。给予的，是因为

译能够救助祸患、分担灾难，如果迫不得已而到了缺失的地步，那有什么好处呢？所以虽然不直接斥责他筑城杞国，但可以看出诸侯不能为他完全隐瞒。虽然记载了诸侯但不排列次序，认为不值得排列次序。蔡丘之盟说：“没有受封而不告知的。”齐国本来就要把这当作自己的责任，现在一概统称为诸侯，那么桓公和诸侯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谷梁传》也用聚集的辞令和分散的辞令来论述，认为通过聚集来借以显示桓公德行的衰微，这也算是听到了这样的道理了。

译有人说：“狄人灭掉卫国，淮夷灭掉杞国，史书都不记载‘灭’字，却记载了‘筑楚丘城’和‘筑缘陵城’。认为说‘灭’就意味着重新分封，所以用‘筑城’来隐去分封的事实，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狄人攻入卫国，懿公虽然在战争中死去，但狄人离开后并未占有卫国，戴公、文公都在位，这就不是灭国，只是攻入而已。《定之方中》所说的“卫被狄人所灭”，是指国君死难称为灭，指的是懿公。至于杞国，则是淮夷使其困苦，“病”的意思是，并非指单一事件，而是指杞国屡次受困，想要迁徙躲避却做不到，齐桓公与诸侯共同帮助它迁徙，这也不是灭国。起初狄人刚攻入卫国，戴公迁徙到漕地野外居住，桓公派公子无亏率领军队救援并封立他，不久封立后戴公去世，《木瓜》这首诗说的就是此事。文公即位后想改迁到楚丘，但力量不够，桓公于是再次封立他，《定之方中》这首诗说的就是此事。所谓封立，像卫国所说的那样，赐予车马、祭服、牛羊猪鸡狗、门材、鱼轩、重锦，使其忘却亡国之痛，这也是封立。姑且给它筑城，使其有所安顿，并哀怜其亡国，这也是封立。这就是杞国与卫国不同的原因吗？然而《定之方中》记载的是夏历十月，即周历十二月的事。所谓“水昏正而栽”，所以诗中说得其时，百姓为之喜悦，而《春秋》记载为“正月”，那是夏历十一月，大概是计算工程完成的时间而言。所谓“日至而毕”，封立国家必须等到其完成，封立而不能完成，不能称之为封立。邑不称灭，下阳却称灭，是因为下阳关乎虞、虢两国。下阳是虢国的邑。虢国是虞国的屏障。失去下阳就会失去虢国，失去虢国就会失去虞国，两国的存亡，不在于其本国，而在于下阳。虞国既然借道去伐虢，下阳失守则两国随之灭亡。这是《春秋》见微知著的表现。所以虞国灭亡不书“灭”，而书“执虞公”，表明虞国灭亡已久，所剩下的只有国君而已。那么虢公为什么没有被记载呢？根据传文考证，虢公丑大概逃奔到京师，不能与虞公同时被记载。那么举出虞国就可以知道虢国的情况，左氏认为修筑虞国宗庙，以供其职贡，也不一定对，这是看到不书“灭”而随意猜测的结果。

有人说：“舒本来就是个国家。杜氏认为徐国在下邳，舒国在庐江，怎么能成为附庸呢？”回答说：这不是那个舒国。徐国和舒国相距很远，不可能兼并。《鲁颂·僖公》说“抵御戎狄，惩戒荆舒”，徐国攻取舒国是在僖公三年，如果确实是那个舒国，那么它灭亡已经很久了，不应该到这个时候才说“惩戒而已”。根据经文考证，舒蓼灭于宣公，舒庸灭于成公，舒鸠灭于襄公，都并入了楚国。这才是所谓的“荆舒”，大概是舒国的别种，分为三支，与楚国为邻，楚国可以兼并它们，而徐国不能兼并。那么徐国所说的舒国，只是名称相同罢了。郑氏注解“荆舒”为“群舒”，左氏传“舒蓼”为“众舒”，那么舒国本来就不止一种。既然都灭于楚国，那么楚国与郑国，土地相连，是可以兼并的。它们分为三支，就像赤狄所说的“潞氏、甲氏及留吁”。杜氏注解“舒蓼”为两国，“舒庸”为东夷国，“舒鸠”为楚属国，大概是错误的。而且文公五年，楚人灭六，左氏说臧文仲听说六和蓼灭亡，说：“皋陶、庭坚不祭祀了。”杜氏说“六即今庐江六县，蓼即今安丰蓼县，怎么等到宣公时才灭亡呢？”这是自相矛盾而不自知。凡是《春秋》所记载的地名，都不能完全考证。杜氏号称最留意于此，也不免有误。既然不能完全考证，不如以经文为质，以条例贯通，这比不知而妄作要好。

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致送夫人。左氏认为以哀姜为例，说：“凡是夫人不在寝宫去世，不在宗庙停灵，不向同姓诸侯报丧，不祔祭于姑母，就不致送。”这四条，我本来就说它们不对，而且与哀姜的情况也不符合，所以杜氏补充说，只以不在寝宫去世这一条对应，其错误自然可知。公羊认为讥讽以妾为妻，是被齐国媵女先到的胁迫，不知其依据何在，而何休于是认为僖公本来聘楚女为正妻，齐女为媵，齐国先送其女，胁迫僖公使用为正妻而废掉楚女，这尤其不合情理，果真如此，楚国难道不会讨伐吗？只有谷梁认为是立妾的辞令，虽然与公羊相同，但不指名其人。刘向认为是成风，大概是因为所说的就是外之弗夫人而见正者，指秦人来归僖公成风的赗赠，而不称夫人，那么谷梁本来就说成风。我考证后书“夫人风氏薨”、“哀我小君成风”，如果不是受命致之为夫人，那么《春秋》怎么能并称曰“夫人”、曰“小君”呢？那么谷梁的话是对的。所以接着说“王使荣叔归舍，且使召伯来会”，都去掉“天”字，大概是在致夫人时贬低僖公，以僖公为重，那么王不可并见，所以在舍、会、去天以贬王。既然命之为夫人，那么不得不含混与会，所以在其终以见贬轻重先后之序。而赵氏以称夫人而不氏为时君妻，谓声姜，且以声姜不致为证，夫时君妻固未尝不氏，而声姜之不致，或娶在即位之前，如襄与定之夫人亦皆

译不记载“至”，因此说谷梁的见解尤其浅陋。

译晋国的里克在防地会见郑国，想要拥立文公，便利用三位公子的党徒发动叛乱。起初，里克准备杀害奚齐，事先告知荀息，荀息不听从。里克随后自行杀死了奚齐。等到荀息拥立卓子，里克又接着杀死了卓子。那么奚齐和卓子，都是里克不承认其为君的人。奚齐尚未正式成为国君，所以史书称“杀其君之子奚齐”。卓子已经正式成为国君，于是史书称“弑其君卓”。这与凡是弑杀国君的情况，措辞是一致的。大概君臣关系，是天下的重大道义，只要有一天面朝北方侍奉他，他就是国君，不询问他的善恶是否得当。里克如果确实不认为奚齐、卓子是正当的国君，而志在拥立文公，那么离开他们，向大国请求拥立文公，是可以的。怎么可以因为荀息不听从而再次杀害他们呢？弑杀国君的罪恶，哪有比齐国商人弑杀齐舍更大的呢？商人弑杀齐舍，齐国人既不讨伐，而国君的继承人虽然被杀，那也是弑杀其君，不追问其初衷。卫国孙林父驱逐献公而立剽，临死前后悔，命令他的儿子孙喜，让孙喜驱逐剽而恢复献公的地位。剽固然是孙林父的国君，而孙喜则不是国君。等到孙喜杀死剽，史书也记载为“弑其君剽”，大概是因为孙喜预先参与了孙林父的谋划。古代士人不传递贽礼，就不成为臣子，所以在民间称为“草莽之臣”，在国都称为“市井之臣”，至于享受俸禄并占据职位，那么君臣的道义，不仅仅在于自身而已。自己所尊奉的国君，全家都尊奉为国君，何况是奉行父亲的意志并占据父亲职位的人呢？所以这两人的弑君行为，虽然情况不同，但《春秋》一律以弑君记载，这是为了端正天下的道义。

晋国的奚齐，齐国的舍，都是未过一年的国君。里克弑杀奚齐，史书记载为“杀其君之子奚齐”。商人弑杀国君，史书记载为“弑其君舍”。天下的罪恶，没有比弑杀国君更大的了。然而圣人在疑似和轻重之间，未曾不详尽其情，使得有罪者都自以为理所当然而无异议，见到预先参与谋划的人也都认为没有不当而无异议。这就是用来厌服天下人心而垂示万世训诫，能使乱臣贼子虽然敢于冒犯君亲，但不能不畏惧我的史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舍是正当的，奚齐是不正当的。商人弑杀舍取而代之，里克弑杀奚齐而想要拥立他人。我难道要用弑君之恶一概治理吗？那么凡是天下后世想要以庶子夺取嫡子地位的人，谁不会起来互相争斗？谁来纠正他们呢？这是有法度的：虽然未即位但改了年号，仍然有故君的道义在，而不正当的人怎么能夺取呢？那么这只是杀其君之子而已。里克的心意，也可以稍加宽恕了。这不是为了赦免里克，而是为了端正天下的不正当，以平息动乱。难道因为未过一年就不认为他是国君吗？那么凡是天下后世想要侥幸图谋篡位的人，谁不会趁机放肆？谁来纠正他们呢？这是有道义的：虽然未成为正式国君但最终以国君身份治理国家，那么想要篡位的人怎么能夺取呢？这也是弑其君而已，而商人的罪过也就无处隐藏了。这不是为了加重商人的罪责，而是为了断绝天下无君无父的现象而遏制邪恶。法度，是天下共同遵守的；道义，是天下共同实行的。法度胜过道义，就遵从法度；道义胜过法度，就遵从道义。除了《春秋》没有人能分辨清楚。

凡是诸侯有事，前面没有见过的，统称诸侯而不列出具体人名的情形有四种：筑城缘陵，两次在扈地会盟，在防地会见，其余如首止、葵丘的会盟，以及救许、救徐，前面已经见过而后不列出具体人名的，所谓一事再见，前面列出具体人名而后统称的。左氏在缘陵说诸侯筑城缘陵而杞国迁居于此，不记载具体人名，是有缺漏，这大概是正确的。在扈地会盟，则认为齐侯、宋公、卫公、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会合赵盾拥立晋侯，因为鲁公后来所以不记载，从而作为例证说：凡是诸侯不记载所会见的，是因为后来，后来所以不记载，是因为该国君主不敏捷，那么与前面的说法自相矛盾。到后来在扈地会盟，又说：晋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重申新城的盟约，并且谋划讨伐齐国，齐人贿赂晋侯，所以未能成功而迁徙，于是有了齐国的灾难，因此鲁公没有去防地。记载说：诸侯在扈地会见，无能为力。凡是诸侯会见，鲁公不参与，不记载，是避讳君主的过错。参与而不记载，是因为后来。在扈地会见说：晋侯在黄父狩猎，再次会合诸侯于扈地，平定宋国。鲁公没有预防齐国的灾难所以没有去。记载说：诸侯无功。那么合并两种说法而兼用。诸侯会见盟约而鲁公不参与在《春秋》中多见，未曾不列出具体人名，为什么唯独在这里不同呢？会盟而后来，这也是参与会盟，为什么合并诸侯而不得列出具体人名呢？这大概是贬低他们不能如约，认为不值得叙述而不叙述，所以虽然没有缘陵的缺漏、扈地会盟的无能为力、扈地会见的无功，而在拥立晋侯的会见中却怀疑，所以又提出后来会见与不参见的说法，以多求之。不知道赵盾违背先蔑而拥立灵公，以大夫身份会见诸侯，诸侯顺从而成就他，这也是不值得叙述的。罪过固然有轻重，《春秋》凡是记载没有不举重轻的。如果讨伐齐国而接受贿赂，平定宋国而无功，使鲁公预防或按时到达，那么将宽恕他们吗？如果认为不可宽恕，那么何必再讨论鲁公是否参与先后？这可见左氏不懂经义，曾听闻其说法而不能坚守，所以又出自己意以臆测。那么所谓有齐国灾难而不参与与后来参与的，都未必有实据，是附会来成就其说法的。《公羊》、《谷梁》在这里也都不

译能够明白。《公羊传》在解释扈地之盟时称：这是鲁公违背了礼制秩序，诸侯不应被允许与鲁公结盟，然而晋国大夫却让鲁公与诸侯结盟，其意似乎是认为文公过错太多，诸侯不屑于与他结盟，但为何偏偏在此处体现出来呢？《谷梁传》在解释筑城缘陵时称：诸侯筑城有省略的辞例。桓公的德行衰落了，至于扈地之前的盟会，只是简略地记载而已。这些解释都仅仅知道其表面现象，而不能真正把握《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所以他们的言论有的正确有的错误，且未能详尽，可惜啊！左氏虽然知道其表面现象，但后来却另外增加补充了言辞，这与不知道的人是一样的。鲁公与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而齐国最终背叛了他。戊寅日，大夫结盟却不记载其君主，不列次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译研究《春秋》的人，虽然以事实为根本，然而史书所记载的，未必都完全真实，有的从传闻中得来而不详尽，有的出于传授接受而有增减，古今情况是一样的。只有懂得经义的人，用事实来衡量，用情理来揣度，那么那些或真或假、或取是去非的情况，就像用秤称轻重一样分明，没有什么能逃避的。我所厌恶的是主观臆断，因为它没有依据而忘记了相信那些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易经》说：“用来沟通天下的志向，用来确定天下的功业，用来防止天下的疑惑。”沟通志向，就是揣度情理的意思；确定功业，就是衡量事实的意思。天下的道理，不过有两条，情理与事实相互穷尽，疑惑就可以防止了。不仅仅是《易经》如此。郑国的髡顽去世，左氏认为他是被群臣弑杀的，而郑国却以患疟疾去世上报。弑杀与病逝相差甚远。《春秋》是正名定罪的书，如果是弑君却只以病逝上报，书写“卒”字又怎么体现褒贬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况且当时，诸侯正在鄬地设防，以谋划对付楚国，郑伯想背离楚国而追随中原诸侯，诸侯虽然没有与他约定，他自己前往鄬地。鄵地距离鄬地不远，如果群臣违背诸侯而弑杀他们的君主，诸侯没有不知道的，怎么肯就这样算了而不讨伐呢？所以我独自认为传文是虚妄的，是用事实衡量后得出的结论。鲁国的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谷梁说：“不是让他来朝见，而是让他来请求罢了。”范甯认为季姬出逃，而让鄫子来请求娶她。男女内外的区别，从士以上本来就已经分宫居住了，一个家庭尚且不能混乱，哪有宫内女子在公宫之中却能突然出逃并与外诸侯相遇的道理呢？当时鲁国的国君是僖公，虽然没能完全以礼治国，但也必定不至于不能防范家中混乱到这种地步。诸侯离开自己的国境，必定相互通报，鄫子突然进入鲁国国境，鲁国的守门人难道会不知道而让季姬得以相遇吗？这也是显然不可能的。从郑国徐吾犯的事情来看，知道当时风俗的弊端有如此严重，即使是贤能的子产也不能禁止，那么僖公宠爱他的妹妹而不忍心剥夺她的欲望，情理上或许存在。所以我认为传文是虚妄的，是用情理揣度后得出的结论。凡是我想要探求经义，不跟随传文而自行判断，大体上都像这样。众人不相信传文，是凭主观意图；我不相信传文，是依据经义。必定有懂得经义的人，然后才能通达我的意思，这就是我自信而不怀疑的原因。

孟子说“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那方面比这方面好是有的，城濮之战之类就是如此。那么战争如果是正义的，君子也会认可吗？卫灵公问陈子曰：“祭祀礼仪的事情我曾经听说了，军事的事情我没有学过。”第二天就离开了。君子厌恶战争，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出战就能取胜”，难道真的是击鼓进军，兵器相接，杀死敌人之后才叫取胜吗？记载礼仪的人认为君主亲自视察社坛，以练习军事，求得使意志顺服，不贪图所得，作为取胜的方法，这也只是知道作战的方法罢了。孟子说：“凭借天下所顺从的，攻打亲戚所背离的，所以君子有不战的时候，战就必定胜利。”这是作战的道理。如果这样，所谓喜好仁德而在天下无敌的人，谁和他作战呢？所以说：“各自想要端正自己，哪里用得着战争？”这是以不战作为战。孔子想要用正道匡正天下，齐桓公小白兴起，他的功劳虽然值得记录，但只称赞他“九次会合诸侯，不靠兵车”。至于他讨伐国家有九次，没有不被贬斥而称其名的，知道王道的人，重点在这里而不在那里。那么《春秋》三十四次战争，偏颇的战争尚且在被诛讨之列，何况欺诈的战争呢？所以鲁国国内用兵，都不说胜负，不使得败绩显露出来。自败邾师于偃以前，凡是显露败绩的有四次，这是鲁国胜利。自及邾人战于升陉以前，凡是显露战争的有三次，都是鲁国失败。胜利就显露国君，失败就隐去国君，大概都是国君所为，而大夫没有参与。只有闵公时记载“公子友在郦地击败莒国军队”，只出现一次，是有原因才说的。不是没有大夫的战争，所责备的是由国君承担，那么大夫就简略而不值得说了。自僖公二十二年升陉之战之后，国君不再出现，而大夫出现了，但也只有文公时以叔孙得臣击败狄人，昭公时以叔弓击败莒国。整个《春秋》时期，只有这两次胜利而战争都不记载，难道这百五十七年之间，都是国君率领大夫失败吗？大概是国势衰微，避讳不责备国君，而由大夫承担，而大夫的失败也是我不可说的，姑且只显露这两次胜利罢了。而记载外敌讨伐我国的有二十二次，那么我们屈服求和与避讳不可说的，都无法知道了。所责备的越宽松，那么受责备的就越深重；所避讳的越多，那么可以避讳的就越广泛。这都是君子厌恶战争而将责任归于内部的原因。既然内部记载如此详细，那么对外部的责备不言而喻。由此说来，如果不是像孟子所说的“端正自己哪里用得着战争”，那么就像孔子所说的“我出战就能取胜”，谁和他为敌呢？

文公

僖公在十二月去世，第二年文公即位。四月安葬，经文中接着记载叔孙得臣前往京师。秋天，公孙敖在戚地会见晋侯，不废朝会盟之事。文公应该称爵位，而公孙敖也必定遵循吉礼。所以左氏提出条例，认为凡是国君即位，卿大夫出访并聘问，实践修复旧好，结交外援，善待邻国。杜预说诸侯居丧，那么国事

译都使用吉礼，不仅仅是这样。等到公子遂出使齐国，送左氏氏女子去和亲，也被认为是合乎礼制的。说：“凡是君主即位，要搞好舅甥关系，修好婚姻，娶正妻，来供奉祭祀用的谷物。”杜预也认为这是除去凶丧后的即位，因此派遣卿大夫去修好关系。这都是把安葬完毕作为除去丧服的标志吗？周襄王在八月去世，第二年二月安葬。前文记载毛伯来求取金器，左氏说没有记载王命，是因为还没有安葬。这也是认为安葬之后就可以称王命了。礼制的缺失，即使是左氏尚且不能知晓，何况杜预呢？

译文公为僖公主。左氏认为这不合礼制。凡是国君去世，在卒哭祭之后进行祔祭，祔祭之后制作神主，在寝宫单独祭祀，在宗庙举行烝祭和尝祭。《左传》错误地将此事记在僖公的末尾。古时候天子驾崩，国君去世，祝官取来各庙的神主，藏于祖庙，象征因有凶事而聚集。后来夫人去世也是如此。刚死时的祭祀称为奠，安葬后的祭祀称为虞，卒哭时的祭祀称为祔。奠祭在灵柩旁，虞祭在道路上，祔祭在宗庙。奠祭与虞祭称为丧祭，因为丧礼尚未完成。祔祭称为吉祭，因为丧礼已经完备。安葬后制作虞主，练祭后制作练主。虞主用桑木，因为桑通丧；练主用栗木，因为栗通战栗。所以礼书上说：“下葬后，有司在墓旁设奠，到中午举行虞祭。这一天，用虞祭代替奠祭。卒哭称为成事，用吉祭代替丧祭。第二天祔祭于祖父，就用死者生前穿的衣服，合并各庙的神主，在祖庙祭祀。”祔祭之后制作虞主，各庙的神主就返回各自的庙，虞主则在寝宫祭祀。卒哭时的祭祀称为成事，小祥时的祭祀称为常事，大祥时的祭祀称为祥事。先王对于丧礼，就是这样详尽。商朝在练祭时祔祭，周朝在卒哭时祔祭。孔子称赞周朝的虞祭说：“不忍心一天离开。”称赞祔祭说：“不忍心一天没有归宿。”而僖公二年之后才制作神主，这算是过分呢？还是不及呢？礼是用来修饰情感的，也是用来节制情感的，不使情感过度而反而流于虚伪。子路有姐姐的丧事，可以除服了，却不除服。孔子说：“为什么不除服？”子路说：“我兄弟少，不忍心。”孔子说：“先王制定礼制，连过路的人都不忍心。”子路听了，就除服了。乐正子春的母亲去世，五天不吃饭，说：“我后悔，自从母亲去世，我没能表达我的真情，我的真情被礼制所束缚。”君子对于礼，不敢有过分之处，大概就是这样。文公的意思，即使不是不及，恐怕也是有所不忍而不用真情吧？所以我说，以姑息为孝，反而亵渎了亲人，使安葬后无所归宿，虽然说不孝也可以。襄公十二年，左氏称鲁国为各姬姓诸侯在周庙临丧，这是文王的庙。昭公十二年，左氏称郑国人救火，让祝官和史官将神主和神龛移到周庙，这是厉王的庙。春秋时期诸侯得以祭祀天子祖先的，只有宋国和这两次记载而已。宋国作为二王之后，本来就可以修习天子的礼仪，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可以使用天子的礼乐，还可以说得通。而郑国也有原因，桓王、武王有东迁的功劳，得以祭祀厉王，那是什么道理呢？所以夏父弗忌说：“宋国祖帝乙，郑国祖厉王，都是上祖。”这就是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吧？凡是这些，左氏都不能辨别其错误，他哪里懂得《春秋》呢？

史书记载秦穆公得到由余的事，在彭衙之战后说：秦军在彭衙不利，引兵回国。戎王认为穆公贤能，派晋国逃亡者由余去观察。穆公把宫室积聚展示给他。由余说：“让鬼神做，就劳神了；让人做，也苦了百姓。”穆公问：“中原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尚且时常混乱。现在戎夷没有这些，怎么治理？”由余笑着说：“这正是中原所以混乱的原因。自从上古圣帝黄帝制定礼乐法度，亲身率先，仅能小治。到了后世，日益骄奢淫逸，凭借法度的威严，来督责下属，下属疲惫至极，就怀着仁义怨恨上级。上下互相争夺怨恨而互相篡弑，以至于灭族，都是这类原因。戎夷不是这样，上级怀着淳厚的德行对待下级，下级怀着忠信侍奉上级。一国的政治，就像一身的治疗，不知道所以治理，这才是圣人的治理。”穆公认为由余贤能，估计他会成为祸害，与内史廖谋划。廖请求送给戎王女乐，以消磨他的意志，为由余请求疏远他们，留住由余不让他回去，以使他失约。戎王奇怪，必定遇到君臣有间隙，就可以俘虏他。戎王喜好音乐，必定怠慢政事。穆公采用这个计策，终年才回去。由余劝谏不听，就离开投降秦国。穆公以客礼对待他，并询问讨伐戎族的形势。从彭衙到令狐，共七年。由余的作用，正在这期间，而左氏略而不见。左氏大概没看过秦史，所以他后来记载秦事多谬误，不合经义。所以十年秦伐晋，既妄自认为是交相讨伐了。河曲之役，见不言及，就认为是交绥。从此十一年秦师伐晋，又七年晋师白狄伐秦，又八年秦人伐晋，又十三年秦人白狄伐晋，又五年成公会晋与诸侯伐秦，又十六年晋师伐秦，又二年秦人伐晋，又四年叔孙豹会晋与诸侯大夫伐秦。共五十九年，没有一次记载战争，大概都没曾交战。而左氏记载这些事，必定认为有败绩，或在秦，或在晋，不符合经书伐的意思，完全不足凭据。又十三年至襄公二十六年，左氏才记载秦晋讲和。叔向对行人子朱说：“秦晋不和很久了，今天的事，侥幸成功，不成功，三军暴尸，我的意思也未必如此。”自从河曲之后，再见秦师伐晋，本来已经讲和了，只是不久又败了，所以经书只每书而已。那么自从殽之战后，到河曲十三年之事，经书共七见，所以治理

译秦国和晋国的霸业已经穷尽了。从此以后，只是按照常规体例来记载罢了，否则《春秋》难道会因为一件事而贯通六十多年来进行褒贬吗？查考《史记》，秦穆公任用由余讨伐西戎，增加了十二个诸侯国，开拓了千里土地，于是称霸西戎。周天子派遣召公过带着金鼓去祝贺秦穆公。秦穆公三十七年，即鲁文公四年，距离正鼓衙事件已经过了两年，《春秋》经文记载了“晋侯伐秦”，而秦国称霸的事迹却没有听闻，大概是按照体例本就不该记载在经文中。后来晋厉公会合诸侯讨伐秦国，《左传》记载了吕相绝秦的辞令，虽然多附会了晋厉公之前的事，但也有不合之处。符合经文的，大致是因为《左传》喜欢歪曲事实，学者姑且以经文作为证据就可以了。

译闰月不告月，却仍然在祖庙朝见。这与“不郊祭却仍然举行三望之礼”、“在太庙有事”的措辞完全相同。闰月本来就不告月，常规之事不记载，想要贬斥“仍然朝见祖庙”的行为，所以记载下来以示贬义。《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而《左传》却认为闰月是用来校正正月时节的说法，认为不告闰月朔日就是抛弃时政。用闰月来校正时节，用时节来安排事务，用事务来使百姓富足，这样来论述闰月是可以的，但这与时政有什么关系呢？日月交会之处称为辰，日月相合之处称为朔。天有十二次对应十二辰，日月一年有十二次交会对应十二朔。王者校正岁年以安排事务，因为月亮绕天一周而重新开始，所以各自在其朔日于明堂朝见群臣，于是将所安排政事颁布给官府和都鄙。从朝见群臣的角度来说叫听朔，从颁布政事的角度来说叫告朔。官府和都鄙接受后，然后推广到诸侯。诸侯接受后藏在祖庙，到了每月初一则在祖庙告祭并施行。这就是《玉藻》所说的在南门外听朔，以及《周官》所说的向邦国颁朔的意思。至于闰月，既然是累积月之余分而来，并不对应十二次，斗柄指向两辰之间，没有所会合的朔日，不能单独建立为一个月，所以依附于它所累积的那个月。因此《公羊传》认为天没有这个月，不是正常的月份，天子不在此朝见群臣，明堂不作为正堂，各自在其月的厅堂关闭左边的门扉而居住，以处理依附于该月的余事罢了。这就是《玉藻》所说的闰月则关闭左门扉，站立其中，以及《周官》所说的闰月诏告王居住在门中终月之意。既然天子不听朔，那么诸侯向谁告月呢？鲁国不告月是正确的，朝见因告朔而废，告朔因告月而废，三者相互关联而礼仪不同。不告月也就不朝庙，而文公四次不视朔，却在闰月朝庙，不看应当看的，反而朝见不应当朝见的，这就是《春秋》讥讽的原因。所以不说“不告朔”而说“不告月”，月亮生于朔日，知道没有朔日却告月，是不懂月亮的人。《左传》将告月等同于告朔，这不仅是不知道经文，也是不懂月亮。自从郑玄解释《玉藻》错误地认为闰月在明堂门中听朔，先儒于是认为闰月也听朔，沿袭而不醒悟，以至于连《春秋》所书的“不告月”都……刘敞驳斥《公羊传》说：假如闰十二月一定有立春，如果在前一个月告之则先于节气，在后一个月告之则不及节气，这尤其不对。四季节气，没有不先后于月份的。假使正十二月而立春在其中，也自然应当在十二月告之，难道唯独在闰月不同吗？凡是告朔，是告当月之事，并非只告本月之事。闰月既依附于正月，也是该月中的政事，就各自在正月一并告之了。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如果按照当月应当施行的，就不能废除。这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居门施行的原因。

诸侯与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传》都没有记载其事。凡是《春秋》记载盟会，公参与而总书诸侯的，《左传》都认为是公后到，所以不排序。意思是盟会都以先到为序，公后到列于下，所以连同诸侯都省略了，这是不对的。凡是公在外会盟，起初就不曾排序，那么有什么嫌于后到呢？这本来就不对。《公羊传》称为失序，大概与《左传》相同。只有《谷梁传》说省略而不说，其义难道只是传文而不得其说吗？范宁认为因为公丧娶妻，又夺取二邑，被诸侯所轻视，不得排序，这是荒谬的。公不得排序，不可以连同诸侯而省略。比较此事考察，此盟在令狐之战之后，晋国大夫则是赵盾。赵盾舍弃公子雍而立灵公，虽然不失为正，但起初商议不审慎，背弃先蔑而抵御秦师，畏惧诸侯有不赞同的，所以联合他们与之结盟。《春秋》的法度，大夫以君命代盟，必须有诸侯以敌对公，然后才能同序。以前莒庆、洮、卫甯速、垂陇、晋士縠就是这样。现在灵公还在怀抱中，本来不可以出命，而赵盾这样做，是以大夫而当君，诸侯顺从不敢违抗，这就是省略而不书的原因吗？诸侯既不排序，那么赵盾自然不能以名出现。而有人竟然以“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同样的措辞认为是权宜，与其说得当，更是错误。齐襄公被杀，而无知被讨伐，齐国内没有君主，所以大夫出盟以谋其国，有不得已之处。这可以因为灵公不能盟，而赵盾得主盟吗？所以《春秋》有辞同义异的情况，必须观察其事，学者不可不察。

十年，秦伐晋。成公三年，郑伐许。昭公十二年，晋伐鲜虞。《春秋》厌恶战争甚矣，然而从未有贬斥而不得以称伐的。只有这三伐，都是举国而贬斥的。就三国而言，其罪之显著，没有比晋国荀吴想要夺取肥国，假装会合齐师，向鲜虞借道，于是进入昔阳，这是一诈。既灭肥国，又乘其间隙以伐鲜虞，这是二诈。这就是晋国得罪的原因。秦伐晋，郑伐许，三家都不目其事。以传考文，则秦自从殽之战，潜师以袭郑，晋襄公邀击败之。《春秋》书曰“败秦于殽”，与败狄、败徐同辞，这也是诈。从此是彭衙之战，晋又联合宋、陈、郑三国而伐之。其明年，秦又来伐。又明年，晋又往伐。兵交不已者六年。及穆公与晋襄公

译秦穆公死后，秦康公发动令狐之战，接纳不正之人以夺取正统地位。既然已经战败，本可以稍作休整。不到三年又再次讨伐，这必定是违背《春秋》大义的行为。君子因此将秦国视为夷狄。郑国自郑襄公即位以来，没有一年不遭受楚国的讨伐。到了辰陵之盟，郑国竟然放弃诸侯身份而追随楚国，这本来就已经错了。却又向晋国谋求利益，在两方之间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这也是一种欺诈。从此楚国再次来讨伐，郑襄公甚至肉袒牵羊，在楚国面前受缚而不感到羞耻。晋国救援未能成功，郑襄公便前往楚国谋划对付晋国。许国与郑国起初并没有嫌隙。郑僖公曾经攻入许国并分割其土地，郑国侵犯许国已经很久了。于是郑国又挟持楚国来扩张许国的田地，最终导致晋悼公夺取了许国的鉏、任、泠、敦、讼等地，郑国战败而被楚国俘虏。皇戍、子国被杀，这是郑襄公造成的。这也必定是违背《春秋》大义的行为。《春秋》本来就有通过比较事件来推论义理的方法，只有何休独自懂得这一点，所以他认为秦国在令狐之战后不能适可而止，郑国与楚国同心而侵伐中原各国，这种看法大概还算接近真理。经文记载徐国讨伐莒国，而杜预直接将其解释为告辞，完全不提及将领和主帅，他的固陋是不待言说的。大概《春秋》的褒贬，都是根据具体事件来确立训诫，而从未断绝一个人终身的善恶评价。所以不以善行抵消恶行，也不以恶行掩盖善行。秦穆公偷袭郑国的罪过，经文记载为“晋在殽地击败秦军”，以国名举称，所以将其视为夷狄。但当他以礼与鲁国交往时，经文记载为“来送僖公、成风的丧服”，不因以前的罪过而不记录他的善举。吴王阖闾为蔡国报复楚国，经文记载为“吴子与楚人在柏举作战”，以爵位相称，本来已经肯定他了。但当他君臣淫乱、混淆男女之别时，经文记载为“吴国攻入郢都”，不因他的功劳而不纠正他的过错。所以说，只有仁爱的人才能喜爱好人，憎恶坏人，懂得这一点之后，才可以谈论《春秋》的大义了。

译郕国与鲁国是同姓国家，是周文王的儿子所封的诸侯国。而在《春秋》中以爵位来记载郕国的，只有“郕伯来奔”这一条记录。有人怀疑郕国是小国，并非伯爵，这里的“伯”是字，郕国是附庸国，像萧叔那样，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周文王的众儿子中，管、蔡、鲁、卫都是侯国，郕国排在鲁、卫之上，其下的曹国和郇国，在《春秋》和《诗经》中，都还是以侯爵记载，不应该郕国反而成为子爵或男爵，并且被载入《春秋》。《春秋》隐公年间记载卫国军队入侵郕国，齐国人、郑国人入侵郕国，《左传》认为卫国发生动乱，郕国侵犯它，齐国、郑国讨伐宋国，郕国不遵从周王的命令，所以齐、郑都入侵讨伐它。在春秋初期，子爵、男爵的小国，有参与盟会和朝见，但没有参与征伐的，因为子爵、男爵没有军队，只是率领赋税跟随诸侯，所以不责备他们没有军队。既然不是能够征伐、能侵犯别人的国家，况且让它与齐国、郑国一同奉行周王的命令，如果不是伯爵国家又是什么？那么说郕国是伯爵国家，本来就没有疑问。

郕伯来奔，《左传》认为是郕国太子带着夫钟、郕邽三座城邑来投奔，鲁国以诸侯的礼节迎接他，所以记载为“郕伯”。郕伯如果是伯爵国家，假如像曹国世子射姑代替国君来朝见，尽到礼节对待他，也会降低国君一个等级，鲁国想要厚待郕国，自然不必用诸侯的礼节迎接他，何况是投奔呢？鲁国确实失礼了，《春秋》又怎么能因此就按照国君没有爵位却记载爵位的方式来写呢？郕伯与其他投奔的人没有不同，又怎么能用特殊的文体而不记载名字呢？《公羊传》认为是兄弟之辞，所以不记载名字，这也是不对的。诸侯失去国家，记载“出奔”、“来奔”，都是为了表示贬斥，郕国难道可以因为鲁国的缘故而免于贬斥吗？况且郕国正是它的国家，也不应该与夫钟、邽一同列为城邑。

考察卫国侯爵、郑国起初因为依附楚国，晋文公兴师讨伐，他们害怕被讨伐而投奔楚国，派元咺立他们的弟弟叔武来主持国家，叔武不应该摄政却摄政了，《春秋》记载“卫侯出奔楚”并记载了名字，在践土之盟中，叔武与诸侯并列而记载为“卫子”，不记载为“卫侯”，大概是因为国内没有国君，不忌讳让郑国不记载名字。那么郕伯不记载名字，难道是因为与国人产生嫌隙，被迫出逃，而国内还没有国君吗？

根据庄公八年，郕国向齐国军队投降，郕国应该灭亡了，然而《春秋》未必都像齐国人让彰投降就夺取它，成为附庸像奉许叔居住在许国东边那样，或者像楚子包围郑国退兵三十里答应讲和那样，服罪而被释放。郕国投降到现在已经七十二年，如果起初答应讲和，那么国家本来还在；如果归属它作为附庸，那么后来或许能恢复自己的国家，像许叔回到许国那样，那么郕国也应当重新存在。鄫国灭亡后还再次出现，认为郕国已经投降齐国，国家不应该还见于现在，这又太过分了。

吴、楚、徐、越都是中原国家的后裔，因为他们习染夷狄风俗，《春秋》都把他们当作夷狄来记载，君臣起初不能以爵位和名字出现。吴国到了季札，楚国到了椒，来聘问，君子才开始提拔他们，记载了名字。秦伯派术来聘问，秦国也是伯益的后代，而靠近西戎。殽之战，穆公因为欺诈袭击郑国，记载“晋人败秦于殽”；令狐之战，康公因为结党营私、不正派而玩弄兵事，记载“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这都是贬斥秦国的言辞。那么现在术开始以名字出现，与季札、椒的记载相同，怎么知道《春秋》不把秦国当作狄人，而我认为他是大夫再次受命呢？《春秋》赞美和厌恶不忌讳使用相同的言辞。秦国起初，它的国君曾经以爵位“秦伯”出现。吴、楚僭越称王，秦国从未僭越称“秦”，难道秦国是吴、楚一类吗？穆公的誓言和删减的记载也取自于此，那么秦国不同于吴、楚，不妨碍它与吴、楚有相同的记载。之前把它当作狄人，是因为当时的情况。

郓有两个：有莒国的郓，有鲁国的郓。杜氏认为，莒国的郓是东郓，是莒国和鲁国争夺的地方，其地在城阳姑幕县南员亭。文公十二年，季孙行父修筑诸和郓的城墙，指的就是这里。鲁国的郓是西郓，是昭公出来居住的地方，其地在东郓廪邱县东郓城。十六年，季文子从苕邱回来，在郓等待，指的就是这里。都认为是城邑，然而《春秋》记载“入郓”有两次：襄公十二年，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包围台，季孙宿率领军队救援台，于是进入郓；成公九年，记载“楚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莒国，庚申日莒国溃败，楚国人进入郓”。杜氏于是都认为是莒国的别邑。以我考证，《春秋》没有记载“入邑”的，为什么唯独在郓记载呢？《谷梁传》说“受命救援台，不受命进入郓，认为是恶行”，季孙宿那么郓与莒国不相及。攻打莒国，记载“莒国溃败”，起初说“楚公子婴齐”，后来另提“楚人进入郓”，那么进入郓也与莒国溃败无关，而《左传》却说“于是进入郓”，莒国没有防备。莒国溃败而进入莒国，说莒国没有防备就可以了，郓自是郓，莒自是莒，怎么能用莒国来说郓呢？大概郓、莒是附庸国，救援台而进入郓，是夺取它的属国来救援它罢了。认为这不是受命的本意，所以于是记载“莒国溃败”，凭借其余力进入郓，所以另提“楚人”，前面说“婴齐”，后面说“人”，那么未必是婴齐亲自前往。

昭公元年记载“取郓”，《左传》认为“攻打莒国夺取郓”是对的，这是莒国的郓，与“取邿”、“取鄟”记载相同，是“夺取附庸”的言辞。所以不久就划定它的田地。《公羊传》认为是内部城邑不服从我而记载，这是错误的。二十五年记载“齐侯取郓”，那么是鲁国的郓，大概叛逃而跟随季氏，所以齐侯夺取它，用来安置昭公。那么《公羊传》、《谷梁传》认为内部不记载“取”，是为昭公夺取的，这是对的。所以第二年记载昭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左传》认为是鲁地，二十九年

译（鲁军）溃败，也是迫于季氏的压力而不归附鲁君。修筑诸地和郓地的城墙，与成公四年修筑郓地的城墙，都是鲁国的郓地。杜预认为诸地和郓地是鲁国争夺的对象，这是错误的。庄公二十九年修筑诸地和防地的城墙，既然说是“固我邑”（巩固我国的城邑），那么郓地就不能说是莒国的城邑了。昭公元年三月夺取郓地，《左传》记载季武子攻打莒国夺取郓地，莒国人向防地告急，这件事完全不可信。鲁国和莒国各自都有叫郓的地方，经传的注释多有混淆。根据《春秋》经文考证，只有成公九年楚国人进入郓地，襄公十二年记载季孙宿救援台地进入郓地，这两个郓地是莒国的郓地。其他的都是鲁国的郓地。大凡内外夺取城邑，没有不先系属国名的，比如我国攻打邾国夺取须句，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牟娄之类就是这样。只有夺取附庸国才不系属国名，因为附庸是从我国夺取的，而其国依然存在。春秋时期的附庸国更互相隶属，不是天子所任命，也不是其国所能拥有的，所以用特殊的文辞来区别。那么内部夺取鄟、夺取邿，外部夺取徐地就是这样。现在季武子如果真的曾经攻打莒国并夺取郓地，《春秋》为什么不像记载攻打邾国那样，先写被攻打而后说夺取呢？虢地在正月会盟，而郓地在三月被夺取，莒国人大概没有参与会盟。如果认为会盟已经解散才夺取郓地，那么莒国人怎么能立刻向会盟报告？如果认为会盟尚未解散就夺取郓地，那么虢地的会盟是宋国的会盟。各国的大夫正以弭兵为约定，季孙为什么独自敢触犯它？况且莒国自从襄公十二年攻打我国东鄙、包围台地之后，到十六年湨梁之会，晋国为我方施加压力，莒君从此不再对我用兵，那么莒鲁之间的怨恨也已经平息了。如果没有重大缘故，怎么会到得叔孙豹在外部防备而季孙宿在内部攻打呢？大概《左传》妄自认为虢地会盟解散、三月结盟，所以莒国人得以报告，这也不对。宋国盟会而再次见到地名，这是大夫们非常美好的事。虢地能这样做，《春秋》为什么略去不写呢？它记载叔孙豹的话说：“虽然怨恨季孙，鲁国有什么罪？叔孙外出、季孙留守，由来已久。我又怨恨谁呢？”他的意思是楚国人请求诛杀叔孙豹，而叔孙豹不因为季孙宿留守而攻打自己感到怨恨，这也是对的。自宣公、成公以来，叔孙氏、季孙氏未曾不交替出入，难道一定都是叔孙外出、季孙留守就是防地的罪过吗？楚国能专断赵武，又何必用力向楚国请求而后能免除叔孙豹的罪责？从头到尾没有一处接近事实的，只是说这些浮夸的言辞罢了。暂且以经文为证，那么这是我国的城邑而外部曾经侵犯它，因为防地而回归，所以与夺取阚地的例子相同。杜预知道不先写“伐”字令人疑惑，而附加增益说兵未加，莒国而郓地就臣服，其荒诞尤其可知。

译大室的房屋倒塌了，公羊家认为这是鲁公的宗庙，称为世室。查考《明堂位》说鲁公的宗庙叫文世室，武公的宗庙叫武世室。大概周朝保留了文王、武王两座不毁的祧庙，所以不称世室，这是鲁国僭越礼制的表现，而《明堂位》却记载了它。如今经文写作大室，就不是世室了。大，是始庙的称呼。大室指的是应当作为大庙的室，是说在其中安放神主的。《洛诰》说“王在新邑，举行冬祭进入大室灌酒”，这就是证据。只有杜预独自知道这一点。谷梁家说大室就是世室，于是把伯禽当作大室，越发可以看出其牵强附会了。

宋子哀不称名而称贤，这是对的。他是三命的大夫吗？是再命的大夫。三命的大夫以氏出现，进而称字，也不应当与他并列。仍叔家父系之以氏，凡是不应当以名氏出现而进而称字的，都称为“子某”。王人子突就是这样。

文公记载公四次不视朔，左氏先记载正月与齐国讲和。公生了病，派季文子在阳谷防备齐侯，请求结盟。齐侯不肯，说：“请等您病好了再说。”后来记载夏四月，公四次不视朔，是因为生病但不明说。记载的含义，公羊家说：“公为什么四次不视朔？公因为有病不视朔，从此公没有病也不视朔了。那么为什么不说明公没有病也不视朔呢？有病还可以说，没有病就不好说了。”公羊家先解释齐侯没有来得及结盟，不说公有病。大概公羊家不知道公生病的实情，只是从不视朔中听闻其义，所以经文虽然没有生病的文字，而公羊家用来解释的，其传述是有来源的。这也可见左氏传事、公羊传经的验证。大概公从正月生病，到六月才痊愈，因此就不视朔了。经文特意举出他生病来彰显他无病不视朔的罪过，而不说生病，是厌恶斥责得太厉害，所以用书与不书来含蓄地表示罢了。昭公到晋国，到了黄河才返回，而有五次记载。一次记载有病，大概返回有五次，只有一次是因为有病。既然合并记载，就不得不记载以区别开来。文公病愈后就不视朔，不可以合并记载，所以省略而不记载。那么记载的不必说明有病。公羊家认为从此公不视朔，这是对的，不只是文公如此，宣公以后就沿袭成为常例了。这就是子贡想要去掉告朔的饩羊的原因吧？谷梁家只认为公厌恶政事是不臣，这既不知道事实，又不知道义理，姑且按照他的文意罢了。

《春秋考》卷十三

<经部,春秋类,春秋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考》卷十四

宋 叶梦得 撰

宣公

反马不见于礼。杜预说送女留下送车，谦卑而不自安。三月庙见，派使者归还马匹，高固于是与叔姬一起来，所以贬低这个与解释致女的言辞简略。婚礼，是万世的本源。它的道理一成而不可改变，所以重视夫妇之义，承继先祖而延续后世。哪有已经成礼又留下等到三月，开启无故休妻的道理呢？这大概是杜氏不知道三月庙见是因为舅姑去世，所以一概认为是婚姻的常礼，以附会左氏的说法。《诗·鹊巢》说：“之子于归，百两御之。”又说：“百两将之。”御是迎接，将是送行。郑氏说诸侯的女儿嫁给诸侯，送迎都是百辆。有送去的，必然有返回的，这是礼所当然的。所以士昏礼有舅姑宴请新妇，送行的人也酬答以束锦。如果是异国，就赠送丈夫送行的人以束锦，妇人送行的人〇子弟之妻妄。凡是宴请邀请的丈夫都是这样，那么送车就与他一起回去了。何必要等到三月才开始反马呢？古礼残缺，汉初诸儒所记载的多不完整本末。三月庙见，曾子问没有明说是因为舅姑去世，所以学者考之不详细，不免相承谬误。大体上礼产生于人情，亲疏有远近，那么情感就有厚薄。宗庙固然用来事奉祖先，而祢庙尤其重要。《礼记》说：“卜郊受命于祖庙，作〇于祢宫。”这是尊祖亲考的意义。郑氏说卜昏也如此，那么亲考固然有别于祖了。昏礼同牢的晚上，妇已经见于庙。到清晨赞见，妇对舅姑执笄枣栗腵修，用来完成妇礼。舅姑入室盥洗馈送以特豚，用来表明妇顺。第二天舅姑共同宴请妇以一献之礼，授予她室事，用来申明着代。到这时而后妇尽此施之于舅姑存存者也。如果舅姑去世，此礼无处施展，所以必须在三月择日祭于祢庙，而祖不参与。这也是尊祖亲考的意义。如果未庙见而死，这是未曾见舅姑，固然未成为妇，就不祔于皇姑，归葬于女氏的党。这难道是舅姑存者说的吗？舅姑存也行此礼，那么何祢之云乎？曾子问没有明说舅姑去世，自以祢庙见之，何杜氏之疏略如是？左氏所谓的反马，也无足据了。

何休膏盲破左氏反马之说，恰当。郑康成又说士昏礼，士与大夫以上不同，说士妻乘夫家的车无反马，大夫以上自乘其车者反马，以诗之子于归，百两御之为证，尤其不对。自天子至于士，昏礼的隆杀则有辨别了，而纳采至亲迎，必不可无者，未曾不同，何独反马而异乎？谓之亲迎，其必有车，所谓御轮三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