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集传纂例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集传纂例》十卷，唐代陆淳撰写。大概是阐释其老师啖助以及赵匡的学说。啖助字叔佐，本是赵州人，后迁居关中，官任润州丹阳县主簿。赵匡字伯循，河东人，官任洋州刺史。陆淳字伯冲，吴郡人，官至给事中，后来为避唐宪宗名讳，改名为质。二程的《遗书》、陈振孙的《书录解题》以及朱临为本书所作的后序，都说陆淳师从啖助、赵匡。《旧唐书》说陆淳师从赵匡，赵匡师从啖助。《新唐书》则说赵匡、陆淳都是啖助的高徒。查吕温文集中有代陆淳进书的表，称以啖助为严师，赵匡为益友。又陆淳自作的《修传始终记》，称啖助为啖先生，称赵匡为赵子。其余文辞中有时称为赵氏重修集传义。又说陆淳手持笔简，侍奉在啖先生身边十一年，而未提及赵匡。又柳宗元为陆淳作的墓表，也称啖助、赵匡为陆淳的师友。当时的记述显然明白，刘昫以下各家的说法都是传闻的错误。啖助解说《春秋》，致力于考察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的得失，弥补遗漏缺失，所以他的议论多与先儒不同。如论断《左传》并非左丘明所作，《汉书》说左丘明传授鲁曾申，曾申传授吴起，从吴起传六代到贾谊等说法，也都是附会公羊家名高、谷梁家名赤，未必是事实。又说《春秋》的文辞简略平易，先儒各自固守一家传注，不肯互通，互相攻讦，弊端滋长更甚。《左传》叙述周、晋、齐、宋、楚、郑之事特别详细，乃是后代学者因师承传授而衍伸贯通，编排年月作为传记，又杂采各国卿大夫的家传以及卜书、梦书、占书、纵横小说，所以记事虽多，解释经文却很少，还不如公羊、谷梁对经文的阐释紧密。他的议论未免有所偏颇，所以欧阳修、晁公武等人都不满意。而程子则称赞他超出诸家，有排斥异端、开辟正途的功劳。大概舍弃传注而求索经文，实在为宋人开辟了先路，产生主观臆断的弊端，其过错不可掩盖；破除附会穿凿的失误，其功劳也不可埋没。啖助的书原本名为《春秋统例》，仅三卷，去世后陆淳与其子啖异搜集遗文，请赵匡增删损益，才改名为《纂例》，成书于大历乙卯年，定稿四十篇，分为十卷。始末情况详见第八篇中。《唐书·艺文志》卷数与此本相同，卷数相符，大概是旧本原貌。其第一篇至第八篇为全书总义，第九篇为鲁国十三公及世系，第三十六篇以下为经传文字脱误及人名、国名、地名。其中阐发笔削条例的，实际上只有二十六篇而已。袁桷后序称：“此书废弃已久，所得为宝。”章桂公校本，听说蜀地有小字本，可惜未曾见到。吴莱、柳贯两篇后序，都说得到平阳府刊刻的金泰和三年礼部尚书赵秉文家本。可见元代时已难见到，流传至今日，也可说是岿然独存了。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集传纂例原序

柳子厚与元次山讨论《春秋》的书信中，说自从得到《集传》，常愿在陆先生门下执洒扫之役。等到先生任给事中，才开始行弟子礼，还未完成学业，先生就去世了。又有先生墓表，说解说《春秋》的人成千上万，最终没有能触及根源的，唯独先生讲述三十年，经学才大大光大。于是为先生能文圣人之书，通于后世，遂与门人世儒一起谥为“文通先生”，他在当时被尊崇到如此地步。子厚是文章的宗师，以韩退之的贤能，尚且不肯尊他为师，唯独肯在陆氏门下执弟子礼。由此可知陆氏之学，值得推崇。自从孔子去世以来，先生之前几千年；先生之后又几百年，都没有超出他的书，难道不是拘泥于偏见而这样吗？而汉代通晓经学的人以董仲舒为第一，然而还拘泥于谷梁，不能辨别明白，其余可想而知。我朱临曾经从师学习，知晓其大略，又得到先生所写的书，于是更加明白启发。可惜不能人人传诵，以加速其远播。子厚说使庸人小童都可以积累学问以进入圣人之道，何况有明敏勤笃资质的人呢？近年取士以通晓经学为崇尚，学者无论大小，以不通经为耻，那么此书流传作为时代的辅翼，岂可忽视呢！庆历戊子年吴兴朱临谨序。

自从唐代谈论文章的人，一变而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再变而为燕公、许公，三变而为韩愈、柳宗元。虽然他们的文章振兴了八代的弊端，等到见到当时经生攻研训诂、治理义疏，则深深敬重。太常殷侑新注《公羊》，韩退之想为之作序，庆幸能挂名经书开端，以求不朽。等到寄诗给卢仝，又说他怀抱遗经、束弃三传。然而卢仝所著《春秋摘微》一卷，偶尔见到一二，未甚被学者看重。只有子厚答元饶州书，常愿归于陆先生门下，执弟子礼。恰逢先生生病，子厚出任邵州，终究没能完成学业。先生大概是河东陆淳字元冲，与子厚同郡。且说先生师从天水啖助及赵匡，知晓圣人的微言大义，兼用二帝三王之法。到先生时大备，《春秋集注》

译《纂例》《辨疑》《微防》等书，包罗广泛，错综复杂，却都出于正道。于是《春秋》有了啖助、赵匡、陆淳的学问。从前我北上京师，开始在国子监见到陆氏《纂例》十卷，这是金朝泰和年间礼部尚书赵秉文的亲笔手稿，由太原刻版刊行。后来又得到陆氏《辨疑》七卷、《微防》三卷，而集注却长久缺失。自从唐代学者解说经义，都依据孔颖达的《正义》，等到宋朝兴盛，解说者有的不采用《正义》，六经各有新的注解，争相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而想要胜过先儒已经形成的学说。宋祁编撰《新唐书》，尚且对啖助不满，难道是因为啖助确实有开启这种风气的原因吗？虽然如此，陆淳的学问也不可毁弃。后来的学者在学术规范之外任意妄为，只凭口耳相传，却不难议论经义，必定引用啖助、赵匡、陆淳来为自己辩解，这是他们没有深思的缘故啊。元代吴莱，字立夫，作序。

译唐代丹阳主簿、赵州人啖助，考察《春秋》三传的优劣长短，撰写了《集传》，又提炼纲要作为统例。啖助去世后，他的儿子啖异收集整理他的遗稿，于是门人、洋州刺史、河东人赵匡对之进行增删修改，而给事中陆淳以赵匡为师，编纂汇合其文，成为《春秋集传纂例》十卷。《集传》自元代起已经失传，而《纂例》以及《辨疑》、《微》、《防》这三本书，在延祐年间由集贤学士曲出提出，请求刻版印刷。

江西行省认为，魏晋以前解说《春秋》的人，只是开创并通达大义罢了，遇到不通畅的地方就沉默不说，有时甚至自己混乱了义理。自从杜预（字元凯）用条例来解释《左传》，他的说法有正例、变例、非例的分别，设立五种体例来探寻经传中的细微含义，谈论《春秋》的人尊崇他，然而仍然简略而不全面。等到这三人的著作出现，条例才大大完备，大概就像丝麻编织的鞋子那样条理不乱，他们对《春秋》的功劳非常大。

陆淳被韦执谊援引，得以在东宫担任侍讲，柳宗元（字子厚）因此对他行弟子礼。归安人朱临为这本书作序，说柳宗元是文章的宗师，凭借韩愈（字退之）那样的贤德尚且不肯尊他为师，唯独肯对陆氏行弟子礼，以此来推崇陆氏的学问。总之，柳宗元拜陆氏为师，只是出于党人一时的附和，正不足以因此来衡量陆氏学问的轻重。然而唐人崇尚的是诗赋，往往没有空闲去探究阐明经义，陆氏唯独能够传授学习他的师说，使圣人的书在后代得以通达，他的贤能超过常人。当时，蔡广成以《易》学显名，士匄以《诗》学显名，仲子陵、袁彛、韦彤、韦〇以礼学显名，强蒙以《论语》显名，都各自标榜自己的学问而在当时显赫，如今他们的书都不传了，只有这三人的书仅存。钱塘人龚主事蘅圃刻印并流传它们，功劳不在曲出之下。秀水人朱彝尊作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

唐 陆淳 撰

《春秋宗指议》第一

这部经典之所以称为《春秋》，先儒解释说，这是鲁国史书的名称。记事的人，把事件系于日，把日系于月，把月系于季节，把季节系于年，用来记录远近，区别同异。所以史书的记载，必定标明年份来作为事件的开端。一年有四季，所以交错举出四季作为所记载的名称。

啖助说：孔子修订《春秋》的意图，三传中没有文字说明。解说《左传》的人认为，《春秋》是周公的意志。等到周朝德行衰微，典礼丧失，各种所记载的注疏多违背旧章。孔子依据鲁国史书已成之文，考察其行事而纠正其典礼，上以遵循周公遗留的制度，下以阐明将来的法度【杜预《左传序》及《释例》这样说】。解说《公羊传》的人则说：孔子作《春秋》，将要贬抑周朝而尊崇鲁国，改变周朝的礼文，遵循先代的质朴【何休《公羊传注》中这样说】。解说《谷梁传》的人则说：平王东迁，周室微弱，天下动荡，王道穷尽了。孔子为此悲伤，于是作《春秋》，用来明确升降赏罚，彰显劝诫，成就天下的事业，确定天下的邪正，使善人受到鼓励，淫乱的人感到恐惧【范寗《谷梁传序》这样说】。我看这三家的说法，确实没有通达《春秋》的大宗，怎么可以议论其深意呢？可以说宏大的纲领已经失去，万目随之大大偏离了。

我认为《春秋》是救治时世的弊病，革除礼制的浅薄。凭什么证明呢？前代的史书记载说：“夏朝的政教崇尚忠，忠的弊病是粗野，殷人继承它而崇尚敬，敬的弊病是迷信鬼神，周人继承它而崇尚文饰，文饰的弊病是细碎。救治细碎没有比得上用忠的，应当再次遵循夏朝的政教。所谓文饰，是忠的末节。在教育根本上下工夫，其弊病还只是末节；如果在末节上教育，弊病将会怎样呢？”武王、周公继承殷朝的弊病，不得已而使用文饰。周公去世后，没有人知道改作，所以其颓败弊病比夏、殷两代更严重，以至于东周，王纲废绝，人伦大坏。孔子为此悲伤说：“虞夏之道，对百姓怨恨少；殷周之道，弊病不胜其多。”又说：“后代虽然有作者，虞帝也是不可及的。”大概是说唐虞淳朴的风化难以在末世施行，夏朝的忠道应当变革而达到。所以《春秋》用权变辅助正道【如“天王狩于河阳”之类就是】，用真诚决断礼制【如褒奖高子、仲孙之类就是】，以忠道为正道，以推究情理为根本，不拘泥于浮名【如不罪栾书之类就是】，不崇尚偏狭【如不褒扬泄台之类就是】，顺从适宜以救治混乱，因时制宜以升降赏罚，有时崇尚非礼勿动【各种非礼之事都讥讽就是】，有时崇尚贞正而不拘泥于小信【即合乎权变之道就是】，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所以说救治周朝的弊病，革除礼制的浅薄。

古人说：“殷变革夏，周变革殷，《春秋》变革周【出自《淮南子》】”，又说三王之道如同循环。太史公也说，听董生说：“《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传》也说乐于称道尧舜之道以等待后人。”圣人知道，《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道理必然如此。根据杜氏所论述的，褒贬的旨意，只依据《周礼》。如果这样，那么周德虽然衰微，礼经尚未消亡，教化人足够了，何必再作《春秋》呢？况且子游、子夏等人，都登堂入室，对于典礼，固然应当广博听闻，在述作之际，为什么不能赞一词呢？又说：周公的意志，孔子从而阐明它，那么孔子为什么说“了解我的也是《春秋》，罪责我的也是《春秋》”呢？这就是杜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