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纂例卷六
叔孙豹防晋赵武、楚屈建云云于宋辛巳，豹及诸侯之大夫盟，所以然者，卿恐渉他臣，故言豹】公则无二也【不假重言，公也】臯鼬之盟再序，独言公者，以盟防异处【定四年三月，公防刘子、晋侯于召陵，侵楚；五月，公及诸侯盟于臯鼬，即召陵诸侯也】故须言公以审之。重丘之盟【襄二十五年，公防晋侯、宋公云云于夷仪，八月，诸侯同盟于重丘，即夷仪之诸侯】盟防亦异处，不言公者，以言同盟并防可知也【言同，则与防者皆盟也】凡召盟而后至，则曰防；盟鄫子是也【僖十九年，宋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防盟于邾】召伐而后至，则曰防伐；单伯防伐宋是也【庄十四年，齐人、陈人、曹人伐宋，单伯防伐宋是也】凡归未及国而防围，则曰曹伯遂防诸侯围许是也【僖二十八年，公防晋侯云云于温，时曹伯襄被执，晋文释之，遂防诸侯也】亦为巳举诸侯，故但书防，从省文也。屈完不言防者【僖四年，公防齐侯、宋公云云伐楚，次于陉，屈完来盟于师】本非召盟，又非其君使请盟，故特异其文。凡非召盟而来，既防乃谋盟，则先言如防如师，后乃言盟。袁侨【襄三年，公防单子、晋侯云云同盟于鸡泽，陈侯使袁侨如防，戊寅，叔孙豹云云及陈袁侨盟】国佐【成二年，季孙行父防晋却克云云及齐侯战于鞌，齐师败绩，齐侯使国佐如师，己酉，及国佐盟于袁娄之类是也】凡他国自盟防，多不书卿名，唯昭二十七年，晋士鞅、宋乐祁犁、卫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防于扈；定十年冬，齐侯、卫侯、郑游速防于安甫，书名，余皆不书，谓告辞例不具其名于扈防为纳公【昭公】故独具安甫，则不详其事迹【三传俱无事迹】然则外盟防不书卿名者，乃是其常，而左氏妄为义説【左氏见外盟防书人者多言贬】何不寻前后大例乎？征伐防盟，自僖公以前，诸国卿书名者至少，文公之后则多也。成公之后，齐晋宋卫陈蔡郑七国，唯三两防书人，余并书卿名。盖东周之初，诸国皆不请命，及霸者渐兴，则多请命以争长，又逺事难详，或有遗落，所谓传闻异辞也。文宣间三十年中，经书人者多矣。左氏言其名氏，而言贬之，以他时虽有此类不书为义説。夫子岂于此时徧贬诸卿，又贬之而不名，是隠其恶也？何名贬乎？凡鲁与一两国盟及用兵而言及者，乃是鲁为之主【説在盟例】若诸国大防而盟及言兵，悉是盟主所召，故徃就之，非鲁起意，故悉不言及。唯僖四年云“及江人黄人伐陈”，是齐所命以伐我，及江黄人同行耳，非鲁主也。据上言“齐人执辕涛涂”义即可知。又僖五年“公及齐侯宋公防王世子于首止”，尊王世子，齐不敢为防主，故不言防齐侯而言及也，并变例也。凡外诸侵自盟及侵伐，皆以谋主居首，义即可知，无防及之异。唯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者，衍及字耳。僖三十三年“卫人及狄盟”，縁就狄国中不可言“卫人盟于狄”，故也。凡鲁防盟主之盟【谓大防也】若于防日便盟者，即但云某日公防某侯盟于某。若既行防礼，别日又集而盟，则书日以隔之，以明防后更盟也【文十四年“公防宋公云云，癸酉同盟于新城”是也】与他国战亦然【凡战伐例书曰，若不行防礼但合战则云某日防某及某战，成二年鞌战是也。若先行防礼别日合战，则书日以隔之，桓十三年“公防纪郑及齐战”是也】若鲁与他国同侵伐，不行防礼而便侵伐者，则但言防某伐某【桓十六年“公防宋公伐郑”之类也】若成防礼而后徃伐，则书曰防于某伐某。【桓十五年，公防宋公云云于袲，伐郑之类是也】此并略举大纲，以示常例。但文异者，即皆有义，各自见本传矣。
译叔孙豹在宋国的辛巳日与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屈建等人会合，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结盟，之所以这样记载，是因为卿大夫担心涉及其他臣子，所以只说叔孙豹】如果涉及国君，则没有两种说法【不需要重复强调，因为国君是唯一的】臯鼬之盟再次记载，唯独提到国君，是因为会合与结盟的地点不同【定公四年三月，鲁君在召陵与刘子、晋侯会合，侵犯楚国；五月，鲁君与诸侯在臯鼬结盟，即召陵的诸侯】所以需要提及国君以明确区分。重丘之盟【襄公二十五年，鲁君在夷仪与晋侯、宋公等人会合，八月，诸侯在重丘共同结盟，即夷仪的诸侯】会合与结盟的地点也不同，但没有提及国君，是因为说“共同结盟”就可知与会合者都参与了结盟【说“同”，则与会合者皆盟】凡是被召去结盟而后到达的，就称为“防”；鄫子防盟于邾就是如此【僖公十九年，宋人、曹人、邾人在曹南结盟，鄫子防盟于邾】被召去讨伐而后到达的，就称为“防伐”；单伯防伐宋就是如此【庄公十四年，齐人、陈人、曹人讨伐宋国，单伯防伐宋就是如此】凡是回国还未到达本国而参与围城的，就称为“曹伯遂防诸侯围许”就是如此【僖公二十八年，鲁君在温与晋侯等人会合，当时曹伯襄被俘，晋文公释放了他，于是参与诸侯的会合】也因为已经列举了诸侯，所以只记载“防”，这是省略文法。屈完不记载“防”的原因【僖公四年，鲁君与齐侯、宋公等人会合讨伐楚国，驻扎在陉，屈完来军中结盟】本来就不是被召去结盟，又不是其国君派来请求结盟，所以特别区别其文辞。凡不是被召去结盟而来，既已会合才谋划结盟，就先说“如防如师”，后来说结盟。袁侨【襄公三年，鲁君与单子、晋侯等人共同结盟于鸡泽，陈侯派袁侨如防，戊寅，叔孙豹等人与陈国的袁侨结盟】国佐【成公二年，季孙行父与晋国的却克等人及齐侯在鞌作战，齐军大败，齐侯派国佐如师，己酉，与国佐在袁娄结盟之类】就是如此。凡他国自行会合结盟，大多不记载卿的名字，只有昭公二十七年，晋国的士鞅、宋国的乐祁犁、卫国的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在扈会合；定公十年冬，齐侯、卫侯、郑国的游速在安甫会合，记载了名字，其余都不记载，这是因为告辞的惯例不具名于扈会合是为了迎立鲁昭公【昭公】所以特别具名安甫，则不详其事迹【三传都没有记载事迹】那么外国会合结盟不记载卿名，乃是常例，而《左传》妄加义理解说【《左传》见外国会合结盟记载“人”的多说这是贬斥】为什么不寻找前后的大例呢？征伐会合结盟，自僖公以前，各国卿大夫记载名字的很少，文公之后则多了。成公之后，齐、晋、宋、卫、陈、蔡、郑七国，只有两三次会合记载“人”，其余都记载卿名。大概东周之初，各国都不请示命令，等到霸主逐渐兴起，则多请示命令以争长，又远方事务难以详知，或有遗漏，所谓传闻异辞。文公、宣公间三十年中，经书记载“人”的很多。《左传》说他们的名氏，而言这是贬斥，以他时虽有此类不记载为义理解说。夫子岂能在此时普遍贬斥诸卿，又贬斥而不称名，这是隐其恶？何名贬乎？凡鲁国与一两国结盟及用兵而言“及”的，乃是鲁国为主【解说在盟例】如果诸国会合而结盟及言兵，都是盟主所召，所以前往就之，非鲁国起意，所以都不言“及”。只有僖公四年云“及江人黄人伐陈”，是齐所命以伐我，及江黄人同行耳，非鲁主也。据上言“齐人执辕涛涂”义即可知。又僖公五年“公及齐侯宋公会王世子于首止”，尊王世子，齐不敢为会主，故不言会齐侯而言及也，并变例也。凡外诸侵自盟及侵伐，皆以谋主居首，义即可知，无会及之异。只有三十三年“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殽”者，衍及字耳。僖公三十三年“卫人及狄盟”，缘就狄国中不可言“卫人盟于狄”，故也。凡鲁会盟主之盟【谓大会也】若于会日便盟者，即但云某日公会某侯盟于某。若既行会礼，别日又集而盟，则书日以隔之，以明会后更盟也【文公十四年“公会宋公云云，癸酉同盟于新城”是也】与他国战亦然【凡战伐例书曰，若不行会礼但合战则云某日会某及某战，成公二年鞌战是也。若先行会礼别日合战，则书日以隔之，桓公十三年“公会纪郑及齐战”是也】若鲁与他国同侵伐，不行会礼而便侵伐者，则但言会某伐某【桓公十六年“公会宋公伐郑”之类也】若成会礼而后往伐，则书曰会于某伐某。【桓公十五年，公会宋公云云于袲，伐郑之类是也】此并略举大纲，以示常例。但文异者，即皆有义，各自见本传矣。
军旅例第十九
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阅【三传并云阅兵车也，谷梁又云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庄八年春甲午治兵【谷梁云治兵而陈蔡不至，言得备敌之道也】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秋师还【以告庙，故书记，是以着非】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献戎防【当为齐人文误】
僖二十一年冬，楚人使宜申来献防【左氏云：诸侯不当相遗俘；公羊云：贬楚子诈宋，故称人。同年上有伐宋，知是宋防，故不言宋】
成元年三月，作丘甲【谷梁云：甲非人人之所能为，令丘作甲，讥之也】
襄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军【公谷皆云不当作也】
昭五年正月，舎中军【讥：作舎，自己也】
啖子曰：凡军旅之事，国之所以安危也，故纪其善否焉【统论书军旅之意】观民以定赋【赋不过什一】量赋以制用，于是经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经纶，武足以御寇，故静而自保则为礼乐之邦，动而救乱则为仁义之师。是以天子六军【军亦师也，万二千五百人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传或称六军或六师，盖六卿分管为名，人数不必常定】大国三之一【谓置三军】小国半大国【谓一军也】数不必常，所以示称也【言军数与人力相称】因搜狩以训之【习武备也】有事则聚之，无事则散之。今政弛民困，而増虚名以奉私欲，危亡之道也【讥作三军】
搜狩例第二十
昭八年秋搜于红【非时也】十一年夏大搜于比蒲。二十二年春大搜于昌间。
定十三年夏，大搜于比蒲。十四年秋，大搜于比蒲【巳上讥失礼而大为之】
啖子曰：「搜阅车马，逐田猎，示威武也。」《公羊》曰：「搜，简车徒是也。」搜狩合礼者，常事不书；非时及越礼而为之，则书，以示讥也。或曰：「言春，包今之正月；言夏，包今之二月、三月，皆不失时也。」书《春秋》者，非时也。
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公羊云：讥逺也】
庄四年冬，公及齐人狩于郜【与邻国臣狩，非礼也，况仇国乎】
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阳【为晋文避召天王之名也，三传意同】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西狩常事，为麟故书之】
赵子曰：四时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异。春以阅武择材，故以搜为称；夏以为苖除害，故以苖为名；秋则顺天时以杀物，故以狝为义；冬则因守禽兽以习战，故以狩为目。左氏曰：春搜，夏苖，秋狝，冬狩，是也【周礼、尔雅并同此説。公羊则曰：春曰苖，秋曰搜，冬曰狩；谷梁则曰：春曰田，夏曰苖，秋曰搜，冬曰狩】公羊、谷梁冬狩、秋搜并同，而苖则公羊在春，谷梁在夏。公羊则夏时无名，谷梁则春曰田，田者四时猎之总名，不当专在于春，故非也。公羊之义，夏时务农不苖，然则自非警急及有兽害苖，则不苖也。
赋税例第二十一
宣十五年秋，初税畆【公羊云：讥履畆而税之也】
成元年三月作丘甲【公羊云：唯工人解作甲，使丘作甲，非也】
哀十二年春，用田赋【以田多少出军赋也】
赵子曰：「赋税者，国之所以治乱也。故志之【统论书赋税之意】民国之本也。取之甚，则流亡；国必危矣。故君子慎之【有国者慎赋税】
兴作例第二十二
城及筑【台囿五，城邑二十四】
隠七年夏城中丘 九年夏城郎
桓五年夏，城祝丘。十六年冬，城向。
庄元年秋，筑王姬之馆于外。二十八年冬，筑▯。二十九年冬，城诸及防。三十一年夏，筑台于薛；秋，筑台于秦。三十二年春，城小谷【在它国例】
僖二年春，城楚丘【在它国例】
文七年春，城郚。十二年冬，季孙行父城诸及郓。宣八年冬，城平阳。
成四年冬，城郓。九年冬，城中城。十八年秋，筑鹿囿。
襄七年夏，城费。十三年冬，城防。十五年夏季，孙宿、叔孙豹帅师城成郛。十九年冬，城西郛，城武城。
昭九年冬筑郎囿
定六年冬，城中城。十三年夏，筑蛇渊囿。十四年冬，城莒父及霄。十五年冬，城漆。
哀三年夏季，孙斯、叔孙州仇帅师城啓阳【有晋难也】四年夏，城西郛。五
译军旅条例第十九
桓公六年秋季八月壬午日，举行大规模阅兵。【《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说是检阅兵车，其中《谷梁传》又说这是平时整顿军事，不合正礼】庄公八年春季甲午日，整治军队。【《谷梁传》说整治军队时陈国和蔡国没有来，说明掌握了防备敌人的方法】夏季，鲁军与齐军包围郕国，郕国向齐军投降。秋季，军队回国。【因为要告祭宗庙，所以史书予以记载，因此特别注明不合正礼】庄公三十一年六月，齐侯来进献戎防。【应当是齐人，此处为文字错误】
僖公二十一年冬季，楚国人派宜申来进献防俘。【《左传》说：诸侯不应当互相赠送俘虏；《公羊传》说：贬低楚子欺诈宋国，所以称楚人。同一年前面有讨伐宋国的记载，知道这是宋国的防俘，所以不说是宋国】
成公元年三月，征收丘甲。【《谷梁传》说：铠甲不是每个人都能制作的，命令丘邑制作铠甲，这是讥讽】
襄公十一年春季周历正月，设立三军。【《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这不应当设立】
昭公五年正月，废除中军。【讥讽：设立和废除，都出于私意】
啖子曰：凡是军事行动，是国家安危所系，所以记载其善恶。【这是统论记载军旅的意义】观察民情来确定赋税，【赋税不超过十分之一】根据赋税来制定用度，于是用礼乐来治理，用武力来督促，使得礼乐足以治理国家，武力足以抵御外寇，所以安静时能自我保全，成为礼乐之邦；行动时能拯救乱世，成为仁义之师。因此天子有六军，【军也就是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二千五百人为一师，传文中有时称六军有时称六师，大概是六卿分管的名义，人数不一定固定】大国是天子军数的三分之一，【指设立三军】小国是大国的一半，【指一军】数量不一定固定，用来表示与国力相称。【意思是军队数量与人力相称】借着搜狩来训练他们，【练习武备】有事时聚集，无事时解散。如今政令松弛，百姓困苦，却增加虚名来满足私欲，这是走向危亡的道路。【讥讽设立三军】
搜狩条例第二十
昭公八年秋季，在红地举行搜狩。【不合时宜】十一年夏季，在比蒲举行大搜。二十二年春季，在昌间举行大搜。
定公十三年夏季，在比蒲举行大搜。十四年秋季，在比蒲举行大搜。【以上都是讥讽失礼而大规模举行】
啖子曰：“搜是检阅车马，逐是田猎，用来显示威武。”《公羊传》说：“搜，就是简阅车马步兵。”搜狩符合礼制的，是常事不记载；不合时宜以及越礼而举行的，则予以记载，以示讥讽。有人说：“说春季，包括现在的正月；说夏季，包括现在的二月、三月，都不失时宜。”记载《春秋》的人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
桓公四年春季正月，鲁公在郎地田猎。【《公羊传》说：讥讽去得太远】
庄公四年冬季，鲁公与齐人在郜地田猎。【与邻国臣子田猎，不合礼制，何况是敌国呢】
僖公二十八年冬季，周王在河阳田猎。【为了替晋文公避开召见天王的嫌疑，三传意思相同】哀公十四年春季，在西郊田猎捕获麒麟。【西郊田猎是常事，因为捕获麒麟所以记载】
赵子曰：四季的田猎，事情各不相同，名称也不同。春季为了检阅武备、选拔人才，所以称为搜；夏季为了除草除害，所以称为苗；秋季顺应天时杀伐，所以称为狝；冬季借着守卫禽兽来练习作战，所以称为狩。《左传》说：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这是正确的。【《周礼》《尔雅》都与此说相同。《公羊传》则说：春曰苗，秋曰搜，冬曰狩；《谷梁传》则说：春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公羊传》和《谷梁传》对于冬狩、秋搜的说法相同，而苗，《公羊传》在春季，《谷梁传》在夏季。《公羊传》夏季没有名称，《谷梁传》春季称为田，田是四季田猎的总称，不应当专门指春季，所以不对。《公羊传》的意思是，夏季忙于农事不举行苗猎，那么除非有警急或者有兽害庄稼，否则不举行苗猎。
赋税条例第二十一
宣公十五年秋季，初次按亩征税。【《公羊传》说：讥讽按亩征税】
成公元年三月，征收丘甲。【《公羊传》说：只有工匠懂得制作铠甲，让丘邑制作铠甲，是不对的】
哀公十二年春季，使用田赋。【根据田地多少出军赋】
赵子曰：“赋税是国家治乱的关键。所以记载它。【这是统论记载赋税的意义】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索取太甚，百姓就会流亡；国家必然危险。所以君子对此要慎重。【有国家的人要慎重赋税】
兴作条例第二十二
筑城及修筑【台囿五处，城邑二十四处】
隐公七年夏季，修筑中丘。九年夏季，修筑郎城。
桓公五年夏季，修筑祝丘。十六年冬季，修筑向城。
庄公元年秋季，在外修筑王姬的馆舍。二十八年冬季，修筑〇。二十九年冬季，修筑诸城及防城。三十一年夏季，在薛地筑台；秋季，在秦地筑台。三十二年春季，修筑小谷。【在他国修筑的条例】
僖公二年春季，修筑楚丘。【在他国修筑的条例】
文公七年春季，修筑郚城。十二年冬季，季孙行父修筑诸城及郓城。宣公八年冬季，修筑平阳城。
成公四年冬季，修筑郓城。九年冬季，修筑中城。十八年秋季，修筑鹿囿。
襄公七年夏季，修筑费城。十三年冬季，修筑防城。十五年夏季，孙宿、叔孙豹率领军队修筑成郛。十九年冬季，修筑西郛，修筑武城。
昭公九年冬季，修筑郎囿。
定公六年冬季，修筑中城。十三年夏季，修筑蛇渊囿。十四年冬季，修筑莒父及霄城。十五年冬季，修筑漆城。
哀公三年夏季，孙斯、叔孙州仇率领军队修筑啓阳。【因为有晋国的祸难】四年夏季，修筑西郛。五年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门【左氏云：不时；谷梁云：讥加其度】
文十六年秋，毁泉台【公羊云：先祖为之，巳毁之，不如勿居而已】
定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十二年夏，叔孙州仇帅师堕郈【义见下文】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公羊云：夫子之谋，又云堕正也】
啖子曰：凡土功皆当以农隙之时。若有难，亦有非时城者，非得礼也。谷梁云：凡城之志，皆讥也。此説非也。凡城国之急也，但问时与不时，不应一切是讥。浚洙作两观、延廐之类，皆当从土功之时。王姬之馆，以非常不论不时也。新作南门，左氏云：不时也。凡啓塞从时，谓作门戸为啓，当用春分以后；城郭为塞，当用秋分以后。顺天时以开闭也。延廐【庄二十九年春】又曰：不时也。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谓春分秋分】亦言马春分入廐，秋分出牧。纵马合依时出入，新廐何妨用农隙之时？既非开闭之物，又何象乎？故皆不用此义。堕费及郈、毁泉台，亦以非常书毁全除之也。堕但损之，令不周尔。城与筑义，见凡例篇。
城他国
庄三十二年春，城小谷【左氏云：为管仲城之，不系齐，非为齐也，説具本传注中】僖元年夏六月，齐师、宋师、曹师城邢【来告，故书】二年春正月，城楚丘【谷梁云：楚丘，卫邑也，不言城卫，卫未迁也】十四年春，诸侯城縁陵【前年防咸之诸侯不列序前目也，縁陵，杞邑也，不言杞，与楚丘同】
襄二年冬遂城虎牢
襄二十九年夏，仲孙羯防晋荀盈、齐高止、宋华定、卫世叔仪、郑公孙叚、曹人、莒人、邾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昭三十二年冬，仲孙何忌防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几、卫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邾人、杞人、薛人、小邾人城成周。
啖子曰：凡兴作必书，重民力也【动众则皆书之】观其时，而是非昭矣【书秋夏则知非时，书春冬则知得时】凡外兴作，春秋不书，闗于鲁及来告，故书之。
改革例第二十三
隠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献六羽【义见郊庙例】
文二年八月丁夘，大事于太庙，跻僖公【义见郊庙例】宣十五年秋，初税畆【义见赋税例】
成元年三月，作丘甲【义见赋税例】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宫【义见郊庙例】
襄十一年春正月，作三军【义见军旅例】
昭五年正月，舎中军【义见军旅例】
定元年秋，立炀宫【义见郊庙例】八年冬，从祀先公【义见郊庙例】
哀十二年春，用田赋【义见赋税例】
赵子曰：凡变常之事，皆书。公谷皆云：用者不宜用也，用田赋是也；作者不宜作也，作三军是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宫、炀宫是也。凡改旧而遂以为常者，则曰「初税畆」及「六羽」是也。言自此始而常行也。跻僖公，作三军，不言「初」者，暂作暂用，非常行也。又云：「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而有敝，况淫君、邪臣从而壊之哉？故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谓从渝制】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此统论《春秋》中凡改革事悉书之意】
庆瑞例第二十四
桓三年冬有年【公羊云仅有年】
宣十六年冬，大有年【公羊云：丰年也】
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
赵子曰：符祥者，天地所以答人也，是以志之【统论书符瑞之意，国有政理则神祗答之以样騐也。至如获麟，则孔子之应祥，非为鲁也】凡丰年告于宗庙，勤民而敬先也【见其告庙，则表其忧念人庻尊敬祖考之心】故书之，记是以着非也【告庙为是，故书之，则知不书为不告，非也】公羊云：喜有年。按合礼故书，以表他年之不书为怠慢。此存礼以示后世，岂独为喜哉？二百四十二年，唯两度书之，足知他年不告庙耳。不应丰年如此之少也。
灾异例第二十五
日食【三十六】
隠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庄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二十六年冬十二月癸亥朔，
译僖公二十年春天，重新建造南门。《左传》说：不合时令；《谷梁传》说：讥讽其规模过度。
文公十六年秋天，拆毁泉台。《公羊传》说：这是祖先建造的，自己却拆毁它，不如不住在那里罢了。
定公二年冬天十月，重新建造雉门和两边的观楼。十二年夏天，叔孙州仇率领军队拆毁郈邑。季孙斯、仲孙何忌率领军队拆毁费邑。《公羊传》说：这是孔子的谋划，又说这是拆毁僭越的城邑。
啖子曰：凡是土木工程都应当在农闲时节进行。如果有困难，也有不合时令筑城的情况，这都不符合礼制。《谷梁传》说：凡是记载筑城，都是讥讽。这种说法不对。筑城是国家急务，只问是否合乎时令，不应一概讥讽。浚洙水、建造两观、延厩之类，都应当遵循土木工程的时令。王姬的馆舍，因为是非常事件，所以不论是否合时令。新作南门，《左传》说：不合时令。凡是开启和封闭都应当顺应时令，谓建造门户为开启，应当在春分以后；建造城墙为封闭，应当在秋分以后。顺应天时来开闭。延厩（庄公二十九年春天）又说：不合时令。凡是马匹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指春分和秋分），也是说马匹春分入厩，秋分出牧。既然马匹应当依时令出入，新建马厩为何不妨碍使用农闲时节？既然不是开闭之物，又何必取象于此？所以都不采用这种解释。拆毁费邑和郈邑、拆毁泉台，也是因为是非常事件，所以记载为彻底拆除。拆毁只是减损它，使其不再完整。关于“城”与“筑”的含义，见凡例篇。
筑他国之城
庄公三十二年春天，筑小谷城。《左传》说：这是为管仲筑城，不系于齐国，不是为齐国筑城，解释详见本传注中。僖公元年夏天六月，齐国军队、宋国军队、曹国军队筑邢城。因为来告，所以记载。二年春天正月，筑楚丘城。《谷梁传》说：楚丘是卫国的邑，不说筑卫城，因为卫国尚未迁都。十四年春天，诸侯筑缘陵城。前年咸地会盟的诸侯不列序于前目，缘陵是杞国的邑，不说筑杞城，与楚丘情况相同。
襄公二年冬天，于是筑虎牢城。
襄公二十九年夏天，仲孙羯会同晋国的荀盈、齐国的高止、宋国的华定、卫国的世叔仪、郑国的公孙叚、曹人、莒人、邾人、薛人、小邾人筑杞城。
昭公三十二年冬天，仲孙何忌会同晋国的韩不信、齐国的高张、宋国的仲几、卫国的世叔申、郑国的国参、曹人、莒人、邾人、杞人、薛人、小邾人筑成周城。
啖子曰：凡是兴作工程必定记载，是重视民力（动用民众就都记载）。观察其时令，是非就昭然若揭（记载在秋天或夏天就知道不合时令，记载在春天或冬天就知道合乎时令）。凡是国外兴作工程，《春秋》不记载，关系到鲁国或来告，才记载。
改革例第二十三
隐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宫。初次献祭六羽。
文公二年八月丁夘，在太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的位次。
宣公十五年秋天，初次实行亩税。
成公元年三月，制作丘甲。六年二月辛巳，建立武宫。
襄公十一年春天正月，设立三军。
昭公五年正月，废除中军。
定公元年秋天，建立炀宫。八年冬天，从祀先公。
哀公十二年春天，实行田赋。
赵子曰：凡是改变常规的事情，都记载。《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说：用，是不应当用的，用田赋就是；作，是不应当作的，作三军就是；立，是不应当立的，立武宫、炀宫就是。凡是改变旧制并从此成为常例的，就说“初税畆”及“六羽”。意思是自此开始并常行。提升僖公位次，设立三军，不说“初”，是因为暂时作暂时用，不是常例。又说：“法度，是用来保全国家的。”中等才能的人守持它，久了也有弊病，何况淫乱的君主、邪恶的臣子从而破坏它呢？所以改革而向上的，比作治理；改革而向下的，比作混乱（指违背制度）。考察其所改革的，兴亡的征兆就显现了（这是统论《春秋》中凡是改革之事都记载的意思）。
庆瑞例第二十四
桓公三年冬天，有年。《公羊传》说：仅有年。
宣公十六年冬天，大有年。《公羊传》说：丰年。
哀公十四年春天，在西郊狩猎获得麒麟。
赵子曰：符瑞祥兆，是天地用来回应人的，所以记载（统论记载符瑞的意思，国家政治清明则神祗以祥瑞回应。至于获得麒麟，则是孔子的应祥，不是为了鲁国）。凡是丰年向宗庙报告，是勤勉为民而尊敬祖先（看见其告庙，就表彰其忧念百姓尊敬祖考之心）。所以记载，认为这是着录错误是不对的（告庙是对的，所以记载，就知道不记载是不告庙，不是错误）。《公羊传》说：喜悦有年。按符合礼制所以记载，以表明其他年份不记载是怠慢。这是存留礼制以昭示后世，难道仅仅是因为喜悦吗？二百四十二年，只有两次记载，足以知道其他年份没有告庙。不应丰年如此稀少。
灾异例第二十五
日食（三十六次）
隐公三年春天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桓公三年秋天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十七年冬天十月朔，日有食之。
庄公十八年春天王三月，日有食之。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二十六年冬天十二月癸亥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