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名字爵諡义例第三十一

译名字

孩子出生三个月，父亲给他取名。二十岁行冠礼，敬重他的名而确立他的字【因为五十岁以后还有伯仲之类的字，所以二十岁冠礼时取字】。五十岁成为大夫，就敬重他的字而称呼伯仲之字。凡是称呼他的字，一定在字上面加上“子”字，“子”是美称，而且便于说话。子突、子哀就是这样。宋国的孔父，因为“子”是他的姓，不能说子孔，所以改称孔父。“父”是美称，加上它也是为了便于说话。古代有人名中带有“父”字，如荀林父、胥甲父之类，而没有以“子”字为名的人，因为“子”是配合字的赞美之辞，所以避讳不用。“父”本来不是配合字的词语，所以可以作为名，只是夫子当时书写罢了。还有家父，是天子的家氏大夫，应当是没有兄弟的人，没有伯仲可以称呼，所以只用“父”配合氏而已【按《仪礼》，二十岁行冠礼，就加上伯仲之字，伯某甫、伯鱼、伯牛之类就是这样。到了五十岁成为大夫，就再加敬重，只称呼他的伯仲，孔伯、冉伯而不说鱼、牛。礼制说五十岁用伯仲就是这样。也有只用“子”连接字，不说伯仲的，子贡、子路就是这样。这与啖氏的说法不同，然而根据《仪礼》似乎有依据。《仪礼》说：庶子中的长子叫孟。根据孟与伯都是最长的称呼，嫡庶既然区分，必须分别立字。而《左氏传》中各国大夫也有不是庶出却称孟的，不知什么原因】。

爵諡

古代没有谥号，周朝才开始有。武王追封三代先王，只有王季没有谥号。大概是在初定制度时，加谥号如同殷代祖先的尊号，有大功大德才加谥，所以三祖之中没有谥号的有一位。连同诸侯如果公卿大夫有大功大德以及大恶的，才特别赐予谥号，并不是都有谥号。所以《史记》《世本》中厉王以前的诸侯有谥号的很少，其后才都有谥号。大概是后代僭越差错，于是成为常例。如同祖宗的尊号，本来是用来尊崇有功德的人，而汉代以来一律加上，也都是臣子的心愿尊崇其君父所致。楚国的大夫有封地的，都僭越封为公【蔡公、申公之类就是这样】，僭用诸侯的礼仪。秦国的大夫多僭越为子，僭用畿内诸侯的礼仪【这些都不见于经，出自传】。诸侯都应当依照爵位，而当时多僭越谥号为公【春秋时只有蔡一处称侯，其余都称公，是僭越】。天子的大夫也有僭越谥号为公的【刘文公之类】。诸侯的大夫都用伯仲配合谥号，而当时有时僭越为子【范文子、季武子之类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想凭借采地自同于畿内诸侯。侯、伯、子、男的臣子都能称其君为公，其子孙也称公子，而谥号不能称公，因为谥号是王所赐予的。大夫的臣子能称其主为子，而谥号不能称子，因为谥号是君所赐予的。妇人应当跟随丈夫的谥号，后代讹误混乱没有区别，有谥号也不正确。如果公的夫人称小君，是说地位比君小；大夫的妻子叫内子，也是比于夫人，尊称为子而在内室。《左氏传》所叙述当时的人，有时说本爵，有时说公，吴、楚则有时说王，都是跟随本国他国的史文。楚国的史书则称王，他国的史书则称子。其言人臣有时称爵位，有时说名氏，有时说其官职，也有的跟随其家传，有的跟随其国史，有的跟随当时杂记，所以不统一。一行之内就有数名，所以知道传是采择各种记载，错综复杂而写成的。经书书名氏，传书爵及自谥等，经书无名而传书有，现在都保留其文，以显示当时人解释其违背经书的就删削。旧解《春秋》经传人名，都推究其谱牒，现在认为这不是褒贬的意思，所以不再详细陈述，只有鲁国的世卿则独自在注中陈述。

名位例第三十二

王者无上，所以加天字，说像天一样。而不书天字的有三种情况【桓公弑隐公而周王不讨伐他，到庄公元年反而让荣叔来赐命，所以不说天，这是第一种；文公因为僖公的妾母成风用夫人礼，而周王不责备，反而让荣叔归舍且赗，所以去掉天字，这是第二种；又派召伯来防备成风葬，也去掉天字，这是第三种。成风并见于文公五年春经】。大概是说不能效法天【各自在本年有传】。又有书天子的一种情况【成公八年天子派召伯来赐公命】。或者依据策命的文字以惩戒失礼，或者传写错误。天子无上，无以褒奖，所以褒奖子突【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卫，当时鲁伐卫纳朔不正】，则王的美德可见。天子自绝于天下而逃亡的称出【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义已见奔例】，说自弃天下如在四海之外一样。

诸侯

诸侯只有宋称公，其余称侯、伯、子、男四等，各自跟随本爵书写。只有葬时称公，显示其非王谥【义见隐公五年】。当时吴楚虽然僭越称王，经书只依其本爵书写【不可依其僭伪之号】。诸侯位尊无以褒奖，只托辞以见美而已。纪侯不说奔，而说大去，就是这类【左氏曰：齐欲灭纪，纪侯以国与纪季，令其事齐以存宗社，而身去之，义见庄公四年】。诸侯失地则书名【襄公十四年卫侯衎出奔齐】。

译像这类情况就是这样。诸侯灭亡同姓国家，如僖公二十五年卫侯燬灭亡邢国之类；以及诱骗他人，如昭公十一年楚子诱骗蔡侯般并在申地将其杀害之类，也都直书其名。这是因为他们的罪恶极大，应当被断绝关系，不再视他们为君主。国家灭亡而不能殉节，又不逃往他国的，如定公四年蔡国公孙姓灭亡沈国，将沈子嘉带回之类，也如此处理，是尊重他们不寻求复兴故国的心意。诸侯有僭越乱行的，也直书其名以将其排除在外，君臣用词相同，只列举名字而已。晋人在殽地击败秦军，左传记载：秦人因为戍守郑国而谋划偷袭晋国，晋人在殽地击败他们，其义理见于僖公三十二年；郑国讨伐许国，发生在成公三年，传文中没有记载事迹；晋国讨伐鲜虞，发生在昭公十二年，左传记载：晋国荀吴假装防备齐军，向鲜虞借道，于是灭亡了肥国，冬天晋国讨伐鲜虞，是因为肥国的缘故，像这类情况就是这样。荆人来聘问，发生在庄公二十三年；楚人包围宋国，发生在僖公二十七年，当时晋文公刚刚称霸，诸侯跟随楚子包围宋国，所以公羊传说：称“人”于楚子，是为了称“人”于诸侯；楚人派宜申来献防，也相同，发生在僖公二十一年，楚人就是楚子。诸侯完全使用夷狄礼仪的，以国名称呼他们，荆、吴、徐、越之类就是这样。诸侯杀害他们的臣子，都只书写国名，如僖公十年郑国杀害其大夫申侯之类，不书写其爵位，意思是说按照国法诛杀他们。如果杀害毫无罪过的臣子，就称其爵位以谴责其罪，如僖公五年晋侯杀害其世子申生之类。鲁侯的爵位是侯却称公，这是臣子表示尊敬的辞语，并非与僭越使用其礼仪相同。又说：滕、薛、杞起初都书写为侯，庄公之后，滕就称子，桓公二年称子，当时是因为在防地，并非正式的名号；薛、杞则从庄公之后，有时称侯，有时称伯，有时称子，其义理详备于前文，本来并非夷狄，又不是附庸，所以不称“人”，意思是说他们本是中国诸侯，不是夷狄，所以要加以议论。附庸之君按例直书其名，介葛卢，僖公二十九年前来朝见；郳黎来，庄公五年前来朝见，是附庸之君。杂用夷狄礼仪的以“人”称呼他们，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发生在桓公十五年，就是这样。邾仪父也是直书其名，三传称其为字是错误的，说法见于辨疑。畿内诸侯在天子公卿的条例之中。

译不到一年的国君

诸侯在位不到一年，就称“子”（如僖公二十五年，鲁僖公与卫国子、莒庆在洮地结盟之类就是这样），这是说他没有正式成为国君。如果尚未安葬，还要加上名字（如庄公三十二年八月庄公去世，十月子般去世就是这样，因为尚未安葬，所以记载名字），这是对着灵柩前、父亲面前儿子称名的礼节。如果出到外面，就不称名，因为不是对着灵柩的缘故。王猛根据惯例应当记载为“子”，恐怕与周天子的王子混淆，所以特别称为“王子”，以表明其正统。又记载名字，是与正式成为国君相区别（其义理见昭公二十二年）。不到一年的国君出逃，不称“子”，只称名字，表示他不能继承先君。郑忽（桓公十一年逃往卫国）、曹羁（庄公二十四年逃往卫国）就是这样。陈陀（桓公六年被蔡人杀害）、齐无知（庄公九年被齐人杀害）、莒展舆（昭公元年逃往吴国），虽然超过一年，仍然不记载爵位，因为他们名不正，不被允许拥有爵位（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正统的缘故）。郑忽回国，仍然记载为“世子”，是为了表明他的正统（在桓公十五年）。齐侯舍不到一年就记载爵位，是为了加重商人的罪责（其义理见文公十四年）。

太子

称为太子的，都是父亲已经任命，向上报告给周天子，即《周礼》所说的向天子发誓的人。卫太子蒯瞆，父亲已经任命之后，虽然被废立，仍然称为太子（哀公二年，晋赵鞅护送卫太子蒯瞆进入戚地）。陈御寇因为父亲任命他，所以传文中称为太子，但没有向天子发誓，所以经文记载为公子（其义理见庄公二十二年）。蔡侯般被杀，防还没有回来，太子有还没有继承君位，所以仍然称为太子（昭公十一年夏四月，楚子诱骗蔡侯般并杀害他，冬天楚军灭蔡，抓获太子有并带回去使用）。那些弑君犯上的人，就不必等待天子的命令，以加重他们的罪责（如同不到一年称君的道理，楚世子商臣弑杀其君就是这样，其义理见文公元年）。

后、夫人、王姬、内女

天子的配偶称为后，诸侯的配偶称为夫人。凡是称为妇的，是有婆婆的意思。婆婆在世，那么后、夫人都应当执行媳妇的礼节。所以记载为妇。至于《公羊传》说：“在途中称为妇”，这是以亲迎还没有到达国家而言的。丈夫还没有到达国家，婚礼还没有完成，仍然还是女子，怎么能立刻称为妇呢？所以《春秋》有迎娶女子的记载，《公羊传》大错特错了。

凡是妇女都用字搭配姓氏，伯姬、仲子、季姜之类就是这样。用谥号来说，也用谥号搭配姓氏，穆姜、定姜、共姬之类就是这样。女，是未出嫁的称呼，到了丈夫的国家才称为夫人（宣公元年，公子遂到齐国迎娶女子，于是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之类）。王后虽然在父母之国，也称为王后（桓公八年，祭公来从纪国迎娶王后之类），因为天下都是天子的土地的缘故。凡是娶妻必须亲自迎娶，到了丈夫的国家才开始完成礼节，文公在齐国完成礼节，所以不能说迎娶女子而说迎娶妇人。齐高固、莒庆在鲁国完成礼节，所以说迎娶叔姬，见其不说女子，就知道失礼了（其义理都在婚姻例中）。诸侯的妾母，虽然臣下尊敬她，但不能称为夫人，以体现对先君的尊重。自从成风之后，就都僭越了。

春秋时有子叔姬的有三位（文公十二年子叔姬去世，文公十五年齐人来归还子叔姬，宣公五年高固来迎娶子叔姬）。《公羊传》、《谷梁传》都说她们是同母姊妹，不对。根据称为子，只是说当时国君的女儿，以区别于先君的女儿罢了，却说姊妹，有什么道理呢？质疑的人或许说，如果是文公的女儿，不应该有两个叔姬。查考伯仲之外，其余称为叔，管叔、蔡叔等就是这类。

天子之公卿大夫

三公称为公，曾经担任三公并且有土地作为畿内诸侯的，也称为公，都是用他们的土地搭配公字来说。祭公（桓公八年从纪国迎娶王后）、周公（僖公九年葵丘之会），都见担任三公（因为他们都处理王事）。州公（桓公五年到曹国）、郭公（庄公二十四年经文缺失），或许曾经担任三公，或许见担任三公，不能确定。天子的卿大夫有被封为畿内诸侯的，都称为子。殷代制度就是这样，箕子、微子就是这样。周代也沿袭它，所以王臣称为子的，都是畿内诸侯。温子、刘子、单子、尹子就是这样。有采地但没有封为国君的，不能称为子。采，是采集的意思，只采集其租税罢了，不统治其人民。那些封土有宗庙社稷，独占其人民，就像在天子畿内或诸侯国内的附庸一样。天子有六卿，冢宰无所不统，所以担任冢宰的都加宰字。宰渠伯纠（桓公四年前来聘问）就是这样。兼任三公就称为公（宰周公就是这样）。不兼任三公的只记载氏字罢了（宰渠伯纠就是这样）。天子的大夫都称氏称字，字是指伯仲叔季。诸侯不敢称名。召伯、毛伯、荣叔兄弟没有伯仲可言，只称为叔。叔是美称，足以充当字（其例已见诸侯例中，这里只是字罢了）。天子的大夫只有渠伯纠一人兼称名字，以讥讽他不通达礼节（桓公四年天王派宰渠伯纠前来聘问）。子突记载字以褒奖他，渠伯兼称名字以贬斥他，其义理可知。又说王子、王孙有大变故也记载。王子札杀害召伯、毛伯就是这样（经文记载王札子有误）。

诸侯之卿大夫士

鲁、宋、齐、晋、卫、蔡、陈、郑八国的卿，自从齐桓公称霸之后，无不称族；其余国家则不然。《公羊传》、《谷梁传》说

译曹国和莒国没有大夫，是因为没有天子册命的大夫。旧有的说法有的认为没有君主的任命，如果没有君主的任命，怎么能成为大夫呢？按照礼制，诸侯的卿都是由天子册命的。《王制》说：大国的三位卿，都由天子册命；中等国家的三位卿，其中两位由天子册命，一位由本国国君册命。这大概是因为《春秋》经文不记载卿的名字，所以才这样解释。殊不知这是因为小国不再向天子请求册命罢了。推究事理，啖助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周平王东迁之后，诸侯的卿不再向天子请求册命，所以隐公、桓公以及庄公初期，很少记载卿的族氏。大概齐桓公称霸之后，列国参加的盟会很多，凡是排列位次，没有受命的人排在已受命的人之下，所以这些国家都请求记载族氏。其余的小国不能直接与王室沟通，也很少能争得长幼次序，所以都不再请求天子册命，直到《春秋》结束。秦国虽然是大国，但很少参加盟会，所以不请求册命。楚国既然僭越称王，自然应当不请求册命。等到公子婴齐在蜀地主持中原诸侯的盟会，如果不以受命之身而居于各国之上，所以请求天子册命。因此从公子婴齐之后，楚国的卿也记载族氏。有天子册命的，就与各国相通，所以记载族氏和名字；没有天子册命的，只称某人，意思是只是某国的人罢了，与一般大夫和庶士相同。这样记载，是为了尊重天子册命，尊崇周王室。诸侯的卿本来应当是三人，当时大多僭越超过这个数目，很多都是不合礼制而请求册命的。鲁国的卿虽然没有受命也记载名字，是为了详细记载内部事务，无骇、翚、柔、溺就是如此。这多是隐公时期的事，隐公谦让居于摄政之位，所以不爵位册命大夫。其他国家的非受命之卿不记载，既然没有天子册命，就不与各国相通。来到鲁国以及事务牵连鲁国的，都记载名字，是为了详细记载内部事务。纪国的履緰、郑国的宛、莒国的拏、楚国的宜申、莒国的庆、秦国的术、吴国的札之类就是如此。各国的大夫，天子赐给他们王畿内的邑作为称号，让他们回国任职的，都记载族氏和字，与天子的大夫相同，是表示尊敬。郑国的祭仲、单伯、陈国的女叔就是如此。左传认为单伯是周朝的大夫，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在鄄地盟会时不排列次序而说单伯与齐侯盟会呢？又自从从齐国来到鲁国，为什么记载“至”呢？女叔则左传说是嘉奖他，所以不称名。结好的情况很多，为什么唯独嘉奖女叔呢？公羊传说记载“祭仲”是因为他贤能。不知道是因为天王赐给他邑号，所以记载字才说贤能。以废黜国君为贤能，对教化的危害太严重了。内外受命的卿去世后，既然不称名，应当称谥号和字，原仲、夷伯就是如此。凡是天子的三公称公，宰周公、祭公、虞公之类就是如此，这是公羊、谷梁的义例。天子的大夫称氏和字，是尊重王官。尊重王官不同于列国，所以不记载名字，凡伯、南季、尹子、单子之类就是如此。士称人，是表示等级差别。天子之士相当于列国的下大夫，所以只称人以显示等级差别。来到鲁国就称名，是为了详细区分内外之别。石尚、叔服就是如此。列国受命的卿都称名，这是三传的义例都相同。这是降低王室的地位。所谓降低，是不记载字。列国的士大夫称为卿，左传认为由天子册命的称为卿，公羊、谷梁都称为大夫，意思是上大夫。国君册命的卿，是指不向天子请求册命的。盟会和征伐称人，是为了彰显法度，区别贵贱。盟会和征伐，是指征伐和盟会。意思是不敢自同于受天子册命的卿。当时天子势弱，诸侯僭越，即使合乎天子册命的也不请求册命，所以孔子都只记载为某人以显示法度，并且讥讽诸侯的专断。来到鲁国就称名，被执、被杀也记载，是记录刑罚的是非，惩戒乱政。意思都是因乱政而产生的。不称氏，是为了区别于天子册命的。虽然得以称名但不记载氏。外来称人，都是下大夫。所谓外来，是指郑人来渝平、齐人来归卫宝之类。如果有不同于此的，是例外的变化。内部大夫称字以示褒奖，称盗以记录恶行。内外大夫的名位等级既然不同，诸家既不总论而各自解释，有的未能领悟。现在，所以总而序之。又说：凡是诸侯的子弟称公子并以公子为氏的，有两种情况。曾经受天子册命为卿的，以公子为氏，公子庆父之类就是如此。除此之外，被杀的，即使不是卿也记载公子，是重视骨肉亲情。如果不称公子，就不知道是骨肉相害。所以不称大夫，而直接称公子，陈人杀公子御寇就是如此。不称公子而以国名带名字的，称为国氏，也有两种情况。国君自行册命为卿的，称国名以氏，莒庆之类就是如此。篡弑以及被国人拥立的，即使不是国君册命的卿，也以国名为氏。如果不称国名，就不知道是哪国人。齐国的无知、卫国的

译晋【卫国人拥立晋，是因为顺应了众人的意愿】郑突【郑突回到郑国】曹赤【曹赤回到曹国】这类情况就是这样。这正是《公羊传》所说的“国氏”的情况。有人问：诸侯国的卿，只有《左传》称他们为卿，《公羊传》和《谷梁传》只称他们为大夫，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大夫对于周天子来说只称大夫，这就是所谓的上大夫【就像现在九命之卿只称卿，实际上就是大夫】国人额外尊称他们就叫卿【这也好比侯伯之国称呼他们的君主也称公，这是尊称，不是正式的名称】那些下大夫不在经文中出现，《左传》也称他们为大夫【就像现在称呼少卿也只说卿，不说少卿】那么《左传》是依据当时的称呼来说的，《公羊传》和《谷梁传》是依据正式的名称来说的，其中的道理就可以明白了。

译兄弟

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在鄢地击败共叔段。《左传》说：共叔段不守做弟弟的本分，所以不称他为“弟”。《公羊传》和《谷梁传》的意思与此相同。共叔段本是弟弟，因为缺乏做弟弟的心，所以不称他为“弟”，其他情况也是如此。卫国州吁、楚国公子比等人都是这样（都不称兄）。举出这一个例子来阐明，其他情况也就可知了（因为都没有骨肉亲情，所以不称兄弟）。

隐公七年夏，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访问鲁国。

桓公三年冬，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访问鲁国（执行国君命令，是大夫的职责，不派私亲去，所以加以讥讽）。桓公十四年夏五月，郑伯派他的弟弟语来与鲁国结盟。《谷梁传》说：天子、诸侯地位尊贵，兄弟之间不能以亲属关系相通。

宣公十七年冬十一月壬午，鲁公的弟弟叔肸去世（这是褒奖他，所以特别记载）。成公十年春，卫侯的弟弟黑背率领军队侵犯郑国（意义与齐年来访相同）。

襄公二十年秋，陈侯的弟弟光出逃到楚国。《谷梁传》称他为“弟”，是谴责他的哥哥不能相容。襄公二十三年夏，陈侯的弟弟光从楚国回到陈国（重视诸侯的弟弟，所以记载“归”；陈鍼不记载“归”，是因为没有告知）。襄公二十七年夏，卫侯的弟弟鱄出逃到晋国（意义与陈光相同）。襄公三十年夏，周天王杀死了他的弟弟佞夫。《谷梁传》说：这是讥讽周天王。

昭公元年夏，秦伯的弟弟鍼出逃到晋国（意义与陈光相同）。昭公八年春，陈侯的弟弟招杀死了陈国世子偃师（昭公元年记载的防地，招被称为公子，而这里说陈侯的弟弟，是为了谴责他杀害哥哥的儿子，骨肉相残，罪行比普通人更重。齐国商人杀死舍，舍也是哥哥的儿子，却不称“弟”，是因为齐昭公已经去世，商人就没有哥哥了，而且杀君的罪行重于杀兄之子，所以按重罪记载）。昭公二十年秋，强盗杀死了卫侯的哥哥絷。《谷梁传》说：直呼卫侯，是贬低卫侯。

定公十年夏，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意义与陈光相同）。定公十一年春，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从陈国进入萧地叛乱（弟弟背叛哥哥，两人都获罪）。定公十四年秋，宋公的弟弟辰从萧地来投奔鲁国（意义与陈光相同）。

《谷梁传》说：天子、诸侯地位尊贵，兄弟之间不能以亲属关系相通。为什么呢？因为君臣关系重于兄弟关系。凡是记载兄弟关系的，都有特定的意义。郑国的共叔段不守弟道，所以不称“弟”（意义见隐公元年）。公子偃，大概也是同样的道理。《左传》和《公羊传》都说：凡是称“弟”的，都是同母弟。这是因为看到诸侯的弟弟有时称“弟”，有时不称“弟”，不能贯通其中的意义，而曲解为这种说法。况且圣人的教化，即使是兄弟的儿子，尚且引导他们上进，哪有异母就疏远排斥的呢？这不是敦睦之道。《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然而又说：杀害太子的同母弟，直呼国君也是不对的（见晋侯杀其太子申生，天王杀其弟佞夫，这是妄加这种说法）。有人问：国君杀弟弟以及弟弟出逃，就记载为“弟”。如果是杀害或驱逐，公子、公孙即使不是卿，也记载为公子、公孙。这是谴责国君虐待骨肉（意义在杀及奔的条例中）。而国君的兄弟以及公子、公孙杀害国君，为什么不加重他们的罪行，而按照众臣的条例记载呢？回答说：国君杀臣下、驱逐臣下，道义上有轻重之分，所以可以分别对待。弑君是最逆乱的，罪行没有更重的了。如果加上兄弟的罪名作为重罪，那么众臣弑君难道不是极重的罪行吗？太子轻于国君，所以在陈招身上称“弟”，以表明其罪行严重。人伦的大纲，君臣父子最重要，其次是兄弟。所以诸侯的兄弟来与我交往，以及在国有重大变故时，就记载下来以示劝诫。

人

三部传都称卿如果有罪，就贬称为“人”。夫人有善行，就希望别人知道；有恶行，就希望别人掩盖。如果有恶行，贬称记载为“某人”，正好足以成全奸人的计谋。况且未受命的人，尚且特别记载以惩戒恶行，难道已受命的人反而隐藏其名吗？凡是称“人”作恶的，只有楚子称“人”包围宋国，既然在诸侯之上，明显是贬低他如同四夷。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罪责各国跟随四夷（意义见僖公二十七年）。其余的则应该像申献防（在僖公二十一年）以及朝聘之礼，使用夷礼的称为“人”（牟人、葛人等是）。拘捕诸侯以及拘捕他国大夫，都可以从文辞中看出其贬义，所以可行。其余的就不使用这个条例了。经文中一个字普遍用于各种条例而意义不同的，只有“人”字。那些通凡成例的，意义各自见本例；那些不能推演成例，而又不能另外加褒贬的，也用“人”字以示意义，楚人派宜申来献防之类就是。这就是所谓的即文见意。现在简略地列在后面。

凡是朝见，称“人”，是外国国君。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就是这种情况。

凡是聘问，称“人”，是外国臣子。荆人来聘问，就是这种情况。

凡是列国史官，来称“人”的是下大夫。齐人来归还卫国宝物，郑人来求和之类，就是这种情况。

凡是他国盟会，称“人”，都是未任命为卿的。王人则是士。

凡是鲁公与他国大夫结盟，如果不是大夫的过错，都称“人”。与宋人在宿地结盟之类，就是这种情况。

凡是他国用兵，称“人”，都是未任命为卿的。宣公以前，称“人”的多是久远的事，难以详查，沿袭旧史。王人则是士。

凡是拘捕诸侯，拘捕大夫，都称“人”，这是扰乱常道（只有成公十五年拘捕曹伯归于京师，记载为晋侯）。

译弑杀国君，只称“人”，是蔑视其卑贱。

凡是杀害大夫，称“人”杀，是因为大夫有罪。

译凡是诛杀弑君贼人的，都称“人”，这是为了声讨有罪之人。

凡是诛杀他国国君或卿大夫而称“人”的，都是表示混乱的措辞【死者虽然也有罪，但诛杀国君也不是正当的治理，所以说是混乱的措辞】。凡是放逐大夫而称“人”的，是因为放逐了有罪之人。蔡人将大夫公孙猎放逐到吴国，就是这样的例子。

以上都是通用的常规体例，其含义各自可见于本部分。

僖公二十一年冬天，楚国人派宜申来进献防邑【楚子攻打宋国，所以称“人”以示贬斥】。二十七年冬天，楚国人、陈侯、蔡侯【等等】围攻宋国【《谷梁传》说：称楚子为“人”，是为了贬斥他】

【和诸侯】。宣公四年春王正月，鲁公与齐侯平定莒国和郯国的争端，莒人不肯【因为莒人不肯，所以称“人”以示贬斥】。十五年夏五月，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称“人”来达成和平，是轻视这两个国家】。襄公三十年冬天，齐国人【等等】在澶渊设防，是因为宋国发生灾祸【《左传》说：卿大夫不记载，是因为不守信】。

以上都不能用常规体例来推导，只是用“人”字来表示贬斥。

氏

卿大夫称“氏”的，只有尹氏【隐公三年尹氏去世，昭公二十三年尹氏拥立王子朝，昭公二十六年尹氏带着王子朝逃奔楚国】、武氏【隐公二年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崔氏【宣公十年崔氏出逃到卫国】，这些都是讥讽世袭卿大夫。称“氏”，那么世袭卿大夫的意思就显而易见了。当时世袭卿大夫很多，无法一一讥讽，因为尹氏私自报丧，不称其名；因为齐国人崔氏出逃，因为武氏以子代父，所以特别记载他们。等到尹氏拥立王子朝，并带着王子朝逃奔楚国，都是因为世袭卿大夫扰乱王室，所以接着记载他们。讥讽这几个人，足以看出世袭卿大夫的恶行了。

盗

襄公十年冬天，盗贼杀害了郑国的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輙。

昭公二十年秋天，盗贼杀害了卫侯的哥哥絷。

定公八年秋天，盗贼窃取了宝玉和大弓。

哀公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盗贼杀害了蔡侯申。十三年冬天，盗贼杀害了陈国的夏区夫。

杀害国君和窃取国家重宝，按道理应当记载名字，但他们隐藏姓名，不符合出现在经书中的条件，所以经书称他们为“盗”。《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是不对的。这在“杀例”中已经说过，《左传》说：“齐豹担任卫国司寇，做事不义，所以记载为盗【齐豹杀害了卫侯的哥哥絷】”。这大概是《左传》不理解《春秋》，认为不是上卿就不记载名字，胡乱说的。根据上大夫杀害国君的例子，应当记载名字。齐豹如果确实是上大夫，却记载为“盗”，那是因为他杀害的是国君的哥哥，罪行比杀害国君还大。

论特书

被任命为卿及以上的人，无论善恶，都详细记载，足以昭示后代。未被任命的卿以及众大夫以下的人，如果一律称“人”，怎么能够起到惩戒和劝勉的作用呢？所以有特别记载的含义。叛逆者虽然不是被任命的卿，也特别记载：卫国的州吁【弑杀其君完，含义见隐公四年】、宋国的华督【弑杀其君与夷，含义见桓公二年】、齐国的无知【弑杀其君诸儿，含义见庄公八年】、宋国的万【弑杀其君防，含义见庄公十二年】、邾国的庶其【襄公二十一年带着漆闾丘来投奔】、莒国的牟夷【昭公五年带着牟娄及防兹来投奔】、黑肱【昭公三十一年带着滥邑来投奔】之类就是这样的例子。卿是国君的股肱，如果出逃或被杀，也是国家的大事，即使未被任命，也特别记载：楚国的得臣【僖公二十八年被杀】、宋国的万【庄公十二年逃奔陈国】、宋国的子哀【文公十四年来投奔】、宋国的山【成公十五年被杀】、邾国的畀我【襄公二十三年来投奔】、邾国的快【昭公二十七年来投奔】之类就是这样的例子。子哀的出逃合乎道义【《左传》成公十五年传说不义，宋公而来投奔】，所以记载他的字以褒扬他。宋国司城的回归没有记载，也怀疑是未被任命，特别记载他【文公八年出奔而没有回归的地方】。凡是杀害公子、公孙，即使不做卿，也特别记载：陈国的御寇【庄公二十二年被杀】、公子偃【成公十六年被刺杀】、莒国的意恢【昭公十四年被杀】、宋国的地【定公十年逃奔陈国】之类就是这样的例子。那些自认为国君而来争夺国家的人，则不论是否被任命，都只称名，不称公子、公孙，说他们不再是臣子了，所谓当国者：齐国的小白【庄公九年】、阳生【哀公六年】、邾国的防菑【文公十四年】、莒国的去疾【昭公元年】之类就是这样的例子。楚国的比称公子，是因为他起初归来的志向不是为了争夺国家【昭公十三年】。齐国的纠称“子”，是正当的【庄公九年】。外国大夫特别为了鲁国的事，即使不来鲁国，也记载他的名字：莒庆结盟就是这样的例子【僖公二十五年公防卫子，莒庆在洮结盟】。莒拏是我方抓获而记载的【僖公元年公子友在郦击败莒军，抓获莒拏】。楚国的屈完来归附中原，功劳尤其美好，所以同已被任命的例子一样，特别进用他【含义见僖公四年】。鲁国的公子结【庄公十九年与齐侯、宋公结盟】能够安定国家，为了褒扬他，特别记载公子结以明示诸侯。兄弟以国连字的，有蔡叔【桓公十二年，柔防宋公、陈侯、蔡叔结盟】、许叔【因郑国动乱而复见，桓公十五年】、蔡季、纪季【蔡叔无子，蔡国人召他，从陈国归来相见，桓公十七年；纪季把酅邑献给齐国，见庄公三年】，都是国君而称字，说他们与国君是一体的。鲁宣公的弟弟叔肸【含义见宣公十七年】、季友【含义见僖公十六年】最为贤德，所以在他们去世时称字，以示爱惜和褒扬。肸不是被任命的卿，特别记载他。

都论褒异

春秋时期作恶的人多，被贬斥的人就多，这个道理容易明白。那些被褒扬的人，前面已经论述完毕，现在又

译总括并排列这些事例。这是乐于称道他人的善行啊。诸侯离开国家的美德中，没有超过纪侯的【他把国家让给季弟而离开，合乎道义，详见庄公四年】；回归正位的美德中，没有超过郑忽的【他本是太子，虽然自身蒙受耻辱，但地位合乎正义，详见桓公十五年】；争夺君位失败而死去的美德中，没有超过子纠的【子纠应当继位，齐国人杀了他，道义详见庄公九年】；王师行动合乎正道的美德中，没有超过子突的【他救援卫国，道义详见庄公六年】；诸侯兄弟依附外邦的美德中，没有超过纪季的【道义详见庄公三年】；入朝继承君位的美德中，没有超过蔡季的【他按次序应当继位，蔡国人召他回国，道义详见桓公十七年】；复兴国家的美德中，没有超过许叔的【他趁着郑伯作乱而能恢复国家，道义详见桓公十五年】；鲁国公子兄弟中忠诚贤良的美德中，没有超过季友的【他拥立僖公，安定国家，道义详见闵公二年】；其中合乎道义的美德中，没有超过叔肸的【他不享用宣公的俸禄，道义详见宣公十七年】；卿大夫为节操而死的美德中，没有超过孔父的【他神色严肃地站在朝廷上，于是没有人敢对他的君主发动难端，道义详见桓公二年】；逃亡避难的美德中，没有超过子哀的【他因宋公不义而来投奔，道义详见文公十四年】；回归正道的大美中，没有超过屈完的【他使齐桓公屈服，道义详见僖公四年】；坚守职分不失误的美德中，没有超过司城司马的【道义详见文公八年】；保全邻国的美德中，没有超过高子的【闵公元年他来结盟】、仲孙的【闵公元年他来慰问灾难】。所以都褒扬并推崇他们。如果说不是这样，请让我听听您的论述。蔡叔【桓公十一年在折地结盟，传记中没有详细记载他的事迹】虽然不见事迹，大概也是赞美他。

译杂字例第三十二

《春秋》的文辞极其简略，所以每个字都含有深意。只要看到它的文辞，就知道它的含义，必定需要解释。但是沿袭下来的曲折解说，反而让人迷失了它的宗旨。为什么呢？孔子制作《春秋》，本来是为了教化中原之人，所以使文辞简易，使意义昭著。如果能够以质朴直率的眼光看待它，那么就可以不等待传注而自然通晓了。所以说，提到“灭国”，就知道灭亡者有罪；看到诸侯称生名，就知道他不再是人君；看到说“归”，就明白这类情况，都是文势常理，何必另立异说呢？又如上文说“伐卫”，下文说“王人救卫”，再下文说“卫侯朔入于卫”，就知道这是违背王命（义见庄公六年）；上文说“成宋乱”，下文说“纳鼎”，就知道这是贪受贿赂、放纵罪行（义见桓公二年）；看到“正月烝祭”、“五月烝祭”，就知道这是亵渎祭祀（义见桓公八年）。凡是这类情况，都是上下相应而显现其道理，并且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最终称名（如公子遂到齐国迎娶夫人，于是带着夫人从齐国回来之类），前面列举详细，后面只说概括（指前面列举次序，后面只说诸侯），都保留了简易的原则。各种事情各自从本篇论述，而文义有所未尽的，现在都加以叙述。

以、用、立、吉、不肯

《公羊传》、《谷梁传》都说：“以”是不应当“以”，“用”是不应当“用”，“立”是不应当“立”，“吉”是不可以“吉”，“不肯”是可以“肯”。像这类情况很多。如果说是应当“以”、应当“用”、应当“立”、应当“吉”、应当“不肯”，那么史书就不会记载了。“以”，是施行其意，都说是能够控制的意思。刘单带着王猛（义见昭公二十二年），尹氏带着王子朝（义见昭公二十六年），遂侨如带着夫人（从齐国回来，义见姻婚例中），以及带着他国的军队（义见用兵例中），都是不应当“以”的。“用”，是用鄫子（十九年邾子用他），用蔡太子（昭公十一年楚国灭蔡，抓住蔡太子带回来用他），用牺牲、用币帛（已在郊社例中见过），用致送夫人（见庙例中），用郊祭（见郊例中），也都是不应当“用”的。“立”，是立武宫（在成公六年），立炀宫（在定公元年），立晋（在隐公四年），立王子朝（在昭公二十三年），都是不应当“立”的。立晋得到了变法的正道，所以不说石碏带着许国去。

还、复

《公羊传》说：“还”，是善辞；比“复”更为善。《谷梁传》说：“还”，是事情没有完毕；“复”，是事情完毕。文辞正好说反了，应当是“还，是事情完毕；复，是事情没有完毕”。军队还师（在庄公八年），公从晋国还（文公十三年），归父从晋国还（在宣公十八年），士匄听说齐侯死了于是还（襄公十九年），都是不应当再前往，并且都符合礼制，所以说“还，是事情完毕，是善辞”。公到晋国到了黄河于是复（昭公二十三年，公到晋国到了黄河，公生病于是复之类），公孙敖到京师没到就复（在文公八年，跟随莒女），仲遂到了黄河于是复（在宣公八年，生病而回），都是事情没有完毕就复，所以知道《谷梁传》说反了。

求、告、乞

“求”是得到与否还不可知（求赙赠、求车之类），“乞”也是这样，而且是更重的辞。乞盟、乞师都可以加重语气，所以特别说“乞”是重辞，这是对的。告籴不说“乞”，是因为用财物交换，彼此有利，不像乞师、乞盟那样。

献、锡、畀、假

“献”，是献给上级（献、防之类）；“锡”，是赐给下级（来、锡、公命之类）；“畀”，是给予（僖公二十八年，抓住曹伯给予宋人），指既不是上级也不是下级的情况。这三者是根据尊卑来说的（三者指献、锡、畀）。“假”，是借（郑伯用璧借许田），指交换田地的谦辞。

得、获、克

用力擒获叫“获”，获人（获华元之类），获兽（获麟就是）；不是用力擒获叫“得”，得宝玉就是（在定公九年）。“克段于鄢”（在隐公元年），是能够打败他；“不克纳”（文公十四年，晋人纳防菑到邾，没能纳成），“不克塟”（宣公八年，安葬我国小君敬嬴，下雨没能安葬），都是说没能完成纳、没能完成安葬。左氏说：得到胜利叫克，《春秋》意在辨别邪正，哪里论胜利呢！

辞

“之”、“乃”、“而”之类都是虚词（俗称为语助词）。《谷梁传》说：“之”是缓辞，“于”是缓辞，“乃”是亡乎人之辞，“而”是缓辞。《谷梁传》迂腐偏僻到了极点，况且“之”只是为了顺口而言，哪里有缓辞呢？执“卫侯归之于京师”（义见僖公二十八年）也是牵强附会。至于“郊牛之口日有食之，杀之，用之”之类，怎么能称为缓辞呢？所以都不值得采纳。如果说“乃”是难于“而”（宣公八年安葬敬嬴就说“日中而塟”，定公十五年安葬定公就说“日下昃乃克塟”），那就是对的。又说：“既”，是尽而有继之辞（日有食之既之类就是）；“且”，是兼之之辞（归含且赗就是）。这种说法都通顺，所以采用它。

出、来、归、入、纳、取

凡是“出”，是从国内出来；“来”，是从外面来，这都是根据事实记载。其邪正各自随着事情的是非，不凭这两个字作为褒贬。只有天子及周大夫出，就用记载“出”作为贬斥，因为王者无外所以（以出为贬）；只有内女不应当归宁（礼制，父母去世不合再归宁）就记载“来”以示贬斥，因为男女之礼，符合礼制的不记载所以（常事既不记载，记载就是贬斥，所以

译知道后来者不应当来的，其义理可见于“婚姻”条例】“归”字的含义也不止一种，诸侯及大夫返回本国，有“归”与“复归”的含义【可见于“归入”条例】将国内的女子嫁到国外，也称为“归”【《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都称，女子出嫁叫“归”】国外将物品送给我们，也称为“归”【如“天王派宰咺来送还惠公仲子的赗赠之物”、“齐人来送还卫国的宝物”之类，称“归”是因为来传达辞意】我们将物品送给国外，也称为“归”【如“向蔡国输送粮食”就是这样】诸侯用兵攻破敌国，将其国君一同带回，也称为“归”【如庄公十年，“楚国在莘地打败蔡国，把蔡侯献舞带回”】除了诸侯归国入国的情况外，其他事情各自根据事实本身来判断邪正【义理各自可见于原条例】不凭借“归”字来进行褒贬。“入”字也有几种含义，诸侯返回本国，有“入”与“复入”的含义【可见于“归入”条例】用兵进入敌国，也称为“入”【可见于“用兵”条例】所以“入”大多不是好事，如“庚寅日我国军队进入邴地”【隐公八年】也是不可以进入的。纪季带着酅地进入齐国【庄公三年】既然不能说是叛变，所以说“入”也明显表明不正当，以此来归罪于齐国，而记载“季”是为了表明纪季无罪。天王进入成周，记录他从外面进入，不同于对诸侯的贬斥【义理可见于“归入”条例中】“取”字的含义已在“用兵”条例中见过，除此之外，还有“从宋国取来郜国的大鼎”【桓公二年】、“齐人捉住子纠并杀了他”【庄公九年】，这些也都是不应当夺取的。因为前面的字义存在交互涉嫌的情况，所以加以辨析，其他没有疑问的就不再讨论了。“初”表示后来成为常例，如“初次进献六羽”、“初次实行亩税”之类就是这样。“作”表示不适宜兴建，如“新建南门”、“为僖公制作主牌”就是这样。“致”表示不适宜送达，如“用‘致’字记载夫人如宋国送女”就是这样。常事称为“视”，如“视朔”就是这样。非常之事称为“观”，如“观鱼”、“观社”就是这样。像这类情况，都没有交互涉嫌，所以不再全部列举。凡是“以”表示不适宜携带，“用”表示不适宜使用，“立”表示不适宜确立。略举几个字，触类旁通都是这样，这都是《春秋》的省略文法，用一个字来体现褒贬。符合礼制的，常事就不记载，所以凡此种种，都是为了表示讥讽。这仅适用于《春秋》的义例之内，不可以遍求于五经。学者应当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