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集传纂例卷八
春秋集传纂例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纂例卷九
唐 陆淳 撰
讳义例第三十四
啖子曰：「公羊」云「春秋为贤者讳，为尊者讳」；「谷梁」云「为尊者讳耻，为亲者讳疾，为贤者讳过」。旧说隐讳也，乃隐其恶耳。若隐其恶，何名为直笔乎？葢讳避之也，避其名而逊其辞，以示尊敬也。犹鲁讳具敖以乡名山，非谓隐讳言鲁无此山也。但讳为避，则近「春秋」之义也。今言他人之遇屯否、罪戾、死防、耻辱，则正言之；至于所尊所敬，则婉顺言之。此葢是人情常理，「春秋」讳避之道亦尔。公夫人见杀，及鲁师败，不书，不可斥言也。公则以「不地见杀」，夫人则以「齐人以尸归见杀」，师败则书「战而已」。举例而见意。凡恶事必须书者，则避辞言之。犹公夫人奔则曰「逊」，杀大夫曰「刺」之类是也。赵子曰：凡君之过恶，以讳为示讥，见其避讳，亦足以知其不当为也【桓公元年「璧假许田」之类是也】为尊者讳，不书「王师战【但言败绩于某而已】不言「天王奔及出【但书居而已】凡伯不言「执【义见隐七年】及不书「鲁君弑【但书公薨】君败臣师则曰「克【郑伯克叚于鄢」之类是也】鲁君杀大夫则曰「刺【刺公子偃」之类】公与王人盟则不言「公【及苏子盟于女栗」之类是也】但存其礼而已。为亲者讳，谓鲁与二国伉敌而有屈辱之时，则避其辞，不书「鲁师败【但书战而已】入邾则先言「公伐邾」下，但言「入邾【义见哀七年】但逊其辞而不隐其实。又「谷梁」云：「为尊者讳耻，为亲者讳疾。」观经意，为尊者、亲者之讳，亦随事有宜，不可定言。为尊者讳耻，则亲者之耻不讳乎？至于为贤者讳过，则都妄也。「公羊」亦多言为贤者讳，考其义理，一无通者。又「公羊」曰：「外大恶书，小恶不书；内大恶不书，小恶书。」殊非也。立教之体，事无巨细，皆论其可否，何得论其小大乎？且外事于例合书卽书，小小侵伐等及大夫出奔已来，悉书之，何名「小恶不书」乎？内恶如弑君等，伹隐。避其文以示臣礼，然而不地、不塟，以见事实。至于诸恶无不书者，何言大恶不书乎？
日月为例义第三十五
啖子曰：公谷多以日月为例，或以书日为美，或以为恶。夫美恶在于事迹，见其文足以知其褒贬，日月之例复何为哉？假如书曰「春正月叛逆」，与言「甲子之日叛逆」，又何差异乎？故知皆穿凿妄说也。假如用之，则踳駮至甚，无一事得通明，非《春秋》之意审矣。左氏唯卿卒以日月为例，亦自相乖戾【左氏诸书皆不以日月为例，何独于卿卒特生此文？故知妄耳】杜元凯曰：凡朝聘防遇、侵伐用兵、执杀、土功之属，例不书日；盟、战、败、入、灭、崩、薨、卒、塟、弑君、日食之属，例多书日。自文公以前，书日者凡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书日者四百三十二。年数略同，而日数加倍，故知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予窃谓公羊所谓「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亦久远多遗落也。凡例当书而不书者，皆旧史之文明，非褒贬所要也。例当书日而不书者，葢为遗阙；其例不当书日而书者，皆有意也。义各见本传。杜元凯云：经首不书王者，为王室不班厯，故不书王也。检寻二百四十二年，除桓公之外，应年首之事，未有事在书时之例而书王者，亦未有事在书日月之例而不言者，则知自缘史体成文，不关厯也。
卽位
凡公卽位皆不记日，以其必是朔日故也。唯定公以昭公之防，六月乃至，故书日，以明其旣殡而卽位，且志非常也。
郊庙
凡郊及庙祭，皆记日，敬大事也。其或不日者【唯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庙不日】阙文也。其泛序郊庙，卽不日，非祭事故也【谓卜郊及丹楹等】其雩祀为记旱之所在，而非正祭，故月而不日。其社祭自有定日，其他所载者皆杂事尔，故亦不日【杂事谓鼓用牲等也】
婚姻
凡婚姻礼，初往纳币及逆女，不知定成否，故依聘例书时。
凡逆夫人至国，
译《春秋集传纂例》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集传纂例》卷九
唐代 陆淳 撰
讳义例第三十四
啖子曰：“公羊”说：“《春秋》为贤者避讳，为尊者避讳”；“谷梁”说：“为尊者避讳耻辱，为亲人避讳疾病，为贤者避讳过错”。旧说认为避讳，就是隐瞒其恶行罢了。如果隐瞒其恶行，怎么能称为直笔呢？大概避讳是回避的意思，回避其名而委婉其辞，以示尊敬。如同鲁国避讳具敖山名而以乡名命名，并不是说鲁国没有这座山。只要避讳作为回避，就接近《春秋》的本义了。现在对于他人遭遇困顿、罪过、死亡、耻辱，就直说；至于所尊所敬之人，就委婉顺从地表述。这大概是人情常理，《春秋》避讳的道理也是如此。国君夫人被杀，以及鲁军战败，不记载，是因为不能直言。国君就用“不记载地点的被杀”来表述，夫人就用“齐人带着尸体回来而被杀”来表述，军队战败就只记载“交战”而已。通过举例来体现用意。凡是必须记载的恶事，就用避讳的言辞来表述。如同国君夫人出逃就说“逊”，杀大夫就说“刺”之类就是这样。赵子曰：凡是国君的过错恶行，以避讳来显示讥讽，看到其避讳，也足以知道其不当为之【如桓公元年“璧假许田”之类就是这样】。为尊者避讳，不记载“王师战”【只说在某地战败而已】，不说“天王奔及出”【只记载居住而已】，凡伯不说“执”【义理见隐七年】，以及不记载“鲁君被弑”【只记载公薨】，国君打败臣下的军队就说“克”【如“郑伯克段于鄢”之类就是这样】，鲁君杀大夫就说“刺”【如“刺公子偃”之类】，国君与王人结盟就不说“公”【如“及苏子盟于女栗”之类就是这样】，只是保留其礼仪而已。为亲人避讳，是指鲁国与两国势均力敌而有屈辱之时，就回避其言辞，不记载“鲁师败”【只记载战而已】，进入邾国就先说“公伐邾”，下面只说“入邾”【义理见哀七年】，只是委婉其辞而不隐瞒其实情。又“谷梁”说：“为尊者避讳耻辱，为亲人避讳疾病。”观察经文意旨，为尊者、亲人避讳，也随事情适宜，不可一概而论。为尊者避讳耻辱，那么亲人的耻辱就不避讳吗？至于为贤者避讳过错，那就完全荒谬了。“公羊”也多说为贤者避讳，考察其义理，无一通顺的。又“公羊”说：“外邦的大恶记载，小恶不记载；内邦的大恶不记载，小恶记载。”这完全不对。立教的体例，事情无论巨细，都论其可否，怎么能论其大小呢？况且外事按例应当记载的就记载，小小的侵伐等以及大夫出奔以来，全都记载，什么叫做“小恶不记载”呢？内恶如弑君等，只是回避其文辞以示臣礼，然而不记载地点、不记载安葬，以显示事实。至于各种恶事无不记载的，为什么说大恶不记载呢？
日月为例义第三十五
啖子曰：公羊、谷梁多以日月为例，有的以记载日为美，有的以记载日为恶。美恶在于事迹，看到其文辞足以知道其褒贬，日月的例规还有什么用呢？假如记载说“春正月叛逆”，与说“甲子之日叛逆”，又有什么差异呢？所以知道都是穿凿妄说。假如使用它，则错乱驳杂到极点，没有一件事能通明，显然不是《春秋》的本意。左氏只有卿卒以日月为例，也自相矛盾【左氏诸书都不以日月为例，为什么唯独在卿卒上特别生出此文？所以知道是妄说】。杜元凯说：凡是朝聘防遇、侵伐用兵、执杀、土功之类，例规不记载日；盟、战、败、入、灭、崩、薨、卒、塟、弑君、日食之类，例规多记载日。自文公以前，记载日的共二百四十九次；宣公以下，记载日的四百三十二次。年数大致相同，而日数加倍，所以知道久远遗落，不与近世相同。我私下认为公羊所谓“不记载日是因为久远，所见异辞，所闻异辞”，也是久远多遗落的原因。凡例规应当记载而不记载的，都是旧史的文辞，不是褒贬所需要的。例规应当记载日而不记载的，大概是因为遗缺；其例规不应当记载日而记载的，都是有意的。义理各自见本传。杜元凯说：经首不记载王者，是因为王室不颁布历法，所以不记载王。检寻二百四十二年，除了桓公之外，应当年首之事，没有事情在应当记载时的例规而记载王的，也没有事情在应当记载日月的例规而不说的，则知道自缘史体成文，与历法无关。
卽位
凡是国君卽位都不记载日，因为必定是朔日故。只有定公因为昭公的丧事，六月才到，所以记载日，以说明其既殡而卽位，且志非常也。
郊庙
凡是郊祭及庙祭，都记载日，是敬重大事。有的不记载日的【只有僖公八年七月禘于太庙不记载日】，是阙文。其泛泛叙述郊庙，就不记载日，不是祭祀的缘故【指卜郊及丹楹等】。其雩祀是为了记载旱灾所在，而不是正祭，所以记载月而不记载日。其社祭自有定日，其他所载的都是杂事罢了，所以也不记载日【杂事指鼓用牲等】。
婚姻
凡是婚姻礼，初往纳币及逆女，不知道是否定成，所以依聘例记载时。
凡是迎夫人至国，